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北辛遗址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部，距滕州城区约28公里。遗址地处薛河故道南岸的河旁高地之上，三面临水，这里是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海拔高度127〜131米。遗址东西长500多米，南部被村庄覆盖，现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北辛遗址是196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在原滕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采集到一批和大汶口文化风格不同的陶片，推测其年代可能要早于大汶口文化。在19冗年秋至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与滕州市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清理了一批灰坑、窖穴、墓葬,发掘面积共计2583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角器。经碳-14测定为距今7300〜6300年左右，大约延续了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是大汶口文化的源头，北辛遗址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被命名为“北辛文化”。
北辛遗址的石器种类很多，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制作虽较简单，但器形相当规整，有斧、铲、刀、敲砸器和盘状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成梯形、横剖面为扁椭圆形的石斧，用于砍伐树木或开垦耕地，是一种用途较广泛的工具。磨制石器通体磨光，制作比较精制，有铲、刀、镰、斧、锛、凿、磨盘、磨棒、磨饼、杵和匕首等。磨制石器中铲的数量最多，形状各异。石f器形较大，以矽质灰岩为主要石材，质地较软，容易打磨，这种石铲安柄后成为一种翻土工具，有的刃部长有约7厘米的纵直磨痕，说明这时期的翻土深度还是相当浅的。从遗址中发现的一些由残石铲改制的石器，可知当时的人们很珍惜磨制石器，努力做到物尽其用。加工粮食的工具有磨盘、磨棒、磨饼,这里的磨盘为圆角长方形或鞋底形，还有长三角形，以后者居多，下部有矮足的磨盘甚为罕见，仅发现一件。另外，还发现了翻松土地用的工具鹿角锄。从这些遗物中可以看出7000年前的先民在原始农业生产劳动中，已经创造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耕耘、播种、收割、脱粒等工具，说明当时的原始农业初具规模，已经进入锄耕阶段。在一些陶钵的底部，还发现有粟糠的遗迹，充分说明了农业生产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定居生活得以巩固的重要保障。
其他出土的生产工具也颇丰富，如骨器、角器、牙器还有蚌器，制作精致，形式复杂,制作过程一般经过截、劈、削、刮等方法制成器物雏形，最后打磨表面。器形除镞、鱼镖、鹿角锄、蚌铲、蛑镰等与农业、渔猎有关的器物外，还有凿、锥、匕、针、笄、梭形器等。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只靠农业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还要靠狩猎、捕捞、采集来补充食物，这些生存手段也是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
北辛遗址北辛时期，手工业生产开始萌芽，出土的器物中以陶器最具代表性。北辛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多为黄褐色或红褐色的夹砂陶，泥质陶较少，一般为红色。夹砂陶多为在粘土中夹细砂，少数掺碎蚌片，能降低陶坯的变形与破裂。因此，夹砂陶器又常用作炊具，种类主要有鼎、釜、深腹画底罐、小口罐、钵、碗、盆、盘、壶和支座等。大的陶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形不甚规整，手制痕迹比较明显。制陶工艺尚处在原始阶段，陶器的形制与装饰花纹集中体现了北辛文化时期的造型艺术，陶器的纹饰有堆纹、篦纹、乳钉纹、压划纹、指甲纹、锥刺纹、席纹等。其中的盖鼎、指甲印纹钵和红顶鉢为北辛文化的典型器物。
纺织、缝纽和制骨等手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在一些陶器的底部清晰地印下了规整的席纹，主要采用一经一纬的人字形编织法，还有的多经多纬，原始的编织已经出现。纺轮及网坠的发现，证明当时人们已学会了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为原料进行纺线和织网，证明还存在纺织这类家庭副业。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针，这些骨针磨制精细，尾部有穿孔，说明人们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细的纤维给自己缝缀简单的衣着，可以说北辛人已进入穿衣阶段。
此外，不止一次地发现了成堆的动物头骨，经鉴定是“家猪型”成年猪，同时还发现了狗、鸡等动物遗骸，由此可见北辛遗址先民开拓了养殖业。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需要粮食加工后，产生的糠皮作为饲料，反映了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家猪饲养业也兴旺起来。
北辛文化墓葬发现很少，婴儿使用瓮棺葬,瓮棺葬用两件相对的深腹圜底罐或鼎为葬具，掩埋在居住区的附近或房基下面。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亦盛行这种瓮棺葬，有的还在葬具的一端凿一个小孔，意思是可以让孩子的灵魂自由出入。成人葬式为仰身直肢，少数墓有一两件随葬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水平的低下和物质生活的贫乏。
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包括了山东大部分地区，还有江苏淮北地区，甚至河北等地都有同时期的遗存。1992年，北辛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桥镇政府于1992•年3月在遗址处建起了 “北辛文化”遗址纪念碑亭。
(潘晓庆）岗上遗址岗上遗址因分布在滕州市东沙河镇岗上村而得名。遗址位于岗上村东，北留路北侧，地理环境属于低缓丘陵地带。岗上遗址是1956年6月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61年夏，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风貌，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进行发掘。遗址位于村东隆起的高地上，当地群众呼其地曰“桃行”，其余部紧靠激（hu6)河，水自南向北折向西流淌。岗上遗址与山亭区徐时村遗址隔河相望,遗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00米，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从河岸西侧的断崖上观察土层中暴露出大量灰层堆积,并夹杂着许多红烧土粒，人骨、兽骨、陶器残片等。遗址遭受严重破坏，在中心部开掘了一条东西向水渠，破土时发现了许多完整的人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松绿石等文物，其中一件人面纹玉饰特别精致，其长3厘米，宽3.6厘米，用阴线刻画人面轮廓和椭圆形眼眶，眶内刻短线表示眼睛，三角形鼻、口用短横线表示，人面神情含蓄恬静，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这件人面纹玉饰，为研究史前雕刻艺术，探索东夷部族的原始宗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这个发掘过程中，历时半月，共清理墓葬8座，灰坑1个，开凿探沟1条，获得文物、标本100余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此处遗址的年代，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并含有龙山、商周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6000〜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约2000年。
岗上遗址经考古专家的发掘、研究，其社会关系是母系氏族社会转至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婚姻关系，它已由族外群婚发展到对偶婚。对偶婚的出现，促使了母权制的瓦解、父权制的产生。父系制的确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均有很大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量财富集中到男子手中，血统按父系计算。
岗上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仍占主要地位，农具较前有了很大进步，农作物的种类也有了增加，畜牧业相当发达，饲养的动物种类和数量增多;手工业已成为独立的部门，制陶技术使用了轮制;陶器有夹砂陶和泥制陶两种，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除了红陶外，还有较多灰陶、黑陶、白陶等,素面陶大部分经过打磨，陶器装饰的显著特点是出现镂孔，这种技法主要见于豆和高柄杯。从征集的骨针和陶纺轮可以看出，原始手工业已有了发展，使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缝制衣着己成为可能。
岗上遗址延续2000多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先民们创造了人类的原始文明，岗上遗址上迄北辛文化，活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续至龙山文化，直至到阶级社会，它对研究滕州原始社会的晚期诸文化发展序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研究价值。
岗上遗址，199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晶）西康留遗址西康留遗址位于滕州市南部约20公里的官桥镇境内，其遗址所处为滕州城东南部丘陵与西部平原地区的交接地带。其南邻薛河故道，西邻小魏河，而两河又在遗址西南交汇。由两河冲积而形成的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适宜古代农耕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西康留遗址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接壤，羊 (庄)一官(桥)公路在遗址中部东西向穿过。西康留遗址为平原地区常见的河旁高地遗址。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当时由于该遗址保存情况较好，故划定的遗址范围较小，不足10000平方米。1992年春季为配合滕州市南部改造调水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该遗址实际分布面积为550X500平方米;同时在遗址的西部、小魏河东岸河崖上的大汶口文化地层中发现有夯土块等重要现象，当即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又在遗址中、北部开挖探方4个，发掘面积100平方米。
1992年的发掘发现西康留遗址的地层堆积共分6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近代搅乱层，出土有少量近代瓷片以及绳纹灰陶片、板瓦、鼎足等遗物。第三层为汉代文化层，其内含有少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细砂等，出土较多的板瓦、筒瓦、罐口等遗物。第四层为大汶口晚期文化层，出土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灰褐及黑灰陶为次;纹饰以素面为主，篮纹为次。此外尚有少量绳纹、刻画纹等。器形有鼎、鬵（gu0、器盖等。第五层为大汶口晚期文化层，出土遗物基本同第四层。第六层亦为大汶口晚期文化层，黄褐土，结构紧密，内含少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等。出土遗物基本同上。第六层以下为生土。西康留遗址的总文化层厚度约在3米。
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墓葬、夯土遗迹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灰坑均开口于第五层下，多为圆形坑,亦有椭圆形坑。第11号坑底置放未成年人骨骼一具，仰身直肢，股骨中段以下被夯土遗迹破坏，未发现葬具及随葬品，似为非正常原因死亡而被弃置者。墓葬发现17座，其中11座为3层下开口的汉代石椁墓，6座为5层下开口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未成年人的瓮棺葬。即以1件绳纹深腹罐或2件深腹罐、1件深腹盆打碎后铺盖在尸身上下以为葬具。除发现15号墓颈部饰有一串骨珠外，其他均未发现随葬品以及木质葬具。这应该是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之一。另外，在水渠修建过程中，民工在遗址西部破坏了一批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也及时对其进行了调查和采集。仅一座墓葬采集复原陶器就达100余件，其中瓶复原47件，各种器盖复原59件，不能复原者尚有20余件。而且陶器上多饰彩绘，发现的有红、白、绿3种颜色。这应是一座有着较高规格的大墓。大汶口文化的夯土遗迹发现在第五层下，保存厚度为1〜2.5米。夯土质量有好有坏,有的夯层紧密，夯砸结实，非常明显;有的夯土疏松，分辨困难。夯层厚薄不均。
1994年对西康留遗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和勘探。就是这一次钻探，终于揭开了1992年发现的夯土遗迹的真面目。在遗址的中南部发现了可能为夯土城墙的遗迹一处。夯土墙外有壕沟，沟内有淤土、小螺丝壳等特征性遗物。199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京福高速公路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在西康留遗址东南角和中东部分别发掘出夯土建筑台基等重要遗迹多处。同时在遗址西部发现了北辛文化的地层和遗迹，丰富了西康留遗址的文化内涵。以上叙述充分证明，西康留遗址是海岱文化区极其重要的一处北辛一大汉口文化遗址。由于它位于土生土长的夏商古国——妊姓薛国的历史演进区域之内，其一脉相承的古文化序列，特别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正确理解和解读苏秉琦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学术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西康留遗址，1993年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开玉）前掌大遗址前掌大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村周围，距市区约25公里。遗址位于滕州市南部薛河中游地区。其东约3公里即为山间丘陵地带，其西为广袤的滕西平原。遗址东邻薛河，西邻小魏河，处于两河交汇处的河旁高地之上。其西约300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遗址。
前掌大遗址是1964年春季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此后经历年调查，将前掌大遗址初步划定为互不牵涉的3个遗址，即河崖头、陆家陵、南岗子3处。1999年6月，滕州市博物馆对该遗址的分布范围进行了勘探，钻探结果显示为:东西宽约n00米、南北长约2250米，总面积约为250余万平方米。
前掌大遗址可以分为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两部分：一、 居住遗址:其时代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分布面积较墓葬区稍小，大致在南北长约2250米、东西宽约850米，总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呈南北向不规则的长方形。从初步钻探情况分析，整个居住遗址约分为4块重点区域,其间均有厚薄不一的文化层相连接。其北部为“河崖头”区，西部为“陆家陵”区，东南部为“于屯”区，中部为“南岗子”区。
根据发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目前发表的惟一资料显示，村北“河崖头”居住区的地层堆积可分3层:“第一层为农耕土层。第二层多为扰乱层，部分地块保留有战国文化层。第三层为商代中、晚期文化层。仅台地西侧北端边缘有一层龙山文化堆积。在清理生土层时，意外获得一些细石器，看来有些地区的生土层与远古人类活动仍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发掘面积的限制和发掘关注点的缘故，目前在村北 “河崖头”居住区仅发现“有一条南北向的商代沟壕，仅清理出部分段落，是否为墓地的防护设施，尚难以下结论”。对于村南 “南岗子”居住区的情况，仅知“村南3次发掘面积亦有3000平方米，清理有商周之际的居住遗址、沟壕、夯土台、灰坑以及水井、祭祀设施、车马坑、殉马牛坑、墓葬近70座(实际墓葬数量要远远多于此数——本文笔者注)”。
二、 墓葬遗址。其时代比较单纯’为西周初年至西周棚。其分布面积较大，最少不小于250万平方米。目前经过正式发掘可以基本确定的墓区有4个，分别为“河崖头”墓区;“南岗子”墓区;村前东南两个墓区(也可能为一个)。至于“南岗子” 墓区南部，“陆家林”及其南部;甚至于更西南部，于屯村周围及其南部等区域，由于未进行科学发掘，暂时还木能确定是否也存在单独的墓区。但从目前的零星发现分析，这些地域很可能也存在着单独墓区。
村北“河崖头”墓地发掘工作进行的最早，墓地布局、墓葬结构也了解的相对比较清楚。其整个墓地布局严谨、座座墓葬排列有序:中字型大墓南北向纵列在两条中轴线上，两侧横排的多为甲字型大墓。中小型墓葬错落其间，很少有叠压和打破现象。如此整齐划一、秩序井然的墓地布局，目前在全国商周时期的墓葬发掘中是比较少见的，进而说明前掌大商周墓地事先经过了精心勘察、统一规划。村北“河崖头”墓地的墓葬形制有大、中、小3类:大型者为有南北墓道，即所谓“中字型”墓葬，墓口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中型为带有南墓道者，即所谓“甲字型”墓葬，墓葬面积在数十平方米;小型者无墓道，即所谓“口字型”墓葬，墓葬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以下。所有形制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多数有二层台及腰坑，填土多为逐层夯筑。少数墓葬地面及室、道里挖槽并留有柱洞、础石等遗迹，表明墓葬上曾设置有建筑物。前掌大墓地中墓上建筑的发现为全国第一次，意义非常重大。实为后世墓前建筑——享堂设施之滥輪。村北“河崖头”墓地发现的墓葬多数已遭盗掘，但仍然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各类随葬品，计有青铜礼器，如鼎、簋、澤(ji6)、盎 (1"16)、營(丨6丨)、卣、壶、觯试丨)、盘、觚、爵、角、尊等。多数铜器有单铭“史”字，个别铜器有长铭。其他铜器有斧、镑、削、刀、戈、矛、弓形器、胄、车马器等等。陶器有鬲、罐、罌、壶、豆、盂等等。玉器数量相当可观，除璧、璜、珠、管饰外，其他多为动物形象饰品，如鹿、楽、鸟、蜂、幢螂、鱼、龟、兔、虎等等。此外漆器也是流行的随葬品，有镶嵌蚌饰的漆牌、漆盘、漆豆、漆罌等。蚌器也较普遍，除蚌鱼、蚌器外，主要以蚌泡、各种形式的蚌片为材料镶嵌在漆牌、漆器之上。另外有绿松石、骨器、石器、玛瑞、水晶饰品及各种贝类等。
前掌大遗址的南部，墓葬分布面积更为广泛，似乎存在多处“族墓地”。每处墓地的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又以“南岗子”墓地规格最高。该墓地南面分布有祭祀坑，坑内分别埋有人、狗、猪、牛等动物，还有可能为享堂性质的夯土台基等重要的遗迹现象。但至今未在前掌大村南墓地中发现一座带墓道的墓葬，因此整个前掌大村南墓地规格应该低于村北的“河崖头”墓葬区。
村南南岗子墓地是1994年开始发掘的，这里的墓葬保存基本完好。发现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以中、小“口字型”墓为主。墓葬一般长1〜4米、宽0.8〜3米，深1〜4米不等。多数设有二层台、腰坑以及边箱、头箱之类的器物箱结构。这里出土的随葬器物如青铜器、陶器、玉器以及其他器类基本同于村北“河崖头”墓地，时代也基本一致。村南南岗子墓地和村南其他墓地与村北“河崖头”墓地的惟一区别就在于墓葬规格的不同。村北“河崖头”墓地为一方诸侯及其与之有着极其亲密血缘关系的王室成员和其妻妾死后葬埋之地;而村南各墓地则是与当政王室或为疏远之血亲或有旁系之血缘或为异姓之贵族所设立的墓地。
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墓主身份的高低、贵贱，主要依据其墓葬的大小以及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寡来区别。一般情况下，墓葬的大小与随葬青铜礼器与否和多寡是成正比的。这在接受外来文明化程度较高的前掌大村北河崖头墓地也能看出端倪。然而，在前掌大村南南岗子墓地以及村南其他各墓地中，我们发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谨严。如1994年发掘的11、18号墓、1998年发掘的119号墓的口面积分别为7.64、7.59、7.718平方米。其随葬的青铜礼器分别为30余件、13件和14件;随葬的精美玉器都在数十件以上。而1998年我们在村南南岗子墓地发掘的7号墓，面积有8.2平方米，却仅仅随葬质地非常低劣的铜觚、爵各1件;9号墓面积有6.63平方米，未随葬一件铜器。另外还有若干座与这两座墓情况一致的墓葬，因故未能发掘。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该墓地数年的发掘中，曾许多次在面积不足3平方米的小墓中出土多件精美的青铜礼器和大批质地、工艺绝佳的玉器。如1994年发掘的13号墓仅2.97平方米，竟出土青铜鼎、尊、觚、爵、觯以及精美玉器10余件。再如我们2001年在村东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该墓地中墓室面积较大的几座墓，如306、308、309号墓,其墓室面积分别为6.3、6.11、6.4平方米。虽然306号墓随葬有青铜觚、爵各1件;308、309号墓也分别随葬有鼎、簋、尊、提梁卣、觚、爵等。但这些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铸造非常低劣，器壁轻薄，纹饰不清。玉器上仅该墓地规格最高的309号墓出土了璧、璜各1件，且玉质低劣、素面。总之，这里出土的无论铜器、玉器，都与南岗子墓地所出有着天壤之别。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前掌大村南这批中小型墓葬在埋葬制度上是不循“殷礼”的，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葬制。通过数年来的发掘证实，凡随葬有青铜礼器、精美玉器的墓葬，其棺内铺撒的朱砂必定丰厚。也就是说，凡是棺内朱砂厚度超过0.6厘米以上者，勿论墓葬大小，肯定随葬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一般情况下，朱砂愈厚，墓葬愈大，随葬的青铜礼器也愈多，玉器也愈精美，预示着墓主的身份也愈高。反之，朱砂若薄，即使墓葬面积较大，也罕见贵重礼器随葬。
前掌大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是相当复杂而多源的。首先它透析出的商文化气息是异常浓烈的。殉狗、葬龟、腰坑等等葬俗与殷商腹地的葬制完全相同。出土的铜、玉、骨以及部分与殷墟出土物相同或相近的陶器，无论从器形、纹饰还是琢制工艺都呈现出典型的商文化风格。陶器中数量较多的仿铜的罌(阁)、瓿、罐等虽然与中原地区目前出土的同期资料相比，尚有些微差别，但其盛行的绳纹、弦纹、简化兽面纹、圆饼饰以及各种几何形刻画纹饰，却都是不折不扣的典型商文化风格。另外，还有诸如绳纹鬲等等一些受到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商式变体器物。其次，当地文化因素。在前掌大村南墓地的多数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破碎且散乱。根据我们的清理结果分析, 均系自上而下的抛掷所形成。这种特殊的葬俗，为中原及周边地区所罕见。另外以蚶壳作棺饰，较多的使用蚌器，盛行蚌片镶嵌的漆牌饰，数见随葬成千上万枚穿孔小螺壳以及陶器中流行的内沿微敛的风格，带鋈广肩瘪裆鬲，长方口异形陶罐，敞口、斜颈、肩腹饰多种复合纹饰的陶暴，小口、束颈、大袋足外撇的红褐陶鬲、筒形壶、细绳纹带鎏鼓腹鬲、鬲形盡、颇具大汶口文化遗风的薄胎黑陶壶、附加护耳的兽面铜胄等等，均不见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其三，东夷文化因素。前掌大村南墓地中许多较高规格的墓葬，除随葬大量青铜礼器外，又随葬了大量的陶器，这在中原地区是不多见的。而与山东青州苏埠屯墓地的情况比较类似。还有诸如陶圈足盡、簋形器以及鬲形盡的鬲体部分等也与苏埠屯墓地的同类器一致。显然，这些并非前掌大遗址所独有的东方文化因素，应属大东夷文化的范畴。其四，南方文化因素。在前掌大村南墓地较高规格的墓葬中，普遍随葬印纹硬陶及原始青瓷器。这些器物的形制、纹饰与典型的商文化及当地文化都有着较大的差别，而与东南沿海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纹饰中的方格纹、锯齿状堆纹、S纹、云雷纹等几何形印纹，1998年发掘3号墓的硬陶盂、4号墓的青瓷罌等，在江西吴城遗址及其它“南方印纹陶文化”遗址、墓葬中都普遍存在。同时由于地缘关系，前掌大遗址的先民们也受到来自江淮地区商周时期文化的影响，如4号墓的鬲形盡、2号墓的算珠形纺轮等。
