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新民会·棍儿团
  新民会是日本人占领华北后，出现的一种组织。当年在一般人的耳闻中，常出现如华北政务委员会、冀东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等名词，而后来出现的新民会，其最高督导机关，我认为总出不了上述几种机关。
  芦台镇的新民会会址，设在北街坐南朝北的一处，成立不久就要求各保、甲按户出人，新民会把保甲派来的男子，可说老、中、少都有，诚然，老的也不会是拄着拐杖，弯着腰的老头儿，少的也不会是乳臭未干的小男孩。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每人发给一支一人多高的白木棍（可能是柳安木）充作枪支，每周在规定时间内集训，训练时是由一位教官，喊着简单的日本口令，开始时大家都不懂，故每次集合训练时都会笑话百出，时间一久，翻来覆去不过就是立正、稍息、报数、看齐等那几句日本口令，大家自然都会懂了。最后好像每人还发了一顶类似日本兵那种军帽，不过这发的帽子是布制的，但人家日本兵的军帽与军服，冬天都是呢子做的，夏天则都是咔叽布做的，穿戴再久都不会皱褶不堪，故穿戴在人家身上很有精神，但发给这些受训者的帽子，几天就不像样儿了，另外还发给一个套入袄袖的臂章，都是白布写几个字，但写的是什么字，我无从得知。
  这些被集合训练的老、中、少们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在各保甲或指定的地区担任一些临时任务，如在日本兵、特务、地方保安队等组成的查户口一行人中，也会派一两个拿木棍的新民会训练出来的人跟随在后，他们的形象，就好像戏台上的龙套一样，无唱、无念、无做、无打，只是跟着跑就成了。日子一久，人们因其每人手中都会拿着一根长棍，故称其为“棍儿团”。棍儿团也会出现在卡子岗哨，庆祝大会的人群中，但都是临时参加的，这也是那时候新民会的工作之一。
  特务
  笔者幼时，正逢日本人进占故乡芦台镇，尽管懵懂无知，但有些事情确也坚固的留于记忆之中，尤其在沦陷于那种畸形势力的范围内，确实出现令人惊奇，不耻或一夕数惊之事，也是中国人自己欺压自己的一段可悲可叹的时期。
  所谓特务，本身并不见得是很坏的名词，更不会到十恶不赦的地步。单纯的说，只是担任某一机关一种特殊任务的成员，之所以后来给人们极端恶劣的印象，完全是由于这种人的个别行为，尤其在当上日本人的马前卒、狗腿子时，便无法无天为虎作伥，专会欺压自己的同胞，而成了实质的汉奸走狗。
  表面上看，都是穿着便衣，所谓便衣就是穿着打扮与老百姓一样，且有部分还是温文儒雅一派斯文很有教养的样子，平常跟人交往也会客客气气，然而，一旦翻脸便会变作两人，变为穷凶恶极。这种特务，平时都带着手枪，而携带的方法，通常都是放在外衣之内，若隐若现地盘在腰间，故意在衣服的外观看来，会觉得那地方鼓鼓的，必有件东西在内，目的是故意让人知道他带有手枪，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人是个特务。这一方面是给人以威慑恐惧感，另一方面则可使其达到在民间巧取豪夺的目的。
