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公司)。是在1898年倒闭的“中兴矿局”的基础上，于1899年重招股筹资创办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兴公司经历了帝国主义的规覦与干涉，地方士著、豪绅的刁难与阻挠，新旧军阀的敲诈与勒索。但中兴公司以不屈不挠的创办精神，开办矿井，由小到大，招股集资，先土后洋，坚持技术革新，大胆引进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用人不分国籍地域，唯才是举，自备发电厂，修筑铁路，建连云港码头等，艰苦奋斗30余年，到1936年，它就成为年产煤炭182万吨，拥有枣庄、山家林、陶庄三座煤矿和电力、海港、铁路、轮船、钢铁、炼焦等多种经营的中华民族私人投资的最大企业，其规模和产量仅次于中日经营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为全国第三大煤矿，居国人投资办矿之首位。
  1915年《调查中兴煤矿的报告》中，论述该矿煤田之丰富，煤质之精美,为中国所仅见，为中外矿学专家所赞美。该公司矿区约79平方公里，储煤.4亿吨，煤质之佳为中国巨擘，非开滦、萍乡各矿所能比。煤以供轮船、火车、制造厂等用，较抚顺、开滦、萍乡、井陉、六河沟之煤更为合宜，其焦炭用以化铁亦为中国第一。
  1898年，中兴矿局倒闭后，南北财团为账目和资产问题闹起了纠纷。峄县地方封建势力原来就不愿别人来枣开矿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打井掘地切断了他们的风脉。峄县县令赓勋就以“深恐滋事”、“机器件数颇多价以甚贵，地方保管困难;矿局所占地基，撤局后没付租金;矿局甫经道饬停止，岂可再听绅民接开”等项理由，请求北洋大臣饬令矿局移去机器，拆毁局房，将机器归还原主。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王文韶“札饬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查明峄县枣庄煤窑之机器应否迁移”。这时，山东形势发生了变化。是年11月，德国帝国主义对物产富饶的山东早就垂涎。以“巨野教案”为借口，焊然派出了侵略军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它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煤矿章程》等，将山东划归它的势力范围，并取得胶济、胶沂济(后未筑)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沿线15公里以内的矿山开采权。德帝国主义并未就此满足，它得陇望蜀,又企图染指储量丰富质佳的枣庄煤田。仅1898年，它就先后四次指派德商到枣庄矿区勘察，并商购煤田，均被当地士绅金铭、李朝相(二人均系原中兴矿局股东，系峄县八大家成员)等人拒绝。
  这一形势的变化，也引起了清政府部分人的关注。李鸿章在《胶澳条约》签订后驻节济南时，就曾传檄峄县知县，以“邑境矿质甚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峄县知县“承檄惶恐，乃登请父老于庭，谋所以开办者，卒以工巨、弗不给而止”。金铭、李朝相等人虽然当时以“无人卖地”为由拒绝了德国人，但恐日久,不肖之徒为其所诱，于是把这一情况电告了原矿局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直隶候补道张莲芬。
  当时，以张莲芬为首的部分原中兴矿局的股东，眼看山东登、莱、济、沂、泰五府矿产都被德人夺去，担心枣庄煤田再为德人所侵占，加上要各地办企业赢利的刺激，所以他们一再禀告北洋大臣和山东巡抚要求招添股本继续开采枣庄煤田。接到金铭、李朝相等人的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他们便连夜赶到天津会馆进行紧急筹商，议决由开滦矿局的大股东、直隶全省矿务督办张翼出面，并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既系该矿原集股东之人，又于光绪八年至光绪九年间便往枣庄看情形，一切熟悉”为由，禀告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建议札委张莲芬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勘查。
  1899年1月7日，张莲芬奉裕禄的札委，次日即带矿师邝荣光及德国矿师克礼柯由天津赴行。经过华、德矿师对旧矿 “逐细勘量”，发现枣庄煤田储量丰富，较之河北省开平九槽煤更觉得质佳块多，煤平易取。张莲芬先后和张翼、金铭、李朝相等人，多次进行筹商，在基本达成复开煤矿的协议之后，张莲芬便复奏直隶总督裕禄:“查此项煤矿将已成之基，岂可叹资本不足致成弃置，殊为可惜……”现与开澡矿局张道翼反复商量，彼此意见相同。张道翼矿务熟悉，办法颇多，他在奏折中还提议“拟将此项机器全数交与该道.，议定价值，仍作旧股(计银20万两)，复经该道续人股本银20万两”，“张道翼投资40万两”，“峄绅王曰智、梁振铎……皆愿入股，共投资银120万两”。同时，张莲芬考虑到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债”，借以联络，以杜争夺，而且还能解决资金不足和缺乏技术人员的困难。张莲芬、张翼在天津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摧琳筹商，达成中德合办协议，将公司定名为“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拟招集哚本洋200万元，华股六成，德股四成。但是公司对洋人的权利极力加以限制。规定洋总办 “许其稽核钱银出入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洋职员也只能与华职员一样，在张莲芬督促下工作。
