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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传播
佛教传入闽南甚早。据《名胜志》载，晋江流域最早的佛教寺是延福寺。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建于丰州城西南，距九日山2里许。唐大历三年（768），移寺址于九日山下。南朝时，印度高僧到延福寺翻译佛教《金刚经》。据《泉州府志》记，宋朝曾会修寺碑铭云：“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7）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
唐代，晋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垂拱二年（686），泉州城区建莲花道场（今开元寺）。晋江置县后创建的著名佛教寺院有开元寺、镇国东禅寺、青阳的法云寺等10所。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唐末，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开元寺的历史、传说和兴旺情况。
五代，王审知治闽，崇尚佛教，在闽中建佛寺267座。王延彬治泉，捐田舍宅大造寺院54座，在晋江县所建佛寺中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和灵秀山的空相院等11座。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的立姿石观音雕像。泉州文管会保存有纪年为南唐保大四年（94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
晋江县佛教的传播，虽然受唐会昌武宗“灭佛”之打击，其传播仍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会，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家宗派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瀚，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的风气大盛。如县城开元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匡护，善讲《上生经》，听众“骤致千人”；寺僧会音“精通内典，广传《法华》、《上生》二经”；释叔端，学通《唯识》、《维摩》、《俱舍》诸论，学识渊博，著有经论数十卷。其门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识》，著作《真师唯识论解》80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据开元寺《紫云开士传》记载，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34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宋代，晋江县唐、五代遗下的较大规模佛寺得到重修，且新建佛寺26座。其中较有名的是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南华寺和虎岫寺（道庙改建）。宋室南渡，经济拮据，大量发卖道牒，放开度僧的限制，出家僧尼人数遽增，仅县城里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住寺僧尼总数就达七八千人，因而保持“泉南佛国”的称誉。泉州开元寺中的水陆寺，保存有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六角形陀罗尼经幢构件，为僧人元昭、宗美所撰立，还有天圣九年（1031）的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而泉州承天寺尚保存有淳化二年（991）和天圣三年的加句灵验佛顶陀罗尼经幢。这反映北宋晋江佛教的兴盛。
宋代，晋江的佛教宗风尤盛。有不少高僧、宗匠，在与宋儒的佛、儒论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南宋的新儒学者，大量摄取佛学精华融入理学体系。自从朱熹在晋江倡导义理之学后，研究理学之风大盛，出现不少理学名家和论著。因此，有些佛学宗师在学佛的同时，又兼通儒术，以便与儒家争辩抗衡。如开元寺僧定诸，“学佛而儒术兼通”，与当时名士曾会友善，唱酬诗篇，收入《群乘》。僧宗达善世学，有诗名，主张“正心诚意”的理学家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对他很推崇。又如招庆和尚，为人说法，或引用儒家经论，或演绎老庄道学，无不通达。
宋代晋江的佛学在与儒家争论的同时，不同宗派的学说也开始互相融合，渐趋统一，并逐渐以禅、净二宗的简易法门为指归。故皆称为“简易法门”。此后，两宗又再趋统一，提出“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禅净双修。他们抛开文字传教，推行简易修持，容易为缺乏文化而又要求信仰的广大民众所接受，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崇奉。佛教也因此蜕变为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现世利益的精神寄托，并与晋江县民间世俗的杂神信仰相混合而逐渐走向世俗化。如开元寺拜庭的两座绍兴十五年（1145）建的婆罗门教式石佛塔，左边1座的须弥座上刻“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此即为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元代，晋江的佛教继续世俗化。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在泉州（晋江）出现世界各大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典章》记载，按元朝制度，僧人可规避差役，且僧人在“朝贺班次”及“于祝圣处祈祷”均排前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等率军征爪哇、从后渚港放洋，无功而返，受到“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为此，亦黑迷失在晋江城里“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他于延祐三年（1316）给所施舍的全国佛寺，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留念，碑中提到受施舍的泉州路（包括晋江县）著名的佛教寺庵接待有承天寺、崇福寺、光孝寺、北藏寺、大开元寺、水陆寺、法石寺、积善寺、西禅寺、香积寺、招福寺、封崇寺、明心寺、清源洞、齐云洞、楞伽寺和延福寺17座。僧人和教徒又自建弥陀岩（1364）、碧霄岩（1292）、六胜塔（1336—1339）。承天寺保存有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佛教石炉，炉盖刻：“泉城孙府前，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这是元代晋江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明清两代，晋江县佛教进入衰微的时期。统治者对佛教虽没有明显的贬抑，但重视与支持却大不如前。明代中后期，泉州地方政府不仅听任豪强势族侵夺寺产，甚至“奉例变卖”寺产以充“兵饷”。明嘉靖前，晋江县共有寺产98顷又8.3亩，后被官府奉例变卖，连同其他侵损的寺产达87.15顷，剩下的11顷多，又先后被“豪强和悍恶佃户吞占”，以至寺产荡然无存。加以官府苛征，“饷额在寺，法重僧逋”，迫使不少寺院“僧亡寺废”。清代，地方政府对寺院的建立和寺产的数额都有严格的限制，影响佛教寺院的发展。
从明初至清中叶的460多年间，晋江县仅建寺院9座。然而毁于明末清初的“倭患”和“迁界”的寺庙，却多达20多座，其中建于唐宋间的古寺被毁的就有法云寺、方广寺、崇真寺、普照寺、广教寺、安福寺、龙兴寺、报恩寺等。此外，还有废于清代中后期的寺院，如镇国东禅寺、竺细庵等。
清末以来，晋江县佛门兴起一种寺僧收度女众带发出家弟子（菜姑）的新事。按佛教规定，女众要求出家，必须由尼僧为其落发剃度。但近代以来，闽南一带已少见有落发出家的尼僧，只由寺僧按收度在家女居士的规仪，受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可让其出家住寺，并穿起袈裟，参与世俗的佛事活动。这些菜姑大都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文化素养低，宗教意识淡薄，但对神佛的信仰却很专诚。
民国初年，晋江社会上曾兴起一股破除迷信，驱逐僧尼，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晋江佛教也受到波及。其时，京、沪一带佛教界人士正在开展佛化运动，晋江县佛教界一些较有见识的僧俗人士，邀请京、沪著名高僧和居士来晋江县讲学弘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佛化运动不仅使晋江佛教界人士受到深刻的佛学教育，也使社会各界人士改变原来对佛教的偏见。甚至有些知识青年，包括原来破除迷信时反对佛教的青年，先后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居士，从此，晋江出现佛教居士。佛教居士积极配合晋江名僧转道、性愿、妙月诸大师，开展佛化运动。民国30年（1941），召开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有会员793名，寺庙149座。又创立佛教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组织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举办各项“利乐众生”的公益事业，如重兴寺院、整顿寺规，创办开元慈儿院、鹦山义务小学、崇福寺义诊施药处等。
晋江的佛化运动曾得到全国著名高僧太虚、圆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以后，又有高僧弘一法师来晋江住锡弘化，晋江的佛教又出现新气象，但这一盛况只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抗日胜利后，南洋交通恢复，晋江佛事活动盛行。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1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合作化期间，寺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菜姑有的入社务农，有的参加工作。1954年，全县有住众的寺院庙堂79座。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晋江县有些地方提出若干时日“创造无宗教区”的口号。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同时采取并寺集中的办法，把未还俗的出家徒众，集中在指定的10所寺庙居住，并开办制药厂，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中，佛教被视为“四旧”而扫除，教徒被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法器被捣毁，寺庙被砸或被占用，僧人和菜姑被赶出寺门。
