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匡衡，生卒年月不详，字稚圭。西汉东海郡承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西汉名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后被免为庶人，终于家乡。凿壁偷光匡衡是西汉东海郡承县人。父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从来没出个读书人。匡衡小时候很聪明，特别喜欢读书，父母也希望儿子能读读写写，使匡家出个文化人。因家中贫穷，没钱拜师求学，匡衡只好替别人做工换取生活和学习的费用。有一年，他在村庄南山坡放猪的时候,看到山上有一块石碑，就手沾口水，仿照碑上的字，一笔一划学着写。不久，碑上的字，他都能默写下来。
  这一年的端午节，匡衡的母亲拿出一个葫芦，说：“鼎儿（匡衡的乳名），这葫芦是农家吉祥物，咱穷人家，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宝葫芦保佑咱家平平安安。快挂上吧。”匡衡想到自己刚刚在碑上学会的字，就用木炭在葫芦上写了吉祥二字。这时，有三个富家公子去书馆读书，看到葫芦上的字，都很吃惊。他们不相信匡衡那么小的年龄就会写字，而且写得那么好。一个矮个公子说：“哼，连放猪娃都识字，这不是糟蹋孔圣人吗？”匡衡反问道: “为什么放猪娃就不能识字？” 一个高个儿走上前对匡衡说: “你看这4吉’祥二字写得多俗气啊，应该写福寿无疆才对。你会写吗？”匡衡摇摇头说：“不会写。”瘦高个儿说：“我替你写吧。”说着他擦掉吉祥，用木炭写了四个字。写完后，三个人又说说笑笑地溜了。这时，有识字的人告诉匡衡母子，原来那四个字写的是“槽头兴旺”。槽头，就是给牲口喂词料的地方，匡母一听，气得晕倒在地。小匡衡急忙扶起母亲，说：“娘，从今往后，孩儿只要饿不死，就要学识字。”匡衡不光给人家养猪，还要经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工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简册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白天干活，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读书。可是匡衡家境贫寒，连点灯的油钱也没有，怎么办呢？匡衡的邻居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足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穷人,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 ”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有一天晚上，匡衡正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 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走到墙壁边一看，啊! 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烛光。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一些，他就凑着透进来的一丝烛光，读起书来。尽管光线幽暗，他还是为自己的发现欣喜若狂。过了几天，趁邻居不在家的时候，匡衡借来一副锤錾，在裂开的墙壁上凿开了一个手指大的小洞，光线完全照射了过来，匡衡终于能看清楚简册上的字了。“凿壁偷光” 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从此，匡衡白天用柴草把洞口堵上，晚上，便掏出洞里的柴草，借光读书。夏天，村里的人都在屋外乘凉，而匡衡则闷在屋里借光读书。汗流浃背，蚊叮虫咬，他全然不顾。冬天，寒风凛冽，他冻得手足发麻，仍然坚持不懈。时间长了，他读的书越来越多，并且默记在心。读书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越读书，他越感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远远不够，他想看更多的书。
  匡衡家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要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 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年的勤学苦读，匡衡诵读了大量文献典籍，文才超群,而且为人正直，在齐鲁一带，大有名气。当时的读书人中流传着这么几句口碑：“无说《诗》，匡鼎来;匡说 《诗》，解人颐。”意思是说，不要谈论《诗经》了，匡衡要来了；匡衡讲说《诗经》，逗得人哄堂大笑了。可见他声誉很高。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跟他学习。而关于他的“凿壁偷光”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成为美谈。
