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中兴煤矿经营始末张叔诚口述谈在唐整理兴办的动机和经过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地势峰峦起伏，岩壑深阻，山之南麓多长岭平冈，河流纵横其间。据山东志书所载，该地区蕴藏多种有色金属，惟在近世纪中多以开采煤为主。追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时，以鲁南境内煤质优异，曾檄当时峄县知县会同地方士绅筹款兴办煤矿以利民生，后以工程艰巨和费用浩大不克告成而止。该地区小型土窑，当时已为青岛德国商人所凯靓，遂以二十万两将该地区大部分小型土窑据为己有，准备探明其蕴藏量后，再集资进行开采。由于当时现场情况复杂，加以巨大资本一时难于征集，建矿一事搁置很久也未能进行。当时路矿帮办张翼有鉴于此，商得山东盐运使张莲芬的同意，复得沂县知县戴华藻的助力，探知该地区土窑掘煤情况，遂决定向德商人洽商，以二十万两原价买回。当时德帝国主义以教案为籍口，要求在胶济铁路沿线三十里内准有采煤之权，用心巨测，因此促使张翼对该地区煤矿加速开发的决心。于是集资一百万两，组织股份有艰公司，定名为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取其为中国人自主兴业之意。
  该矿区的矿权面积约有一万零五百余公顷，均属上石炭纪煤系，直覆于奥陶纪石灰岩之上，走向及倾斜方面颇不一致，有反向断层一道，自东北至西南，横断煤田为两大部分。东南部有正向断层三道煤田，西北部亦有正向断层三道煤田，北方有大断层一道煤田，于此断层之北，见五台系的云母片岩甚多，盖已属元古界。东南两方均见露头，前人所采的土井触处皆是。闻在明代已有人开采，证明发现之早。大槽枣庄市市中区志煤愈向西面而愈薄，惟至矿区西南陶庄一带，复有一块盆地蕴藏至富，枣庄、陶庄之间煤层则甚薄，无开采价值。但枣庄和陶庄煤田可采之煤均共有两层，其大槽层厚度自三米至八米，其小槽煤层厚度仅一点四米。两槽煤的储量当时估计约有五千万至五千五百万吨之多，0历次增资改组和经营情况该矿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开始筹备，由张翼和张莲芬及沂县知县戴华藻并向各方征集资本，凑足一百万两。
  当时张翼任清政府“督办直隶全省及热河矿务”，对该矿不能躬亲其事，仅任股五万五千两，担任该矿董事，从侧面赞助。董事会长由张莲芬担任并兼任经理，戴华藻担任董事兼任协理，赵尔粪为监察人。该矿创办伊始，仅整理各区土窑，实行统一管理，聘德人高夫曼为矿师，普查煤的蕴藏量，计划开采程序和建筑铁路便利运输。但当时现场情况复杂，本诸艰苦经营精神，开辟新法小井，生产之煤在运河沿岸山东、江苏两省的济宁、杨闸、韩庄、宿迁、马头、界首、瓜洲、镇江等地设厂销售。经营六七年以后，至光绪三十一年粗具规模，始遵照新章呈报清农工商部注册立案。次年，筹建枣庄至台儿庄运煤铁路，其长度为四十二公里，因受地方顽固封建势力的阻挠，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方告完成通车。但在当时该矿董事张翼以帮办路矿大臣的政治力量，对该矿综理规划以观其成，中经义和团之变，该矿几致不保，复以财力不济，未能按计划进行。
  民国二年本诸矿师填密勘探的结果，查明地下蕴藏量的情况，得到交通银行信贷支援，方开始建设第一大井。
  迫生产正常后，煤的生产量较其他小窑倍增，每年生产达二十万吨左右。加以台枣铁路完成与津浦铁路连接，得到联运的便利，在浦口设立销煤厂，因此煤的销路除运河沿岸各站外，在沪宁铁路沿线打通销路，为该煤销售环节打好基础。同时遵照矿业条例呈请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以完成合法的开矿手续。在此关键时刻，民国二年创办人张翼因病逝世;民国四年，该矿第一大井发生火灾;次年董事长兼经理张莲芬因忧致疾逝世。当此绝续时刻，有识之士对国人兴办中兴煤矿报以同情和支持，由徐世昌出面联络南北人士;增加资本，力谋改善。其时张勋驻节徐州，深知该矿蕴藏甚丰，为国人经营有希望的大矿，有意投资，即由该矿董事兼协理戴华藻之侄戴绪万商得其同意投资二十万两。后由赵尔粪介绍张作霖认股六万两，由其子张学良代表加入董事会为董事。
  该矿值第一大井发生火灾之后，奠基人均相继逝世，各项事业1待兴办与整理，遂改组董事会，增加股本，收足三百八十万元(在添足股本时将银两改为银元)。选举徐世昌为董事会长，朱启铃为代理董事长，董事有张学良、任凤苞、袁静谙、张仲平，监察人为赵尔龚、张叔诚。设总公司于天津河东二马路，推举任凤苞、袁静谙、张仲平为常务董事，执行总公司事务。任凤苞曾任交通银行协理，过去与该矿有历史关系。袁静谙为朱启铃的贵州同乡，由朱介绍加入董事会为其助手。张仲平为该矿奠基人之一的张莲芬之子。
  经总公司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胡希林为副经理。在整顿中，首先确立会计制度，改用新式簿记，引用孙啸南为会计处长，又由浙江商业学校选用毕业生四人协助工作，为该矿会计制度打好基础。(后孙啸南辞职去北票煤矿工作。)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朱启铃与张翼及中兴煤矿的关系。朱启铃，字桂辛，贵州紫江县(今开阳)人，清光绪中叶由大学士瞿鸿机推荐给当时的路矿帮办张翼，由张派其在公署内担任候补道职衔的官员。朱办事勤恳，甚得张之赏识，屡在徐世昌面前赞誉朱之才干，遂由徐推荐给荣禄，派充京师外城巡警司官。后徐世昌外放东三省总督，朱随往襄助政事，更得徐之倚重和信赖。
  因此，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朱启铃被任命为南北议和的北方首席代表。袁世凯洪宪称帝，朱启铃积极筹划，出任登极大典筹备处长。帝制失败，朱与梁士治、张膺方等被通辑，避居天津。张翼逝世后，徐世昌倡仪各方对中兴煤矿增资以扩大生产，被推选为中兴煤矿董事会长，徐遂推荐朱启铃任该矿董事，并代行会长职务。朱事业心甚强，数十年艰辛努力，对煤矿的发展颇多建树。由于其与张翼过去的渊源关系，对张叔诚提携照顾，多年合作融洽无间。
  民国八年中兴煤矿为了推广销路，增辟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处销售点，又在第一大井附近增开汤庄、咚楼、韩家岭各小井以厚生产，因此产销渐入正轨。实行经理制、，推举朱启铃为总经理，袁静谙、张仲平为助理，并推举黎元洪为董事会长。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运煤车辆，并在傈口设厂收购木材，设立通州分厂、瓜州堆栈。为增进全矿职工和家属保健措施，设立鞠仁医院。开辟第二大井时，提议添足股本为五百万元，取消不记名股份。该矿兴办之初有一规定，在增股时老股东有优先认股权，张翼的原股份为五万五千两，经二十年之久未发给股息，枣庄市市中区志历年积累以股息一分计已达四十万元之多，在其逝世后，无力优先认股，将其权利转让与黎元洪。黎开始对该矿投资仅五万元，后得张翼之子张叔诚转让的优先权，先后共投资为七十五万元。黎元洪由其股份中拨出十五万元赠与武汉大学为奖学基金。
  该矿在整顿后改进矿场地面建筑，与舜耕山大通煤矿合作筹办水泥厂，组织审查会清查全部矿产，设立中兴小学培植矿工子弟，以上各项建设皆需大量资金，于民国十一年扩充股本至七百五十万元，此次增资由黎元洪介绍湖北省方面人士投资一百万元。改组董事会，仍由黎元洪任董事会长，朱启铃、张学良、张仲平、张叔诚、徐节庵、罗义生、苏汰余、周景棠任董事，赵尔粪、吴炳湘为监察人。后驻矿经理戴绪万因病辞职，聘请原陇海铁路督办章枯(笃臣)为驻矿经理，总司其事。该矿地处山东南部，又在津浦铁路中段，铁路运输对其业务发展有关系。初意聘章主持矿区事务，是为了能在运输上得到便利。但章枯接办矿区事务后，对办理企业没有经验，仍按其做陇海铁路督办的官僚作风进行企业管理，各项事业不按计划进行，应付当地各级政府也不甚融洽，时仅六个月即知难而退。该矿区经理复由戴绪万担任。
  在当时那一段时期，山东主政者为田中玉、张宗昌、韩复集等人。田、韩二人均为行伍出身，因该矿为黎大总统主办，他们还有封建意识，遇事均加照顾，对该矿向不刁难;张宗昌系绿林豪杰，知道该矿有张作霖的关系，也向不刁难。虽如此，该矿经营数年未能获得理想的发展。每年股息均不能如期发给，而将各股东应得利息滚存为投资。在经过增加新股后，调整人事，协理袁静谙辞职，由董事张叔诚兼任。为了加强开矿技术，派矿师朱言吾赴欧美调查，学习开采煤矿先进技术。在此时驻矿经理戴绪万不幸病逝。此人为一实干家，任驻矿经理时与矿工方面相处甚好，多年来未发生罢工事件。后改由吴炳湘任驻矿经理，吴曾为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官僚作风浓厚，更无办矿经验，因此任事不到半年辞职，即由驻矿副经理胡希林升任经理。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攻克枣庄，因中兴煤矿有北洋军阀投资，勒令该矿停工封存，由战地政委会组织中兴煤矿整理委员会，委俞飞鹏为主任委员，对北洋军阀投资进行清理。清理结果仅没收倪嗣冲股份五万元，其他如黎元洪、张作霖等人之股份均未触动。北伐军复命该矿报效军响一百万元(认购战地公债)，该矿董事会以筹措困难，拖延未办，为此，蒋介石大怒，下令将该矿收归国有。因中兴煤矿业务周转资金依赖上海金融界支援，其大部分股票皆因贷款抵押于上海各银行，该矿债券亦皆由上海各银行代理发行，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很深。为此，上海银行公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向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农矿、财政、工商各部呼吁，要求收回没收成命。又由钱新之以私人关系从中斡旋，乃得农矿部指令，将该矿发还。董事会复将矿上存煤标售及向上海各银行贷款，凑足一百万元认购战地公债，了此一段勒索公案。