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晋江县被破坏和占用的寺庙，全部退还，有的还进行修建或扩建。“文化大革命”中被驱赶还俗的僧人和菜姑，又回到寺庙住持，并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寺。1982年后，晋江地方政府先后批准开放龙山寺、南天寺等10座佛教寺院。这些寺院大都得到全面的翻修和扩建。1984年2月，在泉州开元寺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原泉晋佛教协会），同年6月，在安海龙山寺正式设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长静心。1985年，晋江县有住众的寺庙44座，102人。其中比丘13人、比丘尼6人、菜姑83人，受戒者61人。
晋江和泉州在中世纪曾一度成为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与日本的佛教交流尤为突出。近代以后，晋江县有些寺僧南渡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衍传中国佛教的基地。
一、日本
唐天宝间（742—755），晋江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元寺僧木庵应先期到日本的本师隐元和尚之召，率慈岳、喝禅等僧人，从安海港放洋赴日本长崎。康熙三年木庵继承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在日本建10座寺院，成为日本禅宗三大派系之一。追随木庵东渡的法嗣有喝浪（俗名黄广官）和尚与雕佛师范道生，都是安海人。如今日本黄檗宗万福寺有分寺500多座，信徒2.5万人。1979年、1983年、1984年和1986年，日本黄檗宗组团来开元寺朝拜，有些人还能用闽南语言诵念佛经，可见木庵对日本宗教文化影响之深远。
历史上日本亦有僧人到泉州。南宋嘉定十年（1217），庆政上人随泉州回航商船到泉，在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回泉州开元寺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宋版《大藏经》，迄今仍珍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咸淳三年（1267），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人到开元寺学禅，回国后在楞岩寺讲学，从学者达3万多人。
二、新加坡、马来西亚
清末，安海龙山寺僧转武在新加坡首建龙山精舍。民国2年前后，转道、瑞等、转岸前赴星、马。抗战前又有转逢、宏船、广洽、觉林、开论等赴星洲。1949年前后，有常凯、广义、广净、广余、广周、觉悟等僧人到星洲。此后，于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赴星、马的晋泉僧人有妙灯、晴晖、广安等人。
晋泉旅居星、马的僧人，于所在国建寺院，办教育，广渡信徒，弘扬佛法，为促进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团结星、马各民族不同教派，发挥巨大作用。其中较负盛名的高僧有：
转道在新加坡与瑞等、转岸合建普陀寺，并任天福宫主持，举办义诊，被誉为“儿科活佛”。民国10年，在光明山建普觉寺，为星洲十方丛林。民国17年，在星洲组织中华佛教会，任会长。民国23年，组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民国27年，创办英文佛教会。为中国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奠定基础。并为重兴和重修泉州开元寺作出巨大贡献。
广洽为僧瑞等门徒，20年代出国居星洲龙山寺。曾任新加坡佛教会总会长，筹办文殊中学、弥陀学校（原龙山学校）。
常凯民国36年南渡星洲。1951年，创办中华施诊所，被誉为正骨科“医圣”。1958年，在自建的伽陀精舍开办国术及中医正骨科研究班。1960年任星洲佛教总会弘法副主任。1987年，代表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回国参加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
宏船在槟城建香林寺，兼任普陀寺住持。曾连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主席，创办施诊所和文殊中学。80年代以来，对重建泉州承天寺、庆莲寺、安海龙山寺贡献颇大。
广义原为泉州开元寺监院，1949年飞锡星、马，曾任妙香林地藏寺住持，自建华岩精舍。
广净原为泉州开元寺僧，1949年南渡星、马，居妙香林地藏寺。1952年任龙山寺监院，创办弥陀学校，创建龙山寺福缘慈善基金会。80年代以来，对家乡雪峰寺、承天寺、开元寺的重修，做出重大贡献。
妙灯1957年赴星洲，主持修建普济寺，协建文殊中学，组建佛教居士林，历任星洲佛教总会副主席，兼理财务，主讲光明山卫塞佛理讲座，为佛教居士林佛青弘法团导师。倡办泉州佛学苑，捐修南安雪峰寺。
晴晖1957年南渡，住锡普明寺，协办施诊所，任该所理事，协办弥陀、文殊、菩提等3校，任各校董事。1987年，捐资助办泉州佛学苑，助修南安雪峰寺和惠安平山寺。
广余40年代卓锡南洋，主持重建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兴建普光寺，创办佛教学校。
晋泉住锡星、马僧人，大都在居留地建寺，作为海外弘扬佛法的基地，计有大小寺庙20多座。
龙山寺宣统二年（1909），僧转武建精舍。民国14年，瑞等扩建为龙山寺，为新加坡首刹。
普陀寺民国2年，僧转道建。历任住持有转岸、广懿、广周等人，宏船法师曾任方丈，广纯为当家。
普济寺1949年，僧转解建。1960年，妙灯为监院。1979年，改称普济佛学研究院。
普觉寺民国初僧转道建。圆瑛、真任相继住持。30年代末期，宏船为主持。1966年，举办水陆大法会，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僧伽数千人云集。
普明寺抗战前夕建，僧广洽、晴晖曾任住持。
詹葡院僧广洽建，为净修之所。
华严精舍僧广义建，自任当家。
伽陀精舍僧常凯建。
马来西亚方面，也有晋泉僧人创建住持寺院，如；
槟城妙香林地藏寺抗战前僧转道建。圆瑛曾任方丈，广洽、广净曾任主理，妙灯、广余相继主持。
吉隆坡鹤鸣寺僧广余为主持。
此外，晋泉僧人还在马来西亚建巴生的龙寺、新山的宝莲寺和芙蓉观音亭等。
佛教总会1950年，为新加坡的晋泉僧人宏船、常凯、广洽、广义、广净等倡办，致力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如定期举行佛学理论讲座，创办菩提、文殊、弥陀学校和女子佛学院，创办《南洋佛教》月刊，南洋佛学书局。此外，还有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菩提迦耶、佛教居士林、大觉寺和昆卢寺等佛经流通处。在社会福利方面，创办佛教施诊所、佛教群肃毒辅导组、佛教总会义山、大悲安老院、慈恩林老人院和万佛堂养老院等。
三、菲律宾
民国26年，原泉州开元寺监院僧性愿赴菲，扩建大乘信愿寺。邀请晋泉僧人如满、瑞今、觉定、善契、妙钦、妙诀赴菲。抗战后，又有广纯、善戒、瑞耀、妙戒、心理等飞锡菲国。1950年，又建华藏寺，50年代，有道津、传诲和李心莲菜姑等赴菲。在卓锡菲国的出家徒众中，有一部分为菜姑。她们募建佛寺，开办学校，募资回国建佛寺等，做了大量工作。
性愿在泉州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和鹦山义学。抗战后，重建泉州百源铜佛寺和南安大慈林。1950年在菲创华藏寺，建能仁、善贤佛教学校，支持在家弟子陈珍珍居士创办觉华佛学苑。
瑞今晋江东石人，曾任养正僧学院院长，协办《佛教公论》杂志。民国37年，渡菲国任大乘信愿寺住持。1957年，协办能仁中学。在菲国建圆通寺为女众道场。多次率团参加世界性佛教会议。创菲国佛教慈赠会。19811年，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和世界华僧会荣誉主席。捐修晋江祖堂佛寺。
张文莲民国28年赴菲，建宿燕寺。1987年，在晋江宿燕寺创文莲姑赠药处。
瑞妙尼与李心莲姑1957年赴菲国，合建灵鹫寺。后瑞妙尼赴檀香山玉佛寺当住持。
晋泉赴菲佛教徒在外建寺，一般沿用家乡佛寺名称，较著名的有：
大乘信愿寺为菲首刹，性愿建，瑞今任方丈。
普济寺瑞今建，广纯任当家。
普陀寺心理为住持。
福泉寺传贯为住持。
崇福寺元果建。
灵鹫寺李心莲、瑞妙尼建。
宿燕寺张文莲姑建。
海印寺元敬姑、正义姑建。
莲华寺妙树姑、宗道姑建。
天莲寺秀琴姑建。
隐秀寺清和姑建。
观音寺桑莲姑建。
晋泉佛教僧众海外传教，除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外，其他如印尼、美国，以至香港、澳门等地都有其足迹。如元果在香港建福慧精舍，并任香港佛教总会副会长；印尼的灵山寺、极乐寺、普门寺都有晋泉僧人住锡；美国檀香山玉佛寺、洛杉矶的观音寺、华盛顿的觉林精舍，都有晋泉僧人住锡。
第二节 教徒
佛教徒向有“四众弟子”之称。四众即出家二众和在家二众。若把落发前在寺院修持苦行的“行者”加进去，则合称为出家“五众”。晋江县另有一种全国仅见的女众出家形式，称为“菜（斋）姑”。她们不按佛制拜尼僧为其削发剃度出家，却拜僧人为皈依师，按僧人收度在家居士的规仪，授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带发出家住寺独身修持。清末民初以来，晋江县僧人收度菜姑出家之风盛行。据民国30年（1941）的资料统计，全县70—80％的寺庙都有菜姑住褡，总人数超过僧人七八倍。
在家学佛的男女二众，梵语男称“优婆塞”（清信男），女称“优婆夷”（清信女），俗称男女居士，即居家奉佛之士的简称。佛教居士一定要拜僧尼为皈依师父，由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民国初年，晋江佛教界开展佛化运动，有许多知识界人士皈依佛门，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明清和近代，晋江县有不少佛教僧人、菜姑和居士，他们在本地组织佛教社团，弘扬佛法。
一、僧尼
（一）出家。唐宋时期，要求出家得先投拜一位依照师父，在寺中披发服杂役，称“行者”。经三年一次度僧期限到来，再报请官府甄别、批准，并通过僧试合格，登记入籍，发给度牒，然后正式剃度出家。最后，到官府指定的传戒禅寺接受比丘或比丘尼戒，领取戒牒，取得合法僧尼资格。宋末与明初，官府曾一度滥发空白度牒，因而出现寺僧滥收僧徒现象。迨至乾隆十七年（1752），取消官府“试僧”、“给牒”的度僧制度，放任寺僧自由度众。晋江县两派僧团，为蕃衍本派弟子，竞争度僧，以致出现佛门泛滥现象。
近代以后，晋江本地出家人越来越少，现有寺僧大半来自外县或外省。这些寺僧的出家成分和动机较复杂，除一部分出身佛教家庭，或生后多病，或父母许愿从小将其送入佛门，或半路出家（包括破产农民、商人、游民、失意文人和政客）。他们出家手续简便，只要教徒介绍，投拜一位寺僧作为依照师，便可剃度出家。再由依照师按本宗派的辈份字序赐给法名，便可住寺随众学习佛事经忏和佛门规仪。清末以降，晋江未见女众削发出家的尼僧，偶有所见，也是客籍过往住褡的。要求出家的女众，则拜寺僧为师，受“三皈五戒”，即可带发出家，称“菜姑”，她们不在僧尼之列。近代闽南开坛传戒的禅寺有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最近一次是民国37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受戒僧尼要在头顶炙灼十二点香疤，称为“蘸顶香”，作为受戒标志。
