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公司)。是在1898年倒闭的“中兴矿局”的基础上，于1899年重招股筹资创办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兴公司经历了帝国主义的规覦与干涉，地方士著、豪绅的刁难与阻挠，新旧军阀的敲诈与勒索。但中兴公司以不屈不挠的创办精神，开办矿井，由小到大，招股集资，先土后洋，坚持技术革新，大胆引进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用人不分国籍地域，唯才是举，自备发电厂，修筑铁路，建连云港码头等，艰苦奋斗30余年，到1936年，它就成为年产煤炭182万吨，拥有枣庄、山家林、陶庄三座煤矿和电力、海港、铁路、轮船、钢铁、炼焦等多种经营的中华民族私人投资的最大企业，其规模和产量仅次于中日经营的抚顺煤矿和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为全国第三大煤矿，居国人投资办矿之首位。
1915年《调查中兴煤矿的报告》中，论述该矿煤田之丰富，煤质之精美,为中国所仅见，为中外矿学专家所赞美。该公司矿区约79平方公里，储煤.4亿吨，煤质之佳为中国巨擘，非开滦、萍乡各矿所能比。煤以供轮船、火车、制造厂等用，较抚顺、开滦、萍乡、井陉、六河沟之煤更为合宜，其焦炭用以化铁亦为中国第一。
1898年，中兴矿局倒闭后，南北财团为账目和资产问题闹起了纠纷。峄县地方封建势力原来就不愿别人来枣开矿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打井掘地切断了他们的风脉。峄县县令赓勋就以“深恐滋事”、“机器件数颇多价以甚贵，地方保管困难;矿局所占地基，撤局后没付租金;矿局甫经道饬停止，岂可再听绅民接开”等项理由，请求北洋大臣饬令矿局移去机器，拆毁局房，将机器归还原主。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王文韶“札饬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查明峄县枣庄煤窑之机器应否迁移”。这时，山东形势发生了变化。是年11月，德国帝国主义对物产富饶的山东早就垂涎。以“巨野教案”为借口，焊然派出了侵略军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它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煤矿章程》等，将山东划归它的势力范围，并取得胶济、胶沂济(后未筑)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沿线15公里以内的矿山开采权。德帝国主义并未就此满足，它得陇望蜀,又企图染指储量丰富质佳的枣庄煤田。仅1898年，它就先后四次指派德商到枣庄矿区勘察，并商购煤田，均被当地士绅金铭、李朝相(二人均系原中兴矿局股东，系峄县八大家成员)等人拒绝。
这一形势的变化，也引起了清政府部分人的关注。李鸿章在《胶澳条约》签订后驻节济南时，就曾传檄峄县知县，以“邑境矿质甚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峄县知县“承檄惶恐，乃登请父老于庭，谋所以开办者，卒以工巨、弗不给而止”。金铭、李朝相等人虽然当时以“无人卖地”为由拒绝了德国人，但恐日久,不肖之徒为其所诱，于是把这一情况电告了原矿局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直隶候补道张莲芬。
当时，以张莲芬为首的部分原中兴矿局的股东，眼看山东登、莱、济、沂、泰五府矿产都被德人夺去，担心枣庄煤田再为德人所侵占，加上要各地办企业赢利的刺激，所以他们一再禀告北洋大臣和山东巡抚要求招添股本继续开采枣庄煤田。接到金铭、李朝相等人的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他们便连夜赶到天津会馆进行紧急筹商，议决由开滦矿局的大股东、直隶全省矿务督办张翼出面，并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既系该矿原集股东之人，又于光绪八年至光绪九年间便往枣庄看情形，一切熟悉”为由，禀告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建议札委张莲芬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勘查。
1899年1月7日，张莲芬奉裕禄的札委，次日即带矿师邝荣光及德国矿师克礼柯由天津赴行。经过华、德矿师对旧矿 “逐细勘量”，发现枣庄煤田储量丰富，较之河北省开平九槽煤更觉得质佳块多，煤平易取。张莲芬先后和张翼、金铭、李朝相等人，多次进行筹商，在基本达成复开煤矿的协议之后，张莲芬便复奏直隶总督裕禄:“查此项煤矿将已成之基，岂可叹资本不足致成弃置，殊为可惜……”现与开澡矿局张道翼反复商量，彼此意见相同。张道翼矿务熟悉，办法颇多，他在奏折中还提议“拟将此项机器全数交与该道.，议定价值，仍作旧股(计银20万两)，复经该道续人股本银20万两”，“张道翼投资40万两”，“峄绅王曰智、梁振铎……皆愿入股，共投资银120万两”。同时，张莲芬考虑到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债”，借以联络，以杜争夺，而且还能解决资金不足和缺乏技术人员的困难。张莲芬、张翼在天津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摧琳筹商，达成中德合办协议，将公司定名为“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拟招集哚本洋200万元，华股六成，德股四成。但是公司对洋人的权利极力加以限制。规定洋总办 “许其稽核钱银出入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洋职员也只能与华职员一样，在张莲芬督促下工作。
张莲芬1899年2月20日，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正式成立。总矿设在枣庄，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朱采任督办，方有谷、戴绪万任协理,韩兰根任矿师。开始了矿井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中兴公司开办后，在三合庄矿地上进行小型的抽水和挖井工作。除了利用原矿局留下的机器局房等,还添租了矿地，招雇技术工人，收购了旧投东金缄三等开挖小窑所置的厂地、机件和存煤等生产资料。工作进度非常缓慢，年终没有出煤。1900年开始出煤后，一方面由于扩大经营，另一方面，由于1900年和1901两年的生产和销售量，总值仅17万余元。再加新投资难集，中兴公司只能通过临时拉借等办法进行营业活动。这种拮据的经营状况到1902年才得以好转。经过1899〜1902年的3年经营，中兴公司添购了机器，增开了小井，增雇了大量的矿工，而且在运销上建设了运河沿线的分销机构台庄分局、杨闸分局和码头分局，有了销路的据点，使销售量增加到 S万余吨。1902年公司赢利达10万元以上，出现了一个“大有起色”的局面。
