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1899年,清直隶候补道张莲芬在中兴矿局的基础上，集股创办了中兴煤矿公司。
  1913年，台枣铁路通车以后，配有近代新式设备的一号大井正式建成投产。但由于资金短绌，新大井是由原土井扩建而成,工程质量低劣，井下安全设施很差，这都为事故埋下了隐患。开滦煤矿测绘技术人员陈惟士等人关于调查中兴公司矿情的报告书说:“该矿自新式大井投产以后，表面规模日见宏大，内中缺点尚多，管理不得其法。”“井下工作，首推测量绘图，谋定后动，约期工竣，一则可以防危险，再则可以省工料。而该矿于测量一事，尚未注意。洋矿司(师)虽专管大井，测量绘图亦未讲求，即已做成之工程，竟无详图可考。”而且“该矿一道行以上之煤，大半由小井以土法取出，所余者不及半数，其隙处积水必多，势须按照详图，预为防备，方可采取。附呈代拟该矿之井下工作图，系就详矿师之大井工作略图，及布积臣管理之各小井工作象形草图合而绘成，不过略具形式而已。缘大井之工作图，尺数不尽可靠，且无深数度数。原小井草图，乃用铅笔随便记载者，尚未用测量器考校方向，度数、深数均付阙如。”上述说明生产指挥者，对煤田古井多的复杂情况，胸中无数。对于矿区周围的河水道路、古井深浅一无所知。德人总矿师高夫曼原系五金矿师，没有煤矿开采经验，这都为后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埋下了隐患。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事故规模随之更加惨重。民国四年(1915年)2月1日早晨，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透水。
  新建大井的西北部，旧有两口废弃多年的土井，井内积水甚多，工人在北面石门处工作时，发现煤壁有水珠渗出，因恐有水患，便向矿上报告，德籍矿师高夫曼亲往查看，但是由于他对煤矿作业没有经验，再加上平时缺乏必要的勘测。因此，无法判断那两口斜井延深的确切位置，只好命人在渗水附近修筑防水闸门两道，以防不测，便没有再深细地研究对策。1月31日夜班，当与北石门相距60米的新煤东大巷正峒的工人正在进资本家以滋闹罪名，函请县府派兵弹压2月1日早晨5点至6点钟，老峒内积水混着煤气(瓦斯) .突然爆发，冲墙倒壁，异常汹涌，随流涌至煤末约2700吨，700尺大巷东西之路每边塞满约500尺，瓦斯在大巷内又与灯光相触，轰然爆炸，声若雷鸣，并且引起了熊熊大火。整个巷道浓烟滚滚，井口更是旧木、铁车、煤末冲塞，几乎将大井圈平。罐笼不能升降，水泵亦被淹没，当时在井下工作的矿工有673名，因为事起仓促，只逃出12人,其余全部被阻隔井内。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毫无主意。至于他先前所筑的两道防水闸门，因为小又不坚固，早就被水冲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有的工人建议，用公鸡两个放在筐内，投入井下去行工作时，忽觉有水自正面顶上流出，便赶紧向高夫曼报告。不料这位洋矿师有恃无恐，且说“不必惊慌”，仍令矿工继续往前工作。测验煤气。约两个小时后提出地面，公鸡安然无恙。始知井下风路已通，无大妨碍。但人心惶惶，受难家属更是牵挂亲人，全矿一片泣声、叫声，悲情令人目不忍睹。
  矿难后的第三天，水势稍退，矿上派人到大井修理罐笼时，听到有人在井下呼救,于是便立即报告了公司协理戴绪万，在他主持下，井上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下井抢救遇难工友。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才将塞满煤末、石块、木棒、铁车的大行挖开一条通道，215名矿工幸免于难。
  矿难发生时，中兴公司经理张莲芬、董事长周学渊都在北京，二人接电后，连夜返枣。矿难发生后的一切事宜，都由协理戴绪万主持。
  当时，他最担心的就是工人家属和当地群众会因此引起反抗和骚动。事故发生后，他就立即通过台枣运煤铁路派车去请峄县知县派当地驻军营长陈孝营等带兵前来，“稳定秩序，弹压地方”。当受难家属与群众数千人闻讯赶到时，他们已做好一幸存者徐凤恩切准备，护矿队、县大队和防营也在围墙四周和其他要害地点布满岗哨，并且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软硬兼施,稳住局面。一面用武力开枪驱散围观的群众;一面由知县出面,“传集各家属取具切结”、当众按名放给京钱200千文,其经救出者，每人发给100千文。已经认出的尸体，也由其家属认领棺殓埋葬，这样才把群众的的怒火暂时平息下去。
  据统计，这次矿难夺去499名工人的宝贵生命，公司耗资1〇〇万余元，中兴公司创办人、经理张莲芬因此忧虑成疾于1916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