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图书馆 内容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指引下，全国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通过学习，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有了一切，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丧失一切；路线问题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三十五年前文化战线上发生的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进一步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口号，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对于提高我们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周扬一伙说：“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影响”。①他们还说：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
“国防文学”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口号？它究竟是“保卫祖国的文学”，还是卖国文学？是“救亡文学”，还是汉奸文学？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还是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是一个必须弄清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国防文学”是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文化战线上的一次大搏斗。这场论战是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而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一再教导全党同志要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指出“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立场，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和独立自主原则；不但要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更重要的是发展阵地。这是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思想。
王明、刘少奇等一伙叛徒，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消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完全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搞“合二而一”。正是在这个时期，叛徒、特务周扬一伙抛出了“国防文学”口号，鼓吹“国防文学”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②，是具有“全民族的性质”③的文学。“国防文学”的黑旗一扯起，“国防音乐”、“国防电影”、“国防戏剧”等便接踵而来，喧嚣一时，好不热闹。而它们的共同理论基础，就是鼓吹反共卖国、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
为了给“国防文学”打气壮胆，叛徒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亲自出马，化名“莫文华”，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④鼓吹“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⑤，大肆兜售投降主义黑货，充当了周扬一伙的黑后台。周扬之流得到了主子的直接撑腰，更加有恃无恐，按照主子王明、刘少奇的腔调，进一步鼓吹“国防文学的范围应当放得更广大”。⑥他们完全以国民党奴仆的身份，说什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不应提出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应是“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⑦，无产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⑧。这无疑是在公开拍卖无产阶级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
难道不应当提出领导权问题吗？不对！无产阶级“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并且牢牢地掌握革命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共同”、“一致”可言。毛主席明确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周扬之流鼓吹所谓“共同负责”，不要无产阶级“去要求领导权”，其实玩弄的正是国民党“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反动把戏。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反之，模糊了党的立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毛主席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王明、刘少奇以及周扬一伙，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就是跟随蒋介石一同去反共卖国，而使抗战失败。无产阶级如果依了他们，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和周扬的“全民”牌“国防文学”口号相反，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执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作家应当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的这些话，打中了周扬一伙的要害，是对“国防文学”的有力批判。
“国防文学”是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国防文学”炮制者既然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必然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鹰犬和走卒。这是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反动政权，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政权。在文化上，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反革命的“剿共”政策，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表现为“限共”、“溶共”政策。周扬一伙在三十年代以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参加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一九三六年以后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为国民党的“限共”、“溶共”政策效劳，成了资产阶级顽固派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周扬们所鼓吹的“国防文学”，实际上也就是企图实现文化上的资产阶级独裁。国民党反动派歇斯底里地叫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要“共产党投降”，“收起共产主义”，周扬之流就下令“普洛（按：即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⑨，“‘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大言壮语也应该可以迹敛了”⑩，并声称“我们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但现实本身的教育的意义，却也是不能忽视的”⑪。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徽章”应该摘下，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丢掉。