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清毒运动
清道光十二年（1832），晋江就有林因等串通王略勾结英贩毒夷船运载烟土，由广东至泉州港外。晋江永宁、衙口、深沪、陈埭等地都有人贩卖烟土，晋江受鸦片毒害甚深。民国18—21年（1929—1932），军阀陈国辉统治时，为解决军费，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征收“烟苗捐”，于是粟种植蔓延全县。张林乡种植罂粟旺盛的年份，年产鸦片2500公斤以上。民国15年，张林乡民张子银向台湾医生学得炼制吗啡技术后，便由种植发展到自制。据统计，民国37—38年，张林乡拥有40家毒品制造公司（最大一家是“三大公司”），出产毒品商标26种，全乡制贩毒品者达543人。此外，磁灶、安海贩运毒品规模也较大，毒犯在泉州设有“猪行”，备有专船专事贩毒。许多莆仙人带着粮食、牲口及小孩到“猪行”及张林等地交换毒品。仅烟毒犯蔡尤见1人，民国37—38年间即贩运毒品达625公斤。当时，泉州有8个“猪行”是其毒品转运站。晋江成为闽南地区毒品的源头，而张林则是闽南最大的毒窑。晋江县种植、制贩、吸毒者日益增多。据民国26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接受登记的烟民即达4500人。每月公开吸食鸦片达300公斤左右，还有暗吸的未计在内。据估计全年吸毒消耗约60万元以上。
其时，兵匪横行，设“公膏局”，收“烟苗捐”，更助长售毒贩毒的猖獗。十九路军入闽后，曾进行禁毒，但因时间太短，成效甚微。民国法律虽也“严禁”烟毒，民国23年曾设置晋江县戒烟所，收监吸毒者，强制戒除。但是，由于许多官员与毒犯沆瀣一气，互相勾结，致使烟毒禁而不止。
晋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在全县各地取缔烟馆，打击毒犯。1950年2月，《政务院关于严禁烟毒的通令》颁布后，县公安机关在人民解放军配合下，进驻张林村，缴获大量毒品、制毒工具以及枪支弹药，拘捕毒犯，并勒令交出暗藏毒品。一些毒犯虽交出部分存毒，却转入地下继续制毒、贩毒。如大毒犯张明怡1950年6月被拘捕后虽缴出部分毒品，但在管制期间却逃避监改，继续制毒，1952年6月，又被公安机关缴获鸦片23.4公斤、吗啡3公斤、副品137公斤。从1949年9月至1952年6月，全县破获烟毒案件在150起以上，共缴获吗啡10.3公斤、鸦片233.1公斤、副品2400公斤以及一些毒品毒具。
1952年6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确定晋江县为全省禁毒工作的重点。1952年6月底至9月底，省、地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进驻张林乡，县公安局派出工作组进驻磁灶乡。经3个月的清查，在张林、磁灶、安海3个重点地区和石狮、永宁、衙口、深沪、东石、陈埭6个沿海附点，摧垮35个制贩毒集团，逮捕143个毒犯，枪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制贩毒头子，全面勒令吸毒者戒毒，还追缴毒品1300公斤及500余件毒具。并在青阳、安海、张林等地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处理毒犯，当众销毁毒品毒具。由于毒源切断，吸毒者均在短期内戒除烟瘾。
二、社会管制
1951年镇反期间，晋江城乡普遍建立治保会，带领群众对被管制对象——“四类分子”（即对一部分不够判刑条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依法判处管制）进行监督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79年，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对被管制对象进行评审，对改造好的给予摘掉“帽子”，对错定的给予纠正，对改造不好的少数人继续监督改造。1984年国庆节前夕，全县被管制对象全部摘帽，并改变成份，完成了对“四类分子”社会管制的历史任务。
三、查处封建械斗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石塔头刘姓与郊墘蔡姓因盖祠堂争“风水”而引发一场“都蔡冤”（冤即闽南语争斗的意思），后来形成“九股会帮”与洪蔡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这场械斗牵涉到200多个村庄，历时6年，有360多八惨死，伤残者不计其数。光绪三十二年，永和地区林股械斗，时断时续达数10年，大量田园因此荒芜。民国13年，前后港施姓的一场械斗，双方死亡40余人。
