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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隐者和方士就活动于晋江流域一带。西晋太康年间（280—289），晋江最早的道教观白云庙建立。同时，佛教也随中原文化南进开始传入泉州。
唐代，海外交通兴起，为多种宗教在晋江传播和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唐至五代，大批道教宫观和佛教寺院相继在晋江建立。道教在晋江进一步发展，佛教在晋江传播过程中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体系。同时，伊斯兰教也随着阿拉伯商人传入晋江。
宋代，晋江经济进一步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繁荣，多种宗教继续发展。晋江的道教活动很盛，不仅涌现大批著名道士，而且产生不少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道学著作。晋江的佛教寺院日益增多，尤其是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改建成花岗岩石塔，是晋江佛教继续发展的标志。同时，晋江佛学与儒学的争论过程中，不同宗派学说渐趋统一，并推行简易修持，又与晋江民间世俗的杂神信仰混合，逐渐走向世俗化道路，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崇奉，徒众大增。南宋时，仅县城泉州的几座较大寺院，住寺僧尼达七八千人之多。晋江的伊斯兰教，在宋元时也先后建立多座清真寺。
元朝，晋江海外交通贸易空前繁荣。在晋江，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继续发展；摩尼教（明教）也由秘密结社而为公开信仰，并建立摩尼寺院草庵；同时，先后传入基督教、天主教和印度教等多种新的宗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在晋江出现世界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初，由于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相继主政泉州，使晋江伊斯兰教势力盛极一时。
明清时期，晋江的各大宗教逐渐衰微，尤其是伊斯兰教随着元朝政权的灭亡而受到重大打击，此后逐渐汉化。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再度进入晋江，在本世纪3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对晋江的教育卫生等方面有较大影响。
清末，又有日本教传入晋江，但在民国初年即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0年晋江基督教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道路。1951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1958年成立晋江道教协会。“文化大革命”中，各门宗教活动中断。1978年以后，各门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又得以恢复，尤其在1987年，陈埭穆斯林恢复停止已久的伊斯兰教三大节日活动，晋江县再次出现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局面。
第一章 道教
第一节 传播
据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载，秦汉之际，泉州、晋江一带就有隐者和方士活动。秦时有大道“修正真清源左峰”，即今大道岩。汉代，有陈寨“善禁咒术，为人治病多愈”。三国、两晋时，道教随中原文化南进。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建立最早的道教宫观，称白云庙（即玄妙观的前身）。东晋时，信奉五斗米道的孙恩、卢循起义军，被刘裕击败入闽，道教又在泉州、晋江一带流传。
唐朝，泉州的经济、文化大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道教也随之兴盛。晋江置县后，晋、泉一带先后兴建的道教宫观有中兴观（后改为隆兴观）、紫极宫、紫泽宫、金粟崇真观和真武宫（明改名虎岫寺）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道术精深的著名道士，如修隐于清源山的蔡如金、紫帽山的郑文叔和被朝廷赐号为“通元先生”的龙兴观道士吴崇岳。灵源山的蔡明濬曾与虹岩逸人罗山甫“往来潘湖间，有合炼之雅”。其时名士欧阳詹也参予修炼。诗人罗隐，流寓闽中，曾游晋、泉各地，也曾修真学道，在罗裳山有“画马石”的传说。著名道教学者施肩吾，流寓泉州。近年考古发现城郭东郊一座唐墓，其卷顶墓砖打印有“上柱国刺史乾封二年”，另一面打印“武吕中平大吉”，证明乾封二年（667），泉州、晋江一带道教已经盛行。
五代，晋江王留从效、节度使陈洪进都是道教的推崇者。他们亲近道士，兴建宫观。刺史王潮请于朝，赐封古晋江城郭东郊东湖上的万仙妃为“护国英烈仙妃”；闽王王延昶，拜著名道士、学者谭峭为师，并赐号为“金门羽客正一先生”。南唐主则赐号谭峭为“紫霄真人”。留从效改建紫极宫，陈洪进兴建奉先观。
宋代，晋江道教处于兴盛时期。大批著名道教宫观应时而建或重新修建，仅方志上所载就有天庆观、广孝观、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天妃宫、花桥慈济宫、东岳行宫、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及山麓的北斗殿、真君殿。
随着宋代晋江道教的兴盛，涌现不少的著名道士。如医道吴本（音滔），晋江金鞍山的赵永嘉，泉郡天庆观的苏绍成、陈以文，清源山纯阳洞的裴道人和天柱峰的林道，青阳石鼓山的王志、洪某（号洪总管），法石院的碧桃道人。他们或精于岐黄，或济世救人，或因道高德深被赐封号，也有善琴、书法而交游士大夫，或长期修隐，或有种种灵异而名闻于世。
五代与两宋，晋江道教学者的著作，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如五代谭峭，博学能文，著《化书》，宋代齐丘作序。宋代官宦吕惠卿著《道德真经传》、《庄子解》等道书。曾慥博览广采道家经书，从黄庭服气，到铅汞炼丹，从太极易理到阴阳五行，即包罗道教的哲学、医学、化学、体育、卫生等养生之道和长生之术，编纂成一巨著，名曰《道枢》。又有道教学者刘骥著《老子通论》，黄址著《南华真经解》，陈权著《老子道德经编类》。
宋代，晋江道教很盛，这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嘉祐祐二年（1057），侍郎赵涯兴建明烈王庙（泉州城隍庙前身）；绍兴二十三年（1152）尚书张汝锡修建东岳行宫；淳熙十三年（1186），相梁克家于郊外东湖建庙祀万仙妃，并自为碑记；丞相曾从龙曾祷于城内铁炉庙应魁圣王，得功名后，嘉泰间（1201—1204），重建是庙。知州倪思很敬重天庆观道士陈以文。理学家朱熹，敬重道士苏绍成，登门拜访，并书“廉静”两字赠与。朱熹与晋江金鞍山道士赵永嘉亦有交游，事见《泉州府志·方外》。
元代，按《元典章》载，凡僧、道、基督教徒等，皆免差役。《至元辨伪录》记，“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这反映元统治者对僧、道二教的兼容并蓄态度和僧、道二教之间的关系。在此期间，晋江仍有修建道教宫观者。较著名的有建于大德十年（1306）的晋江芝山慈济宫，由著名文人丘葵作记。元贞元年（1295）改天庆观为玄妙观。至元十八年（1281），著名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时膺任高官，与受道学影响甚深的兄长蒲寿〓，两人“协力捐财”重建清源山纯阳洞道、佛寺庙。至元二十一年蒲寿〓之孙蒲一卿与孙信斋（时为万户）再次协力修缮清源山纯阳洞道、佛寺庙，至今名留摩崖之上。元廷曾多次赐封泉州海神天妃，至元十五年及至元二十五年连续两次赐封，大德三年，赐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但元代晋江的著名道士见诸府、县志的仅有晋江的杰道一人。
明代，泉州管理道教事务的道纪司设在玄妙观，晋江县也设道会司，附于玄妙观。在此期间，晋江重修不少道教寺观。如洪武年间（1368—1398）重修金粟崇真观，永乐间（1403—1424）、天顺间（1457—1464）、成化间（1465—1487）屡修玄妙观、紫极宫。正统九年（1444），道士吴云靖兴建古玄室于紫帽山；景泰三年（1452）至天顺元年，晋江城里重建玉虚宫、玉华宫；正德间（1506—1521）晋江青阳赖厝村兴建紫霄宫，祀玄天上帝；嘉靖间（1522—1566）修建通淮关帝庙，青阳屿头村建慈济宫，祀保生大帝；安海道教霁云殿亦在明代重修，后毁于倭乱，隆庆间（1567—1572）复修。此外，晋江还有“三公楼”、“卢侯生祠”之复建。明代，晋江也出现不少的著名道士如吴云靖、董伯华、李鼎，而著名道教学者有进步思想家李贽、官绅陈用宾、李光缙等人。
清代，晋江的道教渐趋衰落，少有新建道观，一些前代兴建的道观，也因年久失修而湮没，但也有一部分重要道观获得重修得以保存，如玄妙观、通淮关帝庙、花桥慈济宫、天妃宫、东岳行宫、城隍庙等。另一方面，清统治者为获得“皇祚永固”的目的，又大肆利用道教，对晋江道教尊奉的天妃、吴真人、陈圣王（陈元光）、万氏妈（万仙妃）等给予赐封，并对一些重要道观屡次复修。如清初官方对通淮关帝庙、城隍庙进行春秋致祭，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出师统一台湾后，上奏朝廷，封妈祖为天后，特予春秋二祭，并于康熙二十四年“遣礼部郎中雅虎致祭”。乾隆十七年（1752），晋江知县黄昌遇修建县城隍庙。
清末以来，由于新文化的影响及外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部分群众的传统思想观念发生动摇。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晋江曾出现破除迷信运动，道教遭受打击最为严重，大量庙观被毁，道士纷纷改行。据统计，清末民初，晋江县城内及近郊，尚有道士二三百人，以祈祷、斋醮做度亡法事为业，在道教理论，教义科仪，修持道法等方面有较高水平者为数不多。而全真道士几乎绝迹，只有玄妙观中三清殿里，时有几个外地来的全真道士，但因与本地道士不和，住观不久即离去。其时，加上地方不平静，军阀、土匪猖獗，宫观常为驻军进占，任意破坏。山林岩洞，更为土匪渊薮，如南台岩道士杨悟善，于民国8年（1919）被盗匪劫杀。在民间，对道教炼养有研究的人也仅有杨道源等数人。
晋江为富庶侨乡，农村道观香火鼎盛，民间丧事极为铺张，因而道士做法事之收入甚丰。至抗战期间，侨汇断绝，农村萧条，做法事、供香火者稀少，道士纷纷改行。后继乏人，晋江道教日趋衰微。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县的道侣享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1954年，泉州文化宫组织“道情组”，邀请部分道士参加搜集整理流行于晋、泉一带的道教音乐。1957年，东岳行宫道士陈犁头，前往北京参加中国道教学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全国道协常务理事。1958年1月，晋、泉成立以陈犁头为会长的道教协会。“文化大革命”中，道士的法器被没收，停止一切宗教活动，庙观大多改为工厂、仓库、公共场所，道士改行转业。1978年以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80年代末，泉州道教研究会成立。在寺观方面，晋江县的宝盖山麓重建朝天寺，石狮钞坑村重建双龙寺。而今，晋江道教宫庙遍立于乡镇村街，在一些村镇宗教活动大大超过往昔。民间丧事出殡，不少仍依旧俗，请道士为之“引魂”、“超渡”。富家侨户、个体户，操办丧事道场规模甚大，道士重操旧业者众多。
晋江县道教在传播的历史过程中，特别自宋代以降，表现出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特点。因此，佛寺跟道观逐渐合在一起。如晋北丰山的天心洞，祀何氏九仙，但旁有白水岩祀如来佛、欲施佛和弥勒佛，外加五文昌夫子。晋江永宁虎岫寺供奉玄天上帝、如来佛祖、地府阎君、四手观音、十八罗汉、祈嗣妈、孔夫子、关夫子等神像，儒、道、释济济一堂，著名的安海龙山寺也是如此。在庙观和主持者方面，道释似也并不严格区分。如安海奉祀关夫子的武庙，昔日妙月和尚却于此住持开云水会，让游方和尚挂锡，后又为其徒福岩姑长期主持。安海的霁云殿昔为武当行宫，也曾有少林和尚于此挂单。
道教的神团系统庞大，神仙等级繁多。晋江民间的道教又派生名目繁多的“王爷”、“代巡”、“夫人妈”、“三阴公”、“土地公”、“铺主公”、“境主公”、“境主妈”等众多杂神，各种杂神庙遍布街巷、乡村，称其为“挡境佛”，被作为地方保护神来敬祀。
明清时期，随着台湾的开发、垦殖及华侨飘洋过往南洋群岛各地，晋江的道教诸神也随之而传播，成为台湾移民和南洋华侨的保护神，至今绵延不绝。
一、东传台湾
明末，晋江人民跟随颜思齐、郑芝龙垦殖台湾。初拓殖，孤悬海上，自然环境恶劣，疾疫频繁，初期移民即建保生大帝庙以求平安。《台湾通史》云，晋、泉人祀保生大帝，“是皆其乡之神，所以介福禳祸也……所业不同，即所祀亦异，是皆有追远报本之意，而不敢忘其先德也”。《续修台湾府志》记，台湾最早的慈济庙建于“荷踞台”时代，即今台南的开山宫，为晋、泉人所创建。今台湾有近400座祀保生大帝的宫庙，相当部分为晋江人所创建。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海峡两岸贸易的频繁，为祈求航海平安，晋、泉人民也把天妃的信仰传往台湾。据文献记载，今台南鹿耳门圣母宫（1661年建）、台南天妃宫（1662年建）、鹿港天妃宫（1668年建）、台南大天后宫（1684年建）、云林刺桐乡福天宫（康熙间建）、台中朝天宫（乾隆间建）、嘉义西门天后庙（1760年建）、新港奉天宫（1811年建）、台南温陵妈祖庙（1817年建）等11座天妃宫，均由晋、泉人所建，并分灵、分炉、分香城内天妃宫。台湾居民习惯称天妃为“温陵妈”，因晋、泉城郭古别称温陵。台湾彰化关帝庙（1669年建），是晋、泉移民从通淮关帝庙分灵去的。台湾云林县保长湖的保安宫（祀关夫子），系康熙三十六年（1697）晋、泉移民所创建，并从晋、泉城内涂门街关圣帝庙分灵迎至台湾。据中国旅游局统计材料，与晋、泉通淮庙有关的台湾关帝庙有300余座。又晋、泉城区著名之富美宫，祀奉汉代萧太傅，称“萧王爷”，据传有保境安民的职能，亦于清乾隆四十年随移民进入台湾，其中以台湾云林县麦寮聚宝宫最著名。光绪二十五年（1899），“萧王爷”一次出巡，南至台南府，北至新竹城南，历时1个多月，影响颇大。1987年以来，台湾已有数十座祀萧太傅的宫庙组团到富美祖庙谒祖。台南县学甲镇慈济宫，系康熙间从古泉州属县同安白礁慈济宫分灵，咸丰十年（1860）再分灵回深沪宝泉庵。
二、南播新加坡
清道光间，晋、泉人就在新加坡建“天公坛”及天福宫、通淮关帝庙、大伯公宫、青龙宫等道教庙观。民国14年，泉州东岳庙晋江籍道士陈高迨旅居新加坡，设立“混元道堂”，扩大道教文化在新加坡的影响。三子陈国显、四子陈国铭袭其职业。陈氏原为东门外东岳庙主，自宋代沿袭下来已数百年，清末传至陈高迨。今日星洲后起道士，均为陈氏教授。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研究道教法事仪式，赴星州拜陈氏为师，成为陈姓道家第24代嫡传弟子。星洲还有两座晋、泉人所建的通淮关帝庙，裕廊律通淮关帝庙为其一。
三、南传菲律宾
明代，安海人陈景弘，随郑和下西洋，曾到青阳石鼓庙“奉顺正王香火以行”，并在菲岛建庙供奉，世代相传。本世纪70年代，菲岛建有高七层的顺正王庙。菲律宾马尼拉市黎刹大街有一座晋、泉人建的通淮关帝庙，北怡罗戈省也有晋江人建的涂门关帝庙，菲国人称“单哥爷”。民国37年，菲律宾归国华侨把深沪宝泉庵的保生大帝分灵到菲岛，祀为“正炉”，建立董事会，至1986年已历31届。
第二节 教徒
古代道教徒注重炼养功术，以此作为道侣的基本功，同时又提倡“辟谷”炼养。道侣一般修炼济度方法，有符录、祈禳、念咒和炼丹。道士中的等级分为中尊和一般徒众。今晋江道教的立尊制度废弛，主持法事的中尊，大多为未经立尊仪式的“权且道士”。晋江之道教徒，多为世袭制，历史上有不少道行清高，学术精深之名道士。
一、教派
唐、宋时期，晋江的道士大抵以清修为主；明、清以来，虽有正一派和全真派之分，但是出家于宫观的道士为数不多。许多著名的庙观由正一派道士住持，他们多为在家道士，不持斋。晋江的道士奉持《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而民间道教，大抵又分灵宝、三元、天师等教派。
晋江道教在近代曾有过“外江派”与“本地派”的矛盾。矛盾集中于元妙观。该观前殿为北方道士住持，后殿为本地道士住持。前殿祀三清，经济收入少；后殿做法事，收入丰厚，因此经常发生摩擦。后经探花黄贻楫调解而缓和。但前殿道士收入微薄，无以为生而逐渐离去。
二、教徒
（一）古代道士。《泉州府志·方外》、《晋江县志·仙释》对历史上晋江著名道士均有列名介绍。
唐代，有蔡如金，归隐于紫极宫精思院，“辟谷御〓，以方技济人”。崇宁中（1102—1106）封虚应先生，后累加善利灵济。嘉定间（1208—1224）诏加号昭博真人。
郑文叔，有道术，号元德真人。修炼于晋江紫帽山。
蔡明濬，居灵源山，与虹岩逸人罗山甫，往来潘湖间，有合炼之雅。
吴崇岳，入元妙观为道士，收精炼气，休粮轻身。后赴阙，赐号通元先生。
五代，有谭峭，据传“得辟谷御〓之术”。南唐主召至建康，赐号紫霄真人，归修炼于清源山紫泽洞。
宋代，有林道者，远祐中（1086—1094）居清源天柱峰，据传梦神人使镌释迦像于岩端，功毕，名瑞像岩。
裴道人，绍兴中（1131—1162）来泉，头戴通草花，行歌于市。后坐化于清源洞石嵌中，号蜕岩。
王志，嘉定间显化于青阳山石鼓庙，里人塑像祀之，后敕封殿前太尉、护国上将军。永乐中（1403—1424），封顺正王。
洪某，青阳人，修真得道，祀于青阳石鼓庙偏西，号洪总管。
苏绍成，委业于泉州元妙观，后隐泉山。朱熹往拜访，赠“廉静”2字，且为其琴作铭。
赵永嘉，隐晋江金鞍山，据传有道术，曾唤虎守室。
陈以文，居天庆观30余年，清修学道，知州倪思很敬重他，庆元间（1195—1200）赐号守素冲虚大师。
碧桃道人，隐法石院。既没，南外宗正司赵必晔有诗怀之。
明代，有董伯华，得道于吴云靖，后尸解清源山紫极宫。
林广济，晋江人，复姓李，性刚正不挠，为权贵所害，五显庙塑像祀之。
李鼎，江右人，客于泉州城，据传能“导引辟谷”，后登北郊龟山坐化。
（二）近代道士。晋江的正一派道士，多为世代承袭，有的至今已承传20多代。一般以散居为主，各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只有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或斋期，方行斋戒。新的道士需要另行拜师方能受录，否则得不到同行和社会的认可，此等人称火居道士。新中国成立以前，著名的正一派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受录，取得道职。现今晋江的道士虽没有到天师府受录，有的仍延用以前受录形式，抄写受录捷报、路引、关文、符录等作为入道手续。晋江现代道士族系如下：
1.龙湖乡杨林村之李金鼎族系。鼎为现代晋江三个著名中尊之一，家族道士承袭十几代。鼎已作古，现其族系仍有近20人从事道士职业。
2.东石镇石兜村庄梅（音）仙族系。庄梅仙亦晋江三位名中尊之一，现其侄、孙、曾孙辈承袭道士业者尚有10余人，为一大族系。
3.石狮宽仁街何溜族系。该族系道士已世传数代，溜父何明梯为早于李金鼎之一代名中尊。何溜作古前在石狮一代颇有名气。
4.永和乡小坑园吴宝越族系。该族系为晋江名道士之一，已数传，宗支繁衍外传。擅武功，创办“小兴源”道士打城戏班，闻名远东各国。据云美国曾有人誉其为“中国唯一道教宣传机构”。
5.永宁西柄村龚丕拍，系李金鼎之徒，也是晋江三位名中尊之一。现其孙承袭道士职业。
第三节 宫观
一、主要宫观
（一）城关元妙观。据《泉州府志》记载：“元妙观在府治南，晋太康中（280—289）为白云庙。唐神龙元年（705）建观，初名中兴。开元间（713—741）改龙兴观为开元，而以观为隆兴。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改天庆。元元贞元年（1295）改元妙。”此为道教传入晋江首建之庙观。
元妙观，规模宏大。由广场而上，前殿为三清殿，崇祀元始、灵宝、道德三天尊；两庑有二十八宿；后殿曰紫微殿，祀紫微星君及玉皇大帝。道教崇奉的神团系统中的常见神，几乎包罗于该观中。其雕塑精美，为省内著名之道观胜迹。
（二）紫帽山金粟洞崇真观。据传建于唐而重修于明。据《泉州府志·山川》载：“唐元德真人郑文叔居此”。“西有石鼓、丹炉、试剑石、棋局、仙迹……盘石洞”等古迹，惜已无存。原庙观亦已于元代改成佛教寺院金粟寺。
（三）城东东岳行宫。址于泉州仁风门外第一山之阳。明万历二十五年（1607）重建碑记云；“志不载其构于何代何年，但云建置修葺不一，至宋绍兴（1131—1162）规制益宏，则其由来久矣。万历三十五年秋，地大震，飓风、雨交作，青帝宫尽圮，帝像坏”。同年重建，“向一殿今列而三之”，规模益大。奉祀之神为东岳大帝及四丞相、胡将军、十殿阎君、地藏菩萨等。
（四）永宁虎岫寺。原名真武宫，祀北极玄天上帝。位于永宁宝盖山麓，为泉南名胜。据该寺宋代重修碑记载，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迨宋绍兴二十五年乃增其石龛。及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改为虎岫寺。明嘉靖年间（1522—1566），高僧云静住持该寺，募建大殿，嘉靖帝旨赐敕封“虎岫禅寺”。其后于清乾隆、道光、咸丰和民国23年（1934），屡经热心人士捐资兴修增建，更具规模，益形宏伟。
虎岫寺殿中有清翰林庄俊元、状元吴鲁及历代名贤撰写之楹联墨宝。有虎洞、永嘉石宝、圣泉古井、玉泉井等胜迹。
（五）城关天后宫。位于晋江城关南门天后路，崇祀妈祖娘。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明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奏令福建镇守官重新其庙。永乐十三年少监张谦使渤泥，仗神庥，归奏于朝，鼎新之。清初统一台湾，施琅奏称此神曾显圣助阵，复由天妃进封为天后，其宫又经修建。现仍保持清初重修原貌，布局构筑颇为堂皇，为国内外“妈祖宫”中规模较大者。
（六）花桥慈济宫。城关花桥慈济宫祀吴真人，或称“大道公”、“保生大帝”。建于宋绍兴年间，明永乐间重修。庙宇大门楣上匾额：“真人所居”4字，系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题。
花桥慈济宫所祀吴本，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为民间名医，卒后被人们祀奉为真人，设“药签”供人于神前求医。宫中附设慈善机构，乡绅主持其事，对贫者施济药物。光绪四年（1878），设泉郡施药局，今改为泉州市花桥赠药义诊所。
（七）深沪宝泉庵。又称大道公宫，祀保生大帝。据传深沪一陈姓孝子因母病而往同安吴帝君庙求医，抽回药签治好母病，乃包回香灰供奉，后募资建庙。
本世纪40年代末因战乱，宝泉庵宫殿遭毁，至1982年该乡侨胞暨乡中热心人士捐资重新修建。
（八）永宁城隍庙。位永宁城南门口。建于明代，经清道光十五年（1835）扩建，工程历8年。清末又经乡侨募资修整。
（九）安海霁云殿。古称佑圣宫，祀玄天上帝。明嘉靖三十八年倭乱遭毁。隆庆间（1567—1572）安平士大夫耆老纠众集资，重建三层台，筑真武殿，匾曰“武当行宫”，相传为湖北武当山一脉所传。旁列四法师，座前铸铜为祭器数千斤，以供香火。
重修后之霁云殿有清翰林庄俊元撰写之楹联。宫殿高耸，建有18级石阶，顶级与安海白塔尖齐高。
（十）赖厝紫霄宫。在青阳赖厝村，为该族氏九世祖官拜谏议大夫赖凤所主建。庙占地1亩，为四回廊宫殿建筑结构，主祀玄天上帝。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经嘉靖年间及1980年两度重修，于今香烟缭绕。
（十一）屿头慈济宫。于青阳屿头村，为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累官雷州知府及两浙、两淮转运使、四川参政之族氏七世祖洪国富所建，宫殿结构仿赖厝紫霄宫。占地7分，祀保生大帝。庙址尚存，近经重修。
（十二）石狮城隍宫。在石狮宽仁境内，建于清末。有两进，两边各有厢房。前殿奉祀城隍，有正驾、副驾，后殿供七大巡。
石狮向无建城卫，城隍香火系来自永宁城隍庙，是以经常举行谒祖活动。民国期间，谒祖、圣诞活动频繁而隆盛，蜚声闽海，闻名东南亚各地。南洋各埠华侨常返国参与法事盛会。
（十三）安海古庙。原名忠义庙，在安海东北隅寨埔，祀关夫子，亦曰武庙。建于明代而毁于清初“迁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复界，复建于鳌美塔东。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光绪十五年复修。光绪二十三年改建现址，名“古庙”，内塑祀关夫子及张、赵二将。本世纪60年代像毁而庙存。
二、其他宫观（见表）
第四节 宗教活动
长期来晋江道教逐渐转向民间，与民俗结合，以开展宗教活动。表现每于祀神圣诞或民间重要节日，举行尊神、祀典、设供、礼拜、焚香、诵经等庆祝活动。如何乔远《闽书》载：“正月初九，泉人谓天诞，道观多报赛……乡村之间无定日，谓之天香。”又云“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妆扮故事，盛饰珠宝，钟鼓震鍧，一国若狂。”《泉州府志·温陵旧事》载；“凡会皆于正初，……鸠金定期设醮，然后迎神，周其境内，人家置几椟焚香楮甚恭……”。而今，永宁虎岫寺每年正月初九“天公生”，亦有规模盛大的“游春”庙会，善男信女向玄天大帝献金叩拜，祈求新年如意。每岁古历七月廿九日，该寺又有由观内女住持主持的“祈嗣妈生”活动。
