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图书馆

高坎村出產棉花佔百分之三〇、甘蔗佔百分之二九、玉米佔百分之一五、紅苕佔百分之二六，屬經濟作物區。全村共一四六戶，五五六人，耕地七五三畝。土改後兩年多來中農戶數已由百分之二十（二九戶）增至百分之四四（六四戶），貧農則由百分之七〇（一〇一戶）減爲百分之四五（六六戶）。隨着大張旗鼓向農民宣傳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和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工作，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陣地迅速增長。互助組由原來渙散、垮台中恢復、發展爲一二個組，參加農戶七五戶。建立了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農戶二五戶。組織起來農民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七〇。農民生產品、生活品的供應和推銷、與國營、合作社發生關係的比重也增加了。在社會主義因素迅速增長的情况下，中農愈加靠攏我們。但是，由於總路綫的宣傳不深、不透，某些幹部作風上的强迫命令，和領導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點，使部分中農產生了一些疑慮，有礙黨在農村中鞏固的團結中農政策的貫徹。 中農階層在統購前後的動態
   全村共有老中農二九戶，一二一人，佔有土地二四二畝，每人平均二畝，相當於全村平均數的百分之一五四。有耕牛二點五支，佔全村耕牛總數的百分之三六。解放後四年多來，中農階層的生產水平有很大提高。棉花單位面積產量達到四〇斤皮棉，比解放前每畝二五斤高出百分之六十，比土改前每畝三二斤高出百分之二五，相當於當地平均產量每畝三三斤的百分之一二一。
   全村新由貧僱農上昇爲中農者三九戶，其中稍差者一八戶，佔上昇戶的百分之四六，佔有土地二二七點二一畝，佔全村耕地的百分之三十。耕牛三隻半，佔耕牛總數的百分之五十。農具已基本夠用。施肥量由每畝二〇挑（各種肥料按價值折合水糞計算）增爲三五挑。棉花單位面積產量達三八斤，比解放前每畝二〇斤高出百分之九十，比土改前每畝二五斤高出百分之五二，相當於當地平均產量每畝三三斤的百分之一一二。有的開始添置了固定資產，新修住屋、猪圈、茅坑者一二戶。生活亦大有改善，吃細糧約增加百分之六十，肉食增加百分之四〇，衣著增加一倍多。
   統購統銷以前，隨着經濟的上昇和活動資本的增加，加以互助合作運動的落後，特別是片面地宣傳貫徹“保護私有財產”“四大自由”的影響，自發勢力滋長較快。富農的反限制活動增强，新的租佃關係發展，出現了囤積糧食、搞商業活動等現象。自發趨勢的主要形態是典當土地，全村有租佃、典當關係三八戶，中農當進土地者一八戶（包括新中農），佔中農階層的百分之二八，當進土地三一點八畝，每畝典錢爲二〇萬元左右。富裕中農黃其書當進了三戶人的土地，還到處打聽準備買地。新中農葉自堂以高價五〇萬元搶典兩畝地。他們說“土地値錢了可以買賣了。”土地較多的自耕中農則大量出租土地，以此逃避負担（公糧一律由租地戶負担），安租安押，積累活動資本。全村中農出租土地而收取押金者八戶，佔老中農戶數的百分之二七，押金有的甲土六萬元，乙土五萬元，有的每畝二〇萬元。自耕中農吳祥水五個人，十二畝地，出租一點五畝，押金九萬元。他說“地出租少交糧，又可以取押金，兩頭得好處。”全村有四戶中農存糧一千斤以上。中農鍾安武囤積的米霉爛了，葉自堂買進大量的小麥來喂猪。商業活動也露頭了，一戶作海椒生意，一戶作小麥生意，他們零收躉賣，一季賺五、六十萬元。多數中農看到眼紅，也躍躍欲試。富裕中農吳祥孝準備集夥販賣“大頭菜”，新中農萬文全等積極籌資準備作小麥生意。這些中農感到合作社經濟限制了他們的“自由”，謾駡、吵鬧供銷社的事時有發生。當供銷社在該村接辦糖房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時，中農吳傳林則公開叫嚷：“我們的糖房要叫資本主義開。”
