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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人离别家乡亲人,远渡重洋,目的是谋求生计。在漫长的岁月中,永春华侨跟所有华侨一样,为求取生存和发展,“头顶他人天,脚踏他人地”,在与自然作斗争的同时,还得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剥削、限制作斗争。为联络乡情、增强自身力量,他们自发组织各种社团,团结侨亲,和当地人民一道,争取合法权益,改变社会地位,建设侨居地。
  第一节 分布
  永春现有华侨、华人大约60万余人,超过县内人口。1928年9月,中共永春县委对当时永春社会各阶层进行调查分析时就指出:“永春民众几有半数出洋”。1937年7月10日《崇道报》的估算近8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作过四次较大范围的调查与估算。
  第一次,1954年,华侨、华人总数为108152人,其中马来亚63148人,新加坡8218人,印尼12694人,菲律宾3554人,越南4019人,泰国1591人,缅旬11764人,東埔寨691人,北婆罗洲2173人,新几内亚251人,日本44人,美国5人。
  第二次,1959年,华侨、华人总数为201150人,其中马来亚148000人,新加坡5500人,印尼3000人,菲律宾4000人,越南6000人,细甸2000人,泰国500人,北婆罗洲500人,日本150人。
  第三次,1981年,华侨、华人总数为401020人,其中马来西亚325000人,新加坡21000人,印尼35000人,菲律宾4000人,细旬2500人,奉国1500人,越南4000人,日本300人,美国500人,加拿大200人,澳大利亚500人,瑞典100人,荷兰120人,英国300人,其他6000人。
  第四次,1987年,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4500人,其中马来西亚470000人,印尼50000人,新加坡30000人,菲律宾20000人,细甸10000人,越南10000人,泰国3000人,美国3000人,荷兰1000人,日本1000人,加拿大500人,英国500人,其他5500人。
  据多次调查,不少乡村的华侨、华人人口超过国内人口。介福乡1982年国内人口7492人,国外人口达10495人(其中马来西亚10311人,新加坡184人),为国内人口的1.4倍。夹際大队1982年国内人口2566人,国外人口达6796人,为国内人口的2.65倍。东山颜姓1973年调查,旅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华侨、华人5366人,超过当时全村人口近一倍。桃溪周姓1950年修族谱时,登记海外人口为4000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张埔李姓1937年国内人口不足300人,而国外人口达600多人。东门鹏翔郑姓国内人口只有1万多人,而海外人口达3万多人。吾边龙头陈氏家族仅在新、马就有五六百人,与国内人数相等。
  第二节 职业
  永春人初到侨居地,大部分当苦力。他们历尽艰辛,克勤克俭,稍有积蓄,即转为小商、小贩或从事垦植;少数有成就的,逐步成为实业家。石鼓人郑文炳,少年时南渡,先当苦力,后做小贩,来往于新加坡、马六甲、蘇坡间。那时交通不便,来往都靠步行。他侨居海乾街,与友人合资创设杂货店,生意发达,成为当地有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少数永春华侨由经商转办工业。二次大战后几十年来,经营工业的更多,有的成为当地有名的实业家。早年在马来亚从事商业活动的黄重吉,先后在吧生、吉隆坡经营橡胶制造厂、榨油厂、酿酒厂、锯木厂和糖果饼干厂。早年在印尼从事商业活动的郑仓满,1963年在新加坡创建东南亚最大的日产700吨的百龄面粉厂。郑崇仰在菲律宾办内衫厂、造纸厂和面粉厂。郑耀增也在菲律宾创办庆士印染厂。
  据50年代末的估算,永春华侨、华人从事商业活动约占20%。各地的情况不同,经营的项目也不同。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多数是在乡村小集镇经营土产、洋杂货的小商贩,在印尼,多数是在县、市以下小集镇经营米、布、咸鱼、土产和洋杂货等行业;在菲律宾,多数是经营棉布、百货零售;在泰国,大都是零售商。
  据马来西亚蔴坡的调查,该坡1966年总人口约5.1万人,其中华侨、华人约3.5万人。华侨、华人中,福建人约1.3万人;福建人中,永春人1432户约5000人。