1903年，张连芬为了巩固公司经营业，不致因支付股息而大受影响，便将过去3年的股息，作为加成30%的股金留作公司资金。为了巩固少数官僚在公司的特权统治地位，又给张翼、德璀琳、戴绪万、方有谷、蒋廷桢和他自己，共送“创办酬劳” 投金10万余元。于是，中兴公司的资金便由开办后的10余万元增加到30余万元。自此，中兴公司的经营虽然仍有不少的困难，但基本情况是能够继续开挖小井，添购机器，增雇矿工r购造运煤船只，增设推销机构等等。至1906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仅积存的木料、牛皮、豆油、麻、钢丝、煤、焦等等，就价值70余万元，比刚建立时的生产设备总值10余万元增加了好几倍。
中兴公司由于有了这样的资产基础，不仅能够使它经住了1906年峄县境内所遭遇的几十年来未有过的大水患，而且在大水患之后还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如1907年产煤10万余吨，获得4万余元，这些都是空前的。在建设方面，中兴公司力图建筑的台(儿庄)——車(庄)运煤铁路，也开始动工，这是中兴公司运销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加上当年大赢利的直接激励，中兴公司的股金便顺利地由40多万元一跃而增加到100万余元，新招的股金等于原有股金的118%以上。因为华股资金实力的壮大，中兴公司挂名已久的“华德”合办的字样，也在1908年呈请农工商部“注销”了，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座完全由华商独资经营的颇著成效的矿业佼佼者。 _ .中兴公司为了适应铁路建成后大大增加的运销能力，追逐1913年建成第一大井更大的利润，便将1909年已经开始的大井建设工程加速进行。在大井建设工程中，也由于中兴资本家和交通、铁路、银行界的官僚财团们的关系而得到津浦路的担保，向交通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获得了200余万元的借款，解决了建设资金的困难。1911年同保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后不久，即遇辛亥革命爆发，战火四起，土匪乘机抢劫，交通堵塞，商贩裹足不前。1912年 (民国元年），中兴公司所注意的不是扩展生产而是自动减产，尤其注意增加矿警，用以保护资产少受损失，因此，额外开支增加，营业收人减少。1911和1912年共亏损20余万元。
中兴公司由于1912年台枣铁路、津浦铁路、临車支路的通车，以及1913年第一大井的建成，走上了近代化的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阶段。其经营活动也进入了较繁荣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井出煤1吨，平均工价仅需5角，但小井出煤1吨，平均工价需8角以上。按大井出煤最初两年平均月产1万吨计算，中兴由于降低出井工本所得到的收入，每年便增加了3.6万元以上。
第二，台枣铁路未修成以前，由枣庄至台庄的运费平均每吨需4元以上，台枣路通车后，每吨只需1元。津浦路通车后，中兴公司的运销，可由运河沿岸各地转移到津浦路沿线各地，因而使台枣路的运煤量相对减少，但平均每年按10万吨计算，中兴公司由铁路运输代替畜力和人力运输所获得的利益，每年亦可达30万元以上。
第三，津浦路通车后，中兴公司所产的煤炭进入了一个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新市场。而且由于中兴公司大股东朱桂辛 (启钤)、朱曜、徐世章等都是津浦路的督办和路局的掌权者，所以他们不但在津浦路建筑时假公济私，为中兴公司的运煤需要赶建了临枣支路，而且在津浦路通车以后，又为满足中兴公司开展竞销和追逐利润的要求，1912年6月20日签订了一个“运煤合同”。这一合同规定:中兴公司以较低价格供给津浦铁路所需要的用煤，津浦铁路则以较低廉的价格承运中兴公司外销的煤。表面上说“订此合同以表互相协助之意”,其实这一合同对中兴特别有利。按该合同规定，中兴公司卖给津浦路的煤价，1912年原煤平均每吨约4.75元，同原价6.2元相比降低了23.6%，津浦路承运中兴公司煤炭的运价，各地都比原价降低3%以上，其中特别_规定浦口“因有洋煤抵制，售价必廉，运价必须从减”，所以每吨运价平均为2.19元，大约降低了50%，而浦口分厂正是中兴公司所有分销处中销煤最多的一个。虽然津浦路的的用煤逐年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中兴公司生产和运销增长的比率，因此，这一合同是对中兴公司特别有利的契约。凡是津浦路运输畅通的年代，都是中兴公司营业繁荣的年代。中兴资本家不止一次地承认“该路之荣枯，实为公司盛衰之关键，’。
1913年到1914年两年间，生产和运销平均都比1912年增加了1倍以上，过去难于外运的存煤迅速地减少了，股金由170余万元增加到210余万元，两年的利润总额达41万余元。随着中兴公司营业的发展，公司的资产设备也扩大了。仅以新建的台枣铁路和大井两项资产计算，到1914年底,台枣铁路资产价值共计2136余万元，大井资产价值共计1435万余元，这两项合计已占股东210余万元的170%以上，加上其他资产，为数更为可观。
中兴公司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公司的资产虽然迅速增加,但负债也很大。至1914年，欠款共达30828万余元。1915年2月1日大井发生惨重的灾变，由于修复工程费的额外开支，大井停产数月的损失和给死难矿工家属发抚恤费等原因，这一年营业亏损了10余万元。
运河码头呑销煤炭振兴了矿业中兴公司建矿初期，煤炭的运输一是人推马拉，二是从运河内漕运到镇江、销售于长江中下游，北上至济宁，济南等地。从1902年起，首先在台儿庄运河北岸(现车站街），建筑了煤炭专用码头，规模较小，利用自然坡岸停泊船只，装煤卸物，年吞吐量6万吨。经过十年的发展壮大，码头年出口量达80万吨，装卸工人达160余人。1906年，中兴公司初具规模，日产煤炭300多吨，曰产焦30吨，年获利14万元。张莲芬上报清朝廷，积极建筑台枣运煤铁路专用线，充分利用运河方便条件，积极筹建码头和分销厂，先后在台儿庄、扬闸、马头镇、济宁等修建码头，在韩庄、镇江、浦口等地建煤炭分销厂(栈)。增开小井，购买大货船，建造船厂。先后购进运煤大船、槽船共72只，约有3000个吨位，最大船载重80吨，小者也可载重30吨。另外，还有民用木船，种类繁多，载重不超过50吨。在此基础上，逐年扩建,增加煤栈码头，共计3〇余处。通过运河使中兴公司的煤、焦进入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千里范围的广阔大市场。又经长江通道把煤焦市场扩大，占领了浙江地带，进而使中兴公司的煤炭很快扩展到上海、广东、日本、吕宋、东南亚等地。并因质优价廉,煤焦一路畅销，成为旧中国惟一能与日本、英国等国煤炭相竞争的煤矿，名声大振。1931年《中国矿业报告》记载:“能与外煤相竞争者，唯山东峄县中兴公司。”中兴公司为充分利用运河，在销售管理上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在沿运河两岸和长江中下游，设立了分销厂、煤栈。建立了运销管理机构，设置煤务处、大镑处，负责煤、焦的储存、装运、销售，各负其责，在销售管理上，对售煤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严格管理。外运煤炭由警察押送，严防短缺丢失，各分销厂、代销厂，一律用标准磅称计量，划定等级。中兴公司明文规定，凡销售厂栈和分厂，不准掺销其他煤炭，以保中兴声誉。