1980年后，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允许信徒出家自由，但要求按原来的佛教规制，对出家资格和条件审察，还补充规定要年满18岁，出于自愿，并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还规定可以自由还俗。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上通过决议，废除汉僧受戒烧香疤的旧习。
（二）宗派。晋江县佛教僧团，长期存在着临济、曹洞两大派系。两派都属南禅支脉。南禅于唐末分为南岳（又分为临济、沩仰两宗）、青原（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两系。宋初，两派的嗣法宗师大都为福建人。如南岳的怀海为长乐人，其嗣法弟子黄檗为福清人，青原法系宗师义存为南安人。南宋淳祐间（1241—1252），义存裔孙樗拙和尚，在南安建小雪峰寺，培养许多高僧。元末明初，临、曹两宗在闽南一度衰沉。明崇祯间（1628—1644），临济一脉再度兴起，泉州大开元寺传承临济黄檗法系，重振法门。清初，开元寺僧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从安海出发，东渡日本传教。曹洞一系，亦于明末清初，由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元来、元贤等法师大力阐扬，得以传至今日。
近代至今，晋江佛教的临、曹两宗，参修法门早已互相渗透，但门户分立之见仍很严重。他们竞相收度出家、在家、菜姑等弟子，都以本系偏列辈份的字序命名。如晋江县近代临济派系有“转、瑞、广、传、道、法”诸字序，传至现在，以“广、传、道”辈份居多；曹洞派现有两支脉，一支以妙月的“妙”字为字首，有“妙、福、元、常、理”等字辈，现在以“福、元、常”诸字辈居多，另有一支以“性愿”的“性”字辈为首，有“性、觉、妙、真、如”诸字辈。让人们一听法名，就知道其所属宗派和辈份。
临、曹两派都有自己派下所属的寺庙，如崇福寺作为曹派的祖堂，地方小寺庙大都成为传承派系弟子的地方。不同派系寺院，除祖堂有不同敷设外，法堂敲打各种法器，也有不同节奏和规仪。
（三）生活。大禅寺是僧团集居修道的处所，又称十方丛林，即各地游方的僧人都可以挂单住褡。原晋江县城的大开元寺，在全盛时期常住僧人以千计。此外，承天寺、崇福寺，虽不属十方丛林，但也是本宗派僧团常住寺僧集居修持的大禅寺。闽南各地丛林禅寺，一直沿袭宋代怀海和尚制定的《丛林清规》（或称《百丈清规》）。《清规》对僧人的组织、管理和生活礼轨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规定住寺僧人，每日要上殿（早晚课诵）、坐堂（法堂参禅）、诵戒、拜忏等，又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守则。清初，僧官对寺僧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僧众只能穿鼠灰色的布衣，住持穿褐色的布衣，举行法会时穿绯红色的袈裟。近代以来，晋江县寺院已不再谨守《清规》，除早晚课诵和偶尔举行的“打佛七”修持活动外，其他生活规仪都已废弛。
晋江县乡镇有许多小寺庙，通常住僧3—5人，大都为本家师徒或师兄弟，他们没有《清规》的约束，日常礼佛课诵修持，随个人自我德行道心安排。他们的生活来源各异，有的靠寺田自耕自食；香火旺盛的寺庙则靠卖香烛、供果，或卜签、添油及施主斋供香资；有的则由乡里董事聘请出家人住寺照看香火。此外，许多小寺庙住僧还参加民间佛事活动，以增加收入。
民国初年，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圆瑛、转道等大师，率先整顿开元寺规仪，恢复法堂规矩。此后，崇福寺、承天寺及城外一些大寺也都恢复法堂修持。抗日战争期间，佛化运动已近尾声，民间佛事活动有所发展。特别战后侨汇恢复，民间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分寺僧都卷入佛事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佛事活动一度自行消失，有些僧人参加社会工作。如开元寺的僧元露，1950年还俗在永宁梅港中心小学任教；释修闻、瑞苗于1952年先后到大田、德化行医；瑞苗的弟子广翰，还俗为地方干部。有的与南洋有宗派关系的寺僧则设法出国。因此，晋江县寺僧锐减，据1956年统计，只有56人。1958年，地方政府又动员寺僧还俗，余下的僧人集中到几座寺院，创办制药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被迫还俗。1980年之后，还俗的寺僧回归佛门者不足10人，且年龄大都老化；新收度和外地来的中青年僧人为数不多，他们又大都散居地方小寺庙，日常持行修道自便。
二、菜（斋）姑
在家奉佛持长斋的人，晋江县俗称“吃菜”（闽南方语“菜”与“斋”同音）。男众称“菜叔”，女众称“菜姑”。此类“吃菜”教徒，家里有净修佛堂，富裕人家则离家独建清净佛堂，称“斋堂”。如清初王元真在安海建复兴堂，为离家净修居处；康熙年间（1662—1722），洪窟村洪姓贞女建妙德堂净修；乾隆间（1736—1795）三吴上慕村吴姓节妇洪鸳娘，矢志长斋奉佛，其子吴绳生为其建世斋堂；光绪间（1875—1908）安海镇信女杨妲，独建慎斋堂。清末以后，出家当菜姑之风大盛。民国4年，营边村吴乃姑舍宅建清居堂，并延请其他菜姑与她共住净修；民国5年，清末举人曾振仲为安海曾笑姑建香莲堂奉佛。此后逐渐出现由斋堂专修，发展到出家住寺。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斋堂18所，且都由私人斋堂转变为外来菜姑常住的佛教寺庙，全县80％以上的寺庙，都由菜姑住持。据1952年晋江县佛教联合会调查资料，海印寺、朵莲寺、宿燕寺和庆莲寺等4座寺院的菜姑103人，其中出身农户的60人，小商和小手工业者26人，侨属9人，其他8人。就出家情况看，自幼家贫失养，或随母及其他亲属出家的32人；未婚青年受佛教家庭影响或拒婚出家的18人；中年妇女因丧夫或夫虐、姑恶等家庭变故而出家者40人；老年发心奉佛养静的5人；寡老和残废无依收养入寺8人。从文化素质看，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19人，其他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因菜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佛学意识淡薄，导致佛教与民间杂神信仰进一步的混杂不清。民国37年，晋江旅菲侨僧性愿曾捐资委托在家女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让菜姑学习文化知识和佛学基础理论。
三、居士
佛教居士，须投拜一位僧人为皈依师，履行“三皈五戒”仪式。晋江县的佛教居士，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居家设佛堂、长斋奉佛的居士，俗称男众为“菜（斋）叔”。后来，“菜姑”成为女众带发出家住寺的专称。而把在家妇女投师受皈戒的女居士，通称为“菜友”。
长斋奉佛的菜叔，也有自建斋堂净修或住寺奉佛的。如嘉庆间（1796—1820），菜叔黄温记建慎斋堂，后由在家居士苏鸿藻住持。清末郑维叔建大本堂，蔡善德建方圆堂，郑广根建乐山堂。民国时期，林生花建紫竹林，杨谋举重建并主持深沪慎德堂等。
民国以后，晋江县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受佛化运动的影响，在弘一法师弘法的感化下，皈依佛教，成为新型的佛教居士，著名的有叶青眼、王振邦、周伯遒、龚念平、周子秀等人。叶青眼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皈依佛教为居士，任职开元慈儿院，民国18年创妇女养老院，民国23年建温陵养老院，翌年开办平民救济院等。居士龚念平，北京大学毕业，在泉中中学（今泉州六中）校长任内，曾当卖家产，资助学校经费，后皈依佛教。
有些知识界女青年，受佛化运动影响，皈依佛教，成为女界中新一代的佛教居士。如陈珍珍居士，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基督教会学校，后研究佛学，发心奉佛，投拜性愿和尚为皈依师父，居家奉佛。1948年和1987年，两度创办佛学苑，提高闽南一带“菜姑”的佛学素养。1988年，安海在家奉佛的女居士吴仁仁，组织安海佛教居士林，吸收在家奉佛的男女信徒入林，学习佛教规仪和佛学理论。
四、社团
（一）法社。法社是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宗教信仰联合团体，有严密组织，又有基金。近代以降，晋江县城乡有类似法社的组织，如净莲社、养莲社、念佛会和助念团等，它们自建社、堂活动。如磁灶乡在家居士吴杰自建养莲社，安海黄衍姑结社于慎斋堂。有的则依附佛寺，定期举行念佛会或斋会，如民国时期开元寺的念佛会。
（二）佛教会。民国11年，在新加坡弘法的晋江僧人转道、转逢，邀请天童寺方丈圆瑛到晋江弘法。翌年，圆瑛到泉州，重兴开元寺，弘扬佛学。民国13年，中华佛教联合会成立，出版《海潮音》和《佛化新青年》杂志，这两种书刊在晋江广泛传播，对晋江县佛教界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的活动。
在20年代的晋江县佛化运动中，太虚和尚的皈依弟子宁达蕴、张宗载两居士到晋江讲学弘法，他们讲演佛教与现代革命诸问题，影响颇大。继居士叶青眼等人之后，又有蔡吉堂、苏慧纯、陈文通、周伯遒、周子秀、黄谦六等一批人成为新的佛教居士。民国18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广义、常凯为常务理事，妙月为监事长。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和弘一法师连袂到晋江弘法讲学，把佛化运动推向高潮。据民国30年会员名册统计，晋江分会有会员793人，其中僧人242人，菜姑452人，居士99人。
1952年，晋江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妙莲为主任，会址设开元寺。下设晋江、泉州两组，晋江县所属寺院104座，会员418人。蒋润泽居士组织人员对全县各寺庙进行普查登记，协助宗教领导部门做好教徒工作。1958年实行并寺集中，佛教联合会停止活动。1985年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址设安海龙山寺，静心、宝心等4人为正副会长。
五、人物
（一）古代名僧
匡护开元寺世祖，律行良谨。
文〓仙游人，咸通间住持泉州开元寺，于寺东造塔五层，赐名镇国，乾符三年（876）坐化。
叔端仙游人，出游吴越。乾符中，归隐10年，州守王延彬虔礼之。号明教大师。著书数十卷。
道昭晋江人，号惟识大师，居开元寺罗汉阁。南唐保大八年（950），诏征不赴。注《唯识论》80卷。
省权仙游人，王延彬创千佛院于开元寺居之。后主招庆寺。留从效延主承天寺。宋初赐号真觉禅师。
文超赐号弘教大师。王延彬以超能诗，为建清吟居于开元寺。
行通晋江人，博洽经论。州刺史陈洪进以旱请雨，奏赐命服，名法慧大师。
义英晋江人，出家开元寺浴宝院，王审知造金银二藏经，征之缮写。厚施以奖劳，英买田30亩，归粥院。
法超晋江人，建塔其乡，曰镇海塔。乡有水为海支港，募造石桥，长800尺，凡130间，名曰悲济桥。有《辨邪正论》2卷、《修进录》1卷行世。
定诸晋江人，精心内典，兼通儒书。造塔笋江石盘上，因置院以石塔名。
了性安溪人，绍兴中（1131—1162）开元东西两塔灾，至淳熙（1174—1189）而了性两建之。又建弥陀殿、安溪龙津桥、晋江安济桥。
妙恩元朝赐谥广明通慧喜济禅师。注《上生经》、《语录》行世。
如照尝典客雪峰寺，刺血书《法华经》和《杂华经》。元廷赐佛果弘觉大师之号。
大圭博究群书，兼精青鸟学。筑室开元寺西，名梵观堂。为文似柳宗元，作诗如陶潜。著《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正映抚州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住持开元寺，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有《古镜三昧》留世。
