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该道张莲芬禀经臣张，通盘筹划，并与前税务司德璀琳筹商，现拟旧股及华商，并开平矿局，并招集股本洋120万元:德璀琳拟认集股本洋80万元，共凑集200万元。以100万元为一股。作为两万股，其矿即名为：“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所有办法悉遵路矿总局定章，皆由华商主持，即张莲芬为该公司总办，并令德璀琳为洋总办，许其稽核银钱出入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所有该公司招股章程及一切办法，悉由臣张随时督饬，华洋各员认真经理，惟开矿地段必须明定界域……山东省绅民有愿入股者亦准附股，以便利益均沾。至峄煤从前因转运艰难，税厘过重以致不能畅销，今既议由而税厘自当先为酌定，应照路矿总局章程参与直隶开平成案，凡出煤一吨，完纳税银一钱外,另加厘金五分。此项税厘应由山东抚臣派员在厂征收，发给运照，无论运往何处销售不得重征。嗣后东省德商所出煤斤，税厘酌定，再当援照完纳，庶不致畸轻畸重，有彼亏此盈之患，与臣张详加核商。
  山东峄县矿务早经购制机器集股开办，乃以股本不足旋作旋辍，迄今未见成效，现因山东地方德人纷纷开矿，而峄县煤矿尤为外人所艳羡，据该道张莲芬会同华洋矿师详细履勘，实在煤旺质佳，自应添招股本扩充开办。拟办法系按照路矿总局所定章程办理，均属妥协，应即饬令该道等督同矿师迅往开办，一面由臣张督伤该公司赶紧招足股本，以资集事而浚利源，除拐妥议章程，再行分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路矿总局查核。
  内阁佳读学士张恭折具陈关于中兴公司的创办(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张莲芬光绪二十四年初,前督宪王饬令“将机器迁移，局房矿地退出转行……”职道及贾故镇禀复核夺等因，适戴从九睿藻由籍来津，闻知前情，以戴姓系创办之人，先后股本八万余金，深恐曰后众股友向其理论，无词可答。当向职道面商前事,窃以各直省凡有可开之矿，无不奏明兴办，况此已成之基，煤多质美，自当设法集资起办，以免废置。要求将机器暂存枣局不必迁移，所租民地应付租价，仍由陈丞垫发。一面由职道等招添股本，再行禀请开办。至金缄三等欲租此项机器，倘山东抚院准其租用，应于职道等招添股本未集前亦可暂租，唯一经禀明开办，各情已奉行知转准，山东抚院张，咨复照准,亦在案。职道等正在筹备间适贾镇因病出缺，职道伏查此项煤矿已成之基, 若徒以资本不足致成弃置，殊为可惜，况值此国家振兴，庶务凡开矿筑路实为当务之亟。且山东为海疆扼要之区，胶海毗连，强邻逼处，若欲杜窥伺而基富强，则此矿之开尤属不容延缓。现与开平矿务局张道翼，反复筹商，彼此意见相同。查张道与矿务情形办法颇为熟谱。现拟将此项机器全数交与张道议定价置作旧股，复经张道续人股本银二十万两，并由张道选派熟悉矿务华洋员司,前往接收查看。应如何整顿开办？或续集本地绅商各股，或因该矿近接胶澳必须兼招洋股，或借洋债推广办理。一俟查明妥安章程，再由职道与张道径行详细禀请核夺。如此办法,俾此矿不致日久荒废，更得以免意外之虞。业经函商各股友，无不欣然乐从。所有峄县枣庄中煤矿原置机器议价作股，并再续行招集股本。开办各缘由理合禀请查核、批示、惊筹施行D摘自《奏为筹办山东峄县煤矿大概情形恭折》(张莲芬是中兴煤矿公司创始人，第一任总经理,这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次报告,报告后全体董事仍推他继任，直至1915年10月病逝，终年65岁。）筹办山东峄县煤矿大概情形(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五日）张莲芬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曰，莲芬同华矿师邝荣光由津起行，十二月初八日抵枣庄矿局。适德璀琳所延德矿师富里克等亦于初九曰由胶抵峄。连日督同华洋矿师，详勘戴令旧矿所租境内，东、西、南三面浅处，均有昔年民人用土法采煤旧井。而南半截失火窑各旧井，从前虽曾见煤，闻出煤不多，向北煤厚 ……据邝荣光面称:“照西法炼化，现出之煤，灰轻磺少,较开平九槽更觉质佳，快多煤平易取，大可扩充办理”。并根据峄绅股友金铬等，面称:“今年已有四次德人前来查看矿情，托伊等购买煤地，伊等答以无人卖地”。第恐日久不肖之徒为其所诱，职道即将各情电达督办，旋接复电兼汇巨款,嘱令赶紧筹办。职道当即给款，令旧伙金铭等，仍将所开各窑照常办理，并将失火窑旧井淘挖，移安机器，以杜窥夺。峄绅王曰智、梁振铎、梁步同、田楹、崔锡基等，亦各面言:“如果此扩充开办保我利益，伊等皆愿助股”。并与该绅等议定:所有枣庄大小甘林一带煤田除中兴旧矿所租之地外，凡有需用之地或租或购，仍照本地向章办理。惟查枣矿至台儿庄计陆路九十里，始达运河，从前煤斤出销均资民车拉运，车少费重，常年载运无多，加以台儿庄以下关卡林立，本重利轻,是以煤质虽佳，销路不广。现欲扩充开办，翼图富强，将来日出煤少亦在千吨以外，必须由枣矿修造铁路直达台庄，令所出之煤悉运台儿庄，由运河分头运销。约估计建造四十五磅运煤铁路九十五里,连车头、煤车、工料、地价，共需款五十万两。开凿大井，添购机器，又约估银六、七十万两，共计银一百一二十万两。盖此等矿务必须通盘筹划，工本予定，始能一气呵成，见效迅速。从前戴令筹办理多年未能获效，固因资金不足，即开平矿务获利于十年之后，亦缘初集股本不多，运锋铁路未能同时并举，及至津沽铁路通始克畅销获利。此其明验。今峄矿煤旺质佳，若能筹集巨款克’日举办，出煤在山东省各矿之先，三五年后固可大浚，利源且先著我。鞭淮、运、长江销煤利权，亦可为我掌握。但峄县西北枣庄、郭里集、大小甘林等处煤苗一脉相连，一处提水，四路干涸。每有俟我施工，而后亦即旁开一井，坐享其利，名曰:“拾干鱼”。屡有因此争夺，酿成巨案者，极宜予为防备。此次矿局添集资本百余万，尤称巨款，自应遵照路矿新章专利之条，十里内不得用土法开窑，峄境内不得用机器照西法开矿(编者注:改定百里内），以杜纷争，而保商本。至开矿之始妥议办法，以及酌定税厘，地方官保护各节，尤关紧要，应随遵照。
  摘自《奏为筹山东峄县煤矿大概情形恭折》向董事会的报告(1914年4月30日） 张莲芬敬启者兹承：诸君光临，公开常会，欣感莫名。窃思上年会期后,一切工程，竭力进行,满拟出煤渐多，销路日畅，以期营业之兴隆，而副诸公之希望。不料6月下旬，徐军倡乱，突犯韩庄。虽经国军抵御，旋即败退，矿厂幸获保全。然沿津浦南段各厂，非遭抢毁，即皆停歇。北段各厂，亦因无车运煤不时缺销，直至10月以后，始渐规复，无形亏折，想荷洞察，勿庸赘陈。查上年大小各井，共出煤21万吨有零。总、分各厂共售煤237992吨有奇。共售焦29971吨有奇。所得售价除去总分各厂开支外，共得盈余银151538两有奇，内拨补壬子年亏折，保商2厘加息，因乱损失三项，共银63161两有奇，实净得盈余银88377两有奇，约合每股洋百元之谱。今年春3个月出数销数，均比上年春3个月增多。现在电器抽水机两副业已装妥，试验灵巧，各处房厂已皆告竣，井内工程亦由高矿师布置妥洽，一俟东北两面石岩凿通，大井即可渐多出煤，惜津浦路车辆缺少，必须俟冬间公司自买煤车百辆运到装齐，始能多出多运，以故目前进款,万难抵支出项。且值工程进行之际,必须添加成本，方可达到兴旺目的。莲芬自开办迄今，已十有五年，先后所取股本现洋不过百万元，而矿路两项所用之本已近百万元，若非前津浦徐督办、沈帮办暨朱桂辛、冯次台、梁燕孙、任振采、孟玉双诸公尽力维持，已属不堪设想，刻当时局艰难，银根奇紧，连芬自问实无此财力独支危困。务请诸君共筹接济巨款,勿令功败垂成。兹将近两年进款，矿路用途及预计本年急需各项，并提请公议，各件开列于后，以便查察而备采择：(一） 本公司自宣统三年八月底起，至民国二年岁终止，取天津保商、交通两银行共行平化宝银140万两。除保商扣息扣用约银20万两，实收行平宝银120万两，合漕平足银117.8万两。除还北京交通银行漕平足银52.9万两，山东公款库平银9万两，合漕平足银9.1万两，实净收取漕平足银55.6万两。又收民国元、二两年新股漕平足银76.9万两。又民国元、二两年，收卖存煤漕平足银18.5万两，统共实收漕平足银81.9万两。
  (二） 本公司民国元、二两年购添电器抽水机、矿厂铁路、建盖房厂、大井材料以及各项产业，共用漕平足银75.5万两有奇。又台枣铁路付还铁路四、五两批欠价，建盖站房、货栈又添购各项材料，工价合漕平足银26.2万两有奇。统共增添矿路两项成本漕平足银101.7万两有奇。以上两项收支相抵，实不敷漕平足银19.8万两有奇，均归入该各户存款项内。
  (三） 本公司本年急需解缴上年税厘漕平足银3.1万两，又欠付当商生息利银1万两，又上年浮欠济南、枣庄两交通分行银3.5万两，又上年结欠哈利洋行银5千两，又应还浮存约银3万两，又应付上年股利银88.8万两，统共合银20万两，以上各款虽在上年帐内，但须从速陆续解付。
  (四） 本公司历年积欠礼和洋行马克4万，约银1.5万两, 又新买火车头三、四两批，银2.2万两，又&发荣铁厂小煤车2百辆，尾批银价4千两，又新订桥梁公司30吨货车1百辆，拟付头、二、三3次车价，约本利银12万两，又装车工价，本料约银1.5万两，又西门子电器抽水机尾批货价约银6万两，又收买总矿围墙内地，约1千亩共银2万两，统共约银25.6万两。以上各款尚未列入上年开支，或已过期，或届限满不能迟延不付。
  (五） 据高矿师报称，本年应添购钻地机器1付，约银3.5万两。又应添购井下小铁路10华里，约银5千两。又应添购小煤车300辆，约银1.3万两。又拟购占石电器钻2付，电器绞煤车2付，约银1.5万两。又建盖矿房厂、台儿庄火车头房2所，约银8千两，又建盖矿师、副矿师、洋监工翻译住房3所，约银1.6万两。又移盖巡警局，约银2千两。又添筑总矿东西南三面围墙约银4行两，约共约银9.8万两，以上各项均系急用，不能延缓。以上三项统计共漕平足银55.4万两，约合洋银10万元，均系应付之款，应请公议筹措。
  (六） 本分司大井据矿师报告，约至本年9、10月间，每曰至少可出煤800吨，加以各小井出煤500吨，共出煤1300吨，至明春可出煤1500吨。然就今春水陆各分厂销路视之，长江一带如南京、镇江、芜湖、安庆等埠已均购我煤。常州、无锡、泰州、卢州各内河亦皆至浦口购买。加以秦陇豫海、浦信两大铁路，业已兴筑。高密、韩庄一路不久亦必动工，三路相距我矿近在数十里内，远也不过数百里，势必向我购煤烧用，并须运往该各路分销，一二年后销路必畅，若年仅出五六十万吨之煤，断不敷售，添开分井一层，万难从缓，据高矿师约估，购机器、小煤车、小电汽、抽水泵、布井架等项，需洋75万元。连开井工料约共计洋100万元。分井成后，高矿师云，两井毎日除去上下人夫材料石滓外，定可出煤3千吨，即将总矿各小窑停止,将各旧小机器、抽水泵布移往山家林、大小甘霖、陶庄、左村等处，开挖旧井，为预备将来接开分矿之设。且将呈明分矿各地先用小机器试探煤苗，以免他人垂涎，以用洋百万元,而曰可多得煤1800吨，以供各路之求取。自宜从速筹办，以收工半利倍之效，拟俟高矿师由外洋回矿，勘定地点，今冬即行动工，期以2年告竣。本年冬季约用洋20万元，明年用洋50万元，后年用洋30万元，应请诸君公议取决，从速筹款。
  (七） 高矿师前次面称，井下用中国人监工，既无矿学又多徇情，拟聘用外国监工3员，管理井下机器，一员每人月薪300元内外为度,此等洋员仍归正副矿师节制，业由经理处与之商定,5月中旬高矿师即自行回国聘顾，往返约四月期限，高矿师回国后，一切工程即由金、缪、朱三矿师经理，用特报告。
  (八） 电汽机器，已装成验收，西门子所派洋员即应撤回，中国现无熟悉电汽之人可以聘用，西门子原订合同又规定包用一年，自当按照原订合同由西门子推荐洋员管理，以昭慎重。由经理处商定聘留洋员劳森管理电件,洋员王根管理机器锅炉。劳森每月薪水洋X X元，王根每月薪水洋X X元，用特报告。