  身居高位匡衡成年以后，参加了朝廷开设的甲科考试。这种考试当时叫“对策”，即皇上就军国大事提出若干问题，要各郡县推荐有才学的人一一回答。东海郡推荐了匡衡。遗憾的是，匡衡对答的文章不切合题意，被录取为乙科之士，授了个太常掌故官职（专门掌管礼乐制度的官职）。
  匡衡在京任职期间，又结识了不少名人学者，他们谈古论今，对诗作赋，相处甚为融洽。此时，在京师做大官的鲁南人确实不少，有太子太傅疏广和侄儿太子少傅疏受，谏议大夫、丞相司直萧望之等等。他们之中，有博学多识的经学家;有的是朝廷重臣，匡衡分别拜访了他们。当时，太子太傅疏广和侄子太子少傅疏受都很欣赏匡衡的才华，但是当疏广的亲戚希望疏广能在宣帝面前举荐这位同乡的时候，被疏广婉言拒绝。疏广说：“宫廷渐危，外戚专权，贤良忠贞，朝不保夕。我已经老迈，不日即乞骸还乡，匡衡虽有才华，然不便进言……”不久，疏广便对疏受说： “我们官也当了，名声也有了，这个时节再不引退，怕有后悔之事。”疏受叩头曰：“听长辈的。”于是两人一道辞官。
  疏广和疏受不肯引荐匡衡，有种种原因，其中就有保护匡衡的意思。当时，朝廷里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大将军霍光刚刚去世，以汉宣帝为代表的皇权势力与气焰嚣张的霍家正势不两立，朝内关系十分复杂，确实如疏广所言“贤良忠贞，朝不保夕”。后来，果然霍家集团铤而走险，举行了叛乱，要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据说，在镇压叛乱中，受到牵连而灭族的霍家集团就有千家、近十万人之多。当初，如果疏广、疏受向把持朝廷权力的霍家集团引荐匡衡，恐怕平叛中匡衡也要受到牵连。
  匡衡没有人引荐，从长远看也并非坏事。数年以后，匡衡被调往离京城很远的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南）担任文学官职（在州郡设置的教官）。在京师的许多学者问讯后都上书推荐匡衡，说他精通经学，当世无双，应该让他回京师任文学一职,不应该留在远方,很多后辈学生还都要跟随匡衡去平原郡。宣帝看到上书以后，把这件事交给了太子刘奭的师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处理，让他们负责对匡衡进行考察。萧望之在西汉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公元前51年，汉宣帝为功臣们画像表扬的十一人中，萧望之即赫然在内。他官至御史大夫，是朝廷三公之一，且通《诗经》、《论语》、《礼记》。梁丘贺则是著名的 《易经》大师。匡衡在京时，曾多次请教过萧望之，萧望之对匡衡印象颇佳。这次萧望之把匡衡召来，两人叙过乡谊以后，即与少府梁丘贺一起对匡衡的才学进行了测试。匡衡解答了《诗经》各篇的主旨，他的解释深刻而全面，使萧望之和梁丘贺十分赞赏。于是，萧望之上奏皇帝说：“匡衡的经学水平精深、纯熟，有儒学的师法和大家风度，他的文章也值得一读。”尽管汉宣帝对今文经学的各学派釆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然而他并不十分喜欢儒术，也不太重用儒士，他推崇的是儒法并用，卩斤说匡衡经学学问很深，就把匡衡的事搁置起来了。皇太子刘奭曾劝宣帝说：“陛下持刑太重，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将会败坏汉室，从而担心刘奭不能承担皇位重任，曾一度有意要更换太子，但又不愿意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便叹息道：“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所以，仍旧叫匡衡回平原郡当他的教官。
  萧望之见匡衡的事情没了动静，便把匡衡的对答文章拿给自己的学生皇太子看。皇太子刘奭看后，暗自佩服匡衡的学问和才能，不过,父皇在，他没有说话的地方，只好请萧望之转告匡衡，先屈就此职，等待时机再说。
  公元前49年12月，四十三岁的汉宣帝驾崩，好儒的皇太子刘奭即位，是为元帝。同时，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凭借皇帝亲属的身份任尚书，掌管尚书署的事务。前将军萧望之做他的副手，同元帝的另一位师傅周堪三人一起辅佐朝政。汉元帝很看重萧望之，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萧望之，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当时，萧望之向朝廷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儒生，均得到了任用。
