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中华复兴，这是一个延续了100多年的话题。为了圆中华复兴之梦,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孜孜以求，流血牺牲，备尝艰辛。求富求强是复兴之梦的起点。正是在“为国家谋富强，为万民谋衣食”的宏大愿望驱动下，中国山东枣庄地区于公元1880年诞生了股份制的“峄县中兴矿局”;后来在“峄县中兴矿局”的基础上，崛起了中国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最大煤矿——中兴煤矿公司，这家公司在极盛之时，拥有三座大型现代化矿井，29个分销煤厂，其业务范围跨煤炭、钢铁运输、港口、盐业等多个领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最早把“师夷长技以制夷”落实到学习西方股份制公司经验，创办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人是著名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成功使洋务派影响日增，使偏居枣庄一隅，以开煤窑起家的窑主金铭热血沸腾，他来到洋务派的发祥地天津寻求李鸿章的支持，在枣庄丰饶的煤田上开办机器生产的矿井，于是“峄县中兴矿局”成为李鸿章亲自支持创办的第三家洋务民用企业。1895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峄县中兴矿局”也被地方当局封禁。在枣庄地面上，除了被贴上封条的10几间局房和4架抽水机器,剩下的只有几个洋务派人物和金铭老人的一个残破的梦。
1897年，强占了胶州湾的德国人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山东煤矿章程》，取得了山东境内铁路修筑权及其沿线30公里内的矿山开采权。在德国人之前列强从未获得过在中国领土上采矿的权利。这一重大变故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中国人不惜以血的代价追逐民族富强的梦想。中兴矿局所在的枣庄煤田正好位于德、英两国获得修筑权的津浦铁路沿线30公里以内。枣庄的煤，质轻磺少，特别耐燃，条约墨迹未干, 德国人派来枣庄购买煤田的人就先后来了4批。煤田开采权可能落入外人之手的危机再次激发了当地士绅开办近代化矿井的雄心，金铭等人又一次赶赴天津求援。
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张莲芬，此时是天津候补道。他也是1880年最早向中兴矿局投资的老股东。得知枣庄的情况，他立即召集在津股东会议，议决续办中兴矿局，以“既开之矿” 为由杜绝德国人对枣庄煤田的觊觎。
1899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张莲芬通过多年的老友张翼给慈禧太后恭呈一折:“职道伏查此项煤矿为已成之基，若徒以资本不足致成弃置，殊为可惜，况值此国家振兴庶务，凡开矿筑路实为当务之急。且山东为海疆扼要之区，胶海毗连，强邻逼处，若欲杜窥伺而基富强，则此矿之开犹属不容延缓。” 几个月后，朱批准奏,慈禧太后同意了张莲芬关于续办中兴矿局的一系列意见，张莲芬的意见包括：“该矿附近百里不得用机器开采煤斤”;准建从枣庄到台儿庄运河码头的90华里长的运煤铁路;续办的企业招华股120万元，洋股80万元，命名为“华德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这最后一条既利于募得巨资，又能预防德国人寻衅，还保有主权。张莲芬此举犹如战场上的背水一战，可见他富国强民争回权利的迫切心情。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资本增长到能够修筑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眼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而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买田买房从来都是传统而稳妥的理财之道，有谁会把资金投到自己完全陌生而且很有亏蚀可能的股份制企业中呢？.况且,从这个废弃了4年之久的烂摊子上，看不到任何盈利的迹象。
拟招两百万股的中兴公司事实上仅招来新股十多万元。把原峄县中兴矿局的废弃局房和旧机器者P折合进去，总股本仅4〇万元。面对这全部家当，张莲芬的一揽子计划不啻是一个虚幻的梦。
张莲芬将他毕生所有都投入了这个梦。
他奏请朝廷批准由出身底层、有土法办煤窑经验的戴绪万协助他主持土法采煤，苦干5年，公司纯赢利40万元。40万元的赢利证明了许许多多，他把美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的希望。
公元1905年，公司顺利招股100万元，90华里台枣铁路的修建正式提上日程。
公司创办之初，张莲芬曾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雄心勃勃地说:“今峄矿煤旺质佳，若能筹得巨款，克日兴办，出煤在山东各省之先，三五年后固可大浚，利源可先着我鞭，淮、运、长江销煤利权，亦可为我掌握。”可是张莲芬用了5年的时间才筹到了这笔巨款。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修铁路是个大动作。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李 '鸿章主持建成的从河北唐山到胥各庄的9公里长的运煤铁路。以李鸿章当时的权威，尚且敌不过朝野顽固保守势力的抨击诋毁，最后不得不以“骡马代替火车头拉火车”为妥协方案，才获得了朝廷的批准。从1881年到1905年，20多年过去了，朝廷不会反对一条铁路，可是这条台枣铁路要修在峄县当地的地面上，要轧过地方士绅的土地和祖坟，他们为自家的所谓“风水” 而聚众阻挠，屡屡上告其中不乏名门户族、朝廷大员。告状信列举或捏造的事实每一次都足以致公司于死地，于是朝廷一次次派人调查。后来还是袁世凯f念中兴公司是有恩于他的李鸿章一力支持创办的，给担任调查工作的农工商部大员周学熙递了话，公司的铁路才以修建，这就到了1907年。而张莲芬本人，由于身兼“山东盐运使”的官职被地方斥为“以官势压人”，不得不自动提出辞去官职的请求，由朝廷一品大员变成纯粹的 “公司总办”一-纯粹的商人，这对当时的人说来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1907年，按照与礼和、瑞记两洋行签订的借款购买合同，一批包括重达几万吨的火车机车在内的铁路器材将由外轮运到镇江后再由中兴公司的木帆船经运河运至台儿庄。运河上游水浅,一般货船还须卸载才能过闸，要运载无法拆卸的火车头更是难上加难，张莲芬亲自在运河上督造了一艘官船和十余艘货船，亲自指挥运输装卸，过了台儿庄则用牛拉马驮，就这样，费尽千辛万苦，用了整整两年，货物、机器、材料一一运到。没想到土木工程正进行间，邮传部伤令“停工候核”的文件就来到眼前。
原因之一是“中兴公司请筑之台枣铁路恐与津浦正线有碍”;原因之二是峄县地方有人上告中兴公司欠德人之款，有可能使台枣铁路被德人控制。官方的态度使众股东人心惶惶，一 B寸间，流S四起,公司画IS股东撤股、债主逼债、10年心血就要打水漂的危难境地。其实邮传部所言两条原因纯系无中生有。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奔波交涉，张莲芬终于在被拖垮之前弄清了原委。