  (九） 本公司前次函商津浦铁路局，由公司自买30吨高边车一百辆，租于路局专运煤、焦车到路局线内，每年每日租洋3元，业务路局呈部批准照办，公司已于本年2月4日向北京桥梁公司订立合同，购买一百辆，言明价值德金525000马克，天津交货，不扣回用，分五批付清，每届付款之日，不能付给，按照常年7厘付息，惟须陆续交付本利。公司现正经济困难，自无此现款拨付，拟分出四五十辆尽股东购买。每年一股约洋3千元，无论买车若干辆，均须先交现款，所交之款先按月7厘或8厘起息。俟车运到装齐运煤起租之日为止。再照本利核摊每辆洋若干。截止先取之股洋利息以后，按月除去经管人薪费, 修理工料。每辆每月摊得转租若干，全付股东，别无他项扣费，又金向宸前向上海与发荣铁厂订购30吨高边车100辆，商明与公司自购之车合租津浦专运煤焦，现在金因招股不易，拟让出40辆归公司购买，车价与桥梁公司相仿，将来与公司分出之四五十辆，合并另成一租车机关。就目前路局运送各站煤、焦往返时期核计，即有30吨车200辆，每日也不过运煤1千2百吨,公司至明年日可出煤1500吨，台枣铁路尚有客货可运，即有车200辆，决无有空间之虑，大约每月可得净利必达2分以外，如诸位股东有情愿买车者,速即报明辆数，赶紧交付现款，以期集腋成裘，共获优厚利益，而于公司亦隐受其福矣。
  (十）本公司股利，已经上年常会股东议决，不足1分者尽数摊分，不分花红。查上的得盈余银88377两有零，每股洋百元可分息洋6元，论理自应付给现洋，惟正值公司财源困难之际，既不能停工发息，又苦无借贷处所，惟有劝请股东顾全大局。以利作股实为两益。盖公司以股本为重，若能多占一股，即少付一股借息，以公司现在矿路两项成本已达500万元。而实在股本仅210余万元，上年所付借款利息一项，已约合洋24万余元，利权外溢，莫此为甚。应请诸君公议，如荷赞成，除得利不足百元仍陆续照数付现，即将应得股利百元以外者填给股商〇自本年1月1日随同老股一律摊利，倘不以作股为然，应俟筹有巨款或至本年六七月间，总矿不买材料之时，陆续发给。本公司于前清宣统三年八月，经冯次台君向天津保商银行说合，借得行平化宝银130万两，以津浦购用煤价抵付息本，订立合同言明常年8厘起息，10年期限，第一、第二两年付利不还本，自第三年三月底起，分8年还本。不料保商仅付银47万两后，即值湖北起义，该行借口银根奇紧，推延不付，经部派监理员任君再三催交，该行即云向他银行转借，年息8厘，万借不着，任君当与莲芬熟商允期酌加利息，俟大局稍定，市面流通，仍按原订合同办理，讵该行迄今仍要求常年1分核息，任君与之礎商十余次，领照合同实行，该行坚持不允，此事恐须涉讼，就诸君公议决定。矿业条例及附则均已颁布，内有矿区税，矿产税，两种矿产闻系出井税、矿区税，每年须纳洋3角,照公司呈准矿界方里核计,每年共须纳银5.1万余元，此款不交恐于矿界有碍，应请诸君公议取决，以便照行。
  (十一）本公司专营矿业，应以治矿销煤为重，自前年8月特开股东会议，举定董事周、朱、许、任、姚、吕、郑7人，取消总协理名目，改为正副经理3人，规定筹款、监督、对内、对外诸事，悉由董事完全担负。正副经理专任治矿、营业、用人各项，用意良美。上年5月复经董事会议，将董事会迁移总矿，以便就近监督一切。两年以来，虽时局叠更，银根奇紧，筹款招股未达目的，而应办各事尚能和衷商度，均无胎误。本年又值改选董事之期，莲芬亦股东一分子，如有所见不应缄默。查董事为股东代表，重在监察各事。随时纠正，免生弊端，致损公益。惟监督应从根本着手。枣矿为总汇之所，凡有购买材料，添办工程，用人营业，无一不发生于总矿。故必须有董事常川住矿，遇事考查，认真监察，既得事理之真确，自可措施之裕如。愚见如果更举董事，务有二三人无他事之系念，有精细之才能，得以轮流住矿，切实办事，以副诸股东之付托，可负将来之重任，斯公司股东两蒙幸福，若所举各人,无暇在矿常住，不能详究各事内容，徒于事后随意指责,不独无补公司之大局，实足散办事之人心，应请诸公注意。至每年股东常会地点，似仍以在矿为宜。公司煤、焦进出银钱根据,以及工程建筑、机器装设，均在矿厂，各股东每年若不亲临一次逐细考查何由得其办理之真象，设施之当否，应请诸君公议规定专章，以期永守，倘遇有重大事故，特开大会，尽可由董事会临时另择相宜地方，召集股东特开会议也。
  (十二）本公司性质纯系商业,与服官当差大有不同，为经理员司者，均当以伙友自视。经理必以考察治矿为先，研究营业为务，于银钱则丝毫勿苟，待员司当一秉大公，员司则当廉勤自励。恪尽职务，方能顾全公司信用，保守自己名誉，借以无负股东之委托。为董事股东者，亦当以诚信相待，勿事怀猜疑忌，董事必须详考事理之得失,随时商理股东，亦当细究内容之损益，据实指正，毋以传闻为事实，毋以功过为私罪，俾使办事诸人得以奋勉从事，庶收群策群力之效果。中国创设公司，恒有经理、员司不顾股东血本事，甫举办或任意开销，或挪移肥己，竟将股东当困难之际，视为畏途，束手旁观，迨稍有转机，又妄指从前办理之过失，欲遂一已思想之利权，终使淆乱不振，换救无方。莲芬每有所闻，未尝不叹惜而痛恨也。我矿本系赓续寿州戴心斋先生所创办之峄县中兴煤矿局，集资接办改为公司。当时原议筹款招股，由北通州张燕谋先生与天津税务司德摧琳担任，莲芬仅任总办矿事，迨自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开办后，甫及期年，即值北方拳之乱，张公仅交股银5.2万两，旋因开平矿事张、德二君均赴英国不能兼顾。斯时峄矿危险万分，幸莲芬调任兖折曹济道，得以就近设法挽救，又蒙前山东抚院周山先生及朱养田、肖绍庭二公先后维持，始得转危为安。至光绪二十九年岁终，核结总账统计，积煤、机器存项共值银25万余两。光绪三十二年，因煤存积太多，运输为艰，拟照原案修筑台枣铁路，议招新股，以供路用，不料又遭崔姓抗阻卖地，缠讼年余。人股者闻风裹足，迨讼案清结，甫有转机，又值革命事起，更无人入股矣。直至上年始有投资之人，现在总计老新股本连辛亥、壬子两年利股仅得洋210余万元，而矿路两项用款已达500万元，是以息借之款将近300万元。莲芬与戴经理自开办至今，所受磨折困难危险情形，笔难罄书，真有不忍言之痛苦，所幸两次兵乱，距矿咫尺，未遭破坏，洵足为诸位股东之忻庆。莲芬与载经理创办十有五年,固不敢言诸事措施悉皆得当，无心之失意外之耗，必所不免。然确可自信银钱毫无侵移，且见公司左支右绌，利必后取，薪每留存，账据倶在，按年可稽，莲芬所述上项事情，并非表功叙苦，乃闻近有一二股东，向人声称莲芬等功年办理诸多不善，甚至造出任用私人，把持矿事等语，不得不略叙原委，即请诸位股东详细调查,如果确有其事，不妨握实指证，公议处罚。要知经理信用名誉，即公司之信用名誉，稍有损失，公司即先受大害。莲芬个人尚属小事，今幸井工机器全行完备，治矿大事亦有矿师高夫曼担任，不似从前成败尚在两可之间。莲芬年老多病，心力俱竭，若再勉强任事，窃恐贻误堪虞，惟有请诸君公议，或由戴、胡二君推一正经理，或另选堪胜正经理之人接续办理，莲芬虽辞去正经理之职，然15年心血尽用于本矿，又兼平生所积，全入为股份，兹今虽根基已定发达可期，尚不能遽然忘情，不顾而去，仍当随时到矿参商考查，以期逐收完全之良果也。
  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正经理张莲芬具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三十曰与德使争论之始末张莲芬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总办路矿大臣候补部堂张翼札行张莲芬，内开。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六日准外务部咨开，按准德穆使函称:闻此工程司数人，受峄县煤矿华地主内有张侍郎之意，前往查勘该处煤矿，并预备一切，以便比国公司将该煤矿购买。此行果,实则不能不严行办驳。查照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曰所定专约，在山东各处如有开办制造矿务等事，须先问德商愿否承办,如未先问德商，竟贸然等及令比国商人赴峄县采买煤矿，则与德国在山东利权显然相背。应请将德国照约所得之权，剖明与该矿主悉知，以符约章等因。到本大臣准此,查该矿系该道与德璀琳订立合同合办之矿，本大臣并未派比人前往查勘。令德使函称，闻比工程司采本大臣之意前往查勘，预备购买等情，不知其何所闻据？究竟有无比人自行前往情事亟札行查复。札到该道，即便遵照查明有无此人往勘峄县煤矿，据实禀复等因奉此，适山东煤矿委员方令有谷因公来津，职道遵即面询。据该令复称，实无比人勘矿情事。伏查山东峄县煤矿，前于光绪六年，蒙北洋大臣李奏准，设立中兴矿局，饬派米令协麟、戴令华藻等,先用土法开采，旋经职道与贾故镇起胜、戴故道宗骞等集凑股本，购置机器开采。复因资本不足，又经职道与德人德摧琳议定章程，招华股6/10,洋股4/10,设立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禀蒙宪台照章允准，以期扩充。派委职道为华总办，德摧琳为洋总办，并蒙奏咨各在案。德璀琳回国招股，曾由某爵公司入股，并带同德矿师克礼柯等逐细查勘。嗣因某公爵复改前约，不愿入股，遂德摧琳另行招股，并与宪台筹垫股本10余万两。其勘矿经费均由华德中兴公司支付。该处煤矿自开办以来，已阅20余年之久，先后动用股本数10万两之多。历年开采之煤运往各处销售，由山东派员抽收厘税，既蒙奏明立案，并有新旧股东，且系与德璀琳合办之矿，焉能卖与他人。令德使函称，比公司查勘欲买，自系传闻之误,缘奉前因，理合禀复大人查核，咨复外务部转复德使可以也。六月十一曰准外务部咨，开案查山东峄县煤矿一事，本部于六月初一抄录来往照会，咨行贵局在案。兹准德穆使照称，接准复称，峄县煤矿设公司，时日尚在，光绪二十六年间议定之山东煤矿章程以前，核与矿务章程第十七款所载并无不符，应仍准其办等因，前来查，本大臣绝无意争论峄县煤矿公司之理，续办煤矿，本大臣之意，只系特为提明山东矿务公司章程德文第十七款内载，山东铁路两旁30里内，凡经华人已开之矿，仅准按照向来办矿之法，仍行续办，亦不能碍难山东矿务公司所办之矿务等语，此意在该款德文内言明，本大臣仅视德文为主。今不能不将此意再为声明等因，前来相应咨行查明等因，到本大臣准此全行札知，并照录外务部六月初一曰咨文及来往照会,札到该公司即便查明可也。先是五月二十三日接准照称，前准复函内有云:张道莲芬与德璀琳设立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一节，查因该中兴公司向未在德员处报名应仅视为华公司。本大臣再特为提名，光绪二十六年春，彼此议定之山东矿务公司章程德文第十七款内载明，山东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凡经华人已开矿，仅准按照向来办法仍行续办，亦不得碍难山东矿务公司所办之矿务。此意在该款德文内言明。本大臣仅视德文为主。又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总理衙门照会，原任钦差克大臣文内载明，德国照专约所得之商务权利，如铁路附近30里内开矿务各节，自应照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定立条约认真办理，尽力保护等因。查胶州专约，所准沂州至济南府之铁路已改津镇铁路，现峄县矿居在将造津浦铁路相距30里内，是以倘办理峄县煤矿过于定立山东矿务公司章程时日办法之外，则显与此章程不符，盖此矿务章程亦系胶约所出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德文内所允准者，系中国国家因德国在津镇铁路一段，顾全睦谊，体查情形，和衷办理，中国愿答以感谢之心。应请将前因转知中兴公司，以免发生枝节等因。前来查山东峄县煤矿前，光绪六七年间，经北洋大臣奏准设立煤矿局，派员开采，嗣因资本不敷，由张道莲芬与德璀琳集股合办，于二十五年冬间，复经奏准在案，至山东矿务公司章程系在二十六年春间议定，该章程第十七款载有凡经华人已开之矿准其办理等语。峄县煤矿设立华德公司时日，尚在矿务公司订章以前,核与矿务公司章程第十七款所载并无不得，应仍准其办理，相应照复贵大臣查明可也。于六月十三日奉宪台札行到公司，奉此查原照会云:本大臣决无意争论峄县煤矿公司之理，此语甚为公平。德使既无争论之意，则照会中所云各节，本公司亦勿庸置办。然有不得不声叙者，德使两次照会所引山东矿务公司章程第十七款，均与原章程之华文不甚符合。该照会仍称，仅视德文为主，原章程首节内载明此项章程用华文，德文缮就，其中语意彼此相符等语。此外，并无专以德文为主字样，查该章程华文第十七款内载，凡经华人已开之矿，应准其办理等语，又有倘华人庄某处已开大矿，该公司意购买，如华矿主人不愿将所开之矿卖出，则应作罢论，不能搅扰其事各等语。本公司于光绪二十五年议添新股，改称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当经北洋大臣会同宪台奏明,附近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附近10里内民人不得用土法开采。并有本公司枣庄矿矿局修造运煤铁路90里至台庄运河,以便转运等因，均经奉旨批准在案，此本公司奉案之界限，有不得不声明者也。德使照会云，决无意争论峄县煤矿，公司亦甚为钦佩，惟特为提明本公司毫无违背之处，应请宪台咨明外务部，转复德使查照，实为公便。
