菏泽市图书馆

解放前，荷泽人民深受帝、官、封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逼民反，其势必然。仅清末至解放战争的百余年间，菏泽人民揭竿而起者此伏彼起，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百姓由自发武装变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形成了一股为自由而奋斗的中坚力量。
  一、捻军
  1841年10月（清道光二十一年），曹州境内就有捻军活动。捻军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它起源于“捻子”（又称捻党），每一股谓“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1853年 （咸丰三年）5月,太平天国将领林凤祥率众2万余由南京北伐至菏泽境, 菏泽的金庆即率百余人起义迎接太平军。公元1854年（咸丰四年），曹州捻军“并十三捻为一捻”，人数达3000余人，驻扎在菏泽、巨野、郓城交界的沈家口一带，积极抗击清军。
  1861年（咸丰十一年），地方练勇与团总发生尖锐矛盾，愤而参加捻军,捻军声势大振，曹州境内即达五六万人，其中60%驻扎在荷泽境内。倪和尚（外号小阎王）曾带万余人围攻曹州;刘占考带万余人自沙土集开拔，直逼曹州（菏泽）城下，“曹郡闭关20余日，吏民不得眠食，皆无人形，势几陷”（清光绪十一年本《菏泽县志》）。后僧格林沁援军至，始解围而去。是年2月，菏泽捻军赵浩然部与僧格林沁激战于李庄集、高庄一带，击毙清二品顶戴察哈尔总管伊什旺布等。
  二、大刀会
  1894年（光绪二十年）,曹州境内就有义和团的大刀会活动，发展迅速, 后被曹州知府毓贤残酷镇压，首领刘四端被杀，活动转入低潮。1900年 （光绪二十六年），大刀会在荷泽又起。传习武场先在农村，后迅速发展到城市。城内山西会馆（现潘隅首北路东）设有总场，以王建德为教师，并不断宣传鼓动，扩大会众队伍。其子天祥、天禄均不断赴各处教所，公开活动。一时，农村大部分青壮年都加入了大刀会。当时天主教在荷泽横行
  霸道，群众对此愤恨无比。那时有这样的歌谣：“不怕龙，不怕虎，就怕洋人的‘狗’无事生非咬一口，看见洋狗'躲着走”（“狗”指天主教的爪牙）。光绪二十四年二月间，就有童谣：“你举枪，我举刀，三三四四（指6月8日）杀羊（洋）羔”；“七家面，八家水，八个十五烧洋鬼（八个十五是四个月）“。在全国反帝运动的影响下，菏泽大刀会终于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8日爆发了毁教堂事件。大刀会影响日益扩大。据旧《菏泽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秋，大刀会起于沙土集、田桥、半截堤一带，李二更心率30余人捣毁教堂，吊打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后李二更心被监毙）；不久又有张学让（外号“老大王”，鄄城桑堂人）领数十人围攻田桥天主教堂，死伤10余人，又转而攻朱楼天主堂，教主朱孝连吁请城内清兵20余往援，败大刀会于白虎集。
  附：大刀会毁教堂事件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6月8日下午2时许，菏泽教堂门前先聚集10余人。之后愈集愈多，群情激愤，欲破门而入。教堂大门原有两个县队士兵守卫，他们见群众来势汹涌，荷枪而去。于是群众一拥而进,院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开始砸门窗玻璃，继而往外搬运桌、椅、床张、家具；倏时一空。接着大刀会会众攀登屋顶掀砖揭瓦；城里的大刀会首领田玉春、王建德均亲自参加。群众“掀啊，掀啊”的呼喊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他们边掀边喊，争先恐后。至三四点钟时，城外大刀会大队人马也陆续涌入城内，教堂院内几不能容，楼顶屋檐匍匐如蚁，拆下来的木料均为城内市民抬去。至傍晚时，教堂房屋全部拆光，仅剩残砖碎瓦，人方四散。