原来，邮传部直辖下尚未开工的津浦铁路系借用外债、经费紧张。邮传部想从韩庄向枣庄修筑一条支线，以便能够廉价使用中兴公司的煤炭，可又拿不出这笔钱来。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方案莫过于让中兴公司停下正在修建的台枣铁路，然后利用修台枣铁路的资金来修津浦铁路和韩枣支线。
从韩庄到枣庄的地质情况很差，绝不宜于修铁路;运河直通长江，沿线建有众多煤栈，老客户都集中在这一带，且水运运费较为低廉，台車铁路断不能停修。对公司和津浦两利的办法~ 是加修一条从枣庄直接向西至薛城的30公里临枣支线。张莲芬向邮传部表示愿意资助邮传部修筑临枣铁路。邮传部终于不再阻挠台枣铁路的修筑。几年中，由台枣铁路修建所引发的一次次风波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甚广，众议纷纷。为澄清事实，中兴公司在北京邀集直、鲁、苏、豫4个省京官和各界人士会晤以回答质疑，让国人明白了两点：—来，中兴公司名为“华德”合办，但未招来德商一股，洋总办德摧琳的四万多股，实为公司按其辛苦所给的酬金三万股加上历年所得红利。二来，公司购买德商机器，欠款一半，以所购机器为抵押，商借商还，不需国家负担，也不存在丧失矿权路权的问题。现在与1899年公司成立时的局势已大不一样，若大家不放心，公司可注销“华德”二字，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公元1909年的冬天。
此时的公司犹如重生的凤凰，张莲芬失去官职和“华德”字样的注销，使中兴煤矿公司完全脱离“官督商办”的体制和“中外合资”的虚名，中兴煤矿公司从此开始了作为中国仅有的民族资本独资的大型商办股份制企业迎击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历程。
1912年台枣铁路正式通车;1913年津浦铁路临枣支线通车，制约公司发展的运销瓶颈终于被打破。一号大井和发电厂的投产，使中兴公司煤炭日产量由300吨增加到700吨，采煤成本大大降低;台枣铁路通车，使煤炭从枣庄到台儿庄的运费由每吨4元以上降到1元。津浦铁路及其临枣支线的通车，使中兴公司所产的煤炭，突然进人了一个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广阔市场，自此中兴公司走上了近代化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阶段，终于可以在各通商口岸，“与洋煤相周旋”。一个拥有发电厂、大型立井、自办铁路的近代化大型企业出现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张莲芬和他的同道以14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圆了他们的一个梦。二19岁步入仕途的朱启钤一直以“勤恳务实”深受上司的重用和同僚的拥戴。他在担任北京巡警厅厅丞期间，首创了北京的警察市政基础建设，他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修筑的津浦铁路，如今是中国最为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位于济南北面的黄河大桥是他亲临督建的;他与梁思成等人发起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古代建筑研究之先河，这些工作看似毫无相似之外，但朱启钤每件都能推陈出新，应付自如。
朱启钤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曾以铁路为担保，为中兴煤矿公司筹得保商和交通银行的借款，助中兴于艰难之时，使张莲芬终于圆了他的梦，朱启钤也就在那时候成为中兴公司大股东。1915年的一场水灾，使公司再次步入险境，大井被淹，400多名矿工遇难。本来就不断催还借款的银行这次催得更紧，眼看一切危在旦夕，心力交痒的张莲芬忧虑成疾，1915年10月病逝枣庄。中兴群龙无首，总经理之职虚位以待。朱启钤作为股东大会执行主席和代理董事长，在此危难之时充分发挥了股东大会的作用。
中兴煤矿公司在1909年之前，名为华德合资企业，实为官督商办企业，传说张莲芬办公的地方，即人们俗称的老公司，当年看起来就像官府衙门。官督商办企业最突出的特征是企业的负责人由朝廷直接委派行监督之职，同时协调企业对上对外的关系，必要时从资金、政策、税收方面争取朝廷对企业的扶持优惠。在晚清时期一般人不知“公司”为何物，由“官”来督办是十分必要的。倘若没有官方出面支持，中兴公司几乎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败命运往往就操在“官”的手里，倘“官风”不正，则企业早晚得垮。晚清兴办的许多企业都因为官吏的贪污自肥而亏蚀严重,终至资不抵债而破产。作为朝廷委派的中兴公司“总办”张莲芬也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13年在公司第三次股东大会上张莲芬曾有一段剖白“中国创设公司恒有经理员司不顾血本，事甫举办，或任意开销或挪移肥私，竟将股本无形亏折，至曾不数年全本化为乌有”的。而 “莲芬经理自与戴经理开办至今所受磨折困难危险情形实难罄述真有不忍言之痛苦”;“不敢言诸事措施悉皆得当，无心之失，意外之耗必所不免，然确可自信银钱毫不侵移。且见公司左支右绌，利必后取，薪每留存，账据俱在，按年可稽”。
一官可亡企业，一官可兴企业。正是有了公司呕心沥血的张莲芬，正是有了连自己的薪金都每每留存不取、以度企业之难的张莲芬，使中兴煤矿公司得“官督”之利，而避“官督”之害, 终于成事。而1909年张莲芬辞去山东盐运使官职，同时公司 “华德”名号也取消之后，“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应成为仿西方式的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公司定于每年5月份召开股东大会，研究公司重大事项，决定公司分配方案和人事任免。所有事项必须有半数以上股权代表同意，才能决定。股东大会真正成为民主管理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制度的确立为中兴公司战胜一个又一个难关提供了保证。
张莲芬逝去之后，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充分发挥了作用的公司股东大会的确让中兴连渡几次难关。首先，股东大会授权长期主持矿务的驻矿经理戴绪万全面主持经营管理;总经理一职虚位待贤能——这是“官督商办”企业不可能做到的;其次，股东大会抵制了个别股东要求袁世凯政府合办企业的行为，保证了企业的商办性质;再次，股东大会抵制了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会长、政府大员周学熙以100万借款为诱铒，索取高利息、索取中兴煤炭的定价权、索取中兴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并要求中兴公司以矿权为借款抵押，企图吞噬中兴公司的趁火打劫;决定招股、借款各100万，偿还了银行债务，修复了大井，使公司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918年，在公司的第八次股东大会上，由于朱启钤对中兴公司作出的显著贡献和他的卓越才干，由公司大股东、刚刚从中华民国总统位置上退下来的黎元洪提议，全体股东一致通过，选举朱启钤担任了中兴公司的总经理。在朱启钤的主持下，至1920年，渡过了难关的中兴公司“股票声价日高，一闻有添股之举，则投资者沓来纷至，辗转情商，颇难应付”。1922年，中兴公司轻松将股本招至750万元，1924年，中兴公司二号大井建成投产，公司煤炭日产量达到1500吨，一举成为国内仅次于开滦、抚顺的第三大煤矿。