  [编后附言]1902年，德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声称中兴公司允许比利时人在峄县勘查，同意比利时购买煤矿，影响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兴公司据理驳回了德国的抗议。
  (此资料是中兴公司答辩的档案资料。）中兴公司创办纪实朱启钤宋朝苏东坡做徐州刺史时，曾曰:“以铜山之煤，炼利国之铁。”利国在宋朝之前就出铁，曾设过铁官，叫国监。利国位于微山湖南，是有名的大铁矿，可惜已为湖水所淹没。现在的利国驿还有小规划的炼铁厂。
  宋朝时，峄县、滕县一带都在徐州管辖之内，苏东坡所言 “以铜山之煤，炼利国之铁”中的利国、铜山，是指肖县、铜山县、沂州、枣庄、贾汪在内的广义地区。
  以事实论，枣庄盆地大煤层比别处条件都好。由于枣庄古代人们的土窑甚多，多在露头浅层开采，小井一过水便放弃，再另选地挖井掏煤。因此老空漏水便成了中兴煤矿的一大隐患，1915年南大井老空水突出，发生瓦斯爆炸、失火，49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张莲芬先生也因此一病不起，德国矿师高夫曼负有事故责任，辞职了事。
  1915年，我在困难的情况下，接办中兴煤矿，便聘用中国矿师朱言吾及练习生来另起锅灶，恢复生产，可谓是第一次复兴。我们又开掘了北大井，并请了地质专家丁文江普查矿界, 并雇外国专家协助探矿，寻找其他煤层。但当时枣庄土匪经常闹事。美国钻探技师吓跑了，仅留下中国技师杨金，我让杨公继续钻探，竟又找到不少煤层。后来发现大煤层，我采纳了矿师克礼柯的建议，在东段再开一大井，就是东大井，取枣庄、金庄煤层。
  在蒋介石没收矿权而后又发还时，钱新之接办枣庄矿后，是第二次中兴公司的复兴时期。
  中兴开办初期，因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济条约，德使以“山东矿产在铁路30里以内都有德国投资”为借口，向当时的外务部发出照会，中兴公司根据直隶总督的札伤，据理驳斥了德使的抗议。枣庄的煤炭是粘结性煤，可以炼焦，尤为外人关注。而枣庄自古以来即有人民自发地开土窑挖煤为生，一些爱国人士都想保留枣庄一席之地自己办矿。当局派了陈月知及一位姓戴的军宫到枣庄设立官矿局，并招集商股投资，购置机器开采煤炭。那时枣庄有个回族人开的窑，主要开金五、金六两井，这两个小井正是蕴藏大煤层的中心，当时还不知道地质整体情况, 因其他老窑积水，一时不好办，就先与金家合办，领了一部分款就干起来了。
  陈月知是江南人，他由运河下扬州招股，购买锅炉、绞车和一般必需的器械等。戴姓是淮军部将，是个总兵有势力，官阶可以镇压官绅士豪，金缄之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耗资也不少。
  陈月知到上海招股、购机器，在上海买了锅炉、绞车、铁轨等，运来枣庄并请了一位机器匠来施工安装，官督商办牌子就这样挂起来了。陈下江南把钱花光，招商股却遥遥无着，便催金老头赶紧出煤，计划将煤由运河运至镇江、南京、上海出售，可获现金，以接济矿用。然枣庄开始用机器采煤，产量有限，或矿内自用，或境内民用，那里有煤炭可以外运。且枣庄到台儿庄70余里，用牛车马拉弄到河边装船，船运费又很高。况且出入长江运河船也不适用，要换大船走长江，经吴淞口，再入黄浦江内，才能运往上海。而上海需要的是中兴烧好的焦炭。原煤是开滦经秦皇岛运去的，价格便宜。只合6元左右1吨，我们的煤运到上海卖8元左右1吨。焦炭加一位也不超十几元，这样竞争我们是不合算的。陈月知画饼充饥，计划行不通，戴军官怒气十足，离职回寿州去了。金老头孤掌难鸣，苦撑半年也停办了。于是禀报上级请求救济。
  李总督与张学士翼商量决定,派张莲芬先生赴中兴煤矿查办究竟。不久就授张老先生为山东盐运使兼中兴煤矿公司总办。张莲芬到枣庄后，首先抚慰金老头，并住在金老头家里商量大计，所以峄县有言讥讽他“以长官身份屈隆降贵，与一老矿主设计侵占峄县煤矿招利”云云。
  此时天津李总督，又受到天津税务司德璀琳鼓动，声称如果中国政府要开办枣庄煤矿，德国洋行愿赊机器，或出资合办，既合胶济条约，又可解决官矿招股的困难。此动议北洋大臣、山东巡抚都极赞成。那时开滦煤矿总办张翼与张莲芬都是北洋幕府的主要人物。酝酿结果遂有，中德合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之出现。德璀琳出资10万元，北洋官员和山东绅士也纷纷出资附股，遂定有招商200万元之计划。股票分为两种，即记名股票与不记名股票，记名票六成，有选举权，招的都是本国的。不记名票四成，无选举权，是德投资的。经奏准立案，中德合办之中兴公司就这样成立了。那时的启新洋灰公司也是这样规定。中兴按例照行。政府也经奏准立案，成为中德合办了。张莲芬后又转任兖、曹、济、沂候补道，峄县地方便是该道直隶区域。张莲芬在枣庄盖了一所大房子，像大衙门，而且招了200多名护矿队员，都是沧州回族同胞,是他在天津办河工时用的卫队，車矿俨然像个道台衙门。后来，张莲芬改为总经理，戴绪万是助理。戴是前朝军门姓。义和团之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李文忠议和之后，不久就病死了。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换了杨世奇也是安徽人，也曾是淮军头领人物。那时山东洋务局是朱钟琪，他是浙江人，与张莲芬是同乡，张请他做中兴公司董事，朱积极帮助招股，并策划一切建设工程J附胶济铁路已经建成，又策划勘查建津浦铁路，那时山东是德国的势国范围，德国派了一位工程师带领测量队将运河线及淮、泗、江、浦进行了实地测量。决定铺筑一条由浦口直达金陵的铁路，由英德投资修建，天津到韩庄归德国人承办。
  中兴煤矿为了运输煤炭，决定由枣庄矿场自建至台儿庄运河的铁路，原计划津浦铁路沿运河南下，必经台儿庄，台枣铁路建成后将来可接通南北大干线，哪知这个计划错了。
  在庚子前一年，德摧琳建议大规模用机器开采，公司与礼和银行订立了合同，订购了建造台枣铁路90华里的钢轨、钢枕及运输50吨煤斗车50辆，火车头3辆，起重车、平板车、客车等全部设备，式样轻重与胶济铁路规格相同，铁路需要的材料全由德商供应，按合同规定，装前先付1/3的货款，运到中国海岸再付1/3,至矿装备完再付1/3。路基建筑，土木工程由本矿自办。材料有好几万吨重，外国船运至上海再转镇江，换本矿木帆船沿运河至台儿庄。一切运费由矿上承担。张莲芬为此事，在运河自造1艘官舫及10余只货船，下水把中兴公司的煤炭运至瓜州，回头则接运机器逆水上行10多天到达台儿庄，运河上游水浅，还要卸载过闸,另觅小船划载，几位老总为中兴公司的发展，不辞劳苦的奋斗精神，令人钦佩。除铁路器材外，大井用的锅炉、大绞车、煤楼、煤筛、煤斗、煤车等工具全是从德国引进，都是礼和银行经办，运货路线与付款办法与上相同，唯设计图纸事先邮寄来。
  本矿技术人员先作土木工程，其结构、设备配件如有短缺、损折均由原厂修理供应。有一部分电厂设备极为笨重，发电能力为1600千瓦，还有拍盖卢式锅炉、水塔、抽水机、钢管、电缆等全是德国西门子电机厂供应的，按合同商定，俟台枣铁路告成时，再行运货来枣庄安装使用。照此看来，上述器材、设备由运河民船运来至少要2〜3年的时间。
  中兴公司还自己建了修理厂，锯木厂，其应用机床、锻造工具都由外国运来。矿工的粮米及副食品也是由运河运来的。台枣铁路90多里,建筑时全靠牛车马驮。当时开矿之艰难是无法与今天来比拟的，今天搞建设党和国家一呼百应，八方都来支援。
  建筑台枣铁路、开凿大井、基本工程建设，都需要专家，张莲芬聘请德国专家高夫曼做矿师，又从唐山请来煤师李辅臣，李还带来了几位技术工人。还聘请了修建铁路的工程师张梦清，又请了一位姓郑的机器师，还带来了锻工、柳工等技师。修建修配厂，锯木厂洋机器一时运不到，我就先安排这些技术人员设计图纸，做好准备工作，这些任务也相当繁重。
  张莲芬相信洋办法，全力主张用机器开采大井，协理戴先生相信土办法，全力领导土法开采小井。各得其所，人尽其才，两位意见不同，职工也受到土洋分驰的影响。张莲芬是大气魄官长，能筹得股款。但因购机器买材料，金钱流出，矿上资金拮据，只有靠土法开采小井煤，就地炼焦，以解燃眉之急。张莲芬经常到济南、江南一带活动。戴先生驻矿管理生产事宜，维持工人生活，两人配合默契，有时开不出支去，呼救无门，写一封信或派一个人上省城告急，非十天半月，不能得到回报。戴先生开小井土法可以救急，可以供矿上用，张戴两位先生分工合作，以小养大,由土到洋是有道理的。那时中兴公司股本已到100多万两，除德璀琳的10万德股外，都是华人投资的。订机器付定银已花去50万两，其他费用也花去一些。
  台枣铁路计划已定，要购买土地划线施工，县衙门告示一出，崔翰林等地方人氏煽动群众反对修路，说是侵占民用田，破坏风水云云。崔翰林在京奏参，请旨饬山东巡抚查办制止。
  遭这样一番波折，矿上人心惶惶，铁路要是修不成，机器就运不到枣庄，岂不全盘皆输也。
  厥后，工商部新成立，要奖励人民开矿，遂派工商部大员周学熙带了一位矿师广卩荣光到山东查办矿业纠纷。周是北洋工业家，又是济州煤矿总理，受袁世凯的指示，要维持李文忠未完成的事业，周当时任工商部参议，矿业为其专业，自然以保护工商为目标，自从他参政调查复奏后，中兴公司订立了切实可行的章程，正式成为奏定矿业公司，并颁发了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关防，本矿经理、协理人员可以行文对外办事了。
  (邝的复案，见矿上档案，请细看当时中兴采矿区有700平方里，当时邝荣光勘定矿界在峄县、枣庄。
  朱启钤，贵州开州(开阳)人。字桂辛，号蠖园。举人出身。1904年任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督、津浦铁路督办等职。1912年7月至1916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代理总理等职。1916年后为中兴煤矿公司董事、董事会长、总经理等职。）枣庄煤田的勘探和开发俞道吾枣庄煤田发现、开采于何时，历史无确切记载。各史家说法不一，有说唐、宋时期，有言元、明两代。我(俞道吾，下同)的看法是:宋代时期枣庄煤田便已有所开采，因为位于枣庄西南200多里有个肖县白土镇(宋时此镇属于徐州）,这里出产有名的土石炭。而开采白土石炭矿很有可能会触及煤田领域，且当时的枣庄东大洼就有了一定程度的陷落,这可能与古人发掘露头煤有直接关系。至元、明时期即已普遍开采，只是规模尚小还未能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开发。仅停留在属于农民副业的阶段而已。我就曾于白土镇看到农民冬季农闲时扒露头煤的情形。
  明朝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是提倡人民有组织地开矿的。.因此，中国矿业于明初即已有组织了。丰厚的利润促进官僚占有欲的恶性膨胀。明代中叶，朝廷便制定了矿税制度，把采煤所得税款，归入宫廷所有，而不纳入国库。于是宦官四出，逼迫得矿业主倾家荡产，矿业亦遭停产之厄运，矿工则四散流入农民起义之行列。识者谓:明朝亡国，“裁驿”和“矿税”均属祸根，不为无见。清朝鉴于明代矿税之弊，实行禁止开矿，严禁宦官擅自出京城等一系列的措施。此举虽有所效力，却又人为地滞怠了煤炭资源的开发进程。至海禁大开之时，中国的矿产资源又遭外国侵略者肆无忌惮地掠夺。北方的唐山煤矿、中原的焦作煤矿均为英国掠为已有，德国则以“曹州教案”为由，强迫中国割让青岛，签订了“在山东筑路、开矿专有权”的不平等条约。并在胶济铁路附近开采坊子煤矿和淄博煤矿，就连在鲁南交通不便的枣庄煤矿(当时津浦路尚未修筑），他们也不放过，在华商招股办矿之时，德商则以中德合办的名义要求人股，议定入股数为80万元，却只交10万元了事。他们还派来矿师和机电工程师，其聘金高于同级的中国矿师，如德方采矿工程师高夫曼(亦译考夫门），其月薪为1200元，而同级中方矿师朱言吾却只有1000元。另外，台枣铁路的机车、轨道、枕木也均由德国克鲁伯厂供售。势力之大显而易见。