  材料来源：李亦园《一个移殖的市镜一一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
  1972年，东山颜姓旅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共627户5366人。据马来西亚《颜氏族谱宗亲录》，这627户的职业情况为：商业168户，小园主161户，工人86户，实业57户，司机14户，教职员21户，小贩5户，书局4户，农业4户，渔业3户，经理3户，政府高级书记1户，政府书记1户，医生1户，其他7户，职业未详89户。
  第三节 建设侨居地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开荒种植，办工商业，为开拓和繁荣侨居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还为侨居地兴办许多公益事业。
  19世纪中叶，陈臣留之孙陈金声为新加坡首建自来水工程，新加坡政府立有铜像纪念。清朝成丰、同治年间，霞陵人林明带领永春人到马来亚关丹开发锡矿，后该地发展为市镇即以林明命名。1877年，林庆吉第十个乘船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勿里洞。当时的勿里洞遍地荆棘，巨蟒猛兽出没为患。林庆吉率领闽粤侨胞斩荆棘，辟草莱，历尽艰难，开采锡矿，使本是荒岛的勿里洞逐渐发展成为10万人口的市镇。19世纪末，东门人郑成快率永春华侨先后在马来亚柔佛州的拉美士开辩橡胶园00涂英亩。东山人颜克奇到马来亚的马冬、马甲当佣工，稍有积蓄，即购地垦荒，种植橡胶、木薯，逐渐发展至千亩以上。据1966年马来亚蔴坡的调查，该坡有百英亩以上的大胶园主81人，其中永春籍的21人不到一百英亩的中小园主794人，其中永春华侨334人。1982年12月9日，柔佛苏丹在一次讲话中说：“倘柔佛没有华侨，断不能有今日之繁荣。”1904年，陈金声之孙陈若锦为首发动侨胞捐款8.7万余元赠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丹斯里李延年博士一生捐献给当地政府举办公益事业的马币在500万元以上。永春华侨兴办的中小学有怕保的育才学校和丰兴学校，藤坡的中华学校，马六甲的育民学校和培风学校，红毛丹的达才学校，实吊远的南华学校，安顺的培华学校，吉隆坡的尊孔学校和中华学校，瓜拉庇劳的中华学校，居銮的培英学校，望加锡的中华学校，安汶的培德学校，万鸦佬的中华学校，茂物市、苏甲巫眉市的华侨公学，展玉的侨众中小学，龙目岛的中华学校，以及郑世兰在菲律宾创设的教育奖助基金等等。
  第四节 反帝反殖
  永春华侨在侨居地，身受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的东南亚各国人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积极参加当地人民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为当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作出重大牺牲。1941年,日军南进,马来亚沦陷,永春华侨和当地人民一道,组织抗日游击队,坚持了三年多的战斗。麻坡的永春华侨,在永春会馆颜迥华、郑文炳等领导下,发起捐献运动,以人力物力支援游击队,成为抗日的旗帜。华侨的抗日活动,引起日本特务及其走狗的怀恨,于1942年3月一次就杀戮华侨400多人。麻坡永春会馆的领导人郑文炳、颜迥华、罗文渔、林太宗、林彬卿、郑友专、郭诗善、郑明月、郑金龙等惨遭杀害。永春华侨余天送、林盛谋、陈崇智、梁元明等参加抗日军136部队(即中英联合军团)。林盛谋被捕牺牲。在新加坡的李秋萍(即李世准),巴力士弄的永春侨领吴先沛,槟城抗日积极分子郑德渭,印尼高茅的陈展,万鸦佬的李贞禄、李德仁父子,菲律宾苏禄的陈柔宝、陈大万等,都因抗日而遭杀害。郑文炳、林彬卿、郑友专、郭诗善等全家均催难,无一幸存。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亚各国的永春华侨,支持与参加抗日战争被日军杀害的在千人以上。抗日期间,李俊承在新加坡收容难侨500余人,又在兴楼开辟农场安置失业侨胞1万余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永春的华侨又和当地人民一起开展反殖民主义斗争。在马来亚,东园吴先力和冷水曾绍舜夫妇先后为马来亚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牺牲。