关于前掌大遗址村北、村南墓葬的时代，我们通过对数次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将这些墓葬分为时代相系的3组：(一）A组墓葬应为殷墟四期文化晚段，绝对年代相当于殷商帝辛晚期。（二）B组的时代晚于A组，已经进入西周纪年,绝对年代应在西周成王前期。（三）C组的时代在西周早期，绝对年代应在西周成王晚年或康王阶段。同时我们考虑到这三组墓葬中共存率较高的陶器形式复杂、变化微妙，实际分期的意义较小。同时考虑到商末周初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在西周早期殷遗民仍然完好地保留着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对毗邻的薛国故城遗址多年来的发掘、思考，我们也不否认这些墓葬或者都应处在西周纪年之内的可能。
前掌大遗址是黄淮地区的一处非常重要的商周方国遗址。其遗址分布面积之大、墓葬等级之高、出土文物之精美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虽然目前尚未在此发现非常关键的城墙遗迹，但综合目前发现的所有资料，都明白无误地充分显示出这里(或其不远处)曾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它距离薛国故城遗址仅一步之遥，其遗址时代与薛国故城的始建年代基本衔接。史载薛之皇祖居“薛”，该 “薛”即为今之薛河流域中下游或即薛国故城附近。因此前掌大遗址应为妊姓薛国文化之孑遗，其墓葬亦应为西周初年的薛国公室、家族成员及其他贵族死后埋葬的“族墓地”。
前掌大遗址出土文物1980年，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鲁滕杨光海)庄里西遗址庄里西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西首，处于滕东丘陵与滕西平原的结合地区，海拔55.8米。该遗址为平原地区明显隆起的高台，俗称“垌堆”，而庄里西遗址便是一处典型的堳堆型遗址，当地俗称“城顶”，亦称“鬼城子”。遗址北约一公里有小黑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去，东南约2公里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滕国故城遗址。
庄里西遗址原为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台型遗址。上世纪60年代普查发现时，台地尚存约200X200平方米的面积，高差5〜7米。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及群众取土破坏，现存台地面积仅约120X100平方米。据2001年初步勘探的结果，庄里西遗址实际包含台地周围地势较为平缓的地区，面积为20余万平方米。如此，庄里西遗址应是滕州西部地区较为重要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数年来，滕州市博物馆在该遗址征集到龙山文化的玉臂钏、三牙璧等玉器数件。200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时，曾发现可能为龙山文化夯土城墙的遗迹。龙山文化时代是一个社会纷乱、阶级分化、万邦林立、文明即将诞生的非常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原始部落有聚有合，逐渐形成了一些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为一地的大型中心聚落。它领导和统驭着周围那些臣服的二级、三级聚落对其他聚落争斗、战争。而庄里西遗址发现的礼玉、城墙等遗物、遗迹，正可证明庄里西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是一处重要的中心聚落遗址。庄里西遗址面积较大，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其龙山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广泛，20余万平方米。然其文化遗存最为丰厚之地，则分布在龇北部的台地附近，郝P2001年发现可能为夯土城墙遗迹的范围之内。其暴露的文化层厚2〜3米，遗迹丰富。特别是1995年在发掘的灰坑中浮选出大量的炭化稻米(经鉴定为粳米)以及黍、野大豆、葡萄、酸枣的果核，为探讨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生存环境、史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山东水稻起源、分化和传播途径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岳石文化、殷商文化的遗存在此也有少量分布，但仅仅是作为一般村落遗址而存在。此时的庄里西遗址已失去了往曰的风采和辉煌。
武王灭商、成王东征剪灭东夷叛乱以后，西周王朝为了控制东夷势力的“复燃”和有效地监视薛国这支古老和强大的国族,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基本国策下，分封周武王的同父异母兄弟错叔绣来此建立了姬周宗亲国——滕国。建国后，姬滕王朝把庄里西遗址作为了姬滕公室贵族墓地使用，并一直沿用至滕国灭亡。形成罕见的一个诸侯国自建国至灭亡期间、长期历史时期里历代诸侯、公室贵族集中葬埋墓地。
两周时期的滕国贵族墓葬，主要集中在遗址北部突起的台地之上，实际面积30000余平方米。从19%年的发掘情况来看，各期墓葬分布有序，很少发现打破现象。说明庄里西墓地曾经周密规划。目前经科学发掘的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仅一座 (即滕侯铜器墓),且破坏严重。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棺椁，面积约13平方米。对比全国各地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诸侯墓葬的资料，该墓似不能作为滕国公侯墓葬分析;西周中期的贵族墓葬发掘数座，常见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面积30〜50平方米,有棺或1至2重木椁。由于被盗严重，不能确定其墓主的准确身份;发掘的春秋至战国早期的贵族墓葬亦为长方形，有棺或1至2重木椁，甚至有边箱、脚箱、头箱等形式的器物箱，面积为15〜40平方米。大型墓葬一般积炭积蚌。个别墓发现有殉人。遗憾的是这批墓葬绝大多数早年已被盗掘，仅余少量随葬品，发现的青铜器有鼎、簋、盘、匦、戈、刀、削、剑以及大量的车马器构件等；玉器有璜、串饰及各种动物形象的佩件。特别是在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晚期墓中发现的由100余件玉饰组成的玉覆面，为山东地区第一次发现，同时也为汉代盛行的玉衣制度找到了渊源；陶器见有鬲、豆、罐、壶、簋等。从残存的铜器铭文分析，多为滕国“司马”、“司工”等规格的“六卿”之墓。钻探中曾发现一座带有长20余米、宽10余米的南墓道的大墓,但未进行发掘，故其时代、形制、墓主不详。台地西部的缓坡上，分布有西周初年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形制的殷商遗民“亚其”族的墓地。墓葬面积约为数平方至20余平方米，较大的墓葬附有车马坑(已遭破坏，车马数量不详)。据出土的铜器铭文分析，大墓墓主为西周初期“分授”给滕国的殷商时期的强宗大族一~“亚其”族的一支。这支殷遗族的首领还在滕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武职——史官。因此，“亚其”族还得以参加滕国封君组织的军事训练性质的冬狩活动。
虽然庄里西遗址的两周墓地历史上曾遭受过非常严重的盗掘和破坏，“十室九空”，甚至更有过之。但数年来，这里仍然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两周时期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许多具有非常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如滕侯鼎、滕侯簋、滕公鬲、懋钟以及玉虺龙等等代表了古滕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铸造、琢制工艺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同时，一些珍贵文物还多次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出国展览，享誉海内外。
秦汉时期，这里依然作为墓地使用。遗址范围内暴露着较多的空心砖、石椁墓。汉代以后的墓葬多为小型墓葬。墓葬结构分为土坑木棺墓、土坑瓦棺墓、土坑空心砖墓及土坑石椁墓等4种。在这里发掘的石椁墓，多有简单画像。这批画像多为平面单线刻法，显现出画像的早期原始性。画像内容多为玉璧加绶带串饰，或加长青树数棵，或为简易房屋，或加人物数个。从对随葬陶器的初步分析,这批墓葬应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是山东地区最先发现的时代较早、墓葬完整、随葬器物组合齐全的一批画像石墓。随着日后资料的整理与发表，将对于苏、鲁、豫、皖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区的汉画像石的起源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1980年，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潘卫东李鲁滕)二疏城遗址位于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萝藤村和城前村之间。据《峄县志》记载:“二疏城，县东四十里，地名萝藤，汉疏广、疏受归老于此。城周二三里，土人指以为宅。”二疏城因是西汉名人疏广、疏受的故里，由此而得名，遗址坐落在历史悠久的萝藤河东岸，沿河两岸的平野上耸立着较多土丘，当地居民俗称“一溜十八埠”东侧一望平川，地处平原与丘陵的交接地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足，自然条件优美，是古代居民从事生产活动的良好地带。
二疏城遗址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及省市文物部门的考古专家对二疏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该遗址高出地面约3米，从土层西壁断崖上观察到上部1米多厚夯土墙，每层厚15〜20厘米不等,夯土中包含有东周和汉代遗物，夯土层之下即为商周龙山时期的文化堆积，根据考古调查暴露的遗迹及采集标本的特征断定为是一处从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延续到汉代的台型遗址。
考古调查的资料表明:遗址原来面积约有50000平方米，2000多年来由于长年水土流失及当地居民取土，比原来缩小了许多，现存东西长180米，南北宽约160米，面积约28000平方米,1991年秋至1992年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发掘，该遗址两次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 其主要收获是发现了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内涵比较丰富，为研究鲁南地区的史前历史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原始资料。
该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厚1.0〜1.5米，清理房址7座，窖穴、灰坑40多个，水井1眼，墓葬23座。房址已发展到地面建筑形式，一般为方形、长方形，还有中间带有隔墙呈单间式，竖木柱支撑圆锥状或坡状屋顶，房屋墙壁扎上树枝或植物秸秆，外面涂抹草拌泥，屋内地面铺以泥土，经过夯实再进行烘烤，然后再铺白灰夯实，屋内建有火塘，以供人炊煮食物及取暖。
窖穴、灰坑为圆形、椭圆形，斜壁，平底，有的呈圜底，坑内堆积呈深灰色，土质松软，窖穴中往往保留着当时人类搁置的生活中常用陶质器皿，有罐、盆、器盖等。灰坑堆积中有抛弃器皿，器形有鼎、盆、罐、杯等。其中有一件盆形鼎比较别致，鼎身如深腹盆状，沿缘平折，平底，三足呈鸟喙形袋状。另外有一件陶鬵(guT)也比较特殊，斜流裆较高,袋足呈尖锥状，索状把手，双层沿，两沿之间饰一周有圆孔、三角形组成的漏孔图案，制作比较规整，这两件鼎、鬵在其他地区少见，很具有地方特色。生产工具有石铲、石斧、石锛、石镰、双孔石刀等，还有装饰品、兽骨、禽类、水生动物等。大量的属于亚热带软体动物蚌壳和其他伴；^资料,展示了那时候的生态环境和现今的洞庭湖一带大致相似。
在遗址北部龙山文化堆积中，发现一件磨光黑陶罐，罐内装满已炭化的粟类作物，说明人类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从事谷物的栽培，由采集经济进入农业经济。
清理水井1眼,井口近似圆形，直壁，圜底，深达8米多，井内堆积呈灰褐色，底部呈深灰色，土质松软带有水锈斑痕，最底部深入水层，出土遗物较多,其中能够复原的陶器20多件，有鼎、鬻、盆、罐、杯等。清理墓葬23座，分布在遗址中，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无葬具，头向东，随葬品的位置一般放置头部及脚部，大多数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最多随葬十几件，少的只随葬1〜3件,器形主要有鬻、鼎、杯、背壶等，早、中、晚期墓都有。尤其是蛋壳陶杯，特别精致，胎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光亮，镂孔雕花之精细，堪称陶器中之精品。
龙山文化遗迹、遗物丰富，内容广泛，有的则是在苏北、鲁南地区首次发现，对于研究这一地区龙山文化内涵乃至与中原地区同期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商周文物是枣庄南部地区过去所缺乏的环节，在此出土的实物，初步弥补了这一缺环,尤其是清理出两座西周晚期墓葬，其中一座为中型墓葬，墓口东西长4.2米,南北宽3米，一棺一椁，右边为随葬器物箱，棺髹红漆，有彩绘，随葬品有青铜鼎2件，青铜匯(W)l件，玉块(_)4件，陶器有素面鬲、绳纹罐、罌 (I6i)等。形制与周代中央王朝礼器模式完全相同，而随葬的陶鬲有素面或细绳纹、附加堆纹、鸡冠饰等特征，明显的与关中、中原地区存在着区别，尽管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地处东南一隅的夷方故土，却顽强地保留着东夷文化因素，是值得我们深思研究的问题。
总之，二疏城遗址发掘资料表明，遗存丰富，延续的时间长，具有地方特色，为研究鲁南地区龙山文化及商周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了保护好这处重要的遗址，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把该遗址列入省级重点保护单位。
(苏昭秀张咏梅刘锡柱)晒米城遗址晒米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东北约1.5公里的马庄村与洪庄新村之间，该遗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商、周和汉代，历时4000余年。此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是一处人类居住的理想场所，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就在此身背石斧，肩扛猎物，早出晚归，繁衍生息。
“晒米城”来源于民间传说:“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其开基皇帝梁武帝萧衍的故里在兰陵中都乡中都里(峄县在东晋以后为兰陵郡治所在，萧衍故里应在枣庄市东南)。有一次他率领粮船路经此地，不慎船翻粮倾，数千袋粮食掉入水中，梁武帝便令军士，将粮袋打捞上来，运到岸边的土台上晾晒，后来便将此台唤为梁王晒米台，又称作晒米城。”(《枣庄名胜古迹》)所谓“城” 是由于该遗址高出周围平原地面，犹如城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人将其称为“城子”，“晒米城”又曾被传为“晒麦城”，究其缘由为:该遗址被人为地从中开出一条南北通道，分成两个土台，当地村民将路东称为晒米城，其西为晒麦城。而《峄县志*古迹考》日:“晒米城，晒麦城，俱在县东南三十里，二城相违，似是一城，因路而分晒米城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前保存比较完好，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周围平原地面4〜6米，总面积7200平方米，其东100米处为已淤塞的古河道，中部被枣(庄)台(庄)公路穿越，四周为平原。据实地调查了解, 该遗址原面积很大，有三四十亩地(约10000平方米)。但几十年乃至数百年来，由于当地居民常年取土，蚕食收缩，遗址四周形成高大的文化层断面，从土台的断面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文化层堆积和土质土色的发展变化情况。
晒米城遗址的主体为龙山文化堆积，之上叠压着商、周和汉代文化层及南北朝遗物。龙山期文化层，位于遗址最下面，地层断面及其根前暴露出大量遗迹和取土时被抛弃的重要遗物。可辨器型有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有鼎、鬲、鬻、甎 (y6n)、豆、杯、盡、罐、盆、碗、器盖，并伴有很多蚌壳、螺壳等。颜色以黑陶为主，红陶少见。陶胎夹砂和泥质两种，火候较高，通体磨光发亮，已普遍采用轮制，常见的纹饰有弦纹、蓝纹，亦有少量的方格纹。其中陶鬵可谓是我国龙山文化代表性器物的一件瑰宝。以其造型别致，构思巧妙，深含寓意而著称。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鬵，有人认为其造型像鸟，鸟是古代东夷人的图腾，反应了原始先民在制陶上高超技术和聪明才智。石质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铲、刀等。其中石刀,半圆形，弧背直刃，上有两穿孔，通体磨光，小巧玲珑，主要用于收割秸穗，其形状大小，相当于上世纪初当地农村仍在使用专门用来割取高粱和谷穗的铁華(w§i)刀，这证明了原始先民们在使用发明较为进步的生产工具。出土的狩猎工具石球，亦称石飞索，花岗岩石质，上有一穿鼻，圆精度大小，犹如现在的钢球。从遗址出土的渔猎工具骨镞、鹿角、兽骨和蚌壳来看，以农业为主的龙山文化时代渔、猎活动仍是一种重要生活来源。在龙山文化层采集的陶器中，还发现一件陶房子模型，陶质为灰色，呈钻帽形，中空通地，侧有圆门，为当地首次发现，从此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代的人们经过漫长的岁月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为研究龙山时期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遗址的中部为商周堆积层，土质颜色变化大，以灰褐色为主。此堆积层又可细分成若干小层，厚度不等，有的呈浅灰色，伴有大量灰烬，土质松软，风干便呈白色，应是木炭燃烧或未燃尽的堆积。周代出土的可辨器型有鬲、罐、钵、盆、碗、陶纺轮、陶拍等，火候一般较高，陶质较龙山时代坚实耐用，纹饰以绳纹、弦纹、三角划纹和附加堆纹为主。此阶段出土的器物多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器表黑光发亮。泥质陶又以夹砂居多，夹砂有黑陶和磨光黑陶、黑灰陶和红陶等。陶器的造型同原始社会的陶器相似，但其装饰风格和精美度更胜一筹，表明制陶业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处于发展成熟阶段。遗址最上面为东周和汉代文化层，约2米厚，灰褐色土质，夹杂较多东周和汉代陶器残片，可辨器型有筒瓦、板瓦、豆盘、豆柄、罐沿、鬲足等，大都属生活用器，显示着陶制器皿是当时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另外还采集到一尊石佛头像，高约20厘米，头作发髻，面相清瘦，脖颈细长。头像为青石质，雕刻细腻，惟妙惟肖。此佛像即出在遗址之上，显系南北朝时代之遗物，说明汉代以后仍有居民在此居住。
晒米城遗址，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新石器龙山文化遗址中的重要地位而受到考古界的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省市文物部门不断有人来此进行调查，1974年后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多次文物现场查看中，采集到大量各种类型的器物标本和完整器物。200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曹淑琴、殷玮璋先生来晒米城进行考察。为配合枣台公路建设工程，保护公路沿线文物，奉庄市文物部门于2005年6月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均取得重要收获。
晒米城遗址于1980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兰昌刘锡柱）晒米城遗址红土埠遗址在$庄市区偏西南约20多公里处,由众山环抱着一个小盆地。这个盆地的北边是尖山、茅山、黄山、铁角山，崇岗峻岭，嵯峨壮观；东边是范山、蝎山迤逦起伏；南边有架子山、南山、四山子拱卫。小盆地内田庐错落，绿野漾波。马泉河从北部山涧涌出，宛如一条飘带穿过绿野，汇入南边的阴平河。在这个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的地方，藏匿着一颗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了6000多年的明珠，这就是红土埠遗址。红土埠遗址位于阴平镇上刘庄村南约200米处,分布在马泉河东岸的二层台地上。遗址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100米，整个地形南高北低。由于山水常年冲刷，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沟将遗址分割为两部分。这处古遗址被发现后,国内有名的考古专家、学者接踵而至，为揭开红土埠之迷进行深入的考察。
红土埠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遗址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乃至汉代遗物，延续时间长，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重要古遗址。置身这里，你可以随处拾到那些代表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陶片。耕土层下是大量烧制陶器遗留下来的红烧土。由于这个缘故，当地群众为这个古老的土台取名叫“红土埠”，考古工作者便采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将这处台型遗址命名为“红土埠遗址”。遗址南侧高出河岸2〜4米不等，耕土层之下便是文化层，夹杂有商周和龙山文化的陶片，有灰陶、褐陶和黑陶，可以辨认出的陶器种类有豆、鬲、罐、鼎。比较常见的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和鸟喙式鼎足。再深入是大汶口文化的遗物，主要是红陶碎片。黑衣陶和灰陶不很多，偶尔可采集到红陶鼎足。在木炭灰烬中夹杂着一些古代动物的骨骼。遗址的西北部为灰土堆积，约2米厚。这里很可能是原始居民遗留的灰坑。灰坑实际上是当时人们挖掘的储藏坑，里面储存备种越冬的食物，废弃后便用来充当垃圾坑。灰土中夹杂着不少陶片，可以分辨出的陶器有白陶尊、大口尊等。经过简单清理，出土了完整的红陶觚形杯、豆形器和灰陶器盖。灰土中还出土了一束保存完好的骨锥，共计29支。在遗址东北部和东部，暴露出一些人的骨架，这一带应该是氏族公共墓地。尸骨旁边发现有用来随葬的陶器。遗址的南部和山麓相连，保存比较完整。
考古工作者从遗址采集到不少完整的陶器、石器等物。陶器主要有荃形鼎、罐形鼎、钵形鼎、陶豆、陶钵、陶纺轮、陶网坠。这些陶器大都是史前居民所使用的生活用品，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器物造型美观，实用。陶纺轮是当时人们用来纺线的工具，说明红土埠的原始居民已经穿戴用植物纤维或兽毛编织的衣物。陶网坠的出现，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在附近河流用网捕鱼。
在遗址采集到不少完整的和可以复原的石器，有铲、斧、锛、镰、栃石、磨棒、磨球等。这些石器均是生产工具和加工工具。石铲、石斧、石锛、石镰都经过了磨制，形制规整，刃部较为锋利，大都钻有圆孔。石器中的铲是当时人们使用的翻土工具，而石镰则是收割工具，这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原始农业，人类已由采集野生植物发展到人工种植农作物。砺石是用作加工骨器的工具，而磨棒、磨球则是加工谷物的工具,和石磨盘配合使用，是石磨的前身。另外，还采集到一件残断的玉环和一件绿松石耳坠，上面都钻有小圆孔。玉环采用青玉琢磨，光润细致；绿松石耳坠，色泽翠绿，小巧玲珑，十分光洁。这些珍贵的装饰品都是原始居民随身所佩带的。说明早在6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懂得梳妆打扮，产生了爱美之心。
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红土埠遗址的考古调查资料已经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也已修复，陈列在枣庄博物馆展厅中，供人们观览。这处遗址将来若能在适当的机会进行科学发掘，一定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它将作为一本活教材，向人们提供宝贵的历史知识。
红土埠遗址已于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锦山）沙沟五村遗址沙沟五村遗址位于薛城区沙沟镇东北约300米处，1981年3月枣庄市文物普查队普查时发现。同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又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遗址分布在河流两岸高出河床约2米的平坦土地上，沙沟河从遗址中部自东向西穿过，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岸遗址已被村庄覆盖，北岸遗址部分被民房覆盖。整个遗址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
