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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至唐代，已有个别晋江籍商贾、僧人出外经商、弘法，但定居国外者，稽之史籍，当始于宋元，盛于明清及近现代。这些出国华侨，或因经商流寓海外，或因贫困出国谋生，或因战乱灾荒逃居异邦，或因政治迫害避匿外洋，或因遭掳掠而成为“契约华工”。
早期出洋的晋江华侨，多数集中于吕宋、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柔佛、马六甲等口岸，有些则杂居散处于土著间。16世纪以后，出洋谋生者日众，分布亦遍及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据晋江县侨办1987年统计，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华人94.45万人，占福建省华侨、华人总数的13.4％，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多数则集中于东南亚各国，其中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4国共有晋江华侨、华人86.5万人。
晋江华侨在侨居地和当地人民一起，积极进行开发和建设。同时，他们也与当地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支持当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其他各项进步事业，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菲律宾人民为纪念华侨革命先贤罗曼·王彬，曾把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并建造王彬纪念碑。
可是，在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统治下，晋江华侨同广大海外华侨一样，遭受到各种非人的迫害以至屠杀，尤其是“契约华工”，幸存者更是十不及四五。1603—1802年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6次对华侨进行大屠杀，仅1603年的第一次大屠杀，受害华侨达2.4万余人。1740年，荷、印殖民者制造巴达维亚城的“红溪惨案”，难华侨1万余人。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菲岛，仅石狮旅菲华侨惨遭杀戮者达数千人。以上惨案中的受害华侨，有很多是晋江人。
在国内，明、清封建统治阶级大都把华侨看作是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弃民”，对他们在海外的悲惨遭遇不闻不问，对归国华侨横加迫害。民国时期，虽然设置一些护侨机构并采取一定措施，但广大华侨“海外孤儿”的命运还未能彻底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侨务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鼓励华侨在当地长期生存发展、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和发扬他们的爱国爱乡热情。于是，晋江华侨在继支援祖国的辛亥革命、踊跃投资兴办近代工商业、以种种方式支援抗日战争之后，又一次掀起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到破坏，华侨的积极性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重新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大大激发华侨的爱国爱乡热情。他们积极引进侨资外资、技术和设备，开展“三来一补”经济活动，兴办三资企业。同时，还热心捐资兴办学校、医院和其他公益事业，为晋江县的“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第一章 出国与分布
第一节 出国
晋江县滨海，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乘槎浮海的历史悠久，出洋旅外也源远流长。
一、隋唐五代
据清代东石蔡永蒹《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有东石人林智惠、高逢桢“导舟”远航勃泥（婆罗州）等地；唐开元、乾符年间，林智惠裔孙林銮、林灵仙等，先后航海经商至勃泥、真腊（柬埔寨）诸国，因其“往来有利……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
唐代佛教盛行，中外佛事往来频繁。天宝十二年（753），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偕石匠多人，随鉴真东渡日本。咸通十四年（873），又有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居住25年，遍历亚洲30余国。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晋江王”留从效，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番国”（刘继宣《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留从效还“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清源留氏族谱》）。随着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侨寓“番国”的晋江商人，随之增多。
二、宋元时期
随泉州设市舶司后，晋江的商业、手工业及海外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自唐末五代以来，北方战乱，中原人口不断南迁，泉州地区人口增多，人稠地狭，无地少地的农民也日见增多。因此，宋代晋江人出洋经商、谋生乃至旅外者，屡见于史籍。
北宋时期晋江就已出现华侨。“大中祥符二年（1009），（安南）国人共推闽人李公蕴为主”。李公蕴祖籍晋江县东石李家港，早年随兄李淳安经商并侨居安南，曾任安南国殿前指挥使，而后“创立安南李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史·高丽传》记载，北宋间，高丽“王城（今开城）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据《高丽史》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五年（1015—1090），晋江人远航高丽达19起，近500人次，其中不少人定居当地而成为华侨。其中有考者：大中祥符八年欧阳征、天圣元年（1023）陈亿、元祐三年刘载以及林仁福、黄文景、黄谨等20多人。
莆田《祥应庙碑记》载，北宋间，“泉州纲首朱仿，舟经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前后之贾于外番者”即不乏具备侨民身份之人。
南宋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这不仅使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并导致晋江县人口急速膨胀，出洋谋生不断增多。
13世纪中，泉州人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蕃、汉文，迎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洪迈《夷坚志》）。宋宝庆元年（1225），祖籍安海的陈日煦又登上安南王位，建立陈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景定甲子年，即五年（1264），前泉州判院蒲公及其子应、甲曾分别奉使渤泥、占城等地。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方汉字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庄为玑《文莱国泉州宋墓考释》）。随着海外通商的发达，晋江县磁灶吴氏先民“泛海传艺者多人”（《磁灶吴氏族谱》）。此外，朱聪、郑庆等水上起义失败后，余部及受牵连者多逃亡海外。宋末元兵入泉，晋江县不少民众纷纷出海逃难，避居菲律宾、爪哇、文莱等地。
元代，泉州港更跃居世界最大港之一，海外交通空前繁荣，晋江人出洋侨外随之大增。当时晋江县对外交往通贸达9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致中《异域志》记载，“自泉州发舶，一月可到”的爪哇，“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写道，爪哇东面的古里地闷（今帝汶岛），“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地处海交要冲的“龙牙门”（新加坡），“通泉之贸易”，“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元初曾多次对外用兵。至元二十九年（1293），元军从泉州港开航，出征爪哇，晋江县不少船工、水手被征入役。军至勾栏山（加里曼丹西南的格兰岛），“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什而居之”（汪大渊《岛夷志略》）。元末，泉州战乱。县民不堪其苦，有些人相率逃洋。据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史籍记载，“旧港，即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爪哇……其国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州人下海者，逃居于此”。
如此众多的“漳、泉州人”移居南洋诸岛，或因经商而留居，或因谋生而流寓，不少人则因躲避军役、战乱而“逃居”。由宋及元，晋江县的海外侨民已有相当数量，其分布从东北亚至南洋群岛各地，而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越南、文莱、印尼等当时海交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
三、明清时期
入明以后，明王朝实行“海禁”，泉州市舶司初被限制只准通琉球的海交范围，后则被取消机构设置（移福州），晋江县的海外交通大受抑制。然而，“海者，闽人之田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历来以海为生的晋江民众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数。其时，虽然泉州港已衰落，而安海港的私商贸易却一直十分活跃，“安平镇独矜贾……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归……以异域为家”（李光缙《景璧集》）。成化年间，邻近的漳州月港崛起，成为“闽南通番”的集散地，“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天下郡国利病书》）。
郑和7次下西洋，曾航经泉州港，促进晋江县商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郑和船队曾到过吕宋、苏禄等地，其后，闽南（包括晋江）人民旅居菲律宾群岛者日渐增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史·吕宋传》）“漳泉人多往焉”（何乔远《名山藏》）。
“郑和使婆罗（文莱），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明史·吕宋传》）。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第5次下西洋，船队途经泉州，晋江县许多人受雇为火长、船工及其他勤杂人员，随船队前去南洋，有的人留居海外。
明代中后期，赋役苛重，土地兼并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也已开始萌芽，进一步刺激晋江县民众出洋营生。与此同时，倭寇骚扰之患，更使晋江人民惨遭荼毒，因而纷纷浮海逃生。张燮在《东西洋考》明确写道，漳、泉人移居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菲律宾“聚居涧内为生，渐至数万”。地方族谱对此记载更具体。大崙《蔡氏族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据安海、石狮、金井、永宁等地，黄、陈、颜、柯、蔡、洪、吴、王、高等9姓14部族谱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侨外者即达66人。
此外，还有因灾荒或吏治腐败而被迫出洋者。1607年前后，金井坑西村大饥荒，150多人相继出逃外洋谋求生路。
有明一代，晋江县华侨足迹遍及日本和南洋各地，而以旅居菲律宾群岛为多。
晋江人大量出洋是在清代，其间曾出现几次高潮。
清初，先后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晋江沿海乡镇深受其害，不少人即离乡背井，漂外谋生。据《安海志》载，“丙申（1656）毁镇”、“辛丑（1616）迁界”之酷举，使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为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其间有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寓南洋一带，以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龙湖前港《温陵钱江施氏族谱》载：“若夫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正所谓出省入番邦，而不回故乡者。《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奔走吕宋外夷。”
康熙年间，海禁稍开，厦门港兴起。晋江民众出洋谋生乃至侨外者随之继续增加。安海灵水村埔顶灰埕吴氏2份房头族谱记载，自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100多年中，即有200余人出洋谋生。道光元年（1821），即新加坡开埠第3年，晋江人的第一艘帆船自厦门驶达新加坡，是为晋江人大批移居新加坡之始。
雍正四年（1726）、乾隆十九年（1754）菲律宾苏禄国王两次遣使团携方物及表文朝贡清廷，第一次使团正使龚廷彩和第二次使团副使杨大成均为晋江人氏。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社会经济凋蔽，劳动人民大量出洋，又一次形成出国高潮。安海灵水村215户人家在高利贷重压下，70多户被迫出洋谋求生路。陈埭海岸崩塌，农作物连年不收，广大农民被迫渡洋。霞美村盐埕毁坏，盐民无以为生，不得不离开家园，谋生异国。马坪、茂亭一带的“林股”械斗长达50年之久，无辜群众纷纷出洋避难，仅前仓村24户中，即有16户18人远走菲岛、印尼等地。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废除出洋禁令之后，晋江有不少贸易商人寓外而成为华侨。东石蔡树叶经营蔡玉记号航运业，海禁重开后即向南洋群岛发展，后侨居异国。现其子孙定居新、马、菲等地者近200人。
早期出洋的乡侨，素有携亲牵友的习惯。“降及明清，（吴氏）族人相继乘槎浮海者，络绎不绝，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于是父挈其子，兄率其弟，接踵而至，居斯食斯，以生以养。迨逊清末叶，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工商学贾，各从其业。”（《金井李氏族谱》）。清末，安海西溪寮蔡德浅少时往菲，当蜡烛业杂工，后经营蜡烛厂，富甲晋南侨乡。西溪寮与漳州寮两村由他牵引往菲者达70％以上；亭店村杨孙獭、杨嘉种父子在菲经营土产业，行店30余处，且购置轮船定期川走厦门，在菲设有“浪帮”（寄居）处，供同乡“新客”食宿，月发零用钱6元。于是，全村往菲者达600余人。树兜村蒋备球往印尼当华工，期满后艰苦创业，成为巨富，牵引村人到泗水谋生者达千人。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加紧掠骗、贩卖“华工”（即所谓“猪仔”、“苦力”），“猪仔出洋”一时成为晋江县出国的普遍现象。咸丰二年（1852），一艘英人雇用的美国“罗伯特·包恩号”轮船从厦门运走华工，其中在八重山岛上岸的380名华工中，即有晋江人郭从、蔡德等125名（冲绳县《历代宝案》第二集）。安海颜文卿等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由“客头”引带，前往印尼当华工。树兜村蒋既淑也是往印尼泗水当华工。青阳庄笃坎在新加坡被人贩劫掠，逼往苏门答腊烟草种植园当苦力，幸为闽商陈天赐营救得脱。
清代华侨比明代明显增加，而且以旅居菲律宾为多。
四、民国时期
自民国初年至30年代，民众“走土匪”、“逃壮丁”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青年因此而远避海外。民国12年（1923），金井坑西村居民不堪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80％以上被迫出走他乡，不少人则逃往南洋谋生。彭松涛在《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中称，晋江人到新加坡数量最多的时期，正是“走土匪”和“逃壮丁”的二三十年代。石狮钞坑村“因逃避壮丁”而往菲者就达40余人。
同时，还有不少革命志士因避难而出国。辛亥革命时，安海蔡忍带头拆毁清政府安海分县衙门，翌日出逃海外；池店归侨李昭秀原在晋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民国24年被捕，后只得重返新加坡；安海陈再兴民国20年因组织“反日会”被当局通缉而避居菲岛；陈庭标、蔡振声等人也都因参加革命遭受迫害而出走吕宋。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不少人出洋谋生。
五、新中国成立前后
晋江县在解放前夕及解放初期，有一部分居民以游历探亲身份及以学生资格相继出境；还有少数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及上层人士，由于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如1947—1952年间，以观光探亲名义入菲者2745人，以学生资格往菲者1500人（刘芝田《中菲关系史》）。其中多数为晋江人，仅石狮一带就有3000多人以游客、学生身份进入菲律宾（《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原国民党325师师长吕省吾，立法委员、晋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黄哲真，社会名流洪天送，石狮镇镇长王幼邨等人，都是在此期间辗转前去菲律宾的。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出国的现象已基本告一段落，但人民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出国探亲或定居。
50年代以来，晋江县仍有归侨、侨眷陆续出国探亲、接业而客居境外。据晋江县公安局统计，1953—1965年，出国人数为9631人；1979—1986年，出境人数为16966人。其中一部分已获准进入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等国定居，另一部分则因未获移民签证而滞留香港、澳门，成为港、澳居民。此外，尚有不少晋江籍港澳同胞的子女，前往欧美日本各国留学而定居当地，成为新一代移民。
第二节 分布
据1987年侨情普查统计，晋江县共有海外华侨、华人94.45万人，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东南亚各国居多，其中菲律宾占总数的68.82％。具体分布：菲律宾65万人，印度尼西亚9.5万人，马来西亚7.5万人，新加坡4.5万人，缅甸1.3万人，越南1万人，泰国0.5万人，日本0.1万人，美国0.2万人，加拿大0.2万人，澳大利亚0.1万人，朝鲜、文莱、柬埔寨、老挝、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科威特、孟加拉、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苏联、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德国、瑞典、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巴西、古巴、墨西哥、多米尼加、阿根廷、几内亚、苏丹、埃及、东帝汶、葡萄牙、汤加、北马里亚纳、关岛、贝劳（帛琉）、匈牙利、希腊、马耳他、委内瑞拉、巴拿马、巴哈马、玻利维亚、伯利兹、巴拉圭等国5.55万人。
其祖籍情况为，菲律宾以龙湖、石狮、金井、深沪、永宁、英林等乡镇为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东石、祥芝、安海等乡镇为多；印尼则是罗山、安海、磁灶、池店等乡镇较多。
第二章 华侨与侨居地
第一节 从事经济建设
晋江华侨凭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与侨居国人民一道在侨居地从事经济建设，为侨居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一、在菲律宾
菲律宾是晋江华侨最为集中的地方。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晋江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约占总数的70％。小商贩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肉类、禽类和其他食品；手工工匠则多数为裁缝、鞋匠、理发匠等。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和受雇为店员约占总数的20％。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薯、蔬菜，饲养禽畜，捕鱼捉虾，供应市场需要。另一部分较具资力的商人不及10％，其中经营丝绸、陶瓷等中国货的商人仅占1—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晋江华侨主要经营零售商业和手工作坊。零售商业以小货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摊档商贩为主。据马尼拉杂品商同业公会当时的统计，马尼拉市内10大公共菜市中的“华侨摊商”共854家，2765个摊位，华侨雇员2159人。其中70—80％为晋江华侨经营。手工作坊主或小型工厂多数系由手工工匠发展而成。另外一些较具资力的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等业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的经济事业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进出口、航运方面，亭店村华侨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还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脑等地开设30多个分支行，购置大轮船“孙獭号”、“仙厘龟叻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永宁人施光铭的泉益行就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晋江人郑焕彩经营的郑正益行，在其航业部也自置轮船5艘。一般的进出口商行也都备有若干小轮船或帆船，川行菲律宾各岛。在木材业和建筑材料业方面，金井石圳华侨李清泉的成美木业公司最为著名。1907年，李清泉承接其父开创的成美木业公司，锐意进取，不久即发展成为造林、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资本达1100万比索，被誉为“木材大王”。龙湖西吴村华侨吴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后，遂与当地政府签订采伐协约，并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随后即集资买机器、设锯厂、购轮船，大规模采伐经营，成为华侨木材业之翘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华侨吴清流的板材厂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之一。金融业方面，1920年，晋江华侨李清泉、邱元衡与南安华侨黄奕住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最初资本只有290万比索，到1937年资本已达2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毁于战火，1945年7月复业，并发展成为华商大银行。稍后，金井围头华侨吴道盛创办的建南银行、金井塘东华侨蔡文华创办的太平洋银行也都具有一定规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晋江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包括工人、店员、职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出卖体力的劳动者）40％；小资产者（无雇工的零售商，包括菜仔店和饮食店）42％；中产阶级（拥有店铺或小型工厂、作坊和少数雇工）10％；资力雄厚的企业家（经营大型企业、工厂、商行、庄园及进出口贸易等）3％；失业游民5％。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律宾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华侨经济受到极大打击。
6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府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复苏，某些行业有所发展。很多晋江华裔青年创办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比过去更具规模。宿务施维鹏（龙湖籍）的白金楼、马尼拉施至成（龙湖籍）的超级市场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钢铁、烟草业等方面也同样有所发展。菲华经营的较具规模的钢铁企业有3家，其中庄清泉（青阳籍）的阿波罗钢铁厂总资本达1.5亿比索，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陈永栽（青阳籍）的福川烟厂生产的中档香烟，一度占全菲的70％，他经营的年产18万头肉猪的福牧养猪场，为菲律宾最大的现代化养猪场。在航运、渔业方面，张清波、林荣瑞（晋江籍）拥有100多艘轮船，其中配备有现代化灯光捕鱼电视监控设备的近40艘。陈本显（晋江籍）的化工集团，为菲律宾最大企业之一。姚荣辉（内坑籍）生产的自行车、摩托车轮胎占全菲同类产品50％以上。
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1973年的《东南亚要览》统计，菲华经济在菲律宾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商业（批发和零售）占40％；碾米业占80％；纤维纺织业占60％；木材业占50％；烟草业占70％；金融业占30％。华人资本占菲律宾产业资本投资总额36％。另据菲律宾《世界日报》公布，80年代中期，菲律宾5家资力最大的企业分别为：西班牙人、科·阿基诺的兄弟和3家晋江籍华人（陈永栽、施至成和吴光伟）经营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菲律宾13家闽籍华人银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占有8家，其中有的已成为跨国银行。
至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晋江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占25％，小资产者占45％，中产阶级占25％，大企业主为5％。
二、在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晋江华侨大多集中于爪哇、棉兰，尤以东爪哇为多。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后，除一部分充当蔗园苦力的华工外，多数晋江华侨从事小摊贩、肩挑小贩、亚弄店（即零售店）、咖啡间（饮料铺）等行业，另一部分被雇为店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营的零售、土产、食品、什货和加工业的制糖、碾米、榨油、卷烟、咖啡等都有较大的成就。安海灵水华侨吴河水的咖啡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他的延泉陵在泗水埠是颇有名气的咖啡出入口商号。另有为数不少的晋江华侨由这段时间经营亚弄店、咖啡间、豆腐厂或土特产收购到20年代发展成为中等资产者。仅安海灵水村华侨，就有10多家由零售商发展为二盘商或头盘商。该村华侨吴金箴经营的加里马斯汽车运输公司，也是在这一期间奠定基础的。
20年代末，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实行限制、排挤政策，晋江华侨大部分仍然从事小商贩和零售商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据1930年荷印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175241名福建籍华侨职业结构比例分别大约为：初级产业13.9％；手工业15.4％，运输业3.7％；商业57.7％；自由职业1.6％；公务人员0.7％；其他7％。晋江华侨情况也大体相似。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在最初8年间，华侨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不少晋江华侨在经济上也获得较大进展。罗山英塘村的翁梯琪此时开始进行金融、土产贸易、糖业等方面的多元化经营；罗山畲店村的陈钱瑞在泗水经营烟草业，50年代初代理“2、3、4”牌香烟，先后在印尼几个大城市设立分店。