至于各庙观奉祀主神之圣诞，或谒祖进香，更有一番重大活动。如本世纪30年代初，石狮城隍圣诞，曾多次特聘沪剧“善团奇”来庙演出（该剧团演职员400余人，有布景、道具、灯光等设备，演用戏台需有10个高甲戏台之大）。
抗日战争前，石狮还经常举行城隍往永宁谒祖活动。善男信女除泉属各县外，漳、厦各地及朝、日、菲、星、马各国华侨专程赶来参与活动者也不少。
道教崇奉多神，神团系统庞大而繁杂，促使晋江民间“俗神”的大发展。
晋江道教神祇，名目繁多，有上帝公、妈祖、王爷、城隍、土地公等，其大小神庙散布于侨乡各个角落。
至于乡镇村街亦各有其“挡境佛”，如保生大帝、上帝公、王爷等等，十分普遍。如逢吉凶大事，总要抬“挡境”出游，或“挺天坛”斋供。
晋江各村“挡境佛”或杂神，对其信奉之人具有很大权威。如石狮城隍庙，后殿有“七大巡”王爷，在民间大显神威。旧社会，石狮一带如有封建械斗，村社失窃，民间纠纷世仇，辄请其主持解决。
此外，各户设祀小神龛、香火袋及以红纸裱壁上、书神祗名号者，比比皆是。世俗化的道教在晋江民间信仰所占份量比佛教要大得多。
晋江道教属“正一派”，其崇鬼神、尚符录、驱鬼降妖、占卜吉凶及斋醮祀典等等世俗化宗教活动，与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晋江民间习俗之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晋江民间建屋上梁，落成谢土；每月初一，十五敬天公，初二、十六祭土地公；每年正月初一及初九、清明、端午、七月普渡（盂兰盆会）、冬至、腊月廿四（送神）、除夕等年节，均须敬祀鬼神。谒祖返神规模大的则几个村落配合，有马队、妆阁，有神棍站上佛轿“剑铜”（以利刀向自身背部猛砍）。祖先忌辰活动、丧事引魂、超度亡灵、喜庆谢天、乃至生男育女7日、14日、满月、周岁等敬“床母”。如此等等世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无不受世俗化道教的影响。
打城戏（师公戏）为晋江古老而又独特的剧种。它来自宗教，原是僧道法事仪式中的余兴。后从广场表演发展为舞台戏曲。表演艺术、科步、身段、曲调，均摹仿提线木偶的表演方法，后又吸收梨园的文戏和京剧的武技，兼收并蓄，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戏曲艺术，为闽南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道士班“小兴源”表演艺术精湛，驰名东南亚各地。
打城戏的艺术特点：它与高甲戏相似而又有其独特风格，唱白较高甲戏轻柔、口语化。剧目以带浓厚宗教色彩、神话、怪异、侠义的故事多，故具有侧重跳跃进扑、武打杂技及“开大笼”的小型舞蹈节目和少林拳术以及配合“头壳、面具、面谱”等特点。其音乐曲调是在佛曲和道情调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木偶曲混合而成，节奏、旋律都较缓慢并富宗教色彩。打击乐则为木偶乐、京戏和法乐的混合形成，较和尚戏打击乐丰富而热烈。
道教之道术，如气功、体育、音乐、化学、医药等，均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群众所继承的民族文化中之有益部分。
道教的炼养功，积累大量的气功修炼术。道教气功分为静、气、动3种。静功即性功，讲的清心寡欲，修性养神；炼气功即服气，包括外息、闭气、内息3种，它是道教炼功的绝对法术；动功主要为按摩，即按一定穴位自行按摩；导引，为后世武术的基本功，现流行的“五禽戏”、“龙虎功”、“八段锦”、“太极拳”等均属道教导引范畴的基本功术。
道教法事活动中的“弄钹”、“过刀山”、“跳桌”、“高脚”以及打城戏的跳跃跌扑、武打杂技等表演技艺精湛高超。它与晋江民间杂技表演和体育活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教法事活动中的法乐和打城戏中的道情调乐曲及打击乐也别具一格，早为晋江地方戏其他剧种所借鉴或吸取。
第二章 佛教
第一节 传播
佛教传入闽南甚早。据《名胜志》载，晋江流域最早的佛教寺是延福寺。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建于丰州城西南，距九日山2里许。唐大历三年（768），移寺址于九日山下。南朝时，印度高僧到延福寺翻译佛教《金刚经》。据《泉州府志》记，宋朝曾会修寺碑铭云：“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7）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
唐代，晋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垂拱二年（686），泉州城区建莲花道场（今开元寺）。晋江置县后创建的著名佛教寺院有开元寺、镇国东禅寺、青阳的法云寺等10所。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唐末，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开元寺的历史、传说和兴旺情况。
五代，王审知治闽，崇尚佛教，在闽中建佛寺267座。王延彬治泉，捐田舍宅大造寺院54座，在晋江县所建佛寺中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和灵秀山的空相院等11座。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的立姿石观音雕像。泉州文管会保存有纪年为南唐保大四年（94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
晋江县佛教的传播，虽然受唐会昌武宗“灭佛”之打击，其传播仍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会，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家宗派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瀚，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的风气大盛。如县城开元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匡护，善讲《上生经》，听众“骤致千人”；寺僧会音“精通内典，广传《法华》、《上生》二经”；释叔端，学通《唯识》、《维摩》、《俱舍》诸论，学识渊博，著有经论数十卷。其门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识》，著作《真师唯识论解》80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据开元寺《紫云开士传》记载，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34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宋代，晋江县唐、五代遗下的较大规模佛寺得到重修，且新建佛寺26座。其中较有名的是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南华寺和虎岫寺（道庙改建）。宋室南渡，经济拮据，大量发卖道牒，放开度僧的限制，出家僧尼人数遽增，仅县城里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住寺僧尼总数就达七八千人，因而保持“泉南佛国”的称誉。泉州开元寺中的水陆寺，保存有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六角形陀罗尼经幢构件，为僧人元昭、宗美所撰立，还有天圣九年（1031）的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而泉州承天寺尚保存有淳化二年（991）和天圣三年的加句灵验佛顶陀罗尼经幢。这反映北宋晋江佛教的兴盛。
宋代，晋江的佛教宗风尤盛。有不少高僧、宗匠，在与宋儒的佛、儒论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南宋的新儒学者，大量摄取佛学精华融入理学体系。自从朱熹在晋江倡导义理之学后，研究理学之风大盛，出现不少理学名家和论著。因此，有些佛学宗师在学佛的同时，又兼通儒术，以便与儒家争辩抗衡。如开元寺僧定诸，“学佛而儒术兼通”，与当时名士曾会友善，唱酬诗篇，收入《群乘》。僧宗达善世学，有诗名，主张“正心诚意”的理学家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对他很推崇。又如招庆和尚，为人说法，或引用儒家经论，或演绎老庄道学，无不通达。
宋代晋江的佛学在与儒家争论的同时，不同宗派的学说也开始互相融合，渐趋统一，并逐渐以禅、净二宗的简易法门为指归。故皆称为“简易法门”。此后，两宗又再趋统一，提出“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禅净双修。他们抛开文字传教，推行简易修持，容易为缺乏文化而又要求信仰的广大民众所接受，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崇奉。佛教也因此蜕变为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现世利益的精神寄托，并与晋江县民间世俗的杂神信仰相混合而逐渐走向世俗化。如开元寺拜庭的两座绍兴十五年（1145）建的婆罗门教式石佛塔，左边1座的须弥座上刻“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此即为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元代，晋江的佛教继续世俗化。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在泉州（晋江）出现世界各大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典章》记载，按元朝制度，僧人可规避差役，且僧人在“朝贺班次”及“于祝圣处祈祷”均排前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等率军征爪哇、从后渚港放洋，无功而返，受到“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为此，亦黑迷失在晋江城里“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他于延祐三年（1316）给所施舍的全国佛寺，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留念，碑中提到受施舍的泉州路（包括晋江县）著名的佛教寺庵接待有承天寺、崇福寺、光孝寺、北藏寺、大开元寺、水陆寺、法石寺、积善寺、西禅寺、香积寺、招福寺、封崇寺、明心寺、清源洞、齐云洞、楞伽寺和延福寺17座。僧人和教徒又自建弥陀岩（1364）、碧霄岩（1292）、六胜塔（1336—1339）。承天寺保存有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佛教石炉，炉盖刻：“泉城孙府前，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这是元代晋江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明清两代，晋江县佛教进入衰微的时期。统治者对佛教虽没有明显的贬抑，但重视与支持却大不如前。明代中后期，泉州地方政府不仅听任豪强势族侵夺寺产，甚至“奉例变卖”寺产以充“兵饷”。明嘉靖前，晋江县共有寺产98顷又8.3亩，后被官府奉例变卖，连同其他侵损的寺产达87.15顷，剩下的11顷多，又先后被“豪强和悍恶佃户吞占”，以至寺产荡然无存。加以官府苛征，“饷额在寺，法重僧逋”，迫使不少寺院“僧亡寺废”。清代，地方政府对寺院的建立和寺产的数额都有严格的限制，影响佛教寺院的发展。
从明初至清中叶的460多年间，晋江县仅建寺院9座。然而毁于明末清初的“倭患”和“迁界”的寺庙，却多达20多座，其中建于唐宋间的古寺被毁的就有法云寺、方广寺、崇真寺、普照寺、广教寺、安福寺、龙兴寺、报恩寺等。此外，还有废于清代中后期的寺院，如镇国东禅寺、竺细庵等。
清末以来，晋江县佛门兴起一种寺僧收度女众带发出家弟子（菜姑）的新事。按佛教规定，女众要求出家，必须由尼僧为其落发剃度。但近代以来，闽南一带已少见有落发出家的尼僧，只由寺僧按收度在家女居士的规仪，受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可让其出家住寺，并穿起袈裟，参与世俗的佛事活动。这些菜姑大都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文化素养低，宗教意识淡薄，但对神佛的信仰却很专诚。
民国初年，晋江社会上曾兴起一股破除迷信，驱逐僧尼，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晋江佛教也受到波及。其时，京、沪一带佛教界人士正在开展佛化运动，晋江县佛教界一些较有见识的僧俗人士，邀请京、沪著名高僧和居士来晋江县讲学弘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佛化运动不仅使晋江佛教界人士受到深刻的佛学教育，也使社会各界人士改变原来对佛教的偏见。甚至有些知识青年，包括原来破除迷信时反对佛教的青年，先后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居士，从此，晋江出现佛教居士。佛教居士积极配合晋江名僧转道、性愿、妙月诸大师，开展佛化运动。民国30年（1941），召开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有会员793名，寺庙149座。又创立佛教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组织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举办各项“利乐众生”的公益事业，如重兴寺院、整顿寺规，创办开元慈儿院、鹦山义务小学、崇福寺义诊施药处等。
晋江的佛化运动曾得到全国著名高僧太虚、圆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以后，又有高僧弘一法师来晋江住锡弘化，晋江的佛教又出现新气象，但这一盛况只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抗日胜利后，南洋交通恢复，晋江佛事活动盛行。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1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合作化期间，寺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菜姑有的入社务农，有的参加工作。1954年，全县有住众的寺院庙堂79座。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晋江县有些地方提出若干时日“创造无宗教区”的口号。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同时采取并寺集中的办法，把未还俗的出家徒众，集中在指定的10所寺庙居住，并开办制药厂，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中，佛教被视为“四旧”而扫除，教徒被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法器被捣毁，寺庙被砸或被占用，僧人和菜姑被赶出寺门。
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晋江县被破坏和占用的寺庙，全部退还，有的还进行修建或扩建。“文化大革命”中被驱赶还俗的僧人和菜姑，又回到寺庙住持，并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寺。1982年后，晋江地方政府先后批准开放龙山寺、南天寺等10座佛教寺院。这些寺院大都得到全面的翻修和扩建。1984年2月，在泉州开元寺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原泉晋佛教协会），同年6月，在安海龙山寺正式设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长静心。1985年，晋江县有住众的寺庙44座，102人。其中比丘13人、比丘尼6人、菜姑83人，受戒者61人。
晋江和泉州在中世纪曾一度成为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与日本的佛教交流尤为突出。近代以后，晋江县有些寺僧南渡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衍传中国佛教的基地。
一、日本
唐天宝间（742—755），晋江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元寺僧木庵应先期到日本的本师隐元和尚之召，率慈岳、喝禅等僧人，从安海港放洋赴日本长崎。康熙三年木庵继承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在日本建10座寺院，成为日本禅宗三大派系之一。追随木庵东渡的法嗣有喝浪（俗名黄广官）和尚与雕佛师范道生，都是安海人。如今日本黄檗宗万福寺有分寺500多座，信徒2.5万人。1979年、1983年、1984年和1986年，日本黄檗宗组团来开元寺朝拜，有些人还能用闽南语言诵念佛经，可见木庵对日本宗教文化影响之深远。
历史上日本亦有僧人到泉州。南宋嘉定十年（1217），庆政上人随泉州回航商船到泉，在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回泉州开元寺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宋版《大藏经》，迄今仍珍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咸淳三年（1267），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人到开元寺学禅，回国后在楞岩寺讲学，从学者达3万多人。
二、新加坡、马来西亚
清末，安海龙山寺僧转武在新加坡首建龙山精舍。民国2年前后，转道、瑞等、转岸前赴星、马。抗战前又有转逢、宏船、广洽、觉林、开论等赴星洲。1949年前后，有常凯、广义、广净、广余、广周、觉悟等僧人到星洲。此后，于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赴星、马的晋泉僧人有妙灯、晴晖、广安等人。
晋泉旅居星、马的僧人，于所在国建寺院，办教育，广渡信徒，弘扬佛法，为促进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团结星、马各民族不同教派，发挥巨大作用。其中较负盛名的高僧有：
转道在新加坡与瑞等、转岸合建普陀寺，并任天福宫主持，举办义诊，被誉为“儿科活佛”。民国10年，在光明山建普觉寺，为星洲十方丛林。民国17年，在星洲组织中华佛教会，任会长。民国23年，组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民国27年，创办英文佛教会。为中国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奠定基础。并为重兴和重修泉州开元寺作出巨大贡献。
广洽为僧瑞等门徒，20年代出国居星洲龙山寺。曾任新加坡佛教会总会长，筹办文殊中学、弥陀学校（原龙山学校）。
常凯民国36年南渡星洲。1951年，创办中华施诊所，被誉为正骨科“医圣”。1958年，在自建的伽陀精舍开办国术及中医正骨科研究班。1960年任星洲佛教总会弘法副主任。1987年，代表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回国参加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
宏船在槟城建香林寺，兼任普陀寺住持。曾连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主席，创办施诊所和文殊中学。80年代以来，对重建泉州承天寺、庆莲寺、安海龙山寺贡献颇大。
广义原为泉州开元寺监院，1949年飞锡星、马，曾任妙香林地藏寺住持，自建华岩精舍。
广净原为泉州开元寺僧，1949年南渡星、马，居妙香林地藏寺。1952年任龙山寺监院，创办弥陀学校，创建龙山寺福缘慈善基金会。80年代以来，对家乡雪峰寺、承天寺、开元寺的重修，做出重大贡献。
妙灯1957年赴星洲，主持修建普济寺，协建文殊中学，组建佛教居士林，历任星洲佛教总会副主席，兼理财务，主讲光明山卫塞佛理讲座，为佛教居士林佛青弘法团导师。倡办泉州佛学苑，捐修南安雪峰寺。
晴晖1957年南渡，住锡普明寺，协办施诊所，任该所理事，协办弥陀、文殊、菩提等3校，任各校董事。1987年，捐资助办泉州佛学苑，助修南安雪峰寺和惠安平山寺。
广余40年代卓锡南洋，主持重建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兴建普光寺，创办佛教学校。
晋泉住锡星、马僧人，大都在居留地建寺，作为海外弘扬佛法的基地，计有大小寺庙20多座。
龙山寺宣统二年（1909），僧转武建精舍。民国14年，瑞等扩建为龙山寺，为新加坡首刹。
普陀寺民国2年，僧转道建。历任住持有转岸、广懿、广周等人，宏船法师曾任方丈，广纯为当家。
普济寺1949年，僧转解建。1960年，妙灯为监院。1979年，改称普济佛学研究院。
普觉寺民国初僧转道建。圆瑛、真任相继住持。30年代末期，宏船为主持。1966年，举办水陆大法会，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僧伽数千人云集。
普明寺抗战前夕建，僧广洽、晴晖曾任住持。
詹葡院僧广洽建，为净修之所。
华严精舍僧广义建，自任当家。
伽陀精舍僧常凯建。
马来西亚方面，也有晋泉僧人创建住持寺院，如；
槟城妙香林地藏寺抗战前僧转道建。圆瑛曾任方丈，广洽、广净曾任主理，妙灯、广余相继主持。
吉隆坡鹤鸣寺僧广余为主持。
此外，晋泉僧人还在马来西亚建巴生的龙寺、新山的宝莲寺和芙蓉观音亭等。
佛教总会1950年，为新加坡的晋泉僧人宏船、常凯、广洽、广义、广净等倡办，致力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如定期举行佛学理论讲座，创办菩提、文殊、弥陀学校和女子佛学院，创办《南洋佛教》月刊，南洋佛学书局。此外，还有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菩提迦耶、佛教居士林、大觉寺和昆卢寺等佛经流通处。在社会福利方面，创办佛教施诊所、佛教群肃毒辅导组、佛教总会义山、大悲安老院、慈恩林老人院和万佛堂养老院等。
三、菲律宾
民国26年，原泉州开元寺监院僧性愿赴菲，扩建大乘信愿寺。邀请晋泉僧人如满、瑞今、觉定、善契、妙钦、妙诀赴菲。抗战后，又有广纯、善戒、瑞耀、妙戒、心理等飞锡菲国。1950年，又建华藏寺，50年代，有道津、传诲和李心莲菜姑等赴菲。在卓锡菲国的出家徒众中，有一部分为菜姑。她们募建佛寺，开办学校，募资回国建佛寺等，做了大量工作。
性愿在泉州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和鹦山义学。抗战后，重建泉州百源铜佛寺和南安大慈林。1950年在菲创华藏寺，建能仁、善贤佛教学校，支持在家弟子陈珍珍居士创办觉华佛学苑。
瑞今晋江东石人，曾任养正僧学院院长，协办《佛教公论》杂志。民国37年，渡菲国任大乘信愿寺住持。1957年，协办能仁中学。在菲国建圆通寺为女众道场。多次率团参加世界性佛教会议。创菲国佛教慈赠会。19811年，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和世界华僧会荣誉主席。捐修晋江祖堂佛寺。
张文莲民国28年赴菲，建宿燕寺。1987年，在晋江宿燕寺创文莲姑赠药处。
瑞妙尼与李心莲姑1957年赴菲国，合建灵鹫寺。后瑞妙尼赴檀香山玉佛寺当住持。
晋泉赴菲佛教徒在外建寺，一般沿用家乡佛寺名称，较著名的有：
大乘信愿寺为菲首刹，性愿建，瑞今任方丈。
普济寺瑞今建，广纯任当家。
普陀寺心理为住持。
福泉寺传贯为住持。
崇福寺元果建。
灵鹫寺李心莲、瑞妙尼建。
宿燕寺张文莲姑建。
海印寺元敬姑、正义姑建。
莲华寺妙树姑、宗道姑建。
天莲寺秀琴姑建。
隐秀寺清和姑建。
观音寺桑莲姑建。
晋泉佛教僧众海外传教，除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外，其他如印尼、美国，以至香港、澳门等地都有其足迹。如元果在香港建福慧精舍，并任香港佛教总会副会长；印尼的灵山寺、极乐寺、普门寺都有晋泉僧人住锡；美国檀香山玉佛寺、洛杉矶的观音寺、华盛顿的觉林精舍，都有晋泉僧人住锡。
第二节 教徒
佛教徒向有“四众弟子”之称。四众即出家二众和在家二众。若把落发前在寺院修持苦行的“行者”加进去，则合称为出家“五众”。晋江县另有一种全国仅见的女众出家形式，称为“菜（斋）姑”。她们不按佛制拜尼僧为其削发剃度出家，却拜僧人为皈依师，按僧人收度在家居士的规仪，授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带发出家住寺独身修持。清末民初以来，晋江县僧人收度菜姑出家之风盛行。据民国30年（1941）的资料统计，全县70—80％的寺庙都有菜姑住褡，总人数超过僧人七八倍。
在家学佛的男女二众，梵语男称“优婆塞”（清信男），女称“优婆夷”（清信女），俗称男女居士，即居家奉佛之士的简称。佛教居士一定要拜僧尼为皈依师父，由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民国初年，晋江佛教界开展佛化运动，有许多知识界人士皈依佛门，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明清和近代，晋江县有不少佛教僧人、菜姑和居士，他们在本地组织佛教社团，弘扬佛法。