当荷兰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重占印尼时,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永春华侨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在印尼,华侨颜裕发不但解囊资助苏门答腊棉兰地区的反荷游击队,而且参加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华侨陈金安千方百计运送粮食接济游击队和被荷兰殖民金义者拘禁在西伊里安附近荒岛后来任总统的苏加诺。1947年秋,荷兰殖民主义者从茂物进攻苏甲巫眉和展玉两埠,印尼守军进行抵抗,得到永春华侨的支持,因而永春华侨聚居的鱼干街,全部化为灰烬,不少侨胞沦为难民。印尼永春公会联合总会捐款捐物,参加救济难民工作。在越南,永春旅越侨领颜子俊积极支持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掩护解救越南的革命者,为越南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第五节 社会地位
  永春人初到侨居地,由于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常遭受当地官吏和殖民主义者的欺侮、压迫、敲诈、限制、虐待、杀害,永春华侨忍辱与其周旋。据民国22年(1933)出版的《各国待遇华侨苛例概要》一书中载:各国苛例,已有56种。而按其内容,凡是华侨在出国、游历、居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经商、工作、读书、兴学、结婚、记账等方面都受到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于1603年屠杀菲岛华侨2.4万人,1639年又再屠杀华侨2万余人,1702年、1762年又两次下令驱逐华侨。在印尼,荷兰殖民者于1740年10月在雅加达屠杀华侨1.6万多人,鲜血流入附近溪中,是为“红溪惨案”。在这些事件中都有永春人遭难。在马来亚,英殖民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紧急法令”后,华侨横遭各种残酷的迫害,並一批一批地被驱逐出境。至1950年8月,被驱逐的华侨达3.5万人以上,其中被遣回永春原籍的竟达1038人。1959年底印尼反华排华,10余万华侨被迫回国,有的流离他国。永春北碎华侨茶果场先后接待安置印尼难侨2500多人。在越南,从1975年4月至1981年4月的6年中,被迫逃离的华侨达100余万人。
  华侨虽然遭受重重压榨,但他们面对逆境,奋斗不息,争取生存权利,争取合法利益,不断改变政治、经济和受教育的状况。
  一、政治上的变化据估算,永春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的约占95%。华侨成为当地公民后,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出任公职。一些著名人士都以新的身分和姿态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到1982年,永春人在马来西亚受各种勋衔的有335名,其中丹斯里2人,拿督16人。被推选为国会议员、上议员、州县议员者43名。祖籍湖洋吴旗岭的吴作栋任新加坡政府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祖籍东平的李玉胜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处处长兼建筑发展局主席,祖籍湖洋锦凤的刘太格任新加坡政府城市建设局局长,祖籍桃溪的周清琦任菲律宾驻新加坡大使等等。在新、马的永春人中,当上当地的官员后,仍然保持与永春会馆联系或较松散的接触。1987年,新加坡永春会馆举行120周年庆典时,吴作栋出席参加业讲演。
  二、经济上的变化
  由于国籍的变化而引起经济地位的变化。一是以民族资本纳入当地经济,享受相应的待遇和应尽的义务,二是不少与当地土著资本和党政军官员及企业家混合联营,三是改变了过去单一企业或家族式的经营,逐步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四是从商业转向工业,促进了当地的建设与繁荣;五是创办银行,发展金融业。仙夹乡郑少坚任菲律宾最大的私人银行菲律宾银行董事长。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为了配合环境之改变及鼓励同乡经济发展,于1982年组织了永联企业公司,集合资金创办大企业,支持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巩固华侨在经济上的合法权益。
  三、文化教育的变化