封建械斗发生后，反动官僚借此向富裕的村庄派驻军队。械斗双方为买通官府，竞相行贿，“父母官”最后却以“民性蛮悍，弹压无效”而敷衍了事。械斗的另一得益者便是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他们乘机挥霍族财，私吞资金。民国38年9月，张林毒犯因贩毒被赖厝村民盘查，张明怡等毒犯竟借此向村民募捐械斗经费，煽动族人与赖厝进行封建械斗。由于封建官僚、土豪劣绅借械斗以渔利，使晋江封建械斗长期禁而不止。
解放前夕，晋江还发生过前后港施、东西佛、龙穴杆头等地的封建械斗。1950年2月，人民公安机关在人民解放军配合下进驻张林，击毙械斗主犯张子含，平息械斗。随着剿匪反霸镇反运动的开展，操纵械斗的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受到应有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建宗族观念重新抬头。仅1973年，就发生封建械斗39起，死7
人、伤249人，其中重伤76人，涉及16个公社163个大队215个自然村。械斗中动用民兵武器，使用炸药。1979年上半年，又发生械斗21起，洋埭林、李两姓一场械斗即炸毁房屋331间，磁灶大埔大队与瑶琼大队一场械斗双方出动近3000人，互毁庄稼及农用设施。1982年，全县发生封建械斗18起，死11人，伤192人。其中洋埭林、李两姓再度发生的械斗，持续半个月，炸毁房屋150多座680多间。东石塔头孙、刘两姓的一场械斗，持续半年，7人死亡，数十人伤残，经济损失巨大。晋江县委、县政府即迅速组织工作组进村查处，于1983年依法捕判操纵械斗的首要分子27人，行政拘留49人，并在陈埭举办学习班，对操纵各姓械斗的头面人物进行再教育，收到较好效果。
四、“严打”行动
自1983年8月19日起，晋江县公安机关执行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至1987年，共进行3个战役。第一个战役自1983年8月—1984年9月；第二战役自1984年9月—1986年4月；第三个战役自1986年4月—12月。全县3个战役共摧毁流氓、盗窃团伙211个、932人，缴获土制枪支一批，及大量弹药、凶器、淫秽物品等。有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有一大批犯罪分子被遣送边疆劳动改造。通过“严打”，全县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比“严打”前下降15.3％，重大治安案件下降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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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十二年（1832），晋江就有林因等串通王略勾结英贩毒夷船运载烟土，由广东至泉州港外。晋江永宁、衙口、深沪、陈埭等地都有人贩卖烟土，晋江受鸦片毒害甚深。民国18—21年（1929—1932），军阀陈国辉统治时，为解决军费，强迫农民种植罂粟，征收“烟苗捐”，于是粟种植蔓延全县。张林乡种植罂粟旺盛的年份，年产鸦片2500公斤以上。民国15年，张林乡民张子银向台湾医生学得炼制吗啡技术后，便由种植发展到自制。据统计，民国37—38年，张林乡拥有40家毒品制造公司（最大一家是“三大公司”），出产毒品商标26种，全乡制贩毒品者达543人。此外，磁灶、安海贩运毒品规模也较大，毒犯在泉州设有“猪行”，备有专船专事贩毒。许多莆仙人带着粮食、牲口及小孩到“猪行”及张林等地交换毒品。仅烟毒犯蔡尤见1人，民国37—38年间即贩运毒品达625公斤。当时，泉州有8个“猪行”是其毒品转运站。晋江成为闽南地区毒品的源头，而张林则是闽南最大的毒窑。晋江县种植、制贩、吸毒者日益增多。据民国26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接受登记的烟民即达4500人。每月公开吸食鸦片达300公斤左右，还有暗吸的未计在内。据估计全年吸毒消耗约60万元以上。
其时，兵匪横行，设“公膏局”，收“烟苗捐”，更助长售毒贩毒的猖獗。十九路军入闽后，曾进行禁毒，但因时间太短，成效甚微。民国法律虽也“严禁”烟毒，民国23年曾设置晋江县戒烟所，收监吸毒者，强制戒除。但是，由于许多官员与毒犯沆瀣一气，互相勾结，致使烟毒禁而不止。
晋江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在全县各地取缔烟馆，打击毒犯。1950年2月，《政务院关于严禁烟毒的通令》颁布后，县公安机关在人民解放军配合下，进驻张林村，缴获大量毒品、制毒工具以及枪支弹药，拘捕毒犯，并勒令交出暗藏毒品。一些毒犯虽交出部分存毒，却转入地下继续制毒、贩毒。如大毒犯张明怡1950年6月被拘捕后虽缴出部分毒品，但在管制期间却逃避监改，继续制毒，1952年6月，又被公安机关缴获鸦片23.4公斤、吗啡3公斤、副品137公斤。从1949年9月至1952年6月，全县破获烟毒案件在150起以上，共缴获吗啡10.3公斤、鸦片233.1公斤、副品2400公斤以及一些毒品毒具。
