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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征收
粮食征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称为田赋。晋江田赋始于唐代。至清初，据载，官田每顷交银9.48分，民田8.55分。晋江全县有田3998顷，共征收银30371两，折色米3413石。
民国初期沿袭清制，将各项捐税合并征收，民国3年（1914），修正赋额。民国29年改征实物米折办法，即按开征时市场粮价折米完纳或折币征收。民国30年4月废除米折办法，一律征收实物，每元征粮2市斗。民国31年每元收粮3市斗，加征公学粮1市斗。民国32年改征实为征借，征实每元仍收粮3市斗、公学粮1市斗，征借则按土地计算，每亩征借2市斗。
新中国成立初期，田赋改称农业税，俗称公粮，在征收公粮前称筹集军粮。1949年9月15日省政府颁布《临时借粮办法》，以户为借粮单位，以赋额为借粮标准，向农民借粮。年底开展合理负担公粮工作，以原国民政府田赋底册为基础加以调整，使农民负担合理，减除一些贫下中农的过重负担。负担过轻的一些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则征足。全年计征粮3905吨。1950年省政府颁布《福建省1950年农业税征收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定征税为田、农、荡、果四种地目，以60公斤为起点，农业税和附加税一律按正税15％分别计算，统一征收。1951年根据“以率计征”原则征收公粮，广大农民踊跃缴纳。1950—1952年计征收公粮22135吨。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征购统一入库、分别结算，征收公粮部门按规定把价款缴纳国库。
第二节 统购
1953年，晋江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统购政策。1961年又执行统购粮奖售工业品和超购加价及奖售等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和售粮积极性。1953—1984年计征购粮食628277吨，占总量12.60％，其中稻谷36.69万吨，占征购总数58.40％，薯类223.732万吨，占35.61％。1985年国家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晋江县按规定停止执行统购政策，先后实行协商统购、粮食“三定”、“一定三年”、“一定五年”等具体措施。
一、初期统购
1953年11月至1954年上半年为统购初期，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宣传统购统销政策。在提高农民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层层下达控制数，实行自报与评议相结合的办法，把任务核定到户，张榜公布并签发通知书。1953年计征购入库16205吨。由于任务重、时间短、方法简单、农村情况不甚清楚，分配任务未能做到完全合理，出现该购的未购、有些不该购的却购口粮的情况。
1954年12月，执行省政府11月1日公布的《福建省粮食计划收购暂行办法》，根据国家需要和余粮多者多购、少者少购、无者不购的原则，以全年产量扣除公粮和免购额（含口粮、种子、饲料），辅以民主评议的办法进行统购。免购额为210公斤。由于做法细致，并深入宣传总路线和“支援国家建设、支援灾区”，农民政治觉悟提高，踊跃交售公粮。1954年计征购入库粮食2.154万吨。由于征购前评产不准、对灾情估计不足等原因，因此出现减产多征的现象。当年粮食减产7605吨，征购却增加5320吨，占产量由1953年的11.25％上升为19.19％，造成1955年初粮食供应紧张，粮食部门及时调进粮食4.107万吨，缓解粮食紧张局面。
二、粮食“三定”
1955年底，认真贯彻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指示》及《福建省农村统购统销实施细则》，在水田区的陈埭横坂村、农地区的罗山沙塘村、城镇的安海、石狮和渔业区的梅港搞粮食“三定”试点，并加以总结推广，全县实行。
定产：按实际种植面积，参照土地质量，自然条件和历年生产情况定产量，产量减去公粮后按90％计购，对富农可按95％计购。
定购：定购数三年不变。如遇丰歉年景，则实行丰年增购、歉年减购，增购数不超过增产部分40％，一年一评。
定销：常年产量不足以扣除留粮者为缺粮户，对缺粮户实行缺多少供多少，何时缺何时供应的办法，一年一评。
留粮标准：口粮，农地区为200公斤，水田区为220—230公斤；饲料，耕牛每头45公斤，驴马每头35公斤，公母猪每头90公斤，肉猪每头25公斤；种子，早晚稻田每亩10公斤，大小麦每亩6.5公斤，大豆每亩7.5公斤，其他杂粮每亩4公斤。
全县定产14.356万吨，定购2.376万吨（其中征收公粮4640吨），定销2.593万吨。实行“三定”后，农民负担趋向合理，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和出售余粮的积极性，基本杜绝投机行为，稳定了粮食价格。
1956年，以“三定”为基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进行余缺平衡。全县定产为14.256万吨，定购为1.857万吨，比“三定”减少5190吨；定销1.754万吨，比“三定”减少8390吨。
1955—1957年计征购粮食58615吨，比定购任务42970吨，超额15645吨。