  在那种年月，查户口成了一般老百姓非常熟悉的口语，可说对其既惊且怕，不胜其烦，惊的是，那时查户口多半是在夜里，全家大小都被集中起来一一点名，怕的是，这些人的喜怒无常，令人难测。他们查问，不知那句话答错了，可能就引来大祸，虽然在查户口时，都是以保、甲长带着，组成分子，通常是一两个日本兵，另加两三名特务，特务中还要有一个为日本兵做翻译的，这种人比一般特务更坏。至于还跟着两三个地方保安队的队员及警察，虽然也都是荷枪实弹，但那都是跟班的样子货，他们连半句话都说不上，每回都是看到那翻译同日本人两个人唧哩哇啦的对话，若遇到好说话的，也不会查问太久就走人，但若遇到较坏的日本兵加上那个本性爱找别人麻烦的特务翻译，两个人就会啰里啰嗦，盘问这家很久。若问他们查什么，表面上是查抗日分子、八路，或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然而，别说在这里没有，即使真有，又焉能叫他们查到。因此，每次查户口在大队人马虚张声势又毫无所得的情况下，必也要找一两个倒霉的善良老百姓作为替罪羔羊，说起来中国人真可怜。这时候，若那一两个被抓的人，家里是有钱的，就会花大把钞票托人找关系，而那些为虎作伥的特务们，此时也许正可扮作“好人”，从中取利，让被抓之人的家属捧着大把金钱，向其恳求代为开脱。即使幸运从虎口逃出来，已被整的不成人形了。
  特务除了出现在查户口的时候，另外如跟随着日本人以及地方机关组成的所谓讨伐队或清乡团等，这时候他们的打扮又不同了，通常日本兵与特务们都穿着咱中国农民的服装打扮混杂编在一起，不过都是带着长短枪子弹袋，子弹皮匣，以及刺刀等，全副武装一样不缺，混杂的队伍看起来虽然很奇怪，但却很吓人。
  他们去的那些目的地，某乡、某村或者某处，若有耳目，则闻风早已逃到高粱、玉米地里，如在秋后仍然可藏身于芦苇之中。其实这些人都是些老弱妇孺，真正的年轻人，早已离开家乡，远走高飞了。虽然在日本投降后，有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或者电影等，都说这些年轻人，不是逃到大后方重庆投靠了黄埔军官学校，就是跑到延安抗大去了，诚然，这类年轻人为数不少，但重庆、延安离我们这里实在太遥远了，关山阻隔，有些人甚至连重庆、延安是一种什么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何况出远门的人，吃饭要饭钱，坐车坐船没有钱也是寸步难行，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一笔盘缠。有钱的人家固可拿出两个条子（金条）或早有准备卖几亩地，把少爷快快送走，以逃离这场灾难。但一般穷苦人家，连过冬的棉被，要从当铺赎回的钱都无着落，又哪来的钱供子弟逃难。而求生是所有人类的本性，于是这些年轻人，在不得不逃离家乡时，有的也只好流落到异乡较大一点的都市，暂时找一处安身之所。此外，还有一部分读过书而且体格也不错的年轻人，也会投靠华北治安总署办的军官学校，或直接投效了治安军。
  特务们除了出现在跟随日本人查户口，或清乡团、讨伐队中助纣为虐，鱼肉同胞外，其余如通往四乡的咽喉要道，家乡人都称这种地方叫“卡子”，有点“关卡”的味道。
  二次大战末期，也就是日本人在亚洲战场上号称节节胜利时，就看在街头上不时到处贴出标语，如庆祝香港陷落，菲律宾陷落，马来亚，新加坡陷落等。每一天都要开庆祝大会，呼口号等，弄的人们不堪其扰。其后如珍珠港事变后，惹火了美国人，一下子把那个不可一世的山本五十六给解决了，之后他们就渐渐由胜而衰，此时他们更进一步找起我们沦陷区中国老百姓的麻烦来了。首先他们对占领区控制的越来越紧，到后来简直花样百出，可恶至极。于是献铜运动、献铁运动、杀狗队、棍儿团，到处设障碍物，最后竟把镇上百姓们平常生活居住的街道，隔一段地方就加设一道用高粱杆扎的寨子（所谓寨子就是篱笆），以阻隔人们正常通行，或用木桩栏栅铁网而把一条畅通的街道，硬生生地截成几段。这件事虽然历史不久，但当时确给人们带来非常不便，往往因上趟街或到隔壁串个门子，都要绕上很远的路。听说这事为了搜查重庆分子，或八路（那时习惯上不称共产党）等，尤其在各关卡，不仅设障碍物，还要有岗卫轮流把守。
  雁过拔毛