1953年7月，印尼政府全面推行输入商“堡垒政策”，给原住民进口商40％的外汇优待。此后，又陆续推行《碾米厂印尼化条例》、《非印尼人企业登记条例》、《外侨结束县以下零售商条例》等。华侨经济受到沉重打击。13万华侨被迫离开印尼，破产者比比皆是。晋江华侨也不例外。安海华侨、水烟草代理商吴我炎即在60年代初移资香港。
1967年6月7日，印尼内阁第37号法令《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颁布以后，印尼政府对华侨、华人资本减轻限制，加强利用。华侨、华人经济又逐渐获得发展。晋江籍华侨、华人在土产收购、岛际土产贸易、国际贸易、种植业、食品工业等方面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1974—1980年，印尼出现短期限制华人经济的反复，华侨、华人资本再次外流。1984年，印尼总统第29号决定书取消1980年第14号总统决定书，使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将华人资本视为印尼民族资本，华侨、华人经济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经济上又有长足进展。翁梯琪经营地产、银行、土产、糖业、饼干厂等行业的集团公司成为印尼较著名的跨国公司。祖籍安海的颜期宝于50年代初前往泗水经商，发展为拥有数十个店面的电器商，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祖籍罗山的郭文梯经40多年奋斗，发展成为跨国富商，在雅加达拥有数家饼干厂，并在菲律宾、台湾、香港开设数家饼干厂、1家钢铁厂和1家贸易公司等。祖籍磁灶的吴桓枢于1977年由香港前往泗水承接产业，经营碾米厂、饲料加工厂、汽车运输和橡胶、化肥贸易等业，成为泗水著名华商。陈钱瑞于1965年迁居新加坡，开中成药行、从事药品进出口业，但他主要生意仍留在印尼，除“2、3、4”牌香烟总代理外，主要经营藤条等土特产贸易，还与祖籍泉州的吴世传在泗水合资经营地产，在巴厘岛开设沙丁鱼罐头厂、鱼粉厂及水产养殖场等。
三、在新加坡
早年前往新加坡的晋江华侨多数为估〓工（体力劳动者），包括船工、搬运工、店员和散粗帮工；次为财副（即记帐员）和总铺（即厨师）。晋属估〓工人数众多，估〓间达五六十间，著名的有泉晋发、泉协轩、泉菌江、泉碧江、泉声、仁和轩等。
20世纪初期，部分晋江籍船工开始驾驶舯舡（小船）在小坡美芝路海边、梧槽河和加冷河一带为商家载货，形成水上运输业中的舯舡业。同时，出现极少数商人，如大建筑商萧志来。1941年，晋江华侨商人已开设商行10多间，如橡胶商洪肇闪的源和号和洪宝植的厚源及四美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在经济事业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些资力雄厚的晋江籍华人逐渐崛起。祖籍陈埭的黄朝园拥有4家颇具规模的船务、船业贸易公司，企业属下有3个码头及货仓、20余艘远洋运输船，同时还投资地铁业和地产业，并在日本与人合营7个码头货仓，在香港也设有公司。祖籍东石的蔡世柑、蔡锦淞父子拥有7家独资、合资企业，经营土产杂货进出口和机械、贸易等业。蔡锦淞还与人合资经营房地产业，在汶莱建造160幢高级组屋出租。祖籍石狮的陈植佩开设丈兴引擎制造厂、凤梨厂、储运公司等系列企业。
四、在马来西亚
古代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不多，多从事商贸、农、渔及采锡等业，少数人曾在吉兰丹开采金矿。
近代，晋江华侨在马来西亚多从事开荒垦植业、锡矿开采业。20世纪初期，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人经长期积累成为中、小胶园主；有的成为贩卖杂货、收购土产的小商贩。池店华侨李金粥于1880年前往柔佛州，初为工人，经数十年积累，投资开发157依葛的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渐增，除锡矿和橡胶种植业外，还开设米店、米绞（碾米厂）、杂货零售和土产收购店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殖民资本对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业的大量投入及橡胶需求量的减少，加上世界橡胶价格大幅度下跌，不少晋江华侨靠借贷投资的小胶园破产。1922年11月，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胶园实行限制。其后，英国、印度资本的大胶园迅速增多，华侨橡胶业受到沉重打击。晋江华侨的中小胶园几乎破产殆尽。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晋江华侨开始投资兴办大胶园。安海梧山村华侨苏紫听、苏承球与王景成、许平等人合资创办大同树胶公司。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晋江华侨有不少中小企业倒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西亚华侨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并逐渐迈向多元化经营。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允许华人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晋江华侨、华人的经济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苏承球于1946年把大同树胶公司改组为苏承球有限公司，同时又投资金融业、地产业。嗣后，又与其兄弟苏紫听集资于槟城、吉隆坡创办南方银行。苏承球任董事主席，苏紫听任副董事主席。此外，郭奕炉与李春德在经济上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按种族比例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对非马来西亚人实行多种限制。不少华人企业、商店倒闭，华人资本开始外流。因此，华侨社会对经济体系和经营方针进行调整，很多华资股份制控股公司和金融、信贷、银业银行公司纷纷成立，同时建立不少股份制企业集团。
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若干调整，取消对中小厂种族资本、雇工、经销、出口等方面的限制。华资中小型工厂获得活力，华人经济开始好转。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著名华商逐渐出现。已故银行家苏承球的次子苏敏实，任南方银行董事主席、合众银行副董事主席、南方集团董事主席。南方集团为马来西亚大型集团之一，有10多家骨干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金融、屋业发展（房地产业）、纺织厂、针织厂、制衣厂、面粉厂、纤维工业、电池厂、酒店等。祖籍东石的郭奕炉，1924年南渡霹雳太平，经数十年奋斗，拥有源顺兴机构集团，属下有7家主要公司，经营投资、信贷、屋业发展、油脂工业和碾米厂等。祖籍池店的李春德1934年往古晋从事土产贸易，创办有古晋李永芳公司4家大型企业，拥有大小轮船数十艘，成为东马航运、地产、进出口商业巨子。
此外，祖籍晋江的马来西亚华人还建立一些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如仁和控股（合资）、蔡世举控股、张毓津父子控股、蔡尤河父子控股等有限公司。目前，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人投资经营的行业有金融、信贷、种植、锡矿、屋业、船务、运输、出入口贸易、食品工业、酿酒、旅游、电器、饲料、粮食、食油、糖、石油、化肥、农药、土产收购（包括橡胶）、烟草、渔业、木业、建筑材料业等。
五、在其他国家
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美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一）美国。早期旅居美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华工。契约期满后多开餐馆、洗衣店、小杂货店以及当缝衣工、建筑工、理发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有旅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晋江人前往经商。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华人多数受聘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以及从事各种工商活动。
目前，美国出现几位祖籍晋江的较著名的工商业家。祖籍罗山的王思荣，在夏威夷和旧金山分别经营大型的士TROPUOI出租公司和现代化化工企业SUNTRIPS公司。该化工企业实验室拥有来自7个国家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祖籍安海的王震（王家骏），在洛杉矶主营亿万实业投资公司、王震财经咨询公司。祖籍金井的蔡实鼎主管洛杉矶方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弗斯特市假日大饭店、圣马刁威斯顿大饭店。祖籍石狮的柯长山创办洛杉矶GORGE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玻璃器皿及玻璃制品、服装、人革包装。祖籍石狮的林荣勋主管洛杉矶CORC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日用化工洗涤用品、化妆品及其他精细日用化工产品。祖籍池店的黄世惠，1983年在加州硅谷购下制造电脑磁碟的高智公司和生产电脑用微膜磁头的格致公司。祖籍金井的李昭进，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创办宾士顿地产企业有限公司和实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国金融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主要金融企业有：建来银行，祖籍金井的吴振声任董事长，总行设于旧金山，在旧金山华埠、屋仑及关岛设有分行；美国加州银行，原为周旭东等于1972年在洛杉矶创办，1987年由祖籍永宁的菲律宾华商郑周敏家族接办；世界华商银行，1981年由祖籍石狮的日本华商蔡明裕创办于洛杉机；大洋银行，由祖籍青阳的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家族创办于洛杉矶，现任董事长为祖籍青阳的陈永杰。
（二）泰国。早期旅居泰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商贩、船工和制瓷、造船工匠。明末清初，晋江人移居泰国进入鼎盛时期，不少晋江华侨从事中暹之间的贸易。他们在泰国收购稻谷加工成大米后，用船运回厦门、泉州、安海等地销售，使暹罗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1819年，清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华侨驾船前来闽粤沿海。在泰国南部的晋江华侨多从事采锡、冶锡业。
19世纪中期，泰国南部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晋江华侨改途从事橡胶种植业。橡胶种植业和采锡、冶锡业成为泰国南部晋江华侨的主要职业，次为工匠和土产杂货商贩。在曼谷及其他地方的晋江华侨则大多以商贩和工匠为业。
进入20世纪，泰国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有了新发展。至30年代后期，出现少数较具实力的华侨商人。安海华侨苏廷芳，开设和盛栈出入口行，从事橡胶收购和出口业，已颇具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政府垄断了大米出口业。1953年又实施国营企业法。不少华侨商人放弃传统行业，投资创办工厂。祖籍石狮的陈植津及苏廷芳等较著名的晋江华侨商人开始崛起。60年代初，又有一些旅居香港的晋江人前往泰国投资，兴办企业。
70年代后期以来，泰国晋江籍华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少数著名企业家开始出现。祖籍石狮的陈德树于1960年经香港前往泰国。1986年其父陈植津去世后接掌文兴企业集团，在泰国拥有10多家大型企业，主营凤梨罐头生产、房地产投资、机械制造、旅游饭店，同时投资金融业，是盘谷银行和泰国多家银行的董事和主要股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银行也有股份，并办有企业。祖籍金井坑口村的蔡志伟，1965年从香港移居泰国，20多年来与其二姐夫丁政曾等人先后创办10多家企业，其中太平洋金融、开源棉纺、美国玻璃纤维均为泰国著名大型企业，其他企业也颇具规模。其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证券、国际贸易、房地产投资、合成纤维厂、石油化工企业、棉纺厂、塑料制造、成衣厂、饲料厂、水泥厂和建筑业等。1975年苏廷芳去世后长子苏国世接掌家业，和弟国材、国富、国全共同努力，现拥有8家大型企业，经营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橡胶种植、橡胶制品、味精厂、旅游饭店、建筑、汽车制造等业。其中和盛栈出入口贸易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均设有分公司。
（三）缅甸。早期旅居缅甸的晋江华侨人数不多，多为小商贩、手工工匠和艺人。19世纪中期开始，聚居土瓦、丹老一带的晋江华侨渐多，他们以米谷收购、加工、贩运及开采锡矿、收购燕窝和捕鱼为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紧邻的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进行中缅贸易，把大米（包括燕窝等土产）运回泉州销售，使仰光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经过长期积累，不少开采锡矿的工人和收购燕窝者逐渐迁往仰光一带，当零售商兼土产收购商。至20世纪30年代，半数以上的晋江华侨成为商人和小商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缅甸期间，晋江华侨几乎全部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1948年缅甸独立后的15年间，华侨经济有较大的恢复发展。60年代初，晋江华侨拥有一些较大的商店和中小型工厂。
1963年，缅甸政府开始实施国有化计划，第一次废大钞。1967年6月，开始进行反华排华。后几经周折，华侨经济多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80年代初期，一些稍具资力的晋江籍华商开始出现，如祖籍金井塘东村的蔡尔格、蔡作安，祖籍安海下洪村的李益华、李明坎等。1987年以后，缅甸政府欢迎外商前往投资，华商也获准从事出入口贸易，华人经济日益好转。
（四）越南。早期往越南的晋江华侨以垦荒者、手工工匠和商人为主。垦荒者逐渐转化为小农园主和雇工；手工工匠多从事制瓷、造船、建筑、木工；商人多兼航运业，他们把中国的日用商品运往越南销售，收购当地的米谷运回闽南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从事的职业范围逐渐扩大，包括农业、渔业、水陆运输、木业、金融业、米谷业、纺织业、土产收购、杂货零售等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济受到破坏。战后获得恢复和发展，少数晋江华侨商人的经济事业也取得较大进展。安海华侨龚纯礼早年旅居越南海防，经营米绞业、运输业，二次大战以后，拥有海防半数左右的火车厢。石狮华侨王金锭在西贡创办金城银行，并投资工业，后还置有直升飞机，成为越南著名的银行家和巨商。
1975年越南统一前夕，一些南越的晋江籍华商开始移居法国和其他国家。王金锭在1974年捐卖一切财产，携一子移居法国，另两子分别移居香港、美国。晋江籍华商杨朝坤事先将经营的经济事业转往曼谷、新加坡、马尼拉、旧金山等地，也于1974年离开南越。
1978年，在越南的反华排华浪潮中，越南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遭受惨重打击。1986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新经济政策，承认华人与越南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其后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从事文化教育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在侨居地兴教办学，传授中华艺术、出版华文报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一、兴办华文学校
1899年，中国驻菲律宾首任总领事陈纲在领事馆内创办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校长是前清举人龚绍庭。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中西学校第二任校长系龙湖乡衙口村华侨施健庵（又名至华）。他在职期间，为使学生适应时代要求和商场之用，开始加授英文。不久，中西学校成立董事会，由晋江亭店村华侨杨嘉种任董事总理，开始向马尼拉、怡朗、宿务等地募捐经费，促进学校发展。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于1914年到中西学校任教，1918年接任第六任校长。他锐意改革，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进一步发展。
继中西学校创办之后，菲律宾华侨大兴办学之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菲有华文学校60多所。菲律宾独立以后，华侨人口增加，华文教育也随之进展。最盛时期共有学校150多所，学生6万余人。这些学校多数系由晋江华侨倡办或参与创办。
印尼晋江华侨也倡办或参与创办不少华文学校。晋江华侨有妫堂主席陈启紫创办同善学堂；泗水的振文中学则由晋江、南安、同安3县华侨合办；棉兰晋江会馆创办晋江学校，至1963年有教师20多人、学生860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加坡各地曾先后创办华文、崇福、道南、爱同、养正、启蒙等小学。其中不少学校有晋江华侨参与创办及进行教学活动。此外，晋江华侨洪肇闪、庄丕唐分别创办培群小学、联华小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晋江会馆又创办晋江小学。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晋江华人刘维明在马来西亚槟城参与筹办钟灵中学、福建女子学校、丽泽小学等华文学校。
越南晋江华侨杨朝坤于50年代创办并亲任董事长的福德学校，共有学生8600多人，其中3000名贫苦学生免费入学。该校还兼办夜校，招收3000余名学员，是越南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
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晋江华侨、华裔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子弟中获得学位者较之战前为多。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李开通1家有8人、颜呈亮1家有6人获学士学位。祖籍金井的菲律宾华人陈本显由菲律宾赴美国留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同时，一些科技、学术界的著名人士也陆续出现。祖籍内坑的美籍华人曾焕添系电机博士、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不相连双孔激光资料信息传播发明者，多次获科学奖及各种荣誉称号。祖籍罗山的美籍华人王婷婷年仅30多岁，身兼物理化学博士、哲学搏士、贝尔实验室化学部高级研究员，被誉为美国科技界新星。祖籍英林的美籍华人洪尚志系医学博士，曾被列入世界十大著名医学专家之一。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张天泽博士曾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后又任职联合国总部，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此外，仅美籍华人中较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祖籍金并的蔡少堂，祖籍深沪的吕友山，祖籍英林的洪长泰、洪我太，祖籍罗山的王思德，祖籍金井的吴萌生等人。
二、传播文化艺术
晋江傀儡戏在明末清初即随华侨传入印尼，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高甲戏也深受东南亚各地晋江侨胞欢迎。民国4年（1915），名艺人洪金乞随福庆兴班往新、马、印尼、安南等地演出达6年之久，20年代又多次应邀出国演出。民国24年，闽南名丑柯贤溪应邀往菲律宾各地演出，名噪菲岛。
1918年，晋江华侨桂华山、颜文初等人在菲律宾组织话剧团，先后公演过《波兰亡国恨》、《高丽亡国恨》、《万里寻夫》、《三英刺伊藤》等剧目。
1925年，桂华山在上海购买《孤儿救祖》等影片带往新、马、印尼各地上映，开新、马一带国产电影业之先河。嗣后，他又创办南洋影片公司，并于东南亚各地设立分公司。
南音为晋江华侨之乡音。凡有晋江华侨聚居的地方，均有南音组织，成为晋江华侨社会的一大特色。菲律宾马尼拉在1817年就成立金兰郎君社、1820年成立长和郎君社、1930年成立南乐崇德社。此外，还有丝竹社、桑林社等20多个南音组织。菲律宾大学则将南曲列为音乐课程之一，特聘晋江县刘鸿沟任东方古曲音乐教授。新加坡有湘灵音乐社、泉声音乐社等南音社团。印尼也有寄傲社、东方音乐社、东爪哇南音社等南音社团。马来西亚吉兰丹的仁和音乐社中有音乐组和戏剧组，音乐组除南音锦曲外，尚有五音、十音，戏剧组有高甲戏、梨园戏等。
三、创办华文报刊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华人在侨居地创办报馆，出版华文报刊，对弘扬中华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1908年，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务局招股创办《警铎新闻》，总编辑是龙湖乡衙口村华侨、前清举人、时任中西学校校长的施健庵。1911年，中国同盟会菲律宾支会创办《公理报》。1913年，邀请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担任该报编辑，主编《说林艺苑》，后升任该报主笔。1914年创办《中华日报》，施健庵又任主编。1919年，金井石圳村华侨、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创办《华侨商报》，聘于以周任总编辑。同年创刊的《平民日报》，由泉州华侨傅无闷任主编。1925年李清泉和磁灶华侨吴重生创办《新闽日报》，吴重生亲任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又有一大批进步侨报应运而生，其中不少是由晋江华侨所创办，或有晋江华侨参与其事。1937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顾问许敬诚（即许立）等人在马尼拉创办《救国导报》。永宁镇岭兜村华侨李秀峰于1938年主办《群声壁报》，1946年又担任《华侨导报》广告部主任。1940年，许敬诚担任《建国报》报社社长。1943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许志猛领导的洪门复兴委员会创办地下油印报《华侨公报》。此外，还有由蚶江水头村华侨王汉杰任总队长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主办的《华侨之光》、《南岛导报》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一些新的报刊，其中晋江华侨创办者不乏其例。如1945年，许志猛办了《华侨商报》。进入7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报刊继续出现，晋江华侨、华人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祖籍金井■洲的王芳盾曾任《东方日报》社副董事长。后来，《东方日报》易主改为《世界日报》，由陈永栽任董事长，陈华岳、吴永源任社长，施天津任总经理。除陈华岳外，其余均为祖籍晋江华人。
在新加坡，晋江华侨也创办或参与创办或主编一些报刊。1929年，傅无闷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1937年又转任《南洋商报》经理兼总编辑。1946年创办《中南日报》，1952年9月，又和李西浪等人创办《新报》（双日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梦周曾任《南洋商报》文艺编辑，陈振复、彭松涛曾主编《商余》。郑梦周还曾与蔡晃生一起担任1967年创刊的《新明日报》编辑。50年代，龚延龄先后创办过《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
马来西亚也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华人从事华文报刊工作。本世纪20年代末，傅无闷曾在槟城《光华日报》社主持编务，撰写社论述评。1936年，庄明理在槟城参与创办《现代日报》，任总经理。1968年10月，祖籍晋江的黄文彬在古晋创办《国际日报》，并自任社长；1975年又出版《国际晚报》、《国际日报》，迄今仍在出版。
晋江华侨陈允洛曾任缅甸《觉民日报》主笔，1921年与傅无闷创办《仰光日报》，1938年又与许麾力等人创办《中国新报》。
四、承传宗教、习俗
晋江华侨把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带到海外，世代相传，即使当代华人社会也仍然保持相当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在风俗习惯上，晋江华侨、华人基本上沿袭家乡的传统，如元宵舞狮、清明扫墓、端午龙舟竞渡等。
晋江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有的还信奉“妈祖”、“关帝”、“大伯公”等其他被认为灵应的地方神祗。
菲律宾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晋江籍的华侨、华人大多信奉佛教。不少晋江籍的佛门人士也先后到菲律宾弘法传经或主持佛事。本世纪初泉州崇福寺的云果、妙月等曾先后赴菲传经，并主持兴建宝藏寺和宿燕寺。由晋江人吴江流带头捐建的马尼拉信愿寺聘请瑞今法师（东石人）为第二任住持。
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住持、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俗家为晋江池店；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伽陀精舍住持常凯法师俗家也在晋江。
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10万人，有的很早就皈依天主教。菲律宾国父黎刹的高祖父柯南戈（晋江上郭村人）在1697年就接受天主教洗礼，后来一家几代都成为天主教徒。
1909年许声炎牧师（安海前坡人）由金井到菲律宾布道，建立旅菲中华基督教布道团，至1937年许声英等人在菲设立9所基督教教会和一些闽南话礼拜堂。
信仰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较多集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1417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途经泉州，随其出洋的晋江人中的回教徒，有些人留居印尼，世代繁衍，参加当地的回教活动。1950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的清真五姓联宗总会则全是回教徒。近些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明显增多。
晋江华侨、华人还奉祀其他神祗。不少人对“关帝”甚为信奉。印尼和菲律宾建有不少关帝庙。1984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菲华通淮庙关圣夫子董事会。青阳地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华人祀奉“顺正府大王公”，成立了董事会。80年代中期，还建造1座9层大楼祀奉，并作为宗亲会办公之所。龙湖、金井、深沪等地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也在马尼拉的大千寺、沙寺祀奉“广泽尊王”，并各有董事会组织。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华人多数崇拜土地神，称“大伯公”，在各大中城市都建有“大伯公”庙。另外还有崇拜“三保公”的，在印尼的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都建有三保公庙。
早年晋江华侨乘船渡洋，多祈求海神“妈祖”保祐，因而在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地都有天后宫、妈祖庙、妈祖堂，或在其他寺庙中供奉“妈祖”神像。每到农历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香火旺盛。