  枣庄煤矿最初也是由农民自发地不定期开采，冬季开采，入春即停。当地富户见有利可图，即逐渐把矿区垄断，形成了他们独霸的财源。至光绪末年，枣庄煤矿始成为有组织的商业公司，定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并出售股票。张莲芬以多数股票当选为总经理。矿厂经理为戴理庵 (绪万），采矿工程师为德国高夫曼、机电工程师由另一名德国人任职。公司又从萍乡煤矿聘来几个熟练的工程人员，其中朱言吾资格最老，被任为副矿师。当时中国矿业学堂很少，仅在南京“江南实业学堂”设矿业系，由欧美教员授课，前后不过6年(1905〜1911年)。因此，矿业专业人材奇缺，矿业系专科毕业生大部分被江西萍乡煤矿录用。中兴公司成立后，便只好去萍乡“挖”人才了。
  1915年枣庄煤矿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主要责任人就是尚夫曼。
  在第一大井700尺的大巷内储藏着较厚的煤层，第三层煤厚达30米，如能开采则产量可观。但其附近却有一处几百年的老空，积聚着近百万吨的老水,这就给采掘工作带来很大危险。老空一旦透水则后果难测，副矿师对此提出意见:先打钻孔放水，然后再考虑开采问题。然而，高夫曼却急于求成，不听副矿师的合理建议和善意劝告，置工人生命于不顾，一意孤行, 下令挖煤，结果于1915年2月1日，第一大井突然透水，一时间，泥水夹着沼气喷涌而出，造成瓦斯爆炸，使得一个大井和正在开掘的及已封闭的10多个小井同时着火、爆炸。水火交乘，火势更猛，冲出的火焰高达数十丈，远在60里外的临城(薛城) 车站,都能看到冲天的火光。此次空前的大灾难，使得公司停产数月，损失12万元，死难工人仅有名可查者就达499人，如此严重的恶性事故，其造成者高夫曼竟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仅以其被辞而告了结。高夫曼便若无其事地回檀香山去了。事故发生时，副矿师朱言吾正在萍乡招工，一切善后工作本应高夫曼负责处理，但总公司由于崇洋心理而对朱不甚信任，只是苦于一时难觅“合适”人选，才与朱订立了半年的合同，几经争执，才勉强改订1年。朱矿师在这1年中，恪尽职守，带人抽干井下积水,整理了矿井上下工程，提高了产量。公司销煤至上海、香港、日本等地。
  1934年3月召开股东大会，通过改一分股息为六厘，呈向南京政府实业部换领采矿执照，遵照新公司法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推选叶景葵继任董事会长,罗义生、张叔诚为常务董事，朱启钤、钱永铭、张学良、周作民、叶琢堂、王荫泰、苏汰余、周景堂、庄仁崧、张仲平、陈景韩、黎绍基为董事，任凤苟、陈介、徐节庵为监察人。由董事会聘钱永铭继任总经理,张仲平、陈景韩为协理。此次董事会改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叶景葵被推选董事长，叶与南京政府财政部有密切关系，又与蒋介石、宋子文私交甚厚。新选任的董事，如周作民是金诚银行总经理，对该矿经常以贷款支援，并与南京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叶琢堂过去在上海经营拍卖行业起家，与蒋介石同乡，早年蒋介石在沪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生活潦倒，叶劝其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并赠5万元得以成行，后叶在南京政府中虽未担任过官职，但在上海金融界中声势显赫。监察人陈介是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后转驻外使节，为驻阿根廷大使，与宋子文有亲戚关系。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该矿的发展变化与政治浮沉是分不开的。
  在连云港码头建成后，以购进的轮船从连云港往日本、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开拓业务。为此又设立了中兴轮船公司，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子公司。为了各地钢铁厂的需要，增设煤焦厂以扩展煤的制品，打开煤与工业相配合的出路。日本的八幡制铁所对中兴的煤的质量甚感兴趣，因该矿的煤炼成焦炭后对炼钢有较好的效力。该矿步入了正轨，每年产煤70余万吨，销路日广，可谓该矿兴办以来的极盛时期。
  “七七事变”后，矿为日本武力掠夺。在上海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征用私营企业船只封锁长江，该矿附属的中兴轮船公司有三艘被征用，其他船只逃避隐藏后，也为日本掠夺去。曰本侵华的目的是掠夺战略物资，最重要的即所谓“两白两黑”即棉花和盐、煤与钢铁。当时董事会长叶景葵、总经理钱永铭均在上海，后去香港转往重庆。常务董事兼驻矿委员张叔诚逃回天津，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避居上海。日本人侵占矿后，有意与该矿主持人进行所谓经济合作，曾由北平日本兴亚院头子盐泽清宣和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出面托大汉奸王荫泰(王当时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督办，因王为矿法律顾问兼董事，与张叔诚友谊甚厚），三次向张叔诚磋商，劝诱张出来与他们合作。张不为所动，避居天津英租界，托病拒绝其要求，未与合作。日本遂单独在该矿掠夺原煤,由连云港运往日本。
  抗战胜利后，该矿满目疮痍，井上井下的损失无法估计，即由驻矿委员张叔诚、黎绍基开始计划恢复整顿。因矿区环境复杂，张叔诚未能前往参与其事，由黎绍基派总煤师陈跃林就地接受。复因抗战后，境内治安紊乱，无法恢复工作。为了总公司和矿区职工生活,即由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在沪设立该矿的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由周一峰负责。同时计划恢复中兴轮船公司业务，派人将隐藏后为日本掠夺的船只，经过艰难曲折的手续，集中到青岛，聘姚禹矫为该公司经理在青岛主持一切，并在上海设立公司，其业务于矿总公司兼理，黎绍基亲往香港、台湾以及南洋各地开拓业务。抗战胜利后的两年中，该矿两个子公司尚称顺利。1948年解放前夕，将轮船公司所有船只，皆集中于香港，发展香港、台湾和南洋各地航运业务。此时，董事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和总经理钱永铭离沪去香港，一切事务由董事黎绍基在沪负责处理。建筑台枣铁路台枣铁路为中兴公司铺设的运煤专用铁路。在中兴公司成立时，即在奏请办理煤矿呈折内声明建筑台枣铁路以利运输。至第一大井建设时，预计煤的产量会大增，为便利运煤，开始筹建台枣铁路，聘工程师张并庚勘测线路，共长42公里，奏请开工建筑，经清政府邮传部批准照办。在进行中首要任务是购买土地，方能按计划进行，但遇村庄及坟墓必须绕道筑路。原计划路线从峄县东北关经过，因该县绅士王进士声势煊赫。他的宅第在东北关附近，百般刁难，阻烧不予通过，不得已改道南关。这样多设置了50米铁桥1座、10米铁桥2座，增筑路基大弯道1段，增加了筑路费用。在枣庄设立车站时，附近齐村为清光绪庚辰翰林崔广源的宅地，其子崔培静倚其父的声望和势力，反对设立枣庄车站，后经过多方疏通调解，.答应无偿供应他家全年用煤，始同意兴建枣庄车站。1912年1月，台枣铁路竣工通车,1914年临枣支路筑成与台枣铁路接轨，台枣铁路本为该矿运煤而设，但为便利地方起见，也兼营客货，不过一切设备均甚简陋。1935年陇海铁路台赵支路与台枣路接轨，中兴公司与陇海路局商定，于枣庄车站至运河车站,每日对开客货混合列车各2次,办理客货联运，便利人民。台枣路全长42公里，东接陇海，西连津浦，为了行车划一而收完全敏捷之效，因此对于各种改进事项，如沿线桥梁的加固，电报路签措施，台儿庄车站的改建扩大等，均与两大铁路配合一致。按以上情况，总辖该路建筑费用共为170万元，每公里费用约4万元。其他枣庄矿场所在地与各大井间，均筑有联络岔道及存放车辆岔道，添设煤务站专备装煤过镑之用，在二、三大井间开辟岔道范围逐渐扩大，计有矿场岔道总长20公里。该铁路一切基建工程，如路基宽度、轨间距离、坡度、桥梁与涵洞、钢轨和枕木等，均与各大铁路标准相同。该路机车大小共17架，车辆头二等客车各1辆，三等客车2辆，守车5辆，栅车2辆,15吨煤车56辆，30吨煤车32辆，40吨煤车29辆，平车6辆，自1916年至1926年以后，内战迭起，地方变乱，台枣一带沦为战区，运输停顿。1929年初大局安定，地方恢复平静，该铁路复经改组；事权统一,在其后七年间运输恢复正常，每年运煤量50余万吨。在抗日战争初期,台儿庄大战名震世界，该矿车站皆成废墟，所有车辆损失殆尽。
  解放后得到了新生解放前夕，董事会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董事兼总经理钱永铭均由沪去港，该矿一切事务无人负责，等于停顿。1949年上海解放后，在沪的董事黎绍基北来天津，与常务董事张叔诚洽商该矿恢复生产事宜，张意应先改组董事会加强人事上的调整方可推动一切，后经协商，推选滞留北平的董事朱启钤为董事长，张叔诚仍任常务董事，黎绍基为董事兼任总经理，周叔廉为董事兼任协理(周当时为天津交通银行副经理，与矿上货款有关系），任凤苞、唐伯文为董事，组成了领导班子。第一次董事会议决定请董事唐伯文去香港，设法将所有滞港船只，悉数重返大陆集中上海，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但所有船只未能即时加入航运，滞沪一年余，在经济上损失很大，未能恢复正常生产。后经张叔诚商之全国工商联领导陈叔通，由陈代向周恩来总理陈述该矿现状，亟待经济援助恢复生产。1951年中兴公司申请合营，获政府批准。由于抗战时期未与日本合作，在发给定息时，人民政府仍按该矿规定六厘发给,以资奖励。合营后，将其附近各小矿及小窑均并入，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和发展，现已成为鲁南一大矿区，是全国煤炭工业基础之一。
  (谈在唐，曾任浙江农学院讲师、西北实业公司总经理、天津企业公司协理等。）公司管理人员的演变张叔诚我原籍是河北通州，即现在的北京通县。我出生于天津,15岁考入南开中学。原中兴煤矿公司的董事,现在还活着的董事只有2个人，一个是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一个就是我。
  在开办中兴煤矿时，父亲张翼投资40万两。后因中兴公司亏本，折去一半，剩20万两。由于父亲的关系，我在中兴煤矿的地位较高，开始时做监察人，23岁时被选为董事，1927年至1928年，我还担任过驻矿协理。中兴煤矿公司曾一度把经理制改为驻矿委员会制，设委员5人，有黎重光、申殿元、陈景韩、唐伯文和我,我任主任委员。因我家住在天津，家务事太多，所以把主任委员让给了黎重光，我回天津董事会担任常务董事，这样可以两方面兼顾。后来委员会制改为经理制，一个总经理，两个协理。秘书由一个协理兼任，协理是主持矿上曰常行政事务工作的。
  中兴煤矿董事会,1916年至1928年设在天津。办公地点开始在天津河东二马路,后来在河东三马路买了租界里一幢楼，即现在的天津电业局所在地。民国政府南迁以后，中兴公司的董事会再留在天津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办事机构也都迁往上海去了。到上海开始是租用上海国际饭店的房子，后来的住址我记不清了。