中兴公司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轻松募集到股份，根本原因在于公司资源煤质优良，经营得力，前景看好;同时也于民国初年“振兴实业”的潮流已深入人心、投资工矿业成为时尚有直接关系;再者与企业当家人的社会声望、能力有关。总经理朱启钤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的代总理、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在政府各部门和企业界、金融界都有许多朋友，因此在1916年债主催逼的严峻形势下，朱启钤把争取投资者的目光投身了军政界，曾担任过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徐世昌，大银行家周自齐、陶湘、任振采，大官僚赵尔巽、大军阀张勋、倪嗣冲，奉军统帅张作霖的儿子、后来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等，都在这一时期加盟中兴。也由于这些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中兴公司普遍被投资者看好。
1923年之前，中兴公司艰苦运作,公司办公设施极为简陋，员工住房、生活条件都很差。随着二号大井的建设，发现公司办公楼下方压煤20多万吨，朱启钤权衡利弊，提请第十二次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决定新建办公大楼，改善矿厂环境和员工生活设施;修建市房，招商活市，修建十里泉自来水厂，向市民供电供水;修建同仁宿舍，创办中兴小学，兴建鞠仁医院。到1925年，作为城市的枣庄初具规模，中兴公司步入了它的辉煌时代。
翻开董事会会议决定，我们很容易发现了中兴公司这些大手笔背后的一些东西。
“报告总公司同仁宿舍落成建筑工程及各项附属设备共计银洋叁万零五百二拾四元零二分。”“报告本公司修建市房工程现已落成，统计地亩及全部工程合计共银洋拾伍万壹仟八百拾玖元叁角。”这后面的落款有黎宋卿、任振采、朱启钤等中兴公司全部董事的名字，黎宋卿就是当时刚刚下野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在天津的中兴公司总公司，董事会每周一次，原则上所有的董事都要到场。所议事项无分巨细,所算账目细到几分几厘，郑重其事地记录打印，郑重其事地签名画押。黎元洪等许多大人物每会必到，不能到场的董事事前必须请假，并指定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张汉卿也就是张学良不能到会，他发电报说会前委托了时任中兴公司顾问的丁文江为他的代表。他们不居官不倨傲的平静态度，他们对实业事务的认真精神令人感动！这是时尚使然？是他们高尚的人格使然？还是中兴公司这家股份制企业的制度改变了人，塑造了人？而他们要仔细地听取来自公司的各项事务的进展情况，群策群力。一开始的发现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这么多大人物，这么个大公司，这么大的工程，会把账算到这么细。
三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在当年的股东会上表现得很自信，他表示:以公司目前的状态，大家努力同心,只要“天佑我中国，大局早就平定”，“中兴”美好前景不可限量。
偏偏是“天”不佑我中国。由于军阀混战，1925年之后，中兴公司迭遭兵乱匪祸。
这个被人们称为过车门的地方，实际上是中兴公司在围墙上给运煤的火车留下的一个出入口。而围墙却是用来防匪的。从现在仅存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见那道围墙当时的壮观和坚固。可惜它防得了匪,却防不了官。1925年,也就是这道围墙最后落成的那一年，中兴煤矿公司又一次面对生存危这年8月，山东军阀张宗昌为筹措军费加征煤矿出产税每吨4角，限中兴公司10日内交款28万元。10日之内未交全，中兴公司在哀乐声中死里逃生。
四面对劫后余生的满目疮痍和不可预卜的前途，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心灰意冷。可是公司是数千名股东的公司，公司是近万名矿工的饭碗，公司兴亡牵动着已发展为城市的枣庄的每一根血管、神经。公司不能垮。面对新军阀专制的局面，朱启钤的政治智慧使他作出了一个审慎而出人意料的决策;让出总经理的职位，吸收公司债团一金融财阀加盟中兴。
朱启钤致意吴鼎昌:“股东会”拟改选董事，合组重心，共策善后，债团权责重于股东，拟以董事六席推选债团中人，其余七人由各大股东分任，“拟请吾兄担任一席，公谊私交，想不遐弃，揆初已允任，余拟请作民、新之加入，想荷赞同”。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第17次股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新选出十三名董事，除了七名董事连选连任外，金城银行总经理、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的周作民，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叶撲初，中国银行、四明银行常务董事叶琢堂，任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北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的钱新之等金融巨子增选中兴公司董事之列，钱新之并当选为公司第三任总经理。朱启钤走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银企联姻，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大大加强了中兴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使之迅速恢复了在国内实业界的地位和影响。一系列棘手问题逐步解决。
钱新之也非等闲之辈。进入中兴公司之前,曾任国民党财巫见大巫了。
在蒋介石的高压之下，公司上下没有畏缩。总经理朱启钤机智地联络公司主要债权人，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感情，赢得了华北财团与江浙财团的支持。江浙财团首脑之一钱新之、国民党农矿部部长易培基等，都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的决定，易培基用农矿部名义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反对蒋介石派出的所谓“整委会”接收干涉中兴公司。
《大公报》在经济新闻第一栏刊登了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致蒋介石的电文。电文要求蒋介石认真执行国民党对内五项宣言中有关实业的条文:希望蒋介石履行1927年中兴公司认购二五库券时答应保护中兴的诺言;最后，要蒋介石发还公司营业管理权，允许折煤付款“报效军需”。
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议。众股东起而为公司奋争，以全体股东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建设委员会、实业部等分别发出“不服从处分，要求纠正，准备营业”的通知。