粮食“三定”实行至1957年止。1958年实行国家包干办法，即余粮社（户）包干统购，自给社（户）包干自给，缺粮社（户）包干统销。增产增购，增购指标为增产量40％0。但当时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开始，故未能实施。此时农业生产刮“大增产”浮夸风，粮食征购也出现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征购任务高达5.4万吨，实征36557吨，比1957年的19950吨增加16607吨。1959年在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共晋江县委定征购任务为5万吨，统销任务为4.5万吨，实征36245吨，占总产由1957年的17.85％跃增为30.18％。由于多购粮食，大办食堂又浪费不少粮食，加上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因而1960年秋出现全县性的粮荒。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政府广泛进行发展生产、节约用粮、“瓜菜代”渡难关的宣传并采取减征粮食和实行奖售等措施。1961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粮食征购采取包干办法，把原征购任务提高5％作为机动数，宣布增产不增购。此年粮食总产132550吨，比1959年的120095吨增产12455吨，征购量却降低为35941吨，比1959年的36245吨，减少304吨。
三、“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
1965年，根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下苦功夫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的意见》，实行征购“一定三年”政策，适当调整征购任务。全县核定征购基数为23465吨，比1960年的47370吨减少23905吨，超购加价任务为2990吨，并实行以基本核算单位计算。全年每人平均缴纳公粮和出售商品粮超过50公斤部分，按统购价给予20％奖励金（公粮部分不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并提高农民缴售粮食积极性。“一定三年”政策执行至1970年中止。奖售标准则提高为每超购50公斤，一半按统购价加价30％，一半奖售化肥15公斤。
1971年起，“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根据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重新调整征购基数，做到负担合理，绝对不购过头粮。全县基数任务定为2万吨，加价任务为500吨。这一措施一直施行至1978年。
实行“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粮食工作遭受严重干扰，未能完成征购任务。1976年，全县入库9205吨，只占任务46％。但广大粮食工作者坚守岗位，正常开展征购工作，1967—1976年，计征购粮食13.776万吨，保证社会各项用粮的供应。
1977年，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广大农民自觉交公粮卖余粮，全年征购粮食12854吨，比1976年增加39.6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农民休养生息，征购基数任务再调整为1.69万吨，加价粮为6100吨。同时，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加价粮的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农民缴粮积极性空前高涨。1979年征购超购粮共入库2.841万吨，超额完成5410吨。
1982年，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粮食购销调拨包干政策，全县征购基数调为1.7万吨，加价粮4250吨。
从1983年开始，农民在完成征购和加价任务后，国家允许国营、集体或个人多渠道跨地域经营粮食的购销和运输，从而结束自1953年以来粮食商品由国家集中管理、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体制。
第三节 合同定购
1985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取消统购，实行粮食合同定购。规定执行定购合同是农民必须履行的义务。粮食部门在春耕前把合同定购通知单发到农户。合同定购的品种有稻谷、小麦和大豆（1986年取消大豆）。其他品种可通过市场调节，完成定购后小麦稻谷可以自由购销。合同定购的粮食价格按“倒三七”计算（即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计算）。合同定购粮食实行“三挂钩”，即与发放预购定金、奖售柴油、奖售化肥挂钩。为帮助贫困农户脱贫，把全县31个贫困自然村的全部定购任务275吨改为议价收购。当年全县粮食定购任务为7750吨，比原包干任务减少1.35万吨。
1988年，全县粮食定购任务数不变，实际征购7835吨，超额完成定购任务。
第四节 奖售与超购加价
1961年，统购粮食开始实行奖售棉布、棉絮、卷烟、煤油、食糖等工业品，1963年又增加化肥。随着供应情况变化，年度间奖售的品种、标准略有变动。1965年仅保留棉布和化肥，1970年后只保留化肥，1985年实行合同定购，奖售品有柴油和化肥。
1961年开始，对完成征购任务又超购粮食的农民，给予奖售紧俏工业品。由于当时农民余粮不多，故至1963年才实施。1964年超购50公斤原粮即奖售化肥10公斤，1965年超购1.5公斤奖售化肥0.5公斤。1967年开始，每超购50公斤，一半奖售化肥12.5公斤，一半按统购价加价50％；1969年加价幅度降为30％。1971年开始，超购粮食全部按统购价加价30％，同时每50公斤奖售化肥7.5公斤；1979年加价幅度又提高为50％，同时还奖售化肥。1985年实行合同定购，取消超购加价。