  同年六月，董事长黎元洪逝世，由董事会推选朱启铃兼任董事会长，并推选黎绍基为董事，聘请钱永铭(新之)担任总经理，张叔诚、张仲平为助理。总公司由天津迁往上海(办公地点为上海南京路国际饭店二楼)，并延聘德人克礼柯继任总矿师，积极准备恢复生产。该矿选聘钱永铭担任总经理的用意，是为了与南京政权发生联系，钱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长，在金融界声望甚高，更由于他是蒋介石的财政顾间，与蒋私交甚厚，有利于疏通南京政府的，关系。
  民国十八年八月正式复工。其时适台儿庄一赵墩支路与陇海铁路接轨(按:实为民国二十四年接轨)，对该矿煤的运销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即在陇海路的大浦、运河两站设立了储煤厂栈，为该路东段与中段沿线推销作准备。为了进一步改善经营，加强矿区管理，取消驻矿经理制，改设驻矿办事委员会，置委员五人，由董事兼协理张叔诚、董事黎绍基、陈景韩、唐在章以及申士魁(当时为矿警队长)组成之，亲赴矿区工作。首要任务为增加生产，计划筹建第三大井。当时该矿无公积金可以动用，其时再行扩大增股恐非易事。由朱启铃的友人吴鼎昌(时为天津大公报社社长)向朱建议发行公司债二百万元，为扩建该矿第三大井之需。
  朱接受其意见，得到预期的效果。开始计划三年完成生产，在各方的努力下，仅一年又六个月即告完成。这一期间，,M复了沪宁沿线各销煤处的营业，设立了矿工补习学校，添设中兴中学和台儿庄中兴小学，在连云港码头建成后筹建该港储煤厂栈，同时购买运煤船只十艘，由连云港运销上海、香港和日本等地。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召开股东会，通过改一分股息为六厘;呈向南京民国政府实业部换领采矿执照，遵照新公司法修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推选叶景葵继任董事会长，罗义生、张叔诚为常务董事，朱启铃、钱永铭、张学良、周作民、叶琢堂、王荫泰、苏汰余、枣庄市市中区志周景堂、庄仁裕、张仲平、陈景韩、黎绍基为董事，任凤苞、陈介、徐世庵为监察人;由董事会聘钱永铭继任总经理，张仲平、陈景韩为协理。此次董事会改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叶景葵被推选董事长，叶与南京政府财政部有密切关系，又与蒋介石、宋子文私交甚厚;新选任的董事，如周作民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对该矿经常以贷款支援，并与南京政府有密切联系;叶琢堂，过去在上海经营拍卖行业起家，与蒋介石同乡，早年蒋介石在沪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生活潦倒，叶劝其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并慨赠五万元得以成行，后叶在南京政府中虽未担任过官职，但在上海金融界中声势显赫;监察人陈介是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后转驻外使节为驻阿根廷大使，与宋子文有着亲戚关系。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该矿的发展变化与政治浮沉是分不开的。在连云港码头建成后，’以购进的轮船，从连云港往日本、香港、台湾以及南洋各地开拓业务。为此又设立中兴轮船公司，为中兴煤矿的子公司。为了各地钢铁厂的需要，增设炼焦厂以扩展煤的制品，打开煤与工业相配合的出路。日本的八蟠制铁所对该矿煤的质量甚感兴趣，因该矿的煤炼成焦炭后对炼钢有较好的效力。在此时期，该矿步入正轨，.每年产煤升达七十余万吨，销路日广，可谓该矿兴办以来的极盛时期。
  七七事变发生后，该矿被日本武力掠夺。在上海战争发生前夕，国民党政府征用私营企业船只封锁长江，该矿附属的中兴轮船公司有三艘轮船被征用，其他船只逃避隐藏后，也为日本掠夺。日本侵华目的是掠夺战略物资，最重要的即所谓“两黑两白”(两黑:煤与铁矿砂;两白:棉花与盐)。当时该矿董事会长叶景葵、总经理钱永铭均在上海，后来去香港转往重庆;常务董事兼驻矿委员张叔诚逃回天津;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避居上海。日本侵占该矿后，有意与该矿主持人进行所谓经济合作，曾由北平日本兴亚院头子盐泽清宣和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出面托大汉奸王荫泰(王当时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督办，因王为该矿法律顾问兼董事，与张叔诚交谊甚厚)三次向张叔诚磋商，劝诱张出来与他们合作。张不为所动，避居天津英租界，托病拒绝其要求，未与合作。日本遂单独在该矿掠夺原煤，由连云港运往日本。
  抗战胜利后，该矿满目疮9，井上井下的损失无法估计，即由驻矿委员张叔诚、黎绍基二人开始计划恢复，加以整顿。因矿区环境复杂，张叔诚未能前往参与其事，由黎绍基派该下总煤师陈跃林就地接收。复因在抗战胜利后，该矿区境内治安紊乱，无法恢复工作，为了总公司和一部分矿区职工生活，即由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在沪设立该矿的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亲自主持经营进口贸易业务，并在天津设立鼎中贸易公司，由周一峰为负责人。同时计划恢复中兴轮船公司业务。
  派人将隐藏后为日本掠夺的船只，经过艰难曲折的手续，集中到青岛。聘姚禹矫为该公司经理，在青岛主持一切，并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其业务由该矿总公司兼理，黎绍基亲往香港、台湾以及南洋各地开拓业务。在抗战胜利后的两年中，该矿两个子公司业务尚称顺利。民国三十七年解放前夕，将中兴轮船公司所有船只皆集中于香港，发展香港、台湾和南洋各地航运业务。此时，该矿董事会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总经理钱永铭均离沪去香港，一切事务由董事黎绍基在沪负责处理。
  建立台枣铁路的经过台枣铁路为中兴煤矿附属铺设的运煤专用铁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该煤矿公司成立时，即在奏请办理煤矿呈折内声明建筑台枣铁路以利运输在案。至光绪三十三年该矿筹办第一大井时，预计煤的生产有大量增加，为便利运输，开始筹备建筑台枣铁路。聘工程师张并庚勘测路线，由起点至终点计长四十二公里，奏请开工建筑，经清政府邮传部批准照办。在进行中，首要任务是购买土地。当时在山区乡村封建势力阻挠甚大，经过曲折的交涉，方得以按计划进行。但遇村庄及坟墓必须绕道筑路。原计划路线系从峄县东北关经过，嗣因该县绅士王进士在该县声势煊赫，他的宅第在东北关附近，百般刁难阻挠不予通过，不得已改道该县南关。这样多设置了五十米铁桥一座，十米铁桥二座，增筑路基大弯道一段，增加了筑路费用。在枣庄设立车站时，附近齐村为清光绪庚辰翰林崔广玩的宅地，其子崔培静倚其父在该地区的声望和势力，反对设立枣庄车站。后经过多方疏通调解，答应无偿供应他家全年用煤，始同意兴建枣庄车站。民国元年一月台枣铁路竣工通车，民国三年津浦铁路临枣支路筑成与台枣铁路接轨。台枣铁路本为该矿运输而设，但为便利地方起见，也兼营客货，不过一切设备均甚简陋。民国二十四年陇海铁路台赵支路筑成，又与本路接轨，并经中兴煤矿公司与陇海铁路局商定，于枣庄车站至运河车站，每日对开客货混合列车各二次，办理客货联运，便利人民。该矿台枣铁路全长仅四十二公里，东接陇海，西连津浦，枣庄市市中区志为了行车划一而收完全敏捷之效，因此对于各种改进事项，如沿线桥梁的加固，电报路签措施，台儿庄车站的改建扩大等，均与两大铁路配合一致。按以上情况，总辖该路建筑费用共为一百七十万元，以四十二公里正线计算，平均每公里建设费用约四万元。其他枣庄矿场所在地与各大井间均筑有联络岔道及存放车辆岔道。添设煤务站，专备装煤过磅之用。在二、三大并间开辟岔道范围逐渐扩大，计有矿场岔道总长度为二十公里。该铁路一切基建工程，如路基宽度、轨间距离、坡度、桥梁与涵洞、钢轨和枕木等，均与各大铁路基本建设工程标准相同。该路机车大小共十七架;车辆头二等客车各一辆，三等客车二辆，守车五辆，棚车二辆，十五吨煤车五十六辆，三十吨煤车三十二辆，四十吨煤车二十九辆，平车六辆。自民国五年至民国十四年十年间，运输情况尚称良好，其运输量每年均在三十万吨以上。民国十五年以后，内战迭兴，地方变乱，台枣一带沦为战区，运输停顿。民国十八年初大局安定，地方恢复平静，该铁路复经改组，事权统一，在其后七年间运输恢复正常，每年运煤量达到五十余万吨。在抗日战争初期，台儿庄战役名震世界，该矿车站皆成废墟，所有车辆损失殆尽。
