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图书馆

第一节 机构
  清末及民国警察机构 商河县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始建警察机关，称巡警局。翌年组办巡警，置巡官1名，统辖巡队，并增设警察教练所。1909年（清宣统元年），奉令添设区官，原巡官成为副职。1914年（民国3年），巡警局改称警察所，县知事兼任所长，置警佐1名，巡长1名，巡警20名，马警4名。1928年（民国17年），警察所改为公安局，裁警佐置局长，所属巡警分为三等警兵，均归局长管辖，共60余人。1934年（民国23年），公安局下设分驻所2处，共有官兵135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县政府南逃。
  人民公安机构 1939年7月，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锄奸部，置部长1人。1941年春，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冀南行署组织30余人锄奸队（亦称七小队）进驻商河。锄奸队受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协助锄奸部保卫地方政权建设，设队长1人，指导员1人，副指导员1人。1944年11月，商惠县公安局成立，置副局长1人，设侦察股、治安股、审讯股、秘书股、政卫队（1949年改称公安队）共130人。1945年9月建立看守所，同年11月，商惠县公安局改为商河县公安局。1946年秋，在魏家集、林家桥、左牛冯分别设立了公安分局。1947年县公安局整编，撤销上述三个分局，同时，分别在栾洼与南河头设立分局；在龙桑寺、殷巷、小街子、邵家、王家市子设5个公安派出所；在各区配置公安员1人。
  建国后，县公安局进行调整。1950年撤销所有分局、派出所，区公安员改称公安助理员。1956年县公安局增设户籍股。1958年全县10个公社均配置公安特派员1人。1961年9月，取消侦察股，增设政保股，将原审讯股改为预审股，原公安队改称民警队。1966年5月，分别在城关、贾庄、玉皇庙、潘桥、郑路、龙桑寺、牛铺、韩庙、殷巷、怀仁10个公社建立派出所，每所设所长1人，干警2～3人；同时，将民警队交县人民武装部管辖，实行义务兵制。1968年2月，在“砸烂公检法”的极左口号下，县公安局被取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商河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以下简称军管组）。1972年6月，撤销军管组，恢复公安局，下设政保股、治安股、预审股、秘书股、检察股（1978年5月并入检察院）及看守所。1974年增设消防股。翌年1月，县人民武装部将民警队交回公安局，恢复原公安中队（1975年改为武警中队，仍实行义务兵制），同时增设三车（自行车、马拉车、手推车）管理所。1983年5月，将“股”改称科，同时增设政工科、内保科、刑侦科，在全县22个公社建立派出所。1985年建立消防中队。1987年2月，交通监理站由交通局移交公安局，称交警大队。同年4月，增户政科、装备科、行政拘留所、法律政策研究室和城镇治安队。1990年2月，建立城区公安分局，设局长、副局长、政委各1人，公安干警2人。1990年底，县公安局设局长1人、副局长4人，教导员1人；设公安分局1处；有政保、治安、预审、秘书、消防、刑侦、政工、内保、户政、装备10个科和看守所、三车管理所、行政拘留所、武警中队、交警大队、消防中队、法律政策研究室及21个乡镇派出所，有干警329人。其中正式干警176人，合同制民警153人。
  附：伪警察机构 1939年8月，在日本侵略军扶持下，伪商河县公署成立警务局，设警务、特务、保安3个系。同年10月，警务局改称警察所，增设督察系、警法系、经济系；在龙桑寺、杨庄铺、栾洼、黄屯设一、二、三、四分所；在县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设派出所，共有官兵150余人，1941年12月，伪警察所分别在南关、前坊子、岳桥、白集、殷巷增设分驻所，官兵增至217人。1944年秋，伪警察所增设纠察队。1945年9月商河解放时伪警察机构被歼灭。
  第二节 社会治安
  剿匪 1945年商河解放前后，部分地主、恶霸、土匪逃往济南。1946年4月，他们勾结汉奸匪特组成还乡团（亦称小组子）潜回商河，明袭暗杀，敲诈勒索，疯狂进行阶级报复。至8月，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群众162人，抢劫大量民财。当时返回商河的还乡团计有15个团伙，约600人。其中马宗波等100余人活动在商惠边界；王大海等60余人活动在城关、杨庄铺、玉皇庙一带；李太吉等40余人，活动于潘桥一带；王同殿等50余人活动于殷巷周围；此外，尚有部分较小的团伙。同年8月，人民公安配合当地驻军，对这几股匪特进行捕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经过20多次战斗，击毙匪特95名，俘虏96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15枝，匣子枪5枝，折枪15枝，子弹950发，手榴弹多枚，法币230多万元。15个团伙全部被摧垮。
  取缔反动会道门 商河县的会道门从清嘉庆末年始传入，至解放初有一贯道、圣贤道、红枪会、皈一道、一柱香道、老爷道、大岭山道、天元会道、九宫道、黄门道、无极道、中央道、万国道德会、一心天道等14种。有道首245名（红枪会道首未统计在内），道徒10万余人。其中以圣贤道、一贯道、红枪会最为猖狂，他们人数多、分布广、反动性强。建国后，县委、县政府自1950年4月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宣传，1951年5月26日，县委印发《继续深入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意见》。县公安局于1953年3月5～8日，对所有会道门进行登记。据两个区的资料统计，4天内自动到公安局办理登记手续的31名，未登记而向人民政府表示悔过的6名。对拒不登记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彻底予以取缔。自1954年冬至1955年秋，破获反动会道门案件5起。取缔工作于1955年底基本结束，共逮捕反动道首153名，其中19名罪大恶极者被处决，125名被依法判刑，一般道徒经说服教育后自行解散。