   去年十一月份起，開展了統購統銷、建社、認購公債等項工作，大張旗鼓地進行了總路綫宣傳，自發勢力的增長被遏止了，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空前高漲，中農階層的動態，也隨之而起了顯著的變化。 新中農：生產勁頭足，政治情緒飽滿，互助合作積極性很高，是農村中最活躍的一部份人。他們雖已上昇爲中農，經濟情况有所改變，思想情况也隨之有了變化，但他們的中農地位是由於黨的領導與援助而得到的，因此他們對黨的態度仍是很親密的。行政幹部七個人中有六個是新中農，農業生產合作社幹部十一人中八個是新中農，互助組長十二人中有新中農七人。他們對土改前被剝削的痛苦並未忘記，雖然統購前有的開始跨上了舊道路，但在受到總路綫的敎育後，他們對新、舊道路的對比，認識、體會最深，紛紛囘轉了頭。有七戶自動退還了當進的土地，多數成爲統購統銷、建社等工作的積極份子。新中農萬文全統購前已經籌資二十萬元，準備作小麥生意，又打算當地、買房子，互助組也不願參加了。受到總路綫的敎育後，打消了作生意的念頭。他說：“毛主席的總路綫再不來，我們就變壞了。”現在任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務委員。他們的經濟情况也不是很穩定的，其中有一部份較差的還經受不起一季、兩季的減產。上昇的特點是勞動力强，他們說：“天旱水澇我不睬，就怕人害病。”因此積極要求組織起來，才能穩步的向前發展。
   老中農（不包括富裕中農）：佔有土地較多，生產資料齊全，經濟基礎强。但總感到“中農”牌子不硬，是被“團結”（利用的意思）的對象，有怕“冒尖”的情緒，對互助合作運動抱着“看一下、穩一手”的態度。因係經濟作物地區，統購中，雖未被統購糧食，但統銷限制較嚴，有抵觸情緒，有的叫喊厲害，駡政府，說怪話，在富裕戶的影響下，也抱着“吃點、喝點、穩當點”的態度。三月份進行了貸糧、貸款、放寬供應糧的工作，他們對糧食的不滿情緒比較緩和了，說：“毛主席的政策不會虧待我們。”生產情緒也較穩定了，投資有所增加，平均每畝地肥料投資八萬多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一一，猪支比統購後（四月份與一月份比較）增加百分之三四，相等於去年同時期的百分之一二一，（但大猪減少百分之六十）。參加互助合作組織者也由十戶增加到十九戶，佔本階層的百分之六五，有四戶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但是對自由市場的限制，仍存在抵觸情緒，對合作社經營糖場，統購甘蔗不滿，甘蔗種植面積縮小百分之三十，紅苕、玉麥種植面積增加，花生（非統購品）竟增加百分之六十。對互助合作也還有懷疑、動搖。中農黃其書入社後說：“好、我先享受一年；罪、只受一年。”對黨的“團結中農”政策不摸底，中農吳祥水說：“統購、公債那一囘〓的不是中農，貧僱農買牛沒有錢，也來團結中農”。
   富裕中農：生產消極，有苦悶情緒，舊道路走不通了，新道路又有懷疑，只想如何保存現有經濟，享受揮霍。全村原有富裕中農五戶，新由中農上昇者四戶，由貧農上昇者二戶，共十一戶，佔中農階層的百分之一七，佔總戶數的百分之八。統購前，他們很活躍，有四戶當進了土地，六戶準備買地，買房子，四戶囤積了糧食。統購統銷運動中，三戶被統購了糧食，兩戶退還了當買的土地，準備買地的活動也停止了，自發趨勢被壓縮了，但是怕“扯平”怕“歸公”的疑慮却加深了。他們說：“過渡時期是劉瞎子（有名的棋手）的棋，步步緊。”“總路綫是准吃不准賺。”感到沒有發展的路子，剩餘資金找不到出路。全村十一戶富裕中農約有閒散資金一、七〇〇萬元，存入銀行僅一百多萬，借貸出去約三百多萬，其餘存放家中。富裕中農吳程緒說：“這個年頭又不能買地，又不能買糧，錢有啥子用，不如辦穿辦吃”，今年買了十多丈布做衣服。吳祥孝去年收了二百多斤花生，五千多斤甘蔗，全部放在家裏吃，掛麵、肉、蛋、三天兩場的買囘來，每天都要吃酒。趙雙發買不到糧食就稱麵、稱粉、割肉吃。全村作棺木者四戶，共花錢二百多萬元。個別的竟將土地送人，吳程緒送了三畝多地給女婿，他說：“種多了懶得累，夠吃就行了。”