  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以后，中兴煤矿也被日军占领，有的董事逃到武汉，我仍在天津，日本曾多次派人到天津找我，协商合办中兴煤矿事宜，均被我严词拒绝。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上海时,我也没去上海，仍然留在天津，我还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常务董事。
  1949年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对中兴煤矿公司评价很高，说我们是爱国的资本家。所以我们中兴公司资产息为6厘，而其他资本家定为5厘，国家对我们是照顾的。
  (张叔诚,河北省通县人，系张翼之子。毕业于南开中学，曾任中兴公司的监察、董事、协理、主任委员。现住天津市。此文撰写于1985年。)调查中兴煤矿的报告(1915年1月10日）高传柏曹亚伯教略者畚亚伯俜柏奉谕调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遵于1月10日由京起程11曰驰该矿，与该经理、工程师等接洽，参观矿内外一切情形，所有该矿煤田之丰富，煤质之精美，为中国所仅见。无论中外矿学专家业经调查该处者，均有记述赞美。甚至该矿矿区内外图记亦甚完备详明，即其已往工程，虽艰于资本未能大举，然历年逐渐布置条理井然,基础已臻稳固。就该公司矿区约79平方公里面积以内再图扩充,将来成绩之佳，盖非开滦、萍乡各矿所能比。惟进行办法须就时势与经济问题切实拟议，方于事实有裨，兹谨以调查暨管见所及为钧座大概陈之。查该矿已开各井，惟新式井一处，深约200米，其余旧井均只深100米，煤层自南向北倾斜12°至20°等。其大窑(查该矿煤槽约分5层，大窑由第二层进行，煤质最佳。)所现煤层，偏西南厚5米，偏东北则厚至9米，可知愈偏北则愈深，而煤层亦愈厚，为积极进行计划，非测过宜地点。开深至1〇〇〇米左右之大井二三层，不足以尽采取能力而劈夫尽之藏。大井工程费款甚巨(每井约需款八九十万)。工作需时(每井工竣约须三四年之久），所需机料必向外洋购办，值此欧战未息，订购尤难应手。管见以为人手扩充办法，应先于矿区上段浅处，自东而西添开1〇〇米以外西法小井10余处，图采旧井未尽之煤(查该矿土法旧井，星罗棋布，然皆开采未久即已停闭取煤无多)。其此项小井所需机炉等件，除该矿旧存当多可资应用外，且能自行制造备用。统计每井工料至多用款4万余元，开工年余当能收效,按照矿区之广阔，以现在上段煤槽蕴藏估计;开凿小井10处,每月每井出煤四五百吨，约已足供10余年采取，以为大井工程先导，不特出产加多，于营业上亦获金融之周转。且先开此项小井，于将来大井工程尤为有益，其利厥有数端。查该矿区内停闭之土法旧井既多，其中积水及瓦斯毒气往往足为工程障碍，有西法小井先就上游清除，则将来大井工作，即不致再受旧井之害。其利一，大井凿取下段最深煤槽，通风尤关紧要，将来即可以小井之窿作为大井通风之路。其利二，大井出煤既多，窿内运道将碍拥，搞此项小井窿路，届时或为运送物料，以及工程人出入之便道。其利三，小井煤既取尽，处处与大井窿路通贯，将来大井之路既多，设有危险，窿内工作之人亦易避出。其利四，总之大井为该矿根本计划固甚切要，然因工程浩大，且值购运机料当有窿碍之隙，即资本充足亦难一气呵成，故与其专注大井，只图实效于将来，毋宁先开小井，以为大井之辅助。盖小井成本轻而收效速，且与大井工程进行有种种密切关^，现虽先办小井，而大井进行之筹备实已隐寓于其中，况开凿io处，一二年内工程完竣，以每井每日之煤4〇〇吨计之，每日一共出煤4000吨。此项小井工程所费成本似不难，于一转移间如数收回。此后小井出产获利，即大井之徐徐进行，金融上并可资其挹注之力。似此以为扩充程序是该矿进片较为稳便，而最有把握之办法。此亚伯、传柏所以主张之，实在情形也至先办小井，一面并筹大井。进行应如何详细规划着手兴工。自有一定之布置，但此则关于当局者之责任。所有奉命调查该矿如何扩充情形。谨将管见据实上陈，是应有当伏维。
  钧鉴高传柏谨略曹亚伯致中兴公司函(1920年4月22日）金铭铭累代耕读，世守矿业，历有年所。迨清光绪四年,有自上海来者,赠新闻纸一本，始知轮舟铁路渐入中国,且鉴于峄县地瘠民贫，非提倡实业，大开煤矿，上不能为国家谋富强，下不能为万民谋衣食，况文明已启，轮舟铁路等需煤尤广，不似古代之仅供烧烟已耳。于是纠集股金万余，在县立案，于光绪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开办枣庄砂石大窑，旋因本短井深，兼系土法，未及数月，本尽工停。志未遂而心难已，乃商同李君辅廷，北赴天津，由米君瑞符(清进士，即补县，与我有表亲谊)介绍得谒周武壮公、戴君李候、制造局王道、营务处黄道、贾军门诸君陈说峄矿之佳美。诸君皆热心时务者，据情转禀李中堂。铭等又据以干结:倘峄矿煤田不广，煤层不厚，煤色不佳，愿担欺冈之罪。得蒙中堂批准，由周武壮公等集股3万余金，米瑞符复集2000金，铭同李君辅廷集1000金，官商合办，并派戴君心斋、米君瑞符力委员，来枣查看情形，于六年年次开工。未开工之先，峄令李子峨以戴、米二公形踪诡秘，忽城忽乡为招摇撞骗，禀请东抚查办;以铭等无故勾引匪人，即欲逮捕，置之有词。铭等不得不避其蛮横，未敢在家度岁。东抚周恒岐亦甚荒谬，不察确实，竟尔转禀于李中堂。李中堂接禀甚怒，遂公文私函交相斥责云: 尔为直隶藩台时，米系直隶属员,其人朴实耐劳，兼有学问，尔不知乎？七年春，购来大机器一架,彼时谣言四起，以为拉来大炮。铭千方百计解释，即在五年停工之砂石大窑重行续办。比及命名，各执一说，铭云:以“中兴”二字为宜。戴米二公皆谓以中兴二字固有理由，然失之太偏，俟办有成效，将公等万余金复出即可。铭云:非指复兴之中兴，盖取中堂、中国两意。二公皆拍手称善，遂名中兴窑。斯时张前总理由南交卸来矿，见煤销路不广，经济难支，乃约刘省三君办理督销，以资接济。每日无事必邀铭并马而出，遍阅矿区，谆谆相问•.何处煤佳、何处煤广、何处煤深？铭以推诚据实相告，伊均一一笔之于册。如遇阴雨，则作叶子戏以消遣，交谊之厚，订于此时。未几，戴米二公先后离矿，一赴任甘肃文县，一赴任直隶东明。督销则因中法之役，刘省三赴台湾，财政不接，兼有小窑抵制，波折横生，矿急难支矣。铭等千方百计，尽力维持，约出城绅王允明君组织公益局，借资接济，不过维持现状而已。戴心斋在东明造然驰驿函招铭等云:有要事相商。铭同李君辅廷星夜就道，比至东明，适郑州开口:东明亦密尔黄河，汲汲危惧，居民皆由城内四出逃命，铭等反冒险直进,路人无不窃笑。反晤心斋，云吾欲将矿让给你们自办，侯办有成效，成本你们知之，分年提还原本可也。铭等坚执不肯，云:股友早有繁言，如此更招股友之疑，公何以自白，且此亥U已近好处，不如设法续办。遂议督销局2分，心斋2分，铭等同王允明君2分，机器4分，共10分，旋矿续办。未及2年，赚利10万余串。适王允明与北股派来委员鲍参圃意见不合，王允明遂将股本抽去，鲍亦离矿，李君辅延亦不常至矿，铭亦遭劳碌之困，自此2年未能起床，斯时矿上仅戴公绍亭一人耳。存炭70余万筐，铭等欲分给众股友，绍亭先生坚欲暂存，再开双河大窑。铭等云:暂存则可，双河及半筒大窑且不可开,此井石沿内蓄水甚多，抱病陈辞，屡书阻拦。奈绍亭先生坚执成见，未及年余，忽然遇水淹毙煤夫130余人。斯时尚重人命，急遭不测之祸，北洋派来李子睦观察封禁，绍亭先生亦回原籍，余以久病之躯出同李君辅廷收拾残局，维持善后。次年，南官股派来陈君小庄为委员，此井水淹，彼井水干，正得手治炭，未及2年获利10余万金。时值东抚李鉴堂查禁官矿,陈即席卷而去，各股友分文只字未见，仅剩机器四架，堆之荒郊。斯时忌官矿者思欲将机器付之一炬，以泄私忿。铭等闻信，加派多人日夜巡视。思此非久远之计，以有用之物置诸无用之地，且时虞意外之变，乃函招米瑞符之大公子献巨来峄，同赴上海与陈小庄订立合同，集股开办，另移地点，改为民矿。电知南北各股友，无诧赔赚，机器作股抽利，又招坏人唆使，峄姚令阻拦，开工延迟数月。南北各当道各股友函电纷至，峄姚令始不为无谓之干涉。铭等即便开工，改名曰公兴民矿。时值连年荒乱，雨水过多，见炭年余，为老股友抽炭57000余筐。是时张前总理 (即张莲芬——编者注)来矿谓我已邀约张公燕谋及德人德璀琳股本四万金，仍接老股续办。今德人横闹，公等资力薄弱，恐难对峙，且咱原系一家，实无彼此，于是在今局前开工，名曰华德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此时即含有大加扩充之意，铭等私心窃慰，百凡接济，凡公司初办一切物料，皆由铭等供给，并分轸域, 今戴经理即在场矣，曾下榻于铭之客舍住居数月，公司规模粗定，始行挪去，铭等意思即系一家，何必两势，遂将中兴停工。机器所余物件并所抽之炭五万七千筐统运入华德公司，铭等即抽身作一原老股友矣。凡遇公司有为难之事，事无大小，无不曲尽绵薄竭力维持，一如创办之初衷。例如修筑台枣铁路，蒙张前总理、戴经理嘱铭同李君辅廷帮同工程师查看沿路地段路线，适经峄城迤南回族墓地，回教中人出面阻拦，不让测量，铭等竭力排解始息。伊等旋受峄绅唆使，复约多人，手持刀枪，情势汹汹，思欲拼命于争。铭等又冒险邀请同礼拜寺长教央出多人解劝，重以人情，始允起坟，风潮乃息。民国肇造之初，吾峄诸绅群以为民气复活，思欲借之挽回峄权，怂恿儿孙辈之就学济南者云，你家创始公司千辛万苦，今公司上下百数十人有尔等几人，儿孙辈不谙大义，遽行加入，与公司为难。铭闻信赶急召回，晓以大意云:利一人不为利，利国家万民乃为利。尔等衣食无缺足矣。抑又何求，余数十年前创办中兴二字，艰苦备尝, 屡兴屡仆，原为国家谋富强，为万民谋衣食，非为一邑一家计也。再如诸大绅董崔、梁、田等家之矿田，最难交涉者，只要公司欲置欲租，无不竭力玉成，以求公司之发展。小户矿田，经铭所成者亦为数不少。即如上年矿师高夫曼轻易尝试，致大井迂水，淹毙煤夫数百人之多，被难之家，男女老幼千余人，情势汹汹，势如鼎沸，公司四门皆闭，竟有机围墙者，时方黎明，而经理遣人相招，并嘱乘马而行，恐步行之迟也。铭同李君辅廷及三小儿，并邀出亲友多人，帮同周县长冒险调停，以数人之舌敌千众之口舌，敝唇焦然费周折，幸托个中之福，无意外之遭，似此铭等之时对于公司可告无愧矣。而张前总理之优待，亦非浅鲜，屡屡面述函称，俟公司发达，不但公等己身月拿薪金，坐食其利，即两公子子孙孙，无不永享利益也，我定饮水思源，决不有负云云。有此一言之赐,奚啻万金之获，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今庆公司总经理勋芳卓著，措施咸宜，又兼董事会成立，近来益见发达。大井铁路先后告成，扩充至此，永为四万万同胞开一富强之源。初衷已遂，于愿益足。至峄治所云：吾峄煤矿之富，甲乎全国，惜被一二人拱手送之外人，是迂儒之谈，所见益鄙。惟是铭等创造中兴于无形之始，维持中兴于绝续之交，凡利于公司者，无不争先恐后，耿耿此心，始终未逾，弗料害及余身，危及全家，铭则穷乎技矣，不得不乞诸我大会，诸公婆心慈念，主持公道，速为设法策救，曷胜感激，待命之至。
  (金铭,祖居枣庄矿西之金庄，系峄县八大家之一。世守矿业，先是中兴矿局，后系中兴公司之主要股东之一，因公司采煤危及其住宅和坟墓，因而致函总公司各经理和各董事，此文是全文的一部分。）连云港开埠经过浦禹峤1930年夏，蒋阎内战正烈。是时交通阻梗，陇海铁路西不能逾归德，津浦铁路北不能达济南。自徐州迄浦口间，火车虽通，但因军运频繁，商运阻滞。其时中兴煤矿每天产煤3千吨，除以少量供给铁路外，其余无法运销各地，公司便集中自有工具，利用自筑铁路(枣庄至台儿庄支线),昼夜赶运，堆存台儿庄分厂，再以民船沿河分运各处，经瓜州分销沪宁全线。另一方面则在运河站附近(陇海东路)滨河选择大榆树地方，建置堆栈，借晚海路车辆转运大浦车站。该站位于临洪河上游，距离出口处奶奶山约30余华里，2千余吨的船只，吃水线在18尺以下者，可俟潮出入。当时中兴煤炭，大量由海上运抵上海市场极受欢迎。从1930年至1934年，计运沪煤炭达11万吨。旋以临洪河在奶奶山附近有一道挡门沙岗，以流沙与淤泥乘潮涌入，曰久壅塞，泥沙在大浦站一段河内愈深，甚至吃水12尺之船只亦常遭搁浅。中兴公司为此谋改计划，曾会同有关方面, 筹以治本治标，及本标兼治各方法,但以工艰巨费，对此河港似不值得全力疏浚。乃重拟计划，决定开筑连云港。经邀请专家，捜集历史资料之根据，前后实地查勘达数百次，初有拟议在东西连岛上面建筑码头，另筑岸堤，俾通火车越达诲面者;有设想用驳船由墟沟驳往西连岛者;亦有建议在孙家山建筑码头者。最后方决定在老窑(即今连云港)兴工建筑运煤码头。顾兹事体大，费用浩繁，经济力量实有未迨,乃就原规定之全盘计划中，先行修建一小部分工程，以备靠船。在不影响将来整个建设计划进展之原则下，决定先修建码头两座，计可靠船6艘。在第一座码头之前，伸筑一避浪堤。在第一、二座码头间，另探掘一深水区，计0点以下(低潮时)海水可保持6米深。以该处海底属淤泥，并无硬性沙石阻碍，故即使船只载重吃水稍深，触及海底，亦可不受损，遇潮退时，载重船只亦能脱泥而出港。最高潮汛时，海水可增高6米，共计12米，则5千吨级之轮船，吃水线在11米者，进出港毫无问题。唯此项出海航道，以限于经济，则开拓宽度只20米，只能限两轮同时进出往来，至行驶深水间须用拖轮，否则流急风高，易生事故。老窑背山面海地势狭溢，绝无平坦之区。其后所有平地建设，如车站、停车场、货栈、仓库、煤栈等，均系开山垫海而成。辛苦经营，工程浩大。