在销售的方法上有自销、分销和代销三种方式。当时在峄县境内就有商贾10多家，经运河沿岸售往各地。煤焦的价格统一由中兴公司规定，需要调价时，各分厂栈必须事先提出议价报总公司核准后，方可变动。如自行调价，不论任何情况，一经发现，均解除代销合同。中兴公司对销售制订了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以品质优良价格合理取得信誉，这是中兴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山东省第一条商建铁路------台枣铁路台(儿庄)枣(庄)铁路，是中兴煤矿公司建筑的一条运煤专用铁路，它的建筑经历了一番周折。
1899年，中兴煤矿公司成立。公司虽在奏请接办煤矿之折内，陈明修筑台枣铁路，但因资金所限，并未实施。随着一座座小煤窑的兴起，产量日益增多，因运输落后造成的产销矛盾日趋明显，除就地销售少部分外,批量的销售均由人力和畜力车运至台儿庄，再行装船运往各地。这样不仅大量积压资金，影响资金周转，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妨碍了扩大再生产。
1906年，中兴煤矿公司越发感到，要想建设大井，扩大生产，就必须兴建台枣铁路。中兴煤矿公司创办人张莲芬给公司股东写信申明:“自矿至台儿庄，运煤铁路一日无款购造，即一曰不能扩充大筑，且不能称为完全之矿，与外人抗衡争利……，尚希诸股东或认添新股，或转代招集，发期众擎易举，克奏全功，永享利益。”此信发出，号召力很大，股东们大都行动起来，积极筹招股金，共集资白银40余万两。随后，聘请工程师张炳更，测量路线，由起点至终点，计长42公里。
1908年，中兴煤矿公司奏请清政府邮传部批准，正式开工兴筑。固购置土地受阻，建造工程停滞一年。开工后又因铁路原定之路线需从峄县东关经过，遭当地的乡绅反对和阻挠，迫不得已，绕道南关。这样，多筑了50米铁桥1座、10米铁桥2座，大弯道1段。由于种种因素，这条煤炭运输的大动脉，直至1912年1月才竣工通车。1914年，津浦干线上的临（城）枣 (庄)支线铁路建成，与台枣铁路接轨。台枣铁路虽是专为中兴公司运煤而设，但为便利地方百姓，亦兼营客运。然而客车上的各种设备均甚简陋。1935年,陇海干线的台(儿庄)赵(墩) 支线筑成，又与台枣铁路接轨。接轨的双方经过协商决定:于枣庄、运河(现江苏邳县驻地)间，每日对开列车各2次，办理客货联运。但因东与陇海路相接，西与津浦路相联，这就出现了诸多支线设备与大铁路设备有所不同的问题。为了行车划一，不因设备不同而影响大局，中兴公司对原有的设备，严格地进行了全面检查。对于弱项、缺项逐项落实，该改进的改进，该增补的增补，如沿线桥梁之加固，电报路签之添设，泥沟车站之恢复等，台儿庄车站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建。这些大小项目完工之后，经检查验收，台枣铁路在规格质量上,均能与国有大铁路相媲美。
中兴公司机车从台(儿庄)枣(庄)铁路建筑始，至1935年于陇海干线接轨，期间共耗资约170万元，正线平均计算，每公里建筑费约4万元。除此之外，于枣庄矿厂所在地方各大井间，均筑有联络岔道及存车岔道，专备装煤过磅之用。此项岔道，原并不多，自添建煤务站及二号大井建成后，专用岔道才逐渐扩大,故现有矿厂岔道也已有20公里。
台儿庄火车站台枣铁路建成通车之后，中兴公司即设立专门管理机构, 开始了运营。在台枣铁路建筑时，即设置了台枣铁路工程处，设工程师1人管理工程，稽查1人管理运输。在行政方面，则由驻矿经理处负责。1930年驻矿经理处改组为驻矿办理委员会,遂将台枣铁路工程处，改为管理处，全路一切事宜，均归台枣铁路工程师管辖。并依照国有各组织系统计分总务、工务、事务、机关、会计各股。至于附设之矿厂岔道，则另有岔道监工及矿厂调车员各i人办理。
台枣铁路的建成，为中兴公司煤运增添了活力。该路的客运，是兼营性质的，为数寥寥无几。仅就本路主要业务煤运而言，比过去人力和畜力运输，其速度大大加快了，但运至台儿庄即成终点，所以运量也不多。因而这条铁路的运输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至1935年3月1日，与陇海干线上的台赵支路联轨，陇海路之车辆可直达台枣铁路。从其运费来看，台枣铁路未修成前，由枣至台每吨需4元左右，通车后每吨只需1元，就此一项，中兴公司获得的利润可达30万元之巨。1936年运输畅通顺利，全年运煤50万吨左右。
张莲芬竭尽全力修筑台枣庄铁路，实在是雄才大略、智慧超群的难得的人才。在当时全国总共修建铁路364公里(《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兴公司董事会，在既无“官本”，又无外资，完全由国人自己投资的情况下，敢于呈请修建一条50公里长的运煤铁路专用线，实为大手笔。
1915年大透水1899年,清直隶候补道张莲芬在中兴矿局的基础上，集股创办了中兴煤矿公司。
1913年，台枣铁路通车以后，配有近代新式设备的一号大井正式建成投产。但由于资金短绌，新大井是由原土井扩建而成,工程质量低劣，井下安全设施很差，这都为事故埋下了隐患。开滦煤矿测绘技术人员陈惟士等人关于调查中兴公司矿情的报告书说:“该矿自新式大井投产以后，表面规模日见宏大，内中缺点尚多，管理不得其法。”“井下工作，首推测量绘图，谋定后动，约期工竣，一则可以防危险，再则可以省工料。而该矿于测量一事，尚未注意。洋矿司(师)虽专管大井，测量绘图亦未讲求，即已做成之工程，竟无详图可考。”而且“该矿一道行以上之煤，大半由小井以土法取出，所余者不及半数，其隙处积水必多，势须按照详图，预为防备，方可采取。附呈代拟该矿之井下工作图，系就详矿师之大井工作略图，及布积臣管理之各小井工作象形草图合而绘成，不过略具形式而已。缘大井之工作图，尺数不尽可靠，且无深数度数。原小井草图，乃用铅笔随便记载者，尚未用测量器考校方向，度数、深数均付阙如。”上述说明生产指挥者，对煤田古井多的复杂情况，胸中无数。对于矿区周围的河水道路、古井深浅一无所知。德人总矿师高夫曼原系五金矿师，没有煤矿开采经验，这都为后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埋下了隐患。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事故规模随之更加惨重。民国四年(1915年)2月1日早晨，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透水。
新建大井的西北部，旧有两口废弃多年的土井，井内积水甚多，工人在北面石门处工作时，发现煤壁有水珠渗出，因恐有水患，便向矿上报告，德籍矿师高夫曼亲往查看，但是由于他对煤矿作业没有经验，再加上平时缺乏必要的勘测。因此，无法判断那两口斜井延深的确切位置，只好命人在渗水附近修筑防水闸门两道，以防不测，便没有再深细地研究对策。1月31日夜班，当与北石门相距60米的新煤东大巷正峒的工人正在进资本家以滋闹罪名，函请县府派兵弹压2月1日早晨5点至6点钟，老峒内积水混着煤气(瓦斯) .突然爆发，冲墙倒壁，异常汹涌，随流涌至煤末约2700吨，700尺大巷东西之路每边塞满约500尺，瓦斯在大巷内又与灯光相触，轰然爆炸，声若雷鸣，并且引起了熊熊大火。整个巷道浓烟滚滚，井口更是旧木、铁车、煤末冲塞，几乎将大井圈平。罐笼不能升降，水泵亦被淹没，当时在井下工作的矿工有673名，因为事起仓促，只逃出12人,其余全部被阻隔井内。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毫无主意。至于他先前所筑的两道防水闸门，因为小又不坚固，早就被水冲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有的工人建议，用公鸡两个放在筐内，投入井下去行工作时，忽觉有水自正面顶上流出，便赶紧向高夫曼报告。不料这位洋矿师有恃无恐，且说“不必惊慌”，仍令矿工继续往前工作。测验煤气。约两个小时后提出地面，公鸡安然无恙。始知井下风路已通，无大妨碍。但人心惶惶，受难家属更是牵挂亲人，全矿一片泣声、叫声，悲情令人目不忍睹。