上海银行公会、上海总商会、全国矿业联合会均公开致电蒋介石，一致认为没收中兴财产没有法律依据，违背国民党一再申明保障私有财产的诺言，这将会失去整个实业界、金融界对国民党法律的信仰，使资产阶级不敢投资于工矿企业，不敢存款于银行。
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决定，同意发还矿产。担任中兴公司董事长已历10年的黎元洪却因蒋介石的威逼而忧愤成疾，于1928年6月1日晚死于突发脑溢血。张宗昌便诬陷中兴公司矿警队勾结土匪，予以全部缴械。在兵匪遍野情况下，没有武装保护的中兴公司随时可能被抢一空。公司董事张学良出面协调，看在张学良背后张作霖的面子上，张宗昌才勉强交还枪支。但他最终还是勒索走了这笔钱。
1926年以后，处在山东、江苏、河南边界，津浦、陇海路交接地带的枣庄,一直战火不断。津浦路的车辆和运河船只悉数用于运输军事物资运销，中兴公司运输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公司再度减产，以节开支。这是即使张学良等人出面，也无法解决的麻烦。
公司产量连年下降,1928年被迫停产。然而新旧军阀的敲诈勒索，却越来越繁重，从1926年至1928年，中兴公司直接损失高达400万元。如果这3年按每年盈利200万元计算，合计600万元，那么公司的损失一反一正，高达千万。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1928年7月5日，蒋介石为了他点燃的战火，强令中兴公司报效军饷500万元，后改为立即上缴现银1〇〇万元。债台高筑的中兴公司即使兴债也无人肯借。蒋介石于是以没收所谓“军阀逆股”的名义，下令“将该矿所有财产一律充公”。中兴公司陷于灭顶之灾。
1927年，蒋介石军队攻占枣庄时，中兴公司为求得保护，曾主动认购了国民政府发行的二五库券1〇〇万元，蒋介石当时批示:“该公司历受军阀骚扰诛求濒于破产，自愿认购库券1〇〇 万元补充军饷请求保护等情，具见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分电前敌各军予以保护，并分函财、交两部查照办理，以维实业。”与蒋介石相比，过去那对公司进行“骚扰诛求”的军阀是小政部次长、署理财政部长,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财经专家。因经济而涉足政界，与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等人都有深交。中兴公司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获得的一些优惠待遇由于钱新之等人的加盟而得以继续。
有了相对好转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中兴公司确定了新的发展思路——延揽人才，重金聘用矿业专家德国人克礼柯担任总矿师。
克礼柯到任后对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封闭所有小井,全部实行机械化采煤，实行先进的长壁式采煤法，降低煤的采掘成本、增加产量。节省人工，在劳动管理上改包工制为公包制，实行采煤效率奖金制度，在公司新董事驻矿经理黎绍基的主持下，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扩建了三号大井，使中兴公司从1929年至1937年年平均产量为107万吨，年最高产量达182万吨。投资100万元与陇海铁路局联合兴建了陇海铁路台赵支线。投资75万元修建了连云港码头。
1935年3月，陇海路台儿庄至赵墩的铁路支线接轨通车，1936年1月，连云港煤码头竣工投入使用。
自此，枣庄的煤炭经台枣铁路至赵墩再转入陇海路直达连云港，进入海运轮渡。海上运输线的开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使中兴公司除了津浦铁路、运河水路之外，又増加了一条运输途径。
“狡兔三窟”，残酷的外部环境，逼迫着中兴公司不得不冒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为自己寻求生路。而公司的大船也就在不断抗拒风险化解风险的行程中扩展为联合船队。连云港码头的开辟兴建，使公司的业务扩展到盐业、海运。鼎中盐业公司、中兴轮船公司等，作为中兴公司的子公司在这个时候相继成立。
至此，中兴煤矿公司成为集铁路、港口、航运等多种经营于一体的股份制集团公司，它的业务遍及苏、鲁、院、浙、湘、沪、宁、汉、津、台湾、香港以及日本、东南亚、欧美诸国。
曾任中兴公司驻矿委员会秘书、连云港分厂经理的浦禹峤1980年写下了对这段往事的感受:“中兴公司为煤产、煤销、煤运、不惜费尽人力、物力、苦心孤诣，缔造维艰，协助陇海路局修建此港，当擘画伊始，即奔走贷款，动工又动资，促成各种建设，中间复旋与政府当局与地方势力联络奋斗，尽最大努力，耗无量之精神，始奠定今日连云港之规模，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土著盐民，衣食斯赖，实以中兴煤为该港发轮之基本货源。中兴公司除对矿区建设外，多半精力，用于开展连云港，历时近十载，辛苦经营。”主持连云港修建的还是黎元洪之子黎绍基。据说,矿师克礼柯的的改革曾遭到强烈反对，是黎绍基坚决支持，才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连云港码头建成后，黎绍基又主持兴建了中兴轮船公司，并成为中兴轮船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一代代中兴人的奋斗令人感慨不已。支持他们奋斗的是对股东们血本利益的责任，更是他们“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 “中兴”之梦。
我们采访过的田培才老人，曾经在黎绍基创办的中兴职业中学商科就读，他清晰地记着教室墙上的两行字“振兴中华唯工是举，挽回利权舍商其谁”，振兴中华，挽回利权，这是几代中兴人一脉相承的追求。
历史无法凝_在这广刻，卢沟桥一声炮响打断了这一切。
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略者以武力占领枣庄煤矿，两个月后，兵临连云港，中兴公司炸毁了码头和装煤机，用三艘巨轮沉船封港。然而封港的巨轮挡不住日寇铁蹄，中兴人数年资财心血付之战火。
让中兴人欣慰的是，全国解放后众股东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景象:矿工们忘我的工作和干部群众的群策群力使几乎报废的枣庄大井迅速修复，枣陶两矿很快恢复生产。新中国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成为大家的共识，国内工商业界顿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中兴公司的第二任总经理朱启钤和最后一任总经理黎绍基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招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枣庄煤矿的情况后，亲切地对黎绍基说: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的。