  华侨长期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深感发展文化,提高自身文化水平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侨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华侨中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许多华侨青年到西方国家留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博士、硕士等学位。据《麻坡永春会馆成立九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至1984年,该坡永春籍人中有大学毕业生482人,留学西方国家获博士学位的14人,获硕士学位的18人,获院士学位的3人。近20年来,一些国家出于种族偏见,限制和排斥华文教育,使华文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马来西亚华侨教师总会主席林连玉(有传)为争取华校华文教育平等及教师待遇平等而积极活动,竞被褫夺公民权,吊销教师执照。但也有一些国家出现华文热。随着华侨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的变化,对家乡的思想感情也逐渐变化。老一代的华侨大部分是从家乡去的,对祖国及家乡有浓厚的感情,眷恋着养育他的乡土;而年青一代的则已与当地的生活习俗相融合,部分人对故乡的观念与感情比较淡薄。近些年来,有些老华侨带领他们的子女回永春家乡旅游探亲,寻根问祖。
  第六节 社团组织
  永春华侨为了联络乡情,共谋社会福利,为同乡人寻找职业,排除困难，解决纠纷,凡聚居的地方都有永春同乡会、永春公会或永春会馆的组织。永春华侨少的地方,就参加福建同乡会组织,不另成立永春同乡会,最早的永春同乡会是1867年创立的新加坡永春会馆,其次是1875年成立的马六甲永春会馆。到1986年，东南亚各地已有永春会馆和类似的组织30多个。各地永春华侨同乡组织的任务是：（一)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如创办华侨学校，设立奖学会，救济贫侨，资助难侨回国等，（二）调解同乡间的纠纷，（三）帮助家乡举办公益事业；（四）加强与其他侨团的联系，（五)以集体名义促使当地政府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六)协助华侨就业和贫苦华侨的子女升学等。
  下面是几个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同乡会简况。
  一、新加坡永春会馆
  创建于1867年，起初设在小坡的一间店铺里，作为家乡南渡谋生者的皙时居住的地方。这些南渡的同乡都是贩卖布匹和家用杂物的，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艰苦生活，大家聚集在一起，互助合作，疾病相扶。由于都从家乡来，承袭故乡的风俗，每年的佛诞节日，都举行宴会，邀请同乡参加，借以联络感情，久而久之，就沿袭成例。于是居住在大坡的商家也来参加。由于会务发展的需要，推选职员，负责处理馆务，为同乡排难解纷，代伸冤屈，抵御外侮，寻找职业，喜庆病亡相助。1905年，会址迁入大坡厦门街105、106号，并立碑留念。
  进入20世纪，会馆创办鼎新学校，解决永春华侨子弟学习华文的需要。辛亥革命时，会馆捐资帮助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28年成立救乡总会，派代表回国请福建省政府派正规军到永春剿匪，以安定地方。1933年，甘肃、陕西发生严重旱灾，会馆捐款救济。“九一八”与“七·七”事变后，会馆参加救国运动。捐资捐物支授祖国抗战，组织技工到滇缅公路服务。
  日寇占领新加坡期间，会馆停止活动，1945年秋新加坡光复后，筹募基金新币10余万元，动工兴建新会馆。会馆设红助部，参加互助部的部员先后丧亡600余人，发给互助金新币20余万元。
  1962年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成立，会馆曾一度成为联合会会员。
  二、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
  19世纪70年代以后，永春侨胞在马来亚各地设立同乡会组织，举办福利事业，联络同乡感情，介绍家乡情况，培养尊祖观念。1957年，侨亲李延年、林邦玲、黄执圭、陈喜启等，为了团结同乡与适应时势的需要，倡议组织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各地同乡会热烈响应，参加的有22个同乡组织。会址设在吉隆坡暗邦路门牌55一59号。李延年任首届会长。