  解放后得到了新生解放前夕，该矿董事会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董事兼总经理钱永铭均由沪去港，该厂一切事务无人负责，等于停顿。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在沪的董事黎绍基北来天津与该矿常务董事张叔诚洽商该矿恢复生产事宜。张意应先改组董事会、加强人事上的调整，方可推动一切。后经协商结果，推选滞留北平的董事朱启铃为董事会长，张叔诚仍任常务董事，黎绍基为董事兼任总经理，周叔廉为董事兼任协理(周当时为天津交通银行副经理，该行向与煤矿有贷款关系)，任凤苞、唐伯文为董事，组成了该矿的领导班子。第一次董事会开会议决，请董事唐伯文去香港，设法将所有滞港船只，悉数重返大陆，集中上海，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但所有船只未能即时加入航运生产，滞沪一年余，对该矿在经济方面损失很大，未能恢复正常生产。后经常务董事张叔诚商之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陈叔通，由陈代向周恩来总理陈述该矿现状，I待经济援助恢复生产。后得国务院令有关管理机构给以支援，才得到全面恢复生产。一九五一年该矿申请合营，获得批准。由于该矿在抗日战争期间未与日本合作，在发给定息时，仍按该矿规定股息六厘发给，以资奖励。该矿经合营后，将其附近各小矿及小窑均并入，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和发展，现已形成为鲁南一大矿区，是全国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注:本文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作者张叔诚系中兴煤矿创办人张翼之子，曾任中兴煤矿监察人、驻矿委员、常务董事兼任协理等职，驻矿实地工作达34年之久。谈在唐，曾任浙江省农学院讲师、西北实业公司总经理、天津市企业公司协理等职。
  中兴煤矿公司大院枣庄煤矿工人第一次罢工与资方谈判的“十六条”1927年6月29日，枣庄矿区劳工会与资方谈判，提出改善工人待遇的“十六条”要求，劳工会代表郑告经理胡希林，如不答复即鸣汽笛20响全矿大罢工，胡被迫签字答复要求。
  “十六条”是: 一、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凡遇工人犯厂规者，必须通过本会派代表双方讨论处理办法，确属工人理屈，才准开除，并按其最近薪金数目，发给半年的薪金作为川资，遣返原籍。
  二、工资一律提高。原工资五元至十元者加倍;二十元以下者加七成;三十元以下者加四成;四十元以下者加二成五;五十元以下者加一成五;五十元以上至一百元者加一成。
  三、每年须加薪一次，起码不得少于四元。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工人自退者须发三个月的工资。
  四、每年分配花红，工人与职员一律平等。工作时间每天均为八小时，自七月一日起实行。
  .五、公司须建造工人住房，有电灯、自来水一应设备，地点由工人指定，限半年内完竣。大小工每人一律发给煤炭一吨。
  六、工人退休时必须发退休金。工作满一年者发一个月薪金的退休金，满三年者发给三个月的，满五年者发一年的，满十年者发二年的，均按最近薪水数目发给。
  七、凡遇工人生病，要双方指定医院调治，医药费均由公司负担，病人工资照给;因工伤者要发给双资;因公毙命者，要按其最近工资数目发给三年工资作为抚恤金，以安家室。
  八、工作满三年者给假三个月，每逢星期日、纪念日、节令日(如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须休息一天，元宵节休息七天，元旦休息三天。休假日一律照发工资，如不停产时要发给双薪。
  九、学徒满三年者升工匠，由工科员考试，按其成绩优劣而定薪金，最少二十四元。
  十、建立工人学校，培养工人子弟，校中经费由公司负担。
  十一、建立工会俱乐部，使用家俱由公司购办。公司每月津贴工会经费三百元。
  十二、机务处、五厂取消一切包工制，转入里工节制。
  十三、井下外工一律照以上规定办理。
  十四、本会有权指派监督员，监察工人做工。
  十五、本会有开除压迫工人的公司职员之权。
  十六、工人工作满二十年者按其最近工资数目发给四至五年养老金。
  《劳工要求条件》原文附录苏鲁边区特委简述郭子化一、建立苏鲁边区特委的时代环境苏鲁边区特委是1933年4月建立的。这正是国民党cc首领陈立夫、陈果夫统治江苏、利用叛徒们破坏我党各地组织的时候。国民党以此自豪，宣传江苏已成了“全部肃清共产党”的模范省。山东省的军阀韩复v在剿灭纵横鲁南多年的惯匪刘桂堂之后，又削平了割据半壁的刘珍年(1932年秋)，造成了全省暂时统一的局面。韩复集表面上恭顺南京政府的领导，暗地里网罗培植私人势力，不让国民党的其他实力侵入。因而在苏北虽然经过连年的黄水泛滥，人民疾苦不堪，但以国民党的组织普遍(不是国民党员，连小学教员及乡村长都不能当)与我党的惨遭破坏，使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巩固如常。在鲁连岁丰收及匪患荡平，一般资产阶级对于韩复集的统治也正歌功颂德，称为“韩青天”。一般农民及矿工受着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正处于求生无路的境地。临郑、日照的农民暴动被展书堂一师之众屠杀下去了，枣庄矿工两次大罢工因被韩复集的扑杀而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被派到枣庄，开辟了矿区及峰、滕各县党的工作，并恢复了苏北丰、沛、肖、场各县的旧有组织，建立了苏鲁边区特委。
  二、特委的组织1932年10月到33年2月，苏北及鲁南的党，全为徐海蚌特委领导。自1933年4月鲁南建立峄县委及苏北建立沛县县委与肖铜边区区委之后，因徐海蚌特委被破坏而与苏北鲁南断绝关系。这些地区的工作全由我来抓。我召集沛县县委张光中、刘老二，峄县委陶洪壕，矿区工友梁允才等党员同志在枣庄开会，决定建立苏鲁边区特委，以便开展边区工作。当经推定我为书记，刘老二任组织，张光中任宣传，三人组织特委会。特委成立后，并决定丛林为特委秘书，肖继周为特委队长(当时有长短枪15支)，特委机关设在枣庄矿区。
  1936年1月至5月，因我被捕骗出后，枣庄不能再呆下去，将特委机关迁到费县高桥镇。
  1936年冬陶洪壕以峄县委代表参加特委。
  枣庄市市中区志1937年10月，河南省委派刘文到鲁南改组特委，我仍任书记，张光中任组织，何一萍任宣传，刘文以河南省委代表参加特委。
  1938年8月，苏鲁边区特委改属山东领导后，分组湖西、鲁南两个特委，湖西特委书记白子明，鲁南特委书记宋子诚。
  三、各县县委及区委的组织甲，峄县委:峄县委于1933年4月建立，我任书记，组织陈二友，宣传丛林，领导矿区区委及两个农民支部，共有党员40人。
  1936年2月，县委改组之后，李韶九任书记，梁允才任组织，丛林任宣传，领导一个矿工区委，一个市民支部，一个学生支部，5个农民支部，共有党员150人(有滕县高桥一个支部，临沂兴明匕个支部)。
  乙，枣庄矿区区委:1933年8月，建立矿区区委。书记梁允才，组织陈二友，宣传李长庚，领导4个矿工支部，共有党员35人。
  1935年区委改组，书记王明增，组织傅宝兴，宣传褚雅青，领导5个工人支部，共有党员50多人。
  丙，临沂县委:(略) 丁，沛县县委:(略) 戍，肖铜边区区委:(略) 己，丰县县委:(略) 庚，杨山特支:(略) 辛，皖东北宿县特支:(略) 壬，9县特支:(略) 癸，鲁南费县高桥镇区委(直属特委领导):(略) 关于苏鲁边区特委的历史，我所能记忆的只有这些，其他都不清楚了。
  再者，自特委成立后，除我被捕过，沛县王、苗两同志被捕过，其他没有破坏，故这里的组织一般的非常清白，故简叙如上。
  注:本文原载《枣庄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作者郭子化，系江苏那县宋庄人，1896年生，1926年入党，曾任特委书记，济南特别市长，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逝世前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
  创立鲁南铁道队王志胜口述张广太整理鲁南铁道队自1940年2月宣告成立以后，我们以临枣铁路为阵地的抗日活动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斗争新阶段。
  铁道队又没有文化，只能回忆一些印象最深的片断，恐怕还差三略四，不足的就靠其他老同志补充了。
  由于游动迅速，出击灵活，歼敌于不意，所以我们在敌人眼里神出鬼没，在人民群众眼里是来无影、去无踪，慢慢地，人们给鲁南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志胜我们送了个“飞虎队”的美名。
  全国解放后，当时的战地记者刘知侠同志根据采访、掌握的材料加工整理，写了一部小说《铁道游击队》，一下子轰动了全国，人们都知道枣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而不知道这支队伍的真实番号。