  元帝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上任后便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五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萧望之以《齐诗》著称，周堪以《尚书》闻名，御史大夫贡禹精明《公羊春秋》，匡衡则是当时公众所公认的《诗》学泰斗。
  萧望之再次向元帝推荐匡衡。不过，最先重用匡衡的还不是兀帝，而是史局。
  外戚史高是一位行事圆滑老到的人，其学识和威信远不如萧望之，很是苦恼。一天，长安令杨兴劝史高说：“将军凭借亲戚的身份辅佐朝政，地位显贵而重要，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您，然而众人议论的美誉并没有集中在将军您的身上，这是为什么呢？平原郡的匡衡才能智慧很高，经学水平无与伦比，但是因为在朝廷没有门路，被派往很远的地方。将军若能将他召到幕府，学士们就会欣然归附于您的仁德。先观察他的水平、特长，然后向朝廷推荐，他一定会成为有治国本领的人。将军用这种方法显示给众人，一定会声名流传于世。”史高釆纳了杨兴的建议，便把匡衡召到门下,不久便提拔匡衡为曹史，接着又将匡衡推荐给汉元帝。元帝早从萧望之那里闻得匡衡之名，甚有好感，很快便任命匡衡为郎中，随即升迁为博士、给事中，掌管经学教授，又兼殿中顾问，可以入侍皇帝，参与议论政事。就这样，匡衡很快就接近了皇权的核心。
  屡次上书汉元帝执政以后,说起来也奇怪，《春秋》书上所记载的各种灾异现象全都出现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地裂，地震石陨，夏天降霜，冬天打雷，草木春天凋零而秋天繁荣，饥荒瘟疫，犯罪满街。永光二年（公元前43年），又出现了日食和地震。古时候，人们把日食视为灾变，认为上天要惩罚世人。元帝十分恐慌，便召问匡衡：“朕嗣位以来，何故突异迭出？”匡衡早有准备，于是上了一道《上政治得失疏》的奏折，该奏折综观全局,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奏折很长，言辞也比较激烈：“臣听说天与地之间，精气互相振荡，善恶互相推动，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天上就会出现什么现象。阴阳的法则各自有所感应。太阳发生变化,静的事物便会运动;太阳被遮住光辉，明亮就将成为黑暗。各种水灾、旱灾等灾害就会接连出现。现在关东连续多年出现饥荒，百姓缺衣少食，生活贫困，甚至有的相互为食。这都是因为百姓的赋税过多，向人民索取的东西数量太大，而官吏心安理得地搜集这些钱物，不向上报告民情而出现的后果。陛下敬畏上天的告诫，哀怜百姓，大大减少开支，削减甘泉宫、建章宫的侍卫，推行文治，准备要经历唐虞那样的兴盛局面，杜绝殷周的衰败恶政。各位见到废除珠崖郡的诏书，没有一个不感到兴奋的，大家都认为将会出现太平盛世了。应当削减宫廷的费用，省去奢侈浮华的装饰，考订制度，整治外官、亲戚;接近忠诚正直的人，疏远虚言奸佞之徒;放弃郑卫之音乐，欣赏雅、颂之声;举荐才能出众的人，广辟直言进谏的路子;使品行高洁的人士显贵。昭示没有欲望的大道，观览《六艺》的旨意，观察世上的情况，了解自然的道理，通达和睦的造化，倡导仁义，匡正错误的习俗，改变人民的视线，让四海之内明明白白地都能见到本朝崇尚的道德规范，京城道德普及，美好的声誉传遍边境之外。然后，深入的教化可以形成，礼教谦让的美德可以蔚然生成。”元帝好儒术，重儒生，对于直言极谏的儒生多不怪罪。由于对匡衡早有好感，他听完奏报，便称赞匡衡深思熟虑，奏折写得非常好，并号召各位大臣都要向匡衡学习，做事认真负责，敢于直言极谏。匡衡提出的改良措施，元帝虽然也做做样子采纳了一些，但大多都没有采纳。一次匡衡给元帝上疏，认为当时天下的风俗是贪财贱义，好声色，尚奢靡。而恶劣之风的根子则在朝廷。
  朝廷有勾心斗角，下面就有争斗之患;朝廷有专横之官，下面就有不让之士;朝廷有好利的大臣，下面就有盗窃的民贼。长安是天子的都城,直接承受圣明的教化，习俗却与地方无异。原因就在于地方学习京都，郡县学习朝廷，一切都是向上面学坏的。匡衡虽然提出了这些问题，但由于朝廷积重难返，况且元帝也未认真解决，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朝纲不正，必然会败坏地方吏治，以至贪官暴敛，酷吏横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西汉王朝眼看着向下坡路滑去。
  元帝即位之初，匈奴已经衰弱，内部矛盾重重。建昭三年 (公元前36年）冬，郅支单于叛汉。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杀汉使者，逃往康居。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召集西域各国兵，诛斩了郅支单于。次年，郅支单于的头烦送至京师，甘延寿要求元帝将头颇悬挂在长安的蛮夷邸间，以壮大汉朝声威。匡衡谏言，认为此时正值万物生长的春天，时令忌讳诛杀，不同意悬挂。元帝采取折衷方案，诏命悬挂十日，然后掩埋。
