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黎元洪与中兴厶司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中，有一位曾做过大总统的人物，就是黎元洪。黎元洪是清末湖广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恼羞而死。7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中兴拥有资本60万元,是最大的股东，他担任董事长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是他在官场失意之后，用心于中兴公司的事务，经常参加设在天津的总公司的曰常活动，还亲自到枣庄来视察矿情处理矿务。
  徐世昌与中兴公司徐世昌1918年10月就任北洋政府总统，他任中兴公司董事会会长是在当大总统之前。当时，他在官场正是春风得意，一心钻营政界，步步向上爬,自然无意于务工经商，他委托朱启钤为全权代表处理一切事务。徐世昌在中兴煤矿公司的股本微不足道，当时徐世昌并无脱离政坛从事工商之意，他是怎样被推上董事会长的位子的呢？原来，中兴煤矿在兴建台枣铁路、一号大井、电厂、机厂等近代化建设工程前夕，资本虽然已达百万金，但是既要维持生产，又有材料占用，再加存煤积压，原有老股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张莲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招得新股40余万两，又借德商80万马克，两项仅合90余万元。从1907年至1913年，建设费用近300万元。经费不足，公司屡经讼累，筹招新股已相当困难。清政府农工商部虽有酌附官股,以资扶持之议，但金库已空，更是镜花水月。公司要办下去只有借贷。1919年，经天津股东介绍，北洋保商银行情愿承借130万两，但须由津浦铁路局代扣路局每年购用公司煤价，拨付该银行以抵本息。张莲芬为了得到此巨款，便禀请当时任邮传部尚书、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徐世昌批?I,先和津浦北段总办朱启钤签订了每年购煤6万吨的合同。后又由津浦路局担保,再借保商银行130万两。张莲芬愁病交加去世后,各方面对枣庄煤矿虎视眈眈，中兴公司要维持下去，自然要在股东中物色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当董事会长了。由于徐世昌当时的权势，历史把他推上了董事会长的位置。
  张学炙与枣在堞矿当时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里，有两个张学良，一个即是张少帅，另一位则是张莲芬之子，二人重名，因此每当他们两人同时出席会议时，记录员只好用他各自的号——张汉卿和张仲平来加以区别。
  由于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活，张学良无暇顾及公司董事会中的正常业务，他除了参加比较重大的会议以外，所有日常例会，都以“公务羁身，不能按时出席”为由，委托地质学家丁文江代表他到会。丁文江还是中兴煤矿的名誉顾问，数次莅枣庄对煤田进行勘察，枣庄煤矿有些地质图，就出自我国这位地质科学奠基人。
  1925年8月，盘据山东的大军阀张宗昌，为了筹军费，强迫加征中兴公司煤炭出产税每吨4角，全年合洋38万元，并限1〇天内交清。中兴公司无奈被迫用报效军饷的名义寄给张宗昌10万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煤矿矿警队勾结土匪，将矿警队武装全缴去，中兴公司的财产面临被抢的危险。董事会除了奔走疏通外，要求张学良董事出面干预。张学良为保护中兴煤矿，出面干涉，张宗昌方才罢休，这场敲诈案才算了结。專柰仁与中兴矿警队1937年10月，李宗仁先生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扎徐州，因而与枣庄中兴煤矿上层人物过从甚密。
  中兴公司矿警队，原名“矿勇”，后来扩大改组为“护矿队”，1932年奉令改编为“矿业警察”时，已有官、目、兵弁700余人，除长短枪支外，还配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令那些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眼红心热，只是由于中兴资本家十分警惕,觊觎者才一直无法插足。
  1936年3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来枣庄视察，以矿警“缺乏训练，精神不足”为由，饬令“认真改革”。并向经理黎重光表示:愿代为选择优秀警务人员，发交任用。黎重光不敢得罪“土皇帝”，只好答应。韩复榘回济南后，便名正言顺地委任了心腹张锡晨为枣庄矿业警察所长,并派宋复丞等6人为6个分所副所长。从此，中兴矿警队的指挥权渐次落入韩的手里。
  1937年，战事逼近，矿经理处西迁武汉，矿警留守矿山。韩复榘忽于12月电令警察所长宗德魁到省。宗知此行凶多吉少，自然不敢赴“鸿门宴”，只好一走了事。韩复榘自然地提张锡晨为正所长，并对下属头头也如此般地改组成韩氏帮派。
  张锡晨当了所长后，大有小人得势的派头，公开和经理处对抗，要把队伍拉到鲁西，中兴经理处急电制止，但武汉离枣庄又远。张锡晨兵权在握，又有韩复榘撑腰。黎重光怕逼急生变，只好答应他选拔部分先撤退鲁西。黎重光是黎元洪的儿子，当然也不好惹。他表面上稳住张锡晨，暗中急电徐州市长沈成章疏通李宗仁撤换张。李宗仁先生果然答应了黎重光的要求，1938年1月，发布命令撤换张锡晨，并将他从省“携来的官长亦拟全裁”，矿警队的指挥权又回到了中兴公司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