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市图书馆

解放前，菏泽市土地制度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大量土地被少数地主占有,大部分农民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如城东新兴集任姓一户地主就占地45顷。诸如城东孔楼，城南何楼，城西南王浩屯，城西吕陵店、杜庄，城北小留集、高庄，都有占地几十顷乃至几百顷的大地主,还有众多的中、小地主，也都占有相当一部分土地。据1949年调査，全县总耕地为155.35万亩。其中地主占有46・6万亩，占总面积的30%；富农占有32.6万亩，占总面积的21%；中农占有62.5万亩，占总面积的42%;而人数最多的贫农仅占有10.95万亩，占总面积的7%。
  地主把土地以不同的方法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以榨取高额地租。其岀租方式一般分为小种地、大种地、课地、二八锄地、雇工等几种。
  小种地: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所需肥料、牲畜、种子、农具皆由地主负担，佃农负责耕种、管理、收获。收获的农产品佃农分三成,地主分七成。
  大种地:地主的土地由佃农耕种, 肥料、牲畜、种子、农具全由佃户负担，所收产品地主与佃户各半。因之又叫“二五分成”。
  二八锄地:地主的土地播种后，由佃户锄地、拔草和收割，收获的产品佃户分二成，地主分八成。课地：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事先言明向地主交纳粮食的数量、课地期限，定期交纳。除遇灾年歉收免赋税时，佃户可不交纳粮食，其余则一概如数交纳。
  雇工：一般分为长工、短工、季节工。长工是地主长年雇用的佃农;季节工是在某一季节雇用的临时佃农;短工是地主在收割耕种等农忙时雇用的临时佃农。地主除了管这几种雇工吃饭外，只给一点少得可怜的工钱。有时雇用童工，只给饭吃，不开工钱。另外，地主每逢婚丧喜庆之事，要佃户帮工，也只管饭吃，不给工钱，美其名曰“帮忙”。
  在封建土地制度的重压下，地主和广大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地主利用土地岀租和放高利贷等手段盘剥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过着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糜烂生活。南关厢地主袁万成虽仅有80亩地，却“娶”了5个老婆。南关朱庄地主朱其秀，有土地280亩，一家5口人，雇着一个做饭的、一个长工和7个种地的，对农民实行“二八”分的重租剥削，穷人借他的粮食或钱都是“驴打滚”的利。贫农王文兰借了他10斤谷子，只10多天就滚到35斤。
  广大农民过的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常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解放前仅南关厢逃荒要饭的就有309人，卖儿卖女的14家，1942年大灾荒饿死60多人，死绝的有10多家，外出逃荒下落不明的有王春英、张东海、吕金才、郭二妮、宋二白、彭树德等10几人。
  二、减租减息
  1941年至1943年间，菏泽抗日县政府、南华抗日县政府、临泽抗日县政府先后分别在各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又称“二五减租”，即在佃户原交租的基础上减少25%，过去多交的租子退还给佃户。减息，即减轻农民所受高利贷的剥削。当时的高利贷10个月为期的利息2〜5%;1个月为期的利息5%；1至3天的利息10%。到期不能还清本息的,则把利息“滚”成本，再按上述方法计算本息，故群众称之为“驴打滚”。借粮也是如此，有的借1斗还3斗或者4斗5升,最高的借1斗还8斗。所以很多人为此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减息规定：借1斗还1斗3升，借款一律按3分行息。这就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债务负担。继而又实行“增资增佃”，以提高雇工工资,增加佃农收入。
  三、土地改革
  1949年6月，菏泽、南华、临泽等县分别贯彻中共中央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土地改革运动展开。经过反奸诉苦、说理斗争，将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按照政策，留给地主、富农与农民同样多的土地，并监督其劳动。1946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重占菏泽城，土地改革暂停。1948年9月，菏泽第二次解放后，中共菏泽县委组织工作队全面进行“土改”运动。后经“土改”复査、“土改”补课，于1952年12月22日全部结束“土改”，并进行丈地评产，颁发了土地证。土地改革中，全县共没收地主与征收旧式富农的土地18.7171万亩、房屋4802间、农具2063件、牲口609头、长短枪357支。全县贫雇农民分得了土地,
  生产力得到了解放。据“土改”后的1951年调査，全县有耕地153.27万亩。其中地主占4.6万亩，占总面积的3%；富农占5.5万亩，占总面积的3.6%；中农占64.4万亩，占总面积的42%；贫农占78.77万亩，占总面积的51・4%。
  原临泽县西姚高寨土改前后阶级情况对照表土改前
  土改后
  四、互助合作
  互助组：1943年，菏泽县抗日根据地内出现变工互助组，它对解决战争与生产的矛盾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生产救灾中，试办一批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但因缺少牲畜农具，生产中困难很多。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分散的农户没有抗御的能力，不少人不得不把分得的土地卖掉，新的破产户时有出现。为避免新的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1950年，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经过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一些农户本着自愿互利、自由结合的原则组成了劳动互助组织。临时组、季节组、常年组等各种形式的互助组迅速形成。临时组和季节组属小型互助组，成员不固定，多在农忙时换工互助。常年组成员较固定，一般的有计划，有分工，有管理制度；有的农副业结合，有的增置了公共财产；分配办法是“论工找粮，牲畜找草”。至1953年4月，临时组、季节组逐渐变成了常年组。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1953年，在互助组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全市成立了9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称荷泽县九盏明灯。1956年，县委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问题》讲话，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到年底，全县初级社发展到1718个，入社农户达8.6229万户。