  雁过拔毛是一句俗谚，也是形容那时候日本人或地方保安队、警察局等机关，在镇的四周重要路口联合设置关卡的扰民行为。但因为每一处的重要性各有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些关卡的设置，主要有一座岗楼，也有的借用部分民屋的，不过都会有障碍物的设置，如铁丝网或用圆木棒、铁丝网组合制造较大的阻挡障碍物等，还有的地方竟用铁丝网制造的大门。
  这种关卡是有开放及关闭时间的。不过，那时候的一般老百姓，都不会很早或很晚出门办事，因为人们对这种卡子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会自找麻烦，因此，乡下人多半要等到镇上有集市时，才不得不通过这些卡子，这就可说到雁过拔毛的故事了。因为乡下人要到镇上来赶集，多半要带些东西来卖，而卖到的钱便用于再买些日常用品回家。因此，不论来或去，必然都会带些东西，这时候若想平安顺利地通过这些关口，避免那些把守关口的人找麻烦，就要聪明点了，那就是带鱼的送上两条鱼，带瓜的留下两条瓜，卖大白菜的要放下两棵大白菜……诸如此类。诚然，这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不过有一段时间大部分是如此。然而我们写东西也要凭良心，干这种事的多半都是咱们中国人，如那些地方团队或特务狗腿子等，而人家日本兵站岗时是不屑贪这种小便宜的。尽管他们侵略霸占我们的国土，残杀我们的同胞百姓，这种深仇大恨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
  大烟
  有一年，日本人竟准许，应该说鼓励农民种植鸦片（俗称大烟），庄稼人哪里懂得日本人这种做法完全是出于政治阴谋，其目的在毒化中国人，耗损我们中国人的健康与志气，而对他们的侵略中国并使之灭亡，有直接的利益，以达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至于咱中国的一般农民不但不懂得那是小日本的阴谋诡计，除了一些读书人的知识分子，才知道鸦片战争或林则徐烧鸦片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它们却由一个传俩，俩传仨的知道，若能种上几亩这东西，就能发一笔小财。因此，一般农民除了必须种植些常年赖以当作主食的作物，如高粱、玉米、大麦、小麦等之外，其余大部分土地就开始种鸦片了。至于种子或种植这种东西应具备的一些知识，则自然有人提供，于是一时成了风气。
  我曾有两个姥姥家（外婆家），一个是住在东街头的崔家，是我生母的娘家，但我生母早逝，父亲续弦，继母娘家姓刘，住在运河北岸的北田庄。而在我小时候因继母对我的慈爱教养，以及照顾一切的辛劳付出，使我感觉到她老人家也就是我的母亲，凡所有生活所需都要依赖她老人家，故对崔刘两家都称为姥姥家，但为了区别，通常称刘家为河北姥姥家。而且在我的童年生活中，河北姥姥家曾给过我无私的亲情与欢乐。
  河北姥姥家，在他们北田庄，虽说不上是首富，但却是数一数二具有田地与房产的富庶人家。
  那一两年在我们那地方，种植鸦片是属于普遍性的，河北姥姥家也未例外，那是我头一次在普通农田里，看到且惊艳五彩缤纷的花朵。当时我很奇怪，因为我的亲姥姥，因年轻时生病，常依赖过鸦片烟止痛或减轻病情，致日久成瘾，无法摆脱，故在她老人家吸鸦片时，我曾见过鸦片是黑色的，而且河北姥姥家所种的鸦片，开的花却是那样多彩娇艳。不但如此，即使于花谢后，采收那些自花托中流出的浆汁也是白色的，最后所留下来类似圆球状的花托，经晒干后，取出其中的花子，说句不夸张的话，无论在烙饼表面上淋上一些，或家常做食物须用芝麻的东西，这种大烟种子都可取而代之，且比芝麻还香。
  大烟浆最初是白色的，注入瓷质的容器内，时间稍久，会变为红褐色，慢慢再变为黑色。至于之后如何成为可供吸抽的鸦片烟，我就毫无所知了。那一年，因官家准种鸦片，竟使农民普遍富裕了些，我记得外祖父当时还趁机给二舅娶了媳妇。