这些宗教和习俗的传播，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第三节共御外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时期，广大华侨和当地居民坚持进行长期的反抗斗争，举行过百多次起义。1593年8月，包括晋江华侨潘和五等为首的250名华侨水手，于西班牙殖民军侵犯摩鹿加群岛途中举行起义，在总督拉示马仁迎示的旗舰上杀死总督和士兵。1892年7月，祖籍晋江上郭村的菲律宾华裔扶西黎刹，在马尼拉创立菲律宾联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1896年，他为争取菲律宾国家和民族独立自由，英勇就义，被菲律宾人民尊崇为国父。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对以后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很大影响。在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和1899年的美菲斗争中，曾任岷伦洛区区长、祖籍晋江清濛的华裔罗曼·王彬，捐献大量物资支持菲律宾人民的斗争。菲律宾人民尊崇他为革命先贤。后来，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马尼拉市政府还在华人区建立王彬纪念碑。祖籍晋江安海的华侨蔡德浅也在上述两次革命中作出贡献，后被选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任菲币发行委员会委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入侵东南亚各国，为了保卫第二故乡，消灭共同敌人，晋江华侨与当地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直至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军侵占菲岛时，菲华劳工联合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即“华支”），总队长王汉杰，参谋长陈村生、王西雄，第一大队副指导员蔡希年，第三大队副指导员王子华、第四大队队长陈坚和马尼拉大队长杨标夫等均为晋江华侨。华支与菲各抗日友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3年多时间转战14个省市，大小战斗260多次，歼敌2000多人。
许多晋江籍华侨还组织或参加其他各类抗日队伍。1942年，金井镇人郭建和龙湖石龟村人许志猛领导洪门进步人士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成立抗日锄奸义勇军，并与青阳镇人庄杰鹄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1943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迫击团的第一任团长陈培德与3名团常委胡轮清、蔡水波、姚贻沙都是晋江人。胡、蔡、姚3人都为后来的抗日斗争献出了生命。参加以上抗日组织活动的还有不少晋江华侨，其中尤以石狮、龙湖、深沪一带的乡侨为众。还有不少旅菲晋江华侨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青阳人庄材传曾担任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的总指挥，深沪人施逸生也曾是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此外，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等组织也都有晋江人参加。
国民党南吕宋支部筹备主任晋江塘东人蔡及时于1942年因抗日被捕，屡经酷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褒扬令。
在日军入侵新、马、印尼、越南、缅甸等地时，晋江华侨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活动。新加坡晋江华侨林江石曾任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抗敌总会民众武装部长，吴梦超曾任新加坡抗日义勇军第三独立大队司令部政治委员。
第四节社团组织
早期出国的晋江华侨在海外备受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歧视、剥削和压迫。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组织了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会或宗亲会，以期守望相助，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来随着出国定居华侨的不断增多和华侨经济事业的发展，以业缘为基础的商业行会和各种慈善组织等也相继出现。
一、同乡会
在马来西亚凡晋江华侨、华人聚集较多的州市，都建有晋江会馆。1919年成立槟榔屿晋江会馆，1922年成立峇株巴辖晋江会馆，1924年成立马六甲晋江会馆，1953年成立吡叻晋江会馆，1970年成立雪兰莪晋江会馆，1977年成立登加奴晋江会馆以及在吉隆坡、古兰丹、怡保等地相继成立晋江会馆。东石镇旅马华侨则早在1883年就成立太平仁和公所，1962年成立江沙仁和公所。1977年，各地晋江会馆联合组成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总会。
在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成立于1925年，其下属有安海公会、泉菌江公所、泉碧江联谊社、仁和联谊社、星马晋江同乡联谊社等晋江同乡会。
在印尼1945年，旅居印尼的晋江、南安、同安等县华侨成立东爪哇泉属会馆，会员700余人。1955年，雅加达晋江华侨成立晋江公会。此外，还有泗水安海同乡会、三宝垄仁和会馆、棉兰晋江会馆、锡江晋江公会等。
在缅甸1904年，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5县旅居缅甸华侨成立温陵会馆。1984年，晋江华侨、华人又组建晋江会馆。
在菲律宾菲律宾晋江华侨同乡会组织，以乡村为单位，遍及各地。20世纪初成立的有西滨、杏田同乡会；20年代成立的有宽仁、雁塔、御里同乡会及深沪同乡会总会、锦江同济会、围江同乡总会、围江同乡会宿务分会；30年代成立的有锦峰、龙穴、锦塘、容卿、英华、洋埭、陈埭、南下尾、涵口、高坑、永宁、沙堤、清濛、五福鸿山、厝上锦尚、华峰、溜江同乡会及菲华四乡会、钱江联合会；40年代成立的有塘园、琼林、坑东、龙渊、金山、塔前、五社、鹏山、英美、洪溪、西岑、崙峰、龙玉、英崙、南庄、后杆柄、梅林、西畲、港边、银江义济、祥古莲、上郭塘市、泉峰、瀛洲、鳌江、上清同乡会及菲华英林总会；50年代成立的有玉浦、石厦、西偏、卢厝西坑、英档、坂头、古厝、科任、布泽、榕霞、泽下、岱峰同乡会及钱江公会、深沪同乡会宿务分会；60年代成立的有金峰、松茂、钞坑、衙口、梧坑、埔头、火辉埔、石龟许厝、前埔、洋山宝塔、梧林、钱仓、坑边、锦埔、玉湖、檀树、澄江、石圳、深沪狮峰、坑口、菲华晋江紫湖同乡会及安海公会、秀山联乡会、茂峰三乡联乡会、坑东马尼拉同乡会；70年代成立的有新锦、金鹏七乡、埔头、前港、观屏、大埔、苏厝崎、金埭、沙美、霞泽、唐厝、锦厦、洪窟、山前、坂头东堡、英林、古〓、新市同乡会及睦邻联乡总会、古盈同济社、旅菲金埭同乡会、锦山联谊会、东柳联乡会；80年代成立的有长福、石狮新华、栖梧、外高、凤池、锦里、古浮、莲厝、奈厝前锦里、玉湖三社同乡会及〓洲瀛海联谊会、杆头乡谊会；成立时间不明者有坑西、前坑、锦埔、许厝、英山、东吴、绍德、浔联、后溪、瑶厝、檀林、钞厝、鲁东、桔里、三乡、白沙、碧江、壁湖永、中舍、张颜、西岑钱江、丰山、蚶江、社店、沙塘、杨厝、大下浯、梅溪同乡会以及锡里公益所、执中联谊会、枫林、古湖、洋〓联络处、永宁宿务市狮子会、马坪林氏联谊会、英林励玉社、宝泉廖正炉董事会、深沪港阜联谊会。
二、宗亲会
菲律宾晋江华侨、华人有单姓的宗亲会和多姓的联宗会组成同乡宗亲组织。除陈、林、吴、蔡、施等宗亲总会成立较早外，大多数宗亲组织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阶段是华侨社会的兴盛时期。这些宗亲会往往是由一些富商或族中有威望的人士为核心发起组织的。晋江人宗族观念浓厚，有些小宗亲会因人数较少，往往尽量吸收所有族人包括其他村落的宗亲参加，成为联宗团体，以增强该组织的力量。50年代后期，宗亲组织再度大量涌现。1958年，由28个宗亲会代表组织成立菲律宾各宗亲联合总会，形成全菲各宗亲领导人联盟。该会的宗旨是：“联络全菲华侨、华人各姓宗亲会之感情，力谋团结，发动全侨力量，推行固有道德，转移社会风气，促进菲华福利”。至80年代中期，仅在马尼拉市的晋江籍宗亲组织就近200个。
新、马、印尼也有晋江籍宗亲会组织，但大多是同一语系的姓氏组织。如印尼东爪哇泗水埠的有妫堂（陈氏）、延陵公会（吴氏）、西河社（林氏）、江夏堂（黄氏）等都以晋江、南安同一语系组成的。
三、商业行会
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前身为中华商务局，系晋江祥芝乡华侨邱允衡于1904年将广肇会馆和福建会馆合并而成。1906年改称小吕宋中华商会。1919年李清泉任会长后，在反对“西文簿记法”一案获得胜诉，威望大增，逐渐成为菲律宾华侨社会最高的综合性组织。中华商会的领导人中，晋江华侨不少。如第四十届的30名职员中，就有晋江华侨许友超、蔡孝忍、施性水、李世杰、姚迺崑、李焕彩、林为白、吴道盛、蔡祖增、庄万里、詹候狮、蔡桂林、李允煌、黄世辉、施性统、郑孔珍、蔡联发等17人。
菲律宾菲华商会联合总会（简称商总）成立于1954年。晋江华侨高祖儒、庄清泉、李永年曾先后担任该会理事长。1987年商总的第十六届全菲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95名理事组成的第十七届理事会，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特别顾问李永年当选为理事长，姚荣辉、庄长泰、陈永栽、董尚真、杨彼得为副理事长，高祖儒为名誉理事长。其中除杨彼得1人外，均为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
菲律宾晋江华侨先后参与组建各类同业公会、商会、联合会等。据马尼拉公惠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商业名录》载：马尼拉有43个各类同业公会、联合会。其中除粤侨酒楼同业公会外，都有晋江华侨参加，并且不少出任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等职务。如木商公会正副理事长李峰锐、李世伟，糖业公会理事长蔡文华，烟厂联合会正副理事长林为白、庄材润均为晋江华侨。
印尼巴城华商总会（后改称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缅甸华商商会等及其属下的各华侨的行业公会也都有晋江华侨、华人参与活动。印尼东爪哇泗水的晋江华侨大多数参加亚弄商公会。
四、慈善组织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其前身是1873年成立的甲必丹属下的华侨服务机构，后经清政府驻菲总领事黎荣耀提倡，于1900年正式成立的。1906年，善举公所改组，并脱离领事馆成为独立组织。在改组后的15名董事中，闽籍华侨占12人（其他3人为粤籍华侨），永宁西岑村华侨施光铭任第一届总理。1907年，美国殖民当局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善举公所之华侨义山也在没收之列。总理施光铭与驻菲总领事钟文耀据理力争，上诉交涉，幸得保存。此后，善举公所的职员多数为晋江华侨。如第73届中即有董事长施性水、副董事长林为白、外务李焕彩、医院股主任蔡联发、回华捐股主任吴世霖、义山股员施家罗、月捐股员杨金指、法律顾问高祖川等10名晋江华侨，占董事会17名成员的58.82％（余者南安县2人，厦门2人，广东3人）。1964年，晋江池店华侨李俊峰任善举公所第87届董事长，积极整顿和建设所属各部。以后继任者李其昌、庄清泉、李世杰（均系晋江华侨）亦都致力于此，使其达到顶峰。而李俊峰历任该公所第87届至第100届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外务、名誉董事长和终身行政总理等职。华侨善举公所历经百年持续发展，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东南亚慈善社团之冠。
五、其他社团
1902年，旅菲闽籍华侨退出义英堂，另组义福堂。1912年，义福堂改名洪门统一党，1913年又改名中华进步党。1938年，菲律宾各洪门团体响应团结抗日号召，联合组成洪门联合总会。1945年以后称洪门进步党。晋江华侨许志北、李昭工、杨肇根、吴道盛、杨庆墩、李俊峰、庄杰华、蔡文春等曾先后出任洪门进步党理事长。
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组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会），并出任主席。该会积极领导和发动华侨妇女募捐筹款、赶制寒衣和救伤袋等寄回祖国抗日前线，并汇款给八路军战士添置雨具。
晋江内坑加塘村华侨杨秀莲在50年代初任印尼雅加达妇女协会主席，1956年曾率团回晋江参观、访问。该协会于1941年组建，当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日军入侵印尼后，被迫停止会务。1946年复会后，办有妇女补习学校、妇协小学和编织、缝纫等职业培训班。
第五节境遇
晋江华侨在海外历尽艰辛，曾受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甚至惨遭杀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300余年间，曾对旅菲华侨进行6次大屠杀，被害华侨不下10万人之众，其中晋江华侨不少。仅安海见诸于族谱记载，1603年第一次大屠杀时，有柯日蕃、陈典箴、陈吾进等17人被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受害者有黄金初、陈文能等7人。
1740年10月9日，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进行大屠杀。4天内共焚烧、劫掠六七百家华侨商店和房屋，屠杀华侨万余人，史称“红溪惨案”。受害者中有众多晋江华侨。
1942年，日军占领菲律宾。1月，华侨知名人士许友超等42人被拘禁，其中28人被判20年监禁，9人被判处死刑。晋江华侨颜文初（石狮钞坑人）、蔡派恭（蚶江莲塘人）、李连朝（金井石圳人）、施教锯（龙湖石厦人）、黄念打（永宁金埭人）等遇难。菲岛沦陷期间，仅石狮一带华侨就有数千名被害，如钞坑村遇害者38人，塔前村30余人，埔仔村40余人，茂厦村13人。同年2月21日，日本侵略军在新加坡大屠杀时，仅东石白沙村即有周贻太、周留辉、谢其仁、洪烘等50多人遇害。
菲律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布独立，继而先后通过不下160种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在“零售商菲化案”、“劳工菲化案”、“米黍菲化案”的实施中，晋江华侨大批失业，仅石狮华侨即有千名被赶出菜市场，大仑村和后〓村华侨各有数十家零售商歇业。“禁侨案”、“遣侨案”、“逾期游客案”、“华侨登记案”等，也使晋江华侨遭受惨重损害。1946年，有数干破产华侨被作为难民遣送回国，其中晋江人居多，仅钞坑村即有10余人。
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侨在英殖民主义者的迫害下，自1948年6月至1951年5月3年间，有不少人被杀害、击伤、逮捕监禁等。在被逐出境的13066人中，即有东石的蔡惠仁、蔡崇蒲、安海的桂子尧、黄宗和、桂建德及其家人。
印尼独立后，多次掀起反华、排华浪潮。在1959年12月，被驱逐的10余万名华侨中，仅被安置在晋江双阳华侨农场（今鲤城区）的华侨就达3000余人。此外，还有安置在原籍或其他农场的。安海灵水村印尼华侨就有2户安置在常山华侨农场、2户在广东农场、1户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安海镇王振秀、下洪村李天从、罗山林口村柯表盾及张前村江蕊娘等难侨全家被接侨船接回以后，或安置于原籍从事农业生产，或参加工作。安海陈永丰、紫帽山李团中及青阳许明文等人，就是在印尼排华浪潮中回国上大学后而参加工作的。
70年代，越南出现公开的反华、排华浪潮。早年旅居西贡、堤岸一带的6000余名晋江华侨也不能幸免。许多华侨、华人商店、财物和房屋被没收并逐往乡下。不愿去的即成“黑人”，难以容身。陈埭西边村林文远一家，家产被掠夺一空，不得不乘船漂流至新加坡申请往美国当难民。越南福建帮帮长、中华总商会会长龚纯礼（安海人）拥有越南海防—南宁—昆明铁路运输的半数车厢，被越南当局全部没收。
第三章华侨与家乡
第一节支援革命
一、支援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时，海外晋江华侨纷纷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或秘密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或踊跃输将，购买枪枝弹药，支援革命斗争；或毅然回国，参加武装起义。
据《缅甸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记载，晋江华侨参加缅甸中国同盟会者有魏继汉、刘懋飞、林登庸、陈文固、陈允洛等45人。魏继汉（又名声苗）为当时旅缅华侨最早加入同盟会者。他与庄银安（同盟会会长，同安华侨）、徐赞周（副会长、厦门华侨）等人创办《光华日报》、《进化报》，鼓吹革命。报馆经费大多由他负责。武昌起义后，他又与陈清波等人首先劝捐，接济军饷，被尊为当地华侨具有开国功勋者之一。陈允洛参加同盟会时年仅20岁。他与革命党人吕志伊等编《进化报》和《觉民日报》，积极参加活动，被推选为缅甸中国同盟会文案科员和仰光中国同盟会参议员。民国4年（1915），他奉命携款返回厦门参加反袁（袁世凯）运动。
新、马地区的晋江华侨参加同盟会者也不少。李辟尘入会后，被推为同盟会吡叻分会秘书。沈鸿柏、杨昆郡、王德义、邱仰峰等人在马六甲创办中华书报社，积极鼓吹革命。庄汉民于新加坡参加同盟会后，在革命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工作。曾奉命返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参与谋杀泉州知府，因炸弹未爆而未能如愿。后来，他又投身于泉、厦地区反袁斗争。
菲律宾晋江华侨的同盟会成员较著名的有史国答、刘友竹、邱奕经等人。陈光纯和郑光鼎返国参加泉州光复活动，与印尼归侨蒋报策一起负责泉州保安会财政工作。
树兜村印尼华侨蒋以麟18岁时与父亲蒋报策、叔父蒋报料一起加入泗水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们3人及蒋报料之子蒋德卿奉命携带枪弹返回泉州，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林含碧、黄中流等人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蒋以麟独捐巨资作为活动经费。同时，还亲自往军衙面见泉州防军协台唐万胜，晓以大义，迫其反正，使泉州得以顺利光复。蒋报料父子则往厦协助王振邦组织策动厦门光复工作。厦门光复后，蒋德卿任厦门军政分府副都统。旅日晋江华侨万廷璧、陈清机等人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万廷璧被日本神户华侨称为“革命文魁”。武昌起义时，他捐献巨资，购买军火，受到孙中山先生赞扬，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顾问。辛亥革命前夕，陈清机和许卓然等人在安海组织革命军。武昌起义后，陈清机参加宣统三年（1911）11月7日的安海暴动。民国4年，他又参加反袁斗争，后被通缉，乃重返日本。
晋江华侨捐资赞助辛亥革命者不乏其人。祥芝厝上村旅菲华侨邱允衡独自捐资5000比索，支援辛亥革命。金井后埭村旅菲华侨许维帖曾多次捐献巨款，并经常四处劝募，民国10年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任命其为小吕宋筹饷委员。巴厝村旅菲华侨林景书除停寄3年家费，收缩商业规模，独捐菲币5万元支援辛亥革命外，又为革命劝募经费50万元，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他与金井旅菲华侨李文炳曾获得孙中山颁赠的奖章和奖状。旅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安海华侨，曾有二三个月时间，每人每月捐献20％薪金资助革命。池店村马来西亚华侨李金粥也因支持革命，荣获孙中山颁发的“五族共和”爱国勋章。
二、支持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晋江华侨与广大海外侨胞一样，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团体，捐输财物，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甚至回国参战，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
民国21年1月28日，以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晋江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发动侨胞捐款，支援十九路军。后又发起召开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救乡代表大会，欢迎十九路军入闽，提出改组福建省政府等要求。民国24年，晋江石龟许厝村菲律宾华侨许敬诚等人在马尼拉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民国26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月，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召集各华侨团体成立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李清泉被选为主席。继而成立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等组织。怡朗晋江华侨高作楫、郑士美、许鹏飞和南安华侨张幼庭等人，发动组织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高作楫任主席。新加坡华侨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其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张楚琨、组织部长李白涛、店员委员会主任李文陵和锄奸队队长黄文良等均为晋江华侨。
民国27年10月10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沙捞越、缅甸、泰国等地的169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南侨总会是南洋800万侨胞抗日救国运动大团结的组织，是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积极募捐筹款支援祖国抗战，组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支援西南地区的运输战线。为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巨大贡献。
广大华侨和各抗日团体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支援祖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后，菲律宾华侨提倡航空救国。李清泉于民国22年1月19日独捐战斗侦察机1架，约值2. 5万比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的捐款筹赈活动更为踊跃。李清泉以身作则，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并积极捐款。在其领导和发动下，菲律宾华侨自民国27年10月至民国29年12月，共汇给祖国1488万元，超过原定1300万元的认捐数目。李清泉夫人颜敕于民国27年3月6日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汇款1万元购买雨具，赠送八路军将士。后该会又电汇10万元交给中国银行，以作救济伤兵难民之用，还筹募10万个救伤袋寄往抗战前线。抗战初期，安海华侨桂华山曾与余清箴前往香港协助成立福建旅港同乡会，筹款接济大陆难民。此后，桂华山本人即在菲律宾致力于这一运动，并任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常委。其爱人李惠玲也组织菲律宾华侨妇女后援会，发动妇女筹款，支援祖国抗战。
新、马、印尼等地的晋江华侨也踊跃参加当地华侨募捐活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运动。
此外，许多晋江华侨青年还直接回国参加抗战。民国26年9月，菲律宾民武分会组织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从中挑选28人，经短期训练后，由沈尔七带队于民国27年1月18日起程回国，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民国28年，沈尔七奉命再次出国。5月底，又带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慰劳新四军。该慰劳团的团长王西雄、政治指导员沈尔七、财政张匡时、宣传曾心平、管理王汉杰、文书郭健均为晋江华侨，大多数团员亦然。嗣后，慰劳团成员20多人均留下参加新四军。两批共计40多人。其中晋江华侨有沈尔七、许振文、王天华、陈扬德、蔡培团、施炳文、蔡忠义、李铁民、林振声、庄汀来、杨奕万、王西雄、张匡时、郭汐江（郭建）、王爱奎（王汉杰）、高天雄、蔡紫茵（女）、蒋仁坚、郭志坚（郭席排）、许呈伟、吴华光、张伯钧、吴身彩、邱尧、施义蚶、林四季等26人。民国30年，沈尔七奉命往菲发动华侨支援抗日活动，回国后转至广东东江地区任游击队连指导员，后于战斗中牺牲，时年仅28岁。新加坡晋江华侨李文陵、李白涛在南洋民先被英殖民当局取缔后，也回国参加新四军。其时，晋江华侨回国参加抗日的还有印尼的蔡其鹿等人。
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也于民国27年，组织3批20多名华侨青年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工学习班学习。其中晋江华侨有高明轩、吴性白、许鹏飞、王清华、郭华忠、杨志民、李烈、董华盛等。此外，当时赴延安学习的还有旅菲晋江华侨施纯亮、王唯真、林兆南、王寄生（笔名白刃）、林炳煌、高廷祺、张道时、吴志光、杨约、林育、高烶炮、庄新远，印尼晋江华侨蒋金钗、蔡其矫，缅甸晋江华侨许金荣，新加坡晋江华侨陈文基等。
旅菲晋江华侨王雨亭于抗战爆发后，同廖承志、成仿吾取得联系，介绍多批华侨青年（包括其子王唯真）回延安参加八路军。民国27年，他也毅然回国参加共产党，后受组织委派，重返南洋各地开展华侨抗日统战工作。
南侨总会先后组织3193名汽车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在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800多名闽籍华侨中，有不少是晋江华侨，如菲律宾机工总领队颜福佑，机工庄国华、王若定、蔡联璧、黄传芳、施性秀、李明起及新、马的叶天来、林章省、苏美宛等人。东石旅马华侨蔡崇孔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后于西南运输处工作，后奉命潜入印尼进行抗日活动，被日军杀害。晋江城关华侨南侨总会驻滇缅公路段代理庄明理，回国前是马来西亚槟城汽车司机公会主席，他在发动和组织机工回国服务中发挥很大作用。
沙塘菲律宾华侨飞行员王炮与12名华侨青年组织菲律宾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战。池店菲律宾归侨李昭秀早年在闽南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民国24年被迫避居星州。抗战初期返闽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民国33年因叛徒出卖，在永安英勇就义。
三、支援国内革命战争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晋江华侨也发挥很大作用。
永宁旅菲华侨董云阁（又名董光泰），民国14年回国就学于厦门集美学校。翌年投身革命活动，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地下党、团领导职务。民国20年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5月在漳州被捕，壮烈牺牲。永宁岑兜村旅菲华侨李子芳，民国16年返国求学并参加闽南地下斗争。民国21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后，任军团领导干部。1937年，奉命组织南方新四军，任政治部组织部长。皖南事变突围时被捕，于上饶集中营与晋江菲律宾华侨张伯钧、蒋仁坚等同遭杀害。安海高厝村旅菲华侨高承烈，少年时旅居菲律宾，20年代回国求学。1926年赴苏留学，曾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会议。30年代初，任共产国际远东工作联络员，派驻菲律宾，公开身份是马尼拉《新闽日报》总编辑。抗日期间，除不遗力宣传抗日外，还多次选派华侨爱国青年回国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晋江城关华侨粘文华、司马文森分别于民国13年、民国17年由新、菲回国，参加地下革命斗争，均为中共泉州地区地下党领导干部。司马文森还著有反映当年泉晋一带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风雨桐江》。20年代回国参加革命的还有菲律宾华侨许运伙，印尼华侨柯竹山、李一鹤，新加坡华侨王济弱、李明秀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由菲律宾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晋江华侨就有几十人，如许立（即许敬诚）、王汉杰、吴锦南、郭建、许良枫、许瑟亮（即许昭明）、魏文基、魏振奋、陈董顺、沈福水、蔡希年、陈永石、蔡派忠、蔡文山、陈平山、张孙云、谢清、陈汉泽、蔡祖墩、施耀、庄云潮、庄清华、陈坚（原名蔡维作）、王子华、沈慧、庄秋心、郭席排、许龙权、杜金枝、吴青山、蔡长泰、庄进来、李焕来等。其中许立任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工作，王汉杰任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兼作战科长，王子华任第八支队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陈坚先后担任解放军团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总参二部参谋等职，许瑟亮担任中共闽西南地下党泉州工委书记，施耀任厦门市工委书记，庄秋心任晋江县工委书记，郭席排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部参谋长，张孙云任中共闽中地委沿海区委书记和泉州团队独立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