  当年我在鲁南铁道队一直任副队长，现在时隔40多年，加之年已古稀，奉命出山1938年3月，我与洪振海同志在枣庄西边的墓山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三大队。我们随义勇队在峰滕边境战斗了近半年的时间，后跟部队转移到临沂县的埠阳。这时，我在第三大队三连三排任排长，洪振海在这‘个连当一排的排长。一天晚饭后，三大队钟教导员把俺俩叫到队部，说:“张(光中)司令和李(乐平)政委指示，让你们俩执行一个特殊任务，现在马上回去交待排里的工作，明天随我到山里集训。”俺俩询间:“到底执行什么任务?”钟教导员说:“待您学习完就知道了!”就这样，我与洪振海当晚分头交待完工作，第二天吃过早饭，随钟教导员一起调离部队集训去了。参加集训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破茅草房里，房的主人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大娘，对我们特别亲热。钟教导员白天带我们学习，晚上还得回大队照顾队枣庄市市中区志部。我与洪振海同志共集训两周的时间便结业了。回到义勇队总部，张光中司令又关切地与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语重心长地讲到去枣庄如何开展工作，着重强调保密、纪律和联系群众的问题。要求我们处理间题要机智、果断，情报要及时送出，要有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精神等等。分别时，张司令把随身用的一支20响驳壳枪交给我们说:“你们要利用它多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装备自己，支援部队。” 一打洋行1938年10月5日下午，我与洪振海同志离开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三大队(时已改称直辖四团三营)驻地埠阳，第三天晚上回到我们的老家—枣庄火车站西旁的陈庄，设立了枣庄情报站。俺俩在我家隐蔽了几天后，为迷惑敌人，便造舆论说:“我们已不干义勇队了，在那里太苦，还是在家好。”从此，洪振海还是以扒火车上的炭为掩炉，过流浪生活。为弄到敌人的情报，我便托关系进入了枣庄国际公司(群众称洋行)干搬运工。这个洋行由三名日本军官操办，经营五金、布匹、日用百货及油盐酱醋等，全部都是日本货。三名日本人表面是洋行的掌柜的(经理)，实际都是搞我们情报的特务。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把从洋行里得到的情报和从枣庄火车站上侦察到的日寇兵力、运输、后勤供应情报，都及时地告诉洪振海，洪振海再将情报送给住在小屯的峄县二区区委书记兼交通员刘景松同志，由刘景松送往山里的抗日义勇队总部。我在洋行秘密地工作了半年以后，日本人不仅对我毫无怀疑，还有时赞扬我:“王的，大大的好人!”这时，我与洪振海商量，决定利用鬼子麻痹之际，立即将其铲除。我俩只有一只手枪，武器不够，于是我们便找到跟国民党50支队司令梁继璐当警卫员的宋世九说:“洋行里有很多钱，我已看好了，咱们一块搞去吧，弄来咱们对半分。”宋世九当场答应一块干，并负责借两支短枪。1939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们3人摸进洋行，向正在熟睡的3个日本特务射击，随即安全撤出。第二天早上，我为侦察情况，象往常一样到洋行上班，谁知三掌柜的金山没被打死。我一进门，见他捂着伤口喊:“王的，快快地电话的有!”我装作挺认真的样子到车站打了电话。警卫车站的日本兵来了1个中队，将洋行全部包围了，金山被马上送到医院抢救。这次打洋行，我们共缴获长短枪各1支。事后，我们给宋世九1支长枪，我们要了那支短枪。从此，我和洪振海每人都有1支短枪了，实现了张司令的“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武装自己”的第一步计划。这次打洋行，枣庄日军费了很大劲进行调查，断定是山里八路军游击队干的，对我和洪振海无所察觉，我在洋行继续干搬运工。三掌柜的金山出医院后升为大掌柜的。他感到我有救命之恩，对我仍是信任的。可是，洋行防范更加严密了。
  于是，我与洪振海商量，再搞点武器后，退出洋行，以开炭场子为掩护，发展武装，开展抗日工作。
  枣庄“国际公司”(正泰洋行)正门飞车搞枪支1939年10月，我在枣庄车站上发现有部分武器弹药准备用火车运往临城。这天下午装车时，我专门在车皮上做了记号，并把准备搞下来的机枪、步枪和子弹放在离车门口近而且便于搬运的地方。车厢按日本人要求，必须用四股粗铁丝拧紧。我却把铁丝只拧在1个鼻子上，然后向另一边一弯，外表上看，车门好象拧死，实际上很好开。装完车，为推迟开车时间，我又让在铁路上干事的李金山将车搞坏，晚上8点才修完。于是我马上通知了洪振海开车的时间，爬车的方位，开车厢门的方法及武器弹药放置情况等。洪振海又约定刚参加我们情报站工作的曹得源同志。计划妥当以后，我提前到达地点。夜晚9点左右，火车徐徐开出，刚出站，洪振海与曹得源同志跃上火车，迅速地进入放武器的车厢。待火车向西行走5华里、进入我们预定地点王沟西侧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两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我马上将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洪振海他们关好车门，跳下火车后，3人齐动手，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源家的地瓜窖里暂时隐藏。
  第二天由刘景松同志将这件事报告给义勇队总部。当夜，张司令派了一个连队来将武器弹药取走了。
  枣庄市市中区志义合炭场1939年11月，苏鲁支队(抗日义勇队改称)首长指示要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我借故辞去了洋行搬运工的差使，开始与洪振海筹备开炭场子，以炭场子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时隔不久，我们又发展了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王志增等同志参加情报站工作。经过几天的筹备，炭场子在陈庄正式开业。洪振海任经理，我当副经理，人们称我们炭场为“八大股”。炭场子开业以后，买卖还算兴隆，每天往里进炭的和买炭的络绎不绝。
  我们8名同志靠根生土长、人熟地熟的便利条件，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地买卖，实际上都能侦察到敌人的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扒煤车搞日本即将掠夺走的煤炭，所得的情报也利用这个时间送出去。我们的炭场子利润是挺大的，因为货源几乎不用本钱，或者用钱很少，卖的炭钱80%是赚的。我们将这些钱除上交支队和自己消费外，还买了两支短枪。后来金山见了我还竖起大拇指说:“王的，发财大大的!” 正式任命1940年1月，我们炭场子越办越兴旺了，又发展了赵永泉、王志文、曹德清入了“股”，这时全场11个人。这些同志多数是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从小靠吃“两条线”(铁路)长大。因此，都没有文化。他们的家庭和亲友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日寇的欺压和残害，对日寇都有刻骨的民族仇恨。他们对我和洪振海都非常信任，我与洪振海同志对他们也抓得很紧，规定的纪律，他们都能遵守。俺俩认为，正式创建铁道游击队的时机已到，于是，向苏鲁支队首长写了报告，说我们可以马上拉起武装，要求派领导来，并给予正式委任。苏鲁支队首长很快就给予正式答复，同意我们的报告。
  194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刘景松来炭场子找到我与洪振海说:“上级派人来啦!请你们二位明天下午到齐村去领。”俺俩听到后喜出望外，感到这下子有靠山了。当天，我们又秘密地对炭场子的骨干做了些工作，让他们也做些准备。第二天正赶上齐村逢集，又遇日本军队“清乡”。到了下午，待日军“清乡”完了、集散人稀的时候，我与洪振海到了离陈庄只有3里路的齐村西门里，见刘景松领着一个象山里农民打扮的人。只见他中等身材，瘦长的脸上长着两腮帮子胡须，身穿不合体而且露着棉絮的青色破棉裤棉袄，头戴一顶一把搭的旧黑线帽。他身体健壮，举止稳重，讲话非常有礼貌。仔细看去，上级派来的这位领导也不过30岁。刘景松介绍:“这位同志叫杜季伟，原是苏鲁支队的营副教导员，奉张司令、李政委指示，来这里担任你们的领导。”我与洪振海当场表示欢迎。随即我们4人到附近的一个饭馆里，以商谈生意的样子买了1斤白酒、4个菜、两斤烧饼，以示欢迎。老杜不会喝酒，经过再三劝饮，只沾了一点。我们边吃边拉。老杜说:“我以前是教书的，现在公开身份是您炭场子的管帐先生，你们以后称我杜先生好了。”接着，我与洪振海同志向他汇报了枣庄一带敌人的活动及分布情况;我们炭场子人员思想情况和每个人的出身历史以及他们的特点。老杜听得很认真。当汇报到大家要求拉起武装来打日本鬼子时，杜先生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此比较安全，便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了苏鲁支队张司令、李政委的任命书说:“首长指示让我们马上拉起队伍，名子叫鲁南铁道队，这是任命书。”我与洪振海接过任命书，但是谁都不认识。刘景松接过去帮我们念到:隶属苏鲁支队建制。
  特命如下: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