一、僧尼
（一）出家。唐宋时期，要求出家得先投拜一位依照师父，在寺中披发服杂役，称“行者”。经三年一次度僧期限到来，再报请官府甄别、批准，并通过僧试合格，登记入籍，发给度牒，然后正式剃度出家。最后，到官府指定的传戒禅寺接受比丘或比丘尼戒，领取戒牒，取得合法僧尼资格。宋末与明初，官府曾一度滥发空白度牒，因而出现寺僧滥收僧徒现象。迨至乾隆十七年（1752），取消官府“试僧”、“给牒”的度僧制度，放任寺僧自由度众。晋江县两派僧团，为蕃衍本派弟子，竞争度僧，以致出现佛门泛滥现象。
近代以后，晋江本地出家人越来越少，现有寺僧大半来自外县或外省。这些寺僧的出家成分和动机较复杂，除一部分出身佛教家庭，或生后多病，或父母许愿从小将其送入佛门，或半路出家（包括破产农民、商人、游民、失意文人和政客）。他们出家手续简便，只要教徒介绍，投拜一位寺僧作为依照师，便可剃度出家。再由依照师按本宗派的辈份字序赐给法名，便可住寺随众学习佛事经忏和佛门规仪。清末以降，晋江未见女众削发出家的尼僧，偶有所见，也是客籍过往住褡的。要求出家的女众，则拜寺僧为师，受“三皈五戒”，即可带发出家，称“菜姑”，她们不在僧尼之列。近代闽南开坛传戒的禅寺有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最近一次是民国37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受戒僧尼要在头顶炙灼十二点香疤，称为“蘸顶香”，作为受戒标志。
1980年后，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允许信徒出家自由，但要求按原来的佛教规制，对出家资格和条件审察，还补充规定要年满18岁，出于自愿，并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还规定可以自由还俗。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上通过决议，废除汉僧受戒烧香疤的旧习。
（二）宗派。晋江县佛教僧团，长期存在着临济、曹洞两大派系。两派都属南禅支脉。南禅于唐末分为南岳（又分为临济、沩仰两宗）、青原（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两系。宋初，两派的嗣法宗师大都为福建人。如南岳的怀海为长乐人，其嗣法弟子黄檗为福清人，青原法系宗师义存为南安人。南宋淳祐间（1241—1252），义存裔孙樗拙和尚，在南安建小雪峰寺，培养许多高僧。元末明初，临、曹两宗在闽南一度衰沉。明崇祯间（1628—1644），临济一脉再度兴起，泉州大开元寺传承临济黄檗法系，重振法门。清初，开元寺僧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从安海出发，东渡日本传教。曹洞一系，亦于明末清初，由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元来、元贤等法师大力阐扬，得以传至今日。
近代至今，晋江佛教的临、曹两宗，参修法门早已互相渗透，但门户分立之见仍很严重。他们竞相收度出家、在家、菜姑等弟子，都以本系偏列辈份的字序命名。如晋江县近代临济派系有“转、瑞、广、传、道、法”诸字序，传至现在，以“广、传、道”辈份居多；曹洞派现有两支脉，一支以妙月的“妙”字为字首，有“妙、福、元、常、理”等字辈，现在以“福、元、常”诸字辈居多，另有一支以“性愿”的“性”字辈为首，有“性、觉、妙、真、如”诸字辈。让人们一听法名，就知道其所属宗派和辈份。
临、曹两派都有自己派下所属的寺庙，如崇福寺作为曹派的祖堂，地方小寺庙大都成为传承派系弟子的地方。不同派系寺院，除祖堂有不同敷设外，法堂敲打各种法器，也有不同节奏和规仪。
（三）生活。大禅寺是僧团集居修道的处所，又称十方丛林，即各地游方的僧人都可以挂单住褡。原晋江县城的大开元寺，在全盛时期常住僧人以千计。此外，承天寺、崇福寺，虽不属十方丛林，但也是本宗派僧团常住寺僧集居修持的大禅寺。闽南各地丛林禅寺，一直沿袭宋代怀海和尚制定的《丛林清规》（或称《百丈清规》）。《清规》对僧人的组织、管理和生活礼轨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规定住寺僧人，每日要上殿（早晚课诵）、坐堂（法堂参禅）、诵戒、拜忏等，又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守则。清初，僧官对寺僧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僧众只能穿鼠灰色的布衣，住持穿褐色的布衣，举行法会时穿绯红色的袈裟。近代以来，晋江县寺院已不再谨守《清规》，除早晚课诵和偶尔举行的“打佛七”修持活动外，其他生活规仪都已废弛。
晋江县乡镇有许多小寺庙，通常住僧3—5人，大都为本家师徒或师兄弟，他们没有《清规》的约束，日常礼佛课诵修持，随个人自我德行道心安排。他们的生活来源各异，有的靠寺田自耕自食；香火旺盛的寺庙则靠卖香烛、供果，或卜签、添油及施主斋供香资；有的则由乡里董事聘请出家人住寺照看香火。此外，许多小寺庙住僧还参加民间佛事活动，以增加收入。
民国初年，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圆瑛、转道等大师，率先整顿开元寺规仪，恢复法堂规矩。此后，崇福寺、承天寺及城外一些大寺也都恢复法堂修持。抗日战争期间，佛化运动已近尾声，民间佛事活动有所发展。特别战后侨汇恢复，民间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分寺僧都卷入佛事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佛事活动一度自行消失，有些僧人参加社会工作。如开元寺的僧元露，1950年还俗在永宁梅港中心小学任教；释修闻、瑞苗于1952年先后到大田、德化行医；瑞苗的弟子广翰，还俗为地方干部。有的与南洋有宗派关系的寺僧则设法出国。因此，晋江县寺僧锐减，据1956年统计，只有56人。1958年，地方政府又动员寺僧还俗，余下的僧人集中到几座寺院，创办制药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被迫还俗。1980年之后，还俗的寺僧回归佛门者不足10人，且年龄大都老化；新收度和外地来的中青年僧人为数不多，他们又大都散居地方小寺庙，日常持行修道自便。
二、菜（斋）姑
在家奉佛持长斋的人，晋江县俗称“吃菜”（闽南方语“菜”与“斋”同音）。男众称“菜叔”，女众称“菜姑”。此类“吃菜”教徒，家里有净修佛堂，富裕人家则离家独建清净佛堂，称“斋堂”。如清初王元真在安海建复兴堂，为离家净修居处；康熙年间（1662—1722），洪窟村洪姓贞女建妙德堂净修；乾隆间（1736—1795）三吴上慕村吴姓节妇洪鸳娘，矢志长斋奉佛，其子吴绳生为其建世斋堂；光绪间（1875—1908）安海镇信女杨妲，独建慎斋堂。清末以后，出家当菜姑之风大盛。民国4年，营边村吴乃姑舍宅建清居堂，并延请其他菜姑与她共住净修；民国5年，清末举人曾振仲为安海曾笑姑建香莲堂奉佛。此后逐渐出现由斋堂专修，发展到出家住寺。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斋堂18所，且都由私人斋堂转变为外来菜姑常住的佛教寺庙，全县80％以上的寺庙，都由菜姑住持。据1952年晋江县佛教联合会调查资料，海印寺、朵莲寺、宿燕寺和庆莲寺等4座寺院的菜姑103人，其中出身农户的60人，小商和小手工业者26人，侨属9人，其他8人。就出家情况看，自幼家贫失养，或随母及其他亲属出家的32人；未婚青年受佛教家庭影响或拒婚出家的18人；中年妇女因丧夫或夫虐、姑恶等家庭变故而出家者40人；老年发心奉佛养静的5人；寡老和残废无依收养入寺8人。从文化素质看，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19人，其他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因菜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佛学意识淡薄，导致佛教与民间杂神信仰进一步的混杂不清。民国37年，晋江旅菲侨僧性愿曾捐资委托在家女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让菜姑学习文化知识和佛学基础理论。
三、居士
佛教居士，须投拜一位僧人为皈依师，履行“三皈五戒”仪式。晋江县的佛教居士，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居家设佛堂、长斋奉佛的居士，俗称男众为“菜（斋）叔”。后来，“菜姑”成为女众带发出家住寺的专称。而把在家妇女投师受皈戒的女居士，通称为“菜友”。
长斋奉佛的菜叔，也有自建斋堂净修或住寺奉佛的。如嘉庆间（1796—1820），菜叔黄温记建慎斋堂，后由在家居士苏鸿藻住持。清末郑维叔建大本堂，蔡善德建方圆堂，郑广根建乐山堂。民国时期，林生花建紫竹林，杨谋举重建并主持深沪慎德堂等。
民国以后，晋江县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受佛化运动的影响，在弘一法师弘法的感化下，皈依佛教，成为新型的佛教居士，著名的有叶青眼、王振邦、周伯遒、龚念平、周子秀等人。叶青眼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皈依佛教为居士，任职开元慈儿院，民国18年创妇女养老院，民国23年建温陵养老院，翌年开办平民救济院等。居士龚念平，北京大学毕业，在泉中中学（今泉州六中）校长任内，曾当卖家产，资助学校经费，后皈依佛教。
有些知识界女青年，受佛化运动影响，皈依佛教，成为女界中新一代的佛教居士。如陈珍珍居士，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基督教会学校，后研究佛学，发心奉佛，投拜性愿和尚为皈依师父，居家奉佛。1948年和1987年，两度创办佛学苑，提高闽南一带“菜姑”的佛学素养。1988年，安海在家奉佛的女居士吴仁仁，组织安海佛教居士林，吸收在家奉佛的男女信徒入林，学习佛教规仪和佛学理论。
四、社团
（一）法社。法社是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宗教信仰联合团体，有严密组织，又有基金。近代以降，晋江县城乡有类似法社的组织，如净莲社、养莲社、念佛会和助念团等，它们自建社、堂活动。如磁灶乡在家居士吴杰自建养莲社，安海黄衍姑结社于慎斋堂。有的则依附佛寺，定期举行念佛会或斋会，如民国时期开元寺的念佛会。
（二）佛教会。民国11年，在新加坡弘法的晋江僧人转道、转逢，邀请天童寺方丈圆瑛到晋江弘法。翌年，圆瑛到泉州，重兴开元寺，弘扬佛学。民国13年，中华佛教联合会成立，出版《海潮音》和《佛化新青年》杂志，这两种书刊在晋江广泛传播，对晋江县佛教界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的活动。
在20年代的晋江县佛化运动中，太虚和尚的皈依弟子宁达蕴、张宗载两居士到晋江讲学弘法，他们讲演佛教与现代革命诸问题，影响颇大。继居士叶青眼等人之后，又有蔡吉堂、苏慧纯、陈文通、周伯遒、周子秀、黄谦六等一批人成为新的佛教居士。民国18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广义、常凯为常务理事，妙月为监事长。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和弘一法师连袂到晋江弘法讲学，把佛化运动推向高潮。据民国30年会员名册统计，晋江分会有会员793人，其中僧人242人，菜姑452人，居士99人。
1952年，晋江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妙莲为主任，会址设开元寺。下设晋江、泉州两组，晋江县所属寺院104座，会员418人。蒋润泽居士组织人员对全县各寺庙进行普查登记，协助宗教领导部门做好教徒工作。1958年实行并寺集中，佛教联合会停止活动。1985年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址设安海龙山寺，静心、宝心等4人为正副会长。
五、人物
（一）古代名僧
匡护开元寺世祖，律行良谨。
文〓仙游人，咸通间住持泉州开元寺，于寺东造塔五层，赐名镇国，乾符三年（876）坐化。
叔端仙游人，出游吴越。乾符中，归隐10年，州守王延彬虔礼之。号明教大师。著书数十卷。
道昭晋江人，号惟识大师，居开元寺罗汉阁。南唐保大八年（950），诏征不赴。注《唯识论》80卷。
省权仙游人，王延彬创千佛院于开元寺居之。后主招庆寺。留从效延主承天寺。宋初赐号真觉禅师。
文超赐号弘教大师。王延彬以超能诗，为建清吟居于开元寺。
行通晋江人，博洽经论。州刺史陈洪进以旱请雨，奏赐命服，名法慧大师。
义英晋江人，出家开元寺浴宝院，王审知造金银二藏经，征之缮写。厚施以奖劳，英买田30亩，归粥院。
法超晋江人，建塔其乡，曰镇海塔。乡有水为海支港，募造石桥，长800尺，凡130间，名曰悲济桥。有《辨邪正论》2卷、《修进录》1卷行世。
定诸晋江人，精心内典，兼通儒书。造塔笋江石盘上，因置院以石塔名。
了性安溪人，绍兴中（1131—1162）开元东西两塔灾，至淳熙（1174—1189）而了性两建之。又建弥陀殿、安溪龙津桥、晋江安济桥。
妙恩元朝赐谥广明通慧喜济禅师。注《上生经》、《语录》行世。
如照尝典客雪峰寺，刺血书《法华经》和《杂华经》。元廷赐佛果弘觉大师之号。
大圭博究群书，兼精青鸟学。筑室开元寺西，名梵观堂。为文似柳宗元，作诗如陶潜。著《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正映抚州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住持开元寺，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有《古镜三昧》留世。
（二）近现代名僧
弘一原名李成蹊，字叔同。民国17年开始在闽南弘法。佛门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民国19年到承天寺，为所藏古版藏经编纂目录。民国22年，居开元寺尊胜院讲律，并圈点《南山钞记》。民国24年，在开元寺讲《一梦漫言》，住温陵养老院。又到承天寺讲《律学要略》。是岁卧病草庵。次年，由草庵赴厦。民国27年，在草庵讲《华严普贤行愿品》，继至泉州承天寺、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惠安讲经，还到安海水心亭讲《佛法十疑略释》，集为《安海法音录》1卷。次年，居清源洞。民国30年，到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安居，撰修《律钞宗要随讲别录》、《晚晴集》及《药师经析疑》诸书，讲授《律钞宗要》。次年，在泉州百源寺、温陵养老院居住，郭沫若驰书求书法，为写《寒山诗》，诗末署款曰：“沫若居山澄览”。郭氏回诗一首称之为澄览大师。7月，在泉州朱子过化亭教演出家剃度仪式。8月，在开元寺尊胜院讲《八大人觉经》。9月初，书“悲欣交集”为绝笔，遗骨分葬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
云果惠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入泉州承天寺圆常院，云游四明天童寺。光绪三十二年，在泉州倡办万缘水陆胜会。宣统二年（1910），泛星洲、泗水、吕宋，募修承天寺、光孝寺，办僧校。
转道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1943年圆寂（事迹详见新加坡南渡晋僧）。
转解（1885—1960年）南安（大盈）人，云游新、马。在星洲创普济、香莲二寺，任佛教总会监察主任、弥陀学校副董事长。历雪峰和承天寺执事。
转博南安（水头）人，为晋江县灵秀山金相院住持，本世纪20年代率僧众辟荒田、制茶饼、炼秋石丹，畅销南洋。又济贫困，修桥铺路。
妙月（1883—1944）晋江安海人，落发于厦门朝天宫，后返晋江紫帽山普照寺，躬耕不息，好拳术，太虚称他是“双拳铁罗汉，十亩老农禅”。主持泉州崇福寺，后渡菲国，募修泉州崇福寺。
元镇（1897—1977）惠安人，于晋江紫帽山普照寺，依妙月大师剃度，历任晋江南岳寺住持、兼主泰享寺。民国33年入主泉州崇福寺丈席。弟子常凯，弘化南洋，按月汇款供养，法师抱定宗旨，不享受，广布施。
徐宏智姑（1874—1968）1917—1925年，建朵莲寺，置寺田，导引菜姑自耕自给。又创农工养老院和开办书塾。该寺有“女众丛林”之称誉。
广空（1887—1970）晋江小沿塘人，早年在青阳石鼓斋堂受戒，后又远游九华、五台、普陀名胜。宣统元年，住持灵鹫寺。民国13年，与瑞意和尚兴复草庵，置斋田，植菜果，躬身自给。1952年，主持南安小雪峰寺。建四众海会塔于石刀山和许巷，解决寺众身后藏骨处所。于草庵卓锡历30余秋。
常凯（1916—1990）（详见第一节 “海外传教”）。
（三）日本黄檗宗晋江籍人物
木庵（1611—1684）晋江人，云游江、浙诸名山，拜广慧寺隐元和尚为师。后追随隐元回福清县黄檗山，任万福寺西堂。顺治十一年，从安海送本师隐元东渡日本。次年，奉师命率慈岳、喝禅赴日本，住持长崎福济寺。在江户建瑞圣寺，辟关东黄檗宗门，继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康熙二十年，明治天皇追封为“慧明国师”。善诗文书画，其书法与其师隐元和师弟即非，合称“黄檗三笔”。
喝浪（1663—1706）晋江安海人，康熙三十三年东渡日本长崎，居福济寺，为第四代住持。捐资建安海金墩大宗祠。善水墨图，有《芦叶达摩图》传世，为日本常滑黄檗堂文库珍宝。
此外，东渡日本的僧人还有蕴谦、大眉、悦山、雪机、慈岳、喝禅、大鹏和忍仙。
第三节 寺院
据乾隆《晋江县志》载，晋江县佛教寺院有50座。后来，随着佛化运动的推行，不断增建。1955年，有住众寺院79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全被封闭、占用或拆毁。1979年底以后，陆续恢复、修建、扩建。今有寺院75座，其中已开放10座，比较著名的有龙山寺、灵源寺、紫竹院、南天寺、龙江寺、福林寺、西资岩、灵鹫寺、朵莲寺、庆莲寺、金相院等。
晋江县的佛教因受世俗化的影响，所以有的道教神庙，住有出家佛教徒，其中有的已改造为佛教寺院，如金粟洞、金相院等。有的则是神庙另辟佛堂为偏配。
一、古代寺院
龙山寺在安海镇北，初建莫考。供奉立姿千手观音大士像，高4.2米，宽2.5米，主手合十，傍支1008手。有古今书法名家题刻，如宋朱熹的“普现殿”，明苏琰的“龙山宝地”，明张瑞图的“通身手眼”，清庄俊元的对联，民国弘一法师的“绍隆神种”、“南海行宫”和赵朴初的“龙山寺”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颜仪凤《安平镇龙山寺重兴碑》记。1982年开放。今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都有分炉。
灵源寺在灵源山，距安海镇东北8里。初建莫考。《泉州府志》载，“唐时道士蔡明浚居之……有灵源庵，宋进士林知读书处。”祀观音菩萨，称为灵源佛祖。清庄俊元手书“古佛”两字，民国时弘一法师亦有遗墨。有清士绅耆董《灵源寺重修碑记》。
南天寺在东石岱山之麓，俗称石佛寺，初号石佛岩，建于嘉定九年（1216）。《泉州府志·方外》载，僧守净镌刻石佛于岱峰山，并刻“泉南佛国”4个大字于摩崖之上。寺里依山岩镌刻弥陀居中，观音持净瓶，势至执经卷居两旁，佛像高约6米，宽3米。雕刻雄浑魁伟。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吴英《重修南天禅寺碑记》。塘东旅菲华侨蔡玉峰于本世纪60、80年代两次捐资重修。
西资岩在金井卓望山南麓，有石雕如来、观音、势至佛像，高各4.5米、宽1.62米。俗称大石佛寺。初建莫考。现存寺院系旅菲华侨蔡本由家族，于1935年和1982年两次捐资重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华岩寺在华表山草庵前，原为龙泉寺，本世纪80年代重建，改名大华岩寺。
龙江寺在东石龙霞村。据碑记载，原以村为名，称龙霞寺。又以东石湾别称龙江，又名龙江寺。建于明天顺间（1457—1464），光绪前寺废已久，民国期间和1980年两次重修。有民国周希祖《龙江寺碑记》。
金相院在石狮灵秀山，旧名栖真寺。后梁开平二年（908）僧如默建，因有空兰奇香之异，改名空相院。本世纪20年代，僧转博率众开荒辟田，造林种竹，栽花制药，整修殿宇，一时昌盛，时人称为“万金”，故又名金相院。1984年，容卿村成立重修筹备组，全面修葺。
二、近代佛寺
清末以来，晋江县兴建、复建或改建一批寺院。其中有菜姑所建的，如徐宏智姑创朵莲寺，杨嘉姑兴建宿燕寺，光绪间（1875—1908）赖素姑兴建庆莲寺等。此外，还有不少杂神庙改建为佛寺的，如东山宫改为修莲寺，镇美宫改为福莲寺，凤竹宫改为龙寿寺。
朵莲寺在池店乡华洲桥尾，原为供奉都主公的后寮宫，民国初，徐宏智姑改建为佛寺，奉三世尊佛。有寺田45亩，靠农禅为生，又设农工养老院，兼收失赡老妇及失养幼女，是慈善性的农禅寺院。1979年，旅菲华侨捐资重建。
庆莲寺清光绪间，赖素姑改高山亭而建。有寺田25亩，素姑领众躬耕。圆寂后孙女李莲藏姑继之。80年代，宏船捐资重建。寺有宏船撰立《晋江庆莲寺重建寺记》。
第四节 宗教活动
早在西晋，晋江下游即有佛教寺之创建。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此后1000多年，佛教随着晋江县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广泛传播，在历史上影响颇为深远。明清以来，晋江县的佛教与民间信仰逐渐混合，菜姑大量出现，以至如今晋江县的佛教寺院住持，菜姑占一半以上。在历史上，晋江县的佛教僧人远走日本、星洲、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传教、创建寺院，他们又在外国募捐，回国修缮寺院，对晋江的佛教振兴起了巨大作用。
宋代晋江佛教尤盛，至今仍保持着僧人创建的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安平桥等。元代，亦黑迷失在《一百大寺看经纪》碑所列晋江就有17座著名寺院。本世纪50年代，发现一方泰未尔文碑，记载元至元十八年（1281），泉州港主（南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创建一座乌帝耶佛庙在城里。《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晋江城里居民“为偶像教徒”。元代晋江佛教之盛，影响及于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如晋江出土的古基督教石碑上文字有“侍者长”、“大德黄公”、“非佛后身，亦佛弟子”、“兼兴明寺住持”等。“侍者”、“住持”、“大德”、“弟子”、“佛”等，皆佛教词语。还有，古基督教碑刻的飞天雕刻艺术，大都是头戴僧帽，双手合十，趺坐，耳长垂肩。婆罗门教（印度教）寺庙石碑则刻有“御赐佛像”4字，可见婆罗门教的主要神祗湿婆亦称佛。摩尼教原是不崇拜偶像，草庵所祀的摩尼，不但雕成石像，还称摩尼光佛。
本世纪20年代至抗战初，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出现了居士佛教。随着晋江佛教协会的建立，成立佛学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举办弘法活动，对佛教在晋江延续起了作用，同时亦扩大了佛教在晋江县的社会影响。据1949年统计，晋江县住有出家徒众的佛教寺院有83座（包括小庵堂），另外佛教教徒住原系道教的宫庙85所。1951年市县分治后，县属有出家教徒住持寺庙97座，其中佛教寺庙42座。
晋江县佛教的世俗化，对佛教得以在晋江县的延续作用颇大，亦对晋江县地方的民俗起着重大的影响。晋江县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观音菩萨。佛教教徒相信，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故民间都喜欢奉祀观音“佛祖”，以求得到“息灾、增益、敬爱、降伏”。
晋江佛教的世俗化，使得许多民间神庙被改造为佛寺，而佛和杂神并祀的现象更为普遍。近代佛教教徒改造了不少祀杂神的寺庙、亭、庵、堂。如金井福全村的祗园堂、安海的复兴堂、池店华洲的朵莲寺、清濛的青龙寺、紫帽山的金粟洞、石狮松茂村的慈音寺、龙湖檀林村的福林寺、内坑的古山寺、英林的普尼堂、石狮钞坑村的泰亨寺、池店东山村的修莲寺、陈埭庵上村的福莲寺、深沪科任村的西安寺、池店溜石村的清莲寺、青阳竹树下的龙寿寺，池店新村的庆莲寺，永宁塔石村虎岫寺、罗山苏内村的草庵，以及扩建的大华岩寺等，这些寺庙庵堂，大都被改造为祀奉观音菩萨及三世尊。而几乎所有的小庙、庵堂都并祀杂神，成为当前晋江佛教寺院、庵堂的特色。
因为佛教的世俗化，人们礼拜观音十分方便，而住寺庙菜姑、僧人也可以通过做佛事或贩售金楮、香烛、解签、添油、题缘、拜忏等，获得经济收入。而且不少寺院，如安海龙山寺、塘东西资岩寺、龙江寺、庆莲寺等的重修，大都依靠信众捐助。
晋江县的佛教建筑艺术，有的则是全国著名的。如城里开元寺的百柱殿中屋梁上的飞天雕刻，镇国塔、仁寿塔、石湖六胜塔，以及塘东西资岩、东石南天寺的石佛雕刻等，在建筑、雕刻艺术方面都是瑰宝。而镇国塔基座的38幅佛传图，则是典型的晋江地方化了的佛教艺术石雕。宋代僧人创建的安平桥，是古代世界最长石桥，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此外，明末清初晋江僧人赴日本传播佛教，为黄檗宗在日本传播奠定基础，以致现今日本佛教黄檗宗代表团多次来开元寺朝拜。而近现代的晋江县僧人、菜姑，则不少南渡星、马、菲诸国传播佛教，他们又在外募资协助家乡兴建修缮佛教寺院。
第三章 基督教
第一节 传播