  关于那两年准种大烟发生的许多事，大半都是从河北姥姥家所见所闻，自然很多事也都是从大人们口耳相传，或有人从镇上传来的消息。那时候的一般老百姓，对于国家的政治变化，都还停留在一种迟钝感与模糊的情绪中，我们中国人在早年间，不是每逢改朝换代之时，都认为规规矩矩缴粮纳税，谁来了还不是一样的想法。
  只是这回日本鬼子在进驻我们镇上，时间一久，地方才感到不胜其扰，同时渐渐就露出了征服者的嘴脸，尤其一些自甘为虎作伥的狗腿子中国人们，更会把地方搞得杯弓蛇影痛苦不堪。
  高丽圈
  我的家乡在宁河县芦台镇，农历逢三、八为集。每逢集市，若巧逢星期天，我都会与志广四哥偕伴逛街。四哥是我堂哥，比我大两岁，但个头比我矮些，因此，我俩无论淘气、逃学、玩耍、冬天放风筝、夏天到河里戏水等都会凑在一块，套句俗谚，可说“焦不离孟”。我同四哥有一回又到街上，所谓“街上”就是本镇中街集市最热闹的地方去逛集游玩。忽然见到有一伙儿穿白衣服的人夹杂在赶集的人群中。那白衣服也很特别，男的上身都是又小又短无纽扣的小袄，用类似领带的带子系着，而裤子都是肥肥大大的。女的也是上身小而紧，配以又宽又大的布裙子，且不论男女，脚下穿的都是一双白布袜以及类似小船形状的白胶鞋，据我想，那都是一模成型的产品，单调无奇。男人都是背后背着一个类似木质书架的东西，但两柱之朝外部分会伸出两根粗壮的木桩，想来是为了背负东西设计的。女的则有一种顶上功夫，头上可以顶上很重的东西，走路行动，稳当无比，很像杂技表演，颇为有趣，也有部分较年青的女孩，穿的衣服式样虽与年长的妇人类似，但色彩都是大红大绿大紫，彩度对比强烈。
  这种人就是高丽人，自被日本侵略征服后，那时乃是没有自己政府的亡国的一群人，据说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才由李承晚领导宣布光复独立。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在我们芦台镇发现他们之时，仍然是处处要受到日本人的辖制，支配生存的一切条件，都被日本人所左右，谈不上有什么自由。而这些高丽人到我们这里来，完全是属于那时日本人对被征服者的奴役政策。把一伙高丽人驱策到我们中国来，一部分于我们宁河县境内划出一块土地，亦可说是强征在蓟运河以北本（宁河）县境内20来个农村，约有五六万亩之土地，供作这些人的栖身之所，以为屯垦劳役的地区。这项开垦的目的也是为了他们日本人种植稻米，以供日本军粮。
  这些人的初步工作是先要开始整地，在一段时间内，把一大片土地利用人工，他们高丽人配合强征来的中国农人，拓荒开垦成适合种植稻米的低洼地形，然后开始种稻，而这些高丽人，也就是不得不离乡背井留滞在我们这里，过着这种为日本生产稻米的辛苦生活。时日一久，我们中国人便把这块高丽人生活的聚落，称之为“高丽圈”。每每当芦台镇上有例行集市时，就会看到这些穿白衣服的高丽人来镇上采购日用品等活动。
  高丽圈生产的稻米，是不准卖给我们中国人的，但即便如此，仍有些高丽人冒着日本人严厉处罚的危险，会偷偷的零星搬运出一些来卖给我们中国人。有一段时间，我们那地方的一般居民是不准吃稻米的。
  高丽人在那高丽圈内的日子一久，他们其中便有一些人，就在日本人睁眼闭眼，也可能是日本人撑腰默许的情况下，在我们镇上干起贩毒、开小型赌场的名堂来了。开白面馆（即卖吗啡也就是海洛因）开大烟馆，名为膏店等等，凡有毒化中国人或腐蚀中国人精神、健康的事，他们就慢慢在镇上经营起来了。据我想，那并非都是高丽人直接主动所敢或所愿做之事，而应该是当时在镇上的日本侵华机构，借刀杀人的政策，怂恿别人推他人下水，自己却在岸上装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