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图书馆

清末，实行中央集权制财政，地方赋税收入的上解、留用由中央统一制定。
  民国初期，仍沿用清朝旧制。1919年（民国8年）始建地方财政机构，开始划分中央、省、县级财政收支范围,各级收支自行平衡。1929年（民国十八年）后，民国政府管理征收赋税，军政开支由民国政府拨款。
  1941年春，抗日县政府建立，根据地内实行“自筹自给，分散管理”的财政体制。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日渐巩固与扩大，又逐步实行“自供自足”的财政体制。财政收入以实物（粮食、柴草）为主，货币为辅，支出也多以实物为主。如一般军政人员每人每天供应小米1.5市斤，青菜1市斤，油、盐各5钱，单衣1年1套，棉衣2年1套，棉被3年1条等。
  1949年，荷泽县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当年所征收的公粮和少量税收，按规定除用以保证地方人员供给外，结余部分全部上交。
  1950年，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所有收入全部上交，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核定，按月拨付。财政收支由建国前的以实物为主，逐渐改变为以货币为主。1954年实行收支“分类分成”办法，将财政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3种。固定收入有印花税、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车船牌照、契税、企业事业收入、其他收入。这项目的收入百分之百留给地方。固定比例分成收入有工商营业税和工商所得税，县级财政留成50%。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农业税和公债收入全部上缴，并作为调剂收入。支出按预算拨款，严禁超支和挪用。此体制适当扩大了地方机动权，使县级财政有了稳定的收入，调动了地方财政积极性。
  1958年试行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对地方实行“以收定支”的体制。同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化”后，实行两放（下放人员，下放资产）、三统 （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资金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的办法，把国家财政与公社财政混为一体，结果出现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内贫富队拉平，粮、财、物互调，经营管理混乱，财务管理岀现了“吃大锅饭”的偏向。此体制由于财权分散,不利于国家建设和公社经济核算，执行一年即告终止。
  1959年，为了扭转“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的错误作法，对国家与公社混合的财权进行清理分开，对平调的财物退赔补偿，下放的财权逐步收回。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调整后的财政体制概括为“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度”。这种办法，大大简化了计算手续，把所有地方收入与支岀密切联系起来，有利于发挥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
  1964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体制。节支部分县级有权使用，扩大了县级财政的自主权，本县财政状况有了好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财政体制仍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1968年改为“收支两条线”体制,收支不挂钩。这个时期财政管理一度混乱，财政纪律松驰。据统计，1966、1967年两年发放的“红卫兵”串联费达9・9万元，一直未能收回。
  1971年，实行了“定收定支，收支包干，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体制，扩大了地方财政权限和范围，增加了地方机动财力。其缺点是在年初确定财政收支指标时，难以做到完全符合实际。
  1974年，在总结以前经验的基础上，改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支另定比例分成，支出按指标包干”的财政体制。此体制的好处是使地方有了比较稳定的机动财力，但由于收支不挂钩，加之菏泽县经济基础薄弱，超收甚微。在支出指标不超过，收入任务完不成的情况下，上级仍给予拨款补助，形成财政管理上“吃大锅饭”的局面。
  1976年起，又改为“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加强了地方平衡财政收支的权力和责任。
  1979年，实行“收支两条线，超收分成，超支不补，赤字自求平衡”的体制。菏泽地区规定菏泽县超收分成比例为30%。
  自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 分灶吃饭，每年收支各递增50%, 一定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按照这种体制，菏泽县工商税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工商所得税、企业利润、农业税和其他收入为荷泽县包干收入，各部门的正常经费由县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安排。这样把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了地方财政的权力和责任。
  1982年中央对地方实行了“总额分成，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区根据1979年收支包干基数，确定给菏泽县17%的总额分成比例，长期“吃大锅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才告终结。
  从1985年起，实行新的财政体制，“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地区对菏泽市实行总额分成50%,不足支出部分，定额补助，并规定补助逐年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