  此令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李乐平参谋长胡云生政治部主任李荆山1940年1月25日枣庄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同志: 报告收悉。一年来，你们在对日寇斗争中作出可喜的成绩。
  经研究，你们可立即成立铁道队，我们听完任命，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一年多秘密活动快要结束了，从此可在政委的直接领导下拉起队伍，与日军大干一场了;担心的是，支队首长对我们这么重视，我们才11个人，给我们派来了营级干部，又任命我们两个小排长当队长、副队长，我们不干出名堂来，可对不起上级党和首长的关怀。于是，我与洪振海对新来的政委表示:“老杜同志，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保证听你的。”杜季伟认真地说:“不能那么说，咱们应听上级党委、首长的。再说，你们已秘密搞了一年多了，有经验，又都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咱们应该研究着干。”接着他又传达了上级首长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立即扩大武装及怎样做队员的思想工作的指示，还强调了组织纪律、保密等注意事项。我们听了，感到老杜讲的很有道理，很有水平。经过短暂的接触，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黄昏时分，我与洪振海带杜季伟来到炭场子。晚饭后，召集炭场子11名同志开了秘密的欢迎会。会上，有杜季伟宣读支队首长的命令并讲了话，洪振海和我也都讲了话。从此，苏鲁支队所属鲁南铁道队在日本军队的眼皮底下的小陈庄正式诞生了。我们对外的合法身份，洪振海仍任炭场子经理，我任副经理，杜季伟同志为炭场子管帐先生。
  鲁南铁道队诞生地西沙河旁小陈庄教育整顿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以后，人员不断增加，在杜政委的教育下，队员们的组织纪律、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生意也更加兴旺了。但是，这支武装要成为一支机智勇敢、行动敏捷、纪律严格的游击队还相差很远。队员中的不良作风，如吃喝玩乐、歪戴帽子斜愣目艮、说话带骂的流氓习气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其他不规矩的作风。时隔不久，由杜季伟任书记，我任委员的党支部诞生了。根据杜季伟的建议，报请苏鲁支队首长批准，1940年4月在枣庄西南约10华里的小屯办了一个训练班。
  炭场子这时已发展到15人，抽出7人，由洪振海带队，杜季伟主讲，计划办7天时间。办训练班期间，我仍带着其余8名同志开炭场子。后来听说由于队员们的散慢性大，不愿蹲下来学习，加之训练内容脱离实际，不适合队员的口味，如讲人类进化由猿猴变人时，有的就说:“日本鬼子称我们是‘毛猴子’，您为什么也唱鬼子的调?”这样，训练班仅办了5天就结业了。尽管时间短，仍取得较好的效果:打架骂人的现象少了，集体观念、保密观念以及组织纪律性都有所增强。在学习军事技术时，由洪振海队长等介绍了侦察、爬火车、破坏铁路、杀汉奸及搞情报的经验，大家感到收获大，初步懂得了铁道队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法，应注意些什么等等。以后，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对队员中的缺点毛病能及时教育，个别谈心，帮助纠正。对极个别错误严重的同志，也采取了组织或行政纪律处分的手段，逐渐培养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我们铁道队由于人员不断增加，炭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很快发展成两个炭场和十几个焦池。在组织上，开始必要的分工，队员都有公开的身份和秘密职务。铁道队除基本队员外，还有外围军，分散在铁路工人、矿警队、铁路警察及各行各业的工人中间，敌人的军事活动及经济情报一般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我们搞日军物资的技术手段越来越高明，分工也越来越细、越严密。我们按照八路军的纪律要求，把搞来的钱50%分给队员做生活供应，10%作为办公费，40%上缴或者购买武器、弹药。3个月以后，我们又增加了10多支短枪。武器增加了，队员的胆子更大了。
  眼皮下过于刺激了敌人，终于引起了日军和汉奸的注意和监视。1940年5月的一天，队员李玉芝无意中将铁道队的情况泄露给一个干伪军的亲戚，后来他们因借钱闹翻，李玉芝被告是铁道队员。第二天拂晓前，两个中队的日本兵包围了陈庄。队员多数是本村人，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绝大部分安全突围。杜季伟当夜住在炭场子，突围时，他急中生智，迅速换了一身破衣裳，越墙到隔壁瘸老头那里借了一副货郎挑子，装作瘸子，一瘸一踞地向火车站走去。鬼子以为是那位货郎瘸老头，毫无戒意。他逃出陈庄后，丢掉货郎担，飞快地朝我们约定的集合地点蔡庄奔去。这次日军包围炭场，捕去了李玉芝、李云生等3名队员。我们的炭场子和焦池被没收了。在陈庄不能存在了，只好把活动基地迁至枣庄西面的齐村。由于我们的外围关系多数没有破坏，枣庄的情报还是能及时得到。
  弄鬼子的煤炭不方便了，便公开以八路军铁道队的旗号与铁路线的日伪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炭场被抄鲁南铁道队成立半年来，由于我们领导上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急于和日军大干一场的指导思想，在敌人的打票车1940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残酷阶段，日军“扫荡”频繁，部队缺乏活动经费。这时鲁南军区刚刚成立，苏鲁支枣庄市市中区志队司令张光中同志调鲁南军区任司令。从此，我们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领导。一天，鲁南军区来函，要我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暂时的困难。我们虽然将开炭场结余的8千元钱大部上缴，但这些资金对鲁南军区所属部队的困难来说，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我和洪振海、杜季伟等同志商量，决定搞一次鬼子的票车。根据以往所了解，微山湖大队的张新华队长认识临城跑连云港的车队长张秀盈。我们派人找到张新华，又通过他从张秀盈那里得知，每周的星期六，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目前已到月底，交的钱一定会更多。我们又派了刘炳南、周庆仁化装跟车到临城侦察，摸清了押车鬼子、伪军的数量以及他们的生活特点、军事技术状况等。
  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我们挑选了12名作战勇敢、处理情况机智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日军的情况，选好目标，稳住敌人。我带12名精干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埋伏好。洪振海和曹得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星期六的这天，赵永泉、刘炳南等人分别带领队员化装从泥沟、峄县城、枣庄上车。可是他们到了车上一看，发现日军比原侦察的人数增加了10多个。经他们了解，这部分日军是由枣庄到王沟换防的1个小队，装备齐全。面临这一新的情况，队员们都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各自盯着自己的目标。有的同志还拿出事先备好的烟、酒、点心和烧鸡来“慰劳太君”。日本兵见这些工人、农民、商人打扮的“乘客”这么“实在”，并没有在意，也就与队员大吃大喝起来。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和队员曹得清熟练地跃上火车头，打死了一名身穿日本服的司机。另一名司机喊着求饶，洪振海一听是枣庄人，没杀他，迅速将他捆住，又用毛巾塞住嘴推到机车内的一个角落。曹得清驾驶着火车向前行驶，按计划拉响警笛信号，队员们闻声后，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列车一出王沟，猛一刹闸，车速放慢，我带领12名短枪队员敏捷地爬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互相配合，20余名日本兵全部被杀死。我们又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帆布袋子抱下车，立即撤出战斗。参加战斗的32名队员无一伤亡。
  这次打票车共得到8万多块钱，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一门，机枪一挺。这些战利品，经上级批准，除留3只短枪外，其余全部上缴了鲁南军区。