  镇反与肃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残留在商河县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地主和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制造谣言，暗杀革命干部，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并准备武装暴乱。八区王素还村反革命分子康绍信，一次杀害本村军属王秀皇全家3口及村干部1名。镇压反革命已成为全县人民的迫切要求，1951年4月商河县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决议》，是月镇反运动在全县展开。5月10日，全县统一大搜捕，抓获多人，20名反革命分子被枪毙。同年6月，县委制定《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计划》，成立镇反宣传委员会、清理积案委员会、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镇反更有计划地进行。每发动一个战役均经历宣传发动、调查摸底和检举揭发3个阶段。为推动运动开展，县法院在各区召开公审大会14次。至1956年镇反运动结束时，全县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669名，112名投案自首，其中镇压（处死刑）121名，依法判处死缓5名，无期徒刑2名，有期徒刑184名，交群众管制116名，宽大释放353名。
  镇反运动结束后，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县委于1956年成立肃反领导小组并建立办公室，在机关、学校、企业、合作社和事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至1959年底结束。全县共清理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183名（含原乐陵县），其中党政部门13人，文教系统99人，卫生界13人，财贸系统27人，工交系统31人，全部依据政策作了处理。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建国初，全县有“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9085人。1951年起，公安机关对其实行监督改造。1952年7月，根据公安部关于《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所有“四类分子”进行依法管制，由所在村基层治保委员会执行。1956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结合基层普选工作，将7860名“四类分子”吸收为正式社员，占总数的95％。1958年春，对吸收入社的“四类分子”进行复查，表现不好的和没有入社的，交群众监督劳动。同时建立年终评审制度，对连续多年表现好而有突出成绩者，由县公安局批准摘掉“四类分子”帽子，恢复其政治权利与自由。至1978年底，全县实有“四类分子”3248人，其中地主1468人，富农1434人，反革命分子160人，坏分子186人。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将剩余的而且已经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为199名错划、错戴的给予平反，只有22人继续实行监督改造（其中7人为缓摘帽）。同时将4228名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一律公布为社员成分。1983年又为剩余的22名“四类分子”摘掉帽子。
  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后，县公安局开展过多次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1955年根据中央关于集中搜捕刑事罪犯指示，8月23日进行统一搜捕，共捕获各类刑事罪犯36名，同年11月17日进行第二次统一搜捕，捕获各类刑事罪犯34名。1958年5月，对流窜犯罪分子和身份不明的人进行统一拘留审查，逮捕刑事犯罪分子45名。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公安局针对当时社会治安松懈、刑事案件上升的情况，加强刑侦力量，于1981年5、9、11月，开展3次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重点是打击流窜犯罪分子。共破获大小案件115起，逮捕刑事罪犯49名，其中团伙3个，成员45名，缴获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0000余元。