“爱国”二字分量之重,朱启钤、黎绍基可能比一般人体会更深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兴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枣庄矿务局由于煤矿的自然老化，从年产800万吨的历史巅峰上走下来。他们继续开拓创新，开发西部煤田，发展多种经营,使老矿区焕发了青春。在体制改革的探索中，中兴能源公司于199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原中兴煤矿总矿一車庄煤矿，于2001年更名为“新中兴公司”。
中兴，一个伟大的情结，一个艰辛的探索，一个百年不变的梦。
最早把“师夷长技以制夷”落实到学习西方股份制公司经验，创办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人是著名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成功使洋务派影响日增，使偏居枣庄一隅，以开煤窑起家的窑主金铭热血沸腾，他来到洋务派的发祥地天津寻求李鸿章的支持，在枣庄丰饶的煤田上开办机器生产的矿井，于是“峄县中兴矿局”成为李鸿章亲自支持创办的第三家洋务民用企业。1895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峄县中兴矿局”也被地方当局封禁。在枣庄地面上，除了被贴上封条的10几间局房和4架抽水机器,剩下的只有几个洋务派人物和金铭老人的一个残破的梦。
1897年，强占了胶州湾的德国人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山东煤矿章程》，取得了山东境内铁路修筑权及其沿线30公里内的矿山开采权。在德国人之前列强从未获得过在中国领土上采矿的权利。这一重大变故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中国人不惜以血的代价追逐民族富强的梦想。中兴矿局所在的枣庄煤田正好位于德、英两国获得修筑权的津浦铁路沿线30公里以内。枣庄的煤，质轻磺少，特别耐燃，条约墨迹未干, 德国人派来枣庄购买煤田的人就先后来了4批。煤田开采权可能落入外人之手的危机再次激发了当地士绅开办近代化矿井的雄心，金铭等人又一次赶赴天津求援。
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张莲芬，此时是天津候补道。他也是1880年最早向中兴矿局投资的老股东。得知枣庄的情况，他立即召集在津股东会议，议决续办中兴矿局，以“既开之矿” 为由杜绝德国人对枣庄煤田的觊觎。
1899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张莲芬通过多年的老友张翼给慈禧太后恭呈一折:“职道伏查此项煤矿为已成之基，若徒以资本不足致成弃置，殊为可惜，况值此国家振兴庶务，凡开矿筑路实为当务之急。且山东为海疆扼要之区，胶海毗连，强邻逼处，若欲杜窥伺而基富强，则此矿之开犹属不容延缓。” 几个月后，朱批准奏,慈禧太后同意了张莲芬关于续办中兴矿局的一系列意见，张莲芬的意见包括：“该矿附近百里不得用机器开采煤斤”;准建从枣庄到台儿庄运河码头的90华里长的运煤铁路;续办的企业招华股120万元，洋股80万元，命名为“华德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这最后一条既利于募得巨资，又能预防德国人寻衅，还保有主权。张莲芬此举犹如战场上的背水一战，可见他富国强民争回权利的迫切心情。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资本增长到能够修筑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眼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而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买田买房从来都是传统而稳妥的理财之道，有谁会把资金投到自己完全陌生而且很有亏蚀可能的股份制企业中呢？.况且,从这个废弃了4年之久的烂摊子上，看不到任何盈利的迹象。
拟招两百万股的中兴公司事实上仅招来新股十多万元。把原峄县中兴矿局的废弃局房和旧机器者P折合进去，总股本仅4〇万元。面对这全部家当，张莲芬的一揽子计划不啻是一个虚幻的梦。
张莲芬将他毕生所有都投入了这个梦。
他奏请朝廷批准由出身底层、有土法办煤窑经验的戴绪万协助他主持土法采煤，苦干5年，公司纯赢利40万元。40万元的赢利证明了许许多多，他把美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的希望。
公元1905年，公司顺利招股100万元，90华里台枣铁路的修建正式提上日程。
公司创办之初，张莲芬曾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雄心勃勃地说:“今峄矿煤旺质佳，若能筹得巨款，克日兴办，出煤在山东各省之先，三五年后固可大浚，利源可先着我鞭，淮、运、长江销煤利权，亦可为我掌握。”可是张莲芬用了5年的时间才筹到了这笔巨款。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修铁路是个大动作。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李 '鸿章主持建成的从河北唐山到胥各庄的9公里长的运煤铁路。以李鸿章当时的权威，尚且敌不过朝野顽固保守势力的抨击诋毁，最后不得不以“骡马代替火车头拉火车”为妥协方案，才获得了朝廷的批准。从1881年到1905年，20多年过去了，朝廷不会反对一条铁路，可是这条台枣铁路要修在峄县当地的地面上，要轧过地方士绅的土地和祖坟，他们为自家的所谓“风水” 而聚众阻挠，屡屡上告其中不乏名门户族、朝廷大员。告状信列举或捏造的事实每一次都足以致公司于死地，于是朝廷一次次派人调查。后来还是袁世凯f念中兴公司是有恩于他的李鸿章一力支持创办的，给担任调查工作的农工商部大员周学熙递了话，公司的铁路才以修建，这就到了1907年。而张莲芬本人，由于身兼“山东盐运使”的官职被地方斥为“以官势压人”，不得不自动提出辞去官职的请求，由朝廷一品大员变成纯粹的 “公司总办”一-纯粹的商人，这对当时的人说来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1907年，按照与礼和、瑞记两洋行签订的借款购买合同，一批包括重达几万吨的火车机车在内的铁路器材将由外轮运到镇江后再由中兴公司的木帆船经运河运至台儿庄。运河上游水浅,一般货船还须卸载才能过闸，要运载无法拆卸的火车头更是难上加难，张莲芬亲自在运河上督造了一艘官船和十余艘货船，亲自指挥运输装卸，过了台儿庄则用牛拉马驮，就这样，费尽千辛万苦，用了整整两年，货物、机器、材料一一运到。没想到土木工程正进行间，邮传部伤令“停工候核”的文件就来到眼前。
原因之一是“中兴公司请筑之台枣铁路恐与津浦正线有碍”;原因之二是峄县地方有人上告中兴公司欠德人之款，有可能使台枣铁路被德人控制。官方的态度使众股东人心惶惶，一 B寸间，流S四起,公司画IS股东撤股、债主逼债、10年心血就要打水漂的危难境地。其实邮传部所言两条原因纯系无中生有。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奔波交涉，张莲芬终于在被拖垮之前弄清了原委。
原来，邮传部直辖下尚未开工的津浦铁路系借用外债、经费紧张。邮传部想从韩庄向枣庄修筑一条支线，以便能够廉价使用中兴公司的煤炭，可又拿不出这笔钱来。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方案莫过于让中兴公司停下正在修建的台枣铁路，然后利用修台枣铁路的资金来修津浦铁路和韩枣支线。