  张莲芬1899年2月20日，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正式成立。总矿设在枣庄，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朱采任督办，方有谷、戴绪万任协理,韩兰根任矿师。开始了矿井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中兴公司开办后，在三合庄矿地上进行小型的抽水和挖井工作。除了利用原矿局留下的机器局房等,还添租了矿地，招雇技术工人，收购了旧投东金缄三等开挖小窑所置的厂地、机件和存煤等生产资料。工作进度非常缓慢，年终没有出煤。1900年开始出煤后，一方面由于扩大经营，另一方面，由于1900年和1901两年的生产和销售量，总值仅17万余元。再加新投资难集，中兴公司只能通过临时拉借等办法进行营业活动。这种拮据的经营状况到1902年才得以好转。经过1899〜1902年的3年经营，中兴公司添购了机器，增开了小井，增雇了大量的矿工，而且在运销上建设了运河沿线的分销机构台庄分局、杨闸分局和码头分局，有了销路的据点，使销售量增加到 S万余吨。1902年公司赢利达10万元以上，出现了一个“大有起色”的局面。
  1903年，张连芬为了巩固公司经营业，不致因支付股息而大受影响，便将过去3年的股息，作为加成30%的股金留作公司资金。为了巩固少数官僚在公司的特权统治地位，又给张翼、德璀琳、戴绪万、方有谷、蒋廷桢和他自己，共送“创办酬劳” 投金10万余元。于是，中兴公司的资金便由开办后的10余万元增加到30余万元。自此，中兴公司的经营虽然仍有不少的困难，但基本情况是能够继续开挖小井，添购机器，增雇矿工r购造运煤船只，增设推销机构等等。至1906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仅积存的木料、牛皮、豆油、麻、钢丝、煤、焦等等，就价值70余万元，比刚建立时的生产设备总值10余万元增加了好几倍。
  中兴公司由于有了这样的资产基础，不仅能够使它经住了1906年峄县境内所遭遇的几十年来未有过的大水患，而且在大水患之后还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如1907年产煤10万余吨，获得4万余元，这些都是空前的。在建设方面，中兴公司力图建筑的台(儿庄)——車(庄)运煤铁路，也开始动工，这是中兴公司运销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加上当年大赢利的直接激励，中兴公司的股金便顺利地由40多万元一跃而增加到100万余元，新招的股金等于原有股金的118%以上。因为华股资金实力的壮大，中兴公司挂名已久的“华德”合办的字样，也在1908年呈请农工商部“注销”了，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座完全由华商独资经营的颇著成效的矿业佼佼者。 _ .中兴公司为了适应铁路建成后大大增加的运销能力，追逐1913年建成第一大井更大的利润，便将1909年已经开始的大井建设工程加速进行。在大井建设工程中，也由于中兴资本家和交通、铁路、银行界的官僚财团们的关系而得到津浦路的担保，向交通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获得了200余万元的借款，解决了建设资金的困难。1911年同保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后不久，即遇辛亥革命爆发，战火四起，土匪乘机抢劫，交通堵塞，商贩裹足不前。1912年 (民国元年），中兴公司所注意的不是扩展生产而是自动减产，尤其注意增加矿警，用以保护资产少受损失，因此，额外开支增加，营业收人减少。1911和1912年共亏损20余万元。
  中兴公司由于1912年台枣铁路、津浦铁路、临車支路的通车，以及1913年第一大井的建成，走上了近代化的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阶段。其经营活动也进入了较繁荣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井出煤1吨，平均工价仅需5角，但小井出煤1吨，平均工价需8角以上。按大井出煤最初两年平均月产1万吨计算，中兴由于降低出井工本所得到的收入，每年便增加了3.6万元以上。
  第二，台枣铁路未修成以前，由枣庄至台庄的运费平均每吨需4元以上，台枣路通车后，每吨只需1元。津浦路通车后，中兴公司的运销，可由运河沿岸各地转移到津浦路沿线各地，因而使台枣路的运煤量相对减少，但平均每年按10万吨计算，中兴公司由铁路运输代替畜力和人力运输所获得的利益，每年亦可达30万元以上。
  第三，津浦路通车后，中兴公司所产的煤炭进入了一个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新市场。而且由于中兴公司大股东朱桂辛 (启钤)、朱曜、徐世章等都是津浦路的督办和路局的掌权者，所以他们不但在津浦路建筑时假公济私，为中兴公司的运煤需要赶建了临枣支路，而且在津浦路通车以后，又为满足中兴公司开展竞销和追逐利润的要求，1912年6月20日签订了一个“运煤合同”。这一合同规定:中兴公司以较低价格供给津浦铁路所需要的用煤，津浦铁路则以较低廉的价格承运中兴公司外销的煤。表面上说“订此合同以表互相协助之意”,其实这一合同对中兴特别有利。按该合同规定，中兴公司卖给津浦路的煤价，1912年原煤平均每吨约4.75元，同原价6.2元相比降低了23.6%，津浦路承运中兴公司煤炭的运价，各地都比原价降低3%以上，其中特别_规定浦口“因有洋煤抵制，售价必廉，运价必须从减”，所以每吨运价平均为2.19元，大约降低了50%，而浦口分厂正是中兴公司所有分销处中销煤最多的一个。虽然津浦路的的用煤逐年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中兴公司生产和运销增长的比率，因此，这一合同是对中兴公司特别有利的契约。凡是津浦路运输畅通的年代，都是中兴公司营业繁荣的年代。中兴资本家不止一次地承认“该路之荣枯，实为公司盛衰之关键，’。
  1913年到1914年两年间，生产和运销平均都比1912年增加了1倍以上，过去难于外运的存煤迅速地减少了，股金由170余万元增加到210余万元，两年的利润总额达41万余元。随着中兴公司营业的发展，公司的资产设备也扩大了。仅以新建的台枣铁路和大井两项资产计算，到1914年底,台枣铁路资产价值共计2136余万元，大井资产价值共计1435万余元，这两项合计已占股东210余万元的170%以上，加上其他资产，为数更为可观。
  中兴公司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公司的资产虽然迅速增加,但负债也很大。至1914年，欠款共达30828万余元。1915年2月1日大井发生惨重的灾变，由于修复工程费的额外开支，大井停产数月的损失和给死难矿工家属发抚恤费等原因，这一年营业亏损了10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