1963—1984年，全县计收购加价粮52234吨。
粮食征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称为田赋。晋江田赋始于唐代。至清初，据载，官田每顷交银9.48分，民田8.55分。晋江全县有田3998顷，共征收银30371两，折色米3413石。
民国初期沿袭清制，将各项捐税合并征收，民国3年（1914），修正赋额。民国29年改征实物米折办法，即按开征时市场粮价折米完纳或折币征收。民国30年4月废除米折办法，一律征收实物，每元征粮2市斗。民国31年每元收粮3市斗，加征公学粮1市斗。民国32年改征实为征借，征实每元仍收粮3市斗、公学粮1市斗，征借则按土地计算，每亩征借2市斗。
新中国成立初期，田赋改称农业税，俗称公粮，在征收公粮前称筹集军粮。1949年9月15日省政府颁布《临时借粮办法》，以户为借粮单位，以赋额为借粮标准，向农民借粮。年底开展合理负担公粮工作，以原国民政府田赋底册为基础加以调整，使农民负担合理，减除一些贫下中农的过重负担。负担过轻的一些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则征足。全年计征粮3905吨。1950年省政府颁布《福建省1950年农业税征收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定征税为田、农、荡、果四种地目，以60公斤为起点，农业税和附加税一律按正税15％分别计算，统一征收。1951年根据“以率计征”原则征收公粮，广大农民踊跃缴纳。1950—1952年计征收公粮22135吨。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征购统一入库、分别结算，征收公粮部门按规定把价款缴纳国库。
第二节 统购
1953年，晋江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统购政策。1961年又执行统购粮奖售工业品和超购加价及奖售等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和售粮积极性。1953—1984年计征购粮食628277吨，占总量12.60％，其中稻谷36.69万吨，占征购总数58.40％，薯类223.732万吨，占35.61％。1985年国家取消统购，实行合同定购，晋江县按规定停止执行统购政策，先后实行协商统购、粮食“三定”、“一定三年”、“一定五年”等具体措施。
一、初期统购
1953年11月至1954年上半年为统购初期，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宣传统购统销政策。在提高农民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层层下达控制数，实行自报与评议相结合的办法，把任务核定到户，张榜公布并签发通知书。1953年计征购入库16205吨。由于任务重、时间短、方法简单、农村情况不甚清楚，分配任务未能做到完全合理，出现该购的未购、有些不该购的却购口粮的情况。
1954年12月，执行省政府11月1日公布的《福建省粮食计划收购暂行办法》，根据国家需要和余粮多者多购、少者少购、无者不购的原则，以全年产量扣除公粮和免购额（含口粮、种子、饲料），辅以民主评议的办法进行统购。免购额为210公斤。由于做法细致，并深入宣传总路线和“支援国家建设、支援灾区”，农民政治觉悟提高，踊跃交售公粮。1954年计征购入库粮食2.154万吨。由于征购前评产不准、对灾情估计不足等原因，因此出现减产多征的现象。当年粮食减产7605吨，征购却增加5320吨，占产量由1953年的11.25％上升为19.19％，造成1955年初粮食供应紧张，粮食部门及时调进粮食4.107万吨，缓解粮食紧张局面。
二、粮食“三定”
1955年底，认真贯彻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指示》及《福建省农村统购统销实施细则》，在水田区的陈埭横坂村、农地区的罗山沙塘村、城镇的安海、石狮和渔业区的梅港搞粮食“三定”试点，并加以总结推广，全县实行。
定产：按实际种植面积，参照土地质量，自然条件和历年生产情况定产量，产量减去公粮后按90％计购，对富农可按95％计购。
定购：定购数三年不变。如遇丰歉年景，则实行丰年增购、歉年减购，增购数不超过增产部分40％，一年一评。
定销：常年产量不足以扣除留粮者为缺粮户，对缺粮户实行缺多少供多少，何时缺何时供应的办法，一年一评。
留粮标准：口粮，农地区为200公斤，水田区为220—230公斤；饲料，耕牛每头45公斤，驴马每头35公斤，公母猪每头90公斤，肉猪每头25公斤；种子，早晚稻田每亩10公斤，大小麦每亩6.5公斤，大豆每亩7.5公斤，其他杂粮每亩4公斤。
全县定产14.356万吨，定购2.376万吨（其中征收公粮4640吨），定销2.593万吨。实行“三定”后，农民负担趋向合理，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和出售余粮的积极性，基本杜绝投机行为，稳定了粮食价格。
1956年，以“三定”为基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进行余缺平衡。全县定产为14.256万吨，定购为1.857万吨，比“三定”减少5190吨；定销1.754万吨，比“三定”减少8390吨。
1955—1957年计征购粮食58615吨，比定购任务42970吨，超额15645吨。