从韩庄到枣庄的地质情况很差，绝不宜于修铁路;运河直通长江，沿线建有众多煤栈，老客户都集中在这一带，且水运运费较为低廉，台車铁路断不能停修。对公司和津浦两利的办法~ 是加修一条从枣庄直接向西至薛城的30公里临枣支线。张莲芬向邮传部表示愿意资助邮传部修筑临枣铁路。邮传部终于不再阻挠台枣铁路的修筑。几年中，由台枣铁路修建所引发的一次次风波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甚广，众议纷纷。为澄清事实，中兴公司在北京邀集直、鲁、苏、豫4个省京官和各界人士会晤以回答质疑，让国人明白了两点：—来，中兴公司名为“华德”合办，但未招来德商一股，洋总办德摧琳的四万多股，实为公司按其辛苦所给的酬金三万股加上历年所得红利。二来，公司购买德商机器，欠款一半，以所购机器为抵押，商借商还，不需国家负担，也不存在丧失矿权路权的问题。现在与1899年公司成立时的局势已大不一样，若大家不放心，公司可注销“华德”二字，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公元1909年的冬天。
此时的公司犹如重生的凤凰，张莲芬失去官职和“华德”字样的注销，使中兴煤矿公司完全脱离“官督商办”的体制和“中外合资”的虚名，中兴煤矿公司从此开始了作为中国仅有的民族资本独资的大型商办股份制企业迎击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历程。
1912年台枣铁路正式通车;1913年津浦铁路临枣支线通车，制约公司发展的运销瓶颈终于被打破。一号大井和发电厂的投产，使中兴公司煤炭日产量由300吨增加到700吨，采煤成本大大降低;台枣铁路通车，使煤炭从枣庄到台儿庄的运费由每吨4元以上降到1元。津浦铁路及其临枣支线的通车，使中兴公司所产的煤炭，突然进人了一个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广阔市场，自此中兴公司走上了近代化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阶段，终于可以在各通商口岸，“与洋煤相周旋”。一个拥有发电厂、大型立井、自办铁路的近代化大型企业出现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张莲芬和他的同道以14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圆了他们的一个梦。二19岁步入仕途的朱启钤一直以“勤恳务实”深受上司的重用和同僚的拥戴。他在担任北京巡警厅厅丞期间，首创了北京的警察市政基础建设，他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修筑的津浦铁路，如今是中国最为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位于济南北面的黄河大桥是他亲临督建的;他与梁思成等人发起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古代建筑研究之先河，这些工作看似毫无相似之外，但朱启钤每件都能推陈出新，应付自如。
朱启钤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曾以铁路为担保，为中兴煤矿公司筹得保商和交通银行的借款，助中兴于艰难之时，使张莲芬终于圆了他的梦，朱启钤也就在那时候成为中兴公司大股东。1915年的一场水灾，使公司再次步入险境，大井被淹，400多名矿工遇难。本来就不断催还借款的银行这次催得更紧，眼看一切危在旦夕，心力交痒的张莲芬忧虑成疾，1915年10月病逝枣庄。中兴群龙无首，总经理之职虚位以待。朱启钤作为股东大会执行主席和代理董事长，在此危难之时充分发挥了股东大会的作用。
中兴煤矿公司在1909年之前，名为华德合资企业，实为官督商办企业，传说张莲芬办公的地方，即人们俗称的老公司，当年看起来就像官府衙门。官督商办企业最突出的特征是企业的负责人由朝廷直接委派行监督之职，同时协调企业对上对外的关系，必要时从资金、政策、税收方面争取朝廷对企业的扶持优惠。在晚清时期一般人不知“公司”为何物，由“官”来督办是十分必要的。倘若没有官方出面支持，中兴公司几乎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败命运往往就操在“官”的手里，倘“官风”不正，则企业早晚得垮。晚清兴办的许多企业都因为官吏的贪污自肥而亏蚀严重,终至资不抵债而破产。作为朝廷委派的中兴公司“总办”张莲芬也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13年在公司第三次股东大会上张莲芬曾有一段剖白“中国创设公司恒有经理员司不顾血本，事甫举办，或任意开销或挪移肥私，竟将股本无形亏折，至曾不数年全本化为乌有”的。而 “莲芬经理自与戴经理开办至今所受磨折困难危险情形实难罄述真有不忍言之痛苦”;“不敢言诸事措施悉皆得当，无心之失，意外之耗必所不免，然确可自信银钱毫不侵移。且见公司左支右绌，利必后取，薪每留存，账据俱在，按年可稽”。
一官可亡企业，一官可兴企业。正是有了公司呕心沥血的张莲芬，正是有了连自己的薪金都每每留存不取、以度企业之难的张莲芬，使中兴煤矿公司得“官督”之利，而避“官督”之害, 终于成事。而1909年张莲芬辞去山东盐运使官职，同时公司 “华德”名号也取消之后，“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应成为仿西方式的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公司定于每年5月份召开股东大会，研究公司重大事项，决定公司分配方案和人事任免。所有事项必须有半数以上股权代表同意，才能决定。股东大会真正成为民主管理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制度的确立为中兴公司战胜一个又一个难关提供了保证。
张莲芬逝去之后，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充分发挥了作用的公司股东大会的确让中兴连渡几次难关。首先，股东大会授权长期主持矿务的驻矿经理戴绪万全面主持经营管理;总经理一职虚位待贤能——这是“官督商办”企业不可能做到的;其次，股东大会抵制了个别股东要求袁世凯政府合办企业的行为，保证了企业的商办性质;再次，股东大会抵制了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会长、政府大员周学熙以100万借款为诱铒，索取高利息、索取中兴煤炭的定价权、索取中兴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并要求中兴公司以矿权为借款抵押，企图吞噬中兴公司的趁火打劫;决定招股、借款各100万，偿还了银行债务，修复了大井，使公司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918年，在公司的第八次股东大会上，由于朱启钤对中兴公司作出的显著贡献和他的卓越才干，由公司大股东、刚刚从中华民国总统位置上退下来的黎元洪提议，全体股东一致通过，选举朱启钤担任了中兴公司的总经理。在朱启钤的主持下，至1920年，渡过了难关的中兴公司“股票声价日高，一闻有添股之举，则投资者沓来纷至，辗转情商，颇难应付”。1922年，中兴公司轻松将股本招至750万元，1924年，中兴公司二号大井建成投产，公司煤炭日产量达到1500吨，一举成为国内仅次于开滦、抚顺的第三大煤矿。