元代基督教传入晋江，与天主教并称“也里可温”。晋江发现有纪年的最早的基督教碑，有元大德十年（1306）《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宫兼住持兴明寺吴安哆呢思碑》和皇庆二年（1313）帖迷答扫马等基督教徒撰立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的《西雷蒙主教墓碑》（碑文中有两行文字是用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语）。晋江元代基督教，绝大多数属于聂思脱里教派（景教），少数属于圣方济各会派（天主教）。景教是随元军从中亚、内蒙等地东进南下的。大德二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乔治）为基督教徒，当时晋江城郭为省府所在地。元代，晋江基督教很盛行，但亦随元朝的灭亡而式微。
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晋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的。
安海咸丰六年（1856），厦门英国长老公会牧师杜嘉德乘福音船到安海传教，租赁咸德境黄姓房子作讲堂，遭到群众的抵制。同治二年（1863），清政府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周道尹出示保护，在安海建立传教基地，随即向泉州城内、南安发展。
祥芝同治四年，由祥芝教徒传入，安海堂会派郑爽等租民房为讲堂。光绪六年（1880），在前山建礼拜堂。
泉州同治二年，杜嘉德等到泉州布道。次年，又到泉布道，遭到群众投石打击。同治五年，租得开元寺口旧馆驿店屋为讲堂，后又租得南街头新花山为教堂，遭到绅士、群众的抵制。在清政府驻泉州的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泉州知府沈荣桂支持下建堂。光绪十四年，建南门聚宝街讲堂。光绪二十一年，建西街礼拜堂。
永宁、深沪光绪四年，厦门教会长老许天锡到永宁开设医馆并布道。光绪十年，安海堂会牧师陈甘泉在北门街水关砌顶租得店屋为讲堂。光绪九年，安海堂会派周颜水等到深沪，租得阜后店屋为讲堂。光绪三十年，在狮头建教堂。
石狮光绪十五年，英国长老公会派吕古虔到石狮布道，租得大舍街北畔店屋为讲堂。民国元年（1912），在尤厝尾山（今新华路）建小教堂，民国25年，扩建成今礼拜堂。
陈埭光绪二十一年前后，泉南堂会派人到陈埭布道。光绪二十六年，在四境下郊巷设立讲堂。民国14年，建立可容150人的教堂。1987年重新扩建为会堂。
五陵英国传教士罗励仁倡议在此创宣道所。民国3年，泉南、安海、官桥等堂会在五陵合建礼拜堂。“文化大革命”中毁坏，1981年重建为会堂。
青阳吕古虔于光绪十五年赴石狮途经青阳布道。光绪二十八年，杜宗漠医生边行医边布道。民国7年，在东岩口建教堂。
磁灶光绪三十四年，杨约西牧师在深坑后林设立讲堂，并派人到磁灶布道。民国8年，设立讲堂于大井沟。民国25年，建礼拜堂。
民国24年，金井教会邀请著名奋兴布道家宋尚节布道奋兴，晋江基督教会进入全盛。民国25年，石狮扩建礼拜堂后，教徒倍增；青阳支会建成可容300人的礼拜堂；锦尚支会也建成礼拜堂及3间平屋；衙口堂会的布道会，听众数百人；磁灶、陈埭堂会组织布道队，除到邻近乡村布道外，还到晋北游行布道。民国28年，金井创办圣经学院。民国36年，祥芝堂会的前山礼拜堂落成，聚会人数发展至百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教会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道路。1950年，参加“三自革新”签名的教徒有3500人。11月成立县“三自革新”筹委会，领导各基层教会开展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如召开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大会，为抗美援朝捐款，青年信徒参军参干，举办扫盲夜校等。
据县“三自革新”筹委会登记簿记载，1956年，全县有堂所15个，即前店、磁灶、五陵、陈埭、青阳、安海、金村、石狮、祥芝、衙口、永宁、东石、狮峰、金井、金径；支会16个，即锦凤、河市、白羊、新生、法石、普照、内坑、英墩、塘市、玉埔、蚶江、锦尚、伍堡、英林、东〓、新街；聚会处6个，即新尾、青阳、安海、石狮、祥芝、永宁。
解放初期，各堂、支会除开展一系列爱国活动外，教务活动正常开展，有主日崇拜、团契活动、祷告聚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占用，教会活动停止。从1973年开始，各地相继出现三五人的家庭聚会，并不断发展。家庭聚会多半为信徒及部分原教牧人员主持。1981年，福建省委批准首批开放安海、金井、石狮、青阳、磁灶、衙口6个教堂。1983年，晋江地委又批准开放五陵、陈埭、祥芝、蚶江、深沪、永宁6个教堂。1985年，晋江地区行政公署再批准开放钱仓、英墩、英林、潘径、东石、罗山、厝上7个堂所。教会房产收回后，有的破旧不堪，信徒捐款献工，翻修重建。“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再重建的礼拜堂有普照、五陵。收回后因破旧拆掉重建的有陈埭、厝上、蚶江、钱仓、磁灶、青阳、安海、英墩等礼拜堂。
1984年10月，召开晋江县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晋江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晋江县基督教协会。1987年，召开县第二次基督教代表会，会议提出“教会事工的重点，由落实宗教政策转到办好教会上来”。
1980年恢复聚会以来，县“爱国会”协助政府收回各地教会财产。教堂开放之后，先后培训一批教会义工和13位专职年轻传道。恢复聚会的教会，成立堂务管理委员会，由信徒组成，负责管理教会堂务、财务、教务工作。具备教堂、教职人员、管理机构这三个条件的地方，相继举行隆重的复堂典礼。各堂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除主日崇拜外，恢复祷告会、主日儿童活动室、查经室、青年团契会、堂委例会等聚会，恢复圣餐、洗礼等教会圣礼。
县两会正式成立后，为开放的教堂圣工提供报务。培养在职教牧人员及堂委，推荐传道，按立牧师，组织青年工作，举办青年夏令会，制定县教会工作管理条例，指导各堂选举。成立长执会。
第二节 派别、组织与堂会
近代闽南的基督教有三大派别：美国归正教公会、英国伧敦公会和英国长老公会。晋江的基督教属英国长老公会。清咸丰六年（1856），长老公会牧师由厦门到安海布道。然后，以安海为基地，一路向晋江各村镇扩展；一路向泉州城、官桥等地扩展。待设堂会之后，再由这些堂会派人传到邻近的村镇。
民国时期，晋江县有15个堂会，堂会下设支会，是最基层的组织，晋江县有16个支会。
民国25年（1936），安海基督教会分支出一个组织，称基督徒聚会处。“聚会处”与中华基督教会的差异乃礼仪上之区别和教会组织之不同，如“聚会处”为新教徒举行“浸礼”；不设牧师制度，没有长老和执事。教会由负责兄弟管理。晋江的“聚会处”，主要有安海、青阳、石狮。1950年以后，陈埭、永宁、东石、灵水又新设立“聚会处”。1984年，晋江“聚会处”派出代表参加县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被选为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县基督教协会的委员或常委。
此外，晋江县还有另一个基督教派别，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该教派系基督教新教之别派，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主张以星期六为安息日（是指星期五下午太阳下山到星期六下午太阳下山），故名。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长泰人郭子颖传入晋江城内，先后在花巷、通政巷设会所。民国19年，在承天巷建教堂和小学1座，今教堂仍存，但教徒不多。该教派原在全国有总会，福建省有闽北、闽南区会。1958年，基督教各派联合后，取消总会、区会，加入基督教三自爱国革新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该教派设有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等神职人员。教徒每周六在各自家中“守安息日”聚会；每季度集中教堂参加“守圣餐”；每年春节集中举行“感恩”聚会。
民国16年，召开中华基督教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全国总会，晋江县金井教堂牧师许声炎当选为副会长。晋江县的基督教会，80年代重新建立的基层组织机构有的叫堂管会，有的则设立长执会，但堂管会属过渡性的机构。如磁灶、陈埭、衙口、祥芝4个堂设长执会。长执会长老管理偏重于教务，而执事则管理日常事务。堂管会下设教务、财务及堂务3个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教会内部情况的变化，原来堂、支会的关系也逐步消失。
设立堂会的必要条件是：教徒人数在25人以上；经济上能够独立；有2名长老，4名执事；有经济能力聘请牧师；有自建的礼拜堂。晋江县主要堂会分述如下：
安海堂会光绪六年（1880），由英国传教士建立。光绪8年，聘华人陈甘泉为牧师，是为晋江第一个华人牧师。安海堂会共设立金井、门斗、东滨（后移石井）、东石、狮头、内坑、灵水，朴里等8个支会（或堂会）。
泉州堂会光绪二年，从安海堂会分立出泉州堂会。后又分立泉南、泉西、聚宝3个堂会。
祥芝堂会光绪十七年，联合永宁、石狮成立祥芝堂会。光绪二十八年，永宁、石狮分立自成堂会。祥芝堂会下辖蚶江、锦尚2个支会。
金井堂会光绪二十一年成立。石菌、狮头两个支会划归金并堂会。光绪三十四年，开办深沪东安匡闺女校。民国3年，设玉湖学校。民国22年，在西塔创办平民学校。金井堂会成立后，发展了东安、钱江（后移衙口）、玉湖、科任、钱仓、伍堡、英林等支会。
永宁堂会和石狮堂会光绪二十八年，永宁和石狮联合，自立永石堂会。民国6年，永宁、石狮各自成立堂会。民国21年，祥芝堂会合并于永宁堂会，成立永祥堂会。祥芝、永宁、石狮3堂会合设、分设的支会有蚶江、锦尚、西岑、新街、塘市、龟湖6个支会。
五陵堂会经泉州区会批准，于民国28年成立堂会。
青阳堂会、陈埭堂会和前店堂会民国3年，青阳堂会成立。同年，陈埭、前店亦成立堂会。
衙口堂会民国29年前后，从金井堂会分立出衙口堂会，并创办幼儿园。
钱仓堂会清光绪二十八年，设钱仓支会。民国24年，自立堂会。次年，成立英墩支会。
磁灶堂会民国36年成立堂会。1956年，神学院毕业的陈志新为首任牧师。
晋江县基督教堂及教徒人数。
第三节 教务活动
基督教在晋江县的传播是与教会创办学校、医院同时进行的。清代重科举，但教会兴学校，教授新学，开社会新风气，深受社会人士赞许。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闽南基督教长老会教育会”，有章程8章23条。教会办学校、办医院，成为教务活动的重要部分。
晋江县最早的教会学校，是光绪五年安海教会创办的西隅小学，民国6年（1917）改名铸英小学，并增办圣道女学。
光绪十六，牧师许声炎在金井开办义塾。光绪二十四年改名毓英学堂。光绪二十六年更名慕仁女校，后改玉英女校。民国25年，该校附设简师班、初中班、汉文班以及幼稚园等。该校以办学严谨，名扬海内外。民国37年，开办毓英中学。
光绪三十四年，金井教会又开办深沪东安匡闺女校；民国元年在衙口设学校和讲堂；民国3年在玉湖设学校兼讲堂；民国7年在伍堡办慕贞女校及毓麟女校；民国22年在西塔村办平民学校兼讲堂。此外，教会在金井附近的石圳、溜澳、围头等地，也创办女校。
光绪二十六年，石狮教会创育龄小学及育龄女校。1952年，县政府把育龄等4所学校收为公办，合并为石狮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英国人安礼逊创办培元中学、小学。高中称一校，初中称二校，小学称三校，还有在石狮的四校。
光绪三十年，钱仓教会开办慕蔺女学，后改名毓俊小学，民国21年并为钱仓小学。
民国2年，蚶江教会开办培正小学。
民国3年，永宁教会倡办育元小学，又兼办妇学。民国22年，教会人士周永年办毓真小学。
民国3年，陈埭教会开设育仁小学，后改名为求聪小学，即现今求聪中心小学。
民国6年，青阳教会开办求贤小学。
民国15年，五陵教会开办张林小学。
在基督教会创办医院方面，最著名的是光绪七年英国传道士兼医生颜大辟在泉州连理巷创办的惠世医院。光绪二十七年，又在西街裴巷建女子医院。此外，被颜大辟认可的基督教徒创办的医疗诊所在泉州城内的有黄中流创办的辟生堂，苏年福创办的流生堂，苏天赐开办的纯仁堂，吴祝三设立的祝三医局和陈振辰创立的南生医院。此外，还有何大年创办的永惠医院。
晋江基督教会为对闽南广大乡村的文盲传播基督教，创造白话拼音。英国长老公会宾为霖牧师和美国归正教牧师合作，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略加改变，缀成23个字母，以后增加1个擦音字母，共24个，联缀切音，凡属闽南方言，均可拼读。他们随即以白话拼音翻译《圣诗》、《圣经》。只要记住这24个字母，原来目不识丁的教徒，不出1个月，便可读《圣经》了。
清代，晋江县流行女子缠脚的陋俗。教会反对妇女缠脚，基督教徒家中的女孩不再缠脚。
晋江为著名侨乡，每有婚丧喜庆等事，都较为铺张浪费，积习所至，争相效尤，流袭成风。民国23年，衙口、金井、深沪教会组织风俗改良会，由许声炎牧师之子许志泽牧师为改良会主席，到英林、前港、衙口、寮内、深沪等地宣传，影响颇深。1988年，晋江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晋江县基督教协会，共同制定《信徒婚事须知》《信徒丧事须知》，信徒按照“须知”规定，操办婚、丧、喜、庆，简朴而隆重。
第四章 天主教
第一节 传播
元皇庆二年（1313）在晋江县城内建立刺桐主教区。当时的刺桐港是与西亚和欧洲通商的贸易大港，许多外国天主教徒留居晋江，教会因而形成，并迅速发展。驻北京（东方）总主教孟德高维诺先后3次派人到刺桐教区任主教，元延祐元年（1314）派哲拉德（Gerard）、延祐五年派裴来格尼（PeregrinodaCastello）、元至治二年（1322）派安德肋（AndrewofPerugia）。有一富有的亚美尼亚商妇，捐巨款建一座“雄壮华丽”的大教堂，交给哲拉德主教献给教会。裴来格尼和安德肋两主教并把皇帝所赐赏金的一半，在东门近郊色厝尾村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泰定二年（1326）安德肋去世，继任主教为佛罗伦斯人哲姆斯（FriarJamesOfFlorence），而后为方济各会士维廉·甘勃尼（WillianofCampanice）。至正二十二年（1362），泉州战乱，最后一位主教西走中亚。盛传一时的天主教就此湮没无闻。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天主教又再度传入中国。天启五年（1625），著名传教士艾儒略（Julio·Aleni）及其随行阳玛诺（Emanuel·Diaz）一行，应宰相叶向高的邀请到福建，从泉州登陆。崇祯七年（1634），到晋江传教。几年间在泉州府属各县建有教堂聚会所13处，入教人数达800多人。
明代，艾儒略到晋江，对于文人名士阶层颇有影响，一时与其交往者，有张瑞图、何乔远、张维枢、林汝楫、庄际昌、周廷垅、蔡国锡、李文宠、陈维迭、李世英、许日升、谢懋明、郑之铉、苏负荚、黄鸣晋等（见《熙朝崇正集·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词集》）。明末势挟朝野的郑芝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郑成功举兵抗清，曾聘请意大利人多明我会教士郭奇（Angeto·Cokhi）为师，学习天文和航海技术，并准许教士在其辖区内自由传教。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禁止外国教士在中国传教，天主教在晋江泉州即濒于绝迹。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批传教士才又涌入中国。
同治五年（1886），天主教由厦门派一位西班牙籍多明我会教士到县城泉州传教，由于受到人们的抵制，未能开展。光绪九年（1883），天主教福建教区划分为福州和厦门两教区，泉州归属厦门教区。19世纪末，厦门教区主教黎亚尔再派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任道远（Seraphin·MoYa）到晋江传教，任泉州天主教堂本堂神父，发展教徒黄廷标等人，并通过他们到各村镇布道传教，才逐渐打开局面。
晋江县旅菲华侨甚多，当中有不少天主教徒，任道远见他们热诚信仰，积极争取他们的资助。最著名的华侨教徒有陈光纯、洪明炭等人，大力赞助捐献。陈光纯奉献花巷私人楼房作为校舍，创办天主教启明女校，并承担全部办学经费。以后因教务的发展，教堂、校舍日益不足，由任道远设计、绘图，在花巷许厝埕创建1座三层钢筋水泥红砖大楼和1座神父楼。久已衰落的泉州天主教会，在民国初期稍有起色。
教徒黄廷标到安海传教，开初，通过金墩黄姓族人支持，争取很多人入教。以后陆续发展，到本世纪20年代初，在下宫仔购得黄姓旧大厝改建为天主教堂和住楼。抗日战争时期，教徒长期没有新发展，教会自身教务松弛，吸收教徒的形式又有很多制约，到40年代后期，已渐趋消亡。
教徒陈旭川、周苍玉等人分头到青阳和石狮传道，经过多年努力，只在石狮建立1座圣堂，入教人数不过20多人；青阳则更少，仅借人家房屋建立1个圣母厅，作为传教人员的生活住所和少数教徒的聚会场所，抗日战争中关闭。
泉州的天主教，在抗日战争期中与外国教会失去联系。民国34年任道远在泉州去世，厦门教区派西班牙籍多明我会教士安抚民接任泉州本堂。
1949年以后，泉州天主教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安抚民神父于1952年申请获准回国。教会的教务和事务继由惠安调来的神父蔡以忠和永春调来的修女郑金珠负责管理。“文化大革命”中停止教会活动。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以后，天主教堂开放并恢复正常宗教活动。
第二节 教徒与教仪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有的主持教堂宗教仪式等事务的“司铎”（即神父），须在修道院（神学院）毕业，受上级主教委任。在修会（也称修道院，但不同于神学院）修道的修士、修女都是出家不婚的。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修会都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16世纪以后有耶稣会。修士、修女都可以出任司铎。一般教徒于“主日”集中礼拜堂念经、听讲圣经。教徒在家，每晚入睡前都得在圣母像前念经，并守斋日。
晋江天主教主要的宗教仪式有弥撒。仪礼过程是重复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对圣父献祭的故事。经过祝圣的饼（代表“圣体”）和酒（代表“圣血”），让教徒轮流领“圣体”和“圣血”（一般教徒不参加领“圣血”），仪式过程中须念特定的经文。主要的宗教节日有圣母圣诞节等。总的说，其宗教内容比基督教保留更多旧的因素。如泉州原有的天主教堂，圣母厅就缀装整列的五彩花玻璃窗，正中祭台立着一尊美丽少妇模样的圣母；圣母厅的左旁前堂，供着一座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古铜色神像，其伤口还淌着鲜红的血。两座神像皆有1米多高。礼拜堂是三层哥特式建筑，顶端竖着一个大十字架。
第五章 伊斯兰教
第一节 传播
唐天宝间（742—755），泉州海外贸易十分繁盛，外商以阿拉伯穆斯林为主。唐会昌间（841—846），晋江城郭泉州的海外贸易已如诗人所云“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繁盛局面。伊斯兰教即随阿拉伯穆斯林的商舶传到晋江县。
长驻晋江城里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为了举行宗教仪式和传播伊斯兰教而创建多座清净寺。有现存的通淮街圣友寺。又据《重立清净寺碑》云，宋绍兴元年（1131），波斯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朱文公全集》记，绍兴年间，有穆斯林客商“建层楼于郡庠前”，所谓“层楼”，即清净寺。《拙斋文集》载，有一位波斯穆斯林，为了让在泉州贸易、传教的穆斯林能够安心生活，于绍兴末年，在泉州东郊山坡上，购买土地，芟除杂草，铲除瓦铄，“则广为窀穸之坎，且复栋宇，周以垣墙，严以局钥，俾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于是葬焉……使生无所忧，死无所恨矣”。嘉定十年（1217），日本佛教僧人庆政上人到开元寺学法，带回阿拉伯字、伊斯兰教诗歌，称“南蕃”文字。晋江古城墙基础出土多方宋代阿拉伯穆斯林墓碑，经翻译后发现，它们有的是教长、贵族和商人。
导元倾宋的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蒲寿庚，素主市舶，元初官至泉州行省平章政事，其长子蒲师文官至福建市舶提举。据《重立清净寺碑》记载，元代晋江城里清净寺增加至六七座，其中有也门人奈纳·欧默尔教长建清净寺，与现在考古发现的元代清净寺石碑记所载吻合。大德一年至六年（1297—1302），穆圣的后裔赛典赤·异密·乌马儿一度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其时晋江县城为省治。至正七年（1347），摩洛哥大游历家虔诚的穆斯林伊本·巴都他，以印度使臣的身份到晋江县城，会见住城的波斯人蕃坊理讼师塔及爱丁、著名教长夏不鲁罕丁、大商人舍刺甫丁。至此，晋江的伊斯兰教势力盛极一时。
元末宫廷内讧，大海港泉州成为矛盾的焦点，即发生所谓的亦思巴奚战乱，晋江伊斯兰教势力受到打击。入明之后，明统治者又掀起盲目的排外运动，伊斯兰教受到严重摧毁。
第二节 衰而复振
明代，晋江的伊斯兰教逐渐汉化。如思想家李贽的二世祖林驽，娶波斯穆斯林妇女为妻，即被后裔批判为“从妻为色目人”、是“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的大逆行为（族谱《垂戒论》）。陈埭丁姓族谱《祖教说》，在追述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的同时，认为其教“若上世风气之未开然也”，又认为汉化过程是“渐变以合于礼”。据县城泉州清净寺古碑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清净寺系由教徒募建。隆庆元年（1567），清净寺“木塔坏……修塔五层”，则由官府资助。万历三十五年（1607），“地大震，楼颓其角”，其修缮亦全靠官府。清康熙二十六（1687），“泉州大风，礼拜寺塔圮”。
在清一代，晋江伊斯兰教有几次重兴，均由晋江的穆斯林官员捐资协助，倡导教务。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都督陈有功等“延师谏督我教门诸子学经解篆”，重兴清净寺，重修灵山圣墓。嘉庆二十三年（1818），总镇马建纪重修清净寺。同治十年（1871），提督江长贵延聘阿訇，倡导教务。
民国时期，许宝玉（1924）、张玉光（1936）、金明增（1940）、马厚恩（1948）等阿訇，对重振晋江的伊期兰教都作出贡献。抗战时期，陈埭丁姓回族派出16人赴桂林成达师范学习，又把前社的“尚公宫”改为礼拜堂，恢复伊斯兰教活动。
1987年，陈埭穆斯林恢复了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圣纪节、开斋书、古尔邦节）活动。从桂林聘请张正权阿訇同陈埭穆斯林丁金顺、丁清河、丁金克、丁明炭等人进行封斋，并主持斋月活动。陈埭回族委员会的伊斯兰教协会筹备组，还出版不定期刊物《陈埭穆斯林》。
第六章 其他宗教
第一节 摩尼教
唐以后，摩尼教称“明教”、“明尊教”。
摩尼教传入晋江。“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受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明何乔远《闽书·方城》）。元皇庆二年（1313），朝廷曾派教务大总管西雷蒙“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见《泉州宗教石刻》）。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晋江灵水华表山建立明教寺祀摩尼光佛。《闽书》云：“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乾隆《晋江县志》：“草庵，元时建，祀摩尼佛。”庵中有依山岩凿刻的摩尼光佛坐像。据至元五年（1339）碑记载，“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原庵前山岩上，有明正统十年（1445）镌刻的摩尼教教义，“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但毁于“文化大革命”。草庵为中国现存的唯一摩尼教（明教）遗址。近年，庵前的佛教龙泉寺重建后，改为大华岩寺。晋江摩尼教被当地百姓奉为佛教。
第二节 印度教
印度教的前身为婆罗门教。印度教于元朝传入泉州，建有1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印度教寺，寺毁于元末。
从现存石刻中，可以窥见印度教丰富瑰丽的宗教内容。有明末移砌于开元寺大殿前拜庭须弥座的74方相间以狮或人面狮身石雕，雕工精细；有开元寺百柱殿后两根16角形石柱，雕着印度教神话故事，同样的造型也有两根在天妃宫寝殿；县后街白耇庙焚帛炉上，嵌着两方湿婆神话浮雕，其一刻母牛亲乳“林加”（男性生殖器）作憩护之状，另一方刻一象用鼻子向林加献一朵莲花；有在番佛寺遗址附近出土的龛状石刻，龛中各刻1尊湿婆坐在莲花尊座上，其一左边竖立一塔状林加，挺然立在磨盘（女性生殖器）上。此外有用蛇作图案的祭坛石，半鸟半兽门楣石，半人半兽柱础石，哥林多式柱头石等等，以及其他建筑构件如门框石、壁龛石、雀替、石栏板等，全部都是辉绿岩石精雕。由于寺已毁没，故石刻流散于泉州城内外各地。