（二）近现代名僧
弘一原名李成蹊，字叔同。民国17年开始在闽南弘法。佛门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民国19年到承天寺，为所藏古版藏经编纂目录。民国22年，居开元寺尊胜院讲律，并圈点《南山钞记》。民国24年，在开元寺讲《一梦漫言》，住温陵养老院。又到承天寺讲《律学要略》。是岁卧病草庵。次年，由草庵赴厦。民国27年，在草庵讲《华严普贤行愿品》，继至泉州承天寺、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惠安讲经，还到安海水心亭讲《佛法十疑略释》，集为《安海法音录》1卷。次年，居清源洞。民国30年，到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安居，撰修《律钞宗要随讲别录》、《晚晴集》及《药师经析疑》诸书，讲授《律钞宗要》。次年，在泉州百源寺、温陵养老院居住，郭沫若驰书求书法，为写《寒山诗》，诗末署款曰：“沫若居山澄览”。郭氏回诗一首称之为澄览大师。7月，在泉州朱子过化亭教演出家剃度仪式。8月，在开元寺尊胜院讲《八大人觉经》。9月初，书“悲欣交集”为绝笔，遗骨分葬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
云果惠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入泉州承天寺圆常院，云游四明天童寺。光绪三十二年，在泉州倡办万缘水陆胜会。宣统二年（1910），泛星洲、泗水、吕宋，募修承天寺、光孝寺，办僧校。
转道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1943年圆寂（事迹详见新加坡南渡晋僧）。
转解（1885—1960年）南安（大盈）人，云游新、马。在星洲创普济、香莲二寺，任佛教总会监察主任、弥陀学校副董事长。历雪峰和承天寺执事。
转博南安（水头）人，为晋江县灵秀山金相院住持，本世纪20年代率僧众辟荒田、制茶饼、炼秋石丹，畅销南洋。又济贫困，修桥铺路。
妙月（1883—1944）晋江安海人，落发于厦门朝天宫，后返晋江紫帽山普照寺，躬耕不息，好拳术，太虚称他是“双拳铁罗汉，十亩老农禅”。主持泉州崇福寺，后渡菲国，募修泉州崇福寺。
元镇（1897—1977）惠安人，于晋江紫帽山普照寺，依妙月大师剃度，历任晋江南岳寺住持、兼主泰享寺。民国33年入主泉州崇福寺丈席。弟子常凯，弘化南洋，按月汇款供养，法师抱定宗旨，不享受，广布施。
徐宏智姑（1874—1968）1917—1925年，建朵莲寺，置寺田，导引菜姑自耕自给。又创农工养老院和开办书塾。该寺有“女众丛林”之称誉。
广空（1887—1970）晋江小沿塘人，早年在青阳石鼓斋堂受戒，后又远游九华、五台、普陀名胜。宣统元年，住持灵鹫寺。民国13年，与瑞意和尚兴复草庵，置斋田，植菜果，躬身自给。1952年，主持南安小雪峰寺。建四众海会塔于石刀山和许巷，解决寺众身后藏骨处所。于草庵卓锡历30余秋。
常凯（1916—1990）（详见第一节 “海外传教”）。
（三）日本黄檗宗晋江籍人物
木庵（1611—1684）晋江人，云游江、浙诸名山，拜广慧寺隐元和尚为师。后追随隐元回福清县黄檗山，任万福寺西堂。顺治十一年，从安海送本师隐元东渡日本。次年，奉师命率慈岳、喝禅赴日本，住持长崎福济寺。在江户建瑞圣寺，辟关东黄檗宗门，继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康熙二十年，明治天皇追封为“慧明国师”。善诗文书画，其书法与其师隐元和师弟即非，合称“黄檗三笔”。
喝浪（1663—1706）晋江安海人，康熙三十三年东渡日本长崎，居福济寺，为第四代住持。捐资建安海金墩大宗祠。善水墨图，有《芦叶达摩图》传世，为日本常滑黄檗堂文库珍宝。
此外，东渡日本的僧人还有蕴谦、大眉、悦山、雪机、慈岳、喝禅、大鹏和忍仙。
第三节 寺院
据乾隆《晋江县志》载，晋江县佛教寺院有50座。后来，随着佛化运动的推行，不断增建。1955年，有住众寺院79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全被封闭、占用或拆毁。1979年底以后，陆续恢复、修建、扩建。今有寺院75座，其中已开放10座，比较著名的有龙山寺、灵源寺、紫竹院、南天寺、龙江寺、福林寺、西资岩、灵鹫寺、朵莲寺、庆莲寺、金相院等。
晋江县的佛教因受世俗化的影响，所以有的道教神庙，住有出家佛教徒，其中有的已改造为佛教寺院，如金粟洞、金相院等。有的则是神庙另辟佛堂为偏配。
一、古代寺院
龙山寺在安海镇北，初建莫考。供奉立姿千手观音大士像，高4.2米，宽2.5米，主手合十，傍支1008手。有古今书法名家题刻，如宋朱熹的“普现殿”，明苏琰的“龙山宝地”，明张瑞图的“通身手眼”，清庄俊元的对联，民国弘一法师的“绍隆神种”、“南海行宫”和赵朴初的“龙山寺”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颜仪凤《安平镇龙山寺重兴碑》记。1982年开放。今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都有分炉。
灵源寺在灵源山，距安海镇东北8里。初建莫考。《泉州府志》载，“唐时道士蔡明浚居之……有灵源庵，宋进士林知读书处。”祀观音菩萨，称为灵源佛祖。清庄俊元手书“古佛”两字，民国时弘一法师亦有遗墨。有清士绅耆董《灵源寺重修碑记》。
南天寺在东石岱山之麓，俗称石佛寺，初号石佛岩，建于嘉定九年（1216）。《泉州府志·方外》载，僧守净镌刻石佛于岱峰山，并刻“泉南佛国”4个大字于摩崖之上。寺里依山岩镌刻弥陀居中，观音持净瓶，势至执经卷居两旁，佛像高约6米，宽3米。雕刻雄浑魁伟。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吴英《重修南天禅寺碑记》。塘东旅菲华侨蔡玉峰于本世纪60、80年代两次捐资重修。
西资岩在金井卓望山南麓，有石雕如来、观音、势至佛像，高各4.5米、宽1.62米。俗称大石佛寺。初建莫考。现存寺院系旅菲华侨蔡本由家族，于1935年和1982年两次捐资重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华岩寺在华表山草庵前，原为龙泉寺，本世纪80年代重建，改名大华岩寺。
龙江寺在东石龙霞村。据碑记载，原以村为名，称龙霞寺。又以东石湾别称龙江，又名龙江寺。建于明天顺间（1457—1464），光绪前寺废已久，民国期间和1980年两次重修。有民国周希祖《龙江寺碑记》。
金相院在石狮灵秀山，旧名栖真寺。后梁开平二年（908）僧如默建，因有空兰奇香之异，改名空相院。本世纪20年代，僧转博率众开荒辟田，造林种竹，栽花制药，整修殿宇，一时昌盛，时人称为“万金”，故又名金相院。1984年，容卿村成立重修筹备组，全面修葺。
二、近代佛寺
清末以来，晋江县兴建、复建或改建一批寺院。其中有菜姑所建的，如徐宏智姑创朵莲寺，杨嘉姑兴建宿燕寺，光绪间（1875—1908）赖素姑兴建庆莲寺等。此外，还有不少杂神庙改建为佛寺的，如东山宫改为修莲寺，镇美宫改为福莲寺，凤竹宫改为龙寿寺。
朵莲寺在池店乡华洲桥尾，原为供奉都主公的后寮宫，民国初，徐宏智姑改建为佛寺，奉三世尊佛。有寺田45亩，靠农禅为生，又设农工养老院，兼收失赡老妇及失养幼女，是慈善性的农禅寺院。1979年，旅菲华侨捐资重建。
庆莲寺清光绪间，赖素姑改高山亭而建。有寺田25亩，素姑领众躬耕。圆寂后孙女李莲藏姑继之。80年代，宏船捐资重建。寺有宏船撰立《晋江庆莲寺重建寺记》。
第四节 宗教活动
早在西晋，晋江下游即有佛教寺之创建。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此后1000多年，佛教随着晋江县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广泛传播，在历史上影响颇为深远。明清以来，晋江县的佛教与民间信仰逐渐混合，菜姑大量出现，以至如今晋江县的佛教寺院住持，菜姑占一半以上。在历史上，晋江县的佛教僧人远走日本、星洲、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传教、创建寺院，他们又在外国募捐，回国修缮寺院，对晋江的佛教振兴起了巨大作用。
宋代晋江佛教尤盛，至今仍保持着僧人创建的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安平桥等。元代，亦黑迷失在《一百大寺看经纪》碑所列晋江就有17座著名寺院。本世纪50年代，发现一方泰未尔文碑，记载元至元十八年（1281），泉州港主（南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创建一座乌帝耶佛庙在城里。《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晋江城里居民“为偶像教徒”。元代晋江佛教之盛，影响及于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如晋江出土的古基督教石碑上文字有“侍者长”、“大德黄公”、“非佛后身，亦佛弟子”、“兼兴明寺住持”等。“侍者”、“住持”、“大德”、“弟子”、“佛”等，皆佛教词语。还有，古基督教碑刻的飞天雕刻艺术，大都是头戴僧帽，双手合十，趺坐，耳长垂肩。婆罗门教（印度教）寺庙石碑则刻有“御赐佛像”4字，可见婆罗门教的主要神祗湿婆亦称佛。摩尼教原是不崇拜偶像，草庵所祀的摩尼，不但雕成石像，还称摩尼光佛。
本世纪20年代至抗战初，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出现了居士佛教。随着晋江佛教协会的建立，成立佛学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举办弘法活动，对佛教在晋江延续起了作用，同时亦扩大了佛教在晋江县的社会影响。据1949年统计，晋江县住有出家徒众的佛教寺院有83座（包括小庵堂），另外佛教教徒住原系道教的宫庙85所。1951年市县分治后，县属有出家教徒住持寺庙97座，其中佛教寺庙42座。
晋江县佛教的世俗化，对佛教得以在晋江县的延续作用颇大，亦对晋江县地方的民俗起着重大的影响。晋江县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观音菩萨。佛教教徒相信，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故民间都喜欢奉祀观音“佛祖”，以求得到“息灾、增益、敬爱、降伏”。
晋江佛教的世俗化，使得许多民间神庙被改造为佛寺，而佛和杂神并祀的现象更为普遍。近代佛教教徒改造了不少祀杂神的寺庙、亭、庵、堂。如金井福全村的祗园堂、安海的复兴堂、池店华洲的朵莲寺、清濛的青龙寺、紫帽山的金粟洞、石狮松茂村的慈音寺、龙湖檀林村的福林寺、内坑的古山寺、英林的普尼堂、石狮钞坑村的泰亨寺、池店东山村的修莲寺、陈埭庵上村的福莲寺、深沪科任村的西安寺、池店溜石村的清莲寺、青阳竹树下的龙寿寺，池店新村的庆莲寺，永宁塔石村虎岫寺、罗山苏内村的草庵，以及扩建的大华岩寺等，这些寺庙庵堂，大都被改造为祀奉观音菩萨及三世尊。而几乎所有的小庙、庵堂都并祀杂神，成为当前晋江佛教寺院、庵堂的特色。
因为佛教的世俗化，人们礼拜观音十分方便，而住寺庙菜姑、僧人也可以通过做佛事或贩售金楮、香烛、解签、添油、题缘、拜忏等，获得经济收入。而且不少寺院，如安海龙山寺、塘东西资岩寺、龙江寺、庆莲寺等的重修，大都依靠信众捐助。
晋江县的佛教建筑艺术，有的则是全国著名的。如城里开元寺的百柱殿中屋梁上的飞天雕刻，镇国塔、仁寿塔、石湖六胜塔，以及塘东西资岩、东石南天寺的石佛雕刻等，在建筑、雕刻艺术方面都是瑰宝。而镇国塔基座的38幅佛传图，则是典型的晋江地方化了的佛教艺术石雕。宋代僧人创建的安平桥，是古代世界最长石桥，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此外，明末清初晋江僧人赴日本传播佛教，为黄檗宗在日本传播奠定基础，以致现今日本佛教黄檗宗代表团多次来开元寺朝拜。而近现代的晋江县僧人、菜姑，则不少南渡星、马、菲诸国传播佛教，他们又在外募资协助家乡兴建修缮佛教寺院。