印尼、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的华侨（包括归侨）回国参加革命的还有陈孔才、陈振亚、柯竹山、吴超、柯鸿图、郑泮水、吴泰等。
第二节 建设家乡
一、兴办实业
（一）交通运输业
民国2年（1913），旅日华侨陈清机于家乡安海创办闽南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年又集资创办泉安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在民国11年建成由安海经灵水、青阳至泉州的全省第一条侨办汽车路，长达27公里。后来又先后增筑青阳至石狮、水头至小盈岭、安海至东石、安海至八尺岭、石狮至浦内、双沟至窑内、灵水至石狮等7条支线，总长达109公里。民国12年，旅菲华侨李清泉、吴达三、王汉昌、李文炳、吴果来、李文秀等人集资创办泉围汽车公司，建成石狮至围头、金井至深沪、围头至科任3条总长达47公里的公路，接通围头、塘东两码头，连接通往厦门的水陆运输。民国14年，旅菲华侨王伟航发动菲律宾华侨建立石永蚶汽车公司，修筑石（狮）永（宁）、石（狮）蚶（江）公路，全程20公里。民国16年，印尼华侨林清机（内坑人）、许经权（安海人）集资建筑溪（尾）安（海）公路，全程34公里。民国17年，旅菲华侨蔡孝忍（大仑人）建筑石（狮）东（石）公路，通车22公里。民国18年，旅菲华侨许以俊、许国伟、许以珠（后花人）等建筑石（石狮后花）浦（内）公路，通车4公里。自陈清机修建泉安公路至民国20年，全县计修建16条公路，通车里程336公里，使晋江初步形成公路交通网络。
民国21—22年，陈清机还邀集华侨合资修建长达60公尺的东石码头。民国35年，旅菲马尼拉金井围江同乡会发起集资购置江南小火轮，恢复战前川走厦门航线，华侨吴道盛投资半数资金。
抗战期间，上述公路奉命自毁。战后，华侨积极参与修复工作。从民国35—37年，泉安公司修复5条线路，59公里；石永蚶公司修复3条，42公里；泉围公司修复石狮至金井段26公里。
80年代以后，晋江侨乡的公路建设迅速发展。海外乡亲改变过去单纯投资建设公路、自营汽车公司为捐建乡村公路。1980—1988年，新兴建的乡村公路计92条，425.5公里。金井镇海外华侨、华人在7年中捐资156万元兴建乡村公路12.8公里，其中洋下村施先生单独捐献26万元，修建1条由该村通向泉围公路的5.1公里公路。石狮容卿村菲律宾华侨、华人集资120万元，修筑1条4.5公里的环村混凝土路和通往灵秀山的碎石路面公路。陈埭高坑村海外乡亲集资10多万元，修建高坑公路大桥。龙湖乡菲律宾华侨、华人从1980—1988年投资修建道路及桥梁的总金额达433万多元，其中衙口村施先生独资60余万元，修建1条由衙口通往中山街的混凝土公路。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1987年，163个自然村的海外华侨、华人捐资修桥造路的款项达1711万元。仅1987—1988年1年多时间，全县各乡镇海外华侨、华人捐资修建的乡村公路共有21公里及3座公路桥，投资总额达288万多元。
（二）商业
清光绪十五年（1889），菲律宾归侨蔡汀在安海开设联美布庄。光绪三十四年，东石旅菲华侨黄秀烺投资5万银元，在厦门开设炳记行银行，兼营出口业务。民国6年，树兜村印尼华侨蒋以艺投资4万银元，在厦门开办合荣行出口商行。20年代以后，晋江华侨在家乡经商的逐渐增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庄金土的泉州晋大行、庄梓才的肥料行、王德安的协美行（经营棉布）、蔡祥井的仙桔祥记（经营烟丝）等。此外，还有在泉州开办的泉州泰行、友农行、鸿大行、集友行、侨兴行等。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经商一度中衰，战后有所复苏。菲律宾归侨蔡永琴在石狮开办万国百货商店。自民国35—38年，仅石狮一地由侨资开设的布行就有锦华、福桥、友联、绵泰、复成、经纶、华昌、新昌、启泰等17家。至1956年公私合营前，侨资商业有120多家，总金额达160万元。
（三）工矿企业
20年代，晋江华侨郑德坤捐资创办厦门淘化大同工厂，民国21年又在香港设立分厂。民国16年，安海菲律宾归侨蔡子钦与其父蔡德远发动旅日、旅菲华侨集资3万银元，在安海创办电灯公司。民国17年，永宁华侨投资4万银元，创办永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民国26年停办）。同年，还投资3万银元创办永宁永丰面粉厂。民国18年，菲律宾华侨李清泉、陈希庆（南安人）等人发起集资万股共100万元，在福州创建造纸厂。民国20年，旅日华侨陈清机、周起抟及菲律宾归侨蔡子钦等人集资承顶泉州电灯公司，投资总额10万银元，分1000股，股东39人，大部分为旅菲、旅日华侨和归侨，其股本占87％，为当年华侨在晋江地区投资较大的一家企业。同年，永春旅菲华侨黄振焕投资15万元在东石创办民生织布厂。民国21年，印尼华侨张逊琛投资12万元在东石创办利群织布厂。继后至民国24年，新、马华侨又在东石开办振东、化光、东安3家电机染布厂。民国25年，旅菲华侨庄经投资2万美元，开办晋江进化酱油厂。从民国16—26年，晋江侨办企业还涉及碾米、制酒、烧碗、铸鼎、皂烛、制烟、锯木等行业。
（四）农垦业
民国16年，陈清机于晋江大宅创办陶倚畜牧场。民国18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南安康店创办泉州安海桥西垦植公司，引进不少日本桑苗、果树、鸡、兔良种以及先进农械。民国22年，金井旅菲华侨李文炳、李汉昌等集资在同安南尾创办裕民农场，有水旱田300多亩，并盖有办公楼和宿舍。1954年12月，缅甸归侨、金井侨联主席王昭备组织归侨6人，在南安坂桥乡投资创办新侨农牧场，开办后不久因故停办。自1960—1962年，晋江华侨、侨眷还从国外及港澳地区进口11433吨化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五）房地产业
民国16年，金井石圳旅菲华侨李昭北投资190万银元，在厦门创办李民兴公司，建造楼房23幢。民国18年，其侄李清泉又于厦门建造8幢四层楼房。继后，龙湖乡旅菲华侨许志水在泉州建造楼房12座。30年代中期，安海旅菲华侨桂华山与杨孔莺邀约杨悌姜、杨仲兴等人集资100万比索（先集50万比索），组织华侨兴业公司，拟于厦门南普陀山下建筑4座华侨新村，后因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资金殆尽而未果。据调查，石狮镇1949以前的房屋十之七八为华侨所建或购置。
二、兴办文化教育及其他事业
（一）兴教办学
晋江华侨捐资兴学历史悠久。早在光绪五年（1879），就资助安海教会创办铸英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印尼华侨蒋报企等3人在树兜村创办明新小学。同年，华侨陈清机、高标勋、周起抟与地方人士蔡德远等人在安海筹办养正小学，光绪三十三年正式开学。
辛亥革命后，在陈嘉庚捐资兴学的影响下，晋江华侨兴起捐资办学热潮。永和巴厝村旅菲华侨林景书独资创办启蒙小学；金井石圳旅菲华侨李清泉独资创办成美小学。此外，还有龟湖的鹏南等7所学校也为华侨捐资创办的。从民国1—8年，晋江华侨在家乡兴办数十所学校。民国17年，蔡德远又与华侨陈清机、桂华山等人在安海创办养正中学。至民国22年，全县已有120所小学、8所中学，其中私立学校占63.5％，而侨办学校又占私立学校的70％。据民国24年县政府统计，当年全县的47.4万元教育经费中，除政府拨款3万元外，余者均为华侨所捐赠。
抗日战争期间，侨汇中断，大部分侨校被迫停办、压缩或合并。抗战胜利后，侨办学校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民国35年9月，旅菲华侨施性水、施家罗与地方人士施缉亭等人集资在衙口创办南侨中学。民国36年9月，菲律宾华侨杨厚翠独资创办凌霄中学。11月，旅菲华侨蔡功南、吴道盛、施家罗在地方人士吴慕农等人配合下，集资在石狮创办石光中学。民国37年，旅菲华侨庄材鳅独资在青阳创办大道中学。同年，金井毓英小学在华侨资助下扩办了毓英中学。至1949年，全县（不含鲤城区）已有201所小学、4所中学。其中大部分为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中有90％是由华侨兴办或资助的。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又分别创建东石侨声中学、石狮华侨中学、龙湖南侨二中、金井侨中、安海侨中、青阳侨中、灵水中学及实验小学等30余所中、小学。至1959年，在10年左右时间内，晋江华侨捐献家乡教育事业的款项达206万元，新建、扩建校舍（包括部分国家投资）1064间，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
1979年后，晋江县再次出现华侨捐资办学的新高潮。1980年，祖籍金井的菲律宾华人吴先生捐资40万元兴建围江小学教学大楼、办公楼及教师宿舍等。1985年，其子又捐资60万元增建礼堂、校园、运动场及水电设施等。其后，又捐资100万港元，在菲律宾建立围江学校教育基金会。80年代初，祖籍龙湖亭的菲律宾华人许先生发动乡侨集资160万元，创建一所新型的农业机械学校。石狮彭田的海外华侨、华人集资367万元创建了鹏山师范学校。1988年，罗山梧〓村海外乡亲郭先生单独捐资1596万元动工兴建季延中学。很多海外华侨、华人也捐资为中、小学建造新校舍。龙湖乡共有47所中、小学，华侨、华人捐资新建校舍者达45所，占该乡学校总数的95％
据统计，从1950—1987年，海外华侨、华人捐资兴办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款项分别为948万元、5437多万元和113万余元。全县的侨办侨助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共22所、侨建幼儿园26所。436所小学除完全侨办者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侨汇资助。许多侨办学校还分别设有奖学金、奖教金。全县共有教育基金468万元。金井镇的29所小学中有16所由于得到华侨资助而实行学生免费入学。1985年，晋江县召开华侨捐资办学授奖大会，获省金质奖章和荣誉奖状者8人，12个团体；获省银质奖章和荣誉奖状者3人，工1个团体；获晋江地区表彰者77人，47个团体。
（二）医疗卫生
在本世纪初，每逢家乡疫症流行，不少地方的侨胞便购买药品寄回村中施赠。民国27年，龙湖旅菲华侨吴起顺捐赠两辆汽车，以作救护之用。
民国29年，晋江流行疟疾，印尼泗水埠海产公会会长张庆重发起募捐购买金鸡纳霜8万粒，寄回晋江赈济疟区，其中2万粒为该会秘书长蔡友玉捐寄家乡东石镇施赠患者。民国34年，围头旅菲华侨吴道盛捐献巨款购买大批医药和粮食运回家乡，救济贫病乡亲。民国35年，龙湖霞坡鼠疫流行，旅菲钱江联合会和许氏宗亲总会联合向该乡华侨筹集大批药品，由中吕宋华侨施教促运回分赠。同年，青阳菲律宾华侨先后募集2批价值10万余元的医药寄回家乡，施赠患者。
1954年，安海印尼归侨倪端仪（女）捐资17万元创办安海医院，并亲自择址绘图，先后5次到南洋各地筹募医疗设备和资金60多万元。该院于1957年落成并正式开诊。1979年，青阳侨胞蔡琼霞（女）独捐70多万元，为县医院兴建1座门诊大楼——爱国楼。同年，海外英林总会也集资在家乡创办英林医院。
自1979—1986年，接受海外华侨、华人捐助者还有石狮医院、子英医院，以及金井、围头、龙湖、蚶江、深沪、安海、东石、磁灶、永和等卫生院或分院、捐资总额达1153万元、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1987年，金井溜江村菲律宾华人陈先生捐资100万元，在金井镇创建明玉医院。
（三）文化体育
民国8年，由晋江旅菲华侨李连朝等人倡议、李清泉予以大力支持的圳山阅书报社在金井石圳村创建。抗日战争时期，书报社逐渐荒废。抗战胜利后，乡侨李汉昌捐资加以修葺。后因社会动荡，管理乏人，书报社名存实亡。1978年，菲律宾乡侨李先生独资重建圳山阅书报社。该社现有藏书5000多册，报刊近百种，还设有电视室、广播室、康乐室、余热斋、义诊室和邮电代办所，成为全村文化活动中心。
民国20年，安海华侨投资创办鸿江戏院。50年代，印尼归侨陈启紫发动华侨、侨眷捐资在泉州和石狮建造侨光、石狮2座华侨戏院。继后，金井、龙湖等地华侨、侨眷又集资创建金井戏院和龙湖戏院。1982年，全县有21家影剧院（其中国营2家），大多数得到海外华侨、华人资助。1987年，石狮菲律宾华人蔡先生捐资兴建石狮文化中心大楼，内设图书馆、南音社、国术馆、体协、老人协会、离退休干部活动室等。同年，金井溜江村海外华人王先生、陈先生合资兴建溜江文化中心楼；石狮海外华人郑先生捐资兴建石狮文化中心展览馆；龙湖浯坑村海外华人许先生等人捐资兴建浯坑文化中心楼。此外，海外乡亲还捐赠大批电视机、电子游戏机、摄影机、幻灯机、扩音机等文化娱乐用具。据不完全统计，至1987年，共捐赠电视机191台，录音机157台。
在50年代末，全县705个篮球场有76％是由华侨捐建的。60年代初，又捐建灯光球场。1979年以来，海外侨胞又捐建许多体育馆和运动场，至1985年，新捐建的田径场5个、篮球场73个、排球场55个、体育馆和游泳池各1个。1988年，全县已经竣工或正在兴建的还有青阳体育馆和灵水、南侨、侨声、伍鸿、罗山等华侨中学运动场。
（四）慈善公益
晋江华侨关心家乡慈善事业。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侨属倪人俊（字子范）倡议并亲往南洋各埠募集资金，创建安海养生堂（后改名育婴堂，今称红婴院）。该堂创建以来，屡受海外侨胞捐助。1957年，侨胞再次集资兴建新堂屋4000平方米。据统计，该堂从清道光二十四年到民国38年共收养女婴21504人，平均每年204人。1950—1981年共894人，平均每年29人。1963年，该堂附设养老院，收容20多名孤寡老人，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
民国28年，海外交通濒临断绝，侨区人民生活困苦，陈清机从菲律宾汇款3万元，赈济安海、泉州贫民。民国29年，李清泉因病弥留之际，嘱将10万美元遗产捐献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后其亲友又筹集40万美元汇回祖国，资助难童。
从50年代中期至1987年，晋江华侨、华人共捐资1416万元，使304个村庄实现供电照明。青阳、深沪、祥芝、石狮4个乡镇的海外乡亲捐资81.7万元，分别在各乡镇创建自来水厂。此外，70年代以来，华侨捐赠给全县各乡镇的汽车达177部。
晋江华侨、华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善举到80年代形成高潮，捐献于各项公益事业的数额也逐年增加。1985年总数为1200万元，1986年2046万元，1987年增为3207万元，1988年则为3400万元
第四章侨乡
历史上，晋江华侨出洋谋生，其眷属多数则留在家乡，华侨在外勤俭所得，素有辗转汇到家乡赡养亲人和建家置业传统。由此，对各乡各里的人口结构、侨汇收入、物质消费、家乡建设等方面均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些有别于一般乡村的侨乡。
第一节侨乡分布
晋江县所属的18个乡镇、972个自然村中，归侨、侨眷（包括华人眷属，下同）的分布大致占所在总人口的50—80％以上。据1987年底侨务部门普查统计，全县归侨、侨眷人口数为738248人，占全县总人口数107.45万人的69％。其中归侨人口只有6791人，仅占归侨、侨眷总数的1％弱。在18个乡镇中，归侨、侨眷占80％以上的有龙湖、金井2乡镇；占75％以上的有青阳、石狮、深沪3乡镇；占70％以上的有罗山、陈埭、安海、东石4乡镇；占60％以上的有祥芝、内坑、磁灶、永和、英林、永宁、蚶江、池店8乡镇；占50％以上的有紫帽乡。
晋江侨乡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归侨、侨眷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重点侨乡；第二类是占人口总数50—69％的一般侨乡。在18个乡镇中，重点侨乡和一般侨乡各占一半，但是，重点侨乡中也有例外的，如龙湖的归侨、侨眷占该乡人口总数的80％以上，但有4个自然村所占比例不足50％，其中林埔内村仅占30％；同样，一般侨乡中也有重点侨村，如紫帽乡的归侨、侨眷占该乡人口总数的50％，而紫湖村却在70％以上。
在归侨、侨眷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重点侨村，有的海外华侨、华人人数超过国内本村人口的1至2倍。据1987年侨务部门对几个重点侨村调查，国内外人口对比情况大致如下：
安海灵水村，4939人，归侨、侨眷占70％；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仅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约有8000人。
青阳三光天村，450人，归侨、侨眷占70％；海外华侨、华人1200人。
金井石圳村，3761人，归侨、侨眷占80％；海外华侨、华人8000多人。
东石第三居委会，2350人，归侨、侨眷占70％；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有3400人。
石狮大仑村，3500人，归侨、侨眷占80％；仅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6785人。
龙湖石厦村，3500人，归侨、侨眷占80％；仅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4200人。
第二节侨乡的形成与发展
一、明代后期
明代，晋江安海港是福建省海外通商贸易和华侨出入境的主要港口，安海出国华侨甚多。据对安海《金墩黄氏族谱》、《有耕堂柯氏族谱》等11部族谱统计，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侨外者即有46人。其时侨商有李寓西、陈斗岩等人。这些侨商（同时也有海商），把广东和江苏等地的棉花、蚕丝贩回安海，加工成布匹后再贩卖出洋。因而其时安海纺织业颇为发达，出现“巷女能成纻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何乔远诗）和“水村鸡犬连鲛室，贾舶帆樯压蜃楼”（黄伯善诗）的繁盛景象。这就是早期的晋江安海侨乡。
清初，清廷在东南沿海一带实行“迁界”，使安海侨乡尽成废墟。
二、清代、民国时期
清代，晋江海外华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后，不但人数比明末增多，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程度发展。乾隆十二年（1747）以后，清政府正式允许和奖励华侨商人，国内海商在国外造船回国，晋江侨乡又开始孕育。
晋江首先出现的侨乡仍然是海商集团最活跃和出国人数最多的安海港一带。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嘉庆二十五年（1821），安海出国谋生卒葬国外者，单见之上述11部族谱，即达141人。大量出国华侨又输入大量资金，或赡养家口，或投资商品生产、家园建设，使得一度消失的市镇贸易又兴盛起来。至乾嘉年间（1736—1820），安海不仅恢复旧观，且有过之，因而安海侨乡再次形成。同治七年（1868），石狮一带捐建石狮城隍庙的善男信女中即有石狮旅菲华侨507人，可见石狮侨乡也已初步形成。金井在光绪十二年（1886）前，只是一个仅有20余户人家的偏远荒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蔚然成为人烟稠密的集镇和重点侨乡。继后，龙湖等侨乡也陆续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侨乡进一步繁荣。华侨汇款和华侨投资大幅度增长，民国19年（1930），全县侨汇收入达2500万银元。民国14年，颜文初在《菲岛通讯》中写道：晋江一县，“计八百余乡，皆聚族自居。大乡者万余人，数见不鲜，小乡者亦百人以上，其生活皆藉南洋为挹注。各乡红砖白垩之建筑物，弥望皆是。婚嫁之费，普通人开销皆在千金以上。”晋江侨乡之繁华，可见一斑。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晋江侨乡出现的弊病又影响侨乡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晋江侨乡烟毒泛滥，张林村是当时闻名全省的走私鸦片大本营。民国14—21年，陈国辉统治时期，烟毒祸害尤烈。石狮一带烟所林立、吗啡泛滥，许多家庭弄得卖儿鬻女，家破人亡。加上当时水旱灾害连年，天花、霍乱、鼠疫等四处蔓延，晋江侨乡人民深受其害。
盗匪猖獗，官府为虐是旧侨乡的又一大社会弊害。19世纪末，安海灵水归侨吴氆■家遭海寇登陆抢劫，乡人和婢女各1名被枪杀，事后报官，官府非但不缉匪，反而敲榨吴家。民国7年，树兜村印尼华侨蒋报企耗银20多万修建的大厦，竟被民军李汉升和颜国爵的两营士兵焚毁，后再耗银40余万重建1座二层大楼，又于民国12年被驻泉军阀孔昭同焚毁。石狮附近在20年代，是土匪盘踞的地方，不少侨户被土匪抢劫一空。30年代初，安海印尼归侨林永的大厦落成后，回家稍住，竟遭匪徒洗劫一空。金井坑西村因地方军阀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有400多人无法安居，300多人四处逃难，其中不少人逃往海外。40年代初，报纸上披露华侨被劫的新闻屡见不鲜，归侨、侨眷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家都雇人守夜。如石狮菲律宾归侨蔡奕明每夜雇佣20余人守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依靠侨汇为生的华侨眷属陷于困境。有的变卖首饰衣物，继而卖田典屋，最后卖子鬻女或者改嫁。安海陈家珍之妻因生活无着，在卖了9岁儿子后，不久也流落他乡。深沪旅菲华侨王新的妻子因侨汇中断而沦为乞丐。侨眷陈熨，一家8口无法度日，将男孩卖与农家，身价仅值1担薯干。金井地区不少侨眷被迫偷晒私盐。有的实在难以为生，被迫跳水或上吊自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侨户还要遭受抓丁、苛税之苦。民国33年6月，县长徐季元命令永丰乡乡长杨华宾等向全乡征收“免缓役税”，及龄的征6000元，未及龄或出洋的征3000元。当时清濛侨属青年郑玉珍率领郭出娘、唐爱娘、吴祥娘、林生娘等前往县城泉州请愿，途经之地，侨眷纷纷加入，队伍扩大到100多人。徐季元慑于事态扩大，被迫下令停止征税。民国34年9月，县长吴德露下令征收民国33年及民国34年上半年度积谷，当时适逢台风暴雨，灾情严重，秋收无望，侨户将实情报县，请收回成命。吴德露不但不准侨户所请，并且派自卫队到清濛、御赐桥、雁塔、下辇等村催逼。群情激愤，三省小学归侨教师曾连昭、董事长曾瑞源发动各村侨眷和高年级学生，前往县城泉州请愿。泉州督察专员慑于众怒，命令吴德露停止征收积谷，并撤回自卫队。
抗战胜利后，侨汇复通，久经离乱的华侨也陆续回乡探亲，侨乡一度得以复苏。但是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社会再度陷入混乱，烟所、赌场、妓馆到处可见。晋江侨乡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侨乡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迅速发展，在交通运输、城乡建设、风俗习惯等方面也有较大改变，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呈现一派崭新面貌。
1950年以来，晋江侨乡大兴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2.35亿公斤，比1950年以前增加十几倍。工业生产有机械、制盐、制糖、陶瓷、纺织、皮革、塑料、食品、印刷等企业160多个，总产值9800多万元。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9.69亿元，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1.6亿元。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2.25亿元，每人平均产值14685元，农民年均纯收入834元，为1978年的6.8倍，平均每年增长2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晋江县积极引进侨资、外资以及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侨乡经济。1979—1987年，全县侨属办厂达3325个，占全县群众集资办厂5418个的60％；与“三胞”签订“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合同1.5万余份，收取工缴费2839万美元；全县经批准的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有101家，总投资额达9692万元，其中利用外资6792万元。1987年，全县三资企业总产值为8089万元，实现利润547万元，外销创汇878万元，占全县商品出口的60％。1988年新发展的三资企业140家，其中合资企业50家、合作企业82家、独资企业8家。至1988年年底，三资企业已达241家，实际投资总额1.6529亿元，其中利用外资1.2451亿元，在设备方面，到1986年止，三资企业共引进设备807台（套），价值1095.09万元；而1987年“三胞”（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捐赠的先进设备就达1215台（件），金额达201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晋江侨乡已形成3个专业市场：石狮服装市场、陈埭鞋业市场和磁灶陶瓷市场。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县内富余劳力的出路，而且还吸收外县的5万多名劳力。现在晋江已经由过去消费型的侨乡转变为生产型的新侨乡，许多侨眷也由过去依靠侨汇为生的消费者变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1978年以来，乡村公路建设发展迅速。到1988年，全县已有127条公路，通车里程达706.5公里。全县433个行政村，通车的有357个，占行政村总数的83％。此外，各乡村铺筑了石砖路、混凝土路，与其他通车公路形成侨乡交通网络，便利人民生活，也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振兴侨乡经济提供必要的交通运输条件。
1950年以来，由于各项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对华侨营建房宅给予诸多方便和支持，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侨户兴建新屋热潮。据调查，仅1964年上半年，全县华侨新建的楼房就有459幢。至1987年，绝大部分侨村面貌焕然一新。公路两旁已看不见旧时代的建筑物。安海灵水村自1980年以来，侨户新建的房屋达270多幢，已形成3个新村。石狮、龙湖、金井、深沪等地都兴建不少华侨新村，有的新建侨村比原来的村庄还大。
各乡镇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不少侨村还集资兴建新街道、楼房和店面，出现不少新的集镇。1982—1988年，东石镇兴建776间店面的“仁和街”；陈埭、磁灶、青阳、安海、石狮等镇不仅兴建商业城，还拓建10—20米宽的新街，街道两旁楼房鳞次栉比；金井围头海外华人洪先生独资147万元，拆建扩建围头街，玉山村也新建一条拥有200多间店面的街道；金井村1986年新建一条200多间店面的新街，目前正继续扩建，拟增加到500多间店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侨乡原有的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等陋习已有很大改变。许多海外乡亲将原来用于宴请的费用捐献给家乡的公益事业。如1984年安海菌柄村海外华人黄先生返乡为母简办丧事，将节约的丧葬费7万元捐献家乡作教育基金。龙湖海外华人许经清1987年回乡欢庆60寿辰，不搞铺张活动，将节约的7000元捐给该乡秀山小学作奖学金。金井镇〓洲村老人会进行移风易俗宣传，并发动全村制定《乡规民约》，防止婚丧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原来的“脱草鞋”（系指晋江一带百姓为远出谋生归来的亲戚接风洗尘的一种俗仪）等习俗也有很大改善。
附港澳同胞
晋江人何时涉足港、澳两地，据《澳门妈祖阁庙五百年纪念碑》的碑文所述，至少在500年前“泉漳人士”即已在澳门“聚居成落”；而据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考证，晋江人移居香港，也当在清代以前。目前，定居香港和澳门的晋江人已达数十万。
一、晋江人在香港
许地山教授考证：“香港最早的居民以福建人为多，清代以前就有数以百计的莆田人、晋江人、漳州人在香港岛屿定居。”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以后，移居香港的晋江人逐年增多。其主要成份为商人、渔夫和船民，他们在鸭利洲一带拓荒定居。
民国19年（1930）前后，定居香港的晋江人已数以千计。民国27年厦门沦陷，不少晋江人逃往香港，有些辗转至东南亚各地，有些则滞留香港。据统计，当时在香港的晋江人约有近万。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50年代，约有四五万晋江人移居香港。他们多数聚居于北角，北角因此有“小晋江”之称。1953年以来，前往香港的晋江人日益增多，甚至有的偷渡往港，以至发生了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据统计，1955—1959年经出入境部门批准往港澳的人（绝大多数往香港，下同）就有16834人，平均每年有3367人；1960—1965年有12350人，平均每年2058人。1976年以后，高潮迭起，仅1978年经批准前往香港的就有2337人，另外尚有7055人中的80％持护照欲往东南亚各国而滞留香港者未计算在内。据1987年侨务部门统计，在港澳的晋江人已有29.85万人（其中澳门2万余人），占香港总人数的6％。
早期移居香港的晋江人主要是从事拓荒，一小部分经商。30年代以后，所从事的行业也逐渐繁杂，尤其在商业方面有走街窜巷或摆摊设点的药材、布疋、杂货、小食等小买卖，也有在德辅道西、上环街市、南北街一带开设商行，经营参茸、海味、京果、食品、进出口、航运和汇兑等业务。另外也有些在国内的商行到香港开设分行或工厂，如王少平就于民国22年在香港分设淘化大同分行，后被商界推选为旅港商会主席，为工商界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6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在香港的晋江人创建不少颇具规模的企业，涉足金融、航运、建筑、房地产、旅游、珠宝、电脑、电器、制衣等行业。70年代后期入港的新移民也成为工商业的生力军，其中不少颇有建树，他们同样为香港的繁荣作出过贡献。
80年代以来，旅港的晋江同胞为了联络乡情，团结同乡，守望相助，先后组织各种形式的同乡社团：有石光、南侨、晋江三中（毓英中学）、养正中学、晋江一中、侨中等校友会；安海、彭田、龙渊（塘边）、西滨、内坑、石圳、溜江、洋下、钞岱、瀛洲、下■、玉湖、厚泽、松林、玉溪、卢厝、西坑、锦宅、洋埭、蚶江、西岑、银江、沙美、南埕、钞坑、锦峰、南庄、下里、科任、锡里、灵水等同乡联谊会；有香港施氏宗亲会等。1985年8月，旅港晋江同胞成立香港晋江同乡会，首任会长王为谦，副会长施教焕、李光弼、施子清；第二届会长施子清，副会长施教焕、卢温盛、庄菊生、施展望、林经伟。该会成立以来，对家乡的建设和繁荣，作出不少贡献，如兴办各类公益事业，捐资救灾，引进外资等等。