矿难后的第三天，水势稍退，矿上派人到大井修理罐笼时，听到有人在井下呼救,于是便立即报告了公司协理戴绪万，在他主持下，井上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下井抢救遇难工友。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才将塞满煤末、石块、木棒、铁车的大行挖开一条通道，215名矿工幸免于难。
矿难发生时，中兴公司经理张莲芬、董事长周学渊都在北京，二人接电后，连夜返枣。矿难发生后的一切事宜，都由协理戴绪万主持。
当时，他最担心的就是工人家属和当地群众会因此引起反抗和骚动。事故发生后，他就立即通过台枣运煤铁路派车去请峄县知县派当地驻军营长陈孝营等带兵前来，“稳定秩序，弹压地方”。当受难家属与群众数千人闻讯赶到时，他们已做好一幸存者徐凤恩切准备，护矿队、县大队和防营也在围墙四周和其他要害地点布满岗哨，并且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软硬兼施,稳住局面。一面用武力开枪驱散围观的群众;一面由知县出面,“传集各家属取具切结”、当众按名放给京钱200千文,其经救出者，每人发给100千文。已经认出的尸体，也由其家属认领棺殓埋葬，这样才把群众的的怒火暂时平息下去。
据统计，这次矿难夺去499名工人的宝贵生命，公司耗资1〇〇万余元，中兴公司创办人、经理张莲芬因此忧虑成疾于1916年病故。
•白骨塔与大坟子据现存的甘泉寺碑文记载，公元1308年就有人在麥庄掘窑挖煤，到明代民间开采已成规模。当时工具简陋，生产方法简单，初为单井挖取，人背煤筐上下，极为原始。在几百年的原始生产中成千上万的工人死于井中，如果说上海日本纱厂每个纱徒上附着一个包身工的冤魂，那么枣庄当时的每筐煤炭当系着一个矿工的尸体。
1899年，张莲芬创办中兴煤矿公司。扩大了生产规模，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改变了过去用土法开采小煤窑的原始生产方式,1909年9月，中兴公司在原旧井的基础上扩建大井。在旧井中挖出了一些骨骸。白骨累累放在何处？1911年中兴公司出资把散在各处的骨骸收捡起来，合葬在现在矿务局南的煤城路边，修了一座高6米的6角形青砖塔，并有碑文记其事，白骨塔建成以后，中兴公司的经理戴理庵逢年过节还常来塔前烧香烧纸以祭亡魂。
白骨塔现在白骨塔已经维新，塔旁修了公园。每当人们茶余饭后来白骨塔公园散步时，或是匆匆忙忙上班路过白骨塔时，它总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1884年，戴睿藻接任中兴矿局总办。除购买了4部机器外，在开采方法和生产技术上并没有多大改进。再加枣庄地区采煤历史悠久，废弃的古井很多，井中多存有大量的积水，矿局当时没有探测存水的仪器，没有抽水的机器，更没有防范井患的措施。1893年6月24日早班工人在半截筒子小窑采煤时，与老井打透,古井的积水汹涌窜入，其声如雷，其势如兽。当时在井下挖煤的工人闻声乱成一团，拼命向井口挤，抢抓拉煤的绳子，向上挣扎。人多拥挤，4股拉煤的绳子坠断2根,100多矿工丧命于矿井中。后来，人们为纪念这次死难的矿工，便把这座小窑*了起来，在上面修了一座坟墓，人们习惯称之为“大坟子'事故发生后，矿局总办戴睿藻因办理不善被撤职，改派峄矿转运委员陈德浚任经理。陈德浚因淞沪厘局差务，不克分身，又禀请委派候补道陈宝溶接办。1898年1月4曰，因矿局南北股东闹纠纷，山东巡抚通伤封禁矿井，至此中兴矿局倒闭。
朱桂辛临危受命中兴公司二次复兴天津股东会决议与资本扩充1915年南大井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99人死亡，矿井被淹。公司遭重创，经营急转直下，张莲芬忧极辞世。为“亟筹救急之法”，1916年11月，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董事会议，决议改组董事会，设总公司于天津,总矿设在枣庄，推选军政要人徐世昌为董事长，朱桂辛为代理董事长，戴绪万为驻矿经理。经公司“联络南北股东，增加资本”。在几年间股金扩充到750万元，营业兴旺、信誉大增，生产形势很快转好。为中兴公司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引进德国机器生产技术日臻完善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工业迅速发展，加之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中国煤炭进口量大减，引起了煤价飞涨。于是，中兴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决定扩充资金到500万元。为了利不外溢，公司决定新招股由内部按股摊添股票,并把以前购车辆的股票改为矿股。这样，到1921年公司的资金便成了500万元。1922年公司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决议扩充股本至1000万元，先招足750万元，新添股本很快招齐。此前的1919年，改组董事会，黎元洪共投资75方元，被推选为董事长，吴炳湘为驻矿经理。黎元洪，湖北黄陂人，1894年去曰本学习，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当选为副总统，1916年6月任大总统。1919年被选为中兴公司董事长，连任4届(每届3年），1928年元月病故，其子黎绍基补为董事。
中兴公司有了雄厚的资金，便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1917年起，先后在枣庄周围和邹坞等地，进行新的地质勘探，确定了第二大井的井口位置。紧接便大力整理旧井,增建新井。1924年建成了第二大井，并增开了山家林、陶庄、汤庄、佟楼、韩家岭等小井多处。这时中兴公司大胆向德国慎昌洋行、西门子公司订购新式机械设备，在国内外各五金行探价购买钢铁器材，还在洛口设厂收购木材。
在发展生产中，由于公司注重发挥小井投资少、收益快的作用，从快获取了利润，为开凿大井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加之公司积极改进技术装备，重视罗致人才，大胆使用技术专家，从而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至1925年公司已有两座大井、3个分矿(山家林、陶庄、舜耕山）、140座小井、近百座炼焦池、20多处分销厂，年产煤炭82万吨，炼焦1.6万吨。此时，中兴公司已跃居全国第三大煤矿。