  事件发生时，镇台龙殿扬因公赴省，知县陶振宗赴龙王冯“求雨”，城内只有一个府官邵承照。他认为众怒难犯，不敢镇压，因此在拆教堂时，无人过问。
  当天晚上，县令陶振宗闻讯赶回。为维持局面，在掌灯之际，亲自率役前往镇压，但已寂无一人。次日票拘邻教堂居住的青壮年30余人,责打拘押数月始放。田玉春被判刑8年，王建德逃避乡间。
  事件发生后，朝廷屈服帝国主义压力，府、县官各罚银1万两，群众罚银2万两（详见“大事记”）。这4万两银子的罚款均交给天主教堂另行建堂。自此以后，天主教的凶焰益涨，压迫榨取群众的罪恶活动较前尤甚，民、教的矛盾更加尖锐。
  三、长枪会
  长枪会亦称“一心团”，是清末民间的自卫组织，他们推举当地有声望的人做领袖，称为“练总”。因练总的产生来自基层，比较与群众接近，这就逐渐形成官（团勇）民（练勇）两派不同性质的地方实力。
  咸丰初年，菏泽官府为防捻军，募长枪会群众数千人,有事率以御捻，无事可以回家。由台司动支部分廩给，名为“练勇团总以其不利于己，胁迫官府停其禀给。长枪会首领郭秉钧、焦桂昌等因练勇停止禀给，又遭团总欺压，群情激愤,于是联合各县会众万余人举旗“造反”。地方民团慑于长枪会威力，大部自行解散或加入长枪会。长枪会声势大震。1860年（咸丰十年），郭秉钧等连克郛城、巨野数百寨；荷泽、定陶、曹县等县，除县城外，大小村庄几乎全被长枪会所占，并围攻曹州府城20余日。1861年（咸丰十一年）5月，郭秉钧攻单县未下，又败于成武。11月清军僧格林沁部攻入郭的家乡郭家糖坊。除郭一人突围入捻外,全族被斩，家人均被钉死于城门上;长枪会声势大减。1862年（同治元年）6月，僧格林沁击捻军于荷、巨间，菏泽、定陶的长枪会援捻攻清军，不幸为清军所败。是月27日，会首李执信等1152人携战马150匹、火器500余件投降。长枪会遂一蹶不振。
  四、民团
  “民团”是在康熙年间就设置的一支武装力量，开始称“民壮”，也称“团练”（后来“团”与“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地方武装。关于“练总”情况见“长枪会”条）。咸丰年间，太平军和捻军蓬勃发展，清朝绿营军不堪为用，荷泽地方官府为防御捻军，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力量。这是地方团练所以走上政治舞台的社会背景。团总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靠近官府，不但可以派款募兵,而且享有生杀大权,因而大大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横行乡里，肆无忌惮，以致民怨沸腾。团总有县团总和区团总之分，区团总所辖武装数量不一，小者10几支枪，多者可达40余支枪。光绪年间的荷泽民团总局设在小隅首东路北。光绪二十年左右时的团总为周延祚（外号周老八）。他生活糜烂，权势显赫。据说他一顿饭要花费制钱四五千之多（当时可买500斤小麦），比县官的生活费用还高。公元1904年（光绪三十年），他的侄子周保弟继任团总，更是不可一世。因为他坠车伤腰，不能正坐，每出门即横卧在轿车的前面，故绰号为“周罗锅”。光绪末年，因提倡变法维新，试办地方自制，民团总局及团总名号取消。但团总在地方上的实际权势依然存在，直至民国5、6年还有其残余势力。
  第二节国民党地方武装
  一、地方预备人民自卫团
  1929年（民国18年），菏泽成立山东地方预备人民自卫团（即地方民团），任命朱振山为主任，直接管辖地方民团武装。地方民团的组织以当时的行政区作为基层单位。各区均设有区团正（即区长）、区团佐（即队长）负责带领团队武装。各区团队多者20余人，少者10余人，这是因为区团队的经费由地方随粮带征，多寡不一，故各区武装力量也极不平衡。区与区之间为了互相支援，互为声势，又建立了联防。如在荷泽西北的高压集成立了义聚,、岗峰、西河、德化、临河5区联防。在执行任务时，完全受区团正的支配。在名义上，这支武装是维持
  地方治安，但实际是镇压群众的反抗斗争，是地方豪绅的驯服工具。1932年（民国21年）下半年，由于推行实验县，这种制度始告结束。
  二、大、小王营