第三节 日本教
日本教是原由中国传去的佛教。清朝光绪年间由日本传到厦门，光绪二十三年（1897）从厦门派教士水谷魁耀到晋江县城传教，故称为日本教。
原先在日本流行的佛教宗派有成实、法相、华严、律宗、俱舍、真言六宗派。德川时代（1603—1867），佛教成为日本的国教，真言宗最为盛行，所建的寺院通称本愿寺。本愿寺又有真宗、大谷两派，大谷称“西教”，真宗称“东教”。通常合称为真宗大谷教。传到晋江的教派属东教，教堂称为大日本真宗大谷派本愿寺布教所。
水谷魁耀在县城泉州南教场头（今讲武巷南端）租一所民房作为教堂，开始传教活动。日本教的教义与佛教基本相同，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与民间的宗教信仰相近，因而容易被群众所接受。教徒可以娶妻，不必茹素。不久信徒增加，原聚会所容纳不下，就转到大寺后租一庄姓大厝为教堂，后又购何姓大厝改建为教堂的大厅，称“观音厅”。大厅可容纳三四百人聚会，正中塑释迦牟尼立像。依本地习俗，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廿八日为聚会礼拜日。礼拜时由教士烧香上供，然后率众诵经礼佛，诵经只敲钟而不设木鱼。诵经后再由教士讲经说法。
教士中有田中善立者，精通汉文，善于交际。除广收信徒外，并效法基督教所为，在寺旁立一所彰化学堂（1904），并附设医疗所于教堂内，从中吸收教徒。学堂堂长由田中善立兼任，日人教师有小岛由道和小村启吉，汉文教员有清秀才吴国恒等。医疗所有日人医师内山喜市夫妇；贫苦病人就医，一概免费。
田中善立与晋江县城的士绅及府、县官吏都有过交往。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佛诞，官绅毕至，教徒咸集，对官绅则设筵招待，教徒则念经供斋，且有演戏、奏乐等活动。民国初年，日本教堂最后一任传教士大内正雄死于晋江，此后就没有再派日本教士。教堂由当地信徒勉强维持，且日趋衰落。
民国4年（1915）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日本教堂及彰化学堂由地方绅士收回，改为西隅学校校舍。
唐代，海外交通兴起，为多种宗教在晋江传播和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唐至五代，大批道教宫观和佛教寺院相继在晋江建立。道教在晋江进一步发展，佛教在晋江传播过程中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体系。同时，伊斯兰教也随着阿拉伯商人传入晋江。
宋代，晋江经济进一步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繁荣，多种宗教继续发展。晋江的道教活动很盛，不仅涌现大批著名道士，而且产生不少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道学著作。晋江的佛教寺院日益增多，尤其是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改建成花岗岩石塔，是晋江佛教继续发展的标志。同时，晋江佛学与儒学的争论过程中，不同宗派学说渐趋统一，并推行简易修持，又与晋江民间世俗的杂神信仰混合，逐渐走向世俗化道路，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崇奉，徒众大增。南宋时，仅县城泉州的几座较大寺院，住寺僧尼达七八千人之多。晋江的伊斯兰教，在宋元时也先后建立多座清真寺。
元朝，晋江海外交通贸易空前繁荣。在晋江，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继续发展；摩尼教（明教）也由秘密结社而为公开信仰，并建立摩尼寺院草庵；同时，先后传入基督教、天主教和印度教等多种新的宗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在晋江出现世界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初，由于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相继主政泉州，使晋江伊斯兰教势力盛极一时。
明清时期，晋江的各大宗教逐渐衰微，尤其是伊斯兰教随着元朝政权的灭亡而受到重大打击，此后逐渐汉化。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再度进入晋江，在本世纪3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对晋江的教育卫生等方面有较大影响。
清末，又有日本教传入晋江，但在民国初年即消失了。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0年晋江基督教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道路。1951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1958年成立晋江道教协会。“文化大革命”中，各门宗教活动中断。1978年以后，各门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又得以恢复，尤其在1987年，陈埭穆斯林恢复停止已久的伊斯兰教三大节日活动，晋江县再次出现多种宗教自传共存的局面。
第一章 道教
第一节 传播
据乾隆《泉州府志·方外》载，秦汉之际，泉州、晋江一带就有隐者和方士活动。秦时有大道“修正真清源左峰”，即今大道岩。汉代，有陈寨“善禁咒术，为人治病多愈”。三国、两晋时，道教随中原文化南进。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建立最早的道教宫观，称白云庙（即玄妙观的前身）。东晋时，信奉五斗米道的孙恩、卢循起义军，被刘裕击败入闽，道教又在泉州、晋江一带流传。
唐朝，泉州的经济、文化大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道教也随之兴盛。晋江置县后，晋、泉一带先后兴建的道教宫观有中兴观（后改为隆兴观）、紫极宫、紫泽宫、金粟崇真观和真武宫（明改名虎岫寺）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些道术精深的著名道士，如修隐于清源山的蔡如金、紫帽山的郑文叔和被朝廷赐号为“通元先生”的龙兴观道士吴崇岳。灵源山的蔡明濬曾与虹岩逸人罗山甫“往来潘湖间，有合炼之雅”。其时名士欧阳詹也参予修炼。诗人罗隐，流寓闽中，曾游晋、泉各地，也曾修真学道，在罗裳山有“画马石”的传说。著名道教学者施肩吾，流寓泉州。近年考古发现城郭东郊一座唐墓，其卷顶墓砖打印有“上柱国刺史乾封二年”，另一面打印“武吕中平大吉”，证明乾封二年（667），泉州、晋江一带道教已经盛行。
五代，晋江王留从效、节度使陈洪进都是道教的推崇者。他们亲近道士，兴建宫观。刺史王潮请于朝，赐封古晋江城郭东郊东湖上的万仙妃为“护国英烈仙妃”；闽王王延昶，拜著名道士、学者谭峭为师，并赐号为“金门羽客正一先生”。南唐主则赐号谭峭为“紫霄真人”。留从效改建紫极宫，陈洪进兴建奉先观。
宋代，晋江道教处于兴盛时期。大批著名道教宫观应时而建或重新修建，仅方志上所载就有天庆观、广孝观、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天妃宫、花桥慈济宫、东岳行宫、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及山麓的北斗殿、真君殿。
随着宋代晋江道教的兴盛，涌现不少的著名道士。如医道吴本（音滔），晋江金鞍山的赵永嘉，泉郡天庆观的苏绍成、陈以文，清源山纯阳洞的裴道人和天柱峰的林道，青阳石鼓山的王志、洪某（号洪总管），法石院的碧桃道人。他们或精于岐黄，或济世救人，或因道高德深被赐封号，也有善琴、书法而交游士大夫，或长期修隐，或有种种灵异而名闻于世。
五代与两宋，晋江道教学者的著作，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如五代谭峭，博学能文，著《化书》，宋代齐丘作序。宋代官宦吕惠卿著《道德真经传》、《庄子解》等道书。曾慥博览广采道家经书，从黄庭服气，到铅汞炼丹，从太极易理到阴阳五行，即包罗道教的哲学、医学、化学、体育、卫生等养生之道和长生之术，编纂成一巨著，名曰《道枢》。又有道教学者刘骥著《老子通论》，黄址著《南华真经解》，陈权著《老子道德经编类》。
宋代，晋江道教很盛，这是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嘉祐祐二年（1057），侍郎赵涯兴建明烈王庙（泉州城隍庙前身）；绍兴二十三年（1152）尚书张汝锡修建东岳行宫；淳熙十三年（1186），相梁克家于郊外东湖建庙祀万仙妃，并自为碑记；丞相曾从龙曾祷于城内铁炉庙应魁圣王，得功名后，嘉泰间（1201—1204），重建是庙。知州倪思很敬重天庆观道士陈以文。理学家朱熹，敬重道士苏绍成，登门拜访，并书“廉静”两字赠与。朱熹与晋江金鞍山道士赵永嘉亦有交游，事见《泉州府志·方外》。
元代，按《元典章》载，凡僧、道、基督教徒等，皆免差役。《至元辨伪录》记，“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这反映元统治者对僧、道二教的兼容并蓄态度和僧、道二教之间的关系。在此期间，晋江仍有修建道教宫观者。较著名的有建于大德十年（1306）的晋江芝山慈济宫，由著名文人丘葵作记。元贞元年（1295）改天庆观为玄妙观。至元十八年（1281），著名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时膺任高官，与受道学影响甚深的兄长蒲寿〓，两人“协力捐财”重建清源山纯阳洞道、佛寺庙。至元二十一年蒲寿〓之孙蒲一卿与孙信斋（时为万户）再次协力修缮清源山纯阳洞道、佛寺庙，至今名留摩崖之上。元廷曾多次赐封泉州海神天妃，至元十五年及至元二十五年连续两次赐封，大德三年，赐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但元代晋江的著名道士见诸府、县志的仅有晋江的杰道一人。
明代，泉州管理道教事务的道纪司设在玄妙观，晋江县也设道会司，附于玄妙观。在此期间，晋江重修不少道教寺观。如洪武年间（1368—1398）重修金粟崇真观，永乐间（1403—1424）、天顺间（1457—1464）、成化间（1465—1487）屡修玄妙观、紫极宫。正统九年（1444），道士吴云靖兴建古玄室于紫帽山；景泰三年（1452）至天顺元年，晋江城里重建玉虚宫、玉华宫；正德间（1506—1521）晋江青阳赖厝村兴建紫霄宫，祀玄天上帝；嘉靖间（1522—1566）修建通淮关帝庙，青阳屿头村建慈济宫，祀保生大帝；安海道教霁云殿亦在明代重修，后毁于倭乱，隆庆间（1567—1572）复修。此外，晋江还有“三公楼”、“卢侯生祠”之复建。明代，晋江也出现不少的著名道士如吴云靖、董伯华、李鼎，而著名道教学者有进步思想家李贽、官绅陈用宾、李光缙等人。
清代，晋江的道教渐趋衰落，少有新建道观，一些前代兴建的道观，也因年久失修而湮没，但也有一部分重要道观获得重修得以保存，如玄妙观、通淮关帝庙、花桥慈济宫、天妃宫、东岳行宫、城隍庙等。另一方面，清统治者为获得“皇祚永固”的目的，又大肆利用道教，对晋江道教尊奉的天妃、吴真人、陈圣王（陈元光）、万氏妈（万仙妃）等给予赐封，并对一些重要道观屡次复修。如清初官方对通淮关帝庙、城隍庙进行春秋致祭，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出师统一台湾后，上奏朝廷，封妈祖为天后，特予春秋二祭，并于康熙二十四年“遣礼部郎中雅虎致祭”。乾隆十七年（1752），晋江知县黄昌遇修建县城隍庙。
清末以来，由于新文化的影响及外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发展，部分群众的传统思想观念发生动摇。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晋江曾出现破除迷信运动，道教遭受打击最为严重，大量庙观被毁，道士纷纷改行。据统计，清末民初，晋江县城内及近郊，尚有道士二三百人，以祈祷、斋醮做度亡法事为业，在道教理论，教义科仪，修持道法等方面有较高水平者为数不多。而全真道士几乎绝迹，只有玄妙观中三清殿里，时有几个外地来的全真道士，但因与本地道士不和，住观不久即离去。其时，加上地方不平静，军阀、土匪猖獗，宫观常为驻军进占，任意破坏。山林岩洞，更为土匪渊薮，如南台岩道士杨悟善，于民国8年（1919）被盗匪劫杀。在民间，对道教炼养有研究的人也仅有杨道源等数人。
晋江为富庶侨乡，农村道观香火鼎盛，民间丧事极为铺张，因而道士做法事之收入甚丰。至抗战期间，侨汇断绝，农村萧条，做法事、供香火者稀少，道士纷纷改行。后继乏人，晋江道教日趋衰微。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县的道侣享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1954年，泉州文化宫组织“道情组”，邀请部分道士参加搜集整理流行于晋、泉一带的道教音乐。1957年，东岳行宫道士陈犁头，前往北京参加中国道教学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全国道协常务理事。1958年1月，晋、泉成立以陈犁头为会长的道教协会。“文化大革命”中，道士的法器被没收，停止一切宗教活动，庙观大多改为工厂、仓库、公共场所，道士改行转业。1978年以后，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80年代末，泉州道教研究会成立。在寺观方面，晋江县的宝盖山麓重建朝天寺，石狮钞坑村重建双龙寺。而今，晋江道教宫庙遍立于乡镇村街，在一些村镇宗教活动大大超过往昔。民间丧事出殡，不少仍依旧俗，请道士为之“引魂”、“超渡”。富家侨户、个体户，操办丧事道场规模甚大，道士重操旧业者众多。
晋江县道教在传播的历史过程中，特别自宋代以降，表现出儒、道、释三教合一的特点。因此，佛寺跟道观逐渐合在一起。如晋北丰山的天心洞，祀何氏九仙，但旁有白水岩祀如来佛、欲施佛和弥勒佛，外加五文昌夫子。晋江永宁虎岫寺供奉玄天上帝、如来佛祖、地府阎君、四手观音、十八罗汉、祈嗣妈、孔夫子、关夫子等神像，儒、道、释济济一堂，著名的安海龙山寺也是如此。在庙观和主持者方面，道释似也并不严格区分。如安海奉祀关夫子的武庙，昔日妙月和尚却于此住持开云水会，让游方和尚挂锡，后又为其徒福岩姑长期主持。安海的霁云殿昔为武当行宫，也曾有少林和尚于此挂单。
道教的神团系统庞大，神仙等级繁多。晋江民间的道教又派生名目繁多的“王爷”、“代巡”、“夫人妈”、“三阴公”、“土地公”、“铺主公”、“境主公”、“境主妈”等众多杂神，各种杂神庙遍布街巷、乡村，称其为“挡境佛”，被作为地方保护神来敬祀。
明清时期，随着台湾的开发、垦殖及华侨飘洋过往南洋群岛各地，晋江的道教诸神也随之而传播，成为台湾移民和南洋华侨的保护神，至今绵延不绝。
一、东传台湾
明末，晋江人民跟随颜思齐、郑芝龙垦殖台湾。初拓殖，孤悬海上，自然环境恶劣，疾疫频繁，初期移民即建保生大帝庙以求平安。《台湾通史》云，晋、泉人祀保生大帝，“是皆其乡之神，所以介福禳祸也……所业不同，即所祀亦异，是皆有追远报本之意，而不敢忘其先德也”。《续修台湾府志》记，台湾最早的慈济庙建于“荷踞台”时代，即今台南的开山宫，为晋、泉人所创建。今台湾有近400座祀保生大帝的宫庙，相当部分为晋江人所创建。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海峡两岸贸易的频繁，为祈求航海平安，晋、泉人民也把天妃的信仰传往台湾。据文献记载，今台南鹿耳门圣母宫（1661年建）、台南天妃宫（1662年建）、鹿港天妃宫（1668年建）、台南大天后宫（1684年建）、云林刺桐乡福天宫（康熙间建）、台中朝天宫（乾隆间建）、嘉义西门天后庙（1760年建）、新港奉天宫（1811年建）、台南温陵妈祖庙（1817年建）等11座天妃宫，均由晋、泉人所建，并分灵、分炉、分香城内天妃宫。台湾居民习惯称天妃为“温陵妈”，因晋、泉城郭古别称温陵。台湾彰化关帝庙（1669年建），是晋、泉移民从通淮关帝庙分灵去的。台湾云林县保长湖的保安宫（祀关夫子），系康熙三十六年（1697）晋、泉移民所创建，并从晋、泉城内涂门街关圣帝庙分灵迎至台湾。据中国旅游局统计材料，与晋、泉通淮庙有关的台湾关帝庙有300余座。又晋、泉城区著名之富美宫，祀奉汉代萧太傅，称“萧王爷”，据传有保境安民的职能，亦于清乾隆四十年随移民进入台湾，其中以台湾云林县麦寮聚宝宫最著名。光绪二十五年（1899），“萧王爷”一次出巡，南至台南府，北至新竹城南，历时1个多月，影响颇大。1987年以来，台湾已有数十座祀萧太傅的宫庙组团到富美祖庙谒祖。台南县学甲镇慈济宫，系康熙间从古泉州属县同安白礁慈济宫分灵，咸丰十年（1860）再分灵回深沪宝泉庵。
二、南播新加坡
清道光间，晋、泉人就在新加坡建“天公坛”及天福宫、通淮关帝庙、大伯公宫、青龙宫等道教庙观。民国14年，泉州东岳庙晋江籍道士陈高迨旅居新加坡，设立“混元道堂”，扩大道教文化在新加坡的影响。三子陈国显、四子陈国铭袭其职业。陈氏原为东门外东岳庙主，自宋代沿袭下来已数百年，清末传至陈高迨。今日星洲后起道士，均为陈氏教授。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研究道教法事仪式，赴星州拜陈氏为师，成为陈姓道家第24代嫡传弟子。星洲还有两座晋、泉人所建的通淮关帝庙，裕廊律通淮关帝庙为其一。
三、南传菲律宾
明代，安海人陈景弘，随郑和下西洋，曾到青阳石鼓庙“奉顺正王香火以行”，并在菲岛建庙供奉，世代相传。本世纪70年代，菲岛建有高七层的顺正王庙。菲律宾马尼拉市黎刹大街有一座晋、泉人建的通淮关帝庙，北怡罗戈省也有晋江人建的涂门关帝庙，菲国人称“单哥爷”。民国37年，菲律宾归国华侨把深沪宝泉庵的保生大帝分灵到菲岛，祀为“正炉”，建立董事会，至1986年已历31届。
第二节 教徒
古代道教徒注重炼养功术，以此作为道侣的基本功，同时又提倡“辟谷”炼养。道侣一般修炼济度方法，有符录、祈禳、念咒和炼丹。道士中的等级分为中尊和一般徒众。今晋江道教的立尊制度废弛，主持法事的中尊，大多为未经立尊仪式的“权且道士”。晋江之道教徒，多为世袭制，历史上有不少道行清高，学术精深之名道士。
一、教派
唐、宋时期，晋江的道士大抵以清修为主；明、清以来，虽有正一派和全真派之分，但是出家于宫观的道士为数不多。许多著名的庙观由正一派道士住持，他们多为在家道士，不持斋。晋江的道士奉持《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而民间道教，大抵又分灵宝、三元、天师等教派。
晋江道教在近代曾有过“外江派”与“本地派”的矛盾。矛盾集中于元妙观。该观前殿为北方道士住持，后殿为本地道士住持。前殿祀三清，经济收入少；后殿做法事，收入丰厚，因此经常发生摩擦。后经探花黄贻楫调解而缓和。但前殿道士收入微薄，无以为生而逐渐离去。
二、教徒
（一）古代道士。《泉州府志·方外》、《晋江县志·仙释》对历史上晋江著名道士均有列名介绍。
唐代，有蔡如金，归隐于紫极宫精思院，“辟谷御〓，以方技济人”。崇宁中（1102—1106）封虚应先生，后累加善利灵济。嘉定间（1208—1224）诏加号昭博真人。
郑文叔，有道术，号元德真人。修炼于晋江紫帽山。
蔡明濬，居灵源山，与虹岩逸人罗山甫，往来潘湖间，有合炼之雅。
吴崇岳，入元妙观为道士，收精炼气，休粮轻身。后赴阙，赐号通元先生。
五代，有谭峭，据传“得辟谷御〓之术”。南唐主召至建康，赐号紫霄真人，归修炼于清源山紫泽洞。
宋代，有林道者，远祐中（1086—1094）居清源天柱峰，据传梦神人使镌释迦像于岩端，功毕，名瑞像岩。
裴道人，绍兴中（1131—1162）来泉，头戴通草花，行歌于市。后坐化于清源洞石嵌中，号蜕岩。
王志，嘉定间显化于青阳山石鼓庙，里人塑像祀之，后敕封殿前太尉、护国上将军。永乐中（1403—1424），封顺正王。
洪某，青阳人，修真得道，祀于青阳石鼓庙偏西，号洪总管。
苏绍成，委业于泉州元妙观，后隐泉山。朱熹往拜访，赠“廉静”2字，且为其琴作铭。
赵永嘉，隐晋江金鞍山，据传有道术，曾唤虎守室。
陈以文，居天庆观30余年，清修学道，知州倪思很敬重他，庆元间（1195—1200）赐号守素冲虚大师。
碧桃道人，隐法石院。既没，南外宗正司赵必晔有诗怀之。
明代，有董伯华，得道于吴云靖，后尸解清源山紫极宫。
林广济，晋江人，复姓李，性刚正不挠，为权贵所害，五显庙塑像祀之。
李鼎，江右人，客于泉州城，据传能“导引辟谷”，后登北郊龟山坐化。
（二）近代道士。晋江的正一派道士，多为世代承袭，有的至今已承传20多代。一般以散居为主，各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只有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或斋期，方行斋戒。新的道士需要另行拜师方能受录，否则得不到同行和社会的认可，此等人称火居道士。新中国成立以前，著名的正一派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受录，取得道职。现今晋江的道士虽没有到天师府受录，有的仍延用以前受录形式，抄写受录捷报、路引、关文、符录等作为入道手续。晋江现代道士族系如下：
1.龙湖乡杨林村之李金鼎族系。鼎为现代晋江三个著名中尊之一，家族道士承袭十几代。鼎已作古，现其族系仍有近20人从事道士职业。
2.东石镇石兜村庄梅（音）仙族系。庄梅仙亦晋江三位名中尊之一，现其侄、孙、曾孙辈承袭道士业者尚有10余人，为一大族系。
3.石狮宽仁街何溜族系。该族系道士已世传数代，溜父何明梯为早于李金鼎之一代名中尊。何溜作古前在石狮一代颇有名气。
4.永和乡小坑园吴宝越族系。该族系为晋江名道士之一，已数传，宗支繁衍外传。擅武功，创办“小兴源”道士打城戏班，闻名远东各国。据云美国曾有人誉其为“中国唯一道教宣传机构”。
5.永宁西柄村龚丕拍，系李金鼎之徒，也是晋江三位名中尊之一。现其孙承袭道士职业。
第三节 宫观
一、主要宫观
（一）城关元妙观。据《泉州府志》记载：“元妙观在府治南，晋太康中（280—289）为白云庙。唐神龙元年（705）建观，初名中兴。开元间（713—741）改龙兴观为开元，而以观为隆兴。宋大中祥符间（1008—1016）改天庆。元元贞元年（1295）改元妙。”此为道教传入晋江首建之庙观。
元妙观，规模宏大。由广场而上，前殿为三清殿，崇祀元始、灵宝、道德三天尊；两庑有二十八宿；后殿曰紫微殿，祀紫微星君及玉皇大帝。道教崇奉的神团系统中的常见神，几乎包罗于该观中。其雕塑精美，为省内著名之道观胜迹。
（二）紫帽山金粟洞崇真观。据传建于唐而重修于明。据《泉州府志·山川》载：“唐元德真人郑文叔居此”。“西有石鼓、丹炉、试剑石、棋局、仙迹……盘石洞”等古迹，惜已无存。原庙观亦已于元代改成佛教寺院金粟寺。
（三）城东东岳行宫。址于泉州仁风门外第一山之阳。明万历二十五年（1607）重建碑记云；“志不载其构于何代何年，但云建置修葺不一，至宋绍兴（1131—1162）规制益宏，则其由来久矣。万历三十五年秋，地大震，飓风、雨交作，青帝宫尽圮，帝像坏”。同年重建，“向一殿今列而三之”，规模益大。奉祀之神为东岳大帝及四丞相、胡将军、十殿阎君、地藏菩萨等。
（四）永宁虎岫寺。原名真武宫，祀北极玄天上帝。位于永宁宝盖山麓，为泉南名胜。据该寺宋代重修碑记载，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627—649）。迨宋绍兴二十五年乃增其石龛。及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改为虎岫寺。明嘉靖年间（1522—1566），高僧云静住持该寺，募建大殿，嘉靖帝旨赐敕封“虎岫禅寺”。其后于清乾隆、道光、咸丰和民国23年（1934），屡经热心人士捐资兴修增建，更具规模，益形宏伟。
虎岫寺殿中有清翰林庄俊元、状元吴鲁及历代名贤撰写之楹联墨宝。有虎洞、永嘉石宝、圣泉古井、玉泉井等胜迹。
（五）城关天后宫。位于晋江城关南门天后路，崇祀妈祖娘。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明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奏令福建镇守官重新其庙。永乐十三年少监张谦使渤泥，仗神庥，归奏于朝，鼎新之。清初统一台湾，施琅奏称此神曾显圣助阵，复由天妃进封为天后，其宫又经修建。现仍保持清初重修原貌，布局构筑颇为堂皇，为国内外“妈祖宫”中规模较大者。
（六）花桥慈济宫。城关花桥慈济宫祀吴真人，或称“大道公”、“保生大帝”。建于宋绍兴年间，明永乐间重修。庙宇大门楣上匾额：“真人所居”4字，系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题。
花桥慈济宫所祀吴本，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为民间名医，卒后被人们祀奉为真人，设“药签”供人于神前求医。宫中附设慈善机构，乡绅主持其事，对贫者施济药物。光绪四年（1878），设泉郡施药局，今改为泉州市花桥赠药义诊所。
（七）深沪宝泉庵。又称大道公宫，祀保生大帝。据传深沪一陈姓孝子因母病而往同安吴帝君庙求医，抽回药签治好母病，乃包回香灰供奉，后募资建庙。
本世纪40年代末因战乱，宝泉庵宫殿遭毁，至1982年该乡侨胞暨乡中热心人士捐资重新修建。
（八）永宁城隍庙。位永宁城南门口。建于明代，经清道光十五年（1835）扩建，工程历8年。清末又经乡侨募资修整。
（九）安海霁云殿。古称佑圣宫，祀玄天上帝。明嘉靖三十八年倭乱遭毁。隆庆间（1567—1572）安平士大夫耆老纠众集资，重建三层台，筑真武殿，匾曰“武当行宫”，相传为湖北武当山一脉所传。旁列四法师，座前铸铜为祭器数千斤，以供香火。
重修后之霁云殿有清翰林庄俊元撰写之楹联。宫殿高耸，建有18级石阶，顶级与安海白塔尖齐高。
（十）赖厝紫霄宫。在青阳赖厝村，为该族氏九世祖官拜谏议大夫赖凤所主建。庙占地1亩，为四回廊宫殿建筑结构，主祀玄天上帝。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经嘉靖年间及1980年两度重修，于今香烟缭绕。
（十一）屿头慈济宫。于青阳屿头村，为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累官雷州知府及两浙、两淮转运使、四川参政之族氏七世祖洪国富所建，宫殿结构仿赖厝紫霄宫。占地7分，祀保生大帝。庙址尚存，近经重修。