中兴公司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轻松募集到股份，根本原因在于公司资源煤质优良，经营得力，前景看好;同时也于民国初年“振兴实业”的潮流已深入人心、投资工矿业成为时尚有直接关系;再者与企业当家人的社会声望、能力有关。总经理朱启钤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的代总理、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在政府各部门和企业界、金融界都有许多朋友，因此在1916年债主催逼的严峻形势下，朱启钤把争取投资者的目光投身了军政界，曾担任过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徐世昌，大银行家周自齐、陶湘、任振采，大官僚赵尔巽、大军阀张勋、倪嗣冲，奉军统帅张作霖的儿子、后来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等，都在这一时期加盟中兴。也由于这些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中兴公司普遍被投资者看好。
1923年之前，中兴公司艰苦运作,公司办公设施极为简陋，员工住房、生活条件都很差。随着二号大井的建设，发现公司办公楼下方压煤20多万吨，朱启钤权衡利弊，提请第十二次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决定新建办公大楼，改善矿厂环境和员工生活设施;修建市房，招商活市，修建十里泉自来水厂，向市民供电供水;修建同仁宿舍，创办中兴小学，兴建鞠仁医院。到1925年，作为城市的枣庄初具规模，中兴公司步入了它的辉煌时代。
翻开董事会会议决定，我们很容易发现了中兴公司这些大手笔背后的一些东西。
“报告总公司同仁宿舍落成建筑工程及各项附属设备共计银洋叁万零五百二拾四元零二分。”“报告本公司修建市房工程现已落成，统计地亩及全部工程合计共银洋拾伍万壹仟八百拾玖元叁角。”这后面的落款有黎宋卿、任振采、朱启钤等中兴公司全部董事的名字，黎宋卿就是当时刚刚下野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在天津的中兴公司总公司，董事会每周一次，原则上所有的董事都要到场。所议事项无分巨细,所算账目细到几分几厘，郑重其事地记录打印，郑重其事地签名画押。黎元洪等许多大人物每会必到，不能到场的董事事前必须请假，并指定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张汉卿也就是张学良不能到会，他发电报说会前委托了时任中兴公司顾问的丁文江为他的代表。他们不居官不倨傲的平静态度，他们对实业事务的认真精神令人感动！这是时尚使然？是他们高尚的人格使然？还是中兴公司这家股份制企业的制度改变了人，塑造了人？而他们要仔细地听取来自公司的各项事务的进展情况，群策群力。一开始的发现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这么多大人物，这么个大公司，这么大的工程，会把账算到这么细。
三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在当年的股东会上表现得很自信，他表示:以公司目前的状态，大家努力同心,只要“天佑我中国，大局早就平定”，“中兴”美好前景不可限量。
偏偏是“天”不佑我中国。由于军阀混战，1925年之后，中兴公司迭遭兵乱匪祸。
这个被人们称为过车门的地方，实际上是中兴公司在围墙上给运煤的火车留下的一个出入口。而围墙却是用来防匪的。从现在仅存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见那道围墙当时的壮观和坚固。可惜它防得了匪,却防不了官。1925年,也就是这道围墙最后落成的那一年，中兴煤矿公司又一次面对生存危这年8月，山东军阀张宗昌为筹措军费加征煤矿出产税每吨4角，限中兴公司10日内交款28万元。10日之内未交全，中兴公司在哀乐声中死里逃生。
四面对劫后余生的满目疮痍和不可预卜的前途，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心灰意冷。可是公司是数千名股东的公司，公司是近万名矿工的饭碗，公司兴亡牵动着已发展为城市的枣庄的每一根血管、神经。公司不能垮。面对新军阀专制的局面，朱启钤的政治智慧使他作出了一个审慎而出人意料的决策;让出总经理的职位，吸收公司债团一金融财阀加盟中兴。
朱启钤致意吴鼎昌:“股东会”拟改选董事，合组重心，共策善后，债团权责重于股东，拟以董事六席推选债团中人，其余七人由各大股东分任，“拟请吾兄担任一席，公谊私交，想不遐弃，揆初已允任，余拟请作民、新之加入，想荷赞同”。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第17次股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新选出十三名董事，除了七名董事连选连任外，金城银行总经理、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的周作民，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叶撲初，中国银行、四明银行常务董事叶琢堂，任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北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的钱新之等金融巨子增选中兴公司董事之列，钱新之并当选为公司第三任总经理。朱启钤走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银企联姻，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大大加强了中兴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使之迅速恢复了在国内实业界的地位和影响。一系列棘手问题逐步解决。
钱新之也非等闲之辈。进入中兴公司之前,曾任国民党财巫见大巫了。
在蒋介石的高压之下，公司上下没有畏缩。总经理朱启钤机智地联络公司主要债权人，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感情，赢得了华北财团与江浙财团的支持。江浙财团首脑之一钱新之、国民党农矿部部长易培基等，都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的决定，易培基用农矿部名义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反对蒋介石派出的所谓“整委会”接收干涉中兴公司。
《大公报》在经济新闻第一栏刊登了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致蒋介石的电文。电文要求蒋介石认真执行国民党对内五项宣言中有关实业的条文:希望蒋介石履行1927年中兴公司认购二五库券时答应保护中兴的诺言;最后，要蒋介石发还公司营业管理权，允许折煤付款“报效军需”。
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议。众股东起而为公司奋争，以全体股东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建设委员会、实业部等分别发出“不服从处分，要求纠正，准备营业”的通知。
上海银行公会、上海总商会、全国矿业联合会均公开致电蒋介石，一致认为没收中兴财产没有法律依据，违背国民党一再申明保障私有财产的诺言，这将会失去整个实业界、金融界对国民党法律的信仰，使资产阶级不敢投资于工矿企业，不敢存款于银行。
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决定，同意发还矿产。担任中兴公司董事长已历10年的黎元洪却因蒋介石的威逼而忧愤成疾，于1928年6月1日晚死于突发脑溢血。张宗昌便诬陷中兴公司矿警队勾结土匪，予以全部缴械。在兵匪遍野情况下，没有武装保护的中兴公司随时可能被抢一空。公司董事张学良出面协调，看在张学良背后张作霖的面子上，张宗昌才勉强交还枪支。但他最终还是勒索走了这笔钱。