  1938年，日军侵占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逃至菏泽王浩屯一带。其部排长王惠民（即大王）、王崇喜（即小王、河南人）被菏泽县长刘澄宇收编，成立了两个营，即所谓“大王营”和“小王营”。后他们吞并了张筱山、李森亭的人马，又招收了大股土匪，如城东的苑云霞，城北的陈宣祉、刘殿启、韩光舜等，实力大增，约计有枪七八百支。1939年7月，日军犯菏泽，大王营、小王营均溃散。
  三、卞团
  1941年4月，孙秉贤在城东北安兴集收编土匪卞长久部，编为1个团,约千余人，卞任团长。1942年9月，卞团改编为保安18旅，约1500余人，但群众仍称之为“卞团”。
  四、张团
  抗日战争时期，张志刚为菏泽县顽县长，驻城西北高庄、李庄一带。因他曾任孙秉贤部团长，故称“张团”。1939年，张团有千余人。1943年，张志刚在城东北顺城一带扩充势力，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编为6个团和1个特务营。张自任旅长，并在芦庄设造枪所。
  五、警备队
  1946年9月，张奎生（张文光）任国民党菏泽县长，有直辖警备队843人，枪567支。张自兼大队长，卞旭第十三编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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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为大队副。各区、乡均设区、乡队。因区、乡有大小，人数也不一致。约计全县武装力量近2000人。
  第三节人民武装
  一、王浩屯抗日自卫队
  1938年10月中旬，中共党员于子元、刘齐滨、张燿汉等通过统战关系，争取了开明绅士杨履谦，在菏泽西南许寺村建立了王浩屯抗日自卫队，杨履谦任大队长，张耀汉任大队副。开始只有几十人，后发展到300余人。1939年10月合并于冀鲁豫支队特务大队。
  二、菏泽县回民支队
  1941年夏，在八路军东进支队帮助下建立。队长马从一（荷泽县西马垓村人，回民）。开始仅有9人，步枪5支。是年秋后，回民支队发展到50余人，钢枪35支。军分区派王安福（山西临汾人）任政治委员。1942年支队扩大到70余人，枪50支。1946年发展到127人，是年下半年编入第一野战军。该支队活动范围南到辛集、皇镇，北到郵城的吉山、引马集，东到巨野县的龙堰集，西到高庄、白虎，方园数十里。该支队为了迷惑敌人，不断改变番号，先后用过回民抗日游击队、回民连、回民支队、六小队、七小队等名称，而以回民支队的番号时间最长。回民支队总计参加大小战斗400余次，缴获敌人炮5门、机枪7挺、驳壳枪5支、步枪165支和大批粮食、弹药、马匹、服装等物。
  三、菏泽县县大队
  1941年1月在冀鲁豫支队帮助下，于菏泽西南部创建180人的县大队。大队长宋励华、政委孙亮廷、副大队长王增堂。他们还在6个区建立了区队，每队30—50人。1945年将各区队统编为县大队，共7个连800余人。
  四、南华县县大队
  1942年9月，组建了南华县县大队1个连，约40余人。后扩展到250余人，编为3个连。每连装备轻机枪3挺，经常活动在高庄一带。曾配合主力在李庄集一带打击了顽军张子刚2000余人的4次抢粮。1943年4月，荷泽日伪军在南华县李庄集建立据点，号称“山东第一楼”，是南华县游击活动的一大障碍。炮楼仅建22天即被县大队配合二分区主力七团一举攻克，俘敌200名，毙伤18名。1945年8月26日夜县大队突袭菏泽城西大桥据点，生俘伪小队长以下官兵54人，县大队无一伤亡。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县大队又组织“反攻连”。开始180多人，后扩大到300余人，于是又改建为南华独立营。
  五、临泽县县大队
  1943年11月，临泽抗日县政府组建了县大队，共300余人。1947年2月28日，县大队在菏泽东北刘集歼国民党还乡团42人，3月消灭敌一个区部，毙敌10余名，俘敌20余名。3月6日，又配合主力，在都司集伏击敌汽车队，缴获汽车24辆，毙伤敌百余人，俘敌137人。第四节民间武装
  一、红枪会