   對互助合作是懷疑，觀望，抵觸的，但又感到是政府的政策，“大勢所趨”，不得已而採取應付態度。如吳程緒三弟兄分開家成立一個互助組，吳祥孝、吳顯章等則拉攏一些相近的中農成立一個組，組內訂有生產計劃，工分制度，但不做活路。富裕中農嚴孝全、黃其書在參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處處試探打聽。嚴孝全曾幾次對工作同志說：“社內的困難戶叫富裕的照顧一下（拿錢的意思），他們就起來了。”
   對於生產則認爲沒有發展的餘地了，吳程緒去年棉花產量每畝達五〇斤。他說：“產量已經差不多了，再提高怕難辦到。”生產投資大大減少。他家十五個人，佔有土地二八畝，解放前全年水糞六〇〇挑，油枯二、五〇〇斤，每畝投資一三萬元，去年用水糞六〇〇挑，油枯三〇〇斤，硫酸錏二五〇斤，花籽四〇〇斤，每畝投資八萬元，比解放前減少百分之三八。今年準備用水糞五〇〇挑，花籽四〇〇斤，每畝投資四萬三千元，比解放前減少百分之六七，比去年減少百分之四六。今年除自積農家肥料外，商品肥一斤也不準備買，他說：“買了公債那還有錢買肥料？”而且把犂頭也賣了。這一部份人對我們的財經措施和各項負担不滿，在自發勢力受到批判、打擊，互助合作運動蓬勃開展的情况下，疑慮更大，有的在反封建運動中又被傷了一點皮（被錯劃爲富農成份挨過“鬥爭”，退過押），因此與政府有距離。
   團結中農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一、依靠與組織貧農不夠，沒有樹立起貧農在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優勢和核心作用。全村尙有貧農六六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四五，其中困難戶二一戶，佔總戶數的百分之一五。困難戶中有一二戶因爲缺乏勞力，不懂技術，被排斥在互助組外。貧農吳家榮，找了三個互助組都不吸收他，有的說：“我們人夠了”，有的說：“春耕過後你來參加吧。”他們是季季生產壞，年年缺口糧，政治上說不起話，情緒悲觀。吳家榮自己埋怨：“我怎個不死、倒死不活受這份活罪。”在困難戶座談會上問他們的安排時，都說：“提高到中農的生活我們想都沒想過，只要求不缺口糧，有一碗‘攪攪’喝。”由於對互助組沒有進行具體領導，尤其沒有首先把貧農發動起來，依靠他們去團結中農。因此形成了中農找中農、貧農找貧農，全村一二個互助組，有四個組全是中四農，有五個組全是貧農，一個組全是缺乏勞動力的（六戶人只有四個附帶勞動力），一個組全是不懂技術的（四戶均是新轉業戶）。這樣沒有從組織上保證中貧農間的團結，發揮互助作用，對生產是不利的，互助合作運動也不能得到健康正常的發展。因此，在農村工作中必須首先把貧農發動組織起來，認眞幫助他們解决生產上生活上存在的困難。只有緊緊的依靠了貧農，才能鞏固地團結中農。
   二、對中農的政治思想敎育工作做得不夠。如宣傳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我們黨對中農的一貫的政策，尤其是解放以來所給予中農的好處，以及宣傳資本主義道路對全體農民的害處，尤其是抓緊典型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投機剝削行爲進行適當地分析批判工作做得不夠，因而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的正氣佔上風去限制與克服他們的動搖性和落後性。有些時候在工作中對中農沒有採取耐心說服的方針，而是採取强迫命令、扣大帽子的方法，以致傷了感情。
   三、農業生產合作社中，貫徹“互利”原則不夠，侵犯了中農的利益，增加了中農階層的疑慮。