沙沟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内涵丰富，地层表面散存着大量古代陶片俯拾皆是。遗址东南角有一深约1.5米的坑，从断面观察，地层堆积可分3层:第一层厚约40厘米，其内含有砾石、沙粒和粘土,夹杂少量陶片。第二层厚约1米，灰褐色土质较硬，包含有鲜壳、少量夹砂陶片等，采集到有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标本和圆锥状夹砂红陶鼎足。第三层为沙层，在遗址东部地表上发现许多大汶口文化红陶片和石器。从遗址中的一眼水井井壁观察,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第一层厚约30厘米，为扰乱层，土质灰黄色较疏松，包含近现代陶片、瓷片和大汶口文化陶片。第二层厚约1.5米，土质灰褐色较硬，包含大汶口文化陶鼎足和红陶残片。再往下已到水位，文化层堆积情况不详。另外，村民在此处打井时破坏古墓一座，出土玉佩饰2件、石链1件及残破的陶鬻（gu0、陶鼎等，从出土器物的陶质、陶色和器形特征判断，此墓为大汶口文化时期。
在遗址的北部，暴露一座墓葬，墓长约1米，宽约0.4米, 内有儿童骨架一具，头向东，仰身直肢，面部略偏北，骨架上覆盖着已经破碎的夹砂红陶鼎，它是一座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儿童瓮棺葬。
在遗址的西部村民牛栏内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早期的墓葬, 墓口已被破坏，经清理发现成人骨架1具，出土随葬品有黑陶高柄杯、黑陶罐、白陶鼎、黑陶镂孔杯、黑陶筒形杯等。出土的这批陶器，质地细腻，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反映了4000多年前先民们精湛的制陶技术。
此外，考古调查时在遗址上还采集到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标本。石器有斧、镑、铲等，均为磨制，采用钻孔技术。石锛肩部有段，制作相当精致，刃部锋利。陶器有黑陶盆形鼎、折腹罐、灰陶深腹盆、鼓腹罐、黑陶器盖、黑陶盡、背壶等。铜器有矛，脊背突起，断面呈菱形，十分锋利。
沙沟五村遗址沙沟五村遗址面积较大，虽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但从出土的各类文物和暴露的遗迹分析，它包含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等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琢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定居繁衍生息。根据出土的生产工具判断，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狩猎、捕捞和采集为辅。它的发现，为研究枣庄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沙沟五村遗址于1992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爱民孙晋芬周慧）中陈郝瓷窑遗址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蟠龙河畔的中陈郝村，有一处古代瓷窑遗址，它的附近有煤矿，盛产瓷土，为烧瓷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蟠龙河从村中自北向南穿过,古时可以通航，为瓷器的产销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使烧瓷业历经千年而不衰。到了明清时期中陈郝已成了瓷器的集散巨镇，蟠龙河两岸窑炉林立，河中舟楫穿梭，当时有“九庙十桥七十二缸瓦窑”的说法。
中陈郝瓷奋遗址面积较大，以村子为中心，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田间地头、河流两岸散布着许多瓷片、審具，俯拾皆是。历年来村民在耕地翻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经常有完整的器物出土。根据散布瓷片和出土器物的釉色，该遗址可划分为青瓷区、白瓷区和黑瓷区三大区域。
青瓷区，出村沿河北上，河流两岸散布大量青釉瓷片和窑具。岸边的瓷片堆积有的地段厚达3米。瓷片以青釉为主，黄釉、酱釉以及施褐斑彩的时而可见。1987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青瓷区和白瓷区进行了'发掘。青瓷区文化堆积共分6层，按其时代可划分为4期。第一期为北朝晚期；第二期为隋代；第三期为唐、五代；第四期为北宋。此次发掘发现了十分重要的遗迹和遗物。遗迹有料池、窑炉、灰坑等。料池平面呈长方形，池底残存3厘米厚的瓷土。隋代窑炉两座，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奋床、烟囱组成。唐代灰坑4个，出土大量可复原的窑具和瓷器。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筒状支具、不规则形支具、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垫饼、垫钉和塾板等。瓷器有碗、胡人头像、罐、盆、钵、杯、盘口壶、高足盘、器盖、执壶、水盂、灯、埙、砚等。青瓷区发现的大量瓷器，以实用器为主，采用支钉支烧，不少器物底部或碗心粘有完整的三叉支钉。釉色青中闪绿，多为内施满釉，外施半釉，底足露胎，实圈足。纹饰以划花为主，刻花极少，常见图案有波浪、草叶、方格、网状、半圆、同心弦纹。
白瓷区，位于中陈郝村南广阔地域，主要分布白瓷、白釉黑花瓷和绿彩瓷，属于北方的磁州窑系。从采集的标本和历年来出土的器物看，主要是生活用具，如白釉黑花坛、白釉褐彩罐、三彩虎头枕等。此外还有一些玩具，内容包括人物和动物两类。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动物有狗、羊、马、鹿、龟、蟾蜍、鸟等，塑造得心应手，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白瓷区，通过考古发掘，文化堆积可分为两层，为金、元时期。出土遗迹有金代房基、料池和窑炉各1座。房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墙基由废弃的支柱和石块筑成，地面铺一层碎瓷片，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制作瓷器的作坊。窑炉呈东西向，窑门向东，由火道、窑门、火膛、窑床、烟囱组成。窑的底部积有半米厚的煤渣。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窑具和瓷器。窑具有托座、匣钵、圆形支具、圆箍形支具、妹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杵形器等。瓷器有碗、罐、盆、盘、鸡腿瓶、瓶、人物像、骑马俑、狗、棋子等。
黑瓷区位于中陈郝村西,地面散布大量黑瓷片，主要是曰常生活用品，如碗、罐等，更加讲究实用，施釉均匀明亮，釉色比较单一，到了清代被列为贡品运往京城。
中陈郝瓷窑遗址面积之大，年代之早,延续时间之长，这在我国北方是不多见的，在山东属首位。特别是隋代青瓷窑炉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的窑炉结构、瓷器的烧造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也为过去奉庄一带曾出土的不少青瓷器找到了归属，改变了过去“南青北白”的说法，从而证明了枣庄地区早在隋唐以前就开始烧制青瓷了。此外，在白瓷区金代窑炉底部发现的煤渣，说明枣庄在距今800多年前已采用煤炭作燃料烧制瓷器了，同时为研究枣庄的煤炭开采史提供了证据。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敬东刘锡柱)中陈郝瓷窑遗址建新遗址建新遗址位于枣庄市西北约18公里的山亭区西集镇,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坐落在村北侧一片高出周围1.5米左右的平坦台地上。经钻探，遗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205米，南北宽155米，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东、南、北三面被群山环抱，西部为开阔平原，遗址北侧有一条小河。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古代人类的繁衍生息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1992年枣庄市和济宁市决定联合修筑由枣庄直达济宁的汽车专用线时需从遗址中穿过,1"2年冬至1993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资料。
此次发掘在遗址的西、中、东3个区域内共开探方106个，探沟1条，发掘面积共计2781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基27座，灰坑和窖穴261个，墓葬92座，水井1眼，陶窑1座，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
房址平面分为圆形、方形和长方形3种形式，大部分保存较好。这批房基多数是地面上建筑，有的为防潮，先挖浅穴，垫上红烧土以后再进行修建。房屋结构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建筑面积大小不一.，多数在10〜20平方米之间，小的不足10平方米，大的40平方米左右。房屋的门道以西向为主，有的向北，朝南的仅1座。房址墙体均不存在，仅残留有基槽、柱坑和柱洞。基槽和柱坑内的填土坚硬结实，可能经过夯打，柱洞内的填土比较疏松，有的柱洞底部经过加工，并垫有石块或碎陶片和红烧土砸实，非常坚硬，起到柱础的作用。
灰坑主要分布在房基的周围，其形状以圆形和椭圆形居多，方形较少。多数灰坑比较完整，个别的有斜坡或台阶式出入口，周围发现有柱洞，底部还清理出木质支架及顶部塌落的腐朽痕迹，这种灰坑应是储藏物品的窑穴。在一些灰坑内发现有大量草拌泥红烧'土块，一面平整光滑，另一面发现有芦苇的痕迹，可能是房子废弃后墙壁的残迹。墓葬大致可以划分为5个墓区，各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从墓葬分布情况看，每个墓区能代表一个氏族，有的墓区可以分为几组，每组基本属于一个父系家族。特别是发现一些大型墓葬，相对集中埋在一起，说明这是富有家族的墓地，反映出当时氏族成员之间在财产分配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平等，这种现象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东西向，墓坑排列整齐有序，有的墓葬发现木质葬具腐朽的板灰痕迹。这批墓葬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成年男女合葬墓。死者头向均朝东或偏东南，面向上或偏左右。儿童墓多埋葬在居住区内的房屋附近，仅有少数几座零星分布在氏族公共墓地内。大部分墓葬有随葬品，其中陶质生活器皿占绝大多数，石器较少。随葬品的放置部位,陶器一般在死者脚下，多数放在二层台上。石质生产工具多放置在腰间，镞形饰一般握在手中或放在腰部，装饰品在应佩带的部位。
水井的发现在大汶口文化中尚属首次，这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水井的使用，不仅解除人们对江河湖泊等水资源的依赖，也适应了当时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陶窑1座，平面呈椭圆形，弧壁，圜底。内部结构由火门、窑室和烟道组成，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陶器的技术。
建新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鼎、罐、盆、背壶、鬻(guD、尊、杯、豆、瓶、瓮、碗、器盖等，器形复杂多变，造型优美。石器主要有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生产工具有斧、锛、凿等，制作工艺精细，一般通体磨光，有的还进行抛光处理。石铲多双面穿孔，大多数刃部锋利，并发现有使用痕迹。装饰品主要有璧、璜、笄、环、坠等，制作精致，特别是一些蛋白石、松绿石质的饰件，圆润光华，简直赛过玉器。
根据建新遗址出土的大量遗迹和遗物分析，说明生活在建新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先民们主要从事农业和家畜饲养，人们种植谷子，饲养猪、狗，当然还配以渔、猎经济作为辅助。它的发现，对研究枣庄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社会性质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
1993年，建新遗址被市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敬东邪永胜)土城冶铁遗址土城冶铁遗址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孟庄乡峨山口村。遗址北部是突兀高耸的马山，南部是渐渐低缓的平野，东边紧傍河流。枣庄至北庄的公路从遗址西北隅穿过，经过马山与峨山之间的山口通往山区。土城冶铁址便坐落在这样一块较为平坦的地带，四周为丘陵怀抱。土城遗址的面积约1平方公里，从地面上已经看不到垣墙遗迹。在城址中部，还隆起一座长约100米、宽约60米的土台残址，当地居民呼为“点将台”。土城的始建年代史书缺载，《峄县志•山川》仅对城内遗存作过简略记述：“……又东三十五里曰峨山口之山，即峨山。如小阜，东趾大石累累，突兀错立，若数千束，自地怒茁。泉水自东来啮之，清波漩激，益瑰怪不可状。其阳土城有铁牛隐土中，见则大饥。土人传言如此。土城遗址犹存，中宽广一顷许。前一岭有土墩，俗名点将台，旗窦犹在，殆古屯兵处。此城旧志不载，创始无考，姑存之，以俟博雅。旁一铁簸箕倒植土中,土人亦以为不可动，动者即病。近外人发视之，平置地上，其铁不纯，颇杂砂砾，殆昔冶者炉底耳。”志书中所说的铁牛、铁簸箕，证明土城曾经是古代的一处冶铁遗址，由于附近居民不知是何物，便根据形状加以附会演义，为土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土城中的土台旧址，并非点将台，秦汉以前流行高台建筑，那座土台其实应该是古建筑的台基。所谓“旗窦”,实际上是残存的柱子洞，由于年深曰久，古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残存了台基和柱础洞。近年对土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废墟中夹杂不少汉代陶片，主要是当时的建筑材料,如筒瓦、板瓦等物。在田野中还采集到铁矿石、炼渣和生铁块，主要分布在土台周围。遗址西部有一条深1.3米的水沟，从断面观察，最上层为耕土层，厚约15厘米；耕主层下是45厘米的废墟堆，夹杂着大量的汉代板瓦、筒瓦、罐、瓮等残陶片；第三层深度不明，夹杂着许多红烧土和铁器碎片、灰渣。土台南部分布铁渣最多，志书中说的“铁簸箕”和“铁牛”就存放在那里。“铁箱箕”已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运走熔化，“铁牛”因为体积大而沉重，现仍埋于废墟之下。
根据土城内发现的各种遗物推断，这里曾经是汉代一处规模不小的冶铁遗址。汉代在全国设铁官49处，其中东海郡(今鲁南苏北一带)就设铁官2处，枣庄境内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已有七八处，但不及土城冶铁规模大。汉代炼铁炉大致可分为3种，即块炼炉、世祸炉和竖炉。西汉的竖炉已经十分高大，分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椭圆炉缸内形长轴2.5〜3.5米，高度4米的竖炉，容积可达10〜50立方米。炼铁所用燃料是木炭，配以鼓风设备。在竖炉中，木炭可以起还原剂作用。枣庄境内发现的炼铁遗址都有遗存的木炭，土城也不例外。土城冶铁址遗存的“铁簸箕”和“铁牛”，实际上是汉代椭圆形竖炉炉底和停炉后留在炉内的凝结物。推测这座高大的竖炉很可能在某次冶炼时发生过爆炸事故，爆炸后残留了椭圆形炉底和由积铁熔渣凝固成的大铁疙瘩。这些遗物为研究汉代的冶铁及工艺技术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土城附近诸岭蕴藏铁矿资源，尤其是距遗址东部几里开外便是刘岭铁矿，至今仍在开采。丰富的铁矿资源为土城生铁冶炼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该遗址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錦山)薛国故城薛国故城位于滕州市南约21公里，处于官桥和张汪两镇之间。其东依折蒙余脉，山峦起伏，又西临独山、南阳两湖，地势开阔。城东南1公里为薛河，城西及西北部有小苏河流过，城内东部有京沪铁路南北向穿过，城中心有一东西向至城东部折而呈南北向的公路穿过，城内现有9个自然村落。
薛，妊姓。《国语•晋语四》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妊……依是也。”宋代郑谯《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薛氏，妊姓。黄帝之孙颛帝少子阳封与妊，故以为姓。”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根据地下出土的薛国铜器“薛侯匯(y0”铭“薛侯作叔妊襄媵區……”断“薛为任姓之国”，并说:“任姓，金文作妊。今《诗》与《左传》、價语》、《世本》 皆作任字。”其说凿凿不可撼之。关于薛的历史与世次，由于司马迁因其“小，不足齿列。弗论”。故今天很难梳理清楚。虽有 《新唐书•世系表》及《通志•氏族略》强为补附，然妄牵无据，终不可信。据《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薛宰去古未远，且为薛之公族，其自述其先祖源流，当信而有徵。薛封于夏，目前尚无证据予以确立。然而薛在商代的历史，已得到殷墟甲骨文的充分证实。在殷墟甲骨文中，薛作为国族名称，无论是在甲骨文早期还是晚期都频频出现。商王时而“命薛”、“作薛”、“往薛”、“宅薛”，薛国也将本国之女进奉给商王为妃，如“御妇妊□妣壬”；时而又“伐薛”、“追薛”、“伐薛伯”。及姬周克商，“武王复以其胄为薛侯”(《左传•隐公十一年》疏引《世族谱》),西周青铜器“薛侯戚”鼎可为之证。春秋时薛频频参与盟会，直至齐缗王三年，“齐灭薛，为田氏邑。齐威王封田婴于薛，谓之靖郭君。婴殁。子田文嗣立，称孟尝君，招致天下仁侠之士，食客三千人，贤达闻于诸侯。秦灭齐，置薛县，属薛郡。汉因之，属鲁国。晋,属鲁郡。刘宋时属彭城郡。后魏因之,北齐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若以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北齐末年(公元578年)计算，薛国故城作为侯王都邑和历史名城历时1500余年。
现在的薛国故城，据地面调查，其平面基本呈不规则正方形，四面城墙迤逦起伏、各有曲直,保存基本完整。全部周长达10615米，现存城墙高出地面1〜5米，底部宽30〜50米，全部系黄土夯筑而成。故城之内地势平坦，总面积约有6.8平方公里。
对于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故城的探索和研究，自它被废弃之日起就代有学人为之努力。北魏郦道元、晋人皇甫溫、唐人杜佑、宋人郑谯、元人于钦、清代乾嘉学派的顾祖禹、顾炎武等等，不胜枚举。他们卓著的学术成就，也成为后辈学人努力攀登的阶梯。然而，囿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羁绊,他们的研究也只能仅仅局限于对古代文献的反复考据。时代进入到20世纪，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世人也开始以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座古老的城市。日本人关野雄首先对其进行了科学调查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的专家们又对其重新进行了科学调查和测绘。特别是1984年至1987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滕州市博物馆合作，陆续对这座古城进行了系统的钻探和发掘，初步查明了城内地下遗迹和文物的分布状况。
钻探和发掘后我们方知，薛国故城现存有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即今地面所能见到的城圈，它呈不规则方形，四周城墙曲折多弯，北墙尤甚，现残高1〜5米。城墙基宽30〜50米，以黄土或灰褐土穷筑而成，芬层厚约20厘米，穷窝圆形平底，直径约10厘米。城墙曾在战国和汉代历经多次修补。城外均有既宽又深的护城壕，壕宽30~50米、深达4〜7米。壕底见有较厚的淤土和螺、蚌等水生动物的遗骸。城门在城墙四面都有发现，各城门之间几乎都有干道相连。经过科学的钻探和发掘，可以确定大城的建筑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废弃于汉魏。
大城中心皇殿岗村东部和其东邻的尤楼村西部经钻探发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居住址，其中分布有多处大型夯土基址。地面散布有虺龙纹半瓦当和“千秋万岁”卷云纹圆瓦当等遗物。应为战国、秦汉时期的王室贵族居住区。皇殿岗村东还有汉代大型冶铁作坊址，地表见有大量铁矿石，炼渣、残陶范等。陶范多见“山阳二”、“巨野二”等刻铭。其村南偏西有战国时期的制骨作坊和冶铜遗址。城内北部分布着多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型居住址，孟仓村南有一处汉代冶铁遗址。城内东北部的渠庄村南分布着一处大型的汉代制陶作坊址，从其出土的大量陶器铭文分析，该作坊应为官方控制的制陶手工业区。其东北隅的狄庄村北有一处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区，其中传谓靖郭君田婴、孟尝君田文之墓已被破坏。只是城内偏西部的文化遗存目前发现较少。
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南角，平面略呈不规则的扁长方形。东墙和南墙基本呈直线状被大城城墙叠压，西墙和北墙中部向外突出。小城现已完全掩埋于地下，数千年来不为人知。小城城墙总长2750米。城墙基宽10余米，墙体系用灰褐和黄褐土精心穷筑而成。穷层厚约10厘米，穷窝圆形圜底，直径3〜7厘米，穷具为成束的木棍。由于东墙外为河道，目前只在城墙南、西、北三面各探出一座城门,门宽约8米。各城门间皆有道路相连。城外亦有较深的护城壕。城内有三四米厚的文化堆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文化和汉代的文化层依次叠压。小城中部发现有多处夯土台基，应为大型建筑遗址。在城内东部发现和发掘有西周墓地，小城东墙、西墙和北墙外侧发现和发掘了西周至战国早期的王室贵族(狄庄村南墓地发现有数座100多平方米的甲字型大墓和使用封君诸侯葬礼的七鼎墓)和平民墓地。据多处考古发掘地点的地层叠压和遗迹分析，小城最迟应建筑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废弃于战国早期。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93年我们又在小城中部发掘、钻探出一座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新的小城(可暂时称之为“宫城”),城外亦有较深的护城壕，其建筑和废弃年代基本同于上述小城。如果这种目前全国首见的大城之中又套小城的建筑布局形式确实成立J卩么将给中国城市建筑史和中国先秦考古研究提供一份全新的资料。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历代学人的考据、结合薛国故城内的狄庄和尤楼村南墓地屡屡发现铭有明确国族名称“薛”、甚至 “薛侯XX”(其中发现的“薛侯定”，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所记载的薛襄公)铭文的青铜器出土，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薛国故城东南角发现的小城就是妊姓薛国建筑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毁弃于战国早期的都城；目前仍然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大城则是战国早期偏晚阶段“齐灭薛”以后由田婴、田文父子增筑的田氏薛国之都。
薛，是一个土著的东夷古国。在薛国故城周围，分布着异常密集的古文化遗址，其时代自北辛文化(或更早)至商周时期，序列清楚、绵延不绝。深入剖析妊薛民族的发生、发展史, 对于深入理解和研究“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薛国故城周围聚落密布、等级分明、早晚期城址皆存的现象更是难得。同时，薛国故城内的商周文化遗址，层层叠压，期期相扣。每层文化层下，墓葬、灰坑等遗迹皆存，形成了清晰的商周陶器发展、断代序列。同时，薛国故城目前是我国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古城，其筑建结构清晰可明。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和布局的研究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薛国故城不仅对研究东夷古国史、中国建筑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对黄淮下游地区的商、周考古研究亦起着非常重要的标尺作用。