  第一座码头，钢板打柱。第二座码头，以水泥钢筋及石块筑成。中兴公司投资第二码头，并垫土完成容存6〇万吨煤之煤栈，该项工程于1934年3月兴工，至1935年交付使用。同时，陇海路路局以展延路轨，由新浦至大浦另筑旗站，添造干线，经过猴嘴盐坨、新县、墟沟、孙家山等站，计长28公里。在连云港工程未完竣之前，招商局与路局洽妥，在孙家山先筑一临时码头，开始办理运输，进出口大宗土货、食盐吨量可观，俟连云港工程全部告竣，即行废该处码头。
  根据连云港建筑之大计划，西边由海头弯筑避浪堤，至西连岛封锁西口，东边由挑鸟嘴伸延到海中筑一挡浪坝，再由东连岛亦伸筑一挡浪烦，两琐对峙，成一直线，中间辟港口，港内挖为深水区，俾供船舶进出。沿岸并建码头9座，分别为危险品堆存码头及大宗固定码头。照此计划完成，则万吨以上之船只，无须俟潮进出，并可成为极安全之避风港。奈以计划虽具但款项难筹，只能照顾现实，逐步实施，以期完成此自筹款自修筑之东方第二大港。1935年2月1日码头工竣，开始靠船，而中兴公司复感到严重困难问题，乃当时产煤量已增至每日7千吨，虽水路畅通无阻，而路远艰滞,仍难配合产量，供应海道运销。因当时由矿区枣庄经临城而到徐州，再转人陇诲东路，以达连云港，计程340公里，须过轨两次，时间既不经济，又多浪费车辆，照此计算，煤价成本过高，至不合算。故中兴决议向有关方面投资,修筑台赵支线，由合儿庄与晚海路衔接，计长31公里，在赵墩设车站，与陇海干线衔接，以直达连云港，全程共240公里。两下比较，计缩短行程100公里，少过轨一次，可省时间1/3,车辆周转亦迅速。该支线通车后，煤炭供应紧凑，但海轮载量较大，人力装船,每日不过千吨，每赶期压港损失过巨。中兴为克服此项困难，爰协助路局设计用机械卸车、装船，费时3小时，全部完成。每5分钟可卸40吨之煤车一辆，每小时可装600吨煤入轮，但平轮装卸工作以及各船添装烧煤(因煤船狭小关系)仍使用人力，1935年至1937年间，中兴出口煤实达78万余吨，船用烧煤由1921年至1937年计6万余吨，除本公司装煤船只外，其余各货、客轮，行驶南、北洋航线，经靠连云港者，无不在该掉添装烧煤(其时烧油轮者尚少），某次曾有英商太古公司23号轮驶入连云港，声称添煤，意在窥伺该港设置。经当局出面以连云港系中国内港，不与外洋通商，禁止入港，曾引起国际间严重交涉，历时月余，结果该轮作为为中国商人租用添装烧煤，始允其驶入。自此例后，由外洋来往客、货轮如驶人连云港者，须先驶青岛结关。而从中国各口岸驶入者，则可无须驶着青岛结关。连云港至上海360海里，至青岛97海里，以当地缺乏淡水,所有来港船只，均须预先装足水量，以致使载货吨量之减少。中兴公司复起带头作用，说服当地大地主，挖出黄涡水源(距连云港站约3公里），将该地水源引至码头，因之轮船火车所需，以及当地5万人口这饮用水问题，始告解决^此项寻水引水工程艰巨，所耗人力、物料亦颇可观，其后又设立灯塔、船行标志、信号、旗台等，亦皆费周折，始告落成。
  1937年10月，曰本侵华军，封锁连云港，中兴公司在连云港同仁，始奉总公司之令放弃一切，沉船堵港，撤退回沪。所有中兴公司历年在连云港投资各项，分列如下：房产地价816.52元建筑费30630元台赵支线货款1〇〇万元中兴公司为煤产煤销煤运，不惜费尽人力、物力，苦心孤诣，缔造维艰，协助陇海路局修建此港，当壁画伊始，即奔走贷款，动工又投资，促成各次建设，中间复旋与政府当局与地方势力联络奋斗，尽最大努力，耗无量之精神，始奠定今日连云港之规模，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土著盐民，衣食斯赖，实以中兴产煤为该港发轮之基本货源，中兴公司除对矿区建设外，多半精力，用于开辟连云港，历时近10载，辛苦经营，对国计民生，不无薄具贡献者矣。
  (浦禹峤，曾任驻矿委员会秘书，大浦分厂经理,连云港分厂经理。本文是先生1980年写的回忆文章。)中兴之梦王庭芝中华复兴，这是一个延续了100多年的话题。为了圆中华复兴之梦,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孜孜以求，流血牺牲，备尝艰辛。求富求强是复兴之梦的起点。正是在“为国家谋富强，为万民谋衣食”的宏大愿望驱动下，中国山东枣庄地区于公元1880年诞生了股份制的“峄县中兴矿局”;后来在“峄县中兴矿局”的基础上，崛起了中国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最大煤矿——中兴煤矿公司，这家公司在极盛之时，拥有三座大型现代化矿井，29个分销煤厂，其业务范围跨煤炭、钢铁运输、港口、盐业等多个领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最早把“师夷长技以制夷”落实到学习西方股份制公司经验，创办中国近代工业企业的人是著名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成功使洋务派影响日增，使偏居枣庄一隅，以开煤窑起家的窑主金铭热血沸腾，他来到洋务派的发祥地天津寻求李鸿章的支持，在枣庄丰饶的煤田上开办机器生产的矿井，于是“峄县中兴矿局”成为李鸿章亲自支持创办的第三家洋务民用企业。1895年，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峄县中兴矿局”也被地方当局封禁。在枣庄地面上，除了被贴上封条的10几间局房和4架抽水机器,剩下的只有几个洋务派人物和金铭老人的一个残破的梦。
  1897年，强占了胶州湾的德国人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山东煤矿章程》，取得了山东境内铁路修筑权及其沿线30公里内的矿山开采权。在德国人之前列强从未获得过在中国领土上采矿的权利。这一重大变故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中国人不惜以血的代价追逐民族富强的梦想。中兴矿局所在的枣庄煤田正好位于德、英两国获得修筑权的津浦铁路沿线30公里以内。枣庄的煤，质轻磺少，特别耐燃，条约墨迹未干, 德国人派来枣庄购买煤田的人就先后来了4批。煤田开采权可能落入外人之手的危机再次激发了当地士绅开办近代化矿井的雄心，金铭等人又一次赶赴天津求援。
  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张莲芬，此时是天津候补道。他也是1880年最早向中兴矿局投资的老股东。得知枣庄的情况，他立即召集在津股东会议，议决续办中兴矿局，以“既开之矿” 为由杜绝德国人对枣庄煤田的觊觎。
  1899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张莲芬通过多年的老友张翼给慈禧太后恭呈一折:“职道伏查此项煤矿为已成之基，若徒以资本不足致成弃置，殊为可惜，况值此国家振兴庶务，凡开矿筑路实为当务之急。且山东为海疆扼要之区，胶海毗连，强邻逼处，若欲杜窥伺而基富强，则此矿之开犹属不容延缓。” 几个月后，朱批准奏,慈禧太后同意了张莲芬关于续办中兴矿局的一系列意见，张莲芬的意见包括：“该矿附近百里不得用机器开采煤斤”;准建从枣庄到台儿庄运河码头的90华里长的运煤铁路;续办的企业招华股120万元，洋股80万元，命名为“华德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这最后一条既利于募得巨资，又能预防德国人寻衅，还保有主权。张莲芬此举犹如战场上的背水一战，可见他富国强民争回权利的迫切心情。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道:“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资本增长到能够修筑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眼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而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买田买房从来都是传统而稳妥的理财之道，有谁会把资金投到自己完全陌生而且很有亏蚀可能的股份制企业中呢？.况且,从这个废弃了4年之久的烂摊子上，看不到任何盈利的迹象。
  拟招两百万股的中兴公司事实上仅招来新股十多万元。把原峄县中兴矿局的废弃局房和旧机器者P折合进去，总股本仅4〇万元。面对这全部家当，张莲芬的一揽子计划不啻是一个虚幻的梦。
  张莲芬将他毕生所有都投入了这个梦。
  他奏请朝廷批准由出身底层、有土法办煤窑经验的戴绪万协助他主持土法采煤，苦干5年，公司纯赢利40万元。40万元的赢利证明了许许多多，他把美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的希望。
  公元1905年，公司顺利招股100万元，90华里台枣铁路的修建正式提上日程。
  公司创办之初，张莲芬曾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雄心勃勃地说:“今峄矿煤旺质佳，若能筹得巨款，克日兴办，出煤在山东各省之先，三五年后固可大浚，利源可先着我鞭，淮、运、长江销煤利权，亦可为我掌握。”可是张莲芬用了5年的时间才筹到了这笔巨款。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
  修铁路是个大动作。中国自办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李 '鸿章主持建成的从河北唐山到胥各庄的9公里长的运煤铁路。以李鸿章当时的权威，尚且敌不过朝野顽固保守势力的抨击诋毁，最后不得不以“骡马代替火车头拉火车”为妥协方案，才获得了朝廷的批准。从1881年到1905年，20多年过去了，朝廷不会反对一条铁路，可是这条台枣铁路要修在峄县当地的地面上，要轧过地方士绅的土地和祖坟，他们为自家的所谓“风水” 而聚众阻挠，屡屡上告其中不乏名门户族、朝廷大员。告状信列举或捏造的事实每一次都足以致公司于死地，于是朝廷一次次派人调查。后来还是袁世凯f念中兴公司是有恩于他的李鸿章一力支持创办的，给担任调查工作的农工商部大员周学熙递了话，公司的铁路才以修建，这就到了1907年。而张莲芬本人，由于身兼“山东盐运使”的官职被地方斥为“以官势压人”，不得不自动提出辞去官职的请求，由朝廷一品大员变成纯粹的 “公司总办”一-纯粹的商人，这对当时的人说来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1907年，按照与礼和、瑞记两洋行签订的借款购买合同，一批包括重达几万吨的火车机车在内的铁路器材将由外轮运到镇江后再由中兴公司的木帆船经运河运至台儿庄。运河上游水浅,一般货船还须卸载才能过闸，要运载无法拆卸的火车头更是难上加难，张莲芬亲自在运河上督造了一艘官船和十余艘货船，亲自指挥运输装卸，过了台儿庄则用牛拉马驮，就这样，费尽千辛万苦，用了整整两年，货物、机器、材料一一运到。没想到土木工程正进行间，邮传部伤令“停工候核”的文件就来到眼前。