1926年以后，处在山东、江苏、河南边界，津浦、陇海路交接地带的枣庄,一直战火不断。津浦路的车辆和运河船只悉数用于运输军事物资运销，中兴公司运输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公司再度减产，以节开支。这是即使张学良等人出面，也无法解决的麻烦。
公司产量连年下降,1928年被迫停产。然而新旧军阀的敲诈勒索，却越来越繁重，从1926年至1928年，中兴公司直接损失高达400万元。如果这3年按每年盈利200万元计算，合计600万元，那么公司的损失一反一正，高达千万。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1928年7月5日，蒋介石为了他点燃的战火，强令中兴公司报效军饷500万元，后改为立即上缴现银1〇〇万元。债台高筑的中兴公司即使兴债也无人肯借。蒋介石于是以没收所谓“军阀逆股”的名义，下令“将该矿所有财产一律充公”。中兴公司陷于灭顶之灾。
1927年，蒋介石军队攻占枣庄时，中兴公司为求得保护，曾主动认购了国民政府发行的二五库券1〇〇万元，蒋介石当时批示:“该公司历受军阀骚扰诛求濒于破产，自愿认购库券1〇〇 万元补充军饷请求保护等情，具见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分电前敌各军予以保护，并分函财、交两部查照办理，以维实业。”与蒋介石相比，过去那对公司进行“骚扰诛求”的军阀是小政部次长、署理财政部长,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财经专家。因经济而涉足政界，与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等人都有深交。中兴公司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获得的一些优惠待遇由于钱新之等人的加盟而得以继续。
有了相对好转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中兴公司确定了新的发展思路——延揽人才，重金聘用矿业专家德国人克礼柯担任总矿师。
克礼柯到任后对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封闭所有小井,全部实行机械化采煤，实行先进的长壁式采煤法，降低煤的采掘成本、增加产量。节省人工，在劳动管理上改包工制为公包制，实行采煤效率奖金制度，在公司新董事驻矿经理黎绍基的主持下，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扩建了三号大井，使中兴公司从1929年至1937年年平均产量为107万吨，年最高产量达182万吨。投资100万元与陇海铁路局联合兴建了陇海铁路台赵支线。投资75万元修建了连云港码头。
1935年3月，陇海路台儿庄至赵墩的铁路支线接轨通车，1936年1月，连云港煤码头竣工投入使用。
自此，枣庄的煤炭经台枣铁路至赵墩再转入陇海路直达连云港，进入海运轮渡。海上运输线的开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使中兴公司除了津浦铁路、运河水路之外，又増加了一条运输途径。
“狡兔三窟”，残酷的外部环境，逼迫着中兴公司不得不冒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为自己寻求生路。而公司的大船也就在不断抗拒风险化解风险的行程中扩展为联合船队。连云港码头的开辟兴建，使公司的业务扩展到盐业、海运。鼎中盐业公司、中兴轮船公司等，作为中兴公司的子公司在这个时候相继成立。
至此，中兴煤矿公司成为集铁路、港口、航运等多种经营于一体的股份制集团公司，它的业务遍及苏、鲁、院、浙、湘、沪、宁、汉、津、台湾、香港以及日本、东南亚、欧美诸国。
曾任中兴公司驻矿委员会秘书、连云港分厂经理的浦禹峤1980年写下了对这段往事的感受:“中兴公司为煤产、煤销、煤运、不惜费尽人力、物力、苦心孤诣，缔造维艰，协助陇海路局修建此港，当擘画伊始，即奔走贷款，动工又动资，促成各种建设，中间复旋与政府当局与地方势力联络奋斗，尽最大努力，耗无量之精神，始奠定今日连云港之规模，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土著盐民，衣食斯赖，实以中兴煤为该港发轮之基本货源。中兴公司除对矿区建设外，多半精力，用于开展连云港，历时近十载，辛苦经营。”主持连云港修建的还是黎元洪之子黎绍基。据说,矿师克礼柯的的改革曾遭到强烈反对，是黎绍基坚决支持，才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连云港码头建成后，黎绍基又主持兴建了中兴轮船公司，并成为中兴轮船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一代代中兴人的奋斗令人感慨不已。支持他们奋斗的是对股东们血本利益的责任，更是他们“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 “中兴”之梦。
我们采访过的田培才老人，曾经在黎绍基创办的中兴职业中学商科就读，他清晰地记着教室墙上的两行字“振兴中华唯工是举，挽回利权舍商其谁”，振兴中华，挽回利权，这是几代中兴人一脉相承的追求。
历史无法凝_在这广刻，卢沟桥一声炮响打断了这一切。
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略者以武力占领枣庄煤矿，两个月后，兵临连云港，中兴公司炸毁了码头和装煤机，用三艘巨轮沉船封港。然而封港的巨轮挡不住日寇铁蹄，中兴人数年资财心血付之战火。
让中兴人欣慰的是，全国解放后众股东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景象:矿工们忘我的工作和干部群众的群策群力使几乎报废的枣庄大井迅速修复，枣陶两矿很快恢复生产。新中国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成为大家的共识，国内工商业界顿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中兴公司的第二任总经理朱启钤和最后一任总经理黎绍基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招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枣庄煤矿的情况后，亲切地对黎绍基说: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的。
“爱国”二字分量之重,朱启钤、黎绍基可能比一般人体会更深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兴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枣庄矿务局由于煤矿的自然老化，从年产800万吨的历史巅峰上走下来。他们继续开拓创新，开发西部煤田，发展多种经营,使老矿区焕发了青春。在体制改革的探索中，中兴能源公司于199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原中兴煤矿总矿一車庄煤矿，于2001年更名为“新中兴公司”。
中兴，一个伟大的情结，一个艰辛的探索，一个百年不变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