1988年薛国故城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鲁滕魏慎玉）薛国故城城墙滕国故城滕国故城在今滕州市市区西南约7公里处，南濒荆水，北望龙山。据郦道元《水经注》称，古“城周二十里，内有子城'现在城垣残迹依稀可寻，外城略成长方形，东西横陈，今仅东北隅尚存一“城角”。当地农民仍沿袭旧名，称城南角的田地为 “城外”，沿外城西墙南去，有段堑壕，群众称之为“西海子”，当是昔日的护城河部分。“子城”居于外城中部偏西南,略呈方形，周长四华里许。近百年来居民为抵御兵祸水患，在原城基上围土筑寨，使整个“子城”仍然形制完整,城墙高出地面3〜4米，城基宽处可达10米之多。墙项上遍植林木，绿树成荫。城内有东滕城村,村的周围是一片葱绿的农田。惟其东北隅有— 高台，俗称“文公台”，亦称“灵台”，相传是滕王寝宫的遗基。古台坐北朝南，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长约45米，高6〜7米。台上原有滕文公庙，后楼殿已毁。明代万历十三年修建真武庙，今尚存高台、吕祖庙、休息洞、左掖门等部分建筑物。该庙左掖门两侧镶有民国初年滕人以楷书砖刻门联，联语是:“古迹近荆流，曾向高台怀世子；遗封原叔绣，莫将飞阁误滕王。”联语文意是启不游人莫将飞阁误认为是滕王之阁，阁内本应崇祀滕文公却被奉祀玄武大帝，误即在此。台前两株古槐突兀，东西并峙,虬枝仰伸伏卧，绿叶茂密，配以殿宇楼阁蔚为壮观；台下且有一池绿波，粉荷映日，碧盘滚珠，鱼跃水面。传说池名“灵沼”，为滕文公所筑。《孟子.梁惠王上》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为灵沼。”《诗经•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政之。正日成之。塵(y5u)鹿濯濯，白鸟翯翯(nd)。王在灵沼，於籾（ren)鱼跃。”滕文公效法周文王，筑灵台，掘灵沼，取与民同滕文公台欢乐之意。1996年滕州市人民政府拨专款重修了“文公台”，加固了台基、殿阁，使“古台”更加壮丽美观。
“滕”作为“国”见于史籍。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初期。《史纪•陈杞世家》称:“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另据索隐，殷之世，有滕伯名文者，为滕君，世系无改。在殷商之世，“滕”已经成为古国，西周末年，武王克商之后，封其异母弟叔绣于滕，爵为侯，立为滕国。
滕国在周时期是个有名的小国。据《左传》称，它的疆域 “绝长补短方五十里”。但却因为它是周王姬姓的后裔，在诸侯国之间交往上很受人注目。春秋时，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春天，滕侯、薛侯都到鲁国去朝聘。两人为先后次序发生争执。薛侯认为他先受封，应当居长；滕侯却说，他是周之卜正，薛是庶姓,因此滕王可以居于后。鲁公便让自己的大臣出面调解，遂按照周族的规矩定异姓的薛为后。大概因为这个原故，滕国虽小居然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纷扰局面中得以相传 “三H世”,历时达700余年之久,直到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才被宋国所灭。
滕为宋所灭后不久，秦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废分封，设郡县，分天下三十六郡，置滕县，属薛郡。汉代改滕县为公邱县，“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封鲁恭子刘顺为公邱侯都此”。晋代因之，属鲁邵。元熙初(公元420年)刘宋代晋，废公邱。隋代改蕃县为滕县，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县至东移，古滕逐步为村落。在滕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是战国时期的滕文公。《古纪世本录》云:“定公薨,世子立，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V’滕文公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争霸的情况下，把滕国治理为“善国”，写下了滕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之所以获得“善国” 的美誉，主要是他不甘落后、争强图存、励精图治的结果。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就积极探索治国之道，利用一切机会请教富国之术。他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到滕国来，招待他住在“上馆”，向他请教治国方略。当时滕国处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受其威胁极大。孟子让他凿池筑城，加强防守，并提出 “行恒产世禄，明论学之法”，使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培养人才，实施“仁政”的主张，并且鼓励他说:“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文公讨教后,决定按照孟子的主张去做。礼贤纳士，实施仁政，远近都称滕文公为“贤君”、滕国为“善国”、行圣人之政。故名家、名人纷纷来滕定居。滕国一时名声大振，诸侯国莫不刮目相看，使滕国在列国纷争的局面下，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明代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在《过滕城》诗中,抒发了缅怀追念之情，诗云：齐楚今何在，滕犹旧国名。
浮云双战地，落曰一空城。
野旷犹堰井，山贫自不争。
遗编二策丰，终是鲁书生D近年来，人们对“滕国故城”进行了科学的钻探、发掘及保护工作。1997年滕州博物馆对“滕国故城”外城墙进行细致钻探，基本上搞清了城墙的方位、宽度及年代。进一步证明“滕国故城”外城略呈长方形，子城为方形，与历史资料相吻合。城墙的东北部现高出地面2〜3米，.西部在地面无存，南部压在子城城墙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1995年秋、2001年冬至2002年春对庄里西“滕国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西周、春秋、战国墓葬数座,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经考证均属于“滕国”之物。结合近年来在此出土的“滕侯鼎”、“滕公鬲，’、“滕公簋”、“滕皇编钟”等有铭文的珍贵文物。如“滕侯鼎”盖底对铭，铭文:“滕侯乍(作)宝尊彝”，1980年出土一套编钟共13只，钟上刻有铭文，说述了春秋末年滕国司马（古代官名）名 “楙”者，为祭祀滕悼公所铸造。另出土一套石编磬，亦为13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用石灰岩制成,经测定为十二音律乐器,音质清脆悦耳，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好的战国乐器之一。这些珍贵文物是史载滕国在此的有力佐证，为我们研究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昔曰的“善国”历经两千多年沧桑变化，而今已发展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滕州市。
滕国故城199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滕州市公布为历史教育基地及旅游胜地。
(张东峰)偪阳故城倡阳故城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润头集镇西南约5里处。南依群山，北靠候塘村，东有龙河古道，西邻城西村，城周长3293米，当地有“九里单八步”之传说。南北长,东西短，大体可呈长方形。城中西南隅有小山一座，俗呼为“米山”。西北部有一庄，名唤城里村。其余部分皆为农田。残墙北部较为明显，系清代咸丰年间，村民为避兵乱加高旧墙基，筑建倡阳圩，故而北墙现高地表4〜5米，底宽20余米。整个城基轮廓基本清晰可见。《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倡阳城在运河南，即左氏所谓‘城小而固’者也，城周十余里，中据土山，外建六门，东门外高冢累累，则传为倡阳君墓也。”故城内及城外东部，地面上散见许多陶器残片，多为豆、罐、盆、砖、瓦之类。有时还出现蚁鼻钱、铜剑、铜族、铜印等物，石器亦有发现。《峄县志》载:“峄地古陶颇多，而以倡阳砖为佳，其制古拙、无文。长有尺余，宽半之，质坚，重逾于金石，人得之以为砚、付手民治之，锋刃不能人也。”城南群山之阴，古墓成群，常有画像石出土。1980年，河南省固始县出土了一把青铜剑，有铭文七字:“鄱王悭自恸(作)承检。”经考证为春秋时期倡阳国之遗物。
据《读史方舆纪要》云:“峄县南五十里有倡阳城。”《峄县志》载:“倡阳，坛姓国，彭祖弟陆终第四子求言封此。”经文献考证，倡阳与大彭国有密切关系。《国语•郑语》载:“大彭，豕书为商伯矣。”韦昭注:“大彭，陆终第三子，曰篯，为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彭城是也。”由此可见，陆终第三子封大彭，四子封倡阳，两地相连，时代相同。
倡阳故城据《左传》载: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四月初，晋侯以霸主身份召鲁公、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郑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王寿梦于祖(今江苏省邳县西北），商讨联盟军政大事。晋国大将荀偃、士匄(g&)以倡阳国倾向楚国为理由,请求攻打倡阳，把它赠给宋国大夫向戍作封邑，借以打通攻楚的道路。晋国主将荀窑(ying)说，“倡阳城虽小,但却相当坚固，易守难攻。攻下来不算勇敢，攻不下来反被人耻笑。” 而荀偃等人坚决请求出战，并保证如不攻克愿受军令处置。于是十三国诸侯之师，战车辚辚，旌旗遮日，浩浩荡荡杀向倡阳。
襄公十年四月初九日，诸侯之师对倡阳城实施了包围，连续作战数日均未攻克。鲁国孟氏的家臣秦堇父，押送辎重车辆到达前线，倡阳人打开城楼的悬门，企图出兵夺取辎重,而诸侯的将士乘机攻入城内。倡阳守军急忙把内城悬门放下，打算堵截敌军分而歼之。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孔子之父)带领士兵刚要进攻，见悬门下降，急忙上前双手托住闸门，两臂支撑着千斤的压力，坚持把突入城内的将士安全撤出，转危为安。鲁将狄赓弥用大车轮蒙上皮甲作为盾牌，左手执盾，右手持戟，带领步兵自成一队，奋勇冲杀。因而,他们被称为“有力如虎”的勇士。
倡阳守军欲试敌军勇气，便将布匹从城墙上挂下来诱敌攀登。秦堇父扯布登城，刚接近城垛，守军将布割断，秦堇父跌落地上，守军又把布挂下，秦堇父苏醒过来重新上去，反复三次，守军表示钦佩，不再挂布。秦堇父这才退兵，把割断的布做成带子，在军中游行三天，以示其勇。倡阳军坚守城池，浴血奋战，英勇抗敌，使诸侯大军的进攻受挫，久攻不克，军心动摇。荀偃，士匄便向主将荀窑请示说: “雨季快到了，而倡阳久攻不下，再拖延下去，恐怕回师不便，请主将下令退兵吧! ”荀窑一听非常生气，拿起身边的弩机向他俩奶去，并说:“你们实现了当初的诺言再来跟我说话，再给你们七天的期限，攻不下城来要你们的脑袋!” 士匄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再提退兵之事,急忙重整旗鼓，准备再战。
五月初四日，荀偃、士匄率领步兵猛烈攻战，城上箭石如雨，城下杀声震天，诸侯大军轮番进攻，倡阳军浴血反击，又经过五天的激战，守军终因寡不敌众，于五月初八曰城池沦陷，倡阳国从此灭亡了。
倡阳灭亡之后，属于宋。楚灭宋后改倡阳为傅阳。秦代设傳阳县。及至晋代均因之,后废除。倡阳故城的年代当属周至晋。
倡阳故城1977年12月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郭永胜)昌虑故城昌虑故城，位于滕州市羊庄镇东南土城村。南临薛河，与陶山隔河相望，山清水秀,四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建城址极佳之地。据传说，昌虑城周十余里(史料中单位为古制，未作换算，下同），城墙高两丈五尺许，城壕深八尺余，城墙高出地面五尺，城墙顶端宽六尺，可行大车。城门楼高三丈四尺，砖石砌之，甚为坚固。北门城楼上有一砖刻横额，制作精细，刻有“昌虑”二字，每个字约0.6平方米，字大如斗，三里以外仍清晰可辨。
昌虑城始建于春秋时代，当时称为滥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古迹》载:“昌虑城，在县东南六十里，陶山北，亦曰‘滥城城周十里许，有子城。”《图经》又载:“滕，盖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国之地三矣，以今图按之，县治为小邾地，西南滕城为滕地，南薛城为薛地，而三国外，诸国地又多所分割，如东北瀞水合乡，东南昌虑，皆邾地也。”《封爵》再载:“小邾，曹姓，邾郏之后，夷父颜有功于周，周封其子友与于倪，为宋附庸，齐桓公霸，倪君从，晋爵为子，始列诸侯，谓之小邾子。鲁公七年,小邾来朝，始得王命；哀公四年，宋人执小邾子。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奔鲁，后为楚所灭。”《左传》载: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01年)，邾黑肱以滥来奔，即此。《中国地名大辞典》云:“滥”，春秋邾国邑城；杜预注:“滥”,西汉时东海郡昌虑县。从上所述，昌虑故城在东周时是小邾国的重要城邑“滥城”。
昌虑县城，汉承秦制，《汉书•地理志》载:“昌虑县故城在今蕃县(即滕县)。”《后汉书》载:“建安中，于此立昌虑有兰乡属东海郡。”《三国志》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分东海为昌虑郡，十一年割东海之戚县以益琅琊，省昌虑郡，并入东海。”《晋书•地理志》载:“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徐州分东海置兰陵郡，割东海之昌虑，合乡属之。”《续滕县志》载:“前汉，昌虑属东海郡，后汉昌虑分为东海郡徐州刺史部。三国时分东海为昌虑寻复省。晋属兰陵郡；刘宋因之。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省兰陵郡辖昌虑划归彭城郡。”据以上史料，昌虑故城东周时为小邾国滥邑，西汉时为郡或县，三国、晋、南朝刘宋、隋时为县，前后历经1000余年，均为行政所在地，唐代以后沦为农村。
据考古调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沿薛河徒步调查时就发现了昌虑故城的城墙残迹和早期文化遗址。遗址分布在土城村的东南和西南角的高地上，从河床北岸的断壁上发现有灰坑数个，内杂大量的灰土及陶片，特别是距地表0.8米的地方发现了陶制的下水管道，直径0.4米。地表散存着大汶口、龙山、商周及两汉时期的陶片，汉代居多。还发现了成堆的残碎的汉代筒瓦、板瓦的遗存。在村庄的东南角和村后暴露的汉代城墙的墙基200余米，夯层清楚，每层在20厘米左右。经初步分析，该城墙痕迹应为子城之墙基。在东于村的东边发现了一处面积200X300平方米的冶铁遗址。群众称之为“铁炉口”，残存有木炭块、灰烬、铁肩等，据考证为汉代冶铁遗址，应与昌虑城的兴衰有关。土城村的遗址和城墙残段遗址，虽未经正式的考古发掘，但从历年来的考古调查和采集的标本来分析，它与古文献上记载的昌虑故城的地望是相互一致的。昌虑故城又是兵家战略要地。据《续滕县志》金石录载有 “汉寿亭侯”铜质龟纽印章一枚，言出于昌虑故城中。据此，二国时关羽曾在徐州作战，徐距此地百里之余，关在此屯兵，遗有此印也是可能的。《续滕县志》兵事载:“后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秀兵进湖陵征董宪，又幸蕃，遂攻董宪于昌虑，大破之。”《方舆纪要》载:“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恒和侵魏，从究州进屯孤山，（《魏志》云昌虑县有孤山），被魏将樊鲁击破之。”又载:“后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尉迟举兵相州、徐州，将席卷日比邻，罗应之军于蕃城攻陷昌虑。”再载:“隋大业十年 (公元614年）,彭城留守董纯，大败张大虎于昌虑。”昌虑故城历经千年沧桑，已荡然无存，但遗址尚在，有迹可寻。对研究本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昌虑故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庆峰王峰)承县故城承县故城坐落在今峄城西一里，古邑八景之一“承水环烟” 的西畔。《古今地名大辞典》云:承(承)水源出山东峄县北车稍谷，曰沧浪渊，南流会许池(即十里泉)水，南迳县城西，折东流至县东南入运河。汉置承县于此，以承水所经而得名。
承县故城，地理优越，青檀、仙坛二山夹峙，承水清流一曲贯穿。故城东北之仙坛山，又名凤麓山,明代洪武年间因在山南建先农、社稷二坛而得名。其山雄秀巍峨，每当晨初,朝霞初上，晨雾莽莽，浮翠欲滴，雨余雪后，岚光映日，金碧层层，城郭如画。山下村落竹树围映，炊烟袅袅，故称古邑八景之首，名曰 “仙坛晓翠”。故城东之承水，沿古峄城西墙湍流南下,粼粼碧水，银浪层层,浮起腾腾烟波，环绕雄伟高耸的古峄西门城楼，故又成邑景，曰“承水环烟”。水上建有孺子桥，东西横跨，青石砌成，创始无考，明清后业经维修。桥东直达西门；桥西古庙数座，碑竭林立，今已无存。故城西之青檀山，因多植青檀而得名。山下建有青檀寺、岳飞养眼楼。这里清幽静溫，风景宜人，古八景称之为“青檀秋色”。故城南部有一古代遗址，相传为隋初鄯州故城，因紧依承水，终年冲刷，遗迹所存无几，仅地面散见砖瓦陶器残片别无他存。
故城四周墙基已夷为平地，从迹象观察，北墙位于今岳台子村北一线，徐楼村居于城内东南隅。故城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250米。西北角残存土墙一段，高约4米，东西长约15米,底宽约3米，系黄土穷筑而成，显系城墙之遗迹。故城地面上散见一些陶器残片，西南部堆积尤多，有瓦片、鬲足、豆把、罐片等。近年来，在故城周围曾出土了一些历史文物，1988年在故城东治理大沙河时，出土了一批周代青铜器铜壶、铜鼎以及汉代陶器等。在附近的东西山侧，古墓成群，常有汉画像石及汉代陶器出土。
承县故城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据史籍《汉书•地理志》记载:承县，西汉高帝时所建，隶属东海郡(郡治所在地郯)。《寰宇记》云:“前承县理此。”今峄西500米，即汉承县古城。《峄县志•古迹考》载:晋以后兰陵郡或理今州或理鄯，此城自为承，宋始移治承水东焉。承县之名始自西汉(王莽时一度改名为承治县），历经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诸朝。至金代兴定年间建立峄州、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 峄州降州为县，自此峄县之名始出。
多少年来，民间流行着“峄州三迁”的传说，实际上就是承县、峄州、峄县三个时期。西汉建立承城历经千余年之久，至宋代方迁至承水东畔建立新城，仍为承。金代兴定年间在此建峄州，峄州城北枕仙坛山，西临承河水，历经沧桑之变，现城基已荡然无存，从迹象观察，四周轮廓尚可分辨，北墙在今峄城北关外约300米，从旧兴国寺(已废)旁贯穿，小东庄居于东墙中部，南墙在今南关东西一线,周长约4000米，城墙均系黄土夯筑而成。明代洪武二年降州为县，遂在旧州城西南隅筑建峄县土城。城周四里，高一丈五尺，厚一丈。有四门:东为兴贤门，西为迎恩门，南为望仙门，北为近圣门。成化二十二年（公元 I486年)知县毛凤鸣始将土墙增筑砖石。以后历经200余年，至清代乾隆年间，方才陆续完善了城墙建筑。增修四门城楼，女墙垛口，并在南门城楼供奉关圣神位，祭祀香火。至此，峄县城雄伟坚固，四门城楼高耸，飞檐陡脊，角铃叮当，甚为壮观。
而今，古城虽已无存，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街道纵横, 商店云集；高楼林立，鱗次栉比；绿树成阴，花团锦簇；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承县故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郭永胜）南常故城南常故城位于薛城区南常乡南常村村北。此故城，一说是建阳城，一说是建陵城。
故城坐落在凤凰山之阳的一片平原地带上。凤凰山亦名朝阳山，山势连绵数里，上有三峰高低相错，其间有巨石参差，状如大鹏振翅，俯敵南望故城大地。北麓有玉华泉，西麓有凉泉，二泉之水合流绕山三面，又南流经故城东侧转向西南流入漕河。东峰下有朝阳洞，相传洞前出云即为雨天。往年天旱时，山下村民携带清酒素供前往祈雨。故城东有老鸹山，山西侧有元代广威将军同知峄州军事周忠及其子武节将军兼邳州节度副使周瑞昌的墓葬。故城东南隅一寺院曰“三清观”，为元代至元年间邑人周忠所建，今已倾圮。
环步绕故城一周，东西长约550米，南北宽约M0米，略呈长方形。现东墙北部残存一段土壞，其余已夷为平地。故城东北隅，沿东墙基向北延伸出一个南北约80米、东西约100米的突出部分，俗传为“北门”，亦称“瓮上”,经现场勘测似为“瓮城”。从地面上可以搜集到东周时期的器物残片，有陶拍、罐口、鬲足、豆柄等。多为夹砂或夹蚌片之灰陶、饰绳纹、弦纹等。故城范围内，曾出土过西汉时期的石质半两钱范，战国时期的楚国币(即蚁鼻钱)等。附近的山傍，古墓颇多，经常有画像石刻出土。发现了逾两千年之久而完整无锈的汉代环首铁刀，有刻工简练、造型浑厚朴素的汉代石羊，还出土了一大批陶器有鬲、豆、鼎、壶、罐等，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关于南常故城的历史名称，久有争议，有“建陵”、“建阳”两说，现从古籍资料对照，略作如下考证：《峄县志•古迹考》记载说:“建陵城在县西四十五里，白茅山之阳。汉卫馆封建陵侯，即此。”但是这种说法与文献记载不符。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是:“沭水，一渎南迳建陵县故城东，汉景帝八年(公元前149年)封卫绾为侯国。”另据《地名大辞典》载:“建陵县，汉侯国，后汉省，故城在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所标出的汉建陵县位置与《地名大辞典》的记载相同。由此可见，南常故城即建陵故城的说法显系不当。
《诗经•鲁颂》有这样一段记载:“居常与许。”东汉古文经学大家郑玄注释曰:“常，或作尝，在薛之南。”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可以查见春秋时期“常”的地理位置即今南常故城附近。由此可见，南常故城可视为春秋时期的常(尝）邑。从地名上看，故城南、北部有南常、前后北常等村，皆以此城位置而定，亦可说明了“常”在当地的地理概念上已有了很久的历史。
南常故城《续山东考古录》关于建阳故城的记载是:“建阳县城在 (县)西微北四十五里，俗称‘建陵城’。”《地名大辞典》曰：“建阳县，汉侯国,后汉省，故城在今峄县西。”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建阳城的位置相同。因此，此城应是西汉时期建阳县城所在地。
综上所述，南常故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古“常”邑的所在地，迨及西汉，又在这里建立了建阳县城。至于建陵故城一说，与文献记载、地理位置不符，仅是俗传而已。不过，久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研究的必要。
南常故城1980年9月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张莺燕）阴平故城《峄县志•古迹考》记载:“阴平城，县西南三十里。汉阴平县，属东海郡。”故城坐落在群山之阳的一片开阔地带上，今为峄城区阴平镇。它历经沧桑，越两千余年，虽城基无存，而其名却延续至今。
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时代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二月封楚孝王之子为阴平侯。《汉书•地理志》载:阴平，侯国，属东海郡。东汉时，有汝南汝阳人袁安，字邵公，明帝年间，举孝廉，任阴平长，后拜楚郡太守，累迁太仆，司空、司徒等职，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名人。西晋惠帝时期永宁九年(公元301年），卫毅因征讨有功被封为阴平公。综上所述,阴平故城的年代当始于西汉时代。
故城西北隅，残存一土墩，系黄土夯筑而成，似为城墙遗迹，残高数米。站立墩顶，极目北眺，只见数里之外群山连绵, 巅峰相错，东西蜿蜒不断，南北逶迤起伏，气势磅礴，雄伟壮丽。
《峄县志•山川考》载:又南迤西二十里有白草山、文峰山 (又名刺天峰)、铁角山(亦名寨山），三山联成一体，自北部诸山迤逦而来，崇岗巨岭，势如长蛇，首尾连绵数十里。其外悬崖数百丈，犹如城堑，四面皆山石嶙峋，又如城堞。其西南有三峰突起，耸入云霄，则为铁角山正顶，俗名上寨。转向西部，斗落数十丈，岩石仅宽二三尺，其下为绝涧，俗名北城楼。再西又一峰，奋迅而起，嵯峨北向与马头、桃花诸峰拱揖相对，俗名为二寨。其北连峰数里，悬崖陡壁，即是白草山。转向东南,一峰耸入云端，则是刺天峰。峰下南麓数里，即阴平故城。源于黄山前的马跑泉，刺天峰下的老龙潭二水相汇而成的阴平河经故城东侧滚滚而下。
故城遗址今已夷为平地，从地面迹象上观测，城址在今阴平镇西部一带。东西约长600米，南北宽约500米。残存的土墩内尚能分辨出夹杂汉代陶片的夯土层。地面上散存着大量的灰色绳纹陶片，多为板瓦、瓦当等，显系汉代建筑遗存。历年来，这里不断出土过汉代半两钱、五株钱、还有楚国蚁鼻钱等古币。据当地老人们回忆，故城内曾发现过古井数眼。还出土过有汉代特点带“流斗”的石磨等文物。
故城东有石羊村，村旁有一石羊，长110厘米，高厘米, 呈卧伏状，造型古朴浑厚，雕刻手法简练，从风格上来看，与陕西省兴平县西汉霍去病墓前石羊形状基本相似，此羊显系汉代之遗物，其村亦因此石羊而得名。故城南曾发现一陶井，井圈自下而上直径逐节递减，口细底粗套砌而成，此为典型的汉代7j<井造砌形式。沿故城周围附近的村庄，经常发现汉代古墓及画像石刻。1982年曾出土了一座陶楼，高约47厘米，三层，底部有基座，两侧有梯，顶部有四柱飞檐，造型别致美观，反映了汉代建筑的风格特点。
(文光张莺燕）安阳故城从部j：乌镇北行数里，有南北一线三个村庄。名曰南安阳、中安阳、北安阳,再北一片台型高地上，有一处故城遗址，即安阳故城。故城北面群山重叠，连绵不断。《峄县志•山川考》记载曰:“(县)又西五十里曰安阳山，其前有安阳城遗址，迤东为羊栏山,是多银，麓有二洞，相传为昔人开采处。”东部连接上庄山，亦名西暨山口，旧时这里是南北孔道，其上有村落，山民多植山果杂树，每逢深秋，果实累累，挂满枝头，枫叶满山，一片映江，清幽静谧，风景宜人。东北数里有黄鹭山，山西侧有一大浴，俗称公狼峪，过去常有狼群出没。山后面又一小山，名曰横梁润，涧中巨石层叠，狼牙交错。
故城地处台型高地，四面墙基清晰可见，东、西、南三面尤为明显,有的地段竟高出地表4〜5米，均系黄土夯筑而成。城周长约1000米，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故城内，地面上散见 i午多陶器残片，有灰陶、红陶，而灰陶居多。可辨器型有鬲足、豆柄、筒瓦、板瓦、花纹砖等，还曾发现战国蚁鼻钱等。尚未发现完整器物出土。
安阳故城根据古籍记载:安阳故城即西汉时期的新阳县城。汉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五月，封鲁顷王之子刘永为新阳侯。如《续山东考古录》曰:“新阳县故城在(县)西北四十里，今安阳城。”《汉书•地理志》载:新阳，侯国，隶属东海郡。《峄县志• 疆域考》载:新阳国，鸿嘉二年封，故城在西北四十里，今安阳城。《中国历史地图集》从其说，所标西汉之新阳国地理位置与上述记载相符合。因此，此城应为西汉新阳县(侯国)所建，后汉时国除。