请问，那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地位，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这不正是国民党的“限共”、“溶共”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吗？周扬之流，就是企图通过“国防文学”，剥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战斗的权利，把文学限制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许可和满意的范围之内。你不同意吗？那你就是“宗派主义”，这完全是一副反革命专制主义的帮凶嘴脸。周扬们口口声声“国防文学”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说穿了，这个“大多数”不过是周扬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周扬们所担惊受怕的不是别的，就是怕“吓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怕资产阶级失去了领导权。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帮助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推行“一个主义”，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新民主主义论》）周扬之流鼓吹“国防文学”，为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摇旗呐喊，丝毫也不能阻挡革命的前进，丝毫也无法挽救国民党反动派必然覆灭的命运。
“国防文学”是蒋介石反共卖国宣传的工具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一再宣扬题材要广泛，不是“国防”的也要写；一再鼓〓“创作自由”，而且“这自由是无限的”。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宣扬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卖国主义、颓废主义和叛徒哲学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充斥舞台、银幕。真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乌烟瘴气。这样的“国防文学”，完全是蒋介石反共卖国宣传的工具，是日本帝国主义毒化中国人民精神的法西斯宣传的工具。
拉开“国防文学”的幕布，让我们看一看在“国防文学”舞台上活动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吧！这里有：为帝国主义效犬马之劳，并与八国联军头子私姘的汉奸妓女（夏衍《赛金花》）；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一退再退、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一群国民党兵痞（田汉《芦沟桥》）；背叛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投降敌寇的无耻叛徒（阳翰笙《李秀成之死》）；从狗洞里爬出来，颓废、堕落，感到已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的假革命分子（夏衍《上海屋檐下》）；等等。这就是“国防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这就是“国防文学”鼓吹者和炮制者们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国防文学”不是汉奸文学、卖国文学又是什么！周扬一伙正是用这样的“作品”作为投降敌人的见面礼的。
更恶毒的是，他们露骨地嚎叫着“国家至上”，颠倒历史，疯狂地吹捧投降卖国、积极反共的独夫民贼蒋介石。田汉的黑剧本《最后的胜利》。为蒋介石大唱赞歌。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四条汉子”拼命为蒋匪帮歌功颂德，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们作为蒋家王朝走狗的丑恶面目而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国防文学”的炮制者们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必然攻击和污蔑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主力军工人、农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新民主主义论》）可是在周扬之流的笔下，人民群众统统被写成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阶级觉悟，丧失抗战斗志的“群氓”，他们或跟汉奸拉拉扯扯，或匍匐在地主脚下，或向国民党兵跪下请愿。但是历史是不容颠倒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凯歌。（下转第三版）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和炮制者们如此自觉地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的宣传工具，是因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等。鲁迅早就揭露，周扬之流是“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半夏小集》）；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样一伙“敌人所派遣”的别动队，死心塌地地利用文艺为国民党反共独裁统治服务，是毫不足怪的。田汉这条癞皮狗，不是从狗洞爬出，便写了“国防戏剧”《芦沟桥》，大肆歌颂国民党军队，歌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吗？阳翰笙不也是叛变投敌以后，写出了歌颂叛徒的剧本《李秀成之死》的吗？叛徒爱叛徒，奴才效主子。“四条汉子”之流早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国防文学”不过就是“国民党文学”的别名而已。关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反动派也供认不讳。一九三七年一月，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公开支持的反动刊物就说过：“‘国防文学’早经全国作家明显的或暗中默默承认了”。⑫
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以“两个口号”论争为标志，体现在文艺界的这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决不只是文艺问题的争论，它深刻地反映着党内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激烈搏斗。在这场搏斗中，王明、刘少奇叛徒集团，上上下下几乎倾巢出动，他们或站在幕前，或退居幕后，有时凶相毕露，有时貌似公允，不断变化手法，宣传他们的反动主张，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正当鲁迅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周扬一伙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时候，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却叫嚷什么两个口号的论争是“浪费气力”，使人“失望”，应当立即“休战”，妄图转移这一场原则斗争的目标，为声名狼籍的“国防文学”大帮其忙。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论争既然挑起，这个“战”是万万“休”不得的。王明、刘少奇、周扬这类政治骗子，内外串通，干下的一桩桩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他们真想休战吗？否！就在他们高叫休战的时候，不正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进攻，公开宣战吗？他们把“国防文学”吹嘘成是“驳不倒”的唯一正确的口号，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污蔑成是“宗派主义”，这一褒一贬，他们的反动面目何等鲜明！他们不仅当时没有休战，就是解放后，不是还在不断地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吗？不是还在新形势下改变策略，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他们这伙混入革命阵营的蛀虫，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一有时机，就兴风作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事实无情地粉碎了休战的谎言。