  1921年（民国10年），农村始有红枪会出现，此组织是在菏泽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菏泽地区自1924年（民国13年）“曹州独立”至1928年北伐战争，五年间，地方秩序大乱，盗匪蜂起，于是民间就自发组织红枪会以自保。发起人为侯店村侯复元。他趁21军大量收容土匪之机（董四老鸹、张华胜等大股匪众均被收编），地方无大股匪乱，迅速发展了红枪会。这时的红枪会已不是专靠红缨枪，也有了大量新式步枪，盗匪活动的区域多被红枪会占据；小股土匪多畏而远飏，不敢活动。红枪会对镇压匪乱，维持社会治安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日军侵占菏泽后，逼迫侯复元召集会众参加日伪武装。侯复元外惧暴力，内惭清议，终致抑郁而死。侯死后，一些红枪会头目名义上打着抗日旗号，暗地里勾结日伪汉奸，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菏泽县人民公安局一网打尽，大小头目30余人全部被处决，会员大部悔过自首，退会从良。
  二、义民队
  1918年（民国7年），刘长久、张四奎、张四圣、谷德林、白脸王三、梁玉环、油清海等。聚众2万余人，并有匣子枪、六轮子、五洋钢（即步枪）等新式武器。他们的宗旨是“杀富济贫”，如张四圣的旗帜上写着“顺天王张四圣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群众称他为“张善人”，称刘长久为“刘善人”。他们斗争的对象是群众痛恨的贪官污吏、恶霸地主；群众恶感不大的中、小地主则可以安居无事。他们的斗争方式主要是“架票”（以人作抵押，出银方可赎回）。架的“票”多是地主的家长，或是最娇养的小孩，一般不架妇女。他们的内部纪律是：不虐待被架的“票”；不准采花盗柳；不准抢拿东西；不准压迫百姓，委托贫苦百姓办事要付给代价。因之，他们在农村劳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当时农村有歌谣云：“五洋钢、六轮子、打着小舅子要银子”，表明对他们的拥护和对地主的憎恨。
  1920年（民国9年），刘长久、油清海率众在刘庄口黄河发生险情的千钧一发之际，带领群众投入抢险，历时3个月使险情转危为安。此项义举,深得荷泽县广大群众的拥护。群众称之为“义民队”。李村镇胡集村有个贫苦农民，外号叫“瞎老稳”（姓刘）的，1963年访问他时已70多岁，两目失明，在民国7、8年间，曾多次得到油清海的救济而得以维持生命。
  不久，刘长久在鄭城县的箕山、水堡一带聚集各股共2万余人，准备到枣庄、临城一带进行大规模的活动。行至望口山，被山东省第五师阻回、白脸王三阵亡。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分股活动。此时地主武装“杆子会”乘机而起，油清海被杆子会扎伤12处, 仅存性命。活动转入低潮。
  至1921年（民国10年），兵痞流氓视此为发财捷径，参加者日多。他们纯以金钱为目的，有钱的被“架票”，有物的遭抢掠，不择对象，贫富兼扰，为广大群众所痛恨。
  附：义民队治河1920年（民国9年）夏秋季节，黄河河水猛涨，菏泽西北刘庄以北堤防坍塌大半，决口在即。菏泽官府以刘庄属直隶为借口，听之任之，无动于衷。群众目睹此险情，焦急万分，不少人跑到河堤，面向咆哮的洪水叩头礼拜，祈求河神（河大王），以冀幸免。
  这时刘长久（鄄城县刘庄人）、油清海（菏泽县油楼村人）带领600余人，于7月中旬来到海头、皇庄一带活动，亲眼看到情况的危急，于是置自己生死于不顾，立即投入黄河险工的抢护。他们乘大名道道尹兼黄河河务局局长张昌庆、黄河南岸河务分局局长业XX（混号“业二兔子”）、黄河南岸河防营营长韩义X到工地视察之机，带领弟兄20余人，到工地冒死请愿。张昌庆以物料困难为借口推诿拒绝。“匪众”头目张黑五看到这种情形，怒不可遏，用枪指着张昌庆吼道:“小道（尹），小道（尹），钱都弄到你家去了，你小子不怕黄河开口子！好,如果刘庄开了口子，我找你算帐!”说着往空中连发两枪，以表示愤怒。
  张昌庆在强大压力下，答应筹款抢护，而筹备物料的困难却推给了刘长久、油清海。
  刘长久、油清海立即派人四处筹备物料。他们采取的办法是：
  1.打破分区治理用料的界限，发动和带领沿河一带群众，到山东段河堤岸砍伐堤柳（堤柳是沿黄河堤岸栽植的防汛护堤的），并指派地主富农的牲畜车辆运送工地。