故城附近文物古迹颇多，西北不远有墓山。《峄县志•山川考》又载:“墓山山势圆峻，麓多古冢，累累如土埠。间有陷者,墓内长廊曲室，皆凿石为之，刻画精丽。再进，曲折旁达，窈黑不见物，探者怖而返。殆昔显者之墓也。”历年来，这里常有文物出土，发现有汉代铜盘、铜薰、陶楼、陶壶等器物及刻有建筑、人物等花纹的画像石刻。这是一处较大的汉代墓群，从周围环境观察分析，似与故城有密切关系，可能为故城的墓地。
安阳故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郭永胜)
北辛遗址是196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在原滕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采集到一批和大汶口文化风格不同的陶片，推测其年代可能要早于大汶口文化。在19冗年秋至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与滕州市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清理了一批灰坑、窖穴、墓葬,发掘面积共计2583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角器。经碳-14测定为距今7300〜6300年左右，大约延续了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是大汶口文化的源头，北辛遗址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被命名为“北辛文化”。
北辛遗址的石器种类很多，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制作虽较简单，但器形相当规整，有斧、铲、刀、敲砸器和盘状器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成梯形、横剖面为扁椭圆形的石斧，用于砍伐树木或开垦耕地，是一种用途较广泛的工具。磨制石器通体磨光，制作比较精制，有铲、刀、镰、斧、锛、凿、磨盘、磨棒、磨饼、杵和匕首等。磨制石器中铲的数量最多，形状各异。石f器形较大，以矽质灰岩为主要石材，质地较软，容易打磨，这种石铲安柄后成为一种翻土工具，有的刃部长有约7厘米的纵直磨痕，说明这时期的翻土深度还是相当浅的。从遗址中发现的一些由残石铲改制的石器，可知当时的人们很珍惜磨制石器，努力做到物尽其用。加工粮食的工具有磨盘、磨棒、磨饼,这里的磨盘为圆角长方形或鞋底形，还有长三角形，以后者居多，下部有矮足的磨盘甚为罕见，仅发现一件。另外，还发现了翻松土地用的工具鹿角锄。从这些遗物中可以看出7000年前的先民在原始农业生产劳动中，已经创造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耕耘、播种、收割、脱粒等工具，说明当时的原始农业初具规模，已经进入锄耕阶段。在一些陶钵的底部，还发现有粟糠的遗迹，充分说明了农业生产是他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定居生活得以巩固的重要保障。
其他出土的生产工具也颇丰富，如骨器、角器、牙器还有蚌器，制作精致，形式复杂,制作过程一般经过截、劈、削、刮等方法制成器物雏形，最后打磨表面。器形除镞、鱼镖、鹿角锄、蚌铲、蛑镰等与农业、渔猎有关的器物外，还有凿、锥、匕、针、笄、梭形器等。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只靠农业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还要靠狩猎、捕捞、采集来补充食物，这些生存手段也是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
北辛遗址北辛时期，手工业生产开始萌芽，出土的器物中以陶器最具代表性。北辛文化的陶器均为手制，多为黄褐色或红褐色的夹砂陶，泥质陶较少，一般为红色。夹砂陶多为在粘土中夹细砂，少数掺碎蚌片，能降低陶坯的变形与破裂。因此，夹砂陶器又常用作炊具，种类主要有鼎、釜、深腹画底罐、小口罐、钵、碗、盆、盘、壶和支座等。大的陶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形不甚规整，手制痕迹比较明显。制陶工艺尚处在原始阶段，陶器的形制与装饰花纹集中体现了北辛文化时期的造型艺术，陶器的纹饰有堆纹、篦纹、乳钉纹、压划纹、指甲纹、锥刺纹、席纹等。其中的盖鼎、指甲印纹钵和红顶鉢为北辛文化的典型器物。
纺织、缝纽和制骨等手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在一些陶器的底部清晰地印下了规整的席纹，主要采用一经一纬的人字形编织法，还有的多经多纬，原始的编织已经出现。纺轮及网坠的发现，证明当时人们已学会了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为原料进行纺线和织网，证明还存在纺织这类家庭副业。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针，这些骨针磨制精细，尾部有穿孔，说明人们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细的纤维给自己缝缀简单的衣着，可以说北辛人已进入穿衣阶段。
此外，不止一次地发现了成堆的动物头骨，经鉴定是“家猪型”成年猪，同时还发现了狗、鸡等动物遗骸，由此可见北辛遗址先民开拓了养殖业。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需要粮食加工后，产生的糠皮作为饲料，反映了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家猪饲养业也兴旺起来。
北辛文化墓葬发现很少，婴儿使用瓮棺葬,瓮棺葬用两件相对的深腹圜底罐或鼎为葬具，掩埋在居住区的附近或房基下面。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亦盛行这种瓮棺葬，有的还在葬具的一端凿一个小孔，意思是可以让孩子的灵魂自由出入。成人葬式为仰身直肢，少数墓有一两件随葬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水平的低下和物质生活的贫乏。
北辛文化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包括了山东大部分地区，还有江苏淮北地区，甚至河北等地都有同时期的遗存。1992年，北辛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官桥镇政府于1992•年3月在遗址处建起了 “北辛文化”遗址纪念碑亭。
(潘晓庆）岗上遗址岗上遗址因分布在滕州市东沙河镇岗上村而得名。遗址位于岗上村东，北留路北侧，地理环境属于低缓丘陵地带。岗上遗址是1956年6月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1961年夏，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风貌，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进行发掘。遗址位于村东隆起的高地上，当地群众呼其地曰“桃行”，其余部紧靠激（hu6)河，水自南向北折向西流淌。岗上遗址与山亭区徐时村遗址隔河相望,遗址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00米，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从河岸西侧的断崖上观察土层中暴露出大量灰层堆积,并夹杂着许多红烧土粒，人骨、兽骨、陶器残片等。遗址遭受严重破坏，在中心部开掘了一条东西向水渠，破土时发现了许多完整的人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松绿石等文物，其中一件人面纹玉饰特别精致，其长3厘米，宽3.6厘米，用阴线刻画人面轮廓和椭圆形眼眶，眶内刻短线表示眼睛，三角形鼻、口用短横线表示，人面神情含蓄恬静，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这件人面纹玉饰，为研究史前雕刻艺术，探索东夷部族的原始宗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在这个发掘过程中，历时半月，共清理墓葬8座，灰坑1个，开凿探沟1条，获得文物、标本100余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此处遗址的年代，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并含有龙山、商周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6000〜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约2000年。
岗上遗址经考古专家的发掘、研究，其社会关系是母系氏族社会转至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婚姻关系，它已由族外群婚发展到对偶婚。对偶婚的出现，促使了母权制的瓦解、父权制的产生。父系制的确立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均有很大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量财富集中到男子手中，血统按父系计算。
岗上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仍占主要地位，农具较前有了很大进步，农作物的种类也有了增加，畜牧业相当发达，饲养的动物种类和数量增多;手工业已成为独立的部门，制陶技术使用了轮制;陶器有夹砂陶和泥制陶两种，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除了红陶外，还有较多灰陶、黑陶、白陶等,素面陶大部分经过打磨，陶器装饰的显著特点是出现镂孔，这种技法主要见于豆和高柄杯。从征集的骨针和陶纺轮可以看出，原始手工业已有了发展，使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缝制衣着己成为可能。
岗上遗址延续2000多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先民们创造了人类的原始文明，岗上遗址上迄北辛文化，活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续至龙山文化，直至到阶级社会，它对研究滕州原始社会的晚期诸文化发展序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研究价值。
岗上遗址，1997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晶）西康留遗址西康留遗址位于滕州市南部约20公里的官桥镇境内，其遗址所处为滕州城东南部丘陵与西部平原地区的交接地带。其南邻薛河故道，西邻小魏河，而两河又在遗址西南交汇。由两河冲积而形成的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适宜古代农耕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西康留遗址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接壤，羊 (庄)一官(桥)公路在遗址中部东西向穿过。西康留遗址为平原地区常见的河旁高地遗址。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当时由于该遗址保存情况较好，故划定的遗址范围较小，不足10000平方米。1992年春季为配合滕州市南部改造调水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勘探。该遗址实际分布面积为550X500平方米;同时在遗址的西部、小魏河东岸河崖上的大汶口文化地层中发现有夯土块等重要现象，当即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又在遗址中、北部开挖探方4个，发掘面积100平方米。
1992年的发掘发现西康留遗址的地层堆积共分6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近代搅乱层，出土有少量近代瓷片以及绳纹灰陶片、板瓦、鼎足等遗物。第三层为汉代文化层，其内含有少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细砂等，出土较多的板瓦、筒瓦、罐口等遗物。第四层为大汶口晚期文化层，出土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灰褐及黑灰陶为次;纹饰以素面为主，篮纹为次。此外尚有少量绳纹、刻画纹等。器形有鼎、鬵（gu0、器盖等。第五层为大汶口晚期文化层，出土遗物基本同第四层。第六层亦为大汶口晚期文化层，黄褐土，结构紧密，内含少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等。出土遗物基本同上。第六层以下为生土。西康留遗址的总文化层厚度约在3米。
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墓葬、夯土遗迹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灰坑均开口于第五层下，多为圆形坑,亦有椭圆形坑。第11号坑底置放未成年人骨骼一具，仰身直肢，股骨中段以下被夯土遗迹破坏，未发现葬具及随葬品，似为非正常原因死亡而被弃置者。墓葬发现17座，其中11座为3层下开口的汉代石椁墓，6座为5层下开口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未成年人的瓮棺葬。即以1件绳纹深腹罐或2件深腹罐、1件深腹盆打碎后铺盖在尸身上下以为葬具。除发现15号墓颈部饰有一串骨珠外，其他均未发现随葬品以及木质葬具。这应该是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之一。另外，在水渠修建过程中，民工在遗址西部破坏了一批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也及时对其进行了调查和采集。仅一座墓葬采集复原陶器就达100余件，其中瓶复原47件，各种器盖复原59件，不能复原者尚有20余件。而且陶器上多饰彩绘，发现的有红、白、绿3种颜色。这应是一座有着较高规格的大墓。大汶口文化的夯土遗迹发现在第五层下，保存厚度为1〜2.5米。夯土质量有好有坏,有的夯层紧密，夯砸结实，非常明显;有的夯土疏松，分辨困难。夯层厚薄不均。
1994年对西康留遗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和勘探。就是这一次钻探，终于揭开了1992年发现的夯土遗迹的真面目。在遗址的中南部发现了可能为夯土城墙的遗迹一处。夯土墙外有壕沟，沟内有淤土、小螺丝壳等特征性遗物。199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京福高速公路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在西康留遗址东南角和中东部分别发掘出夯土建筑台基等重要遗迹多处。同时在遗址西部发现了北辛文化的地层和遗迹，丰富了西康留遗址的文化内涵。以上叙述充分证明，西康留遗址是海岱文化区极其重要的一处北辛一大汉口文化遗址。由于它位于土生土长的夏商古国——妊姓薛国的历史演进区域之内，其一脉相承的古文化序列，特别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正确理解和解读苏秉琦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学术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西康留遗址，1993年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孙开玉）前掌大遗址前掌大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村周围，距市区约25公里。遗址位于滕州市南部薛河中游地区。其东约3公里即为山间丘陵地带，其西为广袤的滕西平原。遗址东邻薛河，西邻小魏河，处于两河交汇处的河旁高地之上。其西约300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遗址。
前掌大遗址是1964年春季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此后经历年调查，将前掌大遗址初步划定为互不牵涉的3个遗址，即河崖头、陆家陵、南岗子3处。1999年6月，滕州市博物馆对该遗址的分布范围进行了勘探，钻探结果显示为:东西宽约n00米、南北长约2250米，总面积约为250余万平方米。
前掌大遗址可以分为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两部分：一、 居住遗址:其时代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分布面积较墓葬区稍小，大致在南北长约2250米、东西宽约850米，总面积约为200万平方米，呈南北向不规则的长方形。从初步钻探情况分析，整个居住遗址约分为4块重点区域,其间均有厚薄不一的文化层相连接。其北部为“河崖头”区，西部为“陆家陵”区，东南部为“于屯”区，中部为“南岗子”区。
根据发掘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目前发表的惟一资料显示，村北“河崖头”居住区的地层堆积可分3层:“第一层为农耕土层。第二层多为扰乱层，部分地块保留有战国文化层。第三层为商代中、晚期文化层。仅台地西侧北端边缘有一层龙山文化堆积。在清理生土层时，意外获得一些细石器，看来有些地区的生土层与远古人类活动仍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发掘面积的限制和发掘关注点的缘故，目前在村北 “河崖头”居住区仅发现“有一条南北向的商代沟壕，仅清理出部分段落，是否为墓地的防护设施，尚难以下结论”。对于村南 “南岗子”居住区的情况，仅知“村南3次发掘面积亦有3000平方米，清理有商周之际的居住遗址、沟壕、夯土台、灰坑以及水井、祭祀设施、车马坑、殉马牛坑、墓葬近70座(实际墓葬数量要远远多于此数——本文笔者注)”。
二、 墓葬遗址。其时代比较单纯’为西周初年至西周棚。其分布面积较大，最少不小于250万平方米。目前经过正式发掘可以基本确定的墓区有4个，分别为“河崖头”墓区;“南岗子”墓区;村前东南两个墓区(也可能为一个)。至于“南岗子” 墓区南部，“陆家林”及其南部;甚至于更西南部，于屯村周围及其南部等区域，由于未进行科学发掘，暂时还木能确定是否也存在单独的墓区。但从目前的零星发现分析，这些地域很可能也存在着单独墓区。
村北“河崖头”墓地发掘工作进行的最早，墓地布局、墓葬结构也了解的相对比较清楚。其整个墓地布局严谨、座座墓葬排列有序:中字型大墓南北向纵列在两条中轴线上，两侧横排的多为甲字型大墓。中小型墓葬错落其间，很少有叠压和打破现象。如此整齐划一、秩序井然的墓地布局，目前在全国商周时期的墓葬发掘中是比较少见的，进而说明前掌大商周墓地事先经过了精心勘察、统一规划。村北“河崖头”墓地的墓葬形制有大、中、小3类:大型者为有南北墓道，即所谓“中字型”墓葬，墓口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中型为带有南墓道者，即所谓“甲字型”墓葬，墓葬面积在数十平方米;小型者无墓道，即所谓“口字型”墓葬，墓葬面积一般在10平方米以下。所有形制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多数有二层台及腰坑，填土多为逐层夯筑。少数墓葬地面及室、道里挖槽并留有柱洞、础石等遗迹，表明墓葬上曾设置有建筑物。前掌大墓地中墓上建筑的发现为全国第一次，意义非常重大。实为后世墓前建筑——享堂设施之滥輪。村北“河崖头”墓地发现的墓葬多数已遭盗掘，但仍然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各类随葬品，计有青铜礼器，如鼎、簋、澤(ji6)、盎 (1"16)、營(丨6丨)、卣、壶、觯试丨)、盘、觚、爵、角、尊等。多数铜器有单铭“史”字，个别铜器有长铭。其他铜器有斧、镑、削、刀、戈、矛、弓形器、胄、车马器等等。陶器有鬲、罐、罌、壶、豆、盂等等。玉器数量相当可观，除璧、璜、珠、管饰外，其他多为动物形象饰品，如鹿、楽、鸟、蜂、幢螂、鱼、龟、兔、虎等等。此外漆器也是流行的随葬品，有镶嵌蚌饰的漆牌、漆盘、漆豆、漆罌等。蚌器也较普遍，除蚌鱼、蚌器外，主要以蚌泡、各种形式的蚌片为材料镶嵌在漆牌、漆器之上。另外有绿松石、骨器、石器、玛瑞、水晶饰品及各种贝类等。
前掌大遗址的南部，墓葬分布面积更为广泛，似乎存在多处“族墓地”。每处墓地的墓葬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又以“南岗子”墓地规格最高。该墓地南面分布有祭祀坑，坑内分别埋有人、狗、猪、牛等动物，还有可能为享堂性质的夯土台基等重要的遗迹现象。但至今未在前掌大村南墓地中发现一座带墓道的墓葬，因此整个前掌大村南墓地规格应该低于村北的“河崖头”墓葬区。
村南南岗子墓地是1994年开始发掘的，这里的墓葬保存基本完好。发现的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以中、小“口字型”墓为主。墓葬一般长1〜4米、宽0.8〜3米，深1〜4米不等。多数设有二层台、腰坑以及边箱、头箱之类的器物箱结构。这里出土的随葬器物如青铜器、陶器、玉器以及其他器类基本同于村北“河崖头”墓地，时代也基本一致。村南南岗子墓地和村南其他墓地与村北“河崖头”墓地的惟一区别就在于墓葬规格的不同。村北“河崖头”墓地为一方诸侯及其与之有着极其亲密血缘关系的王室成员和其妻妾死后葬埋之地;而村南各墓地则是与当政王室或为疏远之血亲或有旁系之血缘或为异姓之贵族所设立的墓地。
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墓主身份的高低、贵贱，主要依据其墓葬的大小以及随葬青铜礼器的多寡来区别。一般情况下，墓葬的大小与随葬青铜礼器与否和多寡是成正比的。这在接受外来文明化程度较高的前掌大村北河崖头墓地也能看出端倪。然而，在前掌大村南南岗子墓地以及村南其他各墓地中，我们发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谨严。如1994年发掘的11、18号墓、1998年发掘的119号墓的口面积分别为7.64、7.59、7.718平方米。其随葬的青铜礼器分别为30余件、13件和14件;随葬的精美玉器都在数十件以上。而1998年我们在村南南岗子墓地发掘的7号墓，面积有8.2平方米，却仅仅随葬质地非常低劣的铜觚、爵各1件;9号墓面积有6.63平方米，未随葬一件铜器。另外还有若干座与这两座墓情况一致的墓葬，因故未能发掘。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该墓地数年的发掘中，曾许多次在面积不足3平方米的小墓中出土多件精美的青铜礼器和大批质地、工艺绝佳的玉器。如1994年发掘的13号墓仅2.97平方米，竟出土青铜鼎、尊、觚、爵、觯以及精美玉器10余件。再如我们2001年在村东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该墓地中墓室面积较大的几座墓，如306、308、309号墓,其墓室面积分别为6.3、6.11、6.4平方米。虽然306号墓随葬有青铜觚、爵各1件;308、309号墓也分别随葬有鼎、簋、尊、提梁卣、觚、爵等。但这些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铸造非常低劣，器壁轻薄，纹饰不清。玉器上仅该墓地规格最高的309号墓出土了璧、璜各1件，且玉质低劣、素面。总之，这里出土的无论铜器、玉器，都与南岗子墓地所出有着天壤之别。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前掌大村南这批中小型墓葬在埋葬制度上是不循“殷礼”的，它有着自己独特的葬制。通过数年来的发掘证实，凡随葬有青铜礼器、精美玉器的墓葬，其棺内铺撒的朱砂必定丰厚。也就是说，凡是棺内朱砂厚度超过0.6厘米以上者，勿论墓葬大小，肯定随葬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和玉器。一般情况下，朱砂愈厚，墓葬愈大，随葬的青铜礼器也愈多，玉器也愈精美，预示着墓主的身份也愈高。反之，朱砂若薄，即使墓葬面积较大，也罕见贵重礼器随葬。
前掌大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是相当复杂而多源的。首先它透析出的商文化气息是异常浓烈的。殉狗、葬龟、腰坑等等葬俗与殷商腹地的葬制完全相同。出土的铜、玉、骨以及部分与殷墟出土物相同或相近的陶器，无论从器形、纹饰还是琢制工艺都呈现出典型的商文化风格。陶器中数量较多的仿铜的罌(阁)、瓿、罐等虽然与中原地区目前出土的同期资料相比，尚有些微差别，但其盛行的绳纹、弦纹、简化兽面纹、圆饼饰以及各种几何形刻画纹饰，却都是不折不扣的典型商文化风格。另外，还有诸如绳纹鬲等等一些受到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商式变体器物。其次，当地文化因素。在前掌大村南墓地的多数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破碎且散乱。根据我们的清理结果分析, 均系自上而下的抛掷所形成。这种特殊的葬俗，为中原及周边地区所罕见。另外以蚶壳作棺饰，较多的使用蚌器，盛行蚌片镶嵌的漆牌饰，数见随葬成千上万枚穿孔小螺壳以及陶器中流行的内沿微敛的风格，带鋈广肩瘪裆鬲，长方口异形陶罐，敞口、斜颈、肩腹饰多种复合纹饰的陶暴，小口、束颈、大袋足外撇的红褐陶鬲、筒形壶、细绳纹带鎏鼓腹鬲、鬲形盡、颇具大汶口文化遗风的薄胎黑陶壶、附加护耳的兽面铜胄等等，均不见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显现出浓烈的地方特色。其三，东夷文化因素。前掌大村南墓地中许多较高规格的墓葬，除随葬大量青铜礼器外，又随葬了大量的陶器，这在中原地区是不多见的。而与山东青州苏埠屯墓地的情况比较类似。还有诸如陶圈足盡、簋形器以及鬲形盡的鬲体部分等也与苏埠屯墓地的同类器一致。显然，这些并非前掌大遗址所独有的东方文化因素，应属大东夷文化的范畴。其四，南方文化因素。在前掌大村南墓地较高规格的墓葬中，普遍随葬印纹硬陶及原始青瓷器。这些器物的形制、纹饰与典型的商文化及当地文化都有着较大的差别，而与东南沿海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纹饰中的方格纹、锯齿状堆纹、S纹、云雷纹等几何形印纹，1998年发掘3号墓的硬陶盂、4号墓的青瓷罌等，在江西吴城遗址及其它“南方印纹陶文化”遗址、墓葬中都普遍存在。同时由于地缘关系，前掌大遗址的先民们也受到来自江淮地区商周时期文化的影响，如4号墓的鬲形盡、2号墓的算珠形纺轮等。