二、晋江人在澳门
1553年，澳门开埠后，陆续有晋江人前往定居。至鸦片战争以前，常住澳门的晋江人约数百人。此后，定居澳门的晋江人不断增加。1965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后，又有大批原旅居印尼的晋江华侨移居澳门。继后，不少缅甸、柬埔寨的晋江华侨也因战乱避居此地。1980年澳门政府通过“新移民”条例后，申请往澳门的晋江人日益增多。至1988年，在澳门定居的晋江人已达2万多人。
早期移居澳门的晋江人，大多数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菜农。初入澳门，衣食住行样样困难，当时在澳门流传一首歌谣：“失业遍街头，住宿挤成堆，一房十六铺，斤米八人食”。但晋江人素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有的做肩挑小贩，沿街叫卖，有的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有的则受雇于当地菜农或到工厂当工人。70年代以后，开始有一部分人经营商业或开设小店铺。80年代中期以后，澳门经济迅速发展，晋江人的经济情况也有较大的变化。到1988年，白手起家到开设店铺的有3000余人，在工厂当固定工的有7000多人，当小贩或店员的有5000多人，并且已有80％的住户自置楼房。晋江人在澳门的职业结构比例大致为：商业15％、小商贩20％、工业10％、工人35％、店员5％、手工业10％、运输业1％、自由职业2％、其他2％。
1986年11月，澳门晋江人为了联络乡谊，团结互助，洪国显、吴业敦等13位乡亲，发起筹创澳门晋江同乡会，经1年多的筹备，于1987年12月正式成立。洪国显被选为会长，许健康、林祥验、庄文才为副会长，许自励为理事长，王建业、林玉荣、黄家富、庄丽华、颜康龄为副理事长。到1988年，有1280名会员。
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澳门的晋江乡亲已在家乡投资办厂58家，合资企业24家。他们同样为家乡的各项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灾，澳门晋江同乡会发动募款5万余元，汇给灾区；1988年6月，闽北大水灾，同乡会发动集款6.82万元汇交省民政厅转给灾区。
早期出洋的晋江华侨，多数集中于吕宋、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柔佛、马六甲等口岸，有些则杂居散处于土著间。16世纪以后，出洋谋生者日众，分布亦遍及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据晋江县侨办1987年统计，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华人94.45万人，占福建省华侨、华人总数的13.4％，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多数则集中于东南亚各国，其中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4国共有晋江华侨、华人86.5万人。
晋江华侨在侨居地和当地人民一起，积极进行开发和建设。同时，他们也与当地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支持当地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其他各项进步事业，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菲律宾人民为纪念华侨革命先贤罗曼·王彬，曾把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并建造王彬纪念碑。
可是，在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统治下，晋江华侨同广大海外华侨一样，遭受到各种非人的迫害以至屠杀，尤其是“契约华工”，幸存者更是十不及四五。1603—1802年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6次对华侨进行大屠杀，仅1603年的第一次大屠杀，受害华侨达2.4万余人。1740年，荷、印殖民者制造巴达维亚城的“红溪惨案”，难华侨1万余人。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菲岛，仅石狮旅菲华侨惨遭杀戮者达数千人。以上惨案中的受害华侨，有很多是晋江人。
在国内，明、清封建统治阶级大都把华侨看作是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弃民”，对他们在海外的悲惨遭遇不闻不问，对归国华侨横加迫害。民国时期，虽然设置一些护侨机构并采取一定措施，但广大华侨“海外孤儿”的命运还未能彻底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侨务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鼓励华侨在当地长期生存发展、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和发扬他们的爱国爱乡热情。于是，晋江华侨在继支援祖国的辛亥革命、踊跃投资兴办近代工商业、以种种方式支援抗日战争之后，又一次掀起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到破坏，华侨的积极性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重新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大大激发华侨的爱国爱乡热情。他们积极引进侨资外资、技术和设备，开展“三来一补”经济活动，兴办三资企业。同时，还热心捐资兴办学校、医院和其他公益事业，为晋江县的“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第一章 出国与分布
第一节 出国
晋江县滨海，先民“习于水斗，便于用舟”，乘槎浮海的历史悠久，出洋旅外也源远流长。
一、隋唐五代
据清代东石蔡永蒹《西山杂志》记载，早在隋初，即有东石人林智惠、高逢桢“导舟”远航勃泥（婆罗州）等地；唐开元、乾符年间，林智惠裔孙林銮、林灵仙等，先后航海经商至勃泥、真腊（柬埔寨）诸国，因其“往来有利……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
唐代佛教盛行，中外佛事往来频繁。天宝十二年（753），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偕石匠多人，随鉴真东渡日本。咸通十四年（873），又有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居住25年，遍历亚洲30余国。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晋江王”留从效，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番国”（刘继宣《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留从效还“使蒲华子、蒲有良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清源留氏族谱》）。随着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侨寓“番国”的晋江商人，随之增多。
二、宋元时期
随泉州设市舶司后，晋江的商业、手工业及海外交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自唐末五代以来，北方战乱，中原人口不断南迁，泉州地区人口增多，人稠地狭，无地少地的农民也日见增多。因此，宋代晋江人出洋经商、谋生乃至旅外者，屡见于史籍。
北宋时期晋江就已出现华侨。“大中祥符二年（1009），（安南）国人共推闽人李公蕴为主”。李公蕴祖籍晋江县东石李家港，早年随兄李淳安经商并侨居安南，曾任安南国殿前指挥使，而后“创立安南李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史·高丽传》记载，北宋间，高丽“王城（今开城）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据《高丽史》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五年（1015—1090），晋江人远航高丽达19起，近500人次，其中不少人定居当地而成为华侨。其中有考者：大中祥符八年欧阳征、天圣元年（1023）陈亿、元祐三年刘载以及林仁福、黄文景、黄谨等20多人。
莆田《祥应庙碑记》载，北宋间，“泉州纲首朱仿，舟经三佛齐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前后之贾于外番者”即不乏具备侨民身份之人。
南宋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这不仅使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并导致晋江县人口急速膨胀，出洋谋生不断增多。
13世纪中，泉州人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通蕃、汉文，迎为馆客，乃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洪迈《夷坚志》）。宋宝庆元年（1225），祖籍安海的陈日煦又登上安南王位，建立陈氏王朝（韩振华《宋代两位安海人的安南王》）。
宋景定甲子年，即五年（1264），前泉州判院蒲公及其子应、甲曾分别奉使渤泥、占城等地。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方汉字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庄为玑《文莱国泉州宋墓考释》）。随着海外通商的发达，晋江县磁灶吴氏先民“泛海传艺者多人”（《磁灶吴氏族谱》）。此外，朱聪、郑庆等水上起义失败后，余部及受牵连者多逃亡海外。宋末元兵入泉，晋江县不少民众纷纷出海逃难，避居菲律宾、爪哇、文莱等地。
元代，泉州港更跃居世界最大港之一，海外交通空前繁荣，晋江人出洋侨外随之大增。当时晋江县对外交往通贸达9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致中《异域志》记载，“自泉州发舶，一月可到”的爪哇，“与中国为商，往来不绝”。“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写道，爪哇东面的古里地闷（今帝汶岛），“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地处海交要冲的“龙牙门”（新加坡），“通泉之贸易”，“男女兼中国人居之”。
元初曾多次对外用兵。至元二十九年（1293），元军从泉州港开航，出征爪哇，晋江县不少船工、水手被征入役。军至勾栏山（加里曼丹西南的格兰岛），“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遂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什而居之”（汪大渊《岛夷志略》）。元末，泉州战乱。县民不堪其苦，有些人相率逃洋。据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史籍记载，“旧港，即三佛齐国是也……国人多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爪哇……其国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州人下海者，逃居于此”。
如此众多的“漳、泉州人”移居南洋诸岛，或因经商而留居，或因谋生而流寓，不少人则因躲避军役、战乱而“逃居”。由宋及元，晋江县的海外侨民已有相当数量，其分布从东北亚至南洋群岛各地，而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越南、文莱、印尼等当时海交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
三、明清时期
入明以后，明王朝实行“海禁”，泉州市舶司初被限制只准通琉球的海交范围，后则被取消机构设置（移福州），晋江县的海外交通大受抑制。然而，“海者，闽人之田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历来以海为生的晋江民众冒死出海者，仍不在少数。其时，虽然泉州港已衰落，而安海港的私商贸易却一直十分活跃，“安平镇独矜贾……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归……以异域为家”（李光缙《景璧集》）。成化年间，邻近的漳州月港崛起，成为“闽南通番”的集散地，“四方异客皆集月港，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天下郡国利病书》）。
郑和7次下西洋，曾航经泉州港，促进晋江县商民的对外交往和侨居国外。郑和船队曾到过吕宋、苏禄等地，其后，闽南（包括晋江）人民旅居菲律宾群岛者日渐增多。“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商贩至者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史·吕宋传》）“漳泉人多往焉”（何乔远《名山藏》）。
“郑和使婆罗（文莱），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明史·吕宋传》）。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第5次下西洋，船队途经泉州，晋江县许多人受雇为火长、船工及其他勤杂人员，随船队前去南洋，有的人留居海外。
明代中后期，赋役苛重，土地兼并加剧，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也已开始萌芽，进一步刺激晋江县民众出洋营生。与此同时，倭寇骚扰之患，更使晋江人民惨遭荼毒，因而纷纷浮海逃生。张燮在《东西洋考》明确写道，漳、泉人移居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菲律宾“聚居涧内为生，渐至数万”。地方族谱对此记载更具体。大崙《蔡氏族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据安海、石狮、金井、永宁等地，黄、陈、颜、柯、蔡、洪、吴、王、高等9姓14部族谱记载，明万历崇祯年间，侨外者即达66人。
此外，还有因灾荒或吏治腐败而被迫出洋者。1607年前后，金井坑西村大饥荒，150多人相继出逃外洋谋求生路。
有明一代，晋江县华侨足迹遍及日本和南洋各地，而以旅居菲律宾群岛为多。
晋江人大量出洋是在清代，其间曾出现几次高潮。
清初，先后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晋江沿海乡镇深受其害，不少人即离乡背井，漂外谋生。据《安海志》载，“丙申（1656）毁镇”、“辛丑（1616）迁界”之酷举，使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为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其间有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寓南洋一带，以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龙湖前港《温陵钱江施氏族谱》载：“若夫倭寇时之离异，迁界时之散处……或往粤省、暹罗、吕宋等处。”正所谓出省入番邦，而不回故乡者。《金井李氏族谱》云：“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奔走吕宋外夷。”
康熙年间，海禁稍开，厦门港兴起。晋江民众出洋谋生乃至侨外者随之继续增加。安海灵水村埔顶灰埕吴氏2份房头族谱记载，自康熙后期至道光年间100多年中，即有200余人出洋谋生。道光元年（1821），即新加坡开埠第3年，晋江人的第一艘帆船自厦门驶达新加坡，是为晋江人大批移居新加坡之始。
雍正四年（1726）、乾隆十九年（1754）菲律宾苏禄国王两次遣使团携方物及表文朝贡清廷，第一次使团正使龚廷彩和第二次使团副使杨大成均为晋江人氏。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晋江社会经济凋蔽，劳动人民大量出洋，又一次形成出国高潮。安海灵水村215户人家在高利贷重压下，70多户被迫出洋谋求生路。陈埭海岸崩塌，农作物连年不收，广大农民被迫渡洋。霞美村盐埕毁坏，盐民无以为生，不得不离开家园，谋生异国。马坪、茂亭一带的“林股”械斗长达50年之久，无辜群众纷纷出洋避难，仅前仓村24户中，即有16户18人远走菲岛、印尼等地。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废除出洋禁令之后，晋江有不少贸易商人寓外而成为华侨。东石蔡树叶经营蔡玉记号航运业，海禁重开后即向南洋群岛发展，后侨居异国。现其子孙定居新、马、菲等地者近200人。
早期出洋的乡侨，素有携亲牵友的习惯。“降及明清，（吴氏）族人相继乘槎浮海者，络绎不绝，尤以侨居菲律宾为最多，于是父挈其子，兄率其弟，接踵而至，居斯食斯，以生以养。迨逊清末叶，族人旅菲者数以万计，工商学贾，各从其业。”（《金井李氏族谱》）。清末，安海西溪寮蔡德浅少时往菲，当蜡烛业杂工，后经营蜡烛厂，富甲晋南侨乡。西溪寮与漳州寮两村由他牵引往菲者达70％以上；亭店村杨孙獭、杨嘉种父子在菲经营土产业，行店30余处，且购置轮船定期川走厦门，在菲设有“浪帮”（寄居）处，供同乡“新客”食宿，月发零用钱6元。于是，全村往菲者达600余人。树兜村蒋备球往印尼当华工，期满后艰苦创业，成为巨富，牵引村人到泗水谋生者达千人。
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加紧掠骗、贩卖“华工”（即所谓“猪仔”、“苦力”），“猪仔出洋”一时成为晋江县出国的普遍现象。咸丰二年（1852），一艘英人雇用的美国“罗伯特·包恩号”轮船从厦门运走华工，其中在八重山岛上岸的380名华工中，即有晋江人郭从、蔡德等125名（冲绳县《历代宝案》第二集）。安海颜文卿等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由“客头”引带，前往印尼当华工。树兜村蒋既淑也是往印尼泗水当华工。青阳庄笃坎在新加坡被人贩劫掠，逼往苏门答腊烟草种植园当苦力，幸为闽商陈天赐营救得脱。
清代华侨比明代明显增加，而且以旅居菲律宾为多。
四、民国时期
自民国初年至30年代，民众“走土匪”、“逃壮丁”成为闽南侨乡的普遍现象。当时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青年因此而远避海外。民国12年（1923），金井坑西村居民不堪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80％以上被迫出走他乡，不少人则逃往南洋谋生。彭松涛在《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中称，晋江人到新加坡数量最多的时期，正是“走土匪”和“逃壮丁”的二三十年代。石狮钞坑村“因逃避壮丁”而往菲者就达40余人。
同时，还有不少革命志士因避难而出国。辛亥革命时，安海蔡忍带头拆毁清政府安海分县衙门，翌日出逃海外；池店归侨李昭秀原在晋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民国24年被捕，后只得重返新加坡；安海陈再兴民国20年因组织“反日会”被当局通缉而避居菲岛；陈庭标、蔡振声等人也都因参加革命遭受迫害而出走吕宋。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有不少人出洋谋生。
五、新中国成立前后
晋江县在解放前夕及解放初期，有一部分居民以游历探亲身份及以学生资格相继出境；还有少数原国民党军政官员及上层人士，由于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而出走海外，如1947—1952年间，以观光探亲名义入菲者2745人，以学生资格往菲者1500人（刘芝田《中菲关系史》）。其中多数为晋江人，仅石狮一带就有3000多人以游客、学生身份进入菲律宾（《晋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原国民党325师师长吕省吾，立法委员、晋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黄哲真，社会名流洪天送，石狮镇镇长王幼邨等人，都是在此期间辗转前去菲律宾的。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出国的现象已基本告一段落，但人民政府仍然允许归侨、侨眷出国探亲或定居。
50年代以来，晋江县仍有归侨、侨眷陆续出国探亲、接业而客居境外。据晋江县公安局统计，1953—1965年，出国人数为9631人；1979—1986年，出境人数为16966人。其中一部分已获准进入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等国定居，另一部分则因未获移民签证而滞留香港、澳门，成为港、澳居民。此外，尚有不少晋江籍港澳同胞的子女，前往欧美日本各国留学而定居当地，成为新一代移民。
第二节 分布
据1987年侨情普查统计，晋江县共有海外华侨、华人94.45万人，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东南亚各国居多，其中菲律宾占总数的68.82％。具体分布：菲律宾65万人，印度尼西亚9.5万人，马来西亚7.5万人，新加坡4.5万人，缅甸1.3万人，越南1万人，泰国0.5万人，日本0.1万人，美国0.2万人，加拿大0.2万人，澳大利亚0.1万人，朝鲜、文莱、柬埔寨、老挝、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科威特、孟加拉、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苏联、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士、奥地利、德国、瑞典、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巴西、古巴、墨西哥、多米尼加、阿根廷、几内亚、苏丹、埃及、东帝汶、葡萄牙、汤加、北马里亚纳、关岛、贝劳（帛琉）、匈牙利、希腊、马耳他、委内瑞拉、巴拿马、巴哈马、玻利维亚、伯利兹、巴拉圭等国5.55万人。
其祖籍情况为，菲律宾以龙湖、石狮、金井、深沪、永宁、英林等乡镇为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东石、祥芝、安海等乡镇为多；印尼则是罗山、安海、磁灶、池店等乡镇较多。
第二章 华侨与侨居地
第一节 从事经济建设
晋江华侨凭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与侨居国人民一道在侨居地从事经济建设，为侨居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
一、在菲律宾
菲律宾是晋江华侨最为集中的地方。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晋江华侨多数为小商贩和手工工匠，约占总数的70％。小商贩主要经营零售商业、贩卖肉类、禽类和其他食品；手工工匠则多数为裁缝、鞋匠、理发匠等。从事农业、园艺、渔业和受雇为店员约占总数的20％。他们在当地开垦荒地，种植稻薯、蔬菜，饲养禽畜，捕鱼捉虾，供应市场需要。另一部分较具资力的商人不及10％，其中经营丝绸、陶瓷等中国货的商人仅占1—2％。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晋江华侨主要经营零售商业和手工作坊。零售商业以小货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摊档商贩为主。据马尼拉杂品商同业公会当时的统计，马尼拉市内10大公共菜市中的“华侨摊商”共854家，2765个摊位，华侨雇员2159人。其中70—80％为晋江华侨经营。手工作坊主或小型工厂多数系由手工工匠发展而成。另外一些较具资力的则开始经营进出口、航运、碾米、木材等业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的经济事业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进出口、航运方面，亭店村华侨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还在萨马、莱特、宿务、明达脑等地开设30多个分支行，购置大轮船“孙獭号”、“仙厘龟叻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永宁人施光铭的泉益行就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晋江人郑焕彩经营的郑正益行，在其航业部也自置轮船5艘。一般的进出口商行也都备有若干小轮船或帆船，川行菲律宾各岛。在木材业和建筑材料业方面，金井石圳华侨李清泉的成美木业公司最为著名。1907年，李清泉承接其父开创的成美木业公司，锐意进取，不久即发展成为造林、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资本达1100万比索，被誉为“木材大王”。龙湖西吴村华侨吴克诚在三宝颜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后，遂与当地政府签订采伐协约，并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随后即集资买机器、设锯厂、购轮船，大规模采伐经营，成为华侨木材业之翘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华侨吴清流的板材厂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之一。金融业方面，1920年，晋江华侨李清泉、邱元衡与南安华侨黄奕住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兴银行，是菲律宾华侨最早创办的银行。最初资本只有290万比索，到1937年资本已达2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毁于战火，1945年7月复业，并发展成为华商大银行。稍后，金井围头华侨吴道盛创办的建南银行、金井塘东华侨蔡文华创办的太平洋银行也都具有一定规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菲律宾晋江华侨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包括工人、店员、职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出卖体力的劳动者）40％；小资产者（无雇工的零售商，包括菜仔店和饮食店）42％；中产阶级（拥有店铺或小型工厂、作坊和少数雇工）10％；资力雄厚的企业家（经营大型企业、工厂、商行、庄园及进出口贸易等）3％；失业游民5％。
菲律宾独立后至60年代前期，菲律宾政府实施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华侨经济受到极大打击。
6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府对华侨经济采取限制与利用并举的政策。华侨、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复苏，某些行业有所发展。很多晋江华裔青年创办的超级市场、百货公司比过去更具规模。宿务施维鹏（龙湖籍）的白金楼、马尼拉施至成（龙湖籍）的超级市场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在钢铁、烟草业等方面也同样有所发展。菲华经营的较具规模的钢铁企业有3家，其中庄清泉（青阳籍）的阿波罗钢铁厂总资本达1.5亿比索，为菲律宾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陈永栽（青阳籍）的福川烟厂生产的中档香烟，一度占全菲的70％，他经营的年产18万头肉猪的福牧养猪场，为菲律宾最大的现代化养猪场。在航运、渔业方面，张清波、林荣瑞（晋江籍）拥有100多艘轮船，其中配备有现代化灯光捕鱼电视监控设备的近40艘。陈本显（晋江籍）的化工集团，为菲律宾最大企业之一。姚荣辉（内坑籍）生产的自行车、摩托车轮胎占全菲同类产品50％以上。
70年代中菲建交后，菲律宾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有很大改变，华侨、华人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据日本1973年的《东南亚要览》统计，菲华经济在菲律宾各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为：商业（批发和零售）占40％；碾米业占80％；纤维纺织业占60％；木材业占50％；烟草业占70％；金融业占30％。华人资本占菲律宾产业资本投资总额36％。另据菲律宾《世界日报》公布，80年代中期，菲律宾5家资力最大的企业分别为：西班牙人、科·阿基诺的兄弟和3家晋江籍华人（陈永栽、施至成和吴光伟）经营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80年代菲律宾13家闽籍华人银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占有8家，其中有的已成为跨国银行。
至80年代中期，菲律宾的晋江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比例大致为：劳动无产者占25％，小资产者占45％，中产阶级占25％，大企业主为5％。
二、在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晋江华侨大多集中于爪哇、棉兰，尤以东爪哇为多。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巴达维亚后，除一部分充当蔗园苦力的华工外，多数晋江华侨从事小摊贩、肩挑小贩、亚弄店（即零售店）、咖啡间（饮料铺）等行业，另一部分被雇为店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营的零售、土产、食品、什货和加工业的制糖、碾米、榨油、卷烟、咖啡等都有较大的成就。安海灵水华侨吴河水的咖啡业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他的延泉陵在泗水埠是颇有名气的咖啡出入口商号。另有为数不少的晋江华侨由这段时间经营亚弄店、咖啡间、豆腐厂或土特产收购到20年代发展成为中等资产者。仅安海灵水村华侨，就有10多家由零售商发展为二盘商或头盘商。该村华侨吴金箴经营的加里马斯汽车运输公司，也是在这一期间奠定基础的。