中兴公司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根基虽已稳固，但1925年至1927年期间，国内先后爆发了新旧军阀战争，中兴公司的分销点都设在铁路沿线和运河两岸，煤炭运销主要靠津浦铁路和运河。由于战乱不断在江苏、河南、山东一带发生，铁路和运河主要运送军事物资，公司的煤炭运销陷于停滞状态。煤炭产量下降，销量大减，库存煤过多。再加上新旧军阀加重税收、敲诈勒索，造成公司连年亏损，1926年至1928年共损失400余万元。公司元气大伤，债台高筑，“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中”。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重占枣庄，因中兴公司拖欠1〇〇万元的军饷，无力支付，蒋介石即下令成立整理“中兴煤矿委员会”，没收矿权，登报招商出售公司30万吨存煤，合洋300万元。公司无奈，被迫认购100万元的二五战地债券，并请求有关财团及各方面从中通融，方才了结，发还矿权。其主要原因，是中兴公司业务周转资金依靠上海金融界的支援，其大部分股票皆因贷款抵押于上海各银行，该矿债券亦皆由上海各银行代理发行，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很深，相依相存。但此时的中兴公司已濒临破产。
矿权归还后，中兴公司就积极谋求恢复生产，疏通运输。1929年8月，在有关银行财团的支持下煤矿复工。但当时新旧军阀争战不止，造成商运受阻,公司不得不缩小生产，到1931年连续两年亏损130万元。
中兴公司的营业状况，是从1931年之后，才逐渐恢复好转起来的。由于它不断改善运输条件，充分发挥铁路和水路运销的作用，以销带产。同时，不断更新和扩充生产设备，封闭小井，开采大井，采用机械生产，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特别是台枣、临枣铁路接轨通车和第三大井建成投产后，中兴公司便进入了鼎盛时期。煤炭产量到1936年猛增到182万吨，利润达到446.2万元，至此，中兴公司已拥有3座大型矿井,3个分公司，10多个分厂，40多个分销煤厂(栈)及煤焦、电力、钢铁、水泥等多种产品，固定资产超过千万元。
通过运河运来大型机械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煤炭产量日益增加，运输和销售滞后成为当时主要障碍，造成大量的煤炭堆积存放，销不出去。不仅使难以筹集的资金造成积压，影响资金的周转，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妨碍着扩大再生产。修建台枣铁路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张莲芬一面向股东呼吁台枣铁路一曰不修通，中兴公司不能称完全之矿，无法与外人相抗。这造出了发展煤矿必先修路的舆论，得到了股东们的支持，很快筹招白银40万两。一方面汇总煤炭藏量和地质勘测资料,奏请清政府邮传部批准兴筑台枣铁路。另一方面同时开工建设的工程还有第一大井和发电厂。这三大工程同期上马建设，在落后的清朝末年，谈何容易。可中兴公司的董事会一班人，铺下身子与工人们共同奋斗,在这条运河上，把成千上万吨钢材和机器,用两年多的时间，硬是运到了台儿庄和枣庄安装运转，正常使用，完成了枣庄矿区天大的工程。从此，中兴公司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国第三大煤矿，就中华民族资本办矿，可数第一。
台儿庄闸口1906年，中兴公司从德国购买了台枣铁路所需用的钢轨、车辆、火车头、车皮等大批物资，随后又开始兴建第一大井和发电厂，急需添置机械设备和材料，从西门子公司购进提升设备、井架、煤楼、煤斗、煤车、水塔，紧接着发电厂需安装75HP蒸气机、53KVA三相交流发电机和720KVA弓丨擎发电机等大批零部件。这些千万吨钢铁远渡重洋，运到上海，苒从长江用大轮船运到镇江。这些庞然大物集中在运河里运往台儿庄和枣庄如同登天。张莲芬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运河的天然条件，购添了大船，修建了码头，召集民用木船，人抬马拉，打起了人海战术，对大的机器他们用蚂蚁啃骨头和推磨车的方法。在大锅炉等重物底下放上圆木棍、磨车，几个人转圈推，一步一步地蠕动，一天只前进几里多路。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总经理张莲芬吃住在运河上和路途上，与工人吃住在一起。朱桂辛回忆张莲芬艰苦创业时说:“ 在运河自造官舫货船，在运河上把中兴公司机器逆水上行十多天，到台儿庄，运河上游水浅,还要卸载过闸，另觅小船划载。几位老总为中兴公司的发展，不辞劳苦的奋斗精神，令人钦佩。”(1993年《枣庄市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3页)。张莲芬为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费尽了心血，终于积劳成疾，加之1915年大透水，造成499名矿工遇难，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到1915年，中兴公司先后完成了台枣铁路竣工通车，第一大井(南井)发电厂建成投产，临枣铁路支线竣工，与台枣铁路接通。从此，中兴公司走上了机器采煤和铁路、水路运销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运河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枣庄工人运动1915年大透水造成499人死亡，而资本家却叫峄县知事对聚集的群众实行弹压。中兴公司工人多次选代表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矿警队逮捕了工人领袖张福林、蒋福义等，1932年逮捕杀害了田位东、郑乃序等党组织的领导人。至今存在的大坟子、白骨塔,过去的乱尸岗、开封陵等，都是埋葬矿工的地方, 是工人悲惨遭遇的铁证。令发斗争和妒工队任的形成资本家和把头对广大矿工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矿工们的强烈反抗。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发展，经营扩大，矿工人数逐渐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矿工总数达8500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大军。“外工”人数达4500人，而他们受的压迫和剥削最重，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最艰苦。他们不仅是煤炭生产的主力军，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先锋。
最早，工人的反抗是利用罢工、逃跑、破坏机器等各种形式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而由自发的个人行动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体怠工、睡觉、故意制造事故，破坏照明设备、造成井下停电、生产停顿。有时他们暗地甩把工头吊起来毒打一顿,搞得把头害怕工人。