  2.根据秸料新陈不接的情况，指挥背河一带村庄，将现有高粱地登记造册，托穗留杆，“号”料备用，事后发价。
  3.发动沿河贫苦群众运送物料, 根据运送的多寡、远近发给现款。
  自7月至10月，历时3个多月，险工处均修做了坝帚和护岸。河堤终于化险为夷，沿河百姓都亲热地称他们为“义民队”。
  义民队的举动受到群众的称颂,但却为统治阶级所憎恨。大名道尹张昌庆对张黑五的威吓，始终怀恨在心,时刻想剿灭义民，施行报复。在刘庄险情抢护平稳后，就调来马队一营，进驻东明县，并与临卜集驻军团长张福堂取得联系，又唆使东明县境内的地主武装杆子会配合“围剿”。
  刘长久等闻讯后，即转移至东明县西北的高村集、西南的刘楼等地。后被骑兵队和地主武装联合围攻，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隐避。张黑五行至长垣县境时被张昌庆捕获，残酷地把他的肠子抽出致死。
  第五节地主、土匪武装
  一、还乡团
  1947年，南逃的不法地主，随国民党新五军北犯而回到菏泽。他们对共产党仇恨极大，纷纷组织还乡团进行阶级报复。有的编入张奎生、卞旭亭的县大队，有的编为区小队，驻在城周围。城北小留一带有刘振林；城西南万乾集一带有“贾大个”（其名不详）；城南有李清岱、李复文、刘淑华；城东南有庞海亭。他们各自率领百余名或数百名匪徒。当国民党正规部队“扫荡”时，就充当急先锋，一方面当向导，一方面破坏中共组织，抓捕中共人员。当时凡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就要被逮捕，被枪杀。各区还乡团人数不一。
  二、家丁
  “家丁”，是为地主看家护院的私人武装。白天地主外出时担任警戒,“保护”其安全;夜晚为地主轮流值夜,防备“土匪”绑票。家丁的多少，随地主土地多少而不等。地主越大，家丁越多。大屯村地主李效致，仅有地一顷多，即有长短枪3支。
  三、联庄会
  联庄会是抗日时期的地主武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地主，防止被“绑架”，阻止共产党的发展。当时全县几乎一个村一个分会。村设分会长, 几个村或几十村设总会长。城东方总会会长马鲤亭（正）、吕锡箱（副），辖黎明、永绥2个区，有枪80余支，后被共产党游击队收缴。
  四、股匪
  1918年（民国7年），李二爬子、刘克七、王金妮等聚众近万人，在城东北大肆抢劫，并扬言要攻打菏泽城。军门方玉甫闭门惧战，并上书省府求
  援。后张培荣任军门，率3个骑兵营、2个步兵营千余人、火炮12门进行围剿，匪始溃散。1924年其残部为吕秀文收编。
  1921年（民国10年）前后，李效参（郵城阎什口人）、郭德寿（都司集人）、张华胜（都司集乔张庄人，外号“秃碰”），拥乌合之众数百人，后为奉系军阀张宗昌“招安”。
  北伐战争后期，由于战争连年，枪支散失民间很多，到处是败兵游勇。他们多出身兵痞，不事劳动，因而集股为盗，抢劫掠财，社会治安大坏。1926年（民国15年），土匪石大麻子（阎什口人）曾聚合一二千人，并拥有迫击炮。一次他曾派百余人偷偷从城墙爬入菏泽城内抢劫，但忘记打开城门。后被驻军追捕，大部被堵于城门洞内，有几十人集体被杀于火神庙南。
  1928年（民国17年）正月灯节后某日，杆匪王云会（辛集镇孔集人）探知城内空虚，纠合匪伙200余人，快枪百余支，乘夜从东北城角爬进城来抢劫。时城内只有一连驻军，情势异常危急。驻军师长张兴科（岀发未在城）的太太席XX,携现洋数百元到连部分散给士兵。士兵得奖后始奋勇迎击，在东门下击毙20余人（王云会也在内），匪徒方溃散。
  抗日战争期间，土匪黄尔骙、刘伦廷、魏乃新等各率百余人，自荷泽城东北抢到菏泽城西南，几乎全县境都有他们的罪恶足迹。
  1948年9月，菏泽解放，国民党驻军南逃，敌县长张奎生部700余人成为零散股匪，在城西解元集、五霸岗、包旗营一带袭扰抢劫。人民政府于是年11月初派队清剿，经月余追捕，俘匪百余名，缴长短枪70余支, 起岀隐藏长短枪60余支，自首投降匪众80余名，残匪南逃。
  1950年全县发现股匪36股，匪众近200人，长短枪90余支。至年底共捕获匪首24名、匪众184人，剿灭傅光先等股匪12股，缴枪14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