佛教传入闽南甚早。据《名胜志》载，晋江流域最早的佛教寺是延福寺。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建于丰州城西南，距九日山2里许。唐大历三年（768），移寺址于九日山下。南朝时，印度高僧到延福寺翻译佛教《金刚经》。据《泉州府志》记，宋朝曾会修寺碑铭云：“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7）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
唐代，晋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垂拱二年（686），泉州城区建莲花道场（今开元寺）。晋江置县后创建的著名佛教寺院有开元寺、镇国东禅寺、青阳的法云寺等10所。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唐末，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开元寺的历史、传说和兴旺情况。
五代，王审知治闽，崇尚佛教，在闽中建佛寺267座。王延彬治泉，捐田舍宅大造寺院54座，在晋江县所建佛寺中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和灵秀山的空相院等11座。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的立姿石观音雕像。泉州文管会保存有纪年为南唐保大四年（94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
晋江县佛教的传播，虽然受唐会昌武宗“灭佛”之打击，其传播仍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会，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家宗派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瀚，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的风气大盛。如县城开元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匡护，善讲《上生经》，听众“骤致千人”；寺僧会音“精通内典，广传《法华》、《上生》二经”；释叔端，学通《唯识》、《维摩》、《俱舍》诸论，学识渊博，著有经论数十卷。其门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识》，著作《真师唯识论解》80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据开元寺《紫云开士传》记载，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34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宋代，晋江县唐、五代遗下的较大规模佛寺得到重修，且新建佛寺26座。其中较有名的是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南华寺和虎岫寺（道庙改建）。宋室南渡，经济拮据，大量发卖道牒，放开度僧的限制，出家僧尼人数遽增，仅县城里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住寺僧尼总数就达七八千人，因而保持“泉南佛国”的称誉。泉州开元寺中的水陆寺，保存有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六角形陀罗尼经幢构件，为僧人元昭、宗美所撰立，还有天圣九年（1031）的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而泉州承天寺尚保存有淳化二年（991）和天圣三年的加句灵验佛顶陀罗尼经幢。这反映北宋晋江佛教的兴盛。
宋代，晋江的佛教宗风尤盛。有不少高僧、宗匠，在与宋儒的佛、儒论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南宋的新儒学者，大量摄取佛学精华融入理学体系。自从朱熹在晋江倡导义理之学后，研究理学之风大盛，出现不少理学名家和论著。因此，有些佛学宗师在学佛的同时，又兼通儒术，以便与儒家争辩抗衡。如开元寺僧定诸，“学佛而儒术兼通”，与当时名士曾会友善，唱酬诗篇，收入《群乘》。僧宗达善世学，有诗名，主张“正心诚意”的理学家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对他很推崇。又如招庆和尚，为人说法，或引用儒家经论，或演绎老庄道学，无不通达。
宋代晋江的佛学在与儒家争论的同时，不同宗派的学说也开始互相融合，渐趋统一，并逐渐以禅、净二宗的简易法门为指归。故皆称为“简易法门”。此后，两宗又再趋统一，提出“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禅净双修。他们抛开文字传教，推行简易修持，容易为缺乏文化而又要求信仰的广大民众所接受，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崇奉。佛教也因此蜕变为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现世利益的精神寄托，并与晋江县民间世俗的杂神信仰相混合而逐渐走向世俗化。如开元寺拜庭的两座绍兴十五年（1145）建的婆罗门教式石佛塔，左边1座的须弥座上刻“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此即为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元代，晋江的佛教继续世俗化。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在泉州（晋江）出现世界各大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典章》记载，按元朝制度，僧人可规避差役，且僧人在“朝贺班次”及“于祝圣处祈祷”均排前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等率军征爪哇、从后渚港放洋，无功而返，受到“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为此，亦黑迷失在晋江城里“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他于延祐三年（1316）给所施舍的全国佛寺，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留念，碑中提到受施舍的泉州路（包括晋江县）著名的佛教寺庵接待有承天寺、崇福寺、光孝寺、北藏寺、大开元寺、水陆寺、法石寺、积善寺、西禅寺、香积寺、招福寺、封崇寺、明心寺、清源洞、齐云洞、楞伽寺和延福寺17座。僧人和教徒又自建弥陀岩（1364）、碧霄岩（1292）、六胜塔（1336—1339）。承天寺保存有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佛教石炉，炉盖刻：“泉城孙府前，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这是元代晋江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明清两代，晋江县佛教进入衰微的时期。统治者对佛教虽没有明显的贬抑，但重视与支持却大不如前。明代中后期，泉州地方政府不仅听任豪强势族侵夺寺产，甚至“奉例变卖”寺产以充“兵饷”。明嘉靖前，晋江县共有寺产98顷又8.3亩，后被官府奉例变卖，连同其他侵损的寺产达87.15顷，剩下的11顷多，又先后被“豪强和悍恶佃户吞占”，以至寺产荡然无存。加以官府苛征，“饷额在寺，法重僧逋”，迫使不少寺院“僧亡寺废”。清代，地方政府对寺院的建立和寺产的数额都有严格的限制，影响佛教寺院的发展。
从明初至清中叶的460多年间，晋江县仅建寺院9座。然而毁于明末清初的“倭患”和“迁界”的寺庙，却多达20多座，其中建于唐宋间的古寺被毁的就有法云寺、方广寺、崇真寺、普照寺、广教寺、安福寺、龙兴寺、报恩寺等。此外，还有废于清代中后期的寺院，如镇国东禅寺、竺细庵等。
清末以来，晋江县佛门兴起一种寺僧收度女众带发出家弟子（菜姑）的新事。按佛教规定，女众要求出家，必须由尼僧为其落发剃度。但近代以来，闽南一带已少见有落发出家的尼僧，只由寺僧按收度在家女居士的规仪，受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可让其出家住寺，并穿起袈裟，参与世俗的佛事活动。这些菜姑大都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文化素养低，宗教意识淡薄，但对神佛的信仰却很专诚。
民国初年，晋江社会上曾兴起一股破除迷信，驱逐僧尼，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晋江佛教也受到波及。其时，京、沪一带佛教界人士正在开展佛化运动，晋江县佛教界一些较有见识的僧俗人士，邀请京、沪著名高僧和居士来晋江县讲学弘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佛化运动不仅使晋江佛教界人士受到深刻的佛学教育，也使社会各界人士改变原来对佛教的偏见。甚至有些知识青年，包括原来破除迷信时反对佛教的青年，先后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居士，从此，晋江出现佛教居士。佛教居士积极配合晋江名僧转道、性愿、妙月诸大师，开展佛化运动。民国30年（1941），召开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有会员793名，寺庙149座。又创立佛教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组织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举办各项“利乐众生”的公益事业，如重兴寺院、整顿寺规，创办开元慈儿院、鹦山义务小学、崇福寺义诊施药处等。
晋江的佛化运动曾得到全国著名高僧太虚、圆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以后，又有高僧弘一法师来晋江住锡弘化，晋江的佛教又出现新气象，但这一盛况只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抗日胜利后，南洋交通恢复，晋江佛事活动盛行。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1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合作化期间，寺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菜姑有的入社务农，有的参加工作。1954年，全县有住众的寺院庙堂79座。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晋江县有些地方提出若干时日“创造无宗教区”的口号。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同时采取并寺集中的办法，把未还俗的出家徒众，集中在指定的10所寺庙居住，并开办制药厂，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中，佛教被视为“四旧”而扫除，教徒被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法器被捣毁，寺庙被砸或被占用，僧人和菜姑被赶出寺门。