20年代末，殖民当局对华侨经济实行限制、排挤政策，晋江华侨大部分仍然从事小商贩和零售商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据1930年荷印政府的人口调查统计，175241名福建籍华侨职业结构比例分别大约为：初级产业13.9％；手工业15.4％，运输业3.7％；商业57.7％；自由职业1.6％；公务人员0.7％；其他7％。晋江华侨情况也大体相似。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在最初8年间，华侨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不少晋江华侨在经济上也获得较大进展。罗山英塘村的翁梯琪此时开始进行金融、土产贸易、糖业等方面的多元化经营；罗山畲店村的陈钱瑞在泗水经营烟草业，50年代初代理“2、3、4”牌香烟，先后在印尼几个大城市设立分店。
1953年7月，印尼政府全面推行输入商“堡垒政策”，给原住民进口商40％的外汇优待。此后，又陆续推行《碾米厂印尼化条例》、《非印尼人企业登记条例》、《外侨结束县以下零售商条例》等。华侨经济受到沉重打击。13万华侨被迫离开印尼，破产者比比皆是。晋江华侨也不例外。安海华侨、水烟草代理商吴我炎即在60年代初移资香港。
1967年6月7日，印尼内阁第37号法令《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颁布以后，印尼政府对华侨、华人资本减轻限制，加强利用。华侨、华人经济又逐渐获得发展。晋江籍华侨、华人在土产收购、岛际土产贸易、国际贸易、种植业、食品工业等方面也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1974—1980年，印尼出现短期限制华人经济的反复，华侨、华人资本再次外流。1984年，印尼总统第29号决定书取消1980年第14号总统决定书，使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将华人资本视为印尼民族资本，华侨、华人经济又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经济上又有长足进展。翁梯琪经营地产、银行、土产、糖业、饼干厂等行业的集团公司成为印尼较著名的跨国公司。祖籍安海的颜期宝于50年代初前往泗水经商，发展为拥有数十个店面的电器商，成为印尼同行业中的佼佼者。祖籍罗山的郭文梯经40多年奋斗，发展成为跨国富商，在雅加达拥有数家饼干厂，并在菲律宾、台湾、香港开设数家饼干厂、1家钢铁厂和1家贸易公司等。祖籍磁灶的吴桓枢于1977年由香港前往泗水承接产业，经营碾米厂、饲料加工厂、汽车运输和橡胶、化肥贸易等业，成为泗水著名华商。陈钱瑞于1965年迁居新加坡，开中成药行、从事药品进出口业，但他主要生意仍留在印尼，除“2、3、4”牌香烟总代理外，主要经营藤条等土特产贸易，还与祖籍泉州的吴世传在泗水合资经营地产，在巴厘岛开设沙丁鱼罐头厂、鱼粉厂及水产养殖场等。
三、在新加坡
早年前往新加坡的晋江华侨多数为估〓工（体力劳动者），包括船工、搬运工、店员和散粗帮工；次为财副（即记帐员）和总铺（即厨师）。晋属估〓工人数众多，估〓间达五六十间，著名的有泉晋发、泉协轩、泉菌江、泉碧江、泉声、仁和轩等。
20世纪初期，部分晋江籍船工开始驾驶舯舡（小船）在小坡美芝路海边、梧槽河和加冷河一带为商家载货，形成水上运输业中的舯舡业。同时，出现极少数商人，如大建筑商萧志来。1941年，晋江华侨商人已开设商行10多间，如橡胶商洪肇闪的源和号和洪宝植的厚源及四美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在经济事业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些资力雄厚的晋江籍华人逐渐崛起。祖籍陈埭的黄朝园拥有4家颇具规模的船务、船业贸易公司，企业属下有3个码头及货仓、20余艘远洋运输船，同时还投资地铁业和地产业，并在日本与人合营7个码头货仓，在香港也设有公司。祖籍东石的蔡世柑、蔡锦淞父子拥有7家独资、合资企业，经营土产杂货进出口和机械、贸易等业。蔡锦淞还与人合资经营房地产业，在汶莱建造160幢高级组屋出租。祖籍石狮的陈植佩开设丈兴引擎制造厂、凤梨厂、储运公司等系列企业。
四、在马来西亚
古代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不多，多从事商贸、农、渔及采锡等业，少数人曾在吉兰丹开采金矿。
近代，晋江华侨在马来西亚多从事开荒垦植业、锡矿开采业。20世纪初期，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人经长期积累成为中、小胶园主；有的成为贩卖杂货、收购土产的小商贩。池店华侨李金粥于1880年前往柔佛州，初为工人，经数十年积累，投资开发157依葛的橡胶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渐增，除锡矿和橡胶种植业外，还开设米店、米绞（碾米厂）、杂货零售和土产收购店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西方殖民资本对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业的大量投入及橡胶需求量的减少，加上世界橡胶价格大幅度下跌，不少晋江华侨靠借贷投资的小胶园破产。1922年11月，马来西亚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小胶园实行限制。其后，英国、印度资本的大胶园迅速增多，华侨橡胶业受到沉重打击。晋江华侨的中小胶园几乎破产殆尽。1925年，橡胶价格回升，晋江华侨开始投资兴办大胶园。安海梧山村华侨苏紫听、苏承球与王景成、许平等人合资创办大同树胶公司。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晋江华侨有不少中小企业倒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来西亚华侨经济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并逐渐迈向多元化经营。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允许华人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晋江华侨、华人的经济事业获得很大发展。苏承球于1946年把大同树胶公司改组为苏承球有限公司，同时又投资金融业、地产业。嗣后，又与其兄弟苏紫听集资于槟城、吉隆坡创办南方银行。苏承球任董事主席，苏紫听任副董事主席。此外，郭奕炉与李春德在经济上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按种族比例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对非马来西亚人实行多种限制。不少华人企业、商店倒闭，华人资本开始外流。因此，华侨社会对经济体系和经营方针进行调整，很多华资股份制控股公司和金融、信贷、银业银行公司纷纷成立，同时建立不少股份制企业集团。
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若干调整，取消对中小厂种族资本、雇工、经销、出口等方面的限制。华资中小型工厂获得活力，华人经济开始好转。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著名华商逐渐出现。已故银行家苏承球的次子苏敏实，任南方银行董事主席、合众银行副董事主席、南方集团董事主席。南方集团为马来西亚大型集团之一，有10多家骨干企业，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金融、屋业发展（房地产业）、纺织厂、针织厂、制衣厂、面粉厂、纤维工业、电池厂、酒店等。祖籍东石的郭奕炉，1924年南渡霹雳太平，经数十年奋斗，拥有源顺兴机构集团，属下有7家主要公司，经营投资、信贷、屋业发展、油脂工业和碾米厂等。祖籍池店的李春德1934年往古晋从事土产贸易，创办有古晋李永芳公司4家大型企业，拥有大小轮船数十艘，成为东马航运、地产、进出口商业巨子。
此外，祖籍晋江的马来西亚华人还建立一些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如仁和控股（合资）、蔡世举控股、张毓津父子控股、蔡尤河父子控股等有限公司。目前，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人投资经营的行业有金融、信贷、种植、锡矿、屋业、船务、运输、出入口贸易、食品工业、酿酒、旅游、电器、饲料、粮食、食油、糖、石油、化肥、农药、土产收购（包括橡胶）、烟草、渔业、木业、建筑材料业等。
五、在其他国家
晋江籍华侨、华人在美国、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家也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一）美国。早期旅居美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华工。契约期满后多开餐馆、洗衣店、小杂货店以及当缝衣工、建筑工、理发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有旅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地的晋江人前往经商。80年代后期，祖籍晋江的华人多数受聘于当地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医院，以及从事各种工商活动。
目前，美国出现几位祖籍晋江的较著名的工商业家。祖籍罗山的王思荣，在夏威夷和旧金山分别经营大型的士TROPUOI出租公司和现代化化工企业SUNTRIPS公司。该化工企业实验室拥有来自7个国家的数十名研究人员。祖籍安海的王震（王家骏），在洛杉矶主营亿万实业投资公司、王震财经咨询公司。祖籍金井的蔡实鼎主管洛杉矶方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弗斯特市假日大饭店、圣马刁威斯顿大饭店。祖籍石狮的柯长山创办洛杉矶GORGE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玻璃器皿及玻璃制品、服装、人革包装。祖籍石狮的林荣勋主管洛杉矶CORC设计公司，生产及销售日用化工洗涤用品、化妆品及其他精细日用化工产品。祖籍池店的黄世惠，1983年在加州硅谷购下制造电脑磁碟的高智公司和生产电脑用微膜磁头的格致公司。祖籍金井的李昭进，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创办宾士顿地产企业有限公司和实戈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美国金融界中，祖籍晋江的华人主要金融企业有：建来银行，祖籍金井的吴振声任董事长，总行设于旧金山，在旧金山华埠、屋仑及关岛设有分行；美国加州银行，原为周旭东等于1972年在洛杉矶创办，1987年由祖籍永宁的菲律宾华商郑周敏家族接办；世界华商银行，1981年由祖籍石狮的日本华商蔡明裕创办于洛杉机；大洋银行，由祖籍青阳的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家族创办于洛杉矶，现任董事长为祖籍青阳的陈永杰。
（二）泰国。早期旅居泰国的晋江华侨多为商贩、船工和制瓷、造船工匠。明末清初，晋江人移居泰国进入鼎盛时期，不少晋江华侨从事中暹之间的贸易。他们在泰国收购稻谷加工成大米后，用船运回厦门、泉州、安海等地销售，使暹罗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1819年，清政府开始限制泰国华侨驾船前来闽粤沿海。在泰国南部的晋江华侨多从事采锡、冶锡业。
19世纪中期，泰国南部橡胶种植业兴起，不少晋江华侨改途从事橡胶种植业。橡胶种植业和采锡、冶锡业成为泰国南部晋江华侨的主要职业，次为工匠和土产杂货商贩。在曼谷及其他地方的晋江华侨则大多以商贩和工匠为业。
进入20世纪，泰国晋江华侨的经济实力有了新发展。至30年代后期，出现少数较具实力的华侨商人。安海华侨苏廷芳，开设和盛栈出入口行，从事橡胶收购和出口业，已颇具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泰国政府垄断了大米出口业。1953年又实施国营企业法。不少华侨商人放弃传统行业，投资创办工厂。祖籍石狮的陈植津及苏廷芳等较著名的晋江华侨商人开始崛起。60年代初，又有一些旅居香港的晋江人前往泰国投资，兴办企业。
70年代后期以来，泰国晋江籍华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少数著名企业家开始出现。祖籍石狮的陈德树于1960年经香港前往泰国。1986年其父陈植津去世后接掌文兴企业集团，在泰国拥有10多家大型企业，主营凤梨罐头生产、房地产投资、机械制造、旅游饭店，同时投资金融业，是盘谷银行和泰国多家银行的董事和主要股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银行也有股份，并办有企业。祖籍金井坑口村的蔡志伟，1965年从香港移居泰国，20多年来与其二姐夫丁政曾等人先后创办10多家企业，其中太平洋金融、开源棉纺、美国玻璃纤维均为泰国著名大型企业，其他企业也颇具规模。其经营范围包括金融、证券、国际贸易、房地产投资、合成纤维厂、石油化工企业、棉纺厂、塑料制造、成衣厂、饲料厂、水泥厂和建筑业等。1975年苏廷芳去世后长子苏国世接掌家业，和弟国材、国富、国全共同努力，现拥有8家大型企业，经营行业包括进出口贸易、橡胶种植、橡胶制品、味精厂、旅游饭店、建筑、汽车制造等业。其中和盛栈出入口贸易公司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均设有分公司。
（三）缅甸。早期旅居缅甸的晋江华侨人数不多，多为小商贩、手工工匠和艺人。19世纪中期开始，聚居土瓦、丹老一带的晋江华侨渐多，他们以米谷收购、加工、贩运及开采锡矿、收购燕窝和捕鱼为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紧邻的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进行中缅贸易，把大米（包括燕窝等土产）运回泉州销售，使仰光米成为泉州沿海地区的三大外来米种之一。经过长期积累，不少开采锡矿的工人和收购燕窝者逐渐迁往仰光一带，当零售商兼土产收购商。至20世纪30年代，半数以上的晋江华侨成为商人和小商贩。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缅甸期间，晋江华侨几乎全部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1948年缅甸独立后的15年间，华侨经济有较大的恢复发展。60年代初，晋江华侨拥有一些较大的商店和中小型工厂。
1963年，缅甸政府开始实施国有化计划，第一次废大钞。1967年6月，开始进行反华排华。后几经周折，华侨经济多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80年代初期，一些稍具资力的晋江籍华商开始出现，如祖籍金井塘东村的蔡尔格、蔡作安，祖籍安海下洪村的李益华、李明坎等。1987年以后，缅甸政府欢迎外商前往投资，华商也获准从事出入口贸易，华人经济日益好转。
（四）越南。早期往越南的晋江华侨以垦荒者、手工工匠和商人为主。垦荒者逐渐转化为小农园主和雇工；手工工匠多从事制瓷、造船、建筑、木工；商人多兼航运业，他们把中国的日用商品运往越南销售，收购当地的米谷运回闽南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晋江华侨从事的职业范围逐渐扩大，包括农业、渔业、水陆运输、木业、金融业、米谷业、纺织业、土产收购、杂货零售等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经济受到破坏。战后获得恢复和发展，少数晋江华侨商人的经济事业也取得较大进展。安海华侨龚纯礼早年旅居越南海防，经营米绞业、运输业，二次大战以后，拥有海防半数左右的火车厢。石狮华侨王金锭在西贡创办金城银行，并投资工业，后还置有直升飞机，成为越南著名的银行家和巨商。
1975年越南统一前夕，一些南越的晋江籍华商开始移居法国和其他国家。王金锭在1974年捐卖一切财产，携一子移居法国，另两子分别移居香港、美国。晋江籍华商杨朝坤事先将经营的经济事业转往曼谷、新加坡、马尼拉、旧金山等地，也于1974年离开南越。
1978年，在越南的反华排华浪潮中，越南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遭受惨重打击。1986年10月，越南政府颁布新经济政策，承认华人与越南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其后晋江华侨、华人经济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
第二节从事文化教育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在侨居地兴教办学，传授中华艺术、出版华文报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一、兴办华文学校
1899年，中国驻菲律宾首任总领事陈纲在领事馆内创办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校长是前清举人龚绍庭。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新式华侨学校。中西学校第二任校长系龙湖乡衙口村华侨施健庵（又名至华）。他在职期间，为使学生适应时代要求和商场之用，开始加授英文。不久，中西学校成立董事会，由晋江亭店村华侨杨嘉种任董事总理，开始向马尼拉、怡朗、宿务等地募捐经费，促进学校发展。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于1914年到中西学校任教，1918年接任第六任校长。他锐意改革，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进一步发展。
继中西学校创办之后，菲律宾华侨大兴办学之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菲有华文学校60多所。菲律宾独立以后，华侨人口增加，华文教育也随之进展。最盛时期共有学校150多所，学生6万余人。这些学校多数系由晋江华侨倡办或参与创办。
印尼晋江华侨也倡办或参与创办不少华文学校。晋江华侨有妫堂主席陈启紫创办同善学堂；泗水的振文中学则由晋江、南安、同安3县华侨合办；棉兰晋江会馆创办晋江学校，至1963年有教师20多人、学生860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新加坡各地曾先后创办华文、崇福、道南、爱同、养正、启蒙等小学。其中不少学校有晋江华侨参与创办及进行教学活动。此外，晋江华侨洪肇闪、庄丕唐分别创办培群小学、联华小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晋江会馆又创办晋江小学。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晋江华人刘维明在马来西亚槟城参与筹办钟灵中学、福建女子学校、丽泽小学等华文学校。
越南晋江华侨杨朝坤于50年代创办并亲任董事长的福德学校，共有学生8600多人，其中3000名贫苦学生免费入学。该校还兼办夜校，招收3000余名学员，是越南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
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晋江华侨、华裔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子弟中获得学位者较之战前为多。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李开通1家有8人、颜呈亮1家有6人获学士学位。祖籍金井的菲律宾华人陈本显由菲律宾赴美国留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同时，一些科技、学术界的著名人士也陆续出现。祖籍内坑的美籍华人曾焕添系电机博士、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不相连双孔激光资料信息传播发明者，多次获科学奖及各种荣誉称号。祖籍罗山的美籍华人王婷婷年仅30多岁，身兼物理化学博士、哲学搏士、贝尔实验室化学部高级研究员，被誉为美国科技界新星。祖籍英林的美籍华人洪尚志系医学博士，曾被列入世界十大著名医学专家之一。祖籍晋江的新加坡华人张天泽博士曾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后又任职联合国总部，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此外，仅美籍华人中较著名的专家学者还有祖籍金并的蔡少堂，祖籍深沪的吕友山，祖籍英林的洪长泰、洪我太，祖籍罗山的王思德，祖籍金井的吴萌生等人。
二、传播文化艺术
晋江傀儡戏在明末清初即随华侨传入印尼，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高甲戏也深受东南亚各地晋江侨胞欢迎。民国4年（1915），名艺人洪金乞随福庆兴班往新、马、印尼、安南等地演出达6年之久，20年代又多次应邀出国演出。民国24年，闽南名丑柯贤溪应邀往菲律宾各地演出，名噪菲岛。
1918年，晋江华侨桂华山、颜文初等人在菲律宾组织话剧团，先后公演过《波兰亡国恨》、《高丽亡国恨》、《万里寻夫》、《三英刺伊藤》等剧目。
1925年，桂华山在上海购买《孤儿救祖》等影片带往新、马、印尼各地上映，开新、马一带国产电影业之先河。嗣后，他又创办南洋影片公司，并于东南亚各地设立分公司。
南音为晋江华侨之乡音。凡有晋江华侨聚居的地方，均有南音组织，成为晋江华侨社会的一大特色。菲律宾马尼拉在1817年就成立金兰郎君社、1820年成立长和郎君社、1930年成立南乐崇德社。此外，还有丝竹社、桑林社等20多个南音组织。菲律宾大学则将南曲列为音乐课程之一，特聘晋江县刘鸿沟任东方古曲音乐教授。新加坡有湘灵音乐社、泉声音乐社等南音社团。印尼也有寄傲社、东方音乐社、东爪哇南音社等南音社团。马来西亚吉兰丹的仁和音乐社中有音乐组和戏剧组，音乐组除南音锦曲外，尚有五音、十音，戏剧组有高甲戏、梨园戏等。
三、创办华文报刊
旅居海外的晋江华侨、华人在侨居地创办报馆，出版华文报刊，对弘扬中华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1908年，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务局招股创办《警铎新闻》，总编辑是龙湖乡衙口村华侨、前清举人、时任中西学校校长的施健庵。1911年，中国同盟会菲律宾支会创办《公理报》。1913年，邀请石狮钞坑村华侨颜文初担任该报编辑，主编《说林艺苑》，后升任该报主笔。1914年创办《中华日报》，施健庵又任主编。1919年，金井石圳村华侨、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李清泉创办《华侨商报》，聘于以周任总编辑。同年创刊的《平民日报》，由泉州华侨傅无闷任主编。1925年李清泉和磁灶华侨吴重生创办《新闽日报》，吴重生亲任主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又有一大批进步侨报应运而生，其中不少是由晋江华侨所创办，或有晋江华侨参与其事。1937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菲律宾华侨劳工联合顾问许敬诚（即许立）等人在马尼拉创办《救国导报》。永宁镇岭兜村华侨李秀峰于1938年主办《群声壁报》，1946年又担任《华侨导报》广告部主任。1940年，许敬诚担任《建国报》报社社长。1943年，龙湖乡石龟许厝村华侨许志猛领导的洪门复兴委员会创办地下油印报《华侨公报》。此外，还有由蚶江水头村华侨王汉杰任总队长的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主办的《华侨之光》、《南岛导报》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出现一些新的报刊，其中晋江华侨创办者不乏其例。如1945年，许志猛办了《华侨商报》。进入7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报刊继续出现，晋江华侨、华人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祖籍金井■洲的王芳盾曾任《东方日报》社副董事长。后来，《东方日报》易主改为《世界日报》，由陈永栽任董事长，陈华岳、吴永源任社长，施天津任总经理。除陈华岳外，其余均为祖籍晋江华人。
在新加坡，晋江华侨也创办或参与创办或主编一些报刊。1929年，傅无闷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1937年又转任《南洋商报》经理兼总编辑。1946年创办《中南日报》，1952年9月，又和李西浪等人创办《新报》（双日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梦周曾任《南洋商报》文艺编辑，陈振复、彭松涛曾主编《商余》。郑梦周还曾与蔡晃生一起担任1967年创刊的《新明日报》编辑。50年代，龚延龄先后创办过《星期六周刊》、《南洋广播周刊》、《南洋月报》。
马来西亚也有不少晋江籍华侨、华人从事华文报刊工作。本世纪20年代末，傅无闷曾在槟城《光华日报》社主持编务，撰写社论述评。1936年，庄明理在槟城参与创办《现代日报》，任总经理。1968年10月，祖籍晋江的黄文彬在古晋创办《国际日报》，并自任社长；1975年又出版《国际晚报》、《国际日报》，迄今仍在出版。
晋江华侨陈允洛曾任缅甸《觉民日报》主笔，1921年与傅无闷创办《仰光日报》，1938年又与许麾力等人创办《中国新报》。
四、承传宗教、习俗
晋江华侨把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带到海外，世代相传，即使当代华人社会也仍然保持相当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
在风俗习惯上，晋江华侨、华人基本上沿袭家乡的传统，如元宵舞狮、清明扫墓、端午龙舟竞渡等。
晋江的民间传统宗教信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有的还信奉“妈祖”、“关帝”、“大伯公”等其他被认为灵应的地方神祗。
菲律宾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晋江籍的华侨、华人大多信奉佛教。不少晋江籍的佛门人士也先后到菲律宾弘法传经或主持佛事。本世纪初泉州崇福寺的云果、妙月等曾先后赴菲传经，并主持兴建宝藏寺和宿燕寺。由晋江人吴江流带头捐建的马尼拉信愿寺聘请瑞今法师（东石人）为第二任住持。
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住持、世界僧伽协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俗家为晋江池店；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伽陀精舍住持常凯法师俗家也在晋江。
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华侨、华人约有10万人，有的很早就皈依天主教。菲律宾国父黎刹的高祖父柯南戈（晋江上郭村人）在1697年就接受天主教洗礼，后来一家几代都成为天主教徒。
1909年许声炎牧师（安海前坡人）由金井到菲律宾布道，建立旅菲中华基督教布道团，至1937年许声英等人在菲设立9所基督教教会和一些闽南话礼拜堂。
信仰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较多集中在印尼和马来西亚。1417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途经泉州，随其出洋的晋江人中的回教徒，有些人留居印尼，世代繁衍，参加当地的回教活动。1950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的清真五姓联宗总会则全是回教徒。近些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晋江华侨、华人明显增多。
晋江华侨、华人还奉祀其他神祗。不少人对“关帝”甚为信奉。印尼和菲律宾建有不少关帝庙。1984年，菲律宾马尼拉成立菲华通淮庙关圣夫子董事会。青阳地区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华人祀奉“顺正府大王公”，成立了董事会。80年代中期，还建造1座9层大楼祀奉，并作为宗亲会办公之所。龙湖、金井、深沪等地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也在马尼拉的大千寺、沙寺祀奉“广泽尊王”，并各有董事会组织。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晋江华侨、华人多数崇拜土地神，称“大伯公”，在各大中城市都建有“大伯公”庙。另外还有崇拜“三保公”的，在印尼的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都建有三保公庙。
早年晋江华侨乘船渡洋，多祈求海神“妈祖”保祐，因而在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地都有天后宫、妈祖庙、妈祖堂，或在其他寺庙中供奉“妈祖”神像。每到农历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香火旺盛。
这些宗教和习俗的传播，起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第三节共御外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时期，广大华侨和当地居民坚持进行长期的反抗斗争，举行过百多次起义。1593年8月，包括晋江华侨潘和五等为首的250名华侨水手，于西班牙殖民军侵犯摩鹿加群岛途中举行起义，在总督拉示马仁迎示的旗舰上杀死总督和士兵。1892年7月，祖籍晋江上郭村的菲律宾华裔扶西黎刹，在马尼拉创立菲律宾联盟，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1896年，他为争取菲律宾国家和民族独立自由，英勇就义，被菲律宾人民尊崇为国父。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对以后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很大影响。在1896年的菲律宾革命和1899年的美菲斗争中，曾任岷伦洛区区长、祖籍晋江清濛的华裔罗曼·王彬，捐献大量物资支持菲律宾人民的斗争。菲律宾人民尊崇他为革命先贤。后来，沙克里斯蒂亚街改名为“王彬街”，马尼拉市政府还在华人区建立王彬纪念碑。祖籍晋江安海的华侨蔡德浅也在上述两次革命中作出贡献，后被选为菲律宾共和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任菲币发行委员会委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入侵东南亚各国，为了保卫第二故乡，消灭共同敌人，晋江华侨与当地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直至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军侵占菲岛时，菲华劳工联合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即“华支”），总队长王汉杰，参谋长陈村生、王西雄，第一大队副指导员蔡希年，第三大队副指导员王子华、第四大队队长陈坚和马尼拉大队长杨标夫等均为晋江华侨。华支与菲各抗日友军密切配合，并肩作战。3年多时间转战14个省市，大小战斗260多次，歼敌2000多人。