一九五七年夏，周扬一伙主持下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名义上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和冯雪峰、艾青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借机攻击鲁迅，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周扬一伙的干将夏衍首先跳出来，煞有介事地把两个口号的论争，说成是“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愤愤不平地叫喊“我们几个人（按：指“四条汉子”）被诬陷了二十年”⑬。他们肆意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硬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假鲁迅先生之手打击左联，打击地下党”。⑭他们反攻倒算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紧接着，他们又通过《鲁迅全集》的一条颠倒黑白的注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那篇自我吹嘘的文章，以及一个吹捧这篇黑文的“座谈会”，使翻案活动达到了顶峰。从此，“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被当作正确的口号写进了现代文学史。周扬们得意忘形了。几年来，又是拍电影，又是演戏剧，又是出“四条汉子”们的“专集”，又是编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等等，极力复活“国防文学”，妄图以此来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对抗。他们为“国防文学”翻案是何等地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又是何等地卖力啊！他们的自的就是颠倒历史，把他们一伙说成“一贯正确”，而掩盖其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以便维持他们窃取的领导权，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为“国防文学”翻案，就是为王明、刘少奇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为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周扬们的翻案复辟活动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使我们深深懂得，一切剥削阶级连同他们在文化界的代理人，是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种反革命理论被打倒了，在一定气候下，还可能出来翻案；旧的毒草被铲除了，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改头换面，以化了装的另一种形式出现。“国防文学”及其鼓吹者周扬之流被打倒了，但是，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深入。我们对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斗争也决不能停止，决不能休战。我们一定要把贯串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彻底挖出来，并肃清其余毒。对于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不仅要彻底批判“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口号，而且要把“国防文学”的炮制者连同王明、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起，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三十五年前文化战线上发生的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进一步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口号，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对于提高我们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周扬一伙说：“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影响”。①他们还说：国防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
“国防文学”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口号？它究竟是“保卫祖国的文学”，还是卖国文学？是“救亡文学”，还是汉奸文学？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还是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是一个必须弄清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国防文学”是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文化战线上的一次大搏斗。这场论战是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的，而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一再教导全党同志要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指出“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立场，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和独立自主原则；不但要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更重要的是发展阵地。这是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思想。
王明、刘少奇等一伙叛徒，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消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完全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搞“合二而一”。正是在这个时期，叛徒、特务周扬一伙抛出了“国防文学”口号，鼓吹“国防文学”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②，是具有“全民族的性质”③的文学。“国防文学”的黑旗一扯起，“国防音乐”、“国防电影”、“国防戏剧”等便接踵而来，喧嚣一时，好不热闹。而它们的共同理论基础，就是鼓吹反共卖国、同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
为了给“国防文学”打气壮胆，叛徒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亲自出马，化名“莫文华”，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④鼓吹“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⑤，大肆兜售投降主义黑货，充当了周扬一伙的黑后台。周扬之流得到了主子的直接撑腰，更加有恃无恐，按照主子王明、刘少奇的腔调，进一步鼓吹“国防文学的范围应当放得更广大”。⑥他们完全以国民党奴仆的身份，说什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不应提出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应是“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⑦，无产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⑧。这无疑是在公开拍卖无产阶级利益，向国民党反动派屈膝投降。