关于前掌大遗址村北、村南墓葬的时代，我们通过对数次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将这些墓葬分为时代相系的3组：(一）A组墓葬应为殷墟四期文化晚段，绝对年代相当于殷商帝辛晚期。（二）B组的时代晚于A组，已经进入西周纪年,绝对年代应在西周成王前期。（三）C组的时代在西周早期，绝对年代应在西周成王晚年或康王阶段。同时我们考虑到这三组墓葬中共存率较高的陶器形式复杂、变化微妙，实际分期的意义较小。同时考虑到商末周初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在西周早期殷遗民仍然完好地保留着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对毗邻的薛国故城遗址多年来的发掘、思考，我们也不否认这些墓葬或者都应处在西周纪年之内的可能。
前掌大遗址是黄淮地区的一处非常重要的商周方国遗址。其遗址分布面积之大、墓葬等级之高、出土文物之精美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虽然目前尚未在此发现非常关键的城墙遗迹，但综合目前发现的所有资料，都明白无误地充分显示出这里(或其不远处)曾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它距离薛国故城遗址仅一步之遥，其遗址时代与薛国故城的始建年代基本衔接。史载薛之皇祖居“薛”，该 “薛”即为今之薛河流域中下游或即薛国故城附近。因此前掌大遗址应为妊姓薛国文化之孑遗，其墓葬亦应为西周初年的薛国公室、家族成员及其他贵族死后埋葬的“族墓地”。
前掌大遗址出土文物1980年，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鲁滕杨光海)庄里西遗址庄里西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西首，处于滕东丘陵与滕西平原的结合地区，海拔55.8米。该遗址为平原地区明显隆起的高台，俗称“垌堆”，而庄里西遗址便是一处典型的堳堆型遗址，当地俗称“城顶”，亦称“鬼城子”。遗址北约一公里有小黑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去，东南约2公里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滕国故城遗址。
庄里西遗址原为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台型遗址。上世纪60年代普查发现时，台地尚存约200X200平方米的面积，高差5〜7米。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及群众取土破坏，现存台地面积仅约120X100平方米。据2001年初步勘探的结果，庄里西遗址实际包含台地周围地势较为平缓的地区，面积为20余万平方米。如此，庄里西遗址应是滕州西部地区较为重要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数年来，滕州市博物馆在该遗址征集到龙山文化的玉臂钏、三牙璧等玉器数件。200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时，曾发现可能为龙山文化夯土城墙的遗迹。龙山文化时代是一个社会纷乱、阶级分化、万邦林立、文明即将诞生的非常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原始部落有聚有合，逐渐形成了一些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为一地的大型中心聚落。它领导和统驭着周围那些臣服的二级、三级聚落对其他聚落争斗、战争。而庄里西遗址发现的礼玉、城墙等遗物、遗迹，正可证明庄里西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可能是一处重要的中心聚落遗址。庄里西遗址面积较大，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其龙山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广泛，20余万平方米。然其文化遗存最为丰厚之地，则分布在龇北部的台地附近，郝P2001年发现可能为夯土城墙遗迹的范围之内。其暴露的文化层厚2〜3米，遗迹丰富。特别是1995年在发掘的灰坑中浮选出大量的炭化稻米(经鉴定为粳米)以及黍、野大豆、葡萄、酸枣的果核，为探讨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人类生存环境、史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山东水稻起源、分化和传播途径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岳石文化、殷商文化的遗存在此也有少量分布，但仅仅是作为一般村落遗址而存在。此时的庄里西遗址已失去了往曰的风采和辉煌。
武王灭商、成王东征剪灭东夷叛乱以后，西周王朝为了控制东夷势力的“复燃”和有效地监视薛国这支古老和强大的国族,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基本国策下，分封周武王的同父异母兄弟错叔绣来此建立了姬周宗亲国——滕国。建国后，姬滕王朝把庄里西遗址作为了姬滕公室贵族墓地使用，并一直沿用至滕国灭亡。形成罕见的一个诸侯国自建国至灭亡期间、长期历史时期里历代诸侯、公室贵族集中葬埋墓地。
两周时期的滕国贵族墓葬，主要集中在遗址北部突起的台地之上，实际面积30000余平方米。从19%年的发掘情况来看，各期墓葬分布有序，很少发现打破现象。说明庄里西墓地曾经周密规划。目前经科学发掘的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仅一座 (即滕侯铜器墓),且破坏严重。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棺椁，面积约13平方米。对比全国各地目前发现的西周早期诸侯墓葬的资料，该墓似不能作为滕国公侯墓葬分析;西周中期的贵族墓葬发掘数座，常见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面积30〜50平方米,有棺或1至2重木椁。由于被盗严重，不能确定其墓主的准确身份;发掘的春秋至战国早期的贵族墓葬亦为长方形，有棺或1至2重木椁，甚至有边箱、脚箱、头箱等形式的器物箱，面积为15〜40平方米。大型墓葬一般积炭积蚌。个别墓发现有殉人。遗憾的是这批墓葬绝大多数早年已被盗掘，仅余少量随葬品，发现的青铜器有鼎、簋、盘、匦、戈、刀、削、剑以及大量的车马器构件等；玉器有璜、串饰及各种动物形象的佩件。特别是在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晚期墓中发现的由100余件玉饰组成的玉覆面，为山东地区第一次发现，同时也为汉代盛行的玉衣制度找到了渊源；陶器见有鬲、豆、罐、壶、簋等。从残存的铜器铭文分析，多为滕国“司马”、“司工”等规格的“六卿”之墓。钻探中曾发现一座带有长20余米、宽10余米的南墓道的大墓,但未进行发掘，故其时代、形制、墓主不详。台地西部的缓坡上，分布有西周初年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形制的殷商遗民“亚其”族的墓地。墓葬面积约为数平方至20余平方米，较大的墓葬附有车马坑(已遭破坏，车马数量不详)。据出土的铜器铭文分析，大墓墓主为西周初期“分授”给滕国的殷商时期的强宗大族一~“亚其”族的一支。这支殷遗族的首领还在滕国担任了非常重要的武职——史官。因此，“亚其”族还得以参加滕国封君组织的军事训练性质的冬狩活动。
虽然庄里西遗址的两周墓地历史上曾遭受过非常严重的盗掘和破坏，“十室九空”，甚至更有过之。但数年来，这里仍然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两周时期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许多具有非常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如滕侯鼎、滕侯簋、滕公鬲、懋钟以及玉虺龙等等代表了古滕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铸造、琢制工艺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同时，一些珍贵文物还多次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象征出国展览，享誉海内外。
秦汉时期，这里依然作为墓地使用。遗址范围内暴露着较多的空心砖、石椁墓。汉代以后的墓葬多为小型墓葬。墓葬结构分为土坑木棺墓、土坑瓦棺墓、土坑空心砖墓及土坑石椁墓等4种。在这里发掘的石椁墓，多有简单画像。这批画像多为平面单线刻法，显现出画像的早期原始性。画像内容多为玉璧加绶带串饰，或加长青树数棵，或为简易房屋，或加人物数个。从对随葬陶器的初步分析,这批墓葬应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这是山东地区最先发现的时代较早、墓葬完整、随葬器物组合齐全的一批画像石墓。随着日后资料的整理与发表，将对于苏、鲁、豫、皖汉画像石集中分布区的汉画像石的起源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1980年，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该遗址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潘卫东李鲁滕)二疏城遗址位于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萝藤村和城前村之间。据《峄县志》记载:“二疏城，县东四十里，地名萝藤，汉疏广、疏受归老于此。城周二三里，土人指以为宅。”二疏城因是西汉名人疏广、疏受的故里，由此而得名，遗址坐落在历史悠久的萝藤河东岸，沿河两岸的平野上耸立着较多土丘，当地居民俗称“一溜十八埠”东侧一望平川，地处平原与丘陵的交接地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足，自然条件优美，是古代居民从事生产活动的良好地带。
二疏城遗址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及省市文物部门的考古专家对二疏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该遗址高出地面约3米，从土层西壁断崖上观察到上部1米多厚夯土墙，每层厚15〜20厘米不等,夯土中包含有东周和汉代遗物，夯土层之下即为商周龙山时期的文化堆积，根据考古调查暴露的遗迹及采集标本的特征断定为是一处从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延续到汉代的台型遗址。
考古调查的资料表明:遗址原来面积约有50000平方米，2000多年来由于长年水土流失及当地居民取土，比原来缩小了许多，现存东西长180米，南北宽约160米，面积约28000平方米,1991年秋至1992年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发掘，该遗址两次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 其主要收获是发现了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内涵比较丰富，为研究鲁南地区的史前历史提供了比较重要的原始资料。
该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厚1.0〜1.5米，清理房址7座，窖穴、灰坑40多个，水井1眼，墓葬23座。房址已发展到地面建筑形式，一般为方形、长方形，还有中间带有隔墙呈单间式，竖木柱支撑圆锥状或坡状屋顶，房屋墙壁扎上树枝或植物秸秆，外面涂抹草拌泥，屋内地面铺以泥土，经过夯实再进行烘烤，然后再铺白灰夯实，屋内建有火塘，以供人炊煮食物及取暖。
窖穴、灰坑为圆形、椭圆形，斜壁，平底，有的呈圜底，坑内堆积呈深灰色，土质松软，窖穴中往往保留着当时人类搁置的生活中常用陶质器皿，有罐、盆、器盖等。灰坑堆积中有抛弃器皿，器形有鼎、盆、罐、杯等。其中有一件盆形鼎比较别致，鼎身如深腹盆状，沿缘平折，平底，三足呈鸟喙形袋状。另外有一件陶鬵(guT)也比较特殊，斜流裆较高,袋足呈尖锥状，索状把手，双层沿，两沿之间饰一周有圆孔、三角形组成的漏孔图案，制作比较规整，这两件鼎、鬵在其他地区少见，很具有地方特色。生产工具有石铲、石斧、石锛、石镰、双孔石刀等，还有装饰品、兽骨、禽类、水生动物等。大量的属于亚热带软体动物蚌壳和其他伴；^资料,展示了那时候的生态环境和现今的洞庭湖一带大致相似。
在遗址北部龙山文化堆积中，发现一件磨光黑陶罐，罐内装满已炭化的粟类作物，说明人类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从事谷物的栽培，由采集经济进入农业经济。
清理水井1眼,井口近似圆形，直壁，圜底，深达8米多，井内堆积呈灰褐色，底部呈深灰色，土质松软带有水锈斑痕，最底部深入水层，出土遗物较多,其中能够复原的陶器20多件，有鼎、鬻、盆、罐、杯等。清理墓葬23座，分布在遗址中，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无葬具，头向东，随葬品的位置一般放置头部及脚部，大多数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墓最多随葬十几件，少的只随葬1〜3件,器形主要有鬻、鼎、杯、背壶等，早、中、晚期墓都有。尤其是蛋壳陶杯，特别精致，胎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光亮，镂孔雕花之精细，堪称陶器中之精品。
龙山文化遗迹、遗物丰富，内容广泛，有的则是在苏北、鲁南地区首次发现，对于研究这一地区龙山文化内涵乃至与中原地区同期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是很珍贵的资料。
商周文物是枣庄南部地区过去所缺乏的环节，在此出土的实物，初步弥补了这一缺环,尤其是清理出两座西周晚期墓葬，其中一座为中型墓葬，墓口东西长4.2米,南北宽3米，一棺一椁，右边为随葬器物箱，棺髹红漆，有彩绘，随葬品有青铜鼎2件，青铜匯(W)l件，玉块(_)4件，陶器有素面鬲、绳纹罐、罌 (I6i)等。形制与周代中央王朝礼器模式完全相同，而随葬的陶鬲有素面或细绳纹、附加堆纹、鸡冠饰等特征，明显的与关中、中原地区存在着区别，尽管当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地处东南一隅的夷方故土，却顽强地保留着东夷文化因素，是值得我们深思研究的问题。
总之，二疏城遗址发掘资料表明，遗存丰富，延续的时间长，具有地方特色，为研究鲁南地区龙山文化及商周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了保护好这处重要的遗址，1992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把该遗址列入省级重点保护单位。
(苏昭秀张咏梅刘锡柱)晒米城遗址晒米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东北约1.5公里的马庄村与洪庄新村之间，该遗址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商、周和汉代，历时4000余年。此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是一处人类居住的理想场所，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就在此身背石斧，肩扛猎物，早出晚归，繁衍生息。
“晒米城”来源于民间传说:“南北朝时期的梁朝，其开基皇帝梁武帝萧衍的故里在兰陵中都乡中都里(峄县在东晋以后为兰陵郡治所在，萧衍故里应在枣庄市东南)。有一次他率领粮船路经此地，不慎船翻粮倾，数千袋粮食掉入水中，梁武帝便令军士，将粮袋打捞上来，运到岸边的土台上晾晒，后来便将此台唤为梁王晒米台，又称作晒米城。”(《枣庄名胜古迹》)所谓“城” 是由于该遗址高出周围平原地面，犹如城堡，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人将其称为“城子”，“晒米城”又曾被传为“晒麦城”，究其缘由为:该遗址被人为地从中开出一条南北通道，分成两个土台，当地村民将路东称为晒米城，其西为晒麦城。而《峄县志*古迹考》日:“晒米城，晒麦城，俱在县东南三十里，二城相违，似是一城，因路而分晒米城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前保存比较完好，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周围平原地面4〜6米，总面积7200平方米，其东100米处为已淤塞的古河道，中部被枣(庄)台(庄)公路穿越，四周为平原。据实地调查了解, 该遗址原面积很大，有三四十亩地(约10000平方米)。但几十年乃至数百年来，由于当地居民常年取土，蚕食收缩，遗址四周形成高大的文化层断面，从土台的断面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文化层堆积和土质土色的发展变化情况。
晒米城遗址的主体为龙山文化堆积，之上叠压着商、周和汉代文化层及南北朝遗物。龙山期文化层，位于遗址最下面，地层断面及其根前暴露出大量遗迹和取土时被抛弃的重要遗物。可辨器型有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有鼎、鬲、鬻、甎 (y6n)、豆、杯、盡、罐、盆、碗、器盖，并伴有很多蚌壳、螺壳等。颜色以黑陶为主，红陶少见。陶胎夹砂和泥质两种，火候较高，通体磨光发亮，已普遍采用轮制，常见的纹饰有弦纹、蓝纹，亦有少量的方格纹。其中陶鬵可谓是我国龙山文化代表性器物的一件瑰宝。以其造型别致，构思巧妙，深含寓意而著称。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鬵，有人认为其造型像鸟，鸟是古代东夷人的图腾，反应了原始先民在制陶上高超技术和聪明才智。石质生产工具，主要有斧、铲、刀等。其中石刀,半圆形，弧背直刃，上有两穿孔，通体磨光，小巧玲珑，主要用于收割秸穗，其形状大小，相当于上世纪初当地农村仍在使用专门用来割取高粱和谷穗的铁華(w§i)刀，这证明了原始先民们在使用发明较为进步的生产工具。出土的狩猎工具石球，亦称石飞索，花岗岩石质，上有一穿鼻，圆精度大小，犹如现在的钢球。从遗址出土的渔猎工具骨镞、鹿角、兽骨和蚌壳来看，以农业为主的龙山文化时代渔、猎活动仍是一种重要生活来源。在龙山文化层采集的陶器中，还发现一件陶房子模型，陶质为灰色，呈钻帽形，中空通地，侧有圆门，为当地首次发现，从此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代的人们经过漫长的岁月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为研究龙山时期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遗址的中部为商周堆积层，土质颜色变化大，以灰褐色为主。此堆积层又可细分成若干小层，厚度不等，有的呈浅灰色，伴有大量灰烬，土质松软，风干便呈白色，应是木炭燃烧或未燃尽的堆积。周代出土的可辨器型有鬲、罐、钵、盆、碗、陶纺轮、陶拍等，火候一般较高，陶质较龙山时代坚实耐用，纹饰以绳纹、弦纹、三角划纹和附加堆纹为主。此阶段出土的器物多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器表黑光发亮。泥质陶又以夹砂居多，夹砂有黑陶和磨光黑陶、黑灰陶和红陶等。陶器的造型同原始社会的陶器相似，但其装饰风格和精美度更胜一筹，表明制陶业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处于发展成熟阶段。遗址最上面为东周和汉代文化层，约2米厚，灰褐色土质，夹杂较多东周和汉代陶器残片，可辨器型有筒瓦、板瓦、豆盘、豆柄、罐沿、鬲足等，大都属生活用器，显示着陶制器皿是当时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另外还采集到一尊石佛头像，高约20厘米，头作发髻，面相清瘦，脖颈细长。头像为青石质，雕刻细腻，惟妙惟肖。此佛像即出在遗址之上，显系南北朝时代之遗物，说明汉代以后仍有居民在此居住。
晒米城遗址，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新石器龙山文化遗址中的重要地位而受到考古界的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省市文物部门不断有人来此进行调查，1974年后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多次文物现场查看中，采集到大量各种类型的器物标本和完整器物。200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曹淑琴、殷玮璋先生来晒米城进行考察。为配合枣台公路建设工程，保护公路沿线文物，奉庄市文物部门于2005年6月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均取得重要收获。
晒米城遗址于1980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兰昌刘锡柱）晒米城遗址红土埠遗址在$庄市区偏西南约20多公里处,由众山环抱着一个小盆地。这个盆地的北边是尖山、茅山、黄山、铁角山，崇岗峻岭，嵯峨壮观；东边是范山、蝎山迤逦起伏；南边有架子山、南山、四山子拱卫。小盆地内田庐错落，绿野漾波。马泉河从北部山涧涌出，宛如一条飘带穿过绿野，汇入南边的阴平河。在这个自然环境十分优美的地方，藏匿着一颗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了6000多年的明珠，这就是红土埠遗址。红土埠遗址位于阴平镇上刘庄村南约200米处,分布在马泉河东岸的二层台地上。遗址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100米，整个地形南高北低。由于山水常年冲刷，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沟将遗址分割为两部分。这处古遗址被发现后,国内有名的考古专家、学者接踵而至，为揭开红土埠之迷进行深入的考察。
红土埠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遗址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乃至汉代遗物，延续时间长，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重要古遗址。置身这里，你可以随处拾到那些代表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陶片。耕土层下是大量烧制陶器遗留下来的红烧土。由于这个缘故，当地群众为这个古老的土台取名叫“红土埠”，考古工作者便采用这一约定俗成的名称，将这处台型遗址命名为“红土埠遗址”。遗址南侧高出河岸2〜4米不等，耕土层之下便是文化层，夹杂有商周和龙山文化的陶片，有灰陶、褐陶和黑陶，可以辨认出的陶器种类有豆、鬲、罐、鼎。比较常见的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和鸟喙式鼎足。再深入是大汶口文化的遗物，主要是红陶碎片。黑衣陶和灰陶不很多，偶尔可采集到红陶鼎足。在木炭灰烬中夹杂着一些古代动物的骨骼。遗址的西北部为灰土堆积，约2米厚。这里很可能是原始居民遗留的灰坑。灰坑实际上是当时人们挖掘的储藏坑，里面储存备种越冬的食物，废弃后便用来充当垃圾坑。灰土中夹杂着不少陶片，可以分辨出的陶器有白陶尊、大口尊等。经过简单清理，出土了完整的红陶觚形杯、豆形器和灰陶器盖。灰土中还出土了一束保存完好的骨锥，共计29支。在遗址东北部和东部，暴露出一些人的骨架，这一带应该是氏族公共墓地。尸骨旁边发现有用来随葬的陶器。遗址的南部和山麓相连，保存比较完整。
考古工作者从遗址采集到不少完整的陶器、石器等物。陶器主要有荃形鼎、罐形鼎、钵形鼎、陶豆、陶钵、陶纺轮、陶网坠。这些陶器大都是史前居民所使用的生活用品，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器物造型美观，实用。陶纺轮是当时人们用来纺线的工具，说明红土埠的原始居民已经穿戴用植物纤维或兽毛编织的衣物。陶网坠的出现，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在附近河流用网捕鱼。
在遗址采集到不少完整的和可以复原的石器，有铲、斧、锛、镰、栃石、磨棒、磨球等。这些石器均是生产工具和加工工具。石铲、石斧、石锛、石镰都经过了磨制，形制规整，刃部较为锋利，大都钻有圆孔。石器中的铲是当时人们使用的翻土工具，而石镰则是收割工具，这说明当时已出现了原始农业，人类已由采集野生植物发展到人工种植农作物。砺石是用作加工骨器的工具，而磨棒、磨球则是加工谷物的工具,和石磨盘配合使用，是石磨的前身。另外，还采集到一件残断的玉环和一件绿松石耳坠，上面都钻有小圆孔。玉环采用青玉琢磨，光润细致；绿松石耳坠，色泽翠绿，小巧玲珑，十分光洁。这些珍贵的装饰品都是原始居民随身所佩带的。说明早在6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懂得梳妆打扮，产生了爱美之心。
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红土埠遗址的考古调查资料已经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也已修复，陈列在枣庄博物馆展厅中，供人们观览。这处遗址将来若能在适当的机会进行科学发掘，一定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它将作为一本活教材，向人们提供宝贵的历史知识。
红土埠遗址已于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锦山）沙沟五村遗址沙沟五村遗址位于薛城区沙沟镇东北约300米处，1981年3月枣庄市文物普查队普查时发现。同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物管理站又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遗址分布在河流两岸高出河床约2米的平坦土地上，沙沟河从遗址中部自东向西穿过，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南岸遗址已被村庄覆盖，北岸遗址部分被民房覆盖。整个遗址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40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
