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

阿合马，回回人，元朝大臣，世祖忽必烈时期近臣之一。初为察必皇后之父按陈那颜的陪嫁奴隶。中统二年（1261年），出任上都同知。三年，领中书左右部，兼都转运使。至元元年（1264年），拜中书平章政事，主要掌理财政，推行清理户口、推行专卖制度、发行钞票（时称交钞）等方式，增加朝廷收入。元朝灭亡南宋之后，继续在江南地区实行发钞和药材限制专卖政策，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对于稳定元朝政治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他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阿合马上奏忽必烈下令分条规划，向各路运司宣布晓谕。 1263年，因为河南钧州、徐州等州都有炼铁设备，请朝廷授予宣牌，以振兴冶炼的利益。忽必烈把开平府升格为上都，又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兼管中书左右部照旧不变。阿合马上奏请求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加强炼铁行业，每年上缴铁一百另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的一共有四万石。 至元元年（1264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这一年秋天十一月，裁撤领中书左右部，合并到中书省，越级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官阶为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年）正月，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制国用使司的事务。过些时候，制国用使司上奏：“把东京每年纳税所得的质地稀疏恶劣不能使用的布，就在当地用来买羊。真定、顺天的金银不合规格的，应当重新冶铸。别怯赤山生产石绒，把它织成布，用火不能烧着，请求派遣官员加以开采。”又上奏说：“国家的费用支出名目多数量大，今年从皇上回京以后，已经支出了纸币四十万锭，恐怕明年会不够开支，应当酌量节约使用。”十一月，制国用使司又上奏说：“桓州峪所开采的银矿，已经有十六万斤，每一百斤可以得到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要的支出，可以出售锡来支付。”忽必烈全都同意制国用使司的请求。阿合马的才干在当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忽必烈也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 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设立尚书省，裁撤制国用使司，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的为人，智谋多而善于言辞，以功利和取得的效益自负，人们都称赞他有能力。忽必烈急于使国家富起来，就试着让阿合马办事，很有成绩。又看到阿合马和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阿合马屡次有理由使他人屈服，由此而对阿合马的才能表示惊奇，授于他政治大权，对他的话无不听从，却不知道他的专权任性越来越厉害了。这其实为阿合马以后的悲剧命运深深地埋下了伏笔。丞相安童容忍了很久之后，上奏忽必烈说：“臣下最近上奏说凡是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当各按照通常的制度向皇上奏事，其中的大事要经过臣下等人议定再上奏，已经得到圣旨允准。现在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直接上奏，似乎违背了臣下我以前向皇上的奏报。”忽必烈说：“你所说的话的确很对。难道阿合马由于朕对他很信任，敢这样办吗？他不和你商议是不对的，应当像你所说的那么办。”安童又上奏说：“阿合马所任用的部下各官，左丞许衡认为大多任用不当，但已经得到圣旨让他咨请中书省宣布，如果不给，恐怕将来会有别的话。应当试验他的任用的人是否有能力，时间一长就会自然明白。”忽必烈认为安童的话有道理。五月，尚书省上奏要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后来御史台认为现在到处在捕捉蝗虫，百姓劳苦，清查户口的事情应当稍稍缓办。于是就停止不办，这表明阿合马的权力已经开始受到制约。 元朝开始设立尚书省的时候，有圣旨说：“凡是加以考核选举的大小官员，由吏部拟定他的资历，呈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咨送中书上奏。”到这时，阿合马提拔他自己的人，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送中书省。丞相安童因此上奏，忽必烈命令去问阿合马。阿合马说：“事情不论大小，统统委任给臣下，所任用的人员，臣下应当自己挑选。”阿合马的做法，本质上对皇权形成了挑战。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把尚书省合并于中书省，又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十年（1273年），又任命他的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看到阿合马专权一天比一天厉害，想补救这个弊病，就上奏说大都路总管以下的官员大多不称职，请求派人代替他们。不久又上奏说阿合马、张惠，仗着宰相的权势会经商，以此一网打尽了天下的最大利益，严重的毒害百姓，使他们走投无路而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阿合马说：“是谁编出了这些话，臣下等要和他在朝廷上辩论。”安童进奏说：“尚书省的左司都事周祥，中木谋取暴利，罪状十分清楚。”忽必烈说：“像这样的人，征收完毕以后应当公开罢免他。”后来枢密院上奏请求让忽辛同企枢密院事，忽必烈不答应，说：“他是个胡商，一般的事情还不懂得，又哪能让他承担机要事务的责任呢？” 面对来自统治阶级高层的权斗加剧，置身其中的阿合马面临的风险也自然会加剧。 