  联合会成立后，自1958年至1982年的25年中，共颁发大学奖学金115名，金额7.26万元。
  为了配合环境的改变及鼓励同乡参加经济建设,于1982年组织永联企业公司。
  三、马六甲永春会馆
  成立于清光绪元年(1875),发起人李桂林、陈宪章等。会馆成立后,在联系同乡、捐资兴学、举办福利事业以及协助同乡寻找职业等方面作出了成绩。1946年成立互助部,部员达4450名。1955年筹资5.5万元,1957年筹资50万元二次扩建育民中学校舍。1971年设立奖助学金,奖励与帮助同乡的学子。
  四、麻坡永春会馆
  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是由李庆烈等发起的,目的在于为南来的同乡安排工作,沟通消息,谋求出路,互相扶助,开办学校。会馆还筹募基金,购买7英宙的地产,让同乡建筑住屋与烟房。
  “七七”事变后,组织麻坡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捐款捐物,救济祖国的难民。这种爱国行动,得到新、马各坡响应。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题赠“爱国爱乡”牌匾一方。该區现悬挂在会馆礼堂内。1938年征募汽车技工数十名,由刘贝锦领队,回到广西、云南边疆,运输抗日物资。1939年集资组织永利种植有限公司,垦荒种植橡胶与木薯,在日军占领时期,对解决蒜坡粮荒起了很大作用。1940年举办互助社,1945年改为永春慈善会。1954年设立小学助学金,1965年增设中学奖助金。1967年组织百人铜乐队,蜚声全马。1968年组织青年团活动,培养接班人。1974年1月1日庆祝成立80周年纪念,出版纪念特刊。
  五、雪兰莪永春公所
  创立于1892年,原名永春公司,拥有亚答厝数间,借以联络乡情,患难相助,兼祀张公圣君。1912年改名为雪兰莪永春公所。1928年改总理制为委员制,受当地政府华民政务司的委托,处理同乡种种纠纷之事,调解公平,受政府当局重视。1946年改订章程,重新注册,增设互助部。1969年春筹建所址,1972年举行庆祝建所80周年纪念。此后,会务日益发展,举凡赈济、抚恤、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都做出成绩。
  六、森美兰永春会馆
  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芙蓉坡李祚(李俊承之父)等侨胞发起的。日军侵入后,历史资料荡然无存,只剩下匾额一方,楹联一对:“永籍兰城兴大义,春回桃谷萃群英。”1976年筹集资金,建置胶园,巩固经济基础,开办福利事业。
  七、吉隆坡永春会馆
  创建于1924年。由侨胞陈彭相、颜滂枯、陈日墙、黄重吉、洪进聪、林邦玲等发起组织。借用福建街泉丰公司二楼为临时办事处。后劝募5万余元,修建会馆。1979年6月成立青年团,推动健康文娱活动,开展文化学术等有益身心的集体活动,使同乡子女能在良好的环境中学习。
  八、瓜拉庇劳永春公所
  创立于1910年。当时家乡匪患深重，民不聊生，同乡南渡谋生者蜂拥而至，由公所为他们安排住所，介绍职业，照顾医药，资助年老同乡回国与亲人团聚，兴办福利。1920年建所址于力士打街89号，但因地权问题，1950年被拆除。1964年租兰哇利亚路690A号楼上为所址。
  公所于1925年创办中华初级小学，1935年添办初级中学。1939年设互助部、调解组。1948年中华中学复办。1965年成立王甜娘永久奖学基金，筹款3万元，以息奖学。10多年来颂发奖金近4万元。1966年设福利组，发挥互助精神.1969年成立青年团，发挥年青一辈的作用，为同乡服务。
  九、印尼雅加达永春公会
  成立于1947年8月。当时适逢印尼民族争取独立斗争，永春公会参加救济难民工作。公会成立后，为同乡贫侨办理回国手续，支持椰城华侨助学基金会，赞助青年团的文娱活动，代侨胞及会员填写减免外侨税申请书，为会员解决生产困难问题。公会对家乡的卫生，教育、交通建设事业十分关怀。公会于1965年后停止活动。
  除以上社团外，在各地同乡华侨当中还有不少的宗亲会、家族会、联络处等组织，除联络同姓乡亲感情，举办本姓的公益事业外，主要目的在使华侨知根溯源，不忘祖先。主要有普国颜姓宗亲会、荣阳郑姓宗亲会、蓬莱巷梅镜梁氏宗亲联络处、夹潦郑氏旅菲宗亲会、仙乡陈氏宗亲会，东门鹏翔郑氏家族会、大丘头林氏公所、湖洋刘氏公会、龙头乡陈氏家族会等。
  20世纪以来，许多会馆还组织桃源俱乐部，仅马来西亚就有11个，分布在马六甲，新山、蔴坡、新加兰、东甲、昔加挽、巴冬、雪兰莪、巴罗、居盔、实日单那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