沙沟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内涵丰富，地层表面散存着大量古代陶片俯拾皆是。遗址东南角有一深约1.5米的坑，从断面观察，地层堆积可分3层:第一层厚约40厘米，其内含有砾石、沙粒和粘土,夹杂少量陶片。第二层厚约1米，灰褐色土质较硬，包含有鲜壳、少量夹砂陶片等，采集到有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标本和圆锥状夹砂红陶鼎足。第三层为沙层，在遗址东部地表上发现许多大汶口文化红陶片和石器。从遗址中的一眼水井井壁观察,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第一层厚约30厘米，为扰乱层，土质灰黄色较疏松，包含近现代陶片、瓷片和大汶口文化陶片。第二层厚约1.5米，土质灰褐色较硬，包含大汶口文化陶鼎足和红陶残片。再往下已到水位，文化层堆积情况不详。另外，村民在此处打井时破坏古墓一座，出土玉佩饰2件、石链1件及残破的陶鬻（gu0、陶鼎等，从出土器物的陶质、陶色和器形特征判断，此墓为大汶口文化时期。
在遗址的北部，暴露一座墓葬，墓长约1米，宽约0.4米, 内有儿童骨架一具，头向东，仰身直肢，面部略偏北，骨架上覆盖着已经破碎的夹砂红陶鼎，它是一座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儿童瓮棺葬。
在遗址的西部村民牛栏内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早期的墓葬, 墓口已被破坏，经清理发现成人骨架1具，出土随葬品有黑陶高柄杯、黑陶罐、白陶鼎、黑陶镂孔杯、黑陶筒形杯等。出土的这批陶器，质地细腻，制作精致，造型优美，反映了4000多年前先民们精湛的制陶技术。
此外，考古调查时在遗址上还采集到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标本。石器有斧、镑、铲等，均为磨制，采用钻孔技术。石锛肩部有段，制作相当精致，刃部锋利。陶器有黑陶盆形鼎、折腹罐、灰陶深腹盆、鼓腹罐、黑陶器盖、黑陶盡、背壶等。铜器有矛，脊背突起，断面呈菱形，十分锋利。
沙沟五村遗址沙沟五村遗址面积较大，虽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但从出土的各类文物和暴露的遗迹分析，它包含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周文化等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琢明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定居繁衍生息。根据出土的生产工具判断，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狩猎、捕捞和采集为辅。它的发现，为研究枣庄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沙沟五村遗址于1992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爱民孙晋芬周慧）中陈郝瓷窑遗址位于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蟠龙河畔的中陈郝村，有一处古代瓷窑遗址，它的附近有煤矿，盛产瓷土，为烧瓷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蟠龙河从村中自北向南穿过,古时可以通航，为瓷器的产销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使烧瓷业历经千年而不衰。到了明清时期中陈郝已成了瓷器的集散巨镇，蟠龙河两岸窑炉林立，河中舟楫穿梭，当时有“九庙十桥七十二缸瓦窑”的说法。
中陈郝瓷奋遗址面积较大，以村子为中心，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田间地头、河流两岸散布着许多瓷片、審具，俯拾皆是。历年来村民在耕地翻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经常有完整的器物出土。根据散布瓷片和出土器物的釉色，该遗址可划分为青瓷区、白瓷区和黑瓷区三大区域。
青瓷区，出村沿河北上，河流两岸散布大量青釉瓷片和窑具。岸边的瓷片堆积有的地段厚达3米。瓷片以青釉为主，黄釉、酱釉以及施褐斑彩的时而可见。1987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青瓷区和白瓷区进行了'发掘。青瓷区文化堆积共分6层，按其时代可划分为4期。第一期为北朝晚期；第二期为隋代；第三期为唐、五代；第四期为北宋。此次发掘发现了十分重要的遗迹和遗物。遗迹有料池、窑炉、灰坑等。料池平面呈长方形，池底残存3厘米厚的瓷土。隋代窑炉两座，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奋床、烟囱组成。唐代灰坑4个，出土大量可复原的窑具和瓷器。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筒状支具、不规则形支具、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垫饼、垫钉和塾板等。瓷器有碗、胡人头像、罐、盆、钵、杯、盘口壶、高足盘、器盖、执壶、水盂、灯、埙、砚等。青瓷区发现的大量瓷器，以实用器为主，采用支钉支烧，不少器物底部或碗心粘有完整的三叉支钉。釉色青中闪绿，多为内施满釉，外施半釉，底足露胎，实圈足。纹饰以划花为主，刻花极少，常见图案有波浪、草叶、方格、网状、半圆、同心弦纹。
白瓷区，位于中陈郝村南广阔地域，主要分布白瓷、白釉黑花瓷和绿彩瓷，属于北方的磁州窑系。从采集的标本和历年来出土的器物看，主要是生活用具，如白釉黑花坛、白釉褐彩罐、三彩虎头枕等。此外还有一些玩具，内容包括人物和动物两类。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动物有狗、羊、马、鹿、龟、蟾蜍、鸟等，塑造得心应手，生动活泼，千姿百态。白瓷区，通过考古发掘，文化堆积可分为两层，为金、元时期。出土遗迹有金代房基、料池和窑炉各1座。房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墙基由废弃的支柱和石块筑成，地面铺一层碎瓷片，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制作瓷器的作坊。窑炉呈东西向，窑门向东，由火道、窑门、火膛、窑床、烟囱组成。窑的底部积有半米厚的煤渣。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窑具和瓷器。窑具有托座、匣钵、圆形支具、圆箍形支具、妹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杵形器等。瓷器有碗、罐、盆、盘、鸡腿瓶、瓶、人物像、骑马俑、狗、棋子等。
黑瓷区位于中陈郝村西,地面散布大量黑瓷片，主要是曰常生活用品，如碗、罐等，更加讲究实用，施釉均匀明亮，釉色比较单一，到了清代被列为贡品运往京城。
中陈郝瓷窑遗址面积之大，年代之早,延续时间之长，这在我国北方是不多见的，在山东属首位。特别是隋代青瓷窑炉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的窑炉结构、瓷器的烧造技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也为过去奉庄一带曾出土的不少青瓷器找到了归属，改变了过去“南青北白”的说法，从而证明了枣庄地区早在隋唐以前就开始烧制青瓷了。此外，在白瓷区金代窑炉底部发现的煤渣，说明枣庄在距今800多年前已采用煤炭作燃料烧制瓷器了，同时为研究枣庄的煤炭开采史提供了证据。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敬东刘锡柱)中陈郝瓷窑遗址建新遗址建新遗址位于枣庄市西北约18公里的山亭区西集镇,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坐落在村北侧一片高出周围1.5米左右的平坦台地上。经钻探，遗址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205米，南北宽155米，现存面积约3万平方米。东、南、北三面被群山环抱，西部为开阔平原，遗址北侧有一条小河。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古代人类的繁衍生息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1992年枣庄市和济宁市决定联合修筑由枣庄直达济宁的汽车专用线时需从遗址中穿过,1"2年冬至1993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遗址进行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资料。
此次发掘在遗址的西、中、东3个区域内共开探方106个，探沟1条，发掘面积共计2781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基27座，灰坑和窖穴261个，墓葬92座，水井1眼，陶窑1座，出土陶器、石器、骨角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
房址平面分为圆形、方形和长方形3种形式，大部分保存较好。这批房基多数是地面上建筑，有的为防潮，先挖浅穴，垫上红烧土以后再进行修建。房屋结构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建筑面积大小不一.，多数在10〜20平方米之间，小的不足10平方米，大的40平方米左右。房屋的门道以西向为主，有的向北，朝南的仅1座。房址墙体均不存在，仅残留有基槽、柱坑和柱洞。基槽和柱坑内的填土坚硬结实，可能经过夯打，柱洞内的填土比较疏松，有的柱洞底部经过加工，并垫有石块或碎陶片和红烧土砸实，非常坚硬，起到柱础的作用。
灰坑主要分布在房基的周围，其形状以圆形和椭圆形居多，方形较少。多数灰坑比较完整，个别的有斜坡或台阶式出入口，周围发现有柱洞，底部还清理出木质支架及顶部塌落的腐朽痕迹，这种灰坑应是储藏物品的窑穴。在一些灰坑内发现有大量草拌泥红烧'土块，一面平整光滑，另一面发现有芦苇的痕迹，可能是房子废弃后墙壁的残迹。墓葬大致可以划分为5个墓区，各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从墓葬分布情况看，每个墓区能代表一个氏族，有的墓区可以分为几组，每组基本属于一个父系家族。特别是发现一些大型墓葬，相对集中埋在一起，说明这是富有家族的墓地，反映出当时氏族成员之间在财产分配方面已经出现了不平等，这种现象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东西向，墓坑排列整齐有序，有的墓葬发现木质葬具腐朽的板灰痕迹。这批墓葬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成年男女合葬墓。死者头向均朝东或偏东南，面向上或偏左右。儿童墓多埋葬在居住区内的房屋附近，仅有少数几座零星分布在氏族公共墓地内。大部分墓葬有随葬品，其中陶质生活器皿占绝大多数，石器较少。随葬品的放置部位,陶器一般在死者脚下，多数放在二层台上。石质生产工具多放置在腰间，镞形饰一般握在手中或放在腰部，装饰品在应佩带的部位。
水井的发现在大汶口文化中尚属首次，这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水井的使用，不仅解除人们对江河湖泊等水资源的依赖，也适应了当时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陶窑1座，平面呈椭圆形，弧壁，圜底。内部结构由火门、窑室和烟道组成，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烧制陶器的技术。
建新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鼎、罐、盆、背壶、鬻(guD、尊、杯、豆、瓶、瓮、碗、器盖等，器形复杂多变，造型优美。石器主要有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生产工具有斧、锛、凿等，制作工艺精细，一般通体磨光，有的还进行抛光处理。石铲多双面穿孔，大多数刃部锋利，并发现有使用痕迹。装饰品主要有璧、璜、笄、环、坠等，制作精致，特别是一些蛋白石、松绿石质的饰件，圆润光华，简直赛过玉器。
根据建新遗址出土的大量遗迹和遗物分析，说明生活在建新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先民们主要从事农业和家畜饲养，人们种植谷子，饲养猪、狗，当然还配以渔、猎经济作为辅助。它的发现，对研究枣庄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聚落形态、埋葬制度、社会性质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物资料。
1993年，建新遗址被市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敬东邪永胜)土城冶铁遗址土城冶铁遗址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孟庄乡峨山口村。遗址北部是突兀高耸的马山，南部是渐渐低缓的平野，东边紧傍河流。枣庄至北庄的公路从遗址西北隅穿过，经过马山与峨山之间的山口通往山区。土城冶铁址便坐落在这样一块较为平坦的地带，四周为丘陵怀抱。土城遗址的面积约1平方公里，从地面上已经看不到垣墙遗迹。在城址中部，还隆起一座长约100米、宽约60米的土台残址，当地居民呼为“点将台”。土城的始建年代史书缺载，《峄县志•山川》仅对城内遗存作过简略记述：“……又东三十五里曰峨山口之山，即峨山。如小阜，东趾大石累累，突兀错立，若数千束，自地怒茁。泉水自东来啮之，清波漩激，益瑰怪不可状。其阳土城有铁牛隐土中，见则大饥。土人传言如此。土城遗址犹存，中宽广一顷许。前一岭有土墩，俗名点将台，旗窦犹在，殆古屯兵处。此城旧志不载，创始无考，姑存之，以俟博雅。旁一铁簸箕倒植土中,土人亦以为不可动，动者即病。近外人发视之，平置地上，其铁不纯，颇杂砂砾，殆昔冶者炉底耳。”志书中所说的铁牛、铁簸箕，证明土城曾经是古代的一处冶铁遗址，由于附近居民不知是何物，便根据形状加以附会演义，为土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土城中的土台旧址，并非点将台，秦汉以前流行高台建筑，那座土台其实应该是古建筑的台基。所谓“旗窦”,实际上是残存的柱子洞，由于年深曰久，古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残存了台基和柱础洞。近年对土城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废墟中夹杂不少汉代陶片，主要是当时的建筑材料,如筒瓦、板瓦等物。在田野中还采集到铁矿石、炼渣和生铁块，主要分布在土台周围。遗址西部有一条深1.3米的水沟，从断面观察，最上层为耕土层，厚约15厘米；耕主层下是45厘米的废墟堆，夹杂着大量的汉代板瓦、筒瓦、罐、瓮等残陶片；第三层深度不明，夹杂着许多红烧土和铁器碎片、灰渣。土台南部分布铁渣最多，志书中说的“铁簸箕”和“铁牛”就存放在那里。“铁箱箕”已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运走熔化，“铁牛”因为体积大而沉重，现仍埋于废墟之下。
根据土城内发现的各种遗物推断，这里曾经是汉代一处规模不小的冶铁遗址。汉代在全国设铁官49处，其中东海郡(今鲁南苏北一带)就设铁官2处，枣庄境内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已有七八处，但不及土城冶铁规模大。汉代炼铁炉大致可分为3种，即块炼炉、世祸炉和竖炉。西汉的竖炉已经十分高大，分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椭圆炉缸内形长轴2.5〜3.5米，高度4米的竖炉，容积可达10〜50立方米。炼铁所用燃料是木炭，配以鼓风设备。在竖炉中，木炭可以起还原剂作用。枣庄境内发现的炼铁遗址都有遗存的木炭，土城也不例外。土城冶铁址遗存的“铁簸箕”和“铁牛”，实际上是汉代椭圆形竖炉炉底和停炉后留在炉内的凝结物。推测这座高大的竖炉很可能在某次冶炼时发生过爆炸事故，爆炸后残留了椭圆形炉底和由积铁熔渣凝固成的大铁疙瘩。这些遗物为研究汉代的冶铁及工艺技术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土城附近诸岭蕴藏铁矿资源，尤其是距遗址东部几里开外便是刘岭铁矿，至今仍在开采。丰富的铁矿资源为土城生铁冶炼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该遗址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錦山)薛国故城薛国故城位于滕州市南约21公里，处于官桥和张汪两镇之间。其东依折蒙余脉，山峦起伏，又西临独山、南阳两湖，地势开阔。城东南1公里为薛河，城西及西北部有小苏河流过，城内东部有京沪铁路南北向穿过，城中心有一东西向至城东部折而呈南北向的公路穿过，城内现有9个自然村落。
薛，妊姓。《国语•晋语四》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妊……依是也。”宋代郑谯《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薛氏，妊姓。黄帝之孙颛帝少子阳封与妊，故以为姓。”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根据地下出土的薛国铜器“薛侯匯(y0”铭“薛侯作叔妊襄媵區……”断“薛为任姓之国”，并说:“任姓，金文作妊。今《诗》与《左传》、價语》、《世本》 皆作任字。”其说凿凿不可撼之。关于薛的历史与世次，由于司马迁因其“小，不足齿列。弗论”。故今天很难梳理清楚。虽有 《新唐书•世系表》及《通志•氏族略》强为补附，然妄牵无据，终不可信。据《左传•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薛宰去古未远，且为薛之公族，其自述其先祖源流，当信而有徵。薛封于夏，目前尚无证据予以确立。然而薛在商代的历史，已得到殷墟甲骨文的充分证实。在殷墟甲骨文中，薛作为国族名称，无论是在甲骨文早期还是晚期都频频出现。商王时而“命薛”、“作薛”、“往薛”、“宅薛”，薛国也将本国之女进奉给商王为妃，如“御妇妊□妣壬”；时而又“伐薛”、“追薛”、“伐薛伯”。及姬周克商，“武王复以其胄为薛侯”(《左传•隐公十一年》疏引《世族谱》),西周青铜器“薛侯戚”鼎可为之证。春秋时薛频频参与盟会，直至齐缗王三年，“齐灭薛，为田氏邑。齐威王封田婴于薛，谓之靖郭君。婴殁。子田文嗣立，称孟尝君，招致天下仁侠之士，食客三千人，贤达闻于诸侯。秦灭齐，置薛县，属薛郡。汉因之，属鲁国。晋,属鲁郡。刘宋时属彭城郡。后魏因之,北齐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若以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至北齐末年(公元578年)计算，薛国故城作为侯王都邑和历史名城历时1500余年。
现在的薛国故城，据地面调查，其平面基本呈不规则正方形，四面城墙迤逦起伏、各有曲直,保存基本完整。全部周长达10615米，现存城墙高出地面1〜5米，底部宽30〜50米，全部系黄土夯筑而成。故城之内地势平坦，总面积约有6.8平方公里。
对于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故城的探索和研究，自它被废弃之日起就代有学人为之努力。北魏郦道元、晋人皇甫溫、唐人杜佑、宋人郑谯、元人于钦、清代乾嘉学派的顾祖禹、顾炎武等等，不胜枚举。他们卓著的学术成就，也成为后辈学人努力攀登的阶梯。然而，囿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羁绊,他们的研究也只能仅仅局限于对古代文献的反复考据。时代进入到20世纪，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世人也开始以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座古老的城市。日本人关野雄首先对其进行了科学调查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的专家们又对其重新进行了科学调查和测绘。特别是1984年至1987年以及以后的若干年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滕州市博物馆合作，陆续对这座古城进行了系统的钻探和发掘，初步查明了城内地下遗迹和文物的分布状况。
钻探和发掘后我们方知，薛国故城现存有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即今地面所能见到的城圈，它呈不规则方形，四周城墙曲折多弯，北墙尤甚，现残高1〜5米。城墙基宽30〜50米，以黄土或灰褐土穷筑而成，芬层厚约20厘米，穷窝圆形平底，直径约10厘米。城墙曾在战国和汉代历经多次修补。城外均有既宽又深的护城壕，壕宽30~50米、深达4〜7米。壕底见有较厚的淤土和螺、蚌等水生动物的遗骸。城门在城墙四面都有发现，各城门之间几乎都有干道相连。经过科学的钻探和发掘，可以确定大城的建筑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废弃于汉魏。
大城中心皇殿岗村东部和其东邻的尤楼村西部经钻探发现有战国、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居住址，其中分布有多处大型夯土基址。地面散布有虺龙纹半瓦当和“千秋万岁”卷云纹圆瓦当等遗物。应为战国、秦汉时期的王室贵族居住区。皇殿岗村东还有汉代大型冶铁作坊址，地表见有大量铁矿石，炼渣、残陶范等。陶范多见“山阳二”、“巨野二”等刻铭。其村南偏西有战国时期的制骨作坊和冶铜遗址。城内北部分布着多处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型居住址，孟仓村南有一处汉代冶铁遗址。城内东北部的渠庄村南分布着一处大型的汉代制陶作坊址，从其出土的大量陶器铭文分析，该作坊应为官方控制的制陶手工业区。其东北隅的狄庄村北有一处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区，其中传谓靖郭君田婴、孟尝君田文之墓已被破坏。只是城内偏西部的文化遗存目前发现较少。
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南角，平面略呈不规则的扁长方形。东墙和南墙基本呈直线状被大城城墙叠压，西墙和北墙中部向外突出。小城现已完全掩埋于地下，数千年来不为人知。小城城墙总长2750米。城墙基宽10余米，墙体系用灰褐和黄褐土精心穷筑而成。穷层厚约10厘米，穷窝圆形圜底，直径3〜7厘米，穷具为成束的木棍。由于东墙外为河道，目前只在城墙南、西、北三面各探出一座城门,门宽约8米。各城门间皆有道路相连。城外亦有较深的护城壕。城内有三四米厚的文化堆积，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文化和汉代的文化层依次叠压。小城中部发现有多处夯土台基，应为大型建筑遗址。在城内东部发现和发掘有西周墓地，小城东墙、西墙和北墙外侧发现和发掘了西周至战国早期的王室贵族(狄庄村南墓地发现有数座100多平方米的甲字型大墓和使用封君诸侯葬礼的七鼎墓)和平民墓地。据多处考古发掘地点的地层叠压和遗迹分析，小城最迟应建筑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废弃于战国早期。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93年我们又在小城中部发掘、钻探出一座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新的小城(可暂时称之为“宫城”),城外亦有较深的护城壕，其建筑和废弃年代基本同于上述小城。如果这种目前全国首见的大城之中又套小城的建筑布局形式确实成立J卩么将给中国城市建筑史和中国先秦考古研究提供一份全新的资料。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历代学人的考据、结合薛国故城内的狄庄和尤楼村南墓地屡屡发现铭有明确国族名称“薛”、甚至 “薛侯XX”(其中发现的“薛侯定”，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所记载的薛襄公)铭文的青铜器出土，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薛国故城东南角发现的小城就是妊姓薛国建筑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毁弃于战国早期的都城；目前仍然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大城则是战国早期偏晚阶段“齐灭薛”以后由田婴、田文父子增筑的田氏薛国之都。
薛，是一个土著的东夷古国。在薛国故城周围，分布着异常密集的古文化遗址，其时代自北辛文化(或更早)至商周时期，序列清楚、绵延不绝。深入剖析妊薛民族的发生、发展史, 对于深入理解和研究“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薛国故城周围聚落密布、等级分明、早晚期城址皆存的现象更是难得。同时，薛国故城内的商周文化遗址，层层叠压，期期相扣。每层文化层下，墓葬、灰坑等遗迹皆存，形成了清晰的商周陶器发展、断代序列。同时，薛国故城目前是我国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古城，其筑建结构清晰可明。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和布局的研究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薛国故城不仅对研究东夷古国史、中国建筑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对黄淮下游地区的商、周考古研究亦起着非常重要的标尺作用。
1988年薛国故城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鲁滕魏慎玉）薛国故城城墙滕国故城滕国故城在今滕州市市区西南约7公里处，南濒荆水，北望龙山。据郦道元《水经注》称，古“城周二十里，内有子城'现在城垣残迹依稀可寻，外城略成长方形，东西横陈，今仅东北隅尚存一“城角”。当地农民仍沿袭旧名，称城南角的田地为 “城外”，沿外城西墙南去，有段堑壕，群众称之为“西海子”，当是昔日的护城河部分。“子城”居于外城中部偏西南,略呈方形，周长四华里许。近百年来居民为抵御兵祸水患，在原城基上围土筑寨，使整个“子城”仍然形制完整,城墙高出地面3〜4米，城基宽处可达10米之多。墙项上遍植林木，绿树成荫。城内有东滕城村,村的周围是一片葱绿的农田。惟其东北隅有— 高台，俗称“文公台”，亦称“灵台”，相传是滕王寝宫的遗基。古台坐北朝南，为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长约45米，高6〜7米。台上原有滕文公庙，后楼殿已毁。明代万历十三年修建真武庙，今尚存高台、吕祖庙、休息洞、左掖门等部分建筑物。该庙左掖门两侧镶有民国初年滕人以楷书砖刻门联，联语是:“古迹近荆流，曾向高台怀世子；遗封原叔绣，莫将飞阁误滕王。”联语文意是启不游人莫将飞阁误认为是滕王之阁，阁内本应崇祀滕文公却被奉祀玄武大帝，误即在此。台前两株古槐突兀，东西并峙,虬枝仰伸伏卧，绿叶茂密，配以殿宇楼阁蔚为壮观；台下且有一池绿波，粉荷映日，碧盘滚珠，鱼跃水面。传说池名“灵沼”，为滕文公所筑。《孟子.梁惠王上》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为灵沼。”《诗经•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政之。正日成之。塵(y5u)鹿濯濯，白鸟翯翯(nd)。王在灵沼，於籾（ren)鱼跃。”滕文公效法周文王，筑灵台，掘灵沼，取与民同滕文公台欢乐之意。1996年滕州市人民政府拨专款重修了“文公台”，加固了台基、殿阁，使“古台”更加壮丽美观。