许多晋江籍华侨还组织或参加其他各类抗日队伍。1942年，金井镇人郭建和龙湖石龟村人许志猛领导洪门进步人士秘密组织洪门复兴委员会，成立抗日锄奸义勇军，并与青阳镇人庄杰鹄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1943年成立的菲律宾华侨青年迫击团的第一任团长陈培德与3名团常委胡轮清、蔡水波、姚贻沙都是晋江人。胡、蔡、姚3人都为后来的抗日斗争献出了生命。参加以上抗日组织活动的还有不少晋江华侨，其中尤以石狮、龙湖、深沪一带的乡侨为众。还有不少旅菲晋江华侨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组织。青阳人庄材传曾担任菲律宾民主战地血干团的总指挥，深沪人施逸生也曾是抗日义勇军领导人。此外，战时华侨青年特别工作队、菲律宾华侨义勇军、迫击三九九团等组织也都有晋江人参加。
国民党南吕宋支部筹备主任晋江塘东人蔡及时于1942年因抗日被捕，屡经酷刑，宁死不屈，英勇就义。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褒扬令。
在日军入侵新、马、印尼、越南、缅甸等地时，晋江华侨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活动。新加坡晋江华侨林江石曾任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抗敌总会民众武装部长，吴梦超曾任新加坡抗日义勇军第三独立大队司令部政治委员。
第四节社团组织
早期出国的晋江华侨在海外备受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歧视、剥削和压迫。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他们组织了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同乡会或宗亲会，以期守望相助，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来随着出国定居华侨的不断增多和华侨经济事业的发展，以业缘为基础的商业行会和各种慈善组织等也相继出现。
一、同乡会
在马来西亚凡晋江华侨、华人聚集较多的州市，都建有晋江会馆。1919年成立槟榔屿晋江会馆，1922年成立峇株巴辖晋江会馆，1924年成立马六甲晋江会馆，1953年成立吡叻晋江会馆，1970年成立雪兰莪晋江会馆，1977年成立登加奴晋江会馆以及在吉隆坡、古兰丹、怡保等地相继成立晋江会馆。东石镇旅马华侨则早在1883年就成立太平仁和公所，1962年成立江沙仁和公所。1977年，各地晋江会馆联合组成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总会。
在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成立于1925年，其下属有安海公会、泉菌江公所、泉碧江联谊社、仁和联谊社、星马晋江同乡联谊社等晋江同乡会。
在印尼1945年，旅居印尼的晋江、南安、同安等县华侨成立东爪哇泉属会馆，会员700余人。1955年，雅加达晋江华侨成立晋江公会。此外，还有泗水安海同乡会、三宝垄仁和会馆、棉兰晋江会馆、锡江晋江公会等。
在缅甸1904年，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5县旅居缅甸华侨成立温陵会馆。1984年，晋江华侨、华人又组建晋江会馆。
在菲律宾菲律宾晋江华侨同乡会组织，以乡村为单位，遍及各地。20世纪初成立的有西滨、杏田同乡会；20年代成立的有宽仁、雁塔、御里同乡会及深沪同乡会总会、锦江同济会、围江同乡总会、围江同乡会宿务分会；30年代成立的有锦峰、龙穴、锦塘、容卿、英华、洋埭、陈埭、南下尾、涵口、高坑、永宁、沙堤、清濛、五福鸿山、厝上锦尚、华峰、溜江同乡会及菲华四乡会、钱江联合会；40年代成立的有塘园、琼林、坑东、龙渊、金山、塔前、五社、鹏山、英美、洪溪、西岑、崙峰、龙玉、英崙、南庄、后杆柄、梅林、西畲、港边、银江义济、祥古莲、上郭塘市、泉峰、瀛洲、鳌江、上清同乡会及菲华英林总会；50年代成立的有玉浦、石厦、西偏、卢厝西坑、英档、坂头、古厝、科任、布泽、榕霞、泽下、岱峰同乡会及钱江公会、深沪同乡会宿务分会；60年代成立的有金峰、松茂、钞坑、衙口、梧坑、埔头、火辉埔、石龟许厝、前埔、洋山宝塔、梧林、钱仓、坑边、锦埔、玉湖、檀树、澄江、石圳、深沪狮峰、坑口、菲华晋江紫湖同乡会及安海公会、秀山联乡会、茂峰三乡联乡会、坑东马尼拉同乡会；70年代成立的有新锦、金鹏七乡、埔头、前港、观屏、大埔、苏厝崎、金埭、沙美、霞泽、唐厝、锦厦、洪窟、山前、坂头东堡、英林、古〓、新市同乡会及睦邻联乡总会、古盈同济社、旅菲金埭同乡会、锦山联谊会、东柳联乡会；80年代成立的有长福、石狮新华、栖梧、外高、凤池、锦里、古浮、莲厝、奈厝前锦里、玉湖三社同乡会及〓洲瀛海联谊会、杆头乡谊会；成立时间不明者有坑西、前坑、锦埔、许厝、英山、东吴、绍德、浔联、后溪、瑶厝、檀林、钞厝、鲁东、桔里、三乡、白沙、碧江、壁湖永、中舍、张颜、西岑钱江、丰山、蚶江、社店、沙塘、杨厝、大下浯、梅溪同乡会以及锡里公益所、执中联谊会、枫林、古湖、洋〓联络处、永宁宿务市狮子会、马坪林氏联谊会、英林励玉社、宝泉廖正炉董事会、深沪港阜联谊会。
二、宗亲会
菲律宾晋江华侨、华人有单姓的宗亲会和多姓的联宗会组成同乡宗亲组织。除陈、林、吴、蔡、施等宗亲总会成立较早外，大多数宗亲组织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阶段是华侨社会的兴盛时期。这些宗亲会往往是由一些富商或族中有威望的人士为核心发起组织的。晋江人宗族观念浓厚，有些小宗亲会因人数较少，往往尽量吸收所有族人包括其他村落的宗亲参加，成为联宗团体，以增强该组织的力量。50年代后期，宗亲组织再度大量涌现。1958年，由28个宗亲会代表组织成立菲律宾各宗亲联合总会，形成全菲各宗亲领导人联盟。该会的宗旨是：“联络全菲华侨、华人各姓宗亲会之感情，力谋团结，发动全侨力量，推行固有道德，转移社会风气，促进菲华福利”。至80年代中期，仅在马尼拉市的晋江籍宗亲组织就近200个。
新、马、印尼也有晋江籍宗亲会组织，但大多是同一语系的姓氏组织。如印尼东爪哇泗水埠的有妫堂（陈氏）、延陵公会（吴氏）、西河社（林氏）、江夏堂（黄氏）等都以晋江、南安同一语系组成的。
三、商业行会
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的前身为中华商务局，系晋江祥芝乡华侨邱允衡于1904年将广肇会馆和福建会馆合并而成。1906年改称小吕宋中华商会。1919年李清泉任会长后，在反对“西文簿记法”一案获得胜诉，威望大增，逐渐成为菲律宾华侨社会最高的综合性组织。中华商会的领导人中，晋江华侨不少。如第四十届的30名职员中，就有晋江华侨许友超、蔡孝忍、施性水、李世杰、姚迺崑、李焕彩、林为白、吴道盛、蔡祖增、庄万里、詹候狮、蔡桂林、李允煌、黄世辉、施性统、郑孔珍、蔡联发等17人。
菲律宾菲华商会联合总会（简称商总）成立于1954年。晋江华侨高祖儒、庄清泉、李永年曾先后担任该会理事长。1987年商总的第十六届全菲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95名理事组成的第十七届理事会，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特别顾问李永年当选为理事长，姚荣辉、庄长泰、陈永栽、董尚真、杨彼得为副理事长，高祖儒为名誉理事长。其中除杨彼得1人外，均为祖籍晋江的华侨、华人。
菲律宾晋江华侨先后参与组建各类同业公会、商会、联合会等。据马尼拉公惠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商业名录》载：马尼拉有43个各类同业公会、联合会。其中除粤侨酒楼同业公会外，都有晋江华侨参加，并且不少出任理事长或副理事长等职务。如木商公会正副理事长李峰锐、李世伟，糖业公会理事长蔡文华，烟厂联合会正副理事长林为白、庄材润均为晋江华侨。
印尼巴城华商总会（后改称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缅甸华商商会等及其属下的各华侨的行业公会也都有晋江华侨、华人参与活动。印尼东爪哇泗水的晋江华侨大多数参加亚弄商公会。
四、慈善组织
菲律宾华侨善举公所，其前身是1873年成立的甲必丹属下的华侨服务机构，后经清政府驻菲总领事黎荣耀提倡，于1900年正式成立的。1906年，善举公所改组，并脱离领事馆成为独立组织。在改组后的15名董事中，闽籍华侨占12人（其他3人为粤籍华侨），永宁西岑村华侨施光铭任第一届总理。1907年，美国殖民当局宣布要没收民间公产，善举公所之华侨义山也在没收之列。总理施光铭与驻菲总领事钟文耀据理力争，上诉交涉，幸得保存。此后，善举公所的职员多数为晋江华侨。如第73届中即有董事长施性水、副董事长林为白、外务李焕彩、医院股主任蔡联发、回华捐股主任吴世霖、义山股员施家罗、月捐股员杨金指、法律顾问高祖川等10名晋江华侨，占董事会17名成员的58.82％（余者南安县2人，厦门2人，广东3人）。1964年，晋江池店华侨李俊峰任善举公所第87届董事长，积极整顿和建设所属各部。以后继任者李其昌、庄清泉、李世杰（均系晋江华侨）亦都致力于此，使其达到顶峰。而李俊峰历任该公所第87届至第100届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外务、名誉董事长和终身行政总理等职。华侨善举公所历经百年持续发展，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东南亚慈善社团之冠。
五、其他社团
1902年，旅菲闽籍华侨退出义英堂，另组义福堂。1912年，义福堂改名洪门统一党，1913年又改名中华进步党。1938年，菲律宾各洪门团体响应团结抗日号召，联合组成洪门联合总会。1945年以后称洪门进步党。晋江华侨许志北、李昭工、杨肇根、吴道盛、杨庆墩、李俊峰、庄杰华、蔡文春等曾先后出任洪门进步党理事长。
李清泉夫人颜敕于1938年组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会），并出任主席。该会积极领导和发动华侨妇女募捐筹款、赶制寒衣和救伤袋等寄回祖国抗日前线，并汇款给八路军战士添置雨具。
晋江内坑加塘村华侨杨秀莲在50年代初任印尼雅加达妇女协会主席，1956年曾率团回晋江参观、访问。该协会于1941年组建，当时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日军入侵印尼后，被迫停止会务。1946年复会后，办有妇女补习学校、妇协小学和编织、缝纫等职业培训班。
第五节境遇
晋江华侨在海外历尽艰辛，曾受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甚至惨遭杀戮。
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300余年间，曾对旅菲华侨进行6次大屠杀，被害华侨不下10万人之众，其中晋江华侨不少。仅安海见诸于族谱记载，1603年第一次大屠杀时，有柯日蕃、陈典箴、陈吾进等17人被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受害者有黄金初、陈文能等7人。
1740年10月9日，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城进行大屠杀。4天内共焚烧、劫掠六七百家华侨商店和房屋，屠杀华侨万余人，史称“红溪惨案”。受害者中有众多晋江华侨。
1942年，日军占领菲律宾。1月，华侨知名人士许友超等42人被拘禁，其中28人被判20年监禁，9人被判处死刑。晋江华侨颜文初（石狮钞坑人）、蔡派恭（蚶江莲塘人）、李连朝（金井石圳人）、施教锯（龙湖石厦人）、黄念打（永宁金埭人）等遇难。菲岛沦陷期间，仅石狮一带华侨就有数千名被害，如钞坑村遇害者38人，塔前村30余人，埔仔村40余人，茂厦村13人。同年2月21日，日本侵略军在新加坡大屠杀时，仅东石白沙村即有周贻太、周留辉、谢其仁、洪烘等50多人遇害。
菲律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布独立，继而先后通过不下160种限制华侨经济的“菲化案”。在“零售商菲化案”、“劳工菲化案”、“米黍菲化案”的实施中，晋江华侨大批失业，仅石狮华侨即有千名被赶出菜市场，大仑村和后〓村华侨各有数十家零售商歇业。“禁侨案”、“遣侨案”、“逾期游客案”、“华侨登记案”等，也使晋江华侨遭受惨重损害。1946年，有数干破产华侨被作为难民遣送回国，其中晋江人居多，仅钞坑村即有10余人。
马来西亚晋江籍华侨在英殖民主义者的迫害下，自1948年6月至1951年5月3年间，有不少人被杀害、击伤、逮捕监禁等。在被逐出境的13066人中，即有东石的蔡惠仁、蔡崇蒲、安海的桂子尧、黄宗和、桂建德及其家人。
印尼独立后，多次掀起反华、排华浪潮。在1959年12月，被驱逐的10余万名华侨中，仅被安置在晋江双阳华侨农场（今鲤城区）的华侨就达3000余人。此外，还有安置在原籍或其他农场的。安海灵水村印尼华侨就有2户安置在常山华侨农场、2户在广东农场、1户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安海镇王振秀、下洪村李天从、罗山林口村柯表盾及张前村江蕊娘等难侨全家被接侨船接回以后，或安置于原籍从事农业生产，或参加工作。安海陈永丰、紫帽山李团中及青阳许明文等人，就是在印尼排华浪潮中回国上大学后而参加工作的。
70年代，越南出现公开的反华、排华浪潮。早年旅居西贡、堤岸一带的6000余名晋江华侨也不能幸免。许多华侨、华人商店、财物和房屋被没收并逐往乡下。不愿去的即成“黑人”，难以容身。陈埭西边村林文远一家，家产被掠夺一空，不得不乘船漂流至新加坡申请往美国当难民。越南福建帮帮长、中华总商会会长龚纯礼（安海人）拥有越南海防—南宁—昆明铁路运输的半数车厢，被越南当局全部没收。
第三章华侨与家乡
第一节支援革命
一、支援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时，海外晋江华侨纷纷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或秘密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或踊跃输将，购买枪枝弹药，支援革命斗争；或毅然回国，参加武装起义。
据《缅甸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记载，晋江华侨参加缅甸中国同盟会者有魏继汉、刘懋飞、林登庸、陈文固、陈允洛等45人。魏继汉（又名声苗）为当时旅缅华侨最早加入同盟会者。他与庄银安（同盟会会长，同安华侨）、徐赞周（副会长、厦门华侨）等人创办《光华日报》、《进化报》，鼓吹革命。报馆经费大多由他负责。武昌起义后，他又与陈清波等人首先劝捐，接济军饷，被尊为当地华侨具有开国功勋者之一。陈允洛参加同盟会时年仅20岁。他与革命党人吕志伊等编《进化报》和《觉民日报》，积极参加活动，被推选为缅甸中国同盟会文案科员和仰光中国同盟会参议员。民国4年（1915），他奉命携款返回厦门参加反袁（袁世凯）运动。
新、马地区的晋江华侨参加同盟会者也不少。李辟尘入会后，被推为同盟会吡叻分会秘书。沈鸿柏、杨昆郡、王德义、邱仰峰等人在马六甲创办中华书报社，积极鼓吹革命。庄汉民于新加坡参加同盟会后，在革命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工作。曾奉命返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参与谋杀泉州知府，因炸弹未爆而未能如愿。后来，他又投身于泉、厦地区反袁斗争。
菲律宾晋江华侨的同盟会成员较著名的有史国答、刘友竹、邱奕经等人。陈光纯和郑光鼎返国参加泉州光复活动，与印尼归侨蒋报策一起负责泉州保安会财政工作。
树兜村印尼华侨蒋以麟18岁时与父亲蒋报策、叔父蒋报料一起加入泗水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们3人及蒋报料之子蒋德卿奉命携带枪弹返回泉州，与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林含碧、黄中流等人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蒋以麟独捐巨资作为活动经费。同时，还亲自往军衙面见泉州防军协台唐万胜，晓以大义，迫其反正，使泉州得以顺利光复。蒋报料父子则往厦协助王振邦组织策动厦门光复工作。厦门光复后，蒋德卿任厦门军政分府副都统。旅日晋江华侨万廷璧、陈清机等人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万廷璧被日本神户华侨称为“革命文魁”。武昌起义时，他捐献巨资，购买军火，受到孙中山先生赞扬，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顾问。辛亥革命前夕，陈清机和许卓然等人在安海组织革命军。武昌起义后，陈清机参加宣统三年（1911）11月7日的安海暴动。民国4年，他又参加反袁斗争，后被通缉，乃重返日本。
晋江华侨捐资赞助辛亥革命者不乏其人。祥芝厝上村旅菲华侨邱允衡独自捐资5000比索，支援辛亥革命。金井后埭村旅菲华侨许维帖曾多次捐献巨款，并经常四处劝募，民国10年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任命其为小吕宋筹饷委员。巴厝村旅菲华侨林景书除停寄3年家费，收缩商业规模，独捐菲币5万元支援辛亥革命外，又为革命劝募经费50万元，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他与金井旅菲华侨李文炳曾获得孙中山颁赠的奖章和奖状。旅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安海华侨，曾有二三个月时间，每人每月捐献20％薪金资助革命。池店村马来西亚华侨李金粥也因支持革命，荣获孙中山颁发的“五族共和”爱国勋章。
二、支持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晋江华侨与广大海外侨胞一样，纷纷组织各种救亡团体，捐输财物，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甚至回国参战，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
民国21年1月28日，以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晋江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发动侨胞捐款，支援十九路军。后又发起召开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救乡代表大会，欢迎十九路军入闽，提出改组福建省政府等要求。民国24年，晋江石龟许厝村菲律宾华侨许敬诚等人在马尼拉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简称民武分会）。民国26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月，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召集各华侨团体成立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李清泉被选为主席。继而成立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全菲华侨学生联合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会菲律宾分会等组织。怡朗晋江华侨高作楫、郑士美、许鹏飞和南安华侨张幼庭等人，发动组织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高作楫任主席。新加坡华侨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南洋总队（简称南洋民先），其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张楚琨、组织部长李白涛、店员委员会主任李文陵和锄奸队队长黄文良等均为晋江华侨。
民国27年10月10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沙捞越、缅甸、泰国等地的169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召开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南侨总会是南洋800万侨胞抗日救国运动大团结的组织，是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积极募捐筹款支援祖国抗战，组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战军民，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支援西南地区的运输战线。为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巨大贡献。
广大华侨和各抗日团体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支援祖国抗战。“九·一八”事变后，菲律宾华侨提倡航空救国。李清泉于民国22年1月19日独捐战斗侦察机1架，约值2. 5万比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海外华侨的捐款筹赈活动更为踊跃。李清泉以身作则，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并积极捐款。在其领导和发动下，菲律宾华侨自民国27年10月至民国29年12月，共汇给祖国1488万元，超过原定1300万元的认捐数目。李清泉夫人颜敕于民国27年3月6日代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汇款1万元购买雨具，赠送八路军将士。后该会又电汇10万元交给中国银行，以作救济伤兵难民之用，还筹募10万个救伤袋寄往抗战前线。抗战初期，安海华侨桂华山曾与余清箴前往香港协助成立福建旅港同乡会，筹款接济大陆难民。此后，桂华山本人即在菲律宾致力于这一运动，并任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常委。其爱人李惠玲也组织菲律宾华侨妇女后援会，发动妇女筹款，支援祖国抗战。
新、马、印尼等地的晋江华侨也踊跃参加当地华侨募捐活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运动。
此外，许多晋江华侨青年还直接回国参加抗战。民国26年9月，菲律宾民武分会组织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从中挑选28人，经短期训练后，由沈尔七带队于民国27年1月18日起程回国，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民国28年，沈尔七奉命再次出国。5月底，又带领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慰劳新四军。该慰劳团的团长王西雄、政治指导员沈尔七、财政张匡时、宣传曾心平、管理王汉杰、文书郭健均为晋江华侨，大多数团员亦然。嗣后，慰劳团成员20多人均留下参加新四军。两批共计40多人。其中晋江华侨有沈尔七、许振文、王天华、陈扬德、蔡培团、施炳文、蔡忠义、李铁民、林振声、庄汀来、杨奕万、王西雄、张匡时、郭汐江（郭建）、王爱奎（王汉杰）、高天雄、蔡紫茵（女）、蒋仁坚、郭志坚（郭席排）、许呈伟、吴华光、张伯钧、吴身彩、邱尧、施义蚶、林四季等26人。民国30年，沈尔七奉命往菲发动华侨支援抗日活动，回国后转至广东东江地区任游击队连指导员，后于战斗中牺牲，时年仅28岁。新加坡晋江华侨李文陵、李白涛在南洋民先被英殖民当局取缔后，也回国参加新四军。其时，晋江华侨回国参加抗日的还有印尼的蔡其鹿等人。
菲律宾怡朗华侨救亡会也于民国27年，组织3批20多名华侨青年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工学习班学习。其中晋江华侨有高明轩、吴性白、许鹏飞、王清华、郭华忠、杨志民、李烈、董华盛等。此外，当时赴延安学习的还有旅菲晋江华侨施纯亮、王唯真、林兆南、王寄生（笔名白刃）、林炳煌、高廷祺、张道时、吴志光、杨约、林育、高烶炮、庄新远，印尼晋江华侨蒋金钗、蔡其矫，缅甸晋江华侨许金荣，新加坡晋江华侨陈文基等。
旅菲晋江华侨王雨亭于抗战爆发后，同廖承志、成仿吾取得联系，介绍多批华侨青年（包括其子王唯真）回延安参加八路军。民国27年，他也毅然回国参加共产党，后受组织委派，重返南洋各地开展华侨抗日统战工作。
南侨总会先后组织3193名汽车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在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800多名闽籍华侨中，有不少是晋江华侨，如菲律宾机工总领队颜福佑，机工庄国华、王若定、蔡联璧、黄传芳、施性秀、李明起及新、马的叶天来、林章省、苏美宛等人。东石旅马华侨蔡崇孔参加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回国后于西南运输处工作，后奉命潜入印尼进行抗日活动，被日军杀害。晋江城关华侨南侨总会驻滇缅公路段代理庄明理，回国前是马来西亚槟城汽车司机公会主席，他在发动和组织机工回国服务中发挥很大作用。
沙塘菲律宾华侨飞行员王炮与12名华侨青年组织菲律宾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回国参加抗战。池店菲律宾归侨李昭秀早年在闽南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民国24年被迫避居星州。抗战初期返闽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民国33年因叛徒出卖，在永安英勇就义。
三、支援国内革命战争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晋江华侨也发挥很大作用。
永宁旅菲华侨董云阁（又名董光泰），民国14年回国就学于厦门集美学校。翌年投身革命活动，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地下党、团领导职务。民国20年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5月在漳州被捕，壮烈牺牲。永宁岑兜村旅菲华侨李子芳，民国16年返国求学并参加闽南地下斗争。民国21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后，任军团领导干部。1937年，奉命组织南方新四军，任政治部组织部长。皖南事变突围时被捕，于上饶集中营与晋江菲律宾华侨张伯钧、蒋仁坚等同遭杀害。安海高厝村旅菲华侨高承烈，少年时旅居菲律宾，20年代回国求学。1926年赴苏留学，曾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会议。30年代初，任共产国际远东工作联络员，派驻菲律宾，公开身份是马尼拉《新闽日报》总编辑。抗日期间，除不遗力宣传抗日外，还多次选派华侨爱国青年回国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晋江城关华侨粘文华、司马文森分别于民国13年、民国17年由新、菲回国，参加地下革命斗争，均为中共泉州地区地下党领导干部。司马文森还著有反映当年泉晋一带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风雨桐江》。20年代回国参加革命的还有菲律宾华侨许运伙，印尼华侨柯竹山、李一鹤，新加坡华侨王济弱、李明秀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由菲律宾回国参加解放战争的晋江华侨就有几十人，如许立（即许敬诚）、王汉杰、吴锦南、郭建、许良枫、许瑟亮（即许昭明）、魏文基、魏振奋、陈董顺、沈福水、蔡希年、陈永石、蔡派忠、蔡文山、陈平山、张孙云、谢清、陈汉泽、蔡祖墩、施耀、庄云潮、庄清华、陈坚（原名蔡维作）、王子华、沈慧、庄秋心、郭席排、许龙权、杜金枝、吴青山、蔡长泰、庄进来、李焕来等。其中许立任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工作，王汉杰任粤赣边区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主任兼作战科长，王子华任第八支队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陈坚先后担任解放军团参谋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总参二部参谋等职，许瑟亮担任中共闽西南地下党泉州工委书记，施耀任厦门市工委书记，庄秋心任晋江县工委书记，郭席排任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部参谋长，张孙云任中共闽中地委沿海区委书记和泉州团队独立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
印尼、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的华侨（包括归侨）回国参加革命的还有陈孔才、陈振亚、柯竹山、吴超、柯鸿图、郑泮水、吴泰等。
第二节 建设家乡
一、兴办实业
（一）交通运输业
民国2年（1913），旅日华侨陈清机于家乡安海创办闽南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民国8年又集资创办泉安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在民国11年建成由安海经灵水、青阳至泉州的全省第一条侨办汽车路，长达27公里。后来又先后增筑青阳至石狮、水头至小盈岭、安海至东石、安海至八尺岭、石狮至浦内、双沟至窑内、灵水至石狮等7条支线，总长达109公里。民国12年，旅菲华侨李清泉、吴达三、王汉昌、李文炳、吴果来、李文秀等人集资创办泉围汽车公司，建成石狮至围头、金井至深沪、围头至科任3条总长达47公里的公路，接通围头、塘东两码头，连接通往厦门的水陆运输。民国14年，旅菲华侨王伟航发动菲律宾华侨建立石永蚶汽车公司，修筑石（狮）永（宁）、石（狮）蚶（江）公路，全程20公里。民国16年，印尼华侨林清机（内坑人）、许经权（安海人）集资建筑溪（尾）安（海）公路，全程34公里。民国17年，旅菲华侨蔡孝忍（大仑人）建筑石（狮）东（石）公路，通车22公里。民国18年，旅菲华侨许以俊、许国伟、许以珠（后花人）等建筑石（石狮后花）浦（内）公路，通车4公里。自陈清机修建泉安公路至民国20年，全县计修建16条公路，通车里程336公里，使晋江初步形成公路交通网络。
民国21—22年，陈清机还邀集华侨合资修建长达60公尺的东石码头。民国35年，旅菲马尼拉金井围江同乡会发起集资购置江南小火轮，恢复战前川走厦门航线，华侨吴道盛投资半数资金。
抗战期间，上述公路奉命自毁。战后，华侨积极参与修复工作。从民国35—37年，泉安公司修复5条线路，59公里；石永蚶公司修复3条，42公里；泉围公司修复石狮至金井段26公里。