（十二）石狮城隍宫。在石狮宽仁境内，建于清末。有两进，两边各有厢房。前殿奉祀城隍，有正驾、副驾，后殿供七大巡。
石狮向无建城卫，城隍香火系来自永宁城隍庙，是以经常举行谒祖活动。民国期间，谒祖、圣诞活动频繁而隆盛，蜚声闽海，闻名东南亚各地。南洋各埠华侨常返国参与法事盛会。
（十三）安海古庙。原名忠义庙，在安海东北隅寨埔，祀关夫子，亦曰武庙。建于明代而毁于清初“迁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复界，复建于鳌美塔东。乾隆三十一年（1766）重修，光绪十五年复修。光绪二十三年改建现址，名“古庙”，内塑祀关夫子及张、赵二将。本世纪60年代像毁而庙存。
二、其他宫观（见表）
第四节 宗教活动
长期来晋江道教逐渐转向民间，与民俗结合，以开展宗教活动。表现每于祀神圣诞或民间重要节日，举行尊神、祀典、设供、礼拜、焚香、诵经等庆祝活动。如何乔远《闽书》载：“正月初九，泉人谓天诞，道观多报赛……乡村之间无定日，谓之天香。”又云“泉中上元后数日，大赛神像。妆扮故事，盛饰珠宝，钟鼓震鍧，一国若狂。”《泉州府志·温陵旧事》载；“凡会皆于正初，……鸠金定期设醮，然后迎神，周其境内，人家置几椟焚香楮甚恭……”。而今，永宁虎岫寺每年正月初九“天公生”，亦有规模盛大的“游春”庙会，善男信女向玄天大帝献金叩拜，祈求新年如意。每岁古历七月廿九日，该寺又有由观内女住持主持的“祈嗣妈生”活动。
至于各庙观奉祀主神之圣诞，或谒祖进香，更有一番重大活动。如本世纪30年代初，石狮城隍圣诞，曾多次特聘沪剧“善团奇”来庙演出（该剧团演职员400余人，有布景、道具、灯光等设备，演用戏台需有10个高甲戏台之大）。
抗日战争前，石狮还经常举行城隍往永宁谒祖活动。善男信女除泉属各县外，漳、厦各地及朝、日、菲、星、马各国华侨专程赶来参与活动者也不少。
道教崇奉多神，神团系统庞大而繁杂，促使晋江民间“俗神”的大发展。
晋江道教神祇，名目繁多，有上帝公、妈祖、王爷、城隍、土地公等，其大小神庙散布于侨乡各个角落。
至于乡镇村街亦各有其“挡境佛”，如保生大帝、上帝公、王爷等等，十分普遍。如逢吉凶大事，总要抬“挡境”出游，或“挺天坛”斋供。
晋江各村“挡境佛”或杂神，对其信奉之人具有很大权威。如石狮城隍庙，后殿有“七大巡”王爷，在民间大显神威。旧社会，石狮一带如有封建械斗，村社失窃，民间纠纷世仇，辄请其主持解决。
此外，各户设祀小神龛、香火袋及以红纸裱壁上、书神祗名号者，比比皆是。世俗化的道教在晋江民间信仰所占份量比佛教要大得多。
晋江道教属“正一派”，其崇鬼神、尚符录、驱鬼降妖、占卜吉凶及斋醮祀典等等世俗化宗教活动，与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晋江民间习俗之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晋江民间建屋上梁，落成谢土；每月初一，十五敬天公，初二、十六祭土地公；每年正月初一及初九、清明、端午、七月普渡（盂兰盆会）、冬至、腊月廿四（送神）、除夕等年节，均须敬祀鬼神。谒祖返神规模大的则几个村落配合，有马队、妆阁，有神棍站上佛轿“剑铜”（以利刀向自身背部猛砍）。祖先忌辰活动、丧事引魂、超度亡灵、喜庆谢天、乃至生男育女7日、14日、满月、周岁等敬“床母”。如此等等世代相传的民俗活动，无不受世俗化道教的影响。
打城戏（师公戏）为晋江古老而又独特的剧种。它来自宗教，原是僧道法事仪式中的余兴。后从广场表演发展为舞台戏曲。表演艺术、科步、身段、曲调，均摹仿提线木偶的表演方法，后又吸收梨园的文戏和京剧的武技，兼收并蓄，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戏曲艺术，为闽南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道士班“小兴源”表演艺术精湛，驰名东南亚各地。
打城戏的艺术特点：它与高甲戏相似而又有其独特风格，唱白较高甲戏轻柔、口语化。剧目以带浓厚宗教色彩、神话、怪异、侠义的故事多，故具有侧重跳跃进扑、武打杂技及“开大笼”的小型舞蹈节目和少林拳术以及配合“头壳、面具、面谱”等特点。其音乐曲调是在佛曲和道情调的基础上，大量吸收木偶曲混合而成，节奏、旋律都较缓慢并富宗教色彩。打击乐则为木偶乐、京戏和法乐的混合形成，较和尚戏打击乐丰富而热烈。
道教之道术，如气功、体育、音乐、化学、医药等，均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群众所继承的民族文化中之有益部分。
道教的炼养功，积累大量的气功修炼术。道教气功分为静、气、动3种。静功即性功，讲的清心寡欲，修性养神；炼气功即服气，包括外息、闭气、内息3种，它是道教炼功的绝对法术；动功主要为按摩，即按一定穴位自行按摩；导引，为后世武术的基本功，现流行的“五禽戏”、“龙虎功”、“八段锦”、“太极拳”等均属道教导引范畴的基本功术。
道教法事活动中的“弄钹”、“过刀山”、“跳桌”、“高脚”以及打城戏的跳跃跌扑、武打杂技等表演技艺精湛高超。它与晋江民间杂技表演和体育活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教法事活动中的法乐和打城戏中的道情调乐曲及打击乐也别具一格，早为晋江地方戏其他剧种所借鉴或吸取。
第二章 佛教
第一节 传播
佛教传入闽南甚早。据《名胜志》载，晋江流域最早的佛教寺是延福寺。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建于丰州城西南，距九日山2里许。唐大历三年（768），移寺址于九日山下。南朝时，印度高僧到延福寺翻译佛教《金刚经》。据《泉州府志》记，宋朝曾会修寺碑铭云：“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520—527）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
唐代，晋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垂拱二年（686），泉州城区建莲花道场（今开元寺）。晋江置县后创建的著名佛教寺院有开元寺、镇国东禅寺、青阳的法云寺等10所。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唐末，黄滔撰《泉州开元寺佛殿碑铭》，记载开元寺的历史、传说和兴旺情况。
五代，王审知治闽，崇尚佛教，在闽中建佛寺267座。王延彬治泉，捐田舍宅大造寺院54座，在晋江县所建佛寺中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和灵秀山的空相院等11座。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的立姿石观音雕像。泉州文管会保存有纪年为南唐保大四年（94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
晋江县佛教的传播，虽然受唐会昌武宗“灭佛”之打击，其传播仍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会，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家宗派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瀚，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的风气大盛。如县城开元寺唐代的开山祖师匡护，善讲《上生经》，听众“骤致千人”；寺僧会音“精通内典，广传《法华》、《上生》二经”；释叔端，学通《唯识》、《维摩》、《俱舍》诸论，学识渊博，著有经论数十卷。其门下弟子道昭，深通《唯识》，著作《真师唯识论解》80卷，时人称为“唯识大师”。据开元寺《紫云开士传》记载，唐与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34人，其中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宋代，晋江县唐、五代遗下的较大规模佛寺得到重修，且新建佛寺26座。其中较有名的是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南华寺和虎岫寺（道庙改建）。宋室南渡，经济拮据，大量发卖道牒，放开度僧的限制，出家僧尼人数遽增，仅县城里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住寺僧尼总数就达七八千人，因而保持“泉南佛国”的称誉。泉州开元寺中的水陆寺，保存有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六角形陀罗尼经幢构件，为僧人元昭、宗美所撰立，还有天圣九年（1031）的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而泉州承天寺尚保存有淳化二年（991）和天圣三年的加句灵验佛顶陀罗尼经幢。这反映北宋晋江佛教的兴盛。
宋代，晋江的佛教宗风尤盛。有不少高僧、宗匠，在与宋儒的佛、儒论争中，做出重大贡献。南宋的新儒学者，大量摄取佛学精华融入理学体系。自从朱熹在晋江倡导义理之学后，研究理学之风大盛，出现不少理学名家和论著。因此，有些佛学宗师在学佛的同时，又兼通儒术，以便与儒家争辩抗衡。如开元寺僧定诸，“学佛而儒术兼通”，与当时名士曾会友善，唱酬诗篇，收入《群乘》。僧宗达善世学，有诗名，主张“正心诚意”的理学家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对他很推崇。又如招庆和尚，为人说法，或引用儒家经论，或演绎老庄道学，无不通达。
宋代晋江的佛学在与儒家争论的同时，不同宗派的学说也开始互相融合，渐趋统一，并逐渐以禅、净二宗的简易法门为指归。故皆称为“简易法门”。此后，两宗又再趋统一，提出“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禅净双修。他们抛开文字传教，推行简易修持，容易为缺乏文化而又要求信仰的广大民众所接受，因而受到人们普遍的信仰和崇奉。佛教也因此蜕变为满足人们“有求必应”的现世利益的精神寄托，并与晋江县民间世俗的杂神信仰相混合而逐渐走向世俗化。如开元寺拜庭的两座绍兴十五年（1145）建的婆罗门教式石佛塔，左边1座的须弥座上刻“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此即为宋代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元代，晋江的佛教继续世俗化。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态度，在泉州（晋江）出现世界各大宗教自传共存的盛况。《元典章》记载，按元朝制度，僧人可规避差役，且僧人在“朝贺班次”及“于祝圣处祈祷”均排前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平章政事亦黑迷失等率军征爪哇、从后渚港放洋，无功而返，受到“杖责”和“没其家资三分之一”的处分。为此，亦黑迷失在晋江城里“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他于延祐三年（1316）给所施舍的全国佛寺，刻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留念，碑中提到受施舍的泉州路（包括晋江县）著名的佛教寺庵接待有承天寺、崇福寺、光孝寺、北藏寺、大开元寺、水陆寺、法石寺、积善寺、西禅寺、香积寺、招福寺、封崇寺、明心寺、清源洞、齐云洞、楞伽寺和延福寺17座。僧人和教徒又自建弥陀岩（1364）、碧霄岩（1292）、六胜塔（1336—1339）。承天寺保存有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佛教石炉，炉盖刻：“泉城孙府前，信士蒲力目偕室李二娘仔，与十方檀信同发诚心，共成佛果，喜舍朝天炉入于灵应禅寺，永充供养。祈求现世康安，预布来生福果者。”这是元代晋江佛教世俗化的物证。
明清两代，晋江县佛教进入衰微的时期。统治者对佛教虽没有明显的贬抑，但重视与支持却大不如前。明代中后期，泉州地方政府不仅听任豪强势族侵夺寺产，甚至“奉例变卖”寺产以充“兵饷”。明嘉靖前，晋江县共有寺产98顷又8.3亩，后被官府奉例变卖，连同其他侵损的寺产达87.15顷，剩下的11顷多，又先后被“豪强和悍恶佃户吞占”，以至寺产荡然无存。加以官府苛征，“饷额在寺，法重僧逋”，迫使不少寺院“僧亡寺废”。清代，地方政府对寺院的建立和寺产的数额都有严格的限制，影响佛教寺院的发展。
从明初至清中叶的460多年间，晋江县仅建寺院9座。然而毁于明末清初的“倭患”和“迁界”的寺庙，却多达20多座，其中建于唐宋间的古寺被毁的就有法云寺、方广寺、崇真寺、普照寺、广教寺、安福寺、龙兴寺、报恩寺等。此外，还有废于清代中后期的寺院，如镇国东禅寺、竺细庵等。
清末以来，晋江县佛门兴起一种寺僧收度女众带发出家弟子（菜姑）的新事。按佛教规定，女众要求出家，必须由尼僧为其落发剃度。但近代以来，闽南一带已少见有落发出家的尼僧，只由寺僧按收度在家女居士的规仪，受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可让其出家住寺，并穿起袈裟，参与世俗的佛事活动。这些菜姑大都来自农村的劳动妇女，文化素养低，宗教意识淡薄，但对神佛的信仰却很专诚。
民国初年，晋江社会上曾兴起一股破除迷信，驱逐僧尼，没收寺产，兴办新学的风潮，晋江佛教也受到波及。其时，京、沪一带佛教界人士正在开展佛化运动，晋江县佛教界一些较有见识的僧俗人士，邀请京、沪著名高僧和居士来晋江县讲学弘法，发起佛学革新运动。佛化运动不仅使晋江佛教界人士受到深刻的佛学教育，也使社会各界人士改变原来对佛教的偏见。甚至有些知识青年，包括原来破除迷信时反对佛教的青年，先后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居士，从此，晋江出现佛教居士。佛教居士积极配合晋江名僧转道、性愿、妙月诸大师，开展佛化运动。民国30年（1941），召开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会员代表大会，有会员793名，寺庙149座。又创立佛教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组织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举办各项“利乐众生”的公益事业，如重兴寺院、整顿寺规，创办开元慈儿院、鹦山义务小学、崇福寺义诊施药处等。
晋江的佛化运动曾得到全国著名高僧太虚、圆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以后，又有高僧弘一法师来晋江住锡弘化，晋江的佛教又出现新气象，但这一盛况只维持到抗日战争期间。抗日胜利后，南洋交通恢复，晋江佛事活动盛行。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1年，成立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合作化期间，寺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菜姑有的入社务农，有的参加工作。1954年，全县有住众的寺院庙堂79座。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晋江县有些地方提出若干时日“创造无宗教区”的口号。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同时采取并寺集中的办法，把未还俗的出家徒众，集中在指定的10所寺庙居住，并开办制药厂，让他们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中，佛教被视为“四旧”而扫除，教徒被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法器被捣毁，寺庙被砸或被占用，僧人和菜姑被赶出寺门。
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晋江县被破坏和占用的寺庙，全部退还，有的还进行修建或扩建。“文化大革命”中被驱赶还俗的僧人和菜姑，又回到寺庙住持，并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寺。1982年后，晋江地方政府先后批准开放龙山寺、南天寺等10座佛教寺院。这些寺院大都得到全面的翻修和扩建。1984年2月，在泉州开元寺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原泉晋佛教协会），同年6月，在安海龙山寺正式设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长静心。1985年，晋江县有住众的寺庙44座，102人。其中比丘13人、比丘尼6人、菜姑83人，受戒者61人。
晋江和泉州在中世纪曾一度成为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与日本的佛教交流尤为突出。近代以后，晋江县有些寺僧南渡东南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衍传中国佛教的基地。
一、日本
唐天宝间（742—755），晋江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元寺僧木庵应先期到日本的本师隐元和尚之召，率慈岳、喝禅等僧人，从安海港放洋赴日本长崎。康熙三年木庵继承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在日本建10座寺院，成为日本禅宗三大派系之一。追随木庵东渡的法嗣有喝浪（俗名黄广官）和尚与雕佛师范道生，都是安海人。如今日本黄檗宗万福寺有分寺500多座，信徒2.5万人。1979年、1983年、1984年和1986年，日本黄檗宗组团来开元寺朝拜，有些人还能用闽南语言诵念佛经，可见木庵对日本宗教文化影响之深远。
历史上日本亦有僧人到泉州。南宋嘉定十年（1217），庆政上人随泉州回航商船到泉，在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回泉州开元寺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宋版《大藏经》，迄今仍珍藏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咸淳三年（1267），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人到开元寺学禅，回国后在楞岩寺讲学，从学者达3万多人。
二、新加坡、马来西亚
清末，安海龙山寺僧转武在新加坡首建龙山精舍。民国2年前后，转道、瑞等、转岸前赴星、马。抗战前又有转逢、宏船、广洽、觉林、开论等赴星洲。1949年前后，有常凯、广义、广净、广余、广周、觉悟等僧人到星洲。此后，于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赴星、马的晋泉僧人有妙灯、晴晖、广安等人。
晋泉旅居星、马的僧人，于所在国建寺院，办教育，广渡信徒，弘扬佛法，为促进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和团结星、马各民族不同教派，发挥巨大作用。其中较负盛名的高僧有：
转道在新加坡与瑞等、转岸合建普陀寺，并任天福宫主持，举办义诊，被誉为“儿科活佛”。民国10年，在光明山建普觉寺，为星洲十方丛林。民国17年，在星洲组织中华佛教会，任会长。民国23年，组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民国27年，创办英文佛教会。为中国佛教在新加坡的发展奠定基础。并为重兴和重修泉州开元寺作出巨大贡献。
广洽为僧瑞等门徒，20年代出国居星洲龙山寺。曾任新加坡佛教会总会长，筹办文殊中学、弥陀学校（原龙山学校）。
常凯民国36年南渡星洲。1951年，创办中华施诊所，被誉为正骨科“医圣”。1958年，在自建的伽陀精舍开办国术及中医正骨科研究班。1960年任星洲佛教总会弘法副主任。1987年，代表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回国参加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
宏船在槟城建香林寺，兼任普陀寺住持。曾连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任世界佛教僧伽会主席，创办施诊所和文殊中学。80年代以来，对重建泉州承天寺、庆莲寺、安海龙山寺贡献颇大。
广义原为泉州开元寺监院，1949年飞锡星、马，曾任妙香林地藏寺住持，自建华岩精舍。
广净原为泉州开元寺僧，1949年南渡星、马，居妙香林地藏寺。1952年任龙山寺监院，创办弥陀学校，创建龙山寺福缘慈善基金会。80年代以来，对家乡雪峰寺、承天寺、开元寺的重修，做出重大贡献。
妙灯1957年赴星洲，主持修建普济寺，协建文殊中学，组建佛教居士林，历任星洲佛教总会副主席，兼理财务，主讲光明山卫塞佛理讲座，为佛教居士林佛青弘法团导师。倡办泉州佛学苑，捐修南安雪峰寺。
晴晖1957年南渡，住锡普明寺，协办施诊所，任该所理事，协办弥陀、文殊、菩提等3校，任各校董事。1987年，捐资助办泉州佛学苑，助修南安雪峰寺和惠安平山寺。
广余40年代卓锡南洋，主持重建马来西亚槟城妙香林，兴建普光寺，创办佛教学校。
晋泉住锡星、马僧人，大都在居留地建寺，作为海外弘扬佛法的基地，计有大小寺庙20多座。
龙山寺宣统二年（1909），僧转武建精舍。民国14年，瑞等扩建为龙山寺，为新加坡首刹。
普陀寺民国2年，僧转道建。历任住持有转岸、广懿、广周等人，宏船法师曾任方丈，广纯为当家。
普济寺1949年，僧转解建。1960年，妙灯为监院。1979年，改称普济佛学研究院。
普觉寺民国初僧转道建。圆瑛、真任相继住持。30年代末期，宏船为主持。1966年，举办水陆大法会，台湾、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僧伽数千人云集。
普明寺抗战前夕建，僧广洽、晴晖曾任住持。
詹葡院僧广洽建，为净修之所。
华严精舍僧广义建，自任当家。
伽陀精舍僧常凯建。
马来西亚方面，也有晋泉僧人创建住持寺院，如；
槟城妙香林地藏寺抗战前僧转道建。圆瑛曾任方丈，广洽、广净曾任主理，妙灯、广余相继主持。
吉隆坡鹤鸣寺僧广余为主持。
此外，晋泉僧人还在马来西亚建巴生的龙寺、新山的宝莲寺和芙蓉观音亭等。
佛教总会1950年，为新加坡的晋泉僧人宏船、常凯、广洽、广义、广净等倡办，致力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如定期举行佛学理论讲座，创办菩提、文殊、弥陀学校和女子佛学院，创办《南洋佛教》月刊，南洋佛学书局。此外，还有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菩提迦耶、佛教居士林、大觉寺和昆卢寺等佛经流通处。在社会福利方面，创办佛教施诊所、佛教群肃毒辅导组、佛教总会义山、大悲安老院、慈恩林老人院和万佛堂养老院等。
三、菲律宾
民国26年，原泉州开元寺监院僧性愿赴菲，扩建大乘信愿寺。邀请晋泉僧人如满、瑞今、觉定、善契、妙钦、妙诀赴菲。抗战后，又有广纯、善戒、瑞耀、妙戒、心理等飞锡菲国。1950年，又建华藏寺，50年代，有道津、传诲和李心莲菜姑等赴菲。在卓锡菲国的出家徒众中，有一部分为菜姑。她们募建佛寺，开办学校，募资回国建佛寺等，做了大量工作。
性愿在泉州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和鹦山义学。抗战后，重建泉州百源铜佛寺和南安大慈林。1950年在菲创华藏寺，建能仁、善贤佛教学校，支持在家弟子陈珍珍居士创办觉华佛学苑。
瑞今晋江东石人，曾任养正僧学院院长，协办《佛教公论》杂志。民国37年，渡菲国任大乘信愿寺住持。1957年，协办能仁中学。在菲国建圆通寺为女众道场。多次率团参加世界性佛教会议。创菲国佛教慈赠会。19811年，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和世界华僧会荣誉主席。捐修晋江祖堂佛寺。
张文莲民国28年赴菲，建宿燕寺。1987年，在晋江宿燕寺创文莲姑赠药处。
瑞妙尼与李心莲姑1957年赴菲国，合建灵鹫寺。后瑞妙尼赴檀香山玉佛寺当住持。
晋泉赴菲佛教徒在外建寺，一般沿用家乡佛寺名称，较著名的有：
大乘信愿寺为菲首刹，性愿建，瑞今任方丈。
普济寺瑞今建，广纯任当家。
普陀寺心理为住持。
福泉寺传贯为住持。
崇福寺元果建。
灵鹫寺李心莲、瑞妙尼建。
宿燕寺张文莲姑建。
海印寺元敬姑、正义姑建。
莲华寺妙树姑、宗道姑建。
天莲寺秀琴姑建。
隐秀寺清和姑建。
观音寺桑莲姑建。
晋泉佛教僧众海外传教，除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外，其他如印尼、美国，以至香港、澳门等地都有其足迹。如元果在香港建福慧精舍，并任香港佛教总会副会长；印尼的灵山寺、极乐寺、普门寺都有晋泉僧人住锡；美国檀香山玉佛寺、洛杉矶的观音寺、华盛顿的觉林精舍，都有晋泉僧人住锡。
第二节 教徒
佛教徒向有“四众弟子”之称。四众即出家二众和在家二众。若把落发前在寺院修持苦行的“行者”加进去，则合称为出家“五众”。晋江县另有一种全国仅见的女众出家形式，称为“菜（斋）姑”。她们不按佛制拜尼僧为其削发剃度出家，却拜僧人为皈依师，按僧人收度在家居士的规仪，授以“三皈五戒”或“菩萨戒”，即带发出家住寺独身修持。清末民初以来，晋江县僧人收度菜姑出家之风盛行。据民国30年（1941）的资料统计，全县70—80％的寺庙都有菜姑住褡，总人数超过僧人七八倍。
在家学佛的男女二众，梵语男称“优婆塞”（清信男），女称“优婆夷”（清信女），俗称男女居士，即居家奉佛之士的简称。佛教居士一定要拜僧尼为皈依师父，由其正式履行“三皈五戒”规仪，并按规戒在家持修学佛。民国初年，晋江佛教界开展佛化运动，有许多知识界人士皈依佛门，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明清和近代，晋江县有不少佛教僧人、菜姑和居士，他们在本地组织佛教社团，弘扬佛法。
一、僧尼