  原因之一是“中兴公司请筑之台枣铁路恐与津浦正线有碍”;原因之二是峄县地方有人上告中兴公司欠德人之款，有可能使台枣铁路被德人控制。官方的态度使众股东人心惶惶，一 B寸间，流S四起,公司画IS股东撤股、债主逼债、10年心血就要打水漂的危难境地。其实邮传部所言两条原因纯系无中生有。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奔波交涉，张莲芬终于在被拖垮之前弄清了原委。
  原来，邮传部直辖下尚未开工的津浦铁路系借用外债、经费紧张。邮传部想从韩庄向枣庄修筑一条支线，以便能够廉价使用中兴公司的煤炭，可又拿不出这笔钱来。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方案莫过于让中兴公司停下正在修建的台枣铁路，然后利用修台枣铁路的资金来修津浦铁路和韩枣支线。
  从韩庄到枣庄的地质情况很差，绝不宜于修铁路;运河直通长江，沿线建有众多煤栈，老客户都集中在这一带，且水运运费较为低廉，台車铁路断不能停修。对公司和津浦两利的办法~ 是加修一条从枣庄直接向西至薛城的30公里临枣支线。张莲芬向邮传部表示愿意资助邮传部修筑临枣铁路。邮传部终于不再阻挠台枣铁路的修筑。几年中，由台枣铁路修建所引发的一次次风波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甚广，众议纷纷。为澄清事实，中兴公司在北京邀集直、鲁、苏、豫4个省京官和各界人士会晤以回答质疑，让国人明白了两点：—来，中兴公司名为“华德”合办，但未招来德商一股，洋总办德摧琳的四万多股，实为公司按其辛苦所给的酬金三万股加上历年所得红利。二来，公司购买德商机器，欠款一半，以所购机器为抵押，商借商还，不需国家负担，也不存在丧失矿权路权的问题。现在与1899年公司成立时的局势已大不一样，若大家不放心，公司可注销“华德”二字，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公元1909年的冬天。
  此时的公司犹如重生的凤凰，张莲芬失去官职和“华德”字样的注销，使中兴煤矿公司完全脱离“官督商办”的体制和“中外合资”的虚名，中兴煤矿公司从此开始了作为中国仅有的民族资本独资的大型商办股份制企业迎击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历程。
  1912年台枣铁路正式通车;1913年津浦铁路临枣支线通车，制约公司发展的运销瓶颈终于被打破。一号大井和发电厂的投产，使中兴公司煤炭日产量由300吨增加到700吨，采煤成本大大降低;台枣铁路通车，使煤炭从枣庄到台儿庄的运费由每吨4元以上降到1元。津浦铁路及其临枣支线的通车，使中兴公司所产的煤炭，突然进人了一个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广阔市场，自此中兴公司走上了近代化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阶段，终于可以在各通商口岸，“与洋煤相周旋”。一个拥有发电厂、大型立井、自办铁路的近代化大型企业出现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张莲芬和他的同道以14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圆了他们的一个梦。二19岁步入仕途的朱启钤一直以“勤恳务实”深受上司的重用和同僚的拥戴。他在担任北京巡警厅厅丞期间，首创了北京的警察市政基础建设，他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修筑的津浦铁路，如今是中国最为繁忙的铁路大动脉之一;位于济南北面的黄河大桥是他亲临督建的;他与梁思成等人发起了“中国营造学社”，开古代建筑研究之先河，这些工作看似毫无相似之外，但朱启钤每件都能推陈出新，应付自如。
  朱启钤担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期间，曾以铁路为担保，为中兴煤矿公司筹得保商和交通银行的借款，助中兴于艰难之时，使张莲芬终于圆了他的梦，朱启钤也就在那时候成为中兴公司大股东。1915年的一场水灾，使公司再次步入险境，大井被淹，400多名矿工遇难。本来就不断催还借款的银行这次催得更紧，眼看一切危在旦夕，心力交痒的张莲芬忧虑成疾，1915年10月病逝枣庄。中兴群龙无首，总经理之职虚位以待。朱启钤作为股东大会执行主席和代理董事长，在此危难之时充分发挥了股东大会的作用。
  中兴煤矿公司在1909年之前，名为华德合资企业，实为官督商办企业，传说张莲芬办公的地方，即人们俗称的老公司，当年看起来就像官府衙门。官督商办企业最突出的特征是企业的负责人由朝廷直接委派行监督之职，同时协调企业对上对外的关系，必要时从资金、政策、税收方面争取朝廷对企业的扶持优惠。在晚清时期一般人不知“公司”为何物，由“官”来督办是十分必要的。倘若没有官方出面支持，中兴公司几乎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但这样一来，企业的成败命运往往就操在“官”的手里，倘“官风”不正，则企业早晚得垮。晚清兴办的许多企业都因为官吏的贪污自肥而亏蚀严重,终至资不抵债而破产。作为朝廷委派的中兴公司“总办”张莲芬也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13年在公司第三次股东大会上张莲芬曾有一段剖白“中国创设公司恒有经理员司不顾血本，事甫举办，或任意开销或挪移肥私，竟将股本无形亏折，至曾不数年全本化为乌有”的。而 “莲芬经理自与戴经理开办至今所受磨折困难危险情形实难罄述真有不忍言之痛苦”;“不敢言诸事措施悉皆得当，无心之失，意外之耗必所不免，然确可自信银钱毫不侵移。且见公司左支右绌，利必后取，薪每留存，账据俱在，按年可稽”。
  一官可亡企业，一官可兴企业。正是有了公司呕心沥血的张莲芬，正是有了连自己的薪金都每每留存不取、以度企业之难的张莲芬，使中兴煤矿公司得“官督”之利，而避“官督”之害, 终于成事。而1909年张莲芬辞去山东盐运使官职，同时公司 “华德”名号也取消之后，“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应成为仿西方式的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公司。公司定于每年5月份召开股东大会，研究公司重大事项，决定公司分配方案和人事任免。所有事项必须有半数以上股权代表同意，才能决定。股东大会真正成为民主管理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制度的确立为中兴公司战胜一个又一个难关提供了保证。
  张莲芬逝去之后，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充分发挥了作用的公司股东大会的确让中兴连渡几次难关。首先，股东大会授权长期主持矿务的驻矿经理戴绪万全面主持经营管理;总经理一职虚位待贤能——这是“官督商办”企业不可能做到的;其次，股东大会抵制了个别股东要求袁世凯政府合办企业的行为，保证了企业的商办性质;再次，股东大会抵制了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会长、政府大员周学熙以100万借款为诱铒，索取高利息、索取中兴煤炭的定价权、索取中兴公司总经理的职位并要求中兴公司以矿权为借款抵押，企图吞噬中兴公司的趁火打劫;决定招股、借款各100万，偿还了银行债务，修复了大井，使公司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918年，在公司的第八次股东大会上，由于朱启钤对中兴公司作出的显著贡献和他的卓越才干，由公司大股东、刚刚从中华民国总统位置上退下来的黎元洪提议，全体股东一致通过，选举朱启钤担任了中兴公司的总经理。在朱启钤的主持下，至1920年，渡过了难关的中兴公司“股票声价日高，一闻有添股之举，则投资者沓来纷至，辗转情商，颇难应付”。1922年，中兴公司轻松将股本招至750万元，1924年，中兴公司二号大井建成投产，公司煤炭日产量达到1500吨，一举成为国内仅次于开滦、抚顺的第三大煤矿。
  中兴公司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轻松募集到股份，根本原因在于公司资源煤质优良，经营得力，前景看好;同时也于民国初年“振兴实业”的潮流已深入人心、投资工矿业成为时尚有直接关系;再者与企业当家人的社会声望、能力有关。总经理朱启钤曾担任过民国政府的代总理、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在政府各部门和企业界、金融界都有许多朋友，因此在1916年债主催逼的严峻形势下，朱启钤把争取投资者的目光投身了军政界，曾担任过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徐世昌，大银行家周自齐、陶湘、任振采，大官僚赵尔巽、大军阀张勋、倪嗣冲，奉军统帅张作霖的儿子、后来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等，都在这一时期加盟中兴。也由于这些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中兴公司普遍被投资者看好。
  1923年之前，中兴公司艰苦运作,公司办公设施极为简陋，员工住房、生活条件都很差。随着二号大井的建设，发现公司办公楼下方压煤20多万吨，朱启钤权衡利弊，提请第十二次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决定新建办公大楼，改善矿厂环境和员工生活设施;修建市房，招商活市，修建十里泉自来水厂，向市民供电供水;修建同仁宿舍，创办中兴小学，兴建鞠仁医院。到1925年，作为城市的枣庄初具规模，中兴公司步入了它的辉煌时代。
  翻开董事会会议决定，我们很容易发现了中兴公司这些大手笔背后的一些东西。
  “报告总公司同仁宿舍落成建筑工程及各项附属设备共计银洋叁万零五百二拾四元零二分。”“报告本公司修建市房工程现已落成，统计地亩及全部工程合计共银洋拾伍万壹仟八百拾玖元叁角。”这后面的落款有黎宋卿、任振采、朱启钤等中兴公司全部董事的名字，黎宋卿就是当时刚刚下野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在天津的中兴公司总公司，董事会每周一次，原则上所有的董事都要到场。所议事项无分巨细,所算账目细到几分几厘，郑重其事地记录打印，郑重其事地签名画押。黎元洪等许多大人物每会必到，不能到场的董事事前必须请假，并指定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张汉卿也就是张学良不能到会，他发电报说会前委托了时任中兴公司顾问的丁文江为他的代表。他们不居官不倨傲的平静态度，他们对实业事务的认真精神令人感动！这是时尚使然？是他们高尚的人格使然？还是中兴公司这家股份制企业的制度改变了人，塑造了人？而他们要仔细地听取来自公司的各项事务的进展情况，群策群力。一开始的发现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这么多大人物，这么个大公司，这么大的工程，会把账算到这么细。
  三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在当年的股东会上表现得很自信，他表示:以公司目前的状态，大家努力同心,只要“天佑我中国，大局早就平定”，“中兴”美好前景不可限量。
  偏偏是“天”不佑我中国。由于军阀混战，1925年之后，中兴公司迭遭兵乱匪祸。
  这个被人们称为过车门的地方，实际上是中兴公司在围墙上给运煤的火车留下的一个出入口。而围墙却是用来防匪的。从现在仅存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想见那道围墙当时的壮观和坚固。可惜它防得了匪,却防不了官。1925年,也就是这道围墙最后落成的那一年，中兴煤矿公司又一次面对生存危这年8月，山东军阀张宗昌为筹措军费加征煤矿出产税每吨4角，限中兴公司10日内交款28万元。10日之内未交全，中兴公司在哀乐声中死里逃生。