“滕”作为“国”见于史籍。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初期。《史纪•陈杞世家》称:“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另据索隐，殷之世，有滕伯名文者，为滕君，世系无改。在殷商之世，“滕”已经成为古国，西周末年，武王克商之后，封其异母弟叔绣于滕，爵为侯，立为滕国。
滕国在周时期是个有名的小国。据《左传》称，它的疆域 “绝长补短方五十里”。但却因为它是周王姬姓的后裔，在诸侯国之间交往上很受人注目。春秋时，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春天，滕侯、薛侯都到鲁国去朝聘。两人为先后次序发生争执。薛侯认为他先受封，应当居长；滕侯却说，他是周之卜正，薛是庶姓,因此滕王可以居于后。鲁公便让自己的大臣出面调解，遂按照周族的规矩定异姓的薛为后。大概因为这个原故，滕国虽小居然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纷扰局面中得以相传 “三H世”,历时达700余年之久,直到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才被宋国所灭。
滕为宋所灭后不久，秦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废分封，设郡县，分天下三十六郡，置滕县，属薛郡。汉代改滕县为公邱县，“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封鲁恭子刘顺为公邱侯都此”。晋代因之，属鲁邵。元熙初(公元420年)刘宋代晋，废公邱。隋代改蕃县为滕县，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县至东移，古滕逐步为村落。在滕国国君中影响最大的是战国时期的滕文公。《古纪世本录》云:“定公薨,世子立，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V’滕文公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争霸的情况下，把滕国治理为“善国”，写下了滕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之所以获得“善国” 的美誉，主要是他不甘落后、争强图存、励精图治的结果。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就积极探索治国之道，利用一切机会请教富国之术。他曾多次礼聘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轲到滕国来，招待他住在“上馆”，向他请教治国方略。当时滕国处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受其威胁极大。孟子让他凿池筑城，加强防守，并提出 “行恒产世禄，明论学之法”，使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培养人才，实施“仁政”的主张，并且鼓励他说:“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文公讨教后,决定按照孟子的主张去做。礼贤纳士，实施仁政，远近都称滕文公为“贤君”、滕国为“善国”、行圣人之政。故名家、名人纷纷来滕定居。滕国一时名声大振，诸侯国莫不刮目相看，使滕国在列国纷争的局面下，保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明代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在《过滕城》诗中,抒发了缅怀追念之情，诗云：齐楚今何在，滕犹旧国名。
浮云双战地，落曰一空城。
野旷犹堰井，山贫自不争。
遗编二策丰，终是鲁书生D近年来，人们对“滕国故城”进行了科学的钻探、发掘及保护工作。1997年滕州博物馆对“滕国故城”外城墙进行细致钻探，基本上搞清了城墙的方位、宽度及年代。进一步证明“滕国故城”外城略呈长方形，子城为方形，与历史资料相吻合。城墙的东北部现高出地面2〜3米，.西部在地面无存，南部压在子城城墙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1995年秋、2001年冬至2002年春对庄里西“滕国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西周、春秋、战国墓葬数座,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经考证均属于“滕国”之物。结合近年来在此出土的“滕侯鼎”、“滕公鬲，’、“滕公簋”、“滕皇编钟”等有铭文的珍贵文物。如“滕侯鼎”盖底对铭，铭文:“滕侯乍(作)宝尊彝”，1980年出土一套编钟共13只，钟上刻有铭文，说述了春秋末年滕国司马（古代官名）名 “楙”者，为祭祀滕悼公所铸造。另出土一套石编磬，亦为13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用石灰岩制成,经测定为十二音律乐器,音质清脆悦耳，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好的战国乐器之一。这些珍贵文物是史载滕国在此的有力佐证，为我们研究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昔曰的“善国”历经两千多年沧桑变化，而今已发展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滕州市。
滕国故城199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滕州市公布为历史教育基地及旅游胜地。
(张东峰)偪阳故城倡阳故城位于枣庄市台儿庄区润头集镇西南约5里处。南依群山，北靠候塘村，东有龙河古道，西邻城西村，城周长3293米，当地有“九里单八步”之传说。南北长,东西短，大体可呈长方形。城中西南隅有小山一座，俗呼为“米山”。西北部有一庄，名唤城里村。其余部分皆为农田。残墙北部较为明显，系清代咸丰年间，村民为避兵乱加高旧墙基，筑建倡阳圩，故而北墙现高地表4〜5米，底宽20余米。整个城基轮廓基本清晰可见。《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倡阳城在运河南，即左氏所谓‘城小而固’者也，城周十余里，中据土山，外建六门，东门外高冢累累，则传为倡阳君墓也。”故城内及城外东部，地面上散见许多陶器残片，多为豆、罐、盆、砖、瓦之类。有时还出现蚁鼻钱、铜剑、铜族、铜印等物，石器亦有发现。《峄县志》载:“峄地古陶颇多，而以倡阳砖为佳，其制古拙、无文。长有尺余，宽半之，质坚，重逾于金石，人得之以为砚、付手民治之，锋刃不能人也。”城南群山之阴，古墓成群，常有画像石出土。1980年，河南省固始县出土了一把青铜剑，有铭文七字:“鄱王悭自恸(作)承检。”经考证为春秋时期倡阳国之遗物。
据《读史方舆纪要》云:“峄县南五十里有倡阳城。”《峄县志》载:“倡阳，坛姓国，彭祖弟陆终第四子求言封此。”经文献考证，倡阳与大彭国有密切关系。《国语•郑语》载:“大彭，豕书为商伯矣。”韦昭注:“大彭，陆终第三子，曰篯，为彭姓，封于大彭，谓之彭祖，彭城是也。”由此可见，陆终第三子封大彭，四子封倡阳，两地相连，时代相同。
倡阳故城据《左传》载: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四月初，晋侯以霸主身份召鲁公、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郑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吴王寿梦于祖(今江苏省邳县西北），商讨联盟军政大事。晋国大将荀偃、士匄(g&)以倡阳国倾向楚国为理由,请求攻打倡阳，把它赠给宋国大夫向戍作封邑，借以打通攻楚的道路。晋国主将荀窑(ying)说，“倡阳城虽小,但却相当坚固，易守难攻。攻下来不算勇敢，攻不下来反被人耻笑。” 而荀偃等人坚决请求出战，并保证如不攻克愿受军令处置。于是十三国诸侯之师，战车辚辚，旌旗遮日，浩浩荡荡杀向倡阳。
襄公十年四月初九日，诸侯之师对倡阳城实施了包围，连续作战数日均未攻克。鲁国孟氏的家臣秦堇父，押送辎重车辆到达前线，倡阳人打开城楼的悬门，企图出兵夺取辎重,而诸侯的将士乘机攻入城内。倡阳守军急忙把内城悬门放下，打算堵截敌军分而歼之。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孔子之父)带领士兵刚要进攻，见悬门下降，急忙上前双手托住闸门，两臂支撑着千斤的压力，坚持把突入城内的将士安全撤出，转危为安。鲁将狄赓弥用大车轮蒙上皮甲作为盾牌，左手执盾，右手持戟，带领步兵自成一队，奋勇冲杀。因而,他们被称为“有力如虎”的勇士。
倡阳守军欲试敌军勇气，便将布匹从城墙上挂下来诱敌攀登。秦堇父扯布登城，刚接近城垛，守军将布割断，秦堇父跌落地上，守军又把布挂下，秦堇父苏醒过来重新上去，反复三次，守军表示钦佩，不再挂布。秦堇父这才退兵，把割断的布做成带子，在军中游行三天，以示其勇。倡阳军坚守城池，浴血奋战，英勇抗敌，使诸侯大军的进攻受挫，久攻不克，军心动摇。荀偃，士匄便向主将荀窑请示说: “雨季快到了，而倡阳久攻不下，再拖延下去，恐怕回师不便，请主将下令退兵吧! ”荀窑一听非常生气，拿起身边的弩机向他俩奶去，并说:“你们实现了当初的诺言再来跟我说话，再给你们七天的期限，攻不下城来要你们的脑袋!” 士匄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再提退兵之事,急忙重整旗鼓，准备再战。
五月初四日，荀偃、士匄率领步兵猛烈攻战，城上箭石如雨，城下杀声震天，诸侯大军轮番进攻，倡阳军浴血反击，又经过五天的激战，守军终因寡不敌众，于五月初八曰城池沦陷，倡阳国从此灭亡了。
倡阳灭亡之后，属于宋。楚灭宋后改倡阳为傅阳。秦代设傳阳县。及至晋代均因之,后废除。倡阳故城的年代当属周至晋。
倡阳故城1977年12月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郭永胜)昌虑故城昌虑故城，位于滕州市羊庄镇东南土城村。南临薛河，与陶山隔河相望，山清水秀,四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建城址极佳之地。据传说，昌虑城周十余里(史料中单位为古制，未作换算，下同），城墙高两丈五尺许，城壕深八尺余，城墙高出地面五尺，城墙顶端宽六尺，可行大车。城门楼高三丈四尺，砖石砌之，甚为坚固。北门城楼上有一砖刻横额，制作精细，刻有“昌虑”二字，每个字约0.6平方米，字大如斗，三里以外仍清晰可辨。
昌虑城始建于春秋时代，当时称为滥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古迹》载:“昌虑城，在县东南六十里，陶山北，亦曰‘滥城城周十里许，有子城。”《图经》又载:“滕，盖以一邑而包春秋侯国之地三矣，以今图按之，县治为小邾地，西南滕城为滕地，南薛城为薛地，而三国外，诸国地又多所分割，如东北瀞水合乡，东南昌虑，皆邾地也。”《封爵》再载:“小邾，曹姓，邾郏之后，夷父颜有功于周，周封其子友与于倪，为宋附庸，齐桓公霸，倪君从，晋爵为子，始列诸侯，谓之小邾子。鲁公七年,小邾来朝，始得王命；哀公四年，宋人执小邾子。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绎奔鲁，后为楚所灭。”《左传》载: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01年)，邾黑肱以滥来奔，即此。《中国地名大辞典》云:“滥”，春秋邾国邑城；杜预注:“滥”,西汉时东海郡昌虑县。从上所述，昌虑故城在东周时是小邾国的重要城邑“滥城”。
昌虑县城，汉承秦制，《汉书•地理志》载:“昌虑县故城在今蕃县(即滕县)。”《后汉书》载:“建安中，于此立昌虑有兰乡属东海郡。”《三国志》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分东海为昌虑郡，十一年割东海之戚县以益琅琊，省昌虑郡，并入东海。”《晋书•地理志》载:“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徐州分东海置兰陵郡，割东海之昌虑，合乡属之。”《续滕县志》载:“前汉，昌虑属东海郡，后汉昌虑分为东海郡徐州刺史部。三国时分东海为昌虑寻复省。晋属兰陵郡；刘宋因之。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省兰陵郡辖昌虑划归彭城郡。”据以上史料，昌虑故城东周时为小邾国滥邑，西汉时为郡或县，三国、晋、南朝刘宋、隋时为县，前后历经1000余年，均为行政所在地，唐代以后沦为农村。
据考古调查，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沿薛河徒步调查时就发现了昌虑故城的城墙残迹和早期文化遗址。遗址分布在土城村的东南和西南角的高地上，从河床北岸的断壁上发现有灰坑数个，内杂大量的灰土及陶片，特别是距地表0.8米的地方发现了陶制的下水管道，直径0.4米。地表散存着大汶口、龙山、商周及两汉时期的陶片，汉代居多。还发现了成堆的残碎的汉代筒瓦、板瓦的遗存。在村庄的东南角和村后暴露的汉代城墙的墙基200余米，夯层清楚，每层在20厘米左右。经初步分析，该城墙痕迹应为子城之墙基。在东于村的东边发现了一处面积200X300平方米的冶铁遗址。群众称之为“铁炉口”，残存有木炭块、灰烬、铁肩等，据考证为汉代冶铁遗址，应与昌虑城的兴衰有关。土城村的遗址和城墙残段遗址，虽未经正式的考古发掘，但从历年来的考古调查和采集的标本来分析，它与古文献上记载的昌虑故城的地望是相互一致的。昌虑故城又是兵家战略要地。据《续滕县志》金石录载有 “汉寿亭侯”铜质龟纽印章一枚，言出于昌虑故城中。据此，二国时关羽曾在徐州作战，徐距此地百里之余，关在此屯兵，遗有此印也是可能的。《续滕县志》兵事载:“后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秀兵进湖陵征董宪，又幸蕃，遂攻董宪于昌虑，大破之。”《方舆纪要》载:“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恒和侵魏，从究州进屯孤山，（《魏志》云昌虑县有孤山），被魏将樊鲁击破之。”又载:“后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尉迟举兵相州、徐州，将席卷日比邻，罗应之军于蕃城攻陷昌虑。”再载:“隋大业十年 (公元614年）,彭城留守董纯，大败张大虎于昌虑。”昌虑故城历经千年沧桑，已荡然无存，但遗址尚在，有迹可寻。对研究本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昌虑故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庆峰王峰)承县故城承县故城坐落在今峄城西一里，古邑八景之一“承水环烟” 的西畔。《古今地名大辞典》云:承(承)水源出山东峄县北车稍谷，曰沧浪渊，南流会许池(即十里泉)水，南迳县城西，折东流至县东南入运河。汉置承县于此，以承水所经而得名。
承县故城，地理优越，青檀、仙坛二山夹峙，承水清流一曲贯穿。故城东北之仙坛山，又名凤麓山,明代洪武年间因在山南建先农、社稷二坛而得名。其山雄秀巍峨，每当晨初,朝霞初上，晨雾莽莽，浮翠欲滴，雨余雪后，岚光映日，金碧层层，城郭如画。山下村落竹树围映，炊烟袅袅，故称古邑八景之首，名曰 “仙坛晓翠”。故城东之承水，沿古峄城西墙湍流南下,粼粼碧水，银浪层层,浮起腾腾烟波，环绕雄伟高耸的古峄西门城楼，故又成邑景，曰“承水环烟”。水上建有孺子桥，东西横跨，青石砌成，创始无考，明清后业经维修。桥东直达西门；桥西古庙数座，碑竭林立，今已无存。故城西之青檀山，因多植青檀而得名。山下建有青檀寺、岳飞养眼楼。这里清幽静溫，风景宜人，古八景称之为“青檀秋色”。故城南部有一古代遗址，相传为隋初鄯州故城，因紧依承水，终年冲刷，遗迹所存无几，仅地面散见砖瓦陶器残片别无他存。
故城四周墙基已夷为平地，从迹象观察，北墙位于今岳台子村北一线，徐楼村居于城内东南隅。故城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250米。西北角残存土墙一段，高约4米，东西长约15米,底宽约3米，系黄土穷筑而成，显系城墙之遗迹。故城地面上散见一些陶器残片，西南部堆积尤多，有瓦片、鬲足、豆把、罐片等。近年来，在故城周围曾出土了一些历史文物，1988年在故城东治理大沙河时，出土了一批周代青铜器铜壶、铜鼎以及汉代陶器等。在附近的东西山侧，古墓成群，常有汉画像石及汉代陶器出土。
承县故城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据史籍《汉书•地理志》记载:承县，西汉高帝时所建，隶属东海郡(郡治所在地郯)。《寰宇记》云:“前承县理此。”今峄西500米，即汉承县古城。《峄县志•古迹考》载:晋以后兰陵郡或理今州或理鄯，此城自为承，宋始移治承水东焉。承县之名始自西汉(王莽时一度改名为承治县），历经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诸朝。至金代兴定年间建立峄州、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 峄州降州为县，自此峄县之名始出。
多少年来，民间流行着“峄州三迁”的传说，实际上就是承县、峄州、峄县三个时期。西汉建立承城历经千余年之久，至宋代方迁至承水东畔建立新城，仍为承。金代兴定年间在此建峄州，峄州城北枕仙坛山，西临承河水，历经沧桑之变，现城基已荡然无存，从迹象观察，四周轮廓尚可分辨，北墙在今峄城北关外约300米，从旧兴国寺(已废)旁贯穿，小东庄居于东墙中部，南墙在今南关东西一线,周长约4000米，城墙均系黄土夯筑而成。明代洪武二年降州为县，遂在旧州城西南隅筑建峄县土城。城周四里，高一丈五尺，厚一丈。有四门:东为兴贤门，西为迎恩门，南为望仙门，北为近圣门。成化二十二年（公元 I486年)知县毛凤鸣始将土墙增筑砖石。以后历经200余年，至清代乾隆年间，方才陆续完善了城墙建筑。增修四门城楼，女墙垛口，并在南门城楼供奉关圣神位，祭祀香火。至此，峄县城雄伟坚固，四门城楼高耸，飞檐陡脊，角铃叮当，甚为壮观。
而今，古城虽已无存，但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街道纵横, 商店云集；高楼林立，鱗次栉比；绿树成阴，花团锦簇；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承县故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郭永胜）南常故城南常故城位于薛城区南常乡南常村村北。此故城，一说是建阳城，一说是建陵城。
故城坐落在凤凰山之阳的一片平原地带上。凤凰山亦名朝阳山，山势连绵数里，上有三峰高低相错，其间有巨石参差，状如大鹏振翅，俯敵南望故城大地。北麓有玉华泉，西麓有凉泉，二泉之水合流绕山三面，又南流经故城东侧转向西南流入漕河。东峰下有朝阳洞，相传洞前出云即为雨天。往年天旱时，山下村民携带清酒素供前往祈雨。故城东有老鸹山，山西侧有元代广威将军同知峄州军事周忠及其子武节将军兼邳州节度副使周瑞昌的墓葬。故城东南隅一寺院曰“三清观”，为元代至元年间邑人周忠所建，今已倾圮。
环步绕故城一周，东西长约550米，南北宽约M0米，略呈长方形。现东墙北部残存一段土壞，其余已夷为平地。故城东北隅，沿东墙基向北延伸出一个南北约80米、东西约100米的突出部分，俗传为“北门”，亦称“瓮上”,经现场勘测似为“瓮城”。从地面上可以搜集到东周时期的器物残片，有陶拍、罐口、鬲足、豆柄等。多为夹砂或夹蚌片之灰陶、饰绳纹、弦纹等。故城范围内，曾出土过西汉时期的石质半两钱范，战国时期的楚国币(即蚁鼻钱)等。附近的山傍，古墓颇多，经常有画像石刻出土。发现了逾两千年之久而完整无锈的汉代环首铁刀，有刻工简练、造型浑厚朴素的汉代石羊，还出土了一大批陶器有鬲、豆、鼎、壶、罐等，为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关于南常故城的历史名称，久有争议，有“建陵”、“建阳”两说，现从古籍资料对照，略作如下考证：《峄县志•古迹考》记载说:“建陵城在县西四十五里，白茅山之阳。汉卫馆封建陵侯，即此。”但是这种说法与文献记载不符。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是:“沭水，一渎南迳建陵县故城东，汉景帝八年(公元前149年)封卫绾为侯国。”另据《地名大辞典》载:“建陵县，汉侯国，后汉省，故城在今江苏沭阳县西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所标出的汉建陵县位置与《地名大辞典》的记载相同。由此可见，南常故城即建陵故城的说法显系不当。
《诗经•鲁颂》有这样一段记载:“居常与许。”东汉古文经学大家郑玄注释曰:“常，或作尝，在薛之南。”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可以查见春秋时期“常”的地理位置即今南常故城附近。由此可见，南常故城可视为春秋时期的常(尝）邑。从地名上看，故城南、北部有南常、前后北常等村，皆以此城位置而定，亦可说明了“常”在当地的地理概念上已有了很久的历史。
南常故城《续山东考古录》关于建阳故城的记载是:“建阳县城在 (县)西微北四十五里，俗称‘建陵城’。”《地名大辞典》曰：“建阳县，汉侯国,后汉省，故城在今峄县西。”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建阳城的位置相同。因此，此城应是西汉时期建阳县城所在地。
综上所述，南常故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古“常”邑的所在地，迨及西汉，又在这里建立了建阳县城。至于建陵故城一说，与文献记载、地理位置不符，仅是俗传而已。不过，久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研究的必要。
南常故城1980年9月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张莺燕）阴平故城《峄县志•古迹考》记载:“阴平城，县西南三十里。汉阴平县，属东海郡。”故城坐落在群山之阳的一片开阔地带上，今为峄城区阴平镇。它历经沧桑，越两千余年，虽城基无存，而其名却延续至今。
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时代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二月封楚孝王之子为阴平侯。《汉书•地理志》载:阴平，侯国，属东海郡。东汉时，有汝南汝阳人袁安，字邵公，明帝年间，举孝廉，任阴平长，后拜楚郡太守，累迁太仆，司空、司徒等职，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名人。西晋惠帝时期永宁九年(公元301年），卫毅因征讨有功被封为阴平公。综上所述,阴平故城的年代当始于西汉时代。
故城西北隅，残存一土墩，系黄土夯筑而成，似为城墙遗迹，残高数米。站立墩顶，极目北眺，只见数里之外群山连绵, 巅峰相错，东西蜿蜒不断，南北逶迤起伏，气势磅礴，雄伟壮丽。
《峄县志•山川考》载:又南迤西二十里有白草山、文峰山 (又名刺天峰)、铁角山(亦名寨山），三山联成一体，自北部诸山迤逦而来，崇岗巨岭，势如长蛇，首尾连绵数十里。其外悬崖数百丈，犹如城堑，四面皆山石嶙峋，又如城堞。其西南有三峰突起，耸入云霄，则为铁角山正顶，俗名上寨。转向西部，斗落数十丈，岩石仅宽二三尺，其下为绝涧，俗名北城楼。再西又一峰，奋迅而起，嵯峨北向与马头、桃花诸峰拱揖相对，俗名为二寨。其北连峰数里，悬崖陡壁，即是白草山。转向东南,一峰耸入云端，则是刺天峰。峰下南麓数里，即阴平故城。源于黄山前的马跑泉，刺天峰下的老龙潭二水相汇而成的阴平河经故城东侧滚滚而下。
故城遗址今已夷为平地，从地面迹象上观测，城址在今阴平镇西部一带。东西约长600米，南北宽约500米。残存的土墩内尚能分辨出夹杂汉代陶片的夯土层。地面上散存着大量的灰色绳纹陶片，多为板瓦、瓦当等，显系汉代建筑遗存。历年来，这里不断出土过汉代半两钱、五株钱、还有楚国蚁鼻钱等古币。据当地老人们回忆，故城内曾发现过古井数眼。还出土过有汉代特点带“流斗”的石磨等文物。
故城东有石羊村，村旁有一石羊，长110厘米，高厘米, 呈卧伏状，造型古朴浑厚，雕刻手法简练，从风格上来看，与陕西省兴平县西汉霍去病墓前石羊形状基本相似，此羊显系汉代之遗物，其村亦因此石羊而得名。故城南曾发现一陶井，井圈自下而上直径逐节递减，口细底粗套砌而成，此为典型的汉代7j<井造砌形式。沿故城周围附近的村庄，经常发现汉代古墓及画像石刻。1982年曾出土了一座陶楼，高约47厘米，三层，底部有基座，两侧有梯，顶部有四柱飞檐，造型别致美观，反映了汉代建筑的风格特点。
(文光张莺燕）安阳故城从部j：乌镇北行数里，有南北一线三个村庄。名曰南安阳、中安阳、北安阳,再北一片台型高地上，有一处故城遗址，即安阳故城。故城北面群山重叠，连绵不断。《峄县志•山川考》记载曰:“(县)又西五十里曰安阳山，其前有安阳城遗址，迤东为羊栏山,是多银，麓有二洞，相传为昔人开采处。”东部连接上庄山，亦名西暨山口，旧时这里是南北孔道，其上有村落，山民多植山果杂树，每逢深秋，果实累累，挂满枝头，枫叶满山，一片映江，清幽静谧，风景宜人。东北数里有黄鹭山，山西侧有一大浴，俗称公狼峪，过去常有狼群出没。山后面又一小山，名曰横梁润，涧中巨石层叠，狼牙交错。
故城地处台型高地，四面墙基清晰可见，东、西、南三面尤为明显,有的地段竟高出地表4〜5米，均系黄土夯筑而成。城周长约1000米，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故城内，地面上散见 i午多陶器残片，有灰陶、红陶，而灰陶居多。可辨器型有鬲足、豆柄、筒瓦、板瓦、花纹砖等，还曾发现战国蚁鼻钱等。尚未发现完整器物出土。
安阳故城根据古籍记载:安阳故城即西汉时期的新阳县城。汉成帝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五月，封鲁顷王之子刘永为新阳侯。如《续山东考古录》曰:“新阳县故城在(县)西北四十里，今安阳城。”《汉书•地理志》载:新阳，侯国，隶属东海郡。《峄县志• 疆域考》载:新阳国，鸿嘉二年封，故城在西北四十里，今安阳城。《中国历史地图集》从其说，所标西汉之新阳国地理位置与上述记载相符合。因此，此城应为西汉新阳县(侯国)所建，后汉时国除。
故城附近文物古迹颇多，西北不远有墓山。《峄县志•山川考》又载:“墓山山势圆峻，麓多古冢，累累如土埠。间有陷者,墓内长廊曲室，皆凿石为之，刻画精丽。再进，曲折旁达，窈黑不见物，探者怖而返。殆昔显者之墓也。”历年来，这里常有文物出土，发现有汉代铜盘、铜薰、陶楼、陶壶等器物及刻有建筑、人物等花纹的画像石刻。这是一处较大的汉代墓群，从周围环境观察分析，似与故城有密切关系，可能为故城的墓地。
安阳故城1993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光郭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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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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