80年代以后，晋江侨乡的公路建设迅速发展。海外乡亲改变过去单纯投资建设公路、自营汽车公司为捐建乡村公路。1980—1988年，新兴建的乡村公路计92条，425.5公里。金井镇海外华侨、华人在7年中捐资156万元兴建乡村公路12.8公里，其中洋下村施先生单独捐献26万元，修建1条由该村通向泉围公路的5.1公里公路。石狮容卿村菲律宾华侨、华人集资120万元，修筑1条4.5公里的环村混凝土路和通往灵秀山的碎石路面公路。陈埭高坑村海外乡亲集资10多万元，修建高坑公路大桥。龙湖乡菲律宾华侨、华人从1980—1988年投资修建道路及桥梁的总金额达433万多元，其中衙口村施先生独资60余万元，修建1条由衙口通往中山街的混凝土公路。据不完全统计，自1950—1987年，163个自然村的海外华侨、华人捐资修桥造路的款项达1711万元。仅1987—1988年1年多时间，全县各乡镇海外华侨、华人捐资修建的乡村公路共有21公里及3座公路桥，投资总额达288万多元。
（二）商业
清光绪十五年（1889），菲律宾归侨蔡汀在安海开设联美布庄。光绪三十四年，东石旅菲华侨黄秀烺投资5万银元，在厦门开设炳记行银行，兼营出口业务。民国6年，树兜村印尼华侨蒋以艺投资4万银元，在厦门开办合荣行出口商行。20年代以后，晋江华侨在家乡经商的逐渐增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庄金土的泉州晋大行、庄梓才的肥料行、王德安的协美行（经营棉布）、蔡祥井的仙桔祥记（经营烟丝）等。此外，还有在泉州开办的泉州泰行、友农行、鸿大行、集友行、侨兴行等。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经商一度中衰，战后有所复苏。菲律宾归侨蔡永琴在石狮开办万国百货商店。自民国35—38年，仅石狮一地由侨资开设的布行就有锦华、福桥、友联、绵泰、复成、经纶、华昌、新昌、启泰等17家。至1956年公私合营前，侨资商业有120多家，总金额达160万元。
（三）工矿企业
20年代，晋江华侨郑德坤捐资创办厦门淘化大同工厂，民国21年又在香港设立分厂。民国16年，安海菲律宾归侨蔡子钦与其父蔡德远发动旅日、旅菲华侨集资3万银元，在安海创办电灯公司。民国17年，永宁华侨投资4万银元，创办永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民国26年停办）。同年，还投资3万银元创办永宁永丰面粉厂。民国18年，菲律宾华侨李清泉、陈希庆（南安人）等人发起集资万股共100万元，在福州创建造纸厂。民国20年，旅日华侨陈清机、周起抟及菲律宾归侨蔡子钦等人集资承顶泉州电灯公司，投资总额10万银元，分1000股，股东39人，大部分为旅菲、旅日华侨和归侨，其股本占87％，为当年华侨在晋江地区投资较大的一家企业。同年，永春旅菲华侨黄振焕投资15万元在东石创办民生织布厂。民国21年，印尼华侨张逊琛投资12万元在东石创办利群织布厂。继后至民国24年，新、马华侨又在东石开办振东、化光、东安3家电机染布厂。民国25年，旅菲华侨庄经投资2万美元，开办晋江进化酱油厂。从民国16—26年，晋江侨办企业还涉及碾米、制酒、烧碗、铸鼎、皂烛、制烟、锯木等行业。
（四）农垦业
民国16年，陈清机于晋江大宅创办陶倚畜牧场。民国18年，他又投资10万元，在南安康店创办泉州安海桥西垦植公司，引进不少日本桑苗、果树、鸡、兔良种以及先进农械。民国22年，金井旅菲华侨李文炳、李汉昌等集资在同安南尾创办裕民农场，有水旱田300多亩，并盖有办公楼和宿舍。1954年12月，缅甸归侨、金井侨联主席王昭备组织归侨6人，在南安坂桥乡投资创办新侨农牧场，开办后不久因故停办。自1960—1962年，晋江华侨、侨眷还从国外及港澳地区进口11433吨化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五）房地产业
民国16年，金井石圳旅菲华侨李昭北投资190万银元，在厦门创办李民兴公司，建造楼房23幢。民国18年，其侄李清泉又于厦门建造8幢四层楼房。继后，龙湖乡旅菲华侨许志水在泉州建造楼房12座。30年代中期，安海旅菲华侨桂华山与杨孔莺邀约杨悌姜、杨仲兴等人集资100万比索（先集50万比索），组织华侨兴业公司，拟于厦门南普陀山下建筑4座华侨新村，后因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资金殆尽而未果。据调查，石狮镇1949以前的房屋十之七八为华侨所建或购置。
二、兴办文化教育及其他事业
（一）兴教办学
晋江华侨捐资兴学历史悠久。早在光绪五年（1879），就资助安海教会创办铸英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印尼华侨蒋报企等3人在树兜村创办明新小学。同年，华侨陈清机、高标勋、周起抟与地方人士蔡德远等人在安海筹办养正小学，光绪三十三年正式开学。
辛亥革命后，在陈嘉庚捐资兴学的影响下，晋江华侨兴起捐资办学热潮。永和巴厝村旅菲华侨林景书独资创办启蒙小学；金井石圳旅菲华侨李清泉独资创办成美小学。此外，还有龟湖的鹏南等7所学校也为华侨捐资创办的。从民国1—8年，晋江华侨在家乡兴办数十所学校。民国17年，蔡德远又与华侨陈清机、桂华山等人在安海创办养正中学。至民国22年，全县已有120所小学、8所中学，其中私立学校占63.5％，而侨办学校又占私立学校的70％。据民国24年县政府统计，当年全县的47.4万元教育经费中，除政府拨款3万元外，余者均为华侨所捐赠。
抗日战争期间，侨汇中断，大部分侨校被迫停办、压缩或合并。抗战胜利后，侨办学校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民国35年9月，旅菲华侨施性水、施家罗与地方人士施缉亭等人集资在衙口创办南侨中学。民国36年9月，菲律宾华侨杨厚翠独资创办凌霄中学。11月，旅菲华侨蔡功南、吴道盛、施家罗在地方人士吴慕农等人配合下，集资在石狮创办石光中学。民国37年，旅菲华侨庄材鳅独资在青阳创办大道中学。同年，金井毓英小学在华侨资助下扩办了毓英中学。至1949年，全县（不含鲤城区）已有201所小学、4所中学。其中大部分为私立学校，而私立学校中有90％是由华侨兴办或资助的。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又分别创建东石侨声中学、石狮华侨中学、龙湖南侨二中、金井侨中、安海侨中、青阳侨中、灵水中学及实验小学等30余所中、小学。至1959年，在10年左右时间内，晋江华侨捐献家乡教育事业的款项达206万元，新建、扩建校舍（包括部分国家投资）1064间，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
1979年后，晋江县再次出现华侨捐资办学的新高潮。1980年，祖籍金井的菲律宾华人吴先生捐资40万元兴建围江小学教学大楼、办公楼及教师宿舍等。1985年，其子又捐资60万元增建礼堂、校园、运动场及水电设施等。其后，又捐资100万港元，在菲律宾建立围江学校教育基金会。80年代初，祖籍龙湖亭的菲律宾华人许先生发动乡侨集资160万元，创建一所新型的农业机械学校。石狮彭田的海外华侨、华人集资367万元创建了鹏山师范学校。1988年，罗山梧〓村海外乡亲郭先生单独捐资1596万元动工兴建季延中学。很多海外华侨、华人也捐资为中、小学建造新校舍。龙湖乡共有47所中、小学，华侨、华人捐资新建校舍者达45所，占该乡学校总数的95％
据统计，从1950—1987年，海外华侨、华人捐资兴办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款项分别为948万元、5437多万元和113万余元。全县的侨办侨助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共22所、侨建幼儿园26所。436所小学除完全侨办者外，均有不同程度的侨汇资助。许多侨办学校还分别设有奖学金、奖教金。全县共有教育基金468万元。金井镇的29所小学中有16所由于得到华侨资助而实行学生免费入学。1985年，晋江县召开华侨捐资办学授奖大会，获省金质奖章和荣誉奖状者8人，12个团体；获省银质奖章和荣誉奖状者3人，工1个团体；获晋江地区表彰者77人，47个团体。
（二）医疗卫生
在本世纪初，每逢家乡疫症流行，不少地方的侨胞便购买药品寄回村中施赠。民国27年，龙湖旅菲华侨吴起顺捐赠两辆汽车，以作救护之用。
民国29年，晋江流行疟疾，印尼泗水埠海产公会会长张庆重发起募捐购买金鸡纳霜8万粒，寄回晋江赈济疟区，其中2万粒为该会秘书长蔡友玉捐寄家乡东石镇施赠患者。民国34年，围头旅菲华侨吴道盛捐献巨款购买大批医药和粮食运回家乡，救济贫病乡亲。民国35年，龙湖霞坡鼠疫流行，旅菲钱江联合会和许氏宗亲总会联合向该乡华侨筹集大批药品，由中吕宋华侨施教促运回分赠。同年，青阳菲律宾华侨先后募集2批价值10万余元的医药寄回家乡，施赠患者。
1954年，安海印尼归侨倪端仪（女）捐资17万元创办安海医院，并亲自择址绘图，先后5次到南洋各地筹募医疗设备和资金60多万元。该院于1957年落成并正式开诊。1979年，青阳侨胞蔡琼霞（女）独捐70多万元，为县医院兴建1座门诊大楼——爱国楼。同年，海外英林总会也集资在家乡创办英林医院。
自1979—1986年，接受海外华侨、华人捐助者还有石狮医院、子英医院，以及金井、围头、龙湖、蚶江、深沪、安海、东石、磁灶、永和等卫生院或分院、捐资总额达1153万元、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1987年，金井溜江村菲律宾华人陈先生捐资100万元，在金井镇创建明玉医院。
（三）文化体育
民国8年，由晋江旅菲华侨李连朝等人倡议、李清泉予以大力支持的圳山阅书报社在金井石圳村创建。抗日战争时期，书报社逐渐荒废。抗战胜利后，乡侨李汉昌捐资加以修葺。后因社会动荡，管理乏人，书报社名存实亡。1978年，菲律宾乡侨李先生独资重建圳山阅书报社。该社现有藏书5000多册，报刊近百种，还设有电视室、广播室、康乐室、余热斋、义诊室和邮电代办所，成为全村文化活动中心。
民国20年，安海华侨投资创办鸿江戏院。50年代，印尼归侨陈启紫发动华侨、侨眷捐资在泉州和石狮建造侨光、石狮2座华侨戏院。继后，金井、龙湖等地华侨、侨眷又集资创建金井戏院和龙湖戏院。1982年，全县有21家影剧院（其中国营2家），大多数得到海外华侨、华人资助。1987年，石狮菲律宾华人蔡先生捐资兴建石狮文化中心大楼，内设图书馆、南音社、国术馆、体协、老人协会、离退休干部活动室等。同年，金井溜江村海外华人王先生、陈先生合资兴建溜江文化中心楼；石狮海外华人郑先生捐资兴建石狮文化中心展览馆；龙湖浯坑村海外华人许先生等人捐资兴建浯坑文化中心楼。此外，海外乡亲还捐赠大批电视机、电子游戏机、摄影机、幻灯机、扩音机等文化娱乐用具。据不完全统计，至1987年，共捐赠电视机191台，录音机157台。
在50年代末，全县705个篮球场有76％是由华侨捐建的。60年代初，又捐建灯光球场。1979年以来，海外侨胞又捐建许多体育馆和运动场，至1985年，新捐建的田径场5个、篮球场73个、排球场55个、体育馆和游泳池各1个。1988年，全县已经竣工或正在兴建的还有青阳体育馆和灵水、南侨、侨声、伍鸿、罗山等华侨中学运动场。
（四）慈善公益
晋江华侨关心家乡慈善事业。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侨属倪人俊（字子范）倡议并亲往南洋各埠募集资金，创建安海养生堂（后改名育婴堂，今称红婴院）。该堂创建以来，屡受海外侨胞捐助。1957年，侨胞再次集资兴建新堂屋4000平方米。据统计，该堂从清道光二十四年到民国38年共收养女婴21504人，平均每年204人。1950—1981年共894人，平均每年29人。1963年，该堂附设养老院，收容20多名孤寡老人，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终。
民国28年，海外交通濒临断绝，侨区人民生活困苦，陈清机从菲律宾汇款3万元，赈济安海、泉州贫民。民国29年，李清泉因病弥留之际，嘱将10万美元遗产捐献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后其亲友又筹集40万美元汇回祖国，资助难童。
从50年代中期至1987年，晋江华侨、华人共捐资1416万元，使304个村庄实现供电照明。青阳、深沪、祥芝、石狮4个乡镇的海外乡亲捐资81.7万元，分别在各乡镇创建自来水厂。此外，70年代以来，华侨捐赠给全县各乡镇的汽车达177部。
晋江华侨、华人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善举到80年代形成高潮，捐献于各项公益事业的数额也逐年增加。1985年总数为1200万元，1986年2046万元，1987年增为3207万元，1988年则为3400万元
第四章侨乡
历史上，晋江华侨出洋谋生，其眷属多数则留在家乡，华侨在外勤俭所得，素有辗转汇到家乡赡养亲人和建家置业传统。由此，对各乡各里的人口结构、侨汇收入、物质消费、家乡建设等方面均产生很大影响，形成一些有别于一般乡村的侨乡。
第一节侨乡分布
晋江县所属的18个乡镇、972个自然村中，归侨、侨眷（包括华人眷属，下同）的分布大致占所在总人口的50—80％以上。据1987年底侨务部门普查统计，全县归侨、侨眷人口数为738248人，占全县总人口数107.45万人的69％。其中归侨人口只有6791人，仅占归侨、侨眷总数的1％弱。在18个乡镇中，归侨、侨眷占80％以上的有龙湖、金井2乡镇；占75％以上的有青阳、石狮、深沪3乡镇；占70％以上的有罗山、陈埭、安海、东石4乡镇；占60％以上的有祥芝、内坑、磁灶、永和、英林、永宁、蚶江、池店8乡镇；占50％以上的有紫帽乡。
晋江侨乡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归侨、侨眷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重点侨乡；第二类是占人口总数50—69％的一般侨乡。在18个乡镇中，重点侨乡和一般侨乡各占一半，但是，重点侨乡中也有例外的，如龙湖的归侨、侨眷占该乡人口总数的80％以上，但有4个自然村所占比例不足50％，其中林埔内村仅占30％；同样，一般侨乡中也有重点侨村，如紫帽乡的归侨、侨眷占该乡人口总数的50％，而紫湖村却在70％以上。
在归侨、侨眷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重点侨村，有的海外华侨、华人人数超过国内本村人口的1至2倍。据1987年侨务部门对几个重点侨村调查，国内外人口对比情况大致如下：
安海灵水村，4939人，归侨、侨眷占70％；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仅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约有8000人。
青阳三光天村，450人，归侨、侨眷占70％；海外华侨、华人1200人。
金井石圳村，3761人，归侨、侨眷占80％；海外华侨、华人8000多人。
东石第三居委会，2350人，归侨、侨眷占70％；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有3400人。
石狮大仑村，3500人，归侨、侨眷占80％；仅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6785人。
龙湖石厦村，3500人，归侨、侨眷占80％；仅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4200人。
第二节侨乡的形成与发展
一、明代后期
明代，晋江安海港是福建省海外通商贸易和华侨出入境的主要港口，安海出国华侨甚多。据对安海《金墩黄氏族谱》、《有耕堂柯氏族谱》等11部族谱统计，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侨外者即有46人。其时侨商有李寓西、陈斗岩等人。这些侨商（同时也有海商），把广东和江苏等地的棉花、蚕丝贩回安海，加工成布匹后再贩卖出洋。因而其时安海纺织业颇为发达，出现“巷女能成纻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何乔远诗）和“水村鸡犬连鲛室，贾舶帆樯压蜃楼”（黄伯善诗）的繁盛景象。这就是早期的晋江安海侨乡。
清初，清廷在东南沿海一带实行“迁界”，使安海侨乡尽成废墟。
二、清代、民国时期
清代，晋江海外华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后，不但人数比明末增多，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程度发展。乾隆十二年（1747）以后，清政府正式允许和奖励华侨商人，国内海商在国外造船回国，晋江侨乡又开始孕育。
晋江首先出现的侨乡仍然是海商集团最活跃和出国人数最多的安海港一带。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嘉庆二十五年（1821），安海出国谋生卒葬国外者，单见之上述11部族谱，即达141人。大量出国华侨又输入大量资金，或赡养家口，或投资商品生产、家园建设，使得一度消失的市镇贸易又兴盛起来。至乾嘉年间（1736—1820），安海不仅恢复旧观，且有过之，因而安海侨乡再次形成。同治七年（1868），石狮一带捐建石狮城隍庙的善男信女中即有石狮旅菲华侨507人，可见石狮侨乡也已初步形成。金井在光绪十二年（1886）前，只是一个仅有20余户人家的偏远荒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蔚然成为人烟稠密的集镇和重点侨乡。继后，龙湖等侨乡也陆续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晋江侨乡进一步繁荣。华侨汇款和华侨投资大幅度增长，民国19年（1930），全县侨汇收入达2500万银元。民国14年，颜文初在《菲岛通讯》中写道：晋江一县，“计八百余乡，皆聚族自居。大乡者万余人，数见不鲜，小乡者亦百人以上，其生活皆藉南洋为挹注。各乡红砖白垩之建筑物，弥望皆是。婚嫁之费，普通人开销皆在千金以上。”晋江侨乡之繁华，可见一斑。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晋江侨乡出现的弊病又影响侨乡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晋江侨乡烟毒泛滥，张林村是当时闻名全省的走私鸦片大本营。民国14—21年，陈国辉统治时期，烟毒祸害尤烈。石狮一带烟所林立、吗啡泛滥，许多家庭弄得卖儿鬻女，家破人亡。加上当时水旱灾害连年，天花、霍乱、鼠疫等四处蔓延，晋江侨乡人民深受其害。
盗匪猖獗，官府为虐是旧侨乡的又一大社会弊害。19世纪末，安海灵水归侨吴氆■家遭海寇登陆抢劫，乡人和婢女各1名被枪杀，事后报官，官府非但不缉匪，反而敲榨吴家。民国7年，树兜村印尼华侨蒋报企耗银20多万修建的大厦，竟被民军李汉升和颜国爵的两营士兵焚毁，后再耗银40余万重建1座二层大楼，又于民国12年被驻泉军阀孔昭同焚毁。石狮附近在20年代，是土匪盘踞的地方，不少侨户被土匪抢劫一空。30年代初，安海印尼归侨林永的大厦落成后，回家稍住，竟遭匪徒洗劫一空。金井坑西村因地方军阀陈国辉和匪徒的骚扰，全村有400多人无法安居，300多人四处逃难，其中不少人逃往海外。40年代初，报纸上披露华侨被劫的新闻屡见不鲜，归侨、侨眷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人家都雇人守夜。如石狮菲律宾归侨蔡奕明每夜雇佣20余人守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依靠侨汇为生的华侨眷属陷于困境。有的变卖首饰衣物，继而卖田典屋，最后卖子鬻女或者改嫁。安海陈家珍之妻因生活无着，在卖了9岁儿子后，不久也流落他乡。深沪旅菲华侨王新的妻子因侨汇中断而沦为乞丐。侨眷陈熨，一家8口无法度日，将男孩卖与农家，身价仅值1担薯干。金井地区不少侨眷被迫偷晒私盐。有的实在难以为生，被迫跳水或上吊自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侨户还要遭受抓丁、苛税之苦。民国33年6月，县长徐季元命令永丰乡乡长杨华宾等向全乡征收“免缓役税”，及龄的征6000元，未及龄或出洋的征3000元。当时清濛侨属青年郑玉珍率领郭出娘、唐爱娘、吴祥娘、林生娘等前往县城泉州请愿，途经之地，侨眷纷纷加入，队伍扩大到100多人。徐季元慑于事态扩大，被迫下令停止征税。民国34年9月，县长吴德露下令征收民国33年及民国34年上半年度积谷，当时适逢台风暴雨，灾情严重，秋收无望，侨户将实情报县，请收回成命。吴德露不但不准侨户所请，并且派自卫队到清濛、御赐桥、雁塔、下辇等村催逼。群情激愤，三省小学归侨教师曾连昭、董事长曾瑞源发动各村侨眷和高年级学生，前往县城泉州请愿。泉州督察专员慑于众怒，命令吴德露停止征收积谷，并撤回自卫队。
抗战胜利后，侨汇复通，久经离乱的华侨也陆续回乡探亲，侨乡一度得以复苏。但是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社会再度陷入混乱，烟所、赌场、妓馆到处可见。晋江侨乡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晋江侨乡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迅速发展，在交通运输、城乡建设、风俗习惯等方面也有较大改变，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呈现一派崭新面貌。
1950年以来，晋江侨乡大兴水利建设，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2.35亿公斤，比1950年以前增加十几倍。工业生产有机械、制盐、制糖、陶瓷、纺织、皮革、塑料、食品、印刷等企业160多个，总产值9800多万元。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9.69亿元，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1.6亿元。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2.25亿元，每人平均产值14685元，农民年均纯收入834元，为1978年的6.8倍，平均每年增长2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晋江县积极引进侨资、外资以及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侨乡经济。1979—1987年，全县侨属办厂达3325个，占全县群众集资办厂5418个的60％；与“三胞”签订“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合同1.5万余份，收取工缴费2839万美元；全县经批准的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有101家，总投资额达9692万元，其中利用外资6792万元。1987年，全县三资企业总产值为8089万元，实现利润547万元，外销创汇878万元，占全县商品出口的60％。1988年新发展的三资企业140家，其中合资企业50家、合作企业82家、独资企业8家。至1988年年底，三资企业已达241家，实际投资总额1.6529亿元，其中利用外资1.2451亿元，在设备方面，到1986年止，三资企业共引进设备807台（套），价值1095.09万元；而1987年“三胞”（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捐赠的先进设备就达1215台（件），金额达201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晋江侨乡已形成3个专业市场：石狮服装市场、陈埭鞋业市场和磁灶陶瓷市场。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县内富余劳力的出路，而且还吸收外县的5万多名劳力。现在晋江已经由过去消费型的侨乡转变为生产型的新侨乡，许多侨眷也由过去依靠侨汇为生的消费者变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1978年以来，乡村公路建设发展迅速。到1988年，全县已有127条公路，通车里程达706.5公里。全县433个行政村，通车的有357个，占行政村总数的83％。此外，各乡村铺筑了石砖路、混凝土路，与其他通车公路形成侨乡交通网络，便利人民生活，也为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振兴侨乡经济提供必要的交通运输条件。
1950年以来，由于各项侨务政策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对华侨营建房宅给予诸多方便和支持，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侨户兴建新屋热潮。据调查，仅1964年上半年，全县华侨新建的楼房就有459幢。至1987年，绝大部分侨村面貌焕然一新。公路两旁已看不见旧时代的建筑物。安海灵水村自1980年以来，侨户新建的房屋达270多幢，已形成3个新村。石狮、龙湖、金井、深沪等地都兴建不少华侨新村，有的新建侨村比原来的村庄还大。
各乡镇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不少侨村还集资兴建新街道、楼房和店面，出现不少新的集镇。1982—1988年，东石镇兴建776间店面的“仁和街”；陈埭、磁灶、青阳、安海、石狮等镇不仅兴建商业城，还拓建10—20米宽的新街，街道两旁楼房鳞次栉比；金井围头海外华人洪先生独资147万元，拆建扩建围头街，玉山村也新建一条拥有200多间店面的街道；金井村1986年新建一条200多间店面的新街，目前正继续扩建，拟增加到500多间店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侨乡原有的封建迷信和铺张浪费等陋习已有很大改变。许多海外乡亲将原来用于宴请的费用捐献给家乡的公益事业。如1984年安海菌柄村海外华人黄先生返乡为母简办丧事，将节约的丧葬费7万元捐献家乡作教育基金。龙湖海外华人许经清1987年回乡欢庆60寿辰，不搞铺张活动，将节约的7000元捐给该乡秀山小学作奖学金。金井镇〓洲村老人会进行移风易俗宣传，并发动全村制定《乡规民约》，防止婚丧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原来的“脱草鞋”（系指晋江一带百姓为远出谋生归来的亲戚接风洗尘的一种俗仪）等习俗也有很大改善。
附港澳同胞
晋江人何时涉足港、澳两地，据《澳门妈祖阁庙五百年纪念碑》的碑文所述，至少在500年前“泉漳人士”即已在澳门“聚居成落”；而据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考证，晋江人移居香港，也当在清代以前。目前，定居香港和澳门的晋江人已达数十万。
一、晋江人在香港
许地山教授考证：“香港最早的居民以福建人为多，清代以前就有数以百计的莆田人、晋江人、漳州人在香港岛屿定居。”19世纪中叶香港开埠以后，移居香港的晋江人逐年增多。其主要成份为商人、渔夫和船民，他们在鸭利洲一带拓荒定居。
民国19年（1930）前后，定居香港的晋江人已数以千计。民国27年厦门沦陷，不少晋江人逃往香港，有些辗转至东南亚各地，有些则滞留香港。据统计，当时在香港的晋江人约有近万。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50年代，约有四五万晋江人移居香港。他们多数聚居于北角，北角因此有“小晋江”之称。1953年以来，前往香港的晋江人日益增多，甚至有的偷渡往港，以至发生了鲤鱼门偷渡沉船惨剧。据统计，1955—1959年经出入境部门批准往港澳的人（绝大多数往香港，下同）就有16834人，平均每年有3367人；1960—1965年有12350人，平均每年2058人。1976年以后，高潮迭起，仅1978年经批准前往香港的就有2337人，另外尚有7055人中的80％持护照欲往东南亚各国而滞留香港者未计算在内。据1987年侨务部门统计，在港澳的晋江人已有29.85万人（其中澳门2万余人），占香港总人数的6％。
早期移居香港的晋江人主要是从事拓荒，一小部分经商。30年代以后，所从事的行业也逐渐繁杂，尤其在商业方面有走街窜巷或摆摊设点的药材、布疋、杂货、小食等小买卖，也有在德辅道西、上环街市、南北街一带开设商行，经营参茸、海味、京果、食品、进出口、航运和汇兑等业务。另外也有些在国内的商行到香港开设分行或工厂，如王少平就于民国22年在香港分设淘化大同分行，后被商界推选为旅港商会主席，为工商界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6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迅猛发展，在香港的晋江人创建不少颇具规模的企业，涉足金融、航运、建筑、房地产、旅游、珠宝、电脑、电器、制衣等行业。70年代后期入港的新移民也成为工商业的生力军，其中不少颇有建树，他们同样为香港的繁荣作出过贡献。
80年代以来，旅港的晋江同胞为了联络乡情，团结同乡，守望相助，先后组织各种形式的同乡社团：有石光、南侨、晋江三中（毓英中学）、养正中学、晋江一中、侨中等校友会；安海、彭田、龙渊（塘边）、西滨、内坑、石圳、溜江、洋下、钞岱、瀛洲、下■、玉湖、厚泽、松林、玉溪、卢厝、西坑、锦宅、洋埭、蚶江、西岑、银江、沙美、南埕、钞坑、锦峰、南庄、下里、科任、锡里、灵水等同乡联谊会；有香港施氏宗亲会等。1985年8月，旅港晋江同胞成立香港晋江同乡会，首任会长王为谦，副会长施教焕、李光弼、施子清；第二届会长施子清，副会长施教焕、卢温盛、庄菊生、施展望、林经伟。该会成立以来，对家乡的建设和繁荣，作出不少贡献，如兴办各类公益事业，捐资救灾，引进外资等等。
二、晋江人在澳门
1553年，澳门开埠后，陆续有晋江人前往定居。至鸦片战争以前，常住澳门的晋江人约数百人。此后，定居澳门的晋江人不断增加。1965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后，又有大批原旅居印尼的晋江华侨移居澳门。继后，不少缅甸、柬埔寨的晋江华侨也因战乱避居此地。1980年澳门政府通过“新移民”条例后，申请往澳门的晋江人日益增多。至1988年，在澳门定居的晋江人已达2万多人。
早期移居澳门的晋江人，大多数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菜农。初入澳门，衣食住行样样困难，当时在澳门流传一首歌谣：“失业遍街头，住宿挤成堆，一房十六铺，斤米八人食”。但晋江人素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他们有的做肩挑小贩，沿街叫卖，有的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有的则受雇于当地菜农或到工厂当工人。70年代以后，开始有一部分人经营商业或开设小店铺。80年代中期以后，澳门经济迅速发展，晋江人的经济情况也有较大的变化。到1988年，白手起家到开设店铺的有3000余人，在工厂当固定工的有7000多人，当小贩或店员的有5000多人，并且已有80％的住户自置楼房。晋江人在澳门的职业结构比例大致为：商业15％、小商贩20％、工业10％、工人35％、店员5％、手工业10％、运输业1％、自由职业2％、其他2％。
1986年11月，澳门晋江人为了联络乡谊，团结互助，洪国显、吴业敦等13位乡亲，发起筹创澳门晋江同乡会，经1年多的筹备，于1987年12月正式成立。洪国显被选为会长，许健康、林祥验、庄文才为副会长，许自励为理事长，王建业、林玉荣、黄家富、庄丽华、颜康龄为副理事长。到1988年，有1280名会员。
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澳门的晋江乡亲已在家乡投资办厂58家，合资企业24家。他们同样为家乡的各项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灾，澳门晋江同乡会发动募款5万余元，汇给灾区；1988年6月，闽北大水灾，同乡会发动集款6.82万元汇交省民政厅转给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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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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