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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家。唐宋时期，要求出家得先投拜一位依照师父，在寺中披发服杂役，称“行者”。经三年一次度僧期限到来，再报请官府甄别、批准，并通过僧试合格，登记入籍，发给度牒，然后正式剃度出家。最后，到官府指定的传戒禅寺接受比丘或比丘尼戒，领取戒牒，取得合法僧尼资格。宋末与明初，官府曾一度滥发空白度牒，因而出现寺僧滥收僧徒现象。迨至乾隆十七年（1752），取消官府“试僧”、“给牒”的度僧制度，放任寺僧自由度众。晋江县两派僧团，为蕃衍本派弟子，竞争度僧，以致出现佛门泛滥现象。 近代以后，晋江本地出家人越来越少，现有寺僧大半来自外县或外省。这些寺僧的出家成分和动机较复杂，除一部分出身佛教家庭，或生后多病，或父母许愿从小将其送入佛门，或半路出家（包括破产农民、商人、游民、失意文人和政客）。他们出家手续简便，只要教徒介绍，投拜一位寺僧作为依照师，便可剃度出家。再由依照师按本宗派的辈份字序赐给法名，便可住寺随众学习佛事经忏和佛门规仪。清末以降，晋江未见女众削发出家的尼僧，偶有所见，也是客籍过往住褡的。要求出家的女众，则拜寺僧为师，受“三皈五戒”，即可带发出家，称“菜姑”，她们不在僧尼之列。近代闽南开坛传戒的禅寺有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最近一次是民国37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受戒僧尼要在头顶炙灼十二点香疤，称为“蘸顶香”，作为受戒标志。 1980年后，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允许信徒出家自由，但要求按原来的佛教规制，对出家资格和条件审察，还补充规定要年满18岁，出于自愿，并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还规定可以自由还俗。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上通过决议，废除汉僧受戒烧香疤的旧习。 （二）宗派。晋江县佛教僧团，长期存在着临济、曹洞两大派系。两派都属南禅支脉。南禅于唐末分为南岳（又分为临济、沩仰两宗）、青原（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两系。宋初，两派的嗣法宗师大都为福建人。如南岳的怀海为长乐人，其嗣法弟子黄檗为福清人，青原法系宗师义存为南安人。南宋淳祐间（1241—1252），义存裔孙樗拙和尚，在南安建小雪峰寺，培养许多高僧。元末明初，临、曹两宗在闽南一度衰沉。明崇祯间（1628—1644），临济一脉再度兴起，泉州大开元寺传承临济黄檗法系，重振法门。清初，开元寺僧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从安海出发，东渡日本传教。曹洞一系，亦于明末清初，由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元来、元贤等法师大力阐扬，得以传至今日。 近代至今，晋江佛教的临、曹两宗，参修法门早已互相渗透，但门户分立之见仍很严重。他们竞相收度出家、在家、菜姑等弟子，都以本系偏列辈份的字序命名。如晋江县近代临济派系有“转、瑞、广、传、道、法”诸字序，传至现在，以“广、传、道”辈份居多；曹洞派现有两支脉，一支以妙月的“妙”字为字首，有“妙、福、元、常、理”等字辈，现在以“福、元、常”诸字辈居多，另有一支以“性愿”的“性”字辈为首，有“性、觉、妙、真、如”诸字辈。让人们一听法名，就知道其所属宗派和辈份。 临、曹两派都有自己派下所属的寺庙，如崇福寺作为曹派的祖堂，地方小寺庙大都成为传承派系弟子的地方。不同派系寺院，除祖堂有不同敷设外，法堂敲打各种法器，也有不同节奏和规仪。 （三）生活。大禅寺是僧团集居修道的处所，又称十方丛林，即各地游方的僧人都可以挂单住褡。原晋江县城的大开元寺，在全盛时期常住僧人以千计。此外，承天寺、崇福寺，虽不属十方丛林，但也是本宗派僧团常住寺僧集居修持的大禅寺。闽南各地丛林禅寺，一直沿袭宋代怀海和尚制定的《丛林清规》（或称《百丈清规》）。《清规》对僧人的组织、管理和生活礼轨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规定住寺僧人，每日要上殿（早晚课诵）、坐堂（法堂参禅）、诵戒、拜忏等，又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守则。清初，僧官对寺僧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僧众只能穿鼠灰色的布衣，住持穿褐色的布衣，举行法会时穿绯红色的袈裟。近代以来，晋江县寺院已不再谨守《清规》，除早晚课诵和偶尔举行的“打佛七”修持活动外，其他生活规仪都已废弛。 晋江县乡镇有许多小寺庙，通常住僧3—5人，大都为本家师徒或师兄弟，他们没有《清规》的约束，日常礼佛课诵修持，随个人自我德行道心安排。他们的生活来源各异，有的靠寺田自耕自食；香火旺盛的寺庙则靠卖香烛、供果，或卜签、添油及施主斋供香资；有的则由乡里董事聘请出家人住寺照看香火。此外，许多小寺庙住僧还参加民间佛事活动，以增加收入。 民国初年，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圆瑛、转道等大师，率先整顿开元寺规仪，恢复法堂规矩。此后，崇福寺、承天寺及城外一些大寺也都恢复法堂修持。抗日战争期间，佛化运动已近尾声，民间佛事活动有所发展。特别战后侨汇恢复，民间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分寺僧都卷入佛事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佛事活动一度自行消失，有些僧人参加社会工作。如开元寺的僧元露，1950年还俗在永宁梅港中心小学任教；释修闻、瑞苗于1952年先后到大田、德化行医；瑞苗的弟子广翰，还俗为地方干部。有的与南洋有宗派关系的寺僧则设法出国。因此，晋江县寺僧锐减，据1956年统计，只有56人。1958年，地方政府又动员寺僧还俗，余下的僧人集中到几座寺院，创办制药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被迫还俗。1980年之后，还俗的寺僧回归佛门者不足10人，且年龄大都老化；新收度和外地来的中青年僧人为数不多，他们又大都散居地方小寺庙，日常持行修道自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