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晋江县被破坏和占用的寺庙，全部退还，有的还进行修建或扩建。“文化大革命”中被驱赶还俗的僧人和菜姑，又回到寺庙住持，并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寺。1982年后，晋江地方政府先后批准开放龙山寺、南天寺等10座佛教寺院。这些寺院大都得到全面的翻修和扩建。1984年2月，在泉州开元寺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原泉晋佛教协会），同年6月，在安海龙山寺正式设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长静心。1985年，晋江县有住众的寺庙44座，102人。其中比丘13人、比丘尼6人、菜姑83人，受戒者61人。
晋江和泉州在中世纪曾一度成为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与日本的佛教交流尤为突出。近代以后，晋江县有些寺僧南渡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衍传中国佛教的基地。
一、日本
唐天宝间（742—755），晋江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元寺僧木庵应先期到日本的本师隐元和尚之召，率慈岳、喝禅等僧人，从安海港放洋赴日本长崎。康熙三年木庵继承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在日本建10座寺院，成为日本禅宗三大派系之一。追随木庵东渡的法嗣有喝浪（俗名黄广官）和尚与雕佛师范道生，都是安海人。如今日本黄檗宗万福寺有分寺500多座，信徒2.5万人。1979年、1983年、1984年和1986年，日本黄檗宗组团来开元寺朝拜，有些人还能用闽南语言诵念佛经，可见木庵对日本宗教文化影响之深远。
历史上日本亦有僧人到泉州。南宋嘉定十年（1217），庆政上人随泉州回航商船到泉，在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回泉州开元寺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宋版《大藏经》，迄今仍珍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咸淳三年（1267），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人到开元寺学禅，回国后在楞岩寺讲学，从学者达3万多人。
二、新加坡、马来西亚
清末，安海龙山寺僧转武在新加坡首建龙山精舍。民国2年前后，转道、瑞等、转岸前赴星、马。抗战前又有转逢、宏船、广洽、觉林、开论等赴星洲。1949年前后，有常凯、广义、广净、广余、广周、觉悟等僧人到星洲。此后，于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赴星、马的晋泉僧人有妙灯、晴晖、广安等人。
晋泉旅居星、马的僧人，于所在国建寺院，办教育，广渡信徒，弘扬佛法，为促进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团结星、马各民族不同教派，发挥巨大作用。其中较负盛名的高僧有：
转道在新加坡与瑞等、转岸合建普陀寺，并任天福宫主持，举办义诊，被誉为“儿科活佛”。民国10年，在光明山建普觉寺，为星洲十方丛林。民国17年，在星洲组织中华佛教会，任会长。民国23年，组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民国27年，创办英文佛教会。为中国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奠定基础。并为重兴和重修泉州开元寺作出巨大贡献。
广洽为僧瑞等门徒，20年代出国居星洲龙山寺。曾任新加坡佛教会总会长，筹办文殊中学、弥陀学校（原龙山学校）。
常凯民国36年南渡星洲。1951年，创办中华施诊所，被誉为正骨科“医圣”。1958年，在自建的伽陀精舍开办国术及中医正骨科研究班。1960年任星洲佛教总会弘法副主任。1987年，代表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回国参加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
宏船在槟城建香林寺，兼任普陀寺住持。曾连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主席，创办施诊所和文殊中学。80年代以来，对重建泉州承天寺、庆莲寺、安海龙山寺贡献颇大。
广义原为泉州开元寺监院，1949年飞锡星、马，曾任妙香林地藏寺住持，自建华岩精舍。
广净原为泉州开元寺僧，1949年南渡星、马，居妙香林地藏寺。1952年任龙山寺监院，创办弥陀学校，创建龙山寺福缘慈善基金会。80年代以来，对家乡雪峰寺、承天寺、开元寺的重修，做出重大贡献。
妙灯1957年赴星洲，主持修建普济寺，协建文殊中学，组建佛教居士林，历任星洲佛教总会副主席，兼理财务，主讲光明山卫塞佛理讲座，为佛教居士林佛青弘法团导师。倡办泉州佛学苑，捐修南安雪峰寺。
晴晖1957年南渡，住锡普明寺，协办施诊所，任该所理事，协办弥陀、文殊、菩提等3校，任各校董事。1987年，捐资助办泉州佛学苑，助修南安雪峰寺和惠安平山寺。
广余40年代卓锡南洋，主持重建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兴建普光寺，创办佛教学校。
晋泉住锡星、马僧人，大都在居留地建寺，作为海外弘扬佛法的基地，计有大小寺庙20多座。
龙山寺宣统二年（1909），僧转武建精舍。民国14年，瑞等扩建为龙山寺，为新加坡首刹。
普陀寺民国2年，僧转道建。历任住持有转岸、广懿、广周等人，宏船法师曾任方丈，广纯为当家。
普济寺1949年，僧转解建。1960年，妙灯为监院。1979年，改称普济佛学研究院。
普觉寺民国初僧转道建。圆瑛、真任相继住持。30年代末期，宏船为主持。1966年，举办水陆大法会，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僧伽数千人云集。
普明寺抗战前夕建，僧广洽、晴晖曾任住持。
詹葡院僧广洽建，为净修之所。
华严精舍僧广义建，自任当家。
伽陀精舍僧常凯建。
马来西亚方面，也有晋泉僧人创建住持寺院，如；
槟城妙香林地藏寺抗战前僧转道建。圆瑛曾任方丈，广洽、广净曾任主理，妙灯、广余相继主持。
吉隆坡鹤鸣寺僧广余为主持。
此外，晋泉僧人还在马来西亚建巴生的龙寺、新山的宝莲寺和芙蓉观音亭等。
佛教总会1950年，为新加坡的晋泉僧人宏船、常凯、广洽、广义、广净等倡办，致力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如定期举行佛学理论讲座，创办菩提、文殊、弥陀学校和女子佛学院，创办《南洋佛教》月刊，南洋佛学书局。此外，还有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菩提迦耶、佛教居士林、大觉寺和昆卢寺等佛经流通处。在社会福利方面，创办佛教施诊所、佛教群肃毒辅导组、佛教总会义山、大悲安老院、慈恩林老人院和万佛堂养老院等。
三、菲律宾
民国26年，原泉州开元寺监院僧性愿赴菲，扩建大乘信愿寺。邀请晋泉僧人如满、瑞今、觉定、善契、妙钦、妙诀赴菲。抗战后，又有广纯、善戒、瑞耀、妙戒、心理等飞锡菲国。1950年，又建华藏寺，50年代，有道津、传诲和李心莲菜姑等赴菲。在卓锡菲国的出家徒众中，有一部分为菜姑。她们募建佛寺，开办学校，募资回国建佛寺等，做了大量工作。
性愿在泉州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和鹦山义学。抗战后，重建泉州百源铜佛寺和南安大慈林。1950年在菲创华藏寺，建能仁、善贤佛教学校，支持在家弟子陈珍珍居士创办觉华佛学苑。
瑞今晋江东石人，曾任养正僧学院院长，协办《佛教公论》杂志。民国37年，渡菲国任大乘信愿寺住持。1957年，协办能仁中学。在菲国建圆通寺为女众道场。多次率团参加世界性佛教会议。创菲国佛教慈赠会。19811年，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和世界华僧会荣誉主席。捐修晋江祖堂佛寺。
张文莲民国28年赴菲，建宿燕寺。1987年，在晋江宿燕寺创文莲姑赠药处。
瑞妙尼与李心莲姑1957年赴菲国，合建灵鹫寺。后瑞妙尼赴檀香山玉佛寺当住持。
晋泉赴菲佛教徒在外建寺，一般沿用家乡佛寺名称，较著名的有：
大乘信愿寺为菲首刹，性愿建，瑞今任方丈。
普济寺瑞今建，广纯任当家。
普陀寺心理为住持。
福泉寺传贯为住持。
崇福寺元果建。
灵鹫寺李心莲、瑞妙尼建。
宿燕寺张文莲姑建。
海印寺元敬姑、正义姑建。
莲华寺妙树姑、宗道姑建。
天莲寺秀琴姑建。
隐秀寺清和姑建。
观音寺桑莲姑建。
晋泉佛教僧众海外传教，除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外，其他如印尼、美国，以至香港、澳门等地都有其足迹。如元果在香港建福慧精舍，并任香港佛教总会副会长；印尼的灵山寺、极乐寺、普门寺都有晋泉僧人住锡；美国檀香山玉佛寺、洛杉矶的观音寺、华盛顿的觉林精舍，都有晋泉僧人住锡。
第二节 教徒
佛教徒向有“四众弟子”之称。四众即出家二众和在家二众。若把落发前在寺院修持苦行的“行者”加进去，则合称为出家“五众”。晋江县另有一种全国仅见的女众出家形式，称为“菜（斋）姑”。她们不按佛制拜尼僧为其削发剃度出家，却拜僧人为皈依师，按僧人收度在家居士的规仪，授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带发出家住寺独身修持。清末民初以来，晋江县僧人收度菜姑出家之风盛行。据民国30年（1941）的资料统计，全县70—80％的寺庙都有菜姑住褡，总人数超过僧人七八倍。
在家学佛的男女二众，梵语男称“优婆塞”（清信男），女称“优婆夷”（清信女），俗称男女居士，即居家奉佛之士的简称。佛教居士一定要拜僧尼为皈依师父，由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民国初年，晋江佛教界开展佛化运动，有许多知识界人士皈依佛门，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明清和近代，晋江县有不少佛教僧人、菜姑和居士，他们在本地组织佛教社团，弘扬佛法。
一、僧尼
（一）出家。唐宋时期，要求出家得先投拜一位依照师父，在寺中披发服杂役，称“行者”。经三年一次度僧期限到来，再报请官府甄别、批准，并通过僧试合格，登记入籍，发给度牒，然后正式剃度出家。最后，到官府指定的传戒禅寺接受比丘或比丘尼戒，领取戒牒，取得合法僧尼资格。宋末与明初，官府曾一度滥发空白度牒，因而出现寺僧滥收僧徒现象。迨至乾隆十七年（1752），取消官府“试僧”、“给牒”的度僧制度，放任寺僧自由度众。晋江县两派僧团，为蕃衍本派弟子，竞争度僧，以致出现佛门泛滥现象。
近代以后，晋江本地出家人越来越少，现有寺僧大半来自外县或外省。这些寺僧的出家成分和动机较复杂，除一部分出身佛教家庭，或生后多病，或父母许愿从小将其送入佛门，或半路出家（包括破产农民、商人、游民、失意文人和政客）。他们出家手续简便，只要教徒介绍，投拜一位寺僧作为依照师，便可剃度出家。再由依照师按本宗派的辈份字序赐给法名，便可住寺随众学习佛事经忏和佛门规仪。清末以降，晋江未见女众削发出家的尼僧，偶有所见，也是客籍过往住褡的。要求出家的女众，则拜寺僧为师，受“三皈五戒”，即可带发出家，称“菜姑”，她们不在僧尼之列。近代闽南开坛传戒的禅寺有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最近一次是民国37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受戒僧尼要在头顶炙灼十二点香疤，称为“蘸顶香”，作为受戒标志。
1980年后，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允许信徒出家自由，但要求按原来的佛教规制，对出家资格和条件审察，还补充规定要年满18岁，出于自愿，并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还规定可以自由还俗。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上通过决议，废除汉僧受戒烧香疤的旧习。