   （1）入社土地定產問題：高坎農業社入社土地一律按土改評產計算（甲土七五〇斤，乙土六五〇斤，丙土五五〇斤，丁土四五〇斤，戊土三〇〇斤）。土改後兩年多來，多數中農的土地都因耕作細緻，施肥量足，地力培養較好，常年產量已超過土改評產數。如富裕中農嚴孝全一畝土收棉花六〇多斤，小麥三〇〇多斤。每畝大小春實產量已提高到一、二〇〇斤，較土改評產高出百分之八〇。貧農周春春五分土只收棉花五斤，小麥一〇〇多斤，每畝產量僅二〇〇多斤，低於土改評產百分之七十。懸殊很大。中農嚴孝全說：“我的地少用肥，少花人工，還要多收入”。該社常年產量超過土改評產者八戶（新中農五、自耕中農三），低於土改評產百分之三十以下者四戶。由於入社土地產量沒有進行適當的調整，影響社外農民培養地力的積極性，在互助組長會上討論如何增加互助內容時，都不願搞土地加工，互助組長吳祥海說：“橫順都要加入合作社的，還搞啥子加工。”這個問題應予以處理，對於確因進行土地加工而使常年產量提高者，需酌情調整。
   （2）入社股金問題：建社時規定：每股土地（一、〇〇〇斤產量）交納現金一萬元，肥料一〇萬元，紅苕種三〇斤，甘蔗種七〇〇斤，共一五萬元，作爲土地投資。使土地多的中農吃虧，中農吳祥水五個人，一二畝地，應交土地股金一二〇萬元，今年大春土地分紅可得黃谷二、二四〇斤，除公糧一、二六〇斤外，僅得五六萬元，還要倒貼六四萬元。社內外中農均反映說：“拿出了土地還要貼錢”。另一方面貧農亦因交不起股金而有壓力。經縣委硏究已决定改股金爲投資，社員私有的肥料、種子，折價投資，秋後歸還。這個問題雖已處理，但社外引起的疑慮還未得到應有的消除。
   （3）耕牛問題：社員私有牛三支，（富裕中農一支，新中農夥喂兩支）未入社，按市價租用，準備秋耕時再買。該地上季使用牛工較少，係喂空牛季節，一支牛每天需草將三千元，到秋耕需食料費約六〇萬元。還要費半個勞動力。秋耕時，一季可得工資四〇多萬元，冬季租給糖場用，可得租金五〇多萬元，除開一年的食料外，還有賺頭。這樣處理，就是叫社員喂一季空牛，合作社揀便宜，使喂牛戶不滿。他們說：“我們喂空牛喂不起”。中農嚴孝全還提出牛價一年、兩年付淸都可以，但幹部却認爲現在買不划算，現在牛主都準備賣出去，這個問題，對社內社外的影響都不好，應該在堅持互利的原則下，予以適當處理。
   （4）魚網歸公問題：社員私有魚網三付，打一次魚，要賺幾萬元，部分社員看到眼紅，决定折價歸社，使有魚網戶不滿意。富裕中農嚴得紅說。“這樣子以後沒有人製東西了。”萬文全說：“社內沒有活路的時候，社員也不能自己搞點活路嗎？”實際上合作社沒有力量組織打魚。這個問題也引起了社外中農的恐慌，富裕中農吳祥孝聽到後，到處問：“合作社的魚網也要歸公嗎？”
   以上問題，主要是幹部思想上不明確在互助合作組織中處理各項具體問題時，必須貫徹“互利”原則，保證貧農與中農的團結，而是孤立的强調社的利益。這樣不僅傷害了中農的利益，對於貧農也是不利的。對於處理不當的問題，應予以解决，在社外羣衆中引起的各種疑慮，應主動的進行宣傳、解釋。
   四、限制富農鬥爭的自流狀態，對富農的反限制活動，未予以應有的打擊。全村共有富農五戶，統購前，富農的剝削活動有所發展。該村典當土地的風氣，主要是由富農開始的，富農王光武租出六畝多地，去年全部換成典當形式，每畝典價二〇萬元。富農嚴三嫂將九畝多地，租給八戶農民，也一律按租按押，每畝五萬至六萬元。他們大肆叫嚷“土地值錢了”“可以自由買賣了”，使該村的典當關係驟增統購統銷運動打擊了資本主義勢力的抬頭，富農的氣燄隱蔽下去了，但暗中活動的反限制鬥爭却愈加尖銳了。富農王泰文今年小春全部是種的胡豆秧子，冬瓜、生薑、不種糧食，大春政府號召擴大棉花面積，他却全部種海椒、蕃茄，一畝棉花也不種。有的中農看到種其他作物賺錢也想跟着試一下。另一方面又盡量大吃大喝，破壞生產資料，富農王光武把犂、鏵、桶箍、傢具、衣服全賣來吃了，房子故意讓他漏塌。王泰文每天要進酒店吃七、八千元，他說：“我是孽農、該吃的。”他們到處散佈：“不能買地、不能買糧、存錢作啥子？”影響較富裕的中農情緒愈加不安，助長了大吃大喝的風氣。部分幹部由於不明確必須進行限制富農的鬥爭，只埋頭搞互助合作，從而使得富農的反限制活動更加猖狂。在富農的反限制面前，束手無策，不知道農村中的限制與反限制鬥爭應如何開展。
   縣委已佈置，全面、正確地貫徹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綫。
   一九五四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