  因匡衡工作勤勉，一心辅佐朝政，元帝十分满意，又将匡衡升迁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让其掌管议论政事兼辅导太子刘骜。匡衡任少傅的几年间，多次上疏陈述朝廷应当办的事情，每逢朝廷议论政事，都依据经典回答元帝的询问，言辞多符合法度义理。元帝对匡衡也愈加器重，不久又任命他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勛。一年后，匡衡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乃二公之一，职司监察，丞相有缺，通常以御史大夫递补。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 六月，丞相韦玄成病逝。七月，匡衡代之做了丞相，被封为乐安侯，封食邑六百户。
  元帝喜爱酒色，善鼓琴瑟，吹洞箫，还会自己作曲，自己吟唱。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的一天，元帝正在宫中自弹自唱，匈奴人呼韩邪单于要求朝见，说：“为了表示与汉朝的亲近，愿意做汉人的女婿。”元帝遂稀里糊涂将宫女王昭君赐给了他。当王昭君前来饯行时，元帝见王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不禁大为悔恨。原来，宫女太多，元帝无法一一见面，便命画工毛延寿给她们画像，送给元帝挑选。王昭君因不愿贿赂毛延寿，毛延寿故意把她画丑了些，所以没有被选中。元帝一直不知道王昭君惊人的美貌，发现自己被欺骗，便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杀了画师毛延寿。王昭君出塞后，一面劝单于不要攻打汉朝，一面将汉族文化传播给匈奴，使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了半个多世纪。
  元帝失去王昭君以后，感到汉宫人去楼空，便挂起美人图，苦苦追忆，不久便忧郁成疾，不能亲政，整天在后宫贪图安逸。匡衡见状，心情非常担忧，大胆地写了一篇《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呈报给了元帝。匡衡写道：“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留神动静之节, 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 ”匡衡劝元帝只有慎重地看待过去得失盛衰的教训，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遵守经学的倡导，做一个有德之君，不要沉醉于后宫花天酒地、淫乐无度的生活中。匡衡的奏疏词情中肯，深得元帝赞赏。可是，这时元帝已经重病在身，动弹不得了。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元帝驾崩，终年四十三岁。六月，皇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和元帝一样，成帝的生活也腐朽，早在为太子时，成帝就“湛于酒色”。继位后，更有很多荒唐之事。匡衡上疏劝成帝远声色，勤经书，严肃礼仪细节，成帝倒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又上书请求成帝在京城的南北郊举行祭天地仪式，并撤消其他过多的祭祀坛址。他们说：“皇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受天的指命，而接受天的指命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祭祀。按照天为阳，南也为阳;地为阴，北也为阴,应该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这样，上天对于天子，就会在各个不同的祭祀场所接受天子的祭祀。”成帝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定“南北郊”制，在京城南郊祭天，在京城北郊祭地，同时罢甘泉、汾阴祠。匡衡在两朝宰相的任职期间，直言极谏，刚直不阿，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免为庶人元帝在位时，中书令石显专权，将萧望之迫害致死。从前任丞相韦玄成到匡衡都惧怕石显，不敢违背他的意见。石显也因匡衡为萧望之推荐入仕，一直嫉恨于怀。但因匡衡为人谨慎，不敢冒犯石显，使石显无机报复。到了成帝即位，朝政由外戚王氏兄弟把持，石显失势，匡衡遂与御史大夫甄谭一起上奏疏指责石显，追述石显的罪恶。成帝查实以后便将石显放归故乡，石显不食，病死在途中。谁知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刚奏劾石显的时候，却遭到了司隶校尉王尊的奏劾：“匡衡、甄谭身居大臣之位，了解石显等人专权弄势，作威作福，不及时报告，而是阿谀奉承，故意顺从，附和臣下，欺瞒主上，这不是大臣辅佐朝政所应遵守的道义。既然奏明石显等人的罪过，却不陈述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宣扬先皇帝任用坏人，匡衡、甄谭二人罪至不道! ”要求将匡衡、甄谭同石显一并治罪。成帝念匡衡有师徒之谊而未加深究，发布诏令不予纠劾。