（二）宗派。晋江县佛教僧团，长期存在着临济、曹洞两大派系。两派都属南禅支脉。南禅于唐末分为南岳（又分为临济、沩仰两宗）、青原（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两系。宋初，两派的嗣法宗师大都为福建人。如南岳的怀海为长乐人，其嗣法弟子黄檗为福清人，青原法系宗师义存为南安人。南宋淳祐间（1241—1252），义存裔孙樗拙和尚，在南安建小雪峰寺，培养许多高僧。元末明初，临、曹两宗在闽南一度衰沉。明崇祯间（1628—1644），临济一脉再度兴起，泉州大开元寺传承临济黄檗法系，重振法门。清初，开元寺僧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从安海出发，东渡日本传教。曹洞一系，亦于明末清初，由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元来、元贤等法师大力阐扬，得以传至今日。
近代至今，晋江佛教的临、曹两宗，参修法门早已互相渗透，但门户分立之见仍很严重。他们竞相收度出家、在家、菜姑等弟子，都以本系偏列辈份的字序命名。如晋江县近代临济派系有“转、瑞、广、传、道、法”诸字序，传至现在，以“广、传、道”辈份居多；曹洞派现有两支脉，一支以妙月的“妙”字为字首，有“妙、福、元、常、理”等字辈，现在以“福、元、常”诸字辈居多，另有一支以“性愿”的“性”字辈为首，有“性、觉、妙、真、如”诸字辈。让人们一听法名，就知道其所属宗派和辈份。
临、曹两派都有自己派下所属的寺庙，如崇福寺作为曹派的祖堂，地方小寺庙大都成为传承派系弟子的地方。不同派系寺院，除祖堂有不同敷设外，法堂敲打各种法器，也有不同节奏和规仪。
（三）生活。大禅寺是僧团集居修道的处所，又称十方丛林，即各地游方的僧人都可以挂单住褡。原晋江县城的大开元寺，在全盛时期常住僧人以千计。此外，承天寺、崇福寺，虽不属十方丛林，但也是本宗派僧团常住寺僧集居修持的大禅寺。闽南各地丛林禅寺，一直沿袭宋代怀海和尚制定的《丛林清规》（或称《百丈清规》）。《清规》对僧人的组织、管理和生活礼轨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规定住寺僧人，每日要上殿（早晚课诵）、坐堂（法堂参禅）、诵戒、拜忏等，又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守则。清初，僧官对寺僧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僧众只能穿鼠灰色的布衣，住持穿褐色的布衣，举行法会时穿绯红色的袈裟。近代以来，晋江县寺院已不再谨守《清规》，除早晚课诵和偶尔举行的“打佛七”修持活动外，其他生活规仪都已废弛。
晋江县乡镇有许多小寺庙，通常住僧3—5人，大都为本家师徒或师兄弟，他们没有《清规》的约束，日常礼佛课诵修持，随个人自我德行道心安排。他们的生活来源各异，有的靠寺田自耕自食；香火旺盛的寺庙则靠卖香烛、供果，或卜签、添油及施主斋供香资；有的则由乡里董事聘请出家人住寺照看香火。此外，许多小寺庙住僧还参加民间佛事活动，以增加收入。
民国初年，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圆瑛、转道等大师，率先整顿开元寺规仪，恢复法堂规矩。此后，崇福寺、承天寺及城外一些大寺也都恢复法堂修持。抗日战争期间，佛化运动已近尾声，民间佛事活动有所发展。特别战后侨汇恢复，民间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分寺僧都卷入佛事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佛事活动一度自行消失，有些僧人参加社会工作。如开元寺的僧元露，1950年还俗在永宁梅港中心小学任教；释修闻、瑞苗于1952年先后到大田、德化行医；瑞苗的弟子广翰，还俗为地方干部。有的与南洋有宗派关系的寺僧则设法出国。因此，晋江县寺僧锐减，据1956年统计，只有56人。1958年，地方政府又动员寺僧还俗，余下的僧人集中到几座寺院，创办制药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被迫还俗。1980年之后，还俗的寺僧回归佛门者不足10人，且年龄大都老化；新收度和外地来的中青年僧人为数不多，他们又大都散居地方小寺庙，日常持行修道自便。
二、菜（斋）姑
在家奉佛持长斋的人，晋江县俗称“吃菜”（闽南方语“菜”与“斋”同音）。男众称“菜叔”，女众称“菜姑”。此类“吃菜”教徒，家里有净修佛堂，富裕人家则离家独建清净佛堂，称“斋堂”。如清初王元真在安海建复兴堂，为离家净修居处；康熙年间（1662—1722），洪窟村洪姓贞女建妙德堂净修；乾隆间（1736—1795）三吴上慕村吴姓节妇洪鸳娘，矢志长斋奉佛，其子吴绳生为其建世斋堂；光绪间（1875—1908）安海镇信女杨妲，独建慎斋堂。清末以后，出家当菜姑之风大盛。民国4年，营边村吴乃姑舍宅建清居堂，并延请其他菜姑与她共住净修；民国5年，清末举人曾振仲为安海曾笑姑建香莲堂奉佛。此后逐渐出现由斋堂专修，发展到出家住寺。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斋堂18所，且都由私人斋堂转变为外来菜姑常住的佛教寺庙，全县80％以上的寺庙，都由菜姑住持。据1952年晋江县佛教联合会调查资料，海印寺、朵莲寺、宿燕寺和庆莲寺等4座寺院的菜姑103人，其中出身农户的60人，小商和小手工业者26人，侨属9人，其他8人。就出家情况看，自幼家贫失养，或随母及其他亲属出家的32人；未婚青年受佛教家庭影响或拒婚出家的18人；中年妇女因丧夫或夫虐、姑恶等家庭变故而出家者40人；老年发心奉佛养静的5人；寡老和残废无依收养入寺8人。从文化素质看，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19人，其他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因菜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佛学意识淡薄，导致佛教与民间杂神信仰进一步的混杂不清。民国37年，晋江旅菲侨僧性愿曾捐资委托在家女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让菜姑学习文化知识和佛学基础理论。
三、居士
佛教居士，须投拜一位僧人为皈依师，履行“三皈五戒”仪式。晋江县的佛教居士，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居家设佛堂、长斋奉佛的居士，俗称男众为“菜（斋）叔”。后来，“菜姑”成为女众带发出家住寺的专称。而把在家妇女投师受皈戒的女居士，通称为“菜友”。
长斋奉佛的菜叔，也有自建斋堂净修或住寺奉佛的。如嘉庆间（1796—1820），菜叔黄温记建慎斋堂，后由在家居士苏鸿藻住持。清末郑维叔建大本堂，蔡善德建方圆堂，郑广根建乐山堂。民国时期，林生花建紫竹林，杨谋举重建并主持深沪慎德堂等。
民国以后，晋江县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受佛化运动的影响，在弘一法师弘法的感化下，皈依佛教，成为新型的佛教居士，著名的有叶青眼、王振邦、周伯遒、龚念平、周子秀等人。叶青眼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皈依佛教为居士，任职开元慈儿院，民国18年创妇女养老院，民国23年建温陵养老院，翌年开办平民救济院等。居士龚念平，北京大学毕业，在泉中中学（今泉州六中）校长任内，曾当卖家产，资助学校经费，后皈依佛教。
有些知识界女青年，受佛化运动影响，皈依佛教，成为女界中新一代的佛教居士。如陈珍珍居士，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基督教会学校，后研究佛学，发心奉佛，投拜性愿和尚为皈依师父，居家奉佛。1948年和1987年，两度创办佛学苑，提高闽南一带“菜姑”的佛学素养。1988年，安海在家奉佛的女居士吴仁仁，组织安海佛教居士林，吸收在家奉佛的男女信徒入林，学习佛教规仪和佛学理论。
四、社团
（一）法社。法社是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宗教信仰联合团体，有严密组织，又有基金。近代以降，晋江县城乡有类似法社的组织，如净莲社、养莲社、念佛会和助念团等，它们自建社、堂活动。如磁灶乡在家居士吴杰自建养莲社，安海黄衍姑结社于慎斋堂。有的则依附佛寺，定期举行念佛会或斋会，如民国时期开元寺的念佛会。
（二）佛教会。民国11年，在新加坡弘法的晋江僧人转道、转逢，邀请天童寺方丈圆瑛到晋江弘法。翌年，圆瑛到泉州，重兴开元寺，弘扬佛学。民国13年，中华佛教联合会成立，出版《海潮音》和《佛化新青年》杂志，这两种书刊在晋江广泛传播，对晋江县佛教界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的活动。
在20年代的晋江县佛化运动中，太虚和尚的皈依弟子宁达蕴、张宗载两居士到晋江讲学弘法，他们讲演佛教与现代革命诸问题，影响颇大。继居士叶青眼等人之后，又有蔡吉堂、苏慧纯、陈文通、周伯遒、周子秀、黄谦六等一批人成为新的佛教居士。民国18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广义、常凯为常务理事，妙月为监事长。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和弘一法师连袂到晋江弘法讲学，把佛化运动推向高潮。据民国30年会员名册统计，晋江分会有会员793人，其中僧人242人，菜姑452人，居士99人。
1952年，晋江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妙莲为主任，会址设开元寺。下设晋江、泉州两组，晋江县所属寺院104座，会员418人。蒋润泽居士组织人员对全县各寺庙进行普查登记，协助宗教领导部门做好教徒工作。1958年实行并寺集中，佛教联合会停止活动。1985年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址设安海龙山寺，静心、宝心等4人为正副会长。
五、人物
（一）古代名僧
匡护开元寺世祖，律行良谨。
文〓仙游人，咸通间住持泉州开元寺，于寺东造塔五层，赐名镇国，乾符三年（876）坐化。
叔端仙游人，出游吴越。乾符中，归隐10年，州守王延彬虔礼之。号明教大师。著书数十卷。
道昭晋江人，号惟识大师，居开元寺罗汉阁。南唐保大八年（950），诏征不赴。注《唯识论》80卷。
省权仙游人，王延彬创千佛院于开元寺居之。后主招庆寺。留从效延主承天寺。宋初赐号真觉禅师。
文超赐号弘教大师。王延彬以超能诗，为建清吟居于开元寺。
行通晋江人，博洽经论。州刺史陈洪进以旱请雨，奏赐命服，名法慧大师。
义英晋江人，出家开元寺浴宝院，王审知造金银二藏经，征之缮写。厚施以奖劳，英买田30亩，归粥院。
法超晋江人，建塔其乡，曰镇海塔。乡有水为海支港，募造石桥，长800尺，凡130间，名曰悲济桥。有《辨邪正论》2卷、《修进录》1卷行世。
定诸晋江人，精心内典，兼通儒书。造塔笋江石盘上，因置院以石塔名。
了性安溪人，绍兴中（1131—1162）开元东西两塔灾，至淳熙（1174—1189）而了性两建之。又建弥陀殿、安溪龙津桥、晋江安济桥。
妙恩元朝赐谥广明通慧喜济禅师。注《上生经》、《语录》行世。
如照尝典客雪峰寺，刺血书《法华经》和《杂华经》。元廷赐佛果弘觉大师之号。
大圭博究群书，兼精青鸟学。筑室开元寺西，名梵观堂。为文似柳宗元，作诗如陶潜。著《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正映抚州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住持开元寺，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有《古镜三昧》留世。
（二）近现代名僧