难道不应当提出领导权问题吗？不对！无产阶级“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并且牢牢地掌握革命领导权。在这个问题上，丝毫没有“共同”、“一致”可言。毛主席明确指出：“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周扬之流鼓吹所谓“共同负责”，不要无产阶级“去要求领导权”，其实玩弄的正是国民党“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反动把戏。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反之，模糊了党的立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毛主席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王明、刘少奇以及周扬一伙，实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就是跟随蒋介石一同去反共卖国，而使抗战失败。无产阶级如果依了他们，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和周扬的“全民”牌“国防文学”口号相反，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执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作家应当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的这些话，打中了周扬一伙的要害，是对“国防文学”的有力批判。
“国防文学”是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国防文学”炮制者既然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必然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鹰犬和走卒。这是右倾投降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
国民党反动政权，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政权。在文化上，他们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反革命的“剿共”政策，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则表现为“限共”、“溶共”政策。周扬一伙在三十年代以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参加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一九三六年以后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为国民党的“限共”、“溶共”政策效劳，成了资产阶级顽固派文化专制主义的帮凶。
周扬们所鼓吹的“国防文学”，实际上也就是企图实现文化上的资产阶级独裁。国民党反动派歇斯底里地叫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要“共产党投降”，“收起共产主义”，周扬之流就下令“普洛（按：即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⑨，“‘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大言壮语也应该可以迹敛了”⑩，并声称“我们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但现实本身的教育的意义，却也是不能忽视的”⑪。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徽章”应该摘下，共产主义世界观必须丢掉。请问，那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地位，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这不正是国民党的“限共”、“溶共”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吗？周扬之流，就是企图通过“国防文学”，剥夺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战斗的权利，把文学限制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许可和满意的范围之内。你不同意吗？那你就是“宗派主义”，这完全是一副反革命专制主义的帮凶嘴脸。周扬们口口声声“国防文学”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说穿了，这个“大多数”不过是周扬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周扬们所担惊受怕的不是别的，就是怕“吓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怕资产阶级失去了领导权。他们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帮助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推行“一个主义”，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新民主主义论》）周扬之流鼓吹“国防文学”，为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摇旗呐喊，丝毫也不能阻挡革命的前进，丝毫也无法挽救国民党反动派必然覆灭的命运。
“国防文学”是蒋介石反共卖国宣传的工具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一再宣扬题材要广泛，不是“国防”的也要写；一再鼓〓“创作自由”，而且“这自由是无限的”。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宣扬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卖国主义、颓废主义和叛徒哲学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充斥舞台、银幕。真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乌烟瘴气。这样的“国防文学”，完全是蒋介石反共卖国宣传的工具，是日本帝国主义毒化中国人民精神的法西斯宣传的工具。
拉开“国防文学”的幕布，让我们看一看在“国防文学”舞台上活动的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吧！这里有：为帝国主义效犬马之劳，并与八国联军头子私姘的汉奸妓女（夏衍《赛金花》）；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一退再退、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一群国民党兵痞（田汉《芦沟桥》）；背叛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投降敌寇的无耻叛徒（阳翰笙《李秀成之死》）；从狗洞里爬出来，颓废、堕落，感到已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的假革命分子（夏衍《上海屋檐下》）；等等。这就是“国防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这就是“国防文学”鼓吹者和炮制者们心目中的“英雄”。这样的“国防文学”不是汉奸文学、卖国文学又是什么！周扬一伙正是用这样的“作品”作为投降敌人的见面礼的。
更恶毒的是，他们露骨地嚎叫着“国家至上”，颠倒历史，疯狂地吹捧投降卖国、积极反共的独夫民贼蒋介石。田汉的黑剧本《最后的胜利》。为蒋介石大唱赞歌。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四条汉子”拼命为蒋匪帮歌功颂德，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们作为蒋家王朝走狗的丑恶面目而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国防文学”的炮制者们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必然攻击和污蔑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主力军工人、农民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新民主主义论》）可是在周扬之流的笔下，人民群众统统被写成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阶级觉悟，丧失抗战斗志的“群氓”，他们或跟汉奸拉拉扯扯，或匍匐在地主脚下，或向国民党兵跪下请愿。但是历史是不容颠倒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的壮丽凯歌。（下转第三版）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和炮制者们如此自觉地充当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的宣传工具，是因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等。鲁迅早就揭露，周扬之流是“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半夏小集》）；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样一伙“敌人所派遣”的别动队，死心塌地地利用文艺为国民党反共独裁统治服务，是毫不足怪的。田汉这条癞皮狗，不是从狗洞爬出，便写了“国防戏剧”《芦沟桥》，大肆歌颂国民党军队，歌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吗？阳翰笙不也是叛变投敌以后，写出了歌颂叛徒的剧本《李秀成之死》的吗？叛徒爱叛徒，奴才效主子。“四条汉子”之流早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国防文学”不过就是“国民党文学”的别名而已。关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反动派也供认不讳。一九三七年一月，国民党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公开支持的反动刊物就说过：“‘国防文学’早经全国作家明显的或暗中默默承认了”。⑫