  二打洋行打完日本票车后，我们鲁南铁道队又吸收了部分队员，经过简单地整顿教育，队员们的精神更加振奋，抗日必胜的信心更足了，个个摩拳擦掌，要求趁热打铁，再给枣庄的鬼子点颜色看，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我们看到队员的情绪这么高涨，心里特别高兴。于是，经充分研究，决定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一个第二次血染洋行。
  1940年8月下旬，我奉命化装回枣庄侦察。因第一次打洋行以后，鬼子对洋行的戒备严得多了，院墙的四周都架上电网，门口放了岗，不准老百姓去买东西。洋行里鬼子增加到13名，全部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日军军官。
  这时，洋行里没被我们杀掉的三掌柜“金山”(朝鲜人，名金兴德，又名金泽兴次郎)已失宠，日本特务机关又派来了特务老手矛山郎任大掌柜的，金山被排挤到洋行外面住。经过一番努力，我没能够混进去。回到铁道队以后，经过一番研究，也未找出个好办法来。正在这时，鲁南军区来通知，让杜政委去汇报情况。杜政委说:“我到军区顺便请示一下，听听军区首长有好办法吗。
  你们可继续想办法弄清洋行的情况。” 杜政委走后，我与洪振海商量:时间紧迫，咱们想法再试一次。他把队员安排好，俺俩又进入枣庄侦察。到了洋行附近，洪振海到一个茶摊上喝茶，侦察外面的情况。我拿着一个大酱油瓶子，装作买酱油向洋行门口走去，正巧碰到了金山。我虽知道他已受排挤，与新上任的洋行特务头子矛山郎有矛盾，但对金山目前的详情了解得不太清楚，我怀着疑惑的心情朝金山走去。
  金山笑嘻嘻地先开了腔:“王的，什么的干活?”我说:“买酱油的咪西。”他又问:“怎么不进去”。我答:“进不去。”他说:“我的带你进。” 我跟着金山顺利地进了洋行的大「1，先到了卖洋布柜台，接着又看了卖五金的。金山边走边介绍，并推荐我买。我说:“没钱。”他说:“你的发财的有，怎么没钱?’’我象以往一样，亮出大拇指说:“三掌柜的现在这个的有，你才是发财大大的!”金山沉下脸气愤地说:“哼!哼!我的已经不在洋行的。”他边说边指着矛山郎的住处说:“他的大大的坏的!”听到这里，我心里完全明白了，原来的情报还是准确的。我随金山又看了几间屋，其中有一间屋我想进去，金山说里面有大掌柜的家属，不让我进。我把日军的住处都弄清以后，便向卖酱油的柜台走去。我打了3斤酱油，正想交钱，一掏没零钱，金山上来替我交了。我也没客气，借找钱的工夫，提着酱油瓶就出了洋行。金山等找完钱，回头见没人，马上出门追上我，并比划着手势对我说:“你的铁炮的拿来，他们统统死啦死啦的好!”我枣庄市市中区志装作没听懂，他又比划着用枪的样子。
  我说:“咱不玩那家伙，我的酱油等着咪西的!”我立即离开了金山，找到洪振海，我们飞也似地回到了齐村。当天，我把侦察来的情况介绍给铁道队的同志，大家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马上行动比较好，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即使金山靠不住，敌人也来不及布防。于是，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一计算，大刀片不够，我们通过齐村自卫团地下党员王磊同志借了好几把大刀片。武器备好后，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当晚10点钟我们到了枣庄洋行附近。洪振海先干掉了在门口的日本警卫，大家迅速绕到洋行院墙的南面，因墙高，并架有电网，不便越墙，我们便手持铁钎和大锤在院墙上打起洞来。
  为了防止出声音，曹得清同志找到了一条破麻袋包上，声音稍小了些。因为墙壁很厚，铁钎上又包着东西，挖洞的进度很慢，直到第二天清晨4点钟才挖通。我们进去4个小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手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子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待我们准备撤出时，火车站上的日军已发现洋行出事，探照灯不时地朝这里扫射，日军队伍很快地包围过来。我一看情况很危机，再从洞口出去已来不及，便命令1名队员砸开门锁。
  那队员很机灵，将随身带的大斧头取出，只听“咔喳”两声，大锁砸开了。队员们在我和洪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冲出洋行，朝预定地点奔去。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名日兵和1名日本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
  我们第二次血洗洋行胜利地返回驻地齐村后，天已大亮，杜季伟政委也从军区回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特别高兴，并表扬了战斗中完成任务出色的同志。接着，杜政委传达军区指示:为配合山里反扫荡，铁道队要立即破袭临枣路，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我们奉命于1940年9月的一天晚上出动30余人，并发动沿路的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扒掉铁轨3里多，砍断电线杆100余根。我们搞下来的这些铁轨、枕木、电线和电线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破坏或埋掉，再不然就扔进水坑里去，反正叫敌人一时修不好。
  铁道队队伍拉起来才几个月就袭击日军十几次，沉重地打击了临枣台铁路线的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在车站上不时地搞戒严，加强防务，在火车上也增加了武装押运人员;凡是我们截过火车的地点，他们都增设了据点，还不断地对这些地方派出人马搞“清乡”，安插特务搞监视。他有关门计，咱有跳墙法。咱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人熟地熟;他在明处，咱在暗处，能合得拢，散得开，打得准，截得住。敌人对咱是捕不着，抓不住，所以干发急。
  我们在临枣台线上的活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兄弟爷们儿在公众场合虽然不能高声大嗓谈论，可一伸手比划个“八”字，谁的眼里都透出一种亮光。我们的行动也启发、教育了一些靠“吃两条线”(在铁道上搞物资谋生)的青年，他们有时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干两下，搔扰日军运输。后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也成立了铁道队。1940年7月，鲁南军区将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杜季伟任大队政治委员，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没用半年，我们原先12个人的铁道队发展成了有4个中队的鲁南铁道大队。人多了，枪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铁道队也更响名了。
  (二)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分工分级首长负责制的暂行规定 (1984年7月20日) 为了把城市体改工作推向前进，根据区委对机关改革提出的要求，经区政府研究决定，从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起，区政府机关试行分工分级的首长负责制。现将区长、副区长、委、办、局(公司)负责人的权限和责任暂作以下规定: (一)权限一、区长:是区的最高行政首长，主要担负着确保实现区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全区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1000枣庄市市中区志规划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全面的行政领导工作，并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直接领导三名副区长、一名分管农口工作的负责人、两名顾间以及政府办公室主任、人事局长、审计局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和乡长、镇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有提名副区长和提议任免委、办、局(公司)正职的权力; 二、副区长:是区长的助手，在区长的领导下负责分管方面的工作，并对区长负责。在工作中与区长有分歧意见时，以区长的意见为准。有提名任免分管委、办、局(公司)正职的权力。