粮食“三定”实行至1957年止。1958年实行国家包干办法，即余粮社（户）包干统购，自给社（户）包干自给，缺粮社（户）包干统销。增产增购，增购指标为增产量40％0。但当时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开始，故未能实施。此时农业生产刮“大增产”浮夸风，粮食征购也出现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征购任务高达5.4万吨，实征36557吨，比1957年的19950吨增加16607吨。1959年在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共晋江县委定征购任务为5万吨，统销任务为4.5万吨，实征36245吨，占总产由1957年的17.85％跃增为30.18％。由于多购粮食，大办食堂又浪费不少粮食，加上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因而1960年秋出现全县性的粮荒。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政府广泛进行发展生产、节约用粮、“瓜菜代”渡难关的宣传并采取减征粮食和实行奖售等措施。1961年，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粮食征购采取包干办法，把原征购任务提高5％作为机动数，宣布增产不增购。此年粮食总产132550吨，比1959年的120095吨增产12455吨，征购量却降低为35941吨，比1959年的36245吨，减少304吨。
三、“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
1965年，根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下苦功夫进一步做好粮食工作的意见》，实行征购“一定三年”政策，适当调整征购任务。全县核定征购基数为23465吨，比1960年的47370吨减少23905吨，超购加价任务为2990吨，并实行以基本核算单位计算。全年每人平均缴纳公粮和出售商品粮超过50公斤部分，按统购价给予20％奖励金（公粮部分不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并提高农民缴售粮食积极性。“一定三年”政策执行至1970年中止。奖售标准则提高为每超购50公斤，一半按统购价加价30％，一半奖售化肥15公斤。
1971年起，“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根据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重新调整征购基数，做到负担合理，绝对不购过头粮。全县基数任务定为2万吨，加价任务为500吨。这一措施一直施行至1978年。
实行“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粮食工作遭受严重干扰，未能完成征购任务。1976年，全县入库9205吨，只占任务46％。但广大粮食工作者坚守岗位，正常开展征购工作，1967—1976年，计征购粮食13.776万吨，保证社会各项用粮的供应。
1977年，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广大农民自觉交公粮卖余粮，全年征购粮食12854吨，比1976年增加39.6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农民休养生息，征购基数任务再调整为1.69万吨，加价粮为6100吨。同时，全面提高粮食统购价，加价粮的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农民缴粮积极性空前高涨。1979年征购超购粮共入库2.841万吨，超额完成5410吨。
1982年，实行以县为单位的粮食购销调拨包干政策，全县征购基数调为1.7万吨，加价粮4250吨。
从1983年开始，农民在完成征购和加价任务后，国家允许国营、集体或个人多渠道跨地域经营粮食的购销和运输，从而结束自1953年以来粮食商品由国家集中管理、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体制。
第三节 合同定购
1985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取消统购，实行粮食合同定购。规定执行定购合同是农民必须履行的义务。粮食部门在春耕前把合同定购通知单发到农户。合同定购的品种有稻谷、小麦和大豆（1986年取消大豆）。其他品种可通过市场调节，完成定购后小麦稻谷可以自由购销。合同定购的粮食价格按“倒三七”计算（即30％按原统购价、70％按原超购价计算）。合同定购粮食实行“三挂钩”，即与发放预购定金、奖售柴油、奖售化肥挂钩。为帮助贫困农户脱贫，把全县31个贫困自然村的全部定购任务275吨改为议价收购。当年全县粮食定购任务为7750吨，比原包干任务减少1.35万吨。
1988年，全县粮食定购任务数不变，实际征购7835吨，超额完成定购任务。
第四节 奖售与超购加价
1961年，统购粮食开始实行奖售棉布、棉絮、卷烟、煤油、食糖等工业品，1963年又增加化肥。随着供应情况变化，年度间奖售的品种、标准略有变动。1965年仅保留棉布和化肥，1970年后只保留化肥，1985年实行合同定购，奖售品有柴油和化肥。
1961年开始，对完成征购任务又超购粮食的农民，给予奖售紧俏工业品。由于当时农民余粮不多，故至1963年才实施。1964年超购50公斤原粮即奖售化肥10公斤，1965年超购1.5公斤奖售化肥0.5公斤。1967年开始，每超购50公斤，一半奖售化肥12.5公斤，一半按统购价加价50％；1969年加价幅度降为30％。1971年开始，超购粮食全部按统购价加价30％，同时每50公斤奖售化肥7.5公斤；1979年加价幅度又提高为50％，同时还奖售化肥。1985年实行合同定购，取消超购加价。
1963—1984年，全县计收购加价粮5223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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