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以“两个口号”论争为标志，体现在文艺界的这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决不只是文艺问题的争论，它深刻地反映着党内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激烈搏斗。在这场搏斗中，王明、刘少奇叛徒集团，上上下下几乎倾巢出动，他们或站在幕前，或退居幕后，有时凶相毕露，有时貌似公允，不断变化手法，宣传他们的反动主张，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值得注意的是，正当鲁迅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周扬一伙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时候，王明、刘少奇、周扬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却叫嚷什么两个口号的论争是“浪费气力”，使人“失望”，应当立即“休战”，妄图转移这一场原则斗争的目标，为声名狼籍的“国防文学”大帮其忙。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论争既然挑起，这个“战”是万万“休”不得的。王明、刘少奇、周扬这类政治骗子，内外串通，干下的一桩桩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是一定要清算的。他们真想休战吗？否！就在他们高叫休战的时候，不正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动进攻，公开宣战吗？他们把“国防文学”吹嘘成是“驳不倒”的唯一正确的口号，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污蔑成是“宗派主义”，这一褒一贬，他们的反动面目何等鲜明！他们不仅当时没有休战，就是解放后，不是还在不断地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吗？不是还在新形势下改变策略，变本加厉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他们这伙混入革命阵营的蛀虫，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攻，一有时机，就兴风作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事实无情地粉碎了休战的谎言。
一九五七年夏，周扬一伙主持下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名义上是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和冯雪峰、艾青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借机攻击鲁迅，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周扬一伙的干将夏衍首先跳出来，煞有介事地把两个口号的论争，说成是“二十年前的一桩公案”，愤愤不平地叫喊“我们几个人（按：指“四条汉子”）被诬陷了二十年”⑬。他们肆意歪曲事实，篡改历史，硬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假鲁迅先生之手打击左联，打击地下党”。⑭他们反攻倒算的反动气焰何等嚣张！紧接着，他们又通过《鲁迅全集》的一条颠倒黑白的注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那篇自我吹嘘的文章，以及一个吹捧这篇黑文的“座谈会”，使翻案活动达到了顶峰。从此，“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被当作正确的口号写进了现代文学史。周扬们得意忘形了。几年来，又是拍电影，又是演戏剧，又是出“四条汉子”们的“专集”，又是编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等等，极力复活“国防文学”，妄图以此来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对抗。他们为“国防文学”翻案是何等地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又是何等地卖力啊！他们的自的就是颠倒历史，把他们一伙说成“一贯正确”，而掩盖其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以便维持他们窃取的领导权，维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为“国防文学”翻案，就是为王明、刘少奇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为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
周扬们的翻案复辟活动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使我们深深懂得，一切剥削阶级连同他们在文化界的代理人，是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种反革命理论被打倒了，在一定气候下，还可能出来翻案；旧的毒草被铲除了，在新的形势下，又可能改头换面，以化了装的另一种形式出现。“国防文学”及其鼓吹者周扬之流被打倒了，但是，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深入。我们对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斗争也决不能停止，决不能休战。我们一定要把贯串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彻底挖出来，并肃清其余毒。对于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不仅要彻底批判“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口号，而且要把“国防文学”的炮制者连同王明、刘少奇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起，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附注
注：
①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
②⑪周扬：《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一卷一号，一九三六年六月）。
③⑥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光明》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六月）。
④莫文华：《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生活日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
⑤莫文华：《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生活日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二日）。
⑦《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新认识》一卷二号，一九三六年九月）。
⑧⑨徐懋庸给鲁迅的一封信（转引自《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百二十九页）。
⑩周扬：《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文学界》一卷三号，一九三六年八月）。
⑫《寒友》季刊，一九三七年第一期。
⑬夏衍：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
⑭陈荒煤：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三期）（新华社北京二十二日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