（一）出家。唐宋时期，要求出家得先投拜一位依照师父，在寺中披发服杂役，称“行者”。经三年一次度僧期限到来，再报请官府甄别、批准，并通过僧试合格，登记入籍，发给度牒，然后正式剃度出家。最后，到官府指定的传戒禅寺接受比丘或比丘尼戒，领取戒牒，取得合法僧尼资格。宋末与明初，官府曾一度滥发空白度牒，因而出现寺僧滥收僧徒现象。迨至乾隆十七年（1752），取消官府“试僧”、“给牒”的度僧制度，放任寺僧自由度众。晋江县两派僧团，为蕃衍本派弟子，竞争度僧，以致出现佛门泛滥现象。
近代以后，晋江本地出家人越来越少，现有寺僧大半来自外县或外省。这些寺僧的出家成分和动机较复杂，除一部分出身佛教家庭，或生后多病，或父母许愿从小将其送入佛门，或半路出家（包括破产农民、商人、游民、失意文人和政客）。他们出家手续简便，只要教徒介绍，投拜一位寺僧作为依照师，便可剃度出家。再由依照师按本宗派的辈份字序赐给法名，便可住寺随众学习佛事经忏和佛门规仪。清末以降，晋江未见女众削发出家的尼僧，偶有所见，也是客籍过往住褡的。要求出家的女众，则拜寺僧为师，受“三皈五戒”，即可带发出家，称“菜姑”，她们不在僧尼之列。近代闽南开坛传戒的禅寺有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最近一次是民国37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受戒僧尼要在头顶炙灼十二点香疤，称为“蘸顶香”，作为受戒标志。
1980年后，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允许信徒出家自由，但要求按原来的佛教规制，对出家资格和条件审察，还补充规定要年满18岁，出于自愿，并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还规定可以自由还俗。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扩大会上通过决议，废除汉僧受戒烧香疤的旧习。
（二）宗派。晋江县佛教僧团，长期存在着临济、曹洞两大派系。两派都属南禅支脉。南禅于唐末分为南岳（又分为临济、沩仰两宗）、青原（又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两系。宋初，两派的嗣法宗师大都为福建人。如南岳的怀海为长乐人，其嗣法弟子黄檗为福清人，青原法系宗师义存为南安人。南宋淳祐间（1241—1252），义存裔孙樗拙和尚，在南安建小雪峰寺，培养许多高僧。元末明初，临、曹两宗在闽南一度衰沉。明崇祯间（1628—1644），临济一脉再度兴起，泉州大开元寺传承临济黄檗法系，重振法门。清初，开元寺僧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从安海出发，东渡日本传教。曹洞一系，亦于明末清初，由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开山元来、元贤等法师大力阐扬，得以传至今日。
近代至今，晋江佛教的临、曹两宗，参修法门早已互相渗透，但门户分立之见仍很严重。他们竞相收度出家、在家、菜姑等弟子，都以本系偏列辈份的字序命名。如晋江县近代临济派系有“转、瑞、广、传、道、法”诸字序，传至现在，以“广、传、道”辈份居多；曹洞派现有两支脉，一支以妙月的“妙”字为字首，有“妙、福、元、常、理”等字辈，现在以“福、元、常”诸字辈居多，另有一支以“性愿”的“性”字辈为首，有“性、觉、妙、真、如”诸字辈。让人们一听法名，就知道其所属宗派和辈份。
临、曹两派都有自己派下所属的寺庙，如崇福寺作为曹派的祖堂，地方小寺庙大都成为传承派系弟子的地方。不同派系寺院，除祖堂有不同敷设外，法堂敲打各种法器，也有不同节奏和规仪。
（三）生活。大禅寺是僧团集居修道的处所，又称十方丛林，即各地游方的僧人都可以挂单住褡。原晋江县城的大开元寺，在全盛时期常住僧人以千计。此外，承天寺、崇福寺，虽不属十方丛林，但也是本宗派僧团常住寺僧集居修持的大禅寺。闽南各地丛林禅寺，一直沿袭宋代怀海和尚制定的《丛林清规》（或称《百丈清规》）。《清规》对僧人的组织、管理和生活礼轨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规定住寺僧人，每日要上殿（早晚课诵）、坐堂（法堂参禅）、诵戒、拜忏等，又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守则。清初，僧官对寺僧的服饰也有严格的规定，如僧众只能穿鼠灰色的布衣，住持穿褐色的布衣，举行法会时穿绯红色的袈裟。近代以来，晋江县寺院已不再谨守《清规》，除早晚课诵和偶尔举行的“打佛七”修持活动外，其他生活规仪都已废弛。
晋江县乡镇有许多小寺庙，通常住僧3—5人，大都为本家师徒或师兄弟，他们没有《清规》的约束，日常礼佛课诵修持，随个人自我德行道心安排。他们的生活来源各异，有的靠寺田自耕自食；香火旺盛的寺庙则靠卖香烛、供果，或卜签、添油及施主斋供香资；有的则由乡里董事聘请出家人住寺照看香火。此外，许多小寺庙住僧还参加民间佛事活动，以增加收入。
民国初年，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圆瑛、转道等大师，率先整顿开元寺规仪，恢复法堂规矩。此后，崇福寺、承天寺及城外一些大寺也都恢复法堂修持。抗日战争期间，佛化运动已近尾声，民间佛事活动有所发展。特别战后侨汇恢复，民间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分寺僧都卷入佛事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佛事活动一度自行消失，有些僧人参加社会工作。如开元寺的僧元露，1950年还俗在永宁梅港中心小学任教；释修闻、瑞苗于1952年先后到大田、德化行医；瑞苗的弟子广翰，还俗为地方干部。有的与南洋有宗派关系的寺僧则设法出国。因此，晋江县寺僧锐减，据1956年统计，只有56人。1958年，地方政府又动员寺僧还俗，余下的僧人集中到几座寺院，创办制药厂。“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被迫还俗。1980年之后，还俗的寺僧回归佛门者不足10人，且年龄大都老化；新收度和外地来的中青年僧人为数不多，他们又大都散居地方小寺庙，日常持行修道自便。
二、菜（斋）姑
在家奉佛持长斋的人，晋江县俗称“吃菜”（闽南方语“菜”与“斋”同音）。男众称“菜叔”，女众称“菜姑”。此类“吃菜”教徒，家里有净修佛堂，富裕人家则离家独建清净佛堂，称“斋堂”。如清初王元真在安海建复兴堂，为离家净修居处；康熙年间（1662—1722），洪窟村洪姓贞女建妙德堂净修；乾隆间（1736—1795）三吴上慕村吴姓节妇洪鸳娘，矢志长斋奉佛，其子吴绳生为其建世斋堂；光绪间（1875—1908）安海镇信女杨妲，独建慎斋堂。清末以后，出家当菜姑之风大盛。民国4年，营边村吴乃姑舍宅建清居堂，并延请其他菜姑与她共住净修；民国5年，清末举人曾振仲为安海曾笑姑建香莲堂奉佛。此后逐渐出现由斋堂专修，发展到出家住寺。据1952年统计，全县有斋堂18所，且都由私人斋堂转变为外来菜姑常住的佛教寺庙，全县80％以上的寺庙，都由菜姑住持。据1952年晋江县佛教联合会调查资料，海印寺、朵莲寺、宿燕寺和庆莲寺等4座寺院的菜姑103人，其中出身农户的60人，小商和小手工业者26人，侨属9人，其他8人。就出家情况看，自幼家贫失养，或随母及其他亲属出家的32人；未婚青年受佛教家庭影响或拒婚出家的18人；中年妇女因丧夫或夫虐、姑恶等家庭变故而出家者40人；老年发心奉佛养静的5人；寡老和残废无依收养入寺8人。从文化素质看，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19人，其他都是文盲或半文盲。
因菜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佛学意识淡薄，导致佛教与民间杂神信仰进一步的混杂不清。民国37年，晋江旅菲侨僧性愿曾捐资委托在家女居士陈珍珍创办觉华佛学苑，让菜姑学习文化知识和佛学基础理论。
三、居士
佛教居士，须投拜一位僧人为皈依师，履行“三皈五戒”仪式。晋江县的佛教居士，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有居家设佛堂、长斋奉佛的居士，俗称男众为“菜（斋）叔”。后来，“菜姑”成为女众带发出家住寺的专称。而把在家妇女投师受皈戒的女居士，通称为“菜友”。
长斋奉佛的菜叔，也有自建斋堂净修或住寺奉佛的。如嘉庆间（1796—1820），菜叔黄温记建慎斋堂，后由在家居士苏鸿藻住持。清末郑维叔建大本堂，蔡善德建方圆堂，郑广根建乐山堂。民国时期，林生花建紫竹林，杨谋举重建并主持深沪慎德堂等。
民国以后，晋江县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受佛化运动的影响，在弘一法师弘法的感化下，皈依佛教，成为新型的佛教居士，著名的有叶青眼、王振邦、周伯遒、龚念平、周子秀等人。叶青眼早年参加同盟会，后皈依佛教为居士，任职开元慈儿院，民国18年创妇女养老院，民国23年建温陵养老院，翌年开办平民救济院等。居士龚念平，北京大学毕业，在泉中中学（今泉州六中）校长任内，曾当卖家产，资助学校经费，后皈依佛教。
有些知识界女青年，受佛化运动影响，皈依佛教，成为女界中新一代的佛教居士。如陈珍珍居士，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基督教会学校，后研究佛学，发心奉佛，投拜性愿和尚为皈依师父，居家奉佛。1948年和1987年，两度创办佛学苑，提高闽南一带“菜姑”的佛学素养。1988年，安海在家奉佛的女居士吴仁仁，组织安海佛教居士林，吸收在家奉佛的男女信徒入林，学习佛教规仪和佛学理论。
四、社团
（一）法社。法社是在家和出家佛教徒的宗教信仰联合团体，有严密组织，又有基金。近代以降，晋江县城乡有类似法社的组织，如净莲社、养莲社、念佛会和助念团等，它们自建社、堂活动。如磁灶乡在家居士吴杰自建养莲社，安海黄衍姑结社于慎斋堂。有的则依附佛寺，定期举行念佛会或斋会，如民国时期开元寺的念佛会。
（二）佛教会。民国11年，在新加坡弘法的晋江僧人转道、转逢，邀请天童寺方丈圆瑛到晋江弘法。翌年，圆瑛到泉州，重兴开元寺，弘扬佛学。民国13年，中华佛教联合会成立，出版《海潮音》和《佛化新青年》杂志，这两种书刊在晋江广泛传播，对晋江县佛教界和知识界有一定影响，晋江开始出现“居士佛教”的活动。
在20年代的晋江县佛化运动中，太虚和尚的皈依弟子宁达蕴、张宗载两居士到晋江讲学弘法，他们讲演佛教与现代革命诸问题，影响颇大。继居士叶青眼等人之后，又有蔡吉堂、苏慧纯、陈文通、周伯遒、周子秀、黄谦六等一批人成为新的佛教居士。民国18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广义、常凯为常务理事，妙月为监事长。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和弘一法师连袂到晋江弘法讲学，把佛化运动推向高潮。据民国30年会员名册统计，晋江分会有会员793人，其中僧人242人，菜姑452人，居士99人。
1952年，晋江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妙莲为主任，会址设开元寺。下设晋江、泉州两组，晋江县所属寺院104座，会员418人。蒋润泽居士组织人员对全县各寺庙进行普查登记，协助宗教领导部门做好教徒工作。1958年实行并寺集中，佛教联合会停止活动。1985年成立晋江县佛教协会，会址设安海龙山寺，静心、宝心等4人为正副会长。
五、人物
（一）古代名僧
匡护开元寺世祖，律行良谨。
文〓仙游人，咸通间住持泉州开元寺，于寺东造塔五层，赐名镇国，乾符三年（876）坐化。
叔端仙游人，出游吴越。乾符中，归隐10年，州守王延彬虔礼之。号明教大师。著书数十卷。
道昭晋江人，号惟识大师，居开元寺罗汉阁。南唐保大八年（950），诏征不赴。注《唯识论》80卷。
省权仙游人，王延彬创千佛院于开元寺居之。后主招庆寺。留从效延主承天寺。宋初赐号真觉禅师。
文超赐号弘教大师。王延彬以超能诗，为建清吟居于开元寺。
行通晋江人，博洽经论。州刺史陈洪进以旱请雨，奏赐命服，名法慧大师。
义英晋江人，出家开元寺浴宝院，王审知造金银二藏经，征之缮写。厚施以奖劳，英买田30亩，归粥院。
法超晋江人，建塔其乡，曰镇海塔。乡有水为海支港，募造石桥，长800尺，凡130间，名曰悲济桥。有《辨邪正论》2卷、《修进录》1卷行世。
定诸晋江人，精心内典，兼通儒书。造塔笋江石盘上，因置院以石塔名。
了性安溪人，绍兴中（1131—1162）开元东西两塔灾，至淳熙（1174—1189）而了性两建之。又建弥陀殿、安溪龙津桥、晋江安济桥。
妙恩元朝赐谥广明通慧喜济禅师。注《上生经》、《语录》行世。
如照尝典客雪峰寺，刺血书《法华经》和《杂华经》。元廷赐佛果弘觉大师之号。
大圭博究群书，兼精青鸟学。筑室开元寺西，名梵观堂。为文似柳宗元，作诗如陶潜。著《梦观集》、《紫云开士传》。
正映抚州人，洪武三十一年（1398）住持开元寺，首竖法堂，次建甘露戒坛。有《古镜三昧》留世。
（二）近现代名僧
弘一原名李成蹊，字叔同。民国17年开始在闽南弘法。佛门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民国19年到承天寺，为所藏古版藏经编纂目录。民国22年，居开元寺尊胜院讲律，并圈点《南山钞记》。民国24年，在开元寺讲《一梦漫言》，住温陵养老院。又到承天寺讲《律学要略》。是岁卧病草庵。次年，由草庵赴厦。民国27年，在草庵讲《华严普贤行愿品》，继至泉州承天寺、梅石书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惠安讲经，还到安海水心亭讲《佛法十疑略释》，集为《安海法音录》1卷。次年，居清源洞。民国30年，到晋江檀林乡福林寺结夏安居，撰修《律钞宗要随讲别录》、《晚晴集》及《药师经析疑》诸书，讲授《律钞宗要》。次年，在泉州百源寺、温陵养老院居住，郭沫若驰书求书法，为写《寒山诗》，诗末署款曰：“沫若居山澄览”。郭氏回诗一首称之为澄览大师。7月，在泉州朱子过化亭教演出家剃度仪式。8月，在开元寺尊胜院讲《八大人觉经》。9月初，书“悲欣交集”为绝笔，遗骨分葬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定慧寺。
云果惠安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入泉州承天寺圆常院，云游四明天童寺。光绪三十二年，在泉州倡办万缘水陆胜会。宣统二年（1910），泛星洲、泗水、吕宋，募修承天寺、光孝寺，办僧校。
转道生于同治十一年（1872），1943年圆寂（事迹详见新加坡南渡晋僧）。
转解（1885—1960年）南安（大盈）人，云游新、马。在星洲创普济、香莲二寺，任佛教总会监察主任、弥陀学校副董事长。历雪峰和承天寺执事。
转博南安（水头）人，为晋江县灵秀山金相院住持，本世纪20年代率僧众辟荒田、制茶饼、炼秋石丹，畅销南洋。又济贫困，修桥铺路。
妙月（1883—1944）晋江安海人，落发于厦门朝天宫，后返晋江紫帽山普照寺，躬耕不息，好拳术，太虚称他是“双拳铁罗汉，十亩老农禅”。主持泉州崇福寺，后渡菲国，募修泉州崇福寺。
元镇（1897—1977）惠安人，于晋江紫帽山普照寺，依妙月大师剃度，历任晋江南岳寺住持、兼主泰享寺。民国33年入主泉州崇福寺丈席。弟子常凯，弘化南洋，按月汇款供养，法师抱定宗旨，不享受，广布施。
徐宏智姑（1874—1968）1917—1925年，建朵莲寺，置寺田，导引菜姑自耕自给。又创农工养老院和开办书塾。该寺有“女众丛林”之称誉。
广空（1887—1970）晋江小沿塘人，早年在青阳石鼓斋堂受戒，后又远游九华、五台、普陀名胜。宣统元年，住持灵鹫寺。民国13年，与瑞意和尚兴复草庵，置斋田，植菜果，躬身自给。1952年，主持南安小雪峰寺。建四众海会塔于石刀山和许巷，解决寺众身后藏骨处所。于草庵卓锡历30余秋。
常凯（1916—1990）（详见第一节 “海外传教”）。
（三）日本黄檗宗晋江籍人物
木庵（1611—1684）晋江人，云游江、浙诸名山，拜广慧寺隐元和尚为师。后追随隐元回福清县黄檗山，任万福寺西堂。顺治十一年，从安海送本师隐元东渡日本。次年，奉师命率慈岳、喝禅赴日本，住持长崎福济寺。在江户建瑞圣寺，辟关东黄檗宗门，继隐元为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康熙二十年，明治天皇追封为“慧明国师”。善诗文书画，其书法与其师隐元和师弟即非，合称“黄檗三笔”。
喝浪（1663—1706）晋江安海人，康熙三十三年东渡日本长崎，居福济寺，为第四代住持。捐资建安海金墩大宗祠。善水墨图，有《芦叶达摩图》传世，为日本常滑黄檗堂文库珍宝。
此外，东渡日本的僧人还有蕴谦、大眉、悦山、雪机、慈岳、喝禅、大鹏和忍仙。
第三节 寺院
据乾隆《晋江县志》载，晋江县佛教寺院有50座。后来，随着佛化运动的推行，不断增建。1955年，有住众寺院79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全被封闭、占用或拆毁。1979年底以后，陆续恢复、修建、扩建。今有寺院75座，其中已开放10座，比较著名的有龙山寺、灵源寺、紫竹院、南天寺、龙江寺、福林寺、西资岩、灵鹫寺、朵莲寺、庆莲寺、金相院等。
晋江县的佛教因受世俗化的影响，所以有的道教神庙，住有出家佛教徒，其中有的已改造为佛教寺院，如金粟洞、金相院等。有的则是神庙另辟佛堂为偏配。
一、古代寺院
龙山寺在安海镇北，初建莫考。供奉立姿千手观音大士像，高4.2米，宽2.5米，主手合十，傍支1008手。有古今书法名家题刻，如宋朱熹的“普现殿”，明苏琰的“龙山宝地”，明张瑞图的“通身手眼”，清庄俊元的对联，民国弘一法师的“绍隆神种”、“南海行宫”和赵朴初的“龙山寺”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颜仪凤《安平镇龙山寺重兴碑》记。1982年开放。今台湾、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都有分炉。
灵源寺在灵源山，距安海镇东北8里。初建莫考。《泉州府志》载，“唐时道士蔡明浚居之……有灵源庵，宋进士林知读书处。”祀观音菩萨，称为灵源佛祖。清庄俊元手书“古佛”两字，民国时弘一法师亦有遗墨。有清士绅耆董《灵源寺重修碑记》。
南天寺在东石岱山之麓，俗称石佛寺，初号石佛岩，建于嘉定九年（1216）。《泉州府志·方外》载，僧守净镌刻石佛于岱峰山，并刻“泉南佛国”4个大字于摩崖之上。寺里依山岩镌刻弥陀居中，观音持净瓶，势至执经卷居两旁，佛像高约6米，宽3米。雕刻雄浑魁伟。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清吴英《重修南天禅寺碑记》。塘东旅菲华侨蔡玉峰于本世纪60、80年代两次捐资重修。
西资岩在金井卓望山南麓，有石雕如来、观音、势至佛像，高各4.5米、宽1.62米。俗称大石佛寺。初建莫考。现存寺院系旅菲华侨蔡本由家族，于1935年和1982年两次捐资重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华岩寺在华表山草庵前，原为龙泉寺，本世纪80年代重建，改名大华岩寺。
龙江寺在东石龙霞村。据碑记载，原以村为名，称龙霞寺。又以东石湾别称龙江，又名龙江寺。建于明天顺间（1457—1464），光绪前寺废已久，民国期间和1980年两次重修。有民国周希祖《龙江寺碑记》。
金相院在石狮灵秀山，旧名栖真寺。后梁开平二年（908）僧如默建，因有空兰奇香之异，改名空相院。本世纪20年代，僧转博率众开荒辟田，造林种竹，栽花制药，整修殿宇，一时昌盛，时人称为“万金”，故又名金相院。1984年，容卿村成立重修筹备组，全面修葺。
二、近代佛寺
清末以来，晋江县兴建、复建或改建一批寺院。其中有菜姑所建的，如徐宏智姑创朵莲寺，杨嘉姑兴建宿燕寺，光绪间（1875—1908）赖素姑兴建庆莲寺等。此外，还有不少杂神庙改建为佛寺的，如东山宫改为修莲寺，镇美宫改为福莲寺，凤竹宫改为龙寿寺。
朵莲寺在池店乡华洲桥尾，原为供奉都主公的后寮宫，民国初，徐宏智姑改建为佛寺，奉三世尊佛。有寺田45亩，靠农禅为生，又设农工养老院，兼收失赡老妇及失养幼女，是慈善性的农禅寺院。1979年，旅菲华侨捐资重建。
庆莲寺清光绪间，赖素姑改高山亭而建。有寺田25亩，素姑领众躬耕。圆寂后孙女李莲藏姑继之。80年代，宏船捐资重建。寺有宏船撰立《晋江庆莲寺重建寺记》。
第四节 宗教活动
早在西晋，晋江下游即有佛教寺之创建。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到延福寺翻译《金刚经》。此后1000多年，佛教随着晋江县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广泛传播，在历史上影响颇为深远。明清以来，晋江县的佛教与民间信仰逐渐混合，菜姑大量出现，以至如今晋江县的佛教寺院住持，菜姑占一半以上。在历史上，晋江县的佛教僧人远走日本、星洲、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传教、创建寺院，他们又在外国募捐，回国修缮寺院，对晋江的佛教振兴起了巨大作用。
宋代晋江佛教尤盛，至今仍保持着僧人创建的开元寺镇国塔、仁寿塔、安平桥等。元代，亦黑迷失在《一百大寺看经纪》碑所列晋江就有17座著名寺院。本世纪50年代，发现一方泰未尔文碑，记载元至元十八年（1281），泉州港主（南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创建一座乌帝耶佛庙在城里。《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晋江城里居民“为偶像教徒”。元代晋江佛教之盛，影响及于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如晋江出土的古基督教石碑上文字有“侍者长”、“大德黄公”、“非佛后身，亦佛弟子”、“兼兴明寺住持”等。“侍者”、“住持”、“大德”、“弟子”、“佛”等，皆佛教词语。还有，古基督教碑刻的飞天雕刻艺术，大都是头戴僧帽，双手合十，趺坐，耳长垂肩。婆罗门教（印度教）寺庙石碑则刻有“御赐佛像”4字，可见婆罗门教的主要神祗湿婆亦称佛。摩尼教原是不崇拜偶像，草庵所祀的摩尼，不但雕成石像，还称摩尼光佛。
本世纪20年代至抗战初，晋江县推行佛化运动，出现了居士佛教。随着晋江佛教协会的建立，成立佛学研究和佛学教育机构，举办弘法活动，对佛教在晋江延续起了作用，同时亦扩大了佛教在晋江县的社会影响。据1949年统计，晋江县住有出家徒众的佛教寺院有83座（包括小庵堂），另外佛教教徒住原系道教的宫庙85所。1951年市县分治后，县属有出家教徒住持寺庙97座，其中佛教寺庙42座。
晋江县佛教的世俗化，对佛教得以在晋江县的延续作用颇大，亦对晋江县地方的民俗起着重大的影响。晋江县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观音菩萨。佛教教徒相信，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故民间都喜欢奉祀观音“佛祖”，以求得到“息灾、增益、敬爱、降伏”。
晋江佛教的世俗化，使得许多民间神庙被改造为佛寺，而佛和杂神并祀的现象更为普遍。近代佛教教徒改造了不少祀杂神的寺庙、亭、庵、堂。如金井福全村的祗园堂、安海的复兴堂、池店华洲的朵莲寺、清濛的青龙寺、紫帽山的金粟洞、石狮松茂村的慈音寺、龙湖檀林村的福林寺、内坑的古山寺、英林的普尼堂、石狮钞坑村的泰亨寺、池店东山村的修莲寺、陈埭庵上村的福莲寺、深沪科任村的西安寺、池店溜石村的清莲寺、青阳竹树下的龙寿寺，池店新村的庆莲寺，永宁塔石村虎岫寺、罗山苏内村的草庵，以及扩建的大华岩寺等，这些寺庙庵堂，大都被改造为祀奉观音菩萨及三世尊。而几乎所有的小庙、庵堂都并祀杂神，成为当前晋江佛教寺院、庵堂的特色。
因为佛教的世俗化，人们礼拜观音十分方便，而住寺庙菜姑、僧人也可以通过做佛事或贩售金楮、香烛、解签、添油、题缘、拜忏等，获得经济收入。而且不少寺院，如安海龙山寺、塘东西资岩寺、龙江寺、庆莲寺等的重修，大都依靠信众捐助。
晋江县的佛教建筑艺术，有的则是全国著名的。如城里开元寺的百柱殿中屋梁上的飞天雕刻，镇国塔、仁寿塔、石湖六胜塔，以及塘东西资岩、东石南天寺的石佛雕刻等，在建筑、雕刻艺术方面都是瑰宝。而镇国塔基座的38幅佛传图，则是典型的晋江地方化了的佛教艺术石雕。宋代僧人创建的安平桥，是古代世界最长石桥，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此外，明末清初晋江僧人赴日本传播佛教，为黄檗宗在日本传播奠定基础，以致现今日本佛教黄檗宗代表团多次来开元寺朝拜。而近现代的晋江县僧人、菜姑，则不少南渡星、马、菲诸国传播佛教，他们又在外募资协助家乡兴建修缮佛教寺院。
第三章 基督教
第一节 传播
元代基督教传入晋江，与天主教并称“也里可温”。晋江发现有纪年的最早的基督教碑，有元大德十年（1306）《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宫兼住持兴明寺吴安哆呢思碑》和皇庆二年（1313）帖迷答扫马等基督教徒撰立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的《西雷蒙主教墓碑》（碑文中有两行文字是用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语）。晋江元代基督教，绝大多数属于聂思脱里教派（景教），少数属于圣方济各会派（天主教）。景教是随元军从中亚、内蒙等地东进南下的。大德二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乔治）为基督教徒，当时晋江城郭为省府所在地。元代，晋江基督教很盛行，但亦随元朝的灭亡而式微。
近代基督教的传入晋江，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的。
安海咸丰六年（1856），厦门英国长老公会牧师杜嘉德乘福音船到安海传教，租赁咸德境黄姓房子作讲堂，遭到群众的抵制。同治二年（1863），清政府福建分巡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周道尹出示保护，在安海建立传教基地，随即向泉州城内、南安发展。
祥芝同治四年，由祥芝教徒传入，安海堂会派郑爽等租民房为讲堂。光绪六年（1880），在前山建礼拜堂。
泉州同治二年，杜嘉德等到泉州布道。次年，又到泉布道，遭到群众投石打击。同治五年，租得开元寺口旧馆驿店屋为讲堂，后又租得南街头新花山为教堂，遭到绅士、群众的抵制。在清政府驻泉州的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泉州知府沈荣桂支持下建堂。光绪十四年，建南门聚宝街讲堂。光绪二十一年，建西街礼拜堂。