初级社的土地为农民所有制，按土地和劳力进行分配，比例一般为地六劳四（即土地占六成，劳力占四成）、地五劳五、地三劳七等几种形式。牲畜、大型农具折价归社或租借给社，社员劳动记分。初级合作社的建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3年全县粮食总产36131万公斤, 比1949年增产16343万斤。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1956年全县成立121个高级社，入社农户2.9018万户，占全县总农户的23%;到1957年底发展到757处，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7.8%。高级社将土地私有变为集体所有；耕畜和大型农具折价归社；劳动力由社统一管理，实行评工记分，按工分计酬, 取消土地分红。夏、秋粮食分配按“人七劳三”（人口占七成，工分占三成）或“人六劳四”的比例，现金部分按工分进行分配。高级社的建立，克服了初级社土地私有和统一经营的矛盾，有利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公有财产的积累。但有的高级社的建立要求过急，步子过快，在一些互助组、初级社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也都转入高级社，入社农民对取消土地报酬和耕畜折价归公的作法只能勉强接受，加之基层干部经验不足，管理不善，曾出现过少数人闹退社的风潮。
  五、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15日，荷泽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牡丹乡人民公社建立。9月9日，又建立10处人民公社。到年底，全县共建立人民公社15处。
  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它政社合一，融工、农、商、学、兵各业为一体。
  随着“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的展开，农村也开始了“大炼钢铁”,要求群众将吃饭用锅等铁制用具（生产工具除外）全部“奉献”岀来，作为炼钢原料。接着，又成立了公共食堂，实行生活定量配给制，“吃饭不要钱”。男女劳力按军事体制编制，分别编为团、营、连、排、班。如：按年龄把妇女编为余太君队、穆桂英队、花木兰队；男人编为黄忠队、武松队等。老年人进幸福院，小孩子进托儿所、幼儿院。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做法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加之随后刮起的“一平二调”（即对集体经济平均分配，无偿调拨，收回存款）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生产中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极大浪费，集体财产损失殆尽。1959年5月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对“一平二调”的钱、粮、物清算退赔，“共产风”始有所收敛。
  1962年2月，市委落实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全市建起生产大队844个，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6513个。由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组织生产分配。按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相结合的方法分配粮食。一般是人七劳三，也有的是人六劳四。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粮食产量有所增长。1962年全市粮食总产1.7314亿斤，1965年增长到3.3074亿斤。
  “文化大革命”期间，错把集中劳动和平均分配当作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形成农业生产上的“吃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现象普遍发生，再加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执行纪律种田，把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些做法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多年处于徘徊不前状态。
  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认真贯彻落实了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对农村生产关系作了重大调整。1979年在部分社、队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在全县普遍展开。1982年农业生产获得突破性发展，粮食总产5.6805亿斤，比1978年增产1.0317亿斤。1985年粮食总产7・3494亿斤，人均占有829斤。多年来未能解决的群众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如胡集村，1978年全年总收入68万元，粮食单产551斤，人均口粮365斤，人均分配73元。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年总收入即达324万元，粮食单产1100斤,人均口粮提高到560斤，人均收入415元。现在该村拥有各种动力机械51台930马力，农用汽车3部，架设高压线40华里，灌溉面积6000亩，占总耕地的86%。现有林木100多万株，林木蓄积量2・1万立方，人均占有4立方。全村公共积累已达400万元。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重点户逐年增多。全市1982年有各类专业户、重点户72户,1984年发展到4505户。农民开始从单纯的种植业解放出来走向富裕之路。如胡集饲养专业户吴广才，过去全家一个劳力，生活极端困难。1983年养羊8只，1985年发展到养驴2头、牛1头、貂30只、鸡50只、母猪2头，年获纯利3000多元，新盖8间砖瓦房。该村酿造专业户朱孟连，全家5口人，3个劳力。自1980年开始, 他建立了家庭酿造厂，请2个亲戚帮工，利用传统技术，手工操作酿醋，当年获纯利4000元。在此基础上，酿造厂进一步扩大，建房10间、水塔1座, 并增添了1吨锅炉，雇了10名工人, 生产能力比原来提高5倍，年获纯利5万余元。第三编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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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胡集乡5个行政村农民收入情况表
  1985年胡集乡5个行政村农民负担情况表 单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