  四面对劫后余生的满目疮痍和不可预卜的前途，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心灰意冷。可是公司是数千名股东的公司，公司是近万名矿工的饭碗，公司兴亡牵动着已发展为城市的枣庄的每一根血管、神经。公司不能垮。面对新军阀专制的局面，朱启钤的政治智慧使他作出了一个审慎而出人意料的决策;让出总经理的职位，吸收公司债团一金融财阀加盟中兴。
  朱启钤致意吴鼎昌:“股东会”拟改选董事，合组重心，共策善后，债团权责重于股东，拟以董事六席推选债团中人，其余七人由各大股东分任，“拟请吾兄担任一席，公谊私交，想不遐弃，揆初已允任，余拟请作民、新之加入，想荷赞同”。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第17次股东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新选出十三名董事，除了七名董事连选连任外，金城银行总经理、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的周作民，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叶撲初，中国银行、四明银行常务董事叶琢堂，任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北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的钱新之等金融巨子增选中兴公司董事之列，钱新之并当选为公司第三任总经理。朱启钤走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银企联姻，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大大加强了中兴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使之迅速恢复了在国内实业界的地位和影响。一系列棘手问题逐步解决。
  钱新之也非等闲之辈。进入中兴公司之前,曾任国民党财巫见大巫了。
  在蒋介石的高压之下，公司上下没有畏缩。总经理朱启钤机智地联络公司主要债权人，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感情，赢得了华北财团与江浙财团的支持。江浙财团首脑之一钱新之、国民党农矿部部长易培基等，都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的决定，易培基用农矿部名义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反对蒋介石派出的所谓“整委会”接收干涉中兴公司。
  《大公报》在经济新闻第一栏刊登了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致蒋介石的电文。电文要求蒋介石认真执行国民党对内五项宣言中有关实业的条文:希望蒋介石履行1927年中兴公司认购二五库券时答应保护中兴的诺言;最后，要蒋介石发还公司营业管理权，允许折煤付款“报效军需”。
  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了临时股东会议。众股东起而为公司奋争，以全体股东的名义，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建设委员会、实业部等分别发出“不服从处分，要求纠正，准备营业”的通知。
  上海银行公会、上海总商会、全国矿业联合会均公开致电蒋介石，一致认为没收中兴财产没有法律依据，违背国民党一再申明保障私有财产的诺言，这将会失去整个实业界、金融界对国民党法律的信仰，使资产阶级不敢投资于工矿企业，不敢存款于银行。
  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决定，同意发还矿产。担任中兴公司董事长已历10年的黎元洪却因蒋介石的威逼而忧愤成疾，于1928年6月1日晚死于突发脑溢血。张宗昌便诬陷中兴公司矿警队勾结土匪，予以全部缴械。在兵匪遍野情况下，没有武装保护的中兴公司随时可能被抢一空。公司董事张学良出面协调，看在张学良背后张作霖的面子上，张宗昌才勉强交还枪支。但他最终还是勒索走了这笔钱。
  1926年以后，处在山东、江苏、河南边界，津浦、陇海路交接地带的枣庄,一直战火不断。津浦路的车辆和运河船只悉数用于运输军事物资运销，中兴公司运输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公司再度减产，以节开支。这是即使张学良等人出面，也无法解决的麻烦。
  公司产量连年下降,1928年被迫停产。然而新旧军阀的敲诈勒索，却越来越繁重，从1926年至1928年，中兴公司直接损失高达400万元。如果这3年按每年盈利200万元计算，合计600万元，那么公司的损失一反一正，高达千万。
  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1928年7月5日，蒋介石为了他点燃的战火，强令中兴公司报效军饷500万元，后改为立即上缴现银1〇〇万元。债台高筑的中兴公司即使兴债也无人肯借。蒋介石于是以没收所谓“军阀逆股”的名义，下令“将该矿所有财产一律充公”。中兴公司陷于灭顶之灾。
  1927年，蒋介石军队攻占枣庄时，中兴公司为求得保护，曾主动认购了国民政府发行的二五库券1〇〇万元，蒋介石当时批示:“该公司历受军阀骚扰诛求濒于破产，自愿认购库券1〇〇 万元补充军饷请求保护等情，具见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分电前敌各军予以保护，并分函财、交两部查照办理，以维实业。”与蒋介石相比，过去那对公司进行“骚扰诛求”的军阀是小政部次长、署理财政部长,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财经专家。因经济而涉足政界，与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等人都有深交。中兴公司在晚清和北洋政府时期获得的一些优惠待遇由于钱新之等人的加盟而得以继续。
  有了相对好转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中兴公司确定了新的发展思路——延揽人才，重金聘用矿业专家德国人克礼柯担任总矿师。
  克礼柯到任后对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封闭所有小井,全部实行机械化采煤，实行先进的长壁式采煤法，降低煤的采掘成本、增加产量。节省人工，在劳动管理上改包工制为公包制，实行采煤效率奖金制度，在公司新董事驻矿经理黎绍基的主持下，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扩建了三号大井，使中兴公司从1929年至1937年年平均产量为107万吨，年最高产量达182万吨。投资100万元与陇海铁路局联合兴建了陇海铁路台赵支线。投资75万元修建了连云港码头。
  1935年3月，陇海路台儿庄至赵墩的铁路支线接轨通车，1936年1月，连云港煤码头竣工投入使用。
  自此，枣庄的煤炭经台枣铁路至赵墩再转入陇海路直达连云港，进入海运轮渡。海上运输线的开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使中兴公司除了津浦铁路、运河水路之外，又増加了一条运输途径。
  “狡兔三窟”，残酷的外部环境，逼迫着中兴公司不得不冒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为自己寻求生路。而公司的大船也就在不断抗拒风险化解风险的行程中扩展为联合船队。连云港码头的开辟兴建，使公司的业务扩展到盐业、海运。鼎中盐业公司、中兴轮船公司等，作为中兴公司的子公司在这个时候相继成立。
  至此，中兴煤矿公司成为集铁路、港口、航运等多种经营于一体的股份制集团公司，它的业务遍及苏、鲁、院、浙、湘、沪、宁、汉、津、台湾、香港以及日本、东南亚、欧美诸国。
  曾任中兴公司驻矿委员会秘书、连云港分厂经理的浦禹峤1980年写下了对这段往事的感受:“中兴公司为煤产、煤销、煤运、不惜费尽人力、物力、苦心孤诣，缔造维艰，协助陇海路局修建此港，当擘画伊始，即奔走贷款，动工又动资，促成各种建设，中间复旋与政府当局与地方势力联络奋斗，尽最大努力，耗无量之精神，始奠定今日连云港之规模，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土著盐民，衣食斯赖，实以中兴煤为该港发轮之基本货源。中兴公司除对矿区建设外，多半精力，用于开展连云港，历时近十载，辛苦经营。”主持连云港修建的还是黎元洪之子黎绍基。据说,矿师克礼柯的的改革曾遭到强烈反对，是黎绍基坚决支持，才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连云港码头建成后，黎绍基又主持兴建了中兴轮船公司，并成为中兴轮船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一代代中兴人的奋斗令人感慨不已。支持他们奋斗的是对股东们血本利益的责任，更是他们“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 “中兴”之梦。
  我们采访过的田培才老人，曾经在黎绍基创办的中兴职业中学商科就读，他清晰地记着教室墙上的两行字“振兴中华唯工是举，挽回利权舍商其谁”，振兴中华，挽回利权，这是几代中兴人一脉相承的追求。
  历史无法凝_在这广刻，卢沟桥一声炮响打断了这一切。
  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略者以武力占领枣庄煤矿，两个月后，兵临连云港，中兴公司炸毁了码头和装煤机，用三艘巨轮沉船封港。然而封港的巨轮挡不住日寇铁蹄，中兴人数年资财心血付之战火。
  让中兴人欣慰的是，全国解放后众股东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景象:矿工们忘我的工作和干部群众的群策群力使几乎报废的枣庄大井迅速修复，枣陶两矿很快恢复生产。新中国所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使“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成为大家的共识，国内工商业界顿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中兴公司的第二任总经理朱启钤和最后一任总经理黎绍基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招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枣庄煤矿的情况后，亲切地对黎绍基说: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是爱国的。
  “爱国”二字分量之重,朱启钤、黎绍基可能比一般人体会更深切。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兴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枣庄矿务局由于煤矿的自然老化，从年产800万吨的历史巅峰上走下来。他们继续开拓创新，开发西部煤田，发展多种经营,使老矿区焕发了青春。在体制改革的探索中，中兴能源公司于199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原中兴煤矿总矿一車庄煤矿，于2001年更名为“新中兴公司”。
  中兴，一个伟大的情结，一个艰辛的探索，一个百年不变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