  198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县委成立严打指挥部，建立专门办公室，县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密切配合，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斗争历经3年零5个月，组织实施3个战役，1987年1月结束。“严打”中，收到群众检举信130件，12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85起，逮捕各类犯罪分子576人，挖出犯罪集团24个。1989年以来，县公安局认真贯彻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活动的意见》，对外地流入商河的妇女儿童进行摸底调查。至1990年底，共惩治各类人贩子35人，解救出被拐卖的妇女儿童85人。
  第三节 户籍管理
  商河县的户籍管理工作，早在明代就有记载。明行乡里制，每10人为1甲，10甲为1里；乡则按里之多少而定。1522年（明嘉靖元年），全县共68里，9936户。清改为里约制，后又改为保甲制，1830年（道光十年），全县共46保，474甲。1931年（民国20年）改为闾邻制，5户为邻、25户为闾。日伪统治时期，复为保甲制，宪兵特务经常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和残害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
  1945年商河解放后，县公安局对全县户口重新清查。共51561户，267883人，同时清查出伪军政人员237名。1950年县人民政府成立户口登记委员会，采取“自报公议”的形式，对全县逐村逐户进行登记。1951年7月，根据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全县普遍建立户口册簿，制定户口迁出、迁入、出生、死亡4项申报制度。1956年县公安局成立户籍股，进一步完善了户籍管理制度；同年4月，农村户口登记管理由民政部门移交公安部门，同时在机关与企业单位设置专职户籍员，除坚持上述4项制度外，新增对收养、婚嫁等项的登记与管理。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凡建立公安派出所的人民公社，户口工作由当地派出所管理，未建派出所的公社，由人民公社委员会管理。1966年5月，全县10个公社户籍管理工作由公安派出所负责，另外12个公社由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户口管理一度混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加强。1984年全县22个乡镇的户口管理均由公安派出所负责。县公安局为提高户籍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举办了户籍员训练班。同年，对全县的临时工、合同工进行全面调查，统一办理临时户口和暂住户口登记手续。1987年4月，县公安局成立户政科，加强对列管重点人口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将列管重点人口分为一至六类，分别管理。同年5月，对全县年满16周岁以上的人口，全部办理居民身份证。至1990年底，登记列管重点人口2039人，暂住人口2885人，颁发居民身份证358561个。
  第四节 监所管理
  清朝，设典史署在县治二门内（现公安局址），置典史1人。1911年（清宣统三年）改名为典狱署。1924年（民国13年）改为管狱署，设管狱员1人，看守工役8人。1929年（民国18年），管狱署改称看守所，管狱员改称所长。1936年（民国25年），在县治大门内（今县府西南角）建造监狱，有男监、女监、教诲室、看守室等共43间。1938年日伪政权建立后，在县城东门内（今实验小学）设监狱12间。清至日伪时期的监狱，囚室简陋、条件极差，又由于狱费囚粮紧张，加上官吏狱卒的贪婪，大部分囚犯缺衣少粮，靠家庭送养生活。因饥饿、疾病而死于监内者屡见不鲜。
  1945年商河解放后，县公安局对旧监狱重新修整，改建成看守所。1968年在原文庙旧址新建看守所18间。1984年看守所移于永安街。新建看守所建筑面积442平方米，设有放风场，监室阳光充足，空气畅通，内装电风扇等。县公安中队担负看守所任务。看守人员坚持文明管理，实行人道主义，对人犯注重教育和感化。各监室订有《大众日报》、《农村大众》和《中国青年报》，购置了收音机、扩音器，按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每季度请公、检、法、司四长轮流对人犯进行政治教育。生活上每人每月生活费17元，每逢节假日改善生活，仲秋有月饼，春节吃水饺。监室内每月一次大扫除，保持室内清洁卫生。夏季分清凉油、风油精，高温天气备有绿豆汤。多数在押人犯表示认罪悔过，重新做人，1990年有25人自动写认罪书。到1990年底，商河看守所已连续16年没有发生人犯行凶、死亡、暴狱等重大事故。济南市公安局为其记三等功1次。
  第五节 消防
  清末和民国时期，商河县无消防管理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县消防工作由公安局治安股负责。1974年县公安局建立消防股，设股长1人，干事2人，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消防宣传，对全县的重点防火单位实行定期检查。每到麦秋和收棉季节，即分赴各公社督导各打麦场与棉花加工厂落实防火措施。至1980年，还逐步在工厂、企业和公社建立起义务消防队14个，队员600多人。1985年商河县第一个专业消防队——商河县公安消防中队建立，队员为义务兵制，共22名，隶属中国人民警察部队。配备消防车2部。公安消防中队建立后，坚持“以防为主，以灭为辅”方针，分3个班轮流执勤。1990年底，全县有专职消防干部25人，队员140人；义务消防队38个，队员2400人。配备消防车9部，消防训练塔1个，消防挂钩梯6个，灭火机2100个，消防用水塔8个，DK—1型灭火装置6个，机井54眼，消防桶820个，消防机动泵46台，灭火水龙头230个。全县的21个重点防火单位的99处重点防火部位，均配备专职队员及主要防火设施。1985～1990年，消防中队共参加灭火37次，为国家减少经济损失11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