  三、委、办、局(公司)的正职(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下同):是部门的最高首长，负责部门的全面工作，并承担全部责任。在工作中，区长管理的部门直接受区长的领导和指令;副区长分管的部门直接接受分管副区长的领导和指令，并分别对区长或分管副区长负责。有以下权力:1.人事管理权 (1)有权提名副职人选和提议免除现有副职职务的权力(向区委写书面提名任免的报告); (2)有任本部门机关中层科、股长和所属单位正职的权力; (3)有按照编委会核定的编制名额决定本部门机关工作人员调进、调出的权力; (4)有决定对本部门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奖励和处罚的权力，包括对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工作人员进行表扬鼓励、记功授奖、破格使用和对犯有错误经教育不改或工作不称职又不努力赶上的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教育，给予行政记过、免职、降级降薪、宣布为“待聘”人员、送出待聘的权力。
  2.财务支配权 (1)有决定本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浮动的权力; (2)有决定本部门机关工作人员奖金分配的权力; .(3)有决定本部门超计划收入分成部分分配使用的权力。
  3.物资分配权对计划分配给本部门的物资，以及本部门计划外采购的物资，有决定调拨分配的权力。
  四、委、办、局(公司)的副职:在正职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分管的和正职交办的工作，并对正职负责。在工作中与正职有分歧意见时，按正职的意见执行。
  五、越级检查权:区长、副区长和委、办、局(公司)的负责人，都有对下级越级检查工作和纠正属于明显错误的权力，但一般不能对下越级直接指挥。如在一般工作中对下越级下达具1001体指令，下级有权拒绝。
  六、越级反映权:副区长对区长，委、办、局(公司)正职对副区长的决定和指令，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原则间题上，如有不同看法、修正意见和建议，有越级向上反映的权力，但未经上级同意前，没有擅自改变和不认真执行的权力。在日常工作中，副区长与区长有不同意见时，以区长的意见为准，由此而出现的工作贻误由区长负责;相反，因不执行区长的意见而造成的工作贻误，由副区长负责。同样，委、办、局(公司)正职与分管副职出现分歧时，以副区长的意见为准，后果由副区长负责;因不执行副区长的意见而出现的工作失误，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二)责任区长、副区长以及部门的正、副职，都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和决定在本地区、本部门顺利贯彻执行的组织者、领导者，是确保完成各项计划指标、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的指挥者，必须正确行使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地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除完成计划任务书规定的各项经济业务指标外，还要保证使自己主管的工作部门做到: 一、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指示，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坚决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当前，要特别加强整党文件的学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改，自觉克服和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做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促进派、带头人。
  二、要认真执行任人唯贤的路线，不准搞在人唯亲。按照干部“四化”的要求，大胆选拔和使用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荐贤举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努力培养和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技术素质，建设一支能开创新局面的干部队伍。
  三、要自觉接受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各部门、各个工作人员都要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坚守岗位，忠于职守，严格考勤等各种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办事效率，做到:对上级指示三天内拿出落实意见，对下级请示，五天内给予具体答复。
  四、要自觉接受区人大、区纪委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坚决同失职、读职、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弄虚作假、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
  五、要坚持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改革方针，勇于实践，大胆改革，锐意进1002枣庄市市中区志取，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在干部制度上要带头破除终身制，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在工作中，确实不能胜任工作的，应该引咎辞职。
  本规定，自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起试行。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待聘工人管理的暂行规定 (1984年7月20日) 根据鲁政发[1984〕41号文件精神和全国职工奖惩条例的有关规定，为在用人和工资分配上克服“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端，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各厂矿企事业单位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和各种岗位责任制中，可将表现不好而又坚持不改或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员，定为待聘工人。现将有关待聘工人的管理办法规定如下，望各单位参照执行。
  一、待聘人员的确定各部门、各单位在确定待聘人员时要持慎重态度。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先由企事业单位与劳动局或主管局协商调配使用。难以调配者，可宣布为待聘人员。
  1.不服从分配，不服从领导，一贯不遵守劳动纪律，屡教不改者。
  2.不胜任本职工作，经常完不成所担负的工作任务者。
  3、在承包中暂时无人愿意与其结合者。
  属下列情况者，不得列入待聘人员:1.年老体弱、工伤、病残、基本丧失工作能力者。
  2.虽有缺点毛病，没有完成所担负任务，但愿意悔改并有实际行动者。
  3.企业的领导干部，被免职后仍可作为一般工人安排者。
  4.已被工厂或单位宣布开除、除书或辞退者。
  二、待聘人员的管理1.对待聘人员实行集中管理的力，法。经委、建委所属单位的待聘人员，由经委、建委自行集中管理;区直其官部门的待聘人员，交区劳动局集中管理。
  2.待聘人员在待聘期间，应以工作和劳动为主，学习为辅。交由劳动局管理的待聘人员，原工作单位应交纳1003一定数量的管理费。
  3.待聘人员在交由劳动局管理时，不办理正式调转手续。
  4.待聘人员，经考核合格后，可由管理部门介绍回原单位工作，也可根据需要，分配到其它单位工作。
  5.待聘人员不得纠缠领导，无理取闹。对无理取闹造成后果者，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直至辞退、除名、开除厂籍;对触犯法律者，依法追究责任。
  三、待聘人员的待遇1.待聘人员在待聘期间，仍由原工作单位发给工资。其标准:自宣布待聘之日起，半年内，发给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八十，亏损单位工资发不到百分之八十的，发正常应得数的百分之八十;半年至一年发给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一年以后，仍无人聘用者，改发生活费，每月不得超过十八元，低于十八元的按十八元发给，或者由原单位宣布除名，自谋职业。
  2.待聘人员不享受原工作单位的岗位津贴和奖金。
  3.待聘人员在参加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时，管理部门可根据其工作成绩和贡献，核发一定数量的奖金。