阿合马，回回人，元朝大臣，世祖忽必烈时期近臣之一。初为察必皇后之父按陈那颜的陪嫁奴隶。中统二年（1261年），出任上都同知。三年，领中书左右部，兼都转运使。至元元年（1264年），拜中书平章政事，主要掌理财政，推行清理户口、推行专卖制度、发行钞票（时称交钞）等方式，增加朝廷收入。元朝灭亡南宋之后，继续在江南地区实行发钞和药材限制专卖政策，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对于稳定元朝政治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他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阿合马上奏忽必烈下令分条规划，向各路运司宣布晓谕。 1263年，因为河南钧州、徐州等州都有炼铁设备，请朝廷授予宣牌，以振兴冶炼的利益。忽必烈把开平府升格为上都，又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兼管中书左右部照旧不变。阿合马上奏请求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加强炼铁行业，每年上缴铁一百另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的一共有四万石。 至元元年（1264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这一年秋天十一月，裁撤领中书左右部，合并到中书省，越级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官阶为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年）正月，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制国用使司的事务。过些时候，制国用使司上奏：“把东京每年纳税所得的质地稀疏恶劣不能使用的布，就在当地用来买羊。真定、顺天的金银不合规格的，应当重新冶铸。别怯赤山生产石绒，把它织成布，用火不能烧着，请求派遣官员加以开采。”又上奏说：“国家的费用支出名目多数量大，今年从皇上回京以后，已经支出了纸币四十万锭，恐怕明年会不够开支，应当酌量节约使用。”十一月，制国用使司又上奏说：“桓州峪所开采的银矿，已经有十六万斤，每一百斤可以得到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要的支出，可以出售锡来支付。”忽必烈全都同意制国用使司的请求。阿合马的才干在当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忽必烈也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 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设立尚书省，裁撤制国用使司，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的为人，智谋多而善于言辞，以功利和取得的效益自负，人们都称赞他有能力。忽必烈急于使国家富起来，就试着让阿合马办事，很有成绩。又看到阿合马和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阿合马屡次有理由使他人屈服，由此而对阿合马的才能表示惊奇，授于他政治大权，对他的话无不听从，却不知道他的专权任性越来越厉害了。这其实为阿合马以后的悲剧命运深深地埋下了伏笔。丞相安童容忍了很久之后，上奏忽必烈说：“臣下最近上奏说凡是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当各按照通常的制度向皇上奏事，其中的大事要经过臣下等人议定再上奏，已经得到圣旨允准。现在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直接上奏，似乎违背了臣下我以前向皇上的奏报。”忽必烈说：“你所说的话的确很对。难道阿合马由于朕对他很信任，敢这样办吗？他不和你商议是不对的，应当像你所说的那么办。”安童又上奏说：“阿合马所任用的部下各官，左丞许衡认为大多任用不当，但已经得到圣旨让他咨请中书省宣布，如果不给，恐怕将来会有别的话。应当试验他的任用的人是否有能力，时间一长就会自然明白。”忽必烈认为安童的话有道理。五月，尚书省上奏要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后来御史台认为现在到处在捕捉蝗虫，百姓劳苦，清查户口的事情应当稍稍缓办。于是就停止不办，这表明阿合马的权力已经开始受到制约。 元朝开始设立尚书省的时候，有圣旨说：“凡是加以考核选举的大小官员，由吏部拟定他的资历，呈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咨送中书上奏。”到这时，阿合马提拔他自己的人，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送中书省。丞相安童因此上奏，忽必烈命令去问阿合马。阿合马说：“事情不论大小，统统委任给臣下，所任用的人员，臣下应当自己挑选。”阿合马的做法，本质上对皇权形成了挑战。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把尚书省合并于中书省，又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十年（1273年），又任命他的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看到阿合马专权一天比一天厉害，想补救这个弊病，就上奏说大都路总管以下的官员大多不称职，请求派人代替他们。不久又上奏说阿合马、张惠，仗着宰相的权势会经商，以此一网打尽了天下的最大利益，严重的毒害百姓，使他们走投无路而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阿合马说：“是谁编出了这些话，臣下等要和他在朝廷上辩论。”安童进奏说：“尚书省的左司都事周祥，中木谋取暴利，罪状十分清楚。”忽必烈说：“像这样的人，征收完毕以后应当公开罢免他。”后来枢密院上奏请求让忽辛同企枢密院事，忽必烈不答应，说：“他是个胡商，一般的事情还不懂得，又哪能让他承担机要事务的责任呢？” 面对来自统治阶级高层的权斗加剧，置身其中的阿合马面临的风险也自然会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