起初，这些反抗斗争还是单独的、零星的，后来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拜把兄弟结帮拉伙，同乡结成大集体，当一人受欺时，大家共同反抗。一次他们严惩把头，把灯打灭，有意在黑洞子里用大包屎尿打到监工的脸上，抹得他满脸臭屎。监工们欺压工人的行为有所收敛。
这些斗争是自发的，只能出出气、泄泄私愤，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只起了暂时保护工人兄弟的作用。
第一个光组奴和工会的诞生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革命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全国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纪子瑞1926年6月，中共山东省执委派纪子瑞来枣庄开展地下工作。纪子瑞又名纪济民，山东胶县人。1924年入党,他深入井下千小工,组织发动工人，启发工人的觉悟。他抓住工人认定自己命苦、不敢反抗的思想，教育工人穷富不是命注定，而是因为剥削的存在，要想不受穷，就得大家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争。他以一支筷子易折断而一把筷子就折不断的道理教育工人要团结。‘纪子瑞结合全国形势，对工人进行时事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使工人认识到共产党是自己的党，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才能纟产除穷根。经过宣传教育他争取到了部分有正义感、有活动能力的工人同志，形成了以机电处的张福林、梁棠等人为骨干的工人群体，活跃在机电处和机务处翻砂车间，并着手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到7月间，先后发展张福林、郭长清等10余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干事会。12月，建立了地下工会，选举7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张福林任主席，发展第一批会员50余人。工会的主要任务是：（1)广泛联系工人大众与资本家作斗争; (2)工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自己管理自己；（3)搞好宣传、组织活动等。当时，工会在工人心中威信极高，团结周围工人达数千人，曾出现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统治”、“拥护革命军”等标语，小型的罢工斗争接连不断。
张福林地下党抓住时机，公开成立“劳工会”，领导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工人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还开展了迎接北伐军的活动。工人奔走相告，一片欢腾。纪子瑞组织2000多工人在中兴办公大楼前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会上高呼“打倒军阀! ”“拥护北伐军!”纪子瑞、张福林都在会上讲了话,,工人代表梁棠愤怒地控诉了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强烈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资、争取民主权利。
纪子瑞主持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召开全矿工人大会，控诉资本家的罪行;公开成立“劳工会”，正式向资本家提出 ±曾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十六条要求。
1926年6月28日晨，工人们浩浩荡荡走进会场，势高气昂，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土豪!” “劳工神圣! ”“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标语。并通知驻矿经理胡希林接受工人的说理斗争。梁棠以血的事实，控诉了把头欺压剥削工人的罪行，声泪俱下，工人们流下了眼泪，泣不成声，会场上下口号不断，振臂高呼。胡希林低头认罪，这次斗争大长了工人们的志气，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第一次大異工劳工会成立后，分析了形势，具体研究开展斗争的各方面问题。选出了张福林、梁棠、程洪年等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以锅炉房拉汽笛20响为号，举行大罢工。29日上午，工人代表到大楼与胡希林谈判。胡希林迫于形势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资本家暗地里成立了“职工联合会”，与劳工会对抗，他们提出了16条，反对罢工，强调“遵循轨道”办事，又争得国民党程洪年政府的支持，对劳工会施加压力。劳工会顶住压力、坚持罢工。最后资本家答应工人的要求，提出《职工改良待遇办法》，给工人增加工资20%，井上实行8小时工作制、井下10小时，其他条件暂停兑现。
梁棠这次罢工斗争虽只获得部分胜利，但意义重大，使工人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增强了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提高了觉悟，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中共本在特支领导的一九三二年七刀大異工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军阀混战、互相倾轧，地方势力割据、敲棒民财，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使商业萧条、农民破产、工人失业，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0年冬，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与苏行委商定派田位东、郑乃序二人到枣庄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春，成立了中共枣庄特支，田、郑任正副书记。特支联络地点设在齐村邱焕文家里。当时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经济极其困难。田、郑二位同志下井干外工，发动群众,启发工人觉悟，慎重地发展党组织。1932年夏，里工每人增加一个月的工资为红利，这引起了外工的强烈不满。
田位东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研究了斗争方法，部署了具体行动方案。扩大宣传、广造舆论，“人人争红利、个个闹花红”的传单散遍全矿每个角落，从井口到井下，左左右右都是要“花红”，全矿组织了17个行动组，工人情绪昂扬，罢工一触即发。