  匡衡恐惧惭愧，上疏请罪,推说身体有病，请求退职，告老还乡，并呈上了丞相以及乐安侯的印信，被成帝拒绝。成帝说：“你因道德修养纯美而列位于三公，先帝委任你处理政务，一直到朕很高兴与你同心合意，希望能有所成就。现在司隶校尉王尊诋毁你，将许多不是加在你的身上，朕感到非常悲伤。朕刚刚下发了责问司隶的状文,你为什么还有疑虑而上书归还侯位、请求退休呢？这是要表明朕不曾明察啊。《传》不是说过吗：‘不违反礼、义的要求，何必忧虑别人讲什么话！ ’你要仔细考虑这件事情，集中精神，接受医药治疗，多吃东西，自己保重。”成帝还赏赐给匡衡一些醇酒、牛肉。匡衡官复原职又重新治理朝政。
  成帝因为是新即位，所以褒扬优待重臣，但是群臣中很多人都拥护王尊，匡衡见状，经常感到恐慌不安，每逢发生水旱灾害，风雨不调，就连连请求退休，让出官位。皇上便下诏书安慰，不允许他辞职。匡衡非常感激成帝的恩爱,表示要好好辅佐成帝，为国家效力。可是仅仅过了一年，他的儿子匡昌任越骑校尉，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喝醉了酒，竟然动手杀人，被投进大牢。匡昌的属下与匡昌的弟弟、骠骑校尉匡盛为营救匡昌，密谋劫狱，事情败露，匡盛等人一并被捕入狱，京城长安顿时一片哗然。匡衡惊悉后，急忙摘掉官帽、赤着脚，上朝请罪。成帝念匡衡辅政有功，命匡衡戴帽穿鞋，未追究匡衡的责任，仅将匡昌处死，将匡盛发配滇南。
  从这件事以后，匡衡感到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岌岌可危了。他就像汪洋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摇摇晃晃，随便哪一泼水都有可能撞翻他这艘脆弱的船体，不久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事情是这样的，匡衡的封邑在临淮郡僮县（今安徽省泗洪县东北）乐安乡，有田三千一百顷，南边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 (公元前48年），临淮郡编制地图的时候，误将闽佰南面的平陵佰划为了乐安乡的南界，多出四百顷，匡衡在京城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几年后，匡衡封为乐安侯。过了四年,临淮郡再次编制地图时，纠正了乐安乡失误的版域。后来，集曹掾陆赐责问临淮郡: “按以前的地图，乐安乡南都是以平陵佰为界，今却以闽佰为界，为什么？ ”临淮郡遂又改回以平陵佰为界，给匡衡的封邑多划出了四百顷土地。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司隶校尉等几位官员指控匡衡在封邑之中“专地盗土”（即擅自兼并土地），以权谋私，违背法制,不合春秋之义。一位名叫骏的司隶校尉和一位名字叫忠的少府廷尉上奏疏弹劾说：“匡衡管辖之下的官员盗窃的财物价值达十金以上，已达到治罪的标准。《春秋》的大义规定诸侯不能在其封邑专权，而要一致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匡衡位在三公之列，辅佐国家政务，领导统计工作，却在统计簿已定的情况下违背法律制度，在采邑中专权,侵占土地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违背了道德和法规。”众大臣也群起指斥，要求查办。成帝责问匡衡: “这是怎么回事？ ”匡衡解释说：“此事为匡颖等人所为，臣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实在不知底里。”成帝遂命有司再查，让匡衡回家反省。不久，匡衡呈上丞相、乐安侯印绶，请求惩罚。成帝再也无法庇护匡衡，遂准予劾奏，传令查抄丞相府，追缴匡衡所有非法所得。念匡衡为三朝元老，年迈多病，特免官黜爵，贬为平民，放归故里。
  匡衡被免职以后，将原来栽种在自家院里的石榴树一同带回了山东老家。他在故里西边的鼋山上建了 “鼋山书院”，将一部分石榴树种在鼋山上。晚年他即在此读书著述，弄榴养鹤，收徒授艺，说书谈经。他悉心辅导儿孙们学习经学，儿子匡咸成为了经学大家，官位达到了九卿，家中世代多有做博士的人。后来，石榴树越长越多，他的家人又将一部分石榴树栽种在鼋山的北面，形成了今天的万亩石榴园。匡衡死后,被安葬在今枣庄市峄城区西南七公里的榴园镇匡谈村北密林之中。其墓高约五米，墓前一碑上书：“汉王相乐安侯匡衡之墓”，是清代乾隆四十年 (公元1775年）峄县知县张玉树重修匡衡墓时所立。
  解放以后，匡衡墓作为地方名胜古迹，得到重点保护。正是: 凿壁偷光孤月里，呕心沥血志难酬。如今万亩榴园在，点点红花点点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