永宁、深沪光绪四年，厦门教会长老许天锡到永宁开设医馆并布道。光绪十年，安海堂会牧师陈甘泉在北门街水关砌顶租得店屋为讲堂。光绪九年，安海堂会派周颜水等到深沪，租得阜后店屋为讲堂。光绪三十年，在狮头建教堂。
石狮光绪十五年，英国长老公会派吕古虔到石狮布道，租得大舍街北畔店屋为讲堂。民国元年（1912），在尤厝尾山（今新华路）建小教堂，民国25年，扩建成今礼拜堂。
陈埭光绪二十一年前后，泉南堂会派人到陈埭布道。光绪二十六年，在四境下郊巷设立讲堂。民国14年，建立可容150人的教堂。1987年重新扩建为会堂。
五陵英国传教士罗励仁倡议在此创宣道所。民国3年，泉南、安海、官桥等堂会在五陵合建礼拜堂。“文化大革命”中毁坏，1981年重建为会堂。
青阳吕古虔于光绪十五年赴石狮途经青阳布道。光绪二十八年，杜宗漠医生边行医边布道。民国7年，在东岩口建教堂。
磁灶光绪三十四年，杨约西牧师在深坑后林设立讲堂，并派人到磁灶布道。民国8年，设立讲堂于大井沟。民国25年，建礼拜堂。
民国24年，金井教会邀请著名奋兴布道家宋尚节布道奋兴，晋江基督教会进入全盛。民国25年，石狮扩建礼拜堂后，教徒倍增；青阳支会建成可容300人的礼拜堂；锦尚支会也建成礼拜堂及3间平屋；衙口堂会的布道会，听众数百人；磁灶、陈埭堂会组织布道队，除到邻近乡村布道外，还到晋北游行布道。民国28年，金井创办圣经学院。民国36年，祥芝堂会的前山礼拜堂落成，聚会人数发展至百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教会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道路。1950年，参加“三自革新”签名的教徒有3500人。11月成立县“三自革新”筹委会，领导各基层教会开展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如召开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大会，为抗美援朝捐款，青年信徒参军参干，举办扫盲夜校等。
据县“三自革新”筹委会登记簿记载，1956年，全县有堂所15个，即前店、磁灶、五陵、陈埭、青阳、安海、金村、石狮、祥芝、衙口、永宁、东石、狮峰、金井、金径；支会16个，即锦凤、河市、白羊、新生、法石、普照、内坑、英墩、塘市、玉埔、蚶江、锦尚、伍堡、英林、东〓、新街；聚会处6个，即新尾、青阳、安海、石狮、祥芝、永宁。
解放初期，各堂、支会除开展一系列爱国活动外，教务活动正常开展，有主日崇拜、团契活动、祷告聚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堂被占用，教会活动停止。从1973年开始，各地相继出现三五人的家庭聚会，并不断发展。家庭聚会多半为信徒及部分原教牧人员主持。1981年，福建省委批准首批开放安海、金井、石狮、青阳、磁灶、衙口6个教堂。1983年，晋江地委又批准开放五陵、陈埭、祥芝、蚶江、深沪、永宁6个教堂。1985年，晋江地区行政公署再批准开放钱仓、英墩、英林、潘径、东石、罗山、厝上7个堂所。教会房产收回后，有的破旧不堪，信徒捐款献工，翻修重建。“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再重建的礼拜堂有普照、五陵。收回后因破旧拆掉重建的有陈埭、厝上、蚶江、钱仓、磁灶、青阳、安海、英墩等礼拜堂。
1984年10月，召开晋江县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晋江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晋江县基督教协会。1987年，召开县第二次基督教代表会，会议提出“教会事工的重点，由落实宗教政策转到办好教会上来”。
1980年恢复聚会以来，县“爱国会”协助政府收回各地教会财产。教堂开放之后，先后培训一批教会义工和13位专职年轻传道。恢复聚会的教会，成立堂务管理委员会，由信徒组成，负责管理教会堂务、财务、教务工作。具备教堂、教职人员、管理机构这三个条件的地方，相继举行隆重的复堂典礼。各堂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除主日崇拜外，恢复祷告会、主日儿童活动室、查经室、青年团契会、堂委例会等聚会，恢复圣餐、洗礼等教会圣礼。
县两会正式成立后，为开放的教堂圣工提供报务。培养在职教牧人员及堂委，推荐传道，按立牧师，组织青年工作，举办青年夏令会，制定县教会工作管理条例，指导各堂选举。成立长执会。
第二节 派别、组织与堂会
近代闽南的基督教有三大派别：美国归正教公会、英国伧敦公会和英国长老公会。晋江的基督教属英国长老公会。清咸丰六年（1856），长老公会牧师由厦门到安海布道。然后，以安海为基地，一路向晋江各村镇扩展；一路向泉州城、官桥等地扩展。待设堂会之后，再由这些堂会派人传到邻近的村镇。
民国时期，晋江县有15个堂会，堂会下设支会，是最基层的组织，晋江县有16个支会。
民国25年（1936），安海基督教会分支出一个组织，称基督徒聚会处。“聚会处”与中华基督教会的差异乃礼仪上之区别和教会组织之不同，如“聚会处”为新教徒举行“浸礼”；不设牧师制度，没有长老和执事。教会由负责兄弟管理。晋江的“聚会处”，主要有安海、青阳、石狮。1950年以后，陈埭、永宁、东石、灵水又新设立“聚会处”。1984年，晋江“聚会处”派出代表参加县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被选为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县基督教协会的委员或常委。
此外，晋江县还有另一个基督教派别，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该教派系基督教新教之别派，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主张以星期六为安息日（是指星期五下午太阳下山到星期六下午太阳下山），故名。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长泰人郭子颖传入晋江城内，先后在花巷、通政巷设会所。民国19年，在承天巷建教堂和小学1座，今教堂仍存，但教徒不多。该教派原在全国有总会，福建省有闽北、闽南区会。1958年，基督教各派联合后，取消总会、区会，加入基督教三自爱国革新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该教派设有牧师、传道、长老、执事等神职人员。教徒每周六在各自家中“守安息日”聚会；每季度集中教堂参加“守圣餐”；每年春节集中举行“感恩”聚会。
民国16年，召开中华基督教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全国总会，晋江县金井教堂牧师许声炎当选为副会长。晋江县的基督教会，80年代重新建立的基层组织机构有的叫堂管会，有的则设立长执会，但堂管会属过渡性的机构。如磁灶、陈埭、衙口、祥芝4个堂设长执会。长执会长老管理偏重于教务，而执事则管理日常事务。堂管会下设教务、财务及堂务3个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教会内部情况的变化，原来堂、支会的关系也逐步消失。
设立堂会的必要条件是：教徒人数在25人以上；经济上能够独立；有2名长老，4名执事；有经济能力聘请牧师；有自建的礼拜堂。晋江县主要堂会分述如下：
安海堂会光绪六年（1880），由英国传教士建立。光绪8年，聘华人陈甘泉为牧师，是为晋江第一个华人牧师。安海堂会共设立金井、门斗、东滨（后移石井）、东石、狮头、内坑、灵水，朴里等8个支会（或堂会）。
泉州堂会光绪二年，从安海堂会分立出泉州堂会。后又分立泉南、泉西、聚宝3个堂会。
祥芝堂会光绪十七年，联合永宁、石狮成立祥芝堂会。光绪二十八年，永宁、石狮分立自成堂会。祥芝堂会下辖蚶江、锦尚2个支会。
金井堂会光绪二十一年成立。石菌、狮头两个支会划归金并堂会。光绪三十四年，开办深沪东安匡闺女校。民国3年，设玉湖学校。民国22年，在西塔创办平民学校。金井堂会成立后，发展了东安、钱江（后移衙口）、玉湖、科任、钱仓、伍堡、英林等支会。
永宁堂会和石狮堂会光绪二十八年，永宁和石狮联合，自立永石堂会。民国6年，永宁、石狮各自成立堂会。民国21年，祥芝堂会合并于永宁堂会，成立永祥堂会。祥芝、永宁、石狮3堂会合设、分设的支会有蚶江、锦尚、西岑、新街、塘市、龟湖6个支会。
五陵堂会经泉州区会批准，于民国28年成立堂会。
青阳堂会、陈埭堂会和前店堂会民国3年，青阳堂会成立。同年，陈埭、前店亦成立堂会。
衙口堂会民国29年前后，从金井堂会分立出衙口堂会，并创办幼儿园。
钱仓堂会清光绪二十八年，设钱仓支会。民国24年，自立堂会。次年，成立英墩支会。
磁灶堂会民国36年成立堂会。1956年，神学院毕业的陈志新为首任牧师。
晋江县基督教堂及教徒人数。
第三节 教务活动
基督教在晋江县的传播是与教会创办学校、医院同时进行的。清代重科举，但教会兴学校，教授新学，开社会新风气，深受社会人士赞许。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闽南基督教长老会教育会”，有章程8章23条。教会办学校、办医院，成为教务活动的重要部分。
晋江县最早的教会学校，是光绪五年安海教会创办的西隅小学，民国6年（1917）改名铸英小学，并增办圣道女学。
光绪十六，牧师许声炎在金井开办义塾。光绪二十四年改名毓英学堂。光绪二十六年更名慕仁女校，后改玉英女校。民国25年，该校附设简师班、初中班、汉文班以及幼稚园等。该校以办学严谨，名扬海内外。民国37年，开办毓英中学。
光绪三十四年，金井教会又开办深沪东安匡闺女校；民国元年在衙口设学校和讲堂；民国3年在玉湖设学校兼讲堂；民国7年在伍堡办慕贞女校及毓麟女校；民国22年在西塔村办平民学校兼讲堂。此外，教会在金井附近的石圳、溜澳、围头等地，也创办女校。
光绪二十六年，石狮教会创育龄小学及育龄女校。1952年，县政府把育龄等4所学校收为公办，合并为石狮小学。
光绪三十一年，英国人安礼逊创办培元中学、小学。高中称一校，初中称二校，小学称三校，还有在石狮的四校。
光绪三十年，钱仓教会开办慕蔺女学，后改名毓俊小学，民国21年并为钱仓小学。
民国2年，蚶江教会开办培正小学。
民国3年，永宁教会倡办育元小学，又兼办妇学。民国22年，教会人士周永年办毓真小学。
民国3年，陈埭教会开设育仁小学，后改名为求聪小学，即现今求聪中心小学。
民国6年，青阳教会开办求贤小学。
民国15年，五陵教会开办张林小学。
在基督教会创办医院方面，最著名的是光绪七年英国传道士兼医生颜大辟在泉州连理巷创办的惠世医院。光绪二十七年，又在西街裴巷建女子医院。此外，被颜大辟认可的基督教徒创办的医疗诊所在泉州城内的有黄中流创办的辟生堂，苏年福创办的流生堂，苏天赐开办的纯仁堂，吴祝三设立的祝三医局和陈振辰创立的南生医院。此外，还有何大年创办的永惠医院。
晋江基督教会为对闽南广大乡村的文盲传播基督教，创造白话拼音。英国长老公会宾为霖牧师和美国归正教牧师合作，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略加改变，缀成23个字母，以后增加1个擦音字母，共24个，联缀切音，凡属闽南方言，均可拼读。他们随即以白话拼音翻译《圣诗》、《圣经》。只要记住这24个字母，原来目不识丁的教徒，不出1个月，便可读《圣经》了。
清代，晋江县流行女子缠脚的陋俗。教会反对妇女缠脚，基督教徒家中的女孩不再缠脚。
晋江为著名侨乡，每有婚丧喜庆等事，都较为铺张浪费，积习所至，争相效尤，流袭成风。民国23年，衙口、金井、深沪教会组织风俗改良会，由许声炎牧师之子许志泽牧师为改良会主席，到英林、前港、衙口、寮内、深沪等地宣传，影响颇深。1988年，晋江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晋江县基督教协会，共同制定《信徒婚事须知》《信徒丧事须知》，信徒按照“须知”规定，操办婚、丧、喜、庆，简朴而隆重。
第四章 天主教
第一节 传播
元皇庆二年（1313）在晋江县城内建立刺桐主教区。当时的刺桐港是与西亚和欧洲通商的贸易大港，许多外国天主教徒留居晋江，教会因而形成，并迅速发展。驻北京（东方）总主教孟德高维诺先后3次派人到刺桐教区任主教，元延祐元年（1314）派哲拉德（Gerard）、延祐五年派裴来格尼（PeregrinodaCastello）、元至治二年（1322）派安德肋（AndrewofPerugia）。有一富有的亚美尼亚商妇，捐巨款建一座“雄壮华丽”的大教堂，交给哲拉德主教献给教会。裴来格尼和安德肋两主教并把皇帝所赐赏金的一半，在东门近郊色厝尾村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教堂。泰定二年（1326）安德肋去世，继任主教为佛罗伦斯人哲姆斯（FriarJamesOfFlorence），而后为方济各会士维廉·甘勃尼（WillianofCampanice）。至正二十二年（1362），泉州战乱，最后一位主教西走中亚。盛传一时的天主教就此湮没无闻。
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天主教又再度传入中国。天启五年（1625），著名传教士艾儒略（Julio·Aleni）及其随行阳玛诺（Emanuel·Diaz）一行，应宰相叶向高的邀请到福建，从泉州登陆。崇祯七年（1634），到晋江传教。几年间在泉州府属各县建有教堂聚会所13处，入教人数达800多人。
明代，艾儒略到晋江，对于文人名士阶层颇有影响，一时与其交往者，有张瑞图、何乔远、张维枢、林汝楫、庄际昌、周廷垅、蔡国锡、李文宠、陈维迭、李世英、许日升、谢懋明、郑之铉、苏负荚、黄鸣晋等（见《熙朝崇正集·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词集》）。明末势挟朝野的郑芝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郑成功举兵抗清，曾聘请意大利人多明我会教士郭奇（Angeto·Cokhi）为师，学习天文和航海技术，并准许教士在其辖区内自由传教。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禁止外国教士在中国传教，天主教在晋江泉州即濒于绝迹。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批传教士才又涌入中国。
同治五年（1886），天主教由厦门派一位西班牙籍多明我会教士到县城泉州传教，由于受到人们的抵制，未能开展。光绪九年（1883），天主教福建教区划分为福州和厦门两教区，泉州归属厦门教区。19世纪末，厦门教区主教黎亚尔再派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任道远（Seraphin·MoYa）到晋江传教，任泉州天主教堂本堂神父，发展教徒黄廷标等人，并通过他们到各村镇布道传教，才逐渐打开局面。
晋江县旅菲华侨甚多，当中有不少天主教徒，任道远见他们热诚信仰，积极争取他们的资助。最著名的华侨教徒有陈光纯、洪明炭等人，大力赞助捐献。陈光纯奉献花巷私人楼房作为校舍，创办天主教启明女校，并承担全部办学经费。以后因教务的发展，教堂、校舍日益不足，由任道远设计、绘图，在花巷许厝埕创建1座三层钢筋水泥红砖大楼和1座神父楼。久已衰落的泉州天主教会，在民国初期稍有起色。
教徒黄廷标到安海传教，开初，通过金墩黄姓族人支持，争取很多人入教。以后陆续发展，到本世纪20年代初，在下宫仔购得黄姓旧大厝改建为天主教堂和住楼。抗日战争时期，教徒长期没有新发展，教会自身教务松弛，吸收教徒的形式又有很多制约，到40年代后期，已渐趋消亡。
教徒陈旭川、周苍玉等人分头到青阳和石狮传道，经过多年努力，只在石狮建立1座圣堂，入教人数不过20多人；青阳则更少，仅借人家房屋建立1个圣母厅，作为传教人员的生活住所和少数教徒的聚会场所，抗日战争中关闭。
泉州的天主教，在抗日战争期中与外国教会失去联系。民国34年任道远在泉州去世，厦门教区派西班牙籍多明我会教士安抚民接任泉州本堂。
1949年以后，泉州天主教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安抚民神父于1952年申请获准回国。教会的教务和事务继由惠安调来的神父蔡以忠和永春调来的修女郑金珠负责管理。“文化大革命”中停止教会活动。1983年，落实宗教政策以后，天主教堂开放并恢复正常宗教活动。
第二节 教徒与教仪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有的主持教堂宗教仪式等事务的“司铎”（即神父），须在修道院（神学院）毕业，受上级主教委任。在修会（也称修道院，但不同于神学院）修道的修士、修女都是出家不婚的。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修会都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16世纪以后有耶稣会。修士、修女都可以出任司铎。一般教徒于“主日”集中礼拜堂念经、听讲圣经。教徒在家，每晚入睡前都得在圣母像前念经，并守斋日。
晋江天主教主要的宗教仪式有弥撒。仪礼过程是重复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对圣父献祭的故事。经过祝圣的饼（代表“圣体”）和酒（代表“圣血”），让教徒轮流领“圣体”和“圣血”（一般教徒不参加领“圣血”），仪式过程中须念特定的经文。主要的宗教节日有圣母圣诞节等。总的说，其宗教内容比基督教保留更多旧的因素。如泉州原有的天主教堂，圣母厅就缀装整列的五彩花玻璃窗，正中祭台立着一尊美丽少妇模样的圣母；圣母厅的左旁前堂，供着一座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古铜色神像，其伤口还淌着鲜红的血。两座神像皆有1米多高。礼拜堂是三层哥特式建筑，顶端竖着一个大十字架。
第五章 伊斯兰教
第一节 传播
唐天宝间（742—755），泉州海外贸易十分繁盛，外商以阿拉伯穆斯林为主。唐会昌间（841—846），晋江城郭泉州的海外贸易已如诗人所云“船到城添外国人”的繁盛局面。伊斯兰教即随阿拉伯穆斯林的商舶传到晋江县。
长驻晋江城里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为了举行宗教仪式和传播伊斯兰教而创建多座清净寺。有现存的通淮街圣友寺。又据《重立清净寺碑》云，宋绍兴元年（1131），波斯人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朱文公全集》记，绍兴年间，有穆斯林客商“建层楼于郡庠前”，所谓“层楼”，即清净寺。《拙斋文集》载，有一位波斯穆斯林，为了让在泉州贸易、传教的穆斯林能够安心生活，于绍兴末年，在泉州东郊山坡上，购买土地，芟除杂草，铲除瓦铄，“则广为窀穸之坎，且复栋宇，周以垣墙，严以局钥，俾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于是葬焉……使生无所忧，死无所恨矣”。嘉定十年（1217），日本佛教僧人庆政上人到开元寺学法，带回阿拉伯字、伊斯兰教诗歌，称“南蕃”文字。晋江古城墙基础出土多方宋代阿拉伯穆斯林墓碑，经翻译后发现，它们有的是教长、贵族和商人。
导元倾宋的阿拉伯穆斯林后裔蒲寿庚，素主市舶，元初官至泉州行省平章政事，其长子蒲师文官至福建市舶提举。据《重立清净寺碑》记载，元代晋江城里清净寺增加至六七座，其中有也门人奈纳·欧默尔教长建清净寺，与现在考古发现的元代清净寺石碑记所载吻合。大德一年至六年（1297—1302），穆圣的后裔赛典赤·异密·乌马儿一度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其时晋江县城为省治。至正七年（1347），摩洛哥大游历家虔诚的穆斯林伊本·巴都他，以印度使臣的身份到晋江县城，会见住城的波斯人蕃坊理讼师塔及爱丁、著名教长夏不鲁罕丁、大商人舍刺甫丁。至此，晋江的伊斯兰教势力盛极一时。
元末宫廷内讧，大海港泉州成为矛盾的焦点，即发生所谓的亦思巴奚战乱，晋江伊斯兰教势力受到打击。入明之后，明统治者又掀起盲目的排外运动，伊斯兰教受到严重摧毁。
第二节 衰而复振
明代，晋江的伊斯兰教逐渐汉化。如思想家李贽的二世祖林驽，娶波斯穆斯林妇女为妻，即被后裔批判为“从妻为色目人”、是“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的大逆行为（族谱《垂戒论》）。陈埭丁姓族谱《祖教说》，在追述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的同时，认为其教“若上世风气之未开然也”，又认为汉化过程是“渐变以合于礼”。据县城泉州清净寺古碑记载，明正德七年（1512），清净寺系由教徒募建。隆庆元年（1567），清净寺“木塔坏……修塔五层”，则由官府资助。万历三十五年（1607），“地大震，楼颓其角”，其修缮亦全靠官府。清康熙二十六（1687），“泉州大风，礼拜寺塔圮”。
在清一代，晋江伊斯兰教有几次重兴，均由晋江的穆斯林官员捐资协助，倡导教务。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都督陈有功等“延师谏督我教门诸子学经解篆”，重兴清净寺，重修灵山圣墓。嘉庆二十三年（1818），总镇马建纪重修清净寺。同治十年（1871），提督江长贵延聘阿訇，倡导教务。
民国时期，许宝玉（1924）、张玉光（1936）、金明增（1940）、马厚恩（1948）等阿訇，对重振晋江的伊期兰教都作出贡献。抗战时期，陈埭丁姓回族派出16人赴桂林成达师范学习，又把前社的“尚公宫”改为礼拜堂，恢复伊斯兰教活动。
1987年，陈埭穆斯林恢复了伊斯兰教三大节日（圣纪节、开斋书、古尔邦节）活动。从桂林聘请张正权阿訇同陈埭穆斯林丁金顺、丁清河、丁金克、丁明炭等人进行封斋，并主持斋月活动。陈埭回族委员会的伊斯兰教协会筹备组，还出版不定期刊物《陈埭穆斯林》。
第六章 其他宗教
第一节 摩尼教
唐以后，摩尼教称“明教”、“明尊教”。
摩尼教传入晋江。“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受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明何乔远《闽书·方城》）。元皇庆二年（1313），朝廷曾派教务大总管西雷蒙“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见《泉州宗教石刻》）。元顺帝至元五年（1339），晋江灵水华表山建立明教寺祀摩尼光佛。《闽书》云：“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乾隆《晋江县志》：“草庵，元时建，祀摩尼佛。”庵中有依山岩凿刻的摩尼光佛坐像。据至元五年（1339）碑记载，“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原庵前山岩上，有明正统十年（1445）镌刻的摩尼教教义，“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但毁于“文化大革命”。草庵为中国现存的唯一摩尼教（明教）遗址。近年，庵前的佛教龙泉寺重建后，改为大华岩寺。晋江摩尼教被当地百姓奉为佛教。
第二节 印度教
印度教的前身为婆罗门教。印度教于元朝传入泉州，建有1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印度教寺，寺毁于元末。
从现存石刻中，可以窥见印度教丰富瑰丽的宗教内容。有明末移砌于开元寺大殿前拜庭须弥座的74方相间以狮或人面狮身石雕，雕工精细；有开元寺百柱殿后两根16角形石柱，雕着印度教神话故事，同样的造型也有两根在天妃宫寝殿；县后街白耇庙焚帛炉上，嵌着两方湿婆神话浮雕，其一刻母牛亲乳“林加”（男性生殖器）作憩护之状，另一方刻一象用鼻子向林加献一朵莲花；有在番佛寺遗址附近出土的龛状石刻，龛中各刻1尊湿婆坐在莲花尊座上，其一左边竖立一塔状林加，挺然立在磨盘（女性生殖器）上。此外有用蛇作图案的祭坛石，半鸟半兽门楣石，半人半兽柱础石，哥林多式柱头石等等，以及其他建筑构件如门框石、壁龛石、雀替、石栏板等，全部都是辉绿岩石精雕。由于寺已毁没，故石刻流散于泉州城内外各地。
第三节 日本教
日本教是原由中国传去的佛教。清朝光绪年间由日本传到厦门，光绪二十三年（1897）从厦门派教士水谷魁耀到晋江县城传教，故称为日本教。
原先在日本流行的佛教宗派有成实、法相、华严、律宗、俱舍、真言六宗派。德川时代（1603—1867），佛教成为日本的国教，真言宗最为盛行，所建的寺院通称本愿寺。本愿寺又有真宗、大谷两派，大谷称“西教”，真宗称“东教”。通常合称为真宗大谷教。传到晋江的教派属东教，教堂称为大日本真宗大谷派本愿寺布教所。
水谷魁耀在县城泉州南教场头（今讲武巷南端）租一所民房作为教堂，开始传教活动。日本教的教义与佛教基本相同，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与民间的宗教信仰相近，因而容易被群众所接受。教徒可以娶妻，不必茹素。不久信徒增加，原聚会所容纳不下，就转到大寺后租一庄姓大厝为教堂，后又购何姓大厝改建为教堂的大厅，称“观音厅”。大厅可容纳三四百人聚会，正中塑释迦牟尼立像。依本地习俗，规定每月初一、十五、廿八日为聚会礼拜日。礼拜时由教士烧香上供，然后率众诵经礼佛，诵经只敲钟而不设木鱼。诵经后再由教士讲经说法。
教士中有田中善立者，精通汉文，善于交际。除广收信徒外，并效法基督教所为，在寺旁立一所彰化学堂（1904），并附设医疗所于教堂内，从中吸收教徒。学堂堂长由田中善立兼任，日人教师有小岛由道和小村启吉，汉文教员有清秀才吴国恒等。医疗所有日人医师内山喜市夫妇；贫苦病人就医，一概免费。
田中善立与晋江县城的士绅及府、县官吏都有过交往。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观音佛诞，官绅毕至，教徒咸集，对官绅则设筵招待，教徒则念经供斋，且有演戏、奏乐等活动。民国初年，日本教堂最后一任传教士大内正雄死于晋江，此后就没有再派日本教士。教堂由当地信徒勉强维持，且日趋衰落。
民国4年（1915）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日本教堂及彰化学堂由地方绅士收回，改为西隅学校校舍。
相关地名
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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