  4.待聘人员要求留职停薪时，可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5.待聘人员被外单位招用、录取上学，或要求调动工作时，原工作单位和管理部门要予以同意。
  6.待聘人员，均系国营、集体固定职工，对不符合待聘条件的亦工亦农和临时工，要做好思想工作，一律予以辞退。符合经委退养规定的，按退养规定办理，不符合退养规定的，由用工单位发给生活补助费。其标准:按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辞退前本人一个月标准工资，超过六个月、不足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六个月和不满六个月的，按月或按半年计算。一次付清，不留尾巴。
  四、对待聘人员的组织领导对待聘人员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区劳动局牵头，具体工作由区劳动局、经委、建委分别负责。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有一名领导同志负责抓待聘人员的管理工作。对待聘人员不要歧视，要注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奋发进取，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被聘用，努力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1004枣庄市市中区志市中区城市体制改革工作 (1984年7月下旬区长时宗堂在枣庄市城市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议上的发言摘录) 在城市体改工作中，我们从市中区实际情况出发，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敞开城门，请“包”字进厂、进店。
  根据我区绝大多数企业是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制订了进行改革的九条具体规定，其核心是“三权”下放和推行“一包”、“三改”。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些新的突破。一是在经委系统实行了三级承包，即车间、工人对厂矿承包，厂矿对局(公司)承包，局(公司)对经委承包。二是实行承包以后，明确规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有组阁权，企业有经营自主权和内部分配权。这样就改变了过去那种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做到了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
  区焦厂、水泥厂改革成效显著。在建筑企业的改革中，我们提出了十项具体改革意见，主要是围绕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提高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这个中心，推行招标承包制和投资包干制;对集体建筑企业放宽政策，简化审批手续，改革工程质量监督办法，积极开展创全优工程活动等等。为了敞开城「1，搞活流通，区政府于七月初作了关于鼓励农民自理口粮进城经营的八条规定，多方面提供方便，开放绿灯，吸引和鼓励农民进城摆摊设点，开店办厂，发展集体、个体经营，以繁荣市场，活跃经济。
  (二)突出抓了机关改革。我们决定在区政府机关自上而下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分工分级首长负责制。
  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向副区长和委、办、局(公司)负责人放权，层层制订责、权、利相结合的严格的领导岗位责任制，建立起有效的行政指挥系统和经营管理系统。在这一改革中，我们针对出现的新情况，先后作了四个具体规定:第一个是区政府的《关于试行分工分级首长负责制的暂行规定》。对各级负责人的职责、权限和责任作了具体规定。第二个规定是区委、区政府《关于待聘干部管理的暂行规定》。第三个规定是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待聘工人的暂行规定》。第四个规定是区委《关于监督检查区政府机关分工分级1005首长负责制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纪委对区政府机关各级领导人进行监督检查及其处理的具体办法。在作出上述几个规定的同时，区政府各部门都按照“任务明确、责任清楚、措施有力、奖罚分明”的要求，层层发动群众，认真制订一个积极可行的《计划任务书》。
  (三)走对外开放、协作联办的路子，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我们于六月十一日成立了“市中区经济技术信息协会”。会员由本区及外地驻枣的采购员、推销员、企业分管经营的负责人及全国各地有经济技术信息的人才组成。协会成立后，为了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区委和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亲自带队，分赴上海、杭州等城市，建立联络网点，并初步收到了成效。最近，上海、杨州、芜湖等地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先后来我区进行了经济技术信息交流，初步建立了协作关系。
  市中区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1984年12月26日区委书记王玉中在中共枣庄市市中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在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经济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指针，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地全面地搞好各种改革，千方百计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确保提前十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近期目标:在明后两年内实现两个翻番，即以1980年为基数，到1985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达到2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5.400;以1983年为基数，到1986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达到2亿4千万元，平均每年递增25.800。远期目标:即以1980年为基数，到1990年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达到4亿元(1990年《市中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按198。年不变价统计，当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5165万元)，每年平均递增15.2%1006枣庄市市中区志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放宽政策大办第三产业的八条措施 (1985年3月8日) 一、必须贯彻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坚决清除重全民、轻集体，忽视、排斥个体经济等“左”的影响，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的第三产业，尤其要着重兴办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的商业、服务业。
  二、从1985年起，统计第三产业产值，并作为考核干部的主要经济指标之一。
  三、经营场地困难，是当前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各行各业必须想方设法，在服从城市规划的前提下，采取经济和行政手段，挖掘潜力，予以解决。
  四、加强劳动服务公司建设，组织待业青年和城市富余劳力办好第三产业。
  五、鼓励和支持农民进城兴办第三产业，打开城门，把农村大批富余人力、物力、财力吸引到城市中来，兴办商业、服务业。
  六、财政、税务、工商、金融及其他有关部门，要协调一致，对发展第三产业给以积极的支持。
  七、搞好以技术培训为主要内容的有偿服务，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培养人才。
  八、提高效率，简化审批手续。提倡现场办公，联合办公，集体审批，当场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