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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6年（1927年），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惠安县党部在中共惠安县临委的共同筹划下，向泉州兴泉永政治监察署呈报，陈述劣绅陈伯昭、李荆瞻的种种劣迹，请求予以惩办。3月26日，兴泉永政治监察署派武装人员5人来惠，协同县党部负责人之一的王德彰（共产党员），诱捕李、陈，并饬令县长派6名警备队员押往车站。当陈、李被押至园智庵街时，被李荆瞻的亲信爪牙拦截，双方引起争斗，陈、李被劫。次日，陈、李的手下，捣毁农协会、学联会及县党部。
  民国18年，县党部公布《商会组织法》，由县府派员监督普选、成立惠安县城关商民协会。为扩充力量，商会分别行业成立香楮、干果、糖饼、磨豆、杉木、药茶、五金、杂货、绸布、烟酒、鱼、面、五谷等13种同业公会。嗣后，还组建中医公会、新医学会、海外华侨公会、佛教会、律师公会、木泥职业工会、民船员工会、码头职业工会、渔会、教育会、农民会等。这些团体，都由县党部统一指导。
  民国25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推行“新生活”运动。县党部召开有几千人参加的宣传大会，由党部书记杜辉演讲“新生活”的意义，并要求家喻户晓“简单朴素，整齐清洁”八个字，人人务必躬身履行。自城关到乡镇、机关单位及中、小学校，都在墙壁写上“新生活”的口号和标语，注目的办公厅堂或对照的高垣中还勾画“新生活”的标帜。但是，达官贵人只求个人安乐，没有民族与国家的观念。运动一窝哄起，不久便如昙花一现，消声匿迹。
  民国27年，福建省成立抗敌后援会。县党部随着成立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惠安分会，由书记杜辉兼会长，内设组织、宣传、总务3个股。接着，后援会在中山纪念堂广场举行有机关、学校、团体及各界人民参加的千人动员大会，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呼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等等。厦门沦陷后，后援会组织12支抗敌宣传巡回队，内设漫画、戏剧、歌咏、庶务4个组，下乡宣传抗日。
  从是年始，县党部计划对党员实行培训，内容有“三民主义”、“训政时期及宪政时期”、时事讲话等等，由执、监委或干事任授课教师。培训采取分期分批、轮流受训的办法，或集中到县党部，或分散到区党部所设的据点，时间一般为10天左右。
  是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与监督，规定省、县两级书记必须出席（或委派秘书）政府每月例行的县政会议，参予政务的讨论或决定，对政务实行检查与监督，使其制定和颁行的政策法令不流于形式。民国38年，围剿中共地下党根据地三朱、港墘，就是在这种会议上研究决定的。
  民国32年，国民党中央下令各省、县及专员公署都要建立“特种会报”制度，参加成员为党部书记长、秘书，政府的县长、秘书、军事科长、警察局长、国民兵团团长。会报每月一次，由党部书记长主持，目的在贯彻上级反共指示。会报内容主要是境内有关共产党活动情况，以便采取镇压措施。
  民国36年，“特种会报”更称为“惠安县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设立“特秘室”，设特种秘书一员，由中统分子黄惠卿担任。特种秘书下辖若干特种业务人员，由参加联席会议者指定或介绍，其身份保密；采取单线接头，或口头或书面汇报；其任务为监视与收集异党活动。其后，工作范围扩大，除反共外，对认为有“嫌疑”的人，也进行迫害。
  民国38年，根据县政府会议的决定，7月，县长谭斌、警察局长陈寿松纠集一支600多人的队伍，“围剿”革命据点村三朱，被中共惠安县工委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所粉碎。8月5日，谭斌又纠集军警、交警、县警卫队等1000余人，水陆并进，“围剿”沿海革命据点港墘村，进行烧杀、抢掠后，于8月6日撤走。
  附：三青团惠安县地方组织
  民国26年（1937年），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成立。其后，县警察局长李承庄受军统组织之命，在县城筹组惠安分团，设三青团员登记处于警察局，调查和联络当时在机关或学校工作的团员，填写花名册，按其地址与职业，分别编成分队，进行活动；又积极发展新团员，扩充成1个区队，称三青团惠安区队。
  民国32年，三青团惠安分团正式成立，设址于朱公祠三进深宅大院（今县检察院址）。分团干事长林怀其，内设组训、宣传、总务等3个股，基层组织为区队、分队、小组。不久，林怀其利用2进房屋，建立“惠安青年服务社”对外营业，而对团员前来住宿者则予以优惠。
  民国35年6月，王良章任干事长，设书记、组训、宣传、总务等4个股。翌年，进行团员甄审登记，但参加者则非原来的人数。
  民国37年，辛宗鑫任干事长。11月，惠安县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地方组织实行党团合并，成立党团统一委员会，辛宗鑫任副书记。三青团惠安县地方组织即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