弘一原名李成蹊，字叔同。民国17年开始在闽南弘法。佛门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民国19年到承天寺，为所藏古版藏经编纂目录。民国22年，居开元寺尊胜院讲律，并圈点《南山钞记》。民国24年，在开元寺讲《一梦漫言》，住温陵养老院。又到承天寺讲《律学要略》。是岁卧病草庵。次年，由草庵赴厦。民国27年，在草庵讲《华严普贤行愿品》，继至泉州承天寺、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惠安讲经，还到安海水心亭讲《佛法十疑略释》，集为《安海法音录》1卷。次年，居清源洞。民国30年，到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安居，撰修《律钞宗要随讲别录》、《晚晴集》及《药师经析疑》诸书，讲授《律钞宗要》。次年，在泉州百源寺、温陵养老院居住，郭沫若驰书求书法，为写《寒山诗》，诗末署款曰：“沫若居山澄览”。郭氏回诗一首称之为澄览大师。7月，在泉州朱子过化亭教演出家剃度仪式。8月，在开元寺尊胜院讲《八大人觉经》。9月初，书“悲欣交集”为绝笔，遗骨分葬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
云果惠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入泉州承天寺圆常院，云游四明天童寺。光绪三十二年，在泉州倡办万缘水陆胜会。宣统二年（1910），泛星洲、泗水、吕宋，募修承天寺、光孝寺，办僧校。
转道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1943年圆寂（事迹详见新加坡南渡晋僧）。
转解（1885—1960年）南安（大盈）人，云游新、马。在星洲创普济、香莲二寺，任佛教总会监察主任、弥陀学校副董事长。历雪峰和承天寺执事。
转博南安（水头）人，为晋江县灵秀山金相院住持，本世纪20年代率僧众辟荒田、制茶饼、炼秋石丹，畅销南洋。又济贫困，修桥铺路。
妙月（1883—1944）晋江安海人，落发于厦门朝天宫，后返晋江紫帽山普照寺，躬耕不息，好拳术，太虚称他是“双拳铁罗汉，十亩老农禅”。主持泉州崇福寺，后渡菲国，募修泉州崇福寺。
元镇（1897—1977）惠安人，于晋江紫帽山普照寺，依妙月大师剃度，历任晋江南岳寺住持、兼主泰享寺。民国33年入主泉州崇福寺丈席。弟子常凯，弘化南洋，按月汇款供养，法师抱定宗旨，不享受，广布施。
徐宏智姑（1874—1968）1917—1925年，建朵莲寺，置寺田，导引菜姑自耕自给。又创农工养老院和开办书塾。该寺有“女众丛林”之称誉。
广空（1887—1970）晋江小沿塘人，早年在青阳石鼓斋堂受戒，后又远游九华、五台、普陀名胜。宣统元年，住持灵鹫寺。民国13年，与瑞意和尚兴复草庵，置斋田，植菜果，躬身自给。1952年，主持南安小雪峰寺。建四众海会塔于石刀山和许巷，解决寺众身后藏骨处所。于草庵卓锡历30余秋。
常凯（1916—1990）（详见第一节 “海外传教”）。
（三）日本黄檗宗晋江籍人物
木庵（1611—1684）晋江人，云游江、浙诸名山，拜广慧寺隐元和尚为师。后追随隐元回福清县黄檗山，任万福寺西堂。顺治十一年，从安海送本师隐元东渡日本。次年，奉师命率慈岳、喝禅赴日本，住持长崎福济寺。在江户建瑞圣寺，辟关东黄檗宗门，继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康熙二十年，明治天皇追封为“慧明国师”。善诗文书画，其书法与其师隐元和师弟即非，合称“黄檗三笔”。
喝浪（1663—1706）晋江安海人，康熙三十三年东渡日本长崎，居福济寺，为第四代住持。捐资建安海金墩大宗祠。善水墨图，有《芦叶达摩图》传世，为日本常滑黄檗堂文库珍宝。
此外，东渡日本的僧人还有蕴谦、大眉、悦山、雪机、慈岳、喝禅、大鹏和忍仙。
第三节 寺院
据乾隆《晋江县志》载，晋江县佛教寺院有50座。后来，随着佛化运动的推行，不断增建。1955年，有住众寺院79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全被封闭、占用或拆毁。1979年底以后，陆续恢复、修建、扩建。今有寺院75座，其中已开放10座，比较著名的有龙山寺、灵源寺、紫竹院、南天寺、龙江寺、福林寺、西资岩、灵鹫寺、朵莲寺、庆莲寺、金相院等。
晋江县的佛教因受世俗化的影响，所以有的道教神庙，住有出家佛教徒，其中有的已改造为佛教寺院，如金粟洞、金相院等。有的则是神庙另辟佛堂为偏配。
一、古代寺院
龙山寺在安海镇北，初建莫考。供奉立姿千手观音大士像，高4.2米，宽2.5米，主手合十，傍支1008手。有古今书法名家题刻，如宋朱熹的“普现殿”，明苏琰的“龙山宝地”，明张瑞图的“通身手眼”，清庄俊元的对联，民国弘一法师的“绍隆神种”、“南海行宫”和赵朴初的“龙山寺”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颜仪凤《安平镇龙山寺重兴碑》记。1982年开放。今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都有分炉。
灵源寺在灵源山，距安海镇东北8里。初建莫考。《泉州府志》载，“唐时道士蔡明浚居之……有灵源庵，宋进士林知读书处。”祀观音菩萨，称为灵源佛祖。清庄俊元手书“古佛”两字，民国时弘一法师亦有遗墨。有清士绅耆董《灵源寺重修碑记》。
南天寺在东石岱山之麓，俗称石佛寺，初号石佛岩，建于嘉定九年（1216）。《泉州府志·方外》载，僧守净镌刻石佛于岱峰山，并刻“泉南佛国”4个大字于摩崖之上。寺里依山岩镌刻弥陀居中，观音持净瓶，势至执经卷居两旁，佛像高约6米，宽3米。雕刻雄浑魁伟。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吴英《重修南天禅寺碑记》。塘东旅菲华侨蔡玉峰于本世纪60、80年代两次捐资重修。
西资岩在金井卓望山南麓，有石雕如来、观音、势至佛像，高各4.5米、宽1.62米。俗称大石佛寺。初建莫考。现存寺院系旅菲华侨蔡本由家族，于1935年和1982年两次捐资重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华岩寺在华表山草庵前，原为龙泉寺，本世纪80年代重建，改名大华岩寺。
龙江寺在东石龙霞村。据碑记载，原以村为名，称龙霞寺。又以东石湾别称龙江，又名龙江寺。建于明天顺间（1457—1464），光绪前寺废已久，民国期间和1980年两次重修。有民国周希祖《龙江寺碑记》。
金相院在石狮灵秀山，旧名栖真寺。后梁开平二年（908）僧如默建，因有空兰奇香之异，改名空相院。本世纪20年代，僧转博率众开荒辟田，造林种竹，栽花制药，整修殿宇，一时昌盛，时人称为“万金”，故又名金相院。1984年，容卿村成立重修筹备组，全面修葺。
二、近代佛寺
清末以来，晋江县兴建、复建或改建一批寺院。其中有菜姑所建的，如徐宏智姑创朵莲寺，杨嘉姑兴建宿燕寺，光绪间（1875—1908）赖素姑兴建庆莲寺等。此外，还有不少杂神庙改建为佛寺的，如东山宫改为修莲寺，镇美宫改为福莲寺，凤竹宫改为龙寿寺。
朵莲寺在池店乡华洲桥尾，原为供奉都主公的后寮宫，民国初，徐宏智姑改建为佛寺，奉三世尊佛。有寺田45亩，靠农禅为生，又设农工养老院，兼收失赡老妇及失养幼女，是慈善性的农禅寺院。1979年，旅菲华侨捐资重建。
庆莲寺清光绪间，赖素姑改高山亭而建。有寺田25亩，素姑领众躬耕。圆寂后孙女李莲藏姑继之。80年代，宏船捐资重建。寺有宏船撰立《晋江庆莲寺重建寺记》。
第四节 宗教活动
早在西晋，晋江下游即有佛教寺之创建。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此后1000多年，佛教随着晋江县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广泛传播，在历史上影响颇为深远。明清以来，晋江县的佛教与民间信仰逐渐混合，菜姑大量出现，以至如今晋江县的佛教寺院住持，菜姑占一半以上。在历史上，晋江县的佛教僧人远走日本、星洲、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传教、创建寺院，他们又在外国募捐，回国修缮寺院，对晋江的佛教振兴起了巨大作用。
宋代晋江佛教尤盛，至今仍保持着僧人创建的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安平桥等。元代，亦黑迷失在《一百大寺看经纪》碑所列晋江就有17座著名寺院。本世纪50年代，发现一方泰未尔文碑，记载元至元十八年（1281），泉州港主（南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创建一座乌帝耶佛庙在城里。《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晋江城里居民“为偶像教徒”。元代晋江佛教之盛，影响及于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如晋江出土的古基督教石碑上文字有“侍者长”、“大德黄公”、“非佛后身，亦佛弟子”、“兼兴明寺住持”等。“侍者”、“住持”、“大德”、“弟子”、“佛”等，皆佛教词语。还有，古基督教碑刻的飞天雕刻艺术，大都是头戴僧帽，双手合十，趺坐，耳长垂肩。婆罗门教（印度教）寺庙石碑则刻有“御赐佛像”4字，可见婆罗门教的主要神祗湿婆亦称佛。摩尼教原是不崇拜偶像，草庵所祀的摩尼，不但雕成石像，还称摩尼光佛。
本世纪20年代至抗战初，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出现了居士佛教。随着晋江佛教协会的建立，成立佛学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举办弘法活动，对佛教在晋江延续起了作用，同时亦扩大了佛教在晋江县的社会影响。据1949年统计，晋江县住有出家徒众的佛教寺院有83座（包括小庵堂），另外佛教教徒住原系道教的宫庙85所。1951年市县分治后，县属有出家教徒住持寺庙97座，其中佛教寺庙42座。
晋江县佛教的世俗化，对佛教得以在晋江县的延续作用颇大，亦对晋江县地方的民俗起着重大的影响。晋江县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观音菩萨。佛教教徒相信，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故民间都喜欢奉祀观音“佛祖”，以求得到“息灾、增益、敬爱、降伏”。
晋江佛教的世俗化，使得许多民间神庙被改造为佛寺，而佛和杂神并祀的现象更为普遍。近代佛教教徒改造了不少祀杂神的寺庙、亭、庵、堂。如金井福全村的祗园堂、安海的复兴堂、池店华洲的朵莲寺、清濛的青龙寺、紫帽山的金粟洞、石狮松茂村的慈音寺、龙湖檀林村的福林寺、内坑的古山寺、英林的普尼堂、石狮钞坑村的泰亨寺、池店东山村的修莲寺、陈埭庵上村的福莲寺、深沪科任村的西安寺、池店溜石村的清莲寺、青阳竹树下的龙寿寺，池店新村的庆莲寺，永宁塔石村虎岫寺、罗山苏内村的草庵，以及扩建的大华岩寺等，这些寺庙庵堂，大都被改造为祀奉观音菩萨及三世尊。而几乎所有的小庙、庵堂都并祀杂神，成为当前晋江佛教寺院、庵堂的特色。
因为佛教的世俗化，人们礼拜观音十分方便，而住寺庙菜姑、僧人也可以通过做佛事或贩售金楮、香烛、解签、添油、题缘、拜忏等，获得经济收入。而且不少寺院，如安海龙山寺、塘东西资岩寺、龙江寺、庆莲寺等的重修，大都依靠信众捐助。
晋江县的佛教建筑艺术，有的则是全国著名的。如城里开元寺的百柱殿中屋梁上的飞天雕刻，镇国塔、仁寿塔、石湖六胜塔，以及塘东西资岩、东石南天寺的石佛雕刻等，在建筑、雕刻艺术方面都是瑰宝。而镇国塔基座的38幅佛传图，则是典型的晋江地方化了的佛教艺术石雕。宋代僧人创建的安平桥，是古代世界最长石桥，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此外，明末清初晋江僧人赴日本传播佛教，为黄檗宗在日本传播奠定基础，以致现今日本佛教黄檗宗代表团多次来开元寺朝拜。而近现代的晋江县僧人、菜姑，则不少南渡星、马、菲诸国传播佛教，他们又在外募资协助家乡兴建修缮佛教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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