7月16日，党组织在十里泉召开大会，布置全矿大罢工。上午8时，4〇00多工人参加了罢工大会。田位东在大会上深刻揭露中兴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罪行，提出了“取消包工制，里外工一律平等”的口号。大会一致通过了改善工人待遇的三个条件。工人们振臂高呼:“无产者联合起来! ”“里外工平等!”22曰，又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罢工大会。中兴资本家在国民党峄县政府和驻军的支持下，出动军队和矿警队镇压工人运动，高喊逮捕一个共产党员悬赏大洋500元。军警包围了会场，逮捕了田位东同志，同时有70余人被捕。
下午，郑乃序在齐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志。决定郑乃序暂时离开。预定24日早晨，在H筒碑交接工作。不料，工贼佟振江、孟广银出卖了党组织，逮捕了郑乃字同志。
田、郑二同志在敌人法庭上，义正词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贱的罪行;在监狱中，他们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2丰8月田位东、郑乃序二同志壮烈牺牲在济南千佛山下。在刑场上，他们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视死如归。
丰注矿区免委领导的“五一”大異工“七月大罢工”失败后，党和工会组织均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被杀害，骨干分子.大批被逮捕，积极分子被解雇，一般工人也失去起码的人身自由。工贼特务监视工人的行动，军阀韩复榘派兵驻扎枣庄，矿警队制造恐怖，经常戒严、禁止集会，就连三两人在一起闲谈也当成嫌疑被跟踪盯梢，白色恐怖笼罩矿区。
1932年10月，徐州特委派郭子化同志,以行医作掩护，到枣庄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地下工作。他早出晚归，走遍矿区、行医治病。同时了解社会情况，做宣传教育工作，深得人们的爱戴，工作进展很顺利。第二年，在矿区建立了工人党支部，后建立了枣庄矿区临时工委，郭子化任书记。他制订了扩大地域、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单线联系、不许有横向工作关系、确保党的安全等措施。
郭子化前两次大罢工，燃起的复仇怒火还没有熄灭，工人生活仍痛苦不堪，资本家的剥削更加残酷。郭子化抓住关系到每个工人切身利益的分花红这一焦点，积极地开展工作。1933年春, 中兴公司分“花红”仍然是只分职员和里工，引起外工的不满，郭子化决定在“五一”节前后,领导外工闹“花红”。总结了上几次罢工的失败经验教训，采取了主动的办法，利用骨干积极分子，广泛宣传，树立信心，叫外工意识到自己出力最大、工作最苦、危险性最大，自己用血汗换来的“红利”反而得不到，鼓动工人坚决斗争,争得自己的那份红利。同时，争取中间力量，使里工和矿警队理解支持他们，利用黄色工会主持公道。在斗争策略上，让工人出面活动领导罢工。加上七月大罢工的仇还没有报，工人生活困苦不堪,革命要求迫切，民众情绪很高，枣庄第三次大罢工条件基本成熟。
1933年“五一”节，在中陈郝举行外工要“花红”的罢工斗争，选出53名代表，提出“里外工同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条件，会场一片欢腾。
中兴资本家探知罢工消息后，大摆酒宴，想用金钱收买工人代表，平息了事。代表们怒斥:“这些臭钱，只能收买那些赃官恶棍，用钱收买，这是对我们的侮辱!”阴谋被粉碎了，资本家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跑，疏通官府,一面暗地里买通了驻军和矿警队，全副武装包围了会场，驱散工人，以谈判为名把工人代表骗到俱乐部，逮捕了代表，押送济南。工人们听到消息后，愤怒至极，立即云集火车站,围住了火车头，要求放回代表。在工人拦截下，代表被转押到国民党峄县政府。工人坚决要求放回代表。在强大压力下，中兴公司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外工每人每月发给火炭半吨，作为福利，并释放全部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是:第一，在政治上依靠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向工人进行了阶级教育、使工人认识到阶级剥削是工人受穷的根源，只有跟着共产党，团结起来坚决战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第二，在斗争策略上机动灵活，争取中间力量,利用各种矛盾，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在斗争方式上，接受过去的教训，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党的领导同志注意隐蔽，让工人代表公开活动;第三，在组织建设上，严格掌握党员发展的质量，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因此，党员在罢工斗争中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5角保了罢工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北伐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兴煤矿公司工人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罢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经济斗争的形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中兴公司的成功之路中兴公司创办煤矿，经过了风风雨雨、艰难困苦的历程。在公司内部，它坚持由小到大、先土后洋,逐步实现近代化机械生产，产运销一条龙,走出了适应枣庄办矿的路子。冲破了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晓，疏通了新旧军阀的勒索，保持了民族气节, 抵御了帝国主义的觊觎。到1934年第三大井建成投产，中兴公司已成为一座布局合理、机械程度较高的大型煤矿，成为一个集煤、焦、电、钢铁、7JC泥和铁路、轮船运输等多种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是国人用自身资本经营的最大煤矿。正如《中国矿产》中所说，“完全归华商自办者东之中兴煤矿”，它是旧中国矿业领域颇有成效的佼佼者，走出了一条创办煤矿的成功之道。