1952年6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确定晋江县为全省禁毒工作的重点。1952年6月底至9月底，省、地公安机关派出工作组进驻张林乡，县公安局派出工作组进驻磁灶乡。经3个月的清查，在张林、磁灶、安海3个重点地区和石狮、永宁、衙口、深沪、东石、陈埭6个沿海附点，摧垮35个制贩毒集团，逮捕143个毒犯，枪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制贩毒头子，全面勒令吸毒者戒毒，还追缴毒品1300公斤及500余件毒具。并在青阳、安海、张林等地召开公审大会，公开处理毒犯，当众销毁毒品毒具。由于毒源切断，吸毒者均在短期内戒除烟瘾。
二、社会管制
1951年镇反期间，晋江城乡普遍建立治保会，带领群众对被管制对象——“四类分子”（即对一部分不够判刑条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依法判处管制）进行监督改造，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79年，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对被管制对象进行评审，对改造好的给予摘掉“帽子”，对错定的给予纠正，对改造不好的少数人继续监督改造。1984年国庆节前夕，全县被管制对象全部摘帽，并改变成份，完成了对“四类分子”社会管制的历史任务。
三、查处封建械斗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石塔头刘姓与郊墘蔡姓因盖祠堂争“风水”而引发一场“都蔡冤”（冤即闽南语争斗的意思），后来形成“九股会帮”与洪蔡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这场械斗牵涉到200多个村庄，历时6年，有360多八惨死，伤残者不计其数。光绪三十二年，永和地区林股械斗，时断时续达数10年，大量田园因此荒芜。民国13年，前后港施姓的一场械斗，双方死亡40余人。
封建械斗发生后，反动官僚借此向富裕的村庄派驻军队。械斗双方为买通官府，竞相行贿，“父母官”最后却以“民性蛮悍，弹压无效”而敷衍了事。械斗的另一得益者便是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他们乘机挥霍族财，私吞资金。民国38年9月，张林毒犯因贩毒被赖厝村民盘查，张明怡等毒犯竟借此向村民募捐械斗经费，煽动族人与赖厝进行封建械斗。由于封建官僚、土豪劣绅借械斗以渔利，使晋江封建械斗长期禁而不止。
解放前夕，晋江还发生过前后港施、东西佛、龙穴杆头等地的封建械斗。1950年2月，人民公安机关在人民解放军配合下进驻张林，击毙械斗主犯张子含，平息械斗。随着剿匪反霸镇反运动的开展，操纵械斗的流氓、地痞、土豪劣绅受到应有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建宗族观念重新抬头。仅1973年，就发生封建械斗39起，死7
人、伤249人，其中重伤76人，涉及16个公社163个大队215个自然村。械斗中动用民兵武器，使用炸药。1979年上半年，又发生械斗21起，洋埭林、李两姓一场械斗即炸毁房屋331间，磁灶大埔大队与瑶琼大队一场械斗双方出动近3000人，互毁庄稼及农用设施。1982年，全县发生封建械斗18起，死11人，伤192人。其中洋埭林、李两姓再度发生的械斗，持续半个月，炸毁房屋150多座680多间。东石塔头孙、刘两姓的一场械斗，持续半年，7人死亡，数十人伤残，经济损失巨大。晋江县委、县政府即迅速组织工作组进村查处，于1983年依法捕判操纵械斗的首要分子27人，行政拘留49人，并在陈埭举办学习班，对操纵各姓械斗的头面人物进行再教育，收到较好效果。
四、“严打”行动
自1983年8月19日起，晋江县公安机关执行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至1987年，共进行3个战役。第一个战役自1983年8月—1984年9月；第二战役自1984年9月—1986年4月；第三个战役自1986年4月—12月。全县3个战役共摧毁流氓、盗窃团伙211个、932人，缴获土制枪支一批，及大量弹药、凶器、淫秽物品等。有一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有一大批犯罪分子被遣送边疆劳动改造。通过“严打”，全县刑事案件的发生率比“严打”前下降15.3％，重大治安案件下降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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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地名
晋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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