(一）有一批资深干练、熟悉矿务、团结创业的企业家。中兴公司在用人上坚持“董事人选必须以股本多少为根据，选派经理和聘请技术人员时以人才为重”。中兴公司的奠基人张翼，先办开平，后督直隶，是当时有名的矿务大臣。第一任董事长、经理张莲芬“才识干练，娴于矿务，自信其志，外能结友排议，内可聚信同仁”。为了创办中兴煤矿,毅然辞去了山东盐运使的官职，专门从事煤矿企业。他坚持中西兼用，由土到洋，逐步变革，实现“增加产量，建设运输，努力推销，扩充煤栈四大目标”。协理戴绪万先生全力协助，积极用土法开采小井，把赢利的资金用来支持张莲芬引用机械设备，二人配合得很好。在招添股本、开小窑、建大井、修铁路、划矿界、定税银、排艰邊等方面都显示了远见卓识和开拓创业之精神。当时，矿山、铁路、发电厂、修理厂等处都急需先进设备器材,张莲芬不仅顶住了一些人的反对,决定从德国西门子引进设备，而且还把几万吨重的设备直接运回枣庄。那时德商要在上海或镇江等港口交货，津浦铁路尚未修好，张莲芬为此事在运河自造一艘官舫及十余艘货船，下水运煤至瓜州，回头接机器设备。逆水上行，将机器运至台儿庄，再用牛拉、马驮之法运到枣庄。一位股东回忆说: “运输问题不知费了多少劳力和血汗，才得成功”，“几位老总的奋斗精神，与工人同劳动共苦难是令人钦佩的”。1916年张莲芬病故，朱启钤被推为代理董事长，戴绪万被聘为驻矿经理。他们受命于危难之时,“久居峄矿，于窑尤习”，为中兴公司的复兴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张之后的几任董事长经理负责人如朱启钤、叶揆初和钱新之,都是当时财界的知名人士; 丁文红、朱言吾、张振翥等皆为经济、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些人在旧中国为发展我国的矿业做出了贡献。
(二）利用国内外资金，振兴中兴煤矿事业。中兴公司开始是向社会各方征集资本100万两，用以整理土窑、聘德国矿师高夫曼、普查煤炭藏量、计划开采程序和建筑铁路便利运输。此时，德国帝国主义已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张莲芬考虑到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洋债”，便在天津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筹商，中德合办，约定招集股本200万元，华股六成，德股四成◦“洋职员与华人一样，不得揽权掣肘”。六年后，煤矿初具规模，呈请农工商部注册立案。
1915年，第一大井发生大透水及火灾，张莲芬因忧致病逝世，各项事业亟待兴办与整理，由徐世昌出面联络南北人士增加资本力谋改善，增加股本380万元，1916年徐世昌当选为董事长。朱启钤时任代理董事长，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他对煤矿的发展颇多建树。增辟推销点，增开小井，建第二大井，设立翰仁医院，向德国西门子洋行借贷购置机械设备，得到交通银行信贷支援，又添股本500万元。
1919年，黎元洪任董事长，向社会扩充股本750万元，黎先后投资75万元，山东主政者田中玉、张宗昌、韩复榘等均为行伍出身，黎大总统主办煤矿，遇事加以照顾，其间上海各大银行都积极向中兴公司贷款达100万元。1928年6月，黎逝世后，推朱启钤兼任董事长，钱新之为总经理，总公司迁往上海。钱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蒋介石的财政顾问，与蒋私交甚厚。此时，中兴公司发行债券200万元，台枣、台临、台赵与陇海铁路接通，筹建第三大井，大浦、运河建储煤厂，添设中兴中学，连云港码头建成后筹建该港储煤栈，购买运煤船10艘，运煤到上海、日本、香港等地。到1934年，中兴公司步入了正轨，进入了极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兴公司得到德国慎昌洋行、西门子洋行、瑞记洋行、礼和洋行和荷兰等外国洋行的借款和投资。
(三）走以小养大、先土后洋、逐步发展的路子。中兴公司创办之初，资金艰窘，困难重重。张莲芬虽然雄才大略,相信洋办法，力主用机械开采，但力不从心。他和戴绪万商定,先开小井，成本低而收效快，为大井筹备做经济后援，以小养大。戴搞小井，支援张莲芬施展建大井、用先进技术的大计划。两人配合默契，收效甚好。1912年第一大井建成后，发电厂、台枣铁路通车，中兴公司如虎添翼，效益很好。中兴公司准备打通欧美，派朱培元等技术人员出国考察,了解国外洋人的采矿之法。先后六个月，考察了法、意、奥、德、荷、比、美等10余个国家共30余座煤矿，40多个工厂，吸收先进的开矿技术和管理方法。回国后，中兴公司决定把100余座小井口（除留作通风和行人用外)全部封闭，集中两个大井生产，改进矿井及主要巷道，停用落后的柱房式和陷落式采煤方法,改用长壁式采煤方法，采用新式设备。1934年第三大井建成投产后，全矿日产达到7〇〇〇吨，实现了增加产量的目标。使中兴公司跻身于全国三大煤矿之列。
(四）唯才是举，用人不分国籍、地域。究其发展历史，中兴公司的成功因素之一，在于大胆启用勇于负责的科技人才。张莲芬受命来枣调查时，就带领当时中国有名的矿师邝荣光和德国矿师富里克，查定枣为“煤旺质佳”，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5公里，这决定了开采枣庄煤田的大前提。在给皇太后的奏折得到“朱批”后，招股本洋200万元，“华德中兴煤矿公司” 正式成立。此后聘请德国矿师高夫曼、唐山煤师李辅臣等开凿大井，聘请铁路工程师张梦清修建台枣铁路、德人劳森管电力等。1915年大透水之后，又从萍乡煤矿请来了资格最老、南京实业学堂矿业系的朱言吾任矿师，为了学习西欧先进采矿方法，派其到英、法、美等六国考察，公司聘朱为副经理兼总矿师，又聘归国留学的张梦卿为副经理。1928年又聘用德国矿师克礼柯。克礼柯大胆地进行生产管理和技术改造，封闭小井，集中一、二号大井生产，扩建三号大井。在运输上，工作面由人力拉筐改为簸煤机，大巷马拉车改为转索机，下山使用无极绳，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采煤方法上，由房柱式改为长壁式的同时，掘进使用探水法。在劳动管理上，改包工制为公包制。克礼柯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兴公司在危难中得以恢复和发展，产量、效率、成本等都创历史最高水平，成为中兴公司繁荣和昌盛时期，创下了年产量182万吨的最高记录。中兴公司所以能在危难中迅速得以复苏和发展，主要在于重用人才和大胆使用先进技术。
(五） 意识超前，大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由于中兴公司重视人才，唯才是举，委以重任，所以公司各项工作都呈现新的面貌。特别是矿井的设备及技术的更新改造，大大地促进了煤炭生产发展。煤矿开办之初，即购买外国较先进的排水机、提升机和一些动力设备，成为山东近代工业发端的三个基点之一。1918年之后，从美国购进运煤车皮1〇〇节;南北两井各主要巷道安装无极循环索，停用人力、畜力运输，在中国独一无二的使用了无极绳运输;从德国购买两部簸煤机在井下安装试用，成为全国第一家使用此机器的煤矿;在采煤工作中使用两台割煤机和两台电动刈煤机，在薄厚煤层中试用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改革，都大大促进了中兴公司的煤炭生产发展，十年中产量翻了一番。
(六） 产运销配套成龙，中兴公司走上辉煌。1906年，张莲芬就把修筑台枣铁路放到重要的位置。他给公司股东写信申明:“自矿至台庄运煤铁路一日无款购造，即一日不能扩充大筑,且不能称为完全之矿，与外人抗衡争利……”这封信号召力很大,很快集资白银4〇余万两,1912年1月竣工通车，计长42公里，两年后与临枣支线接轨，为煤矿运输增添了活力，后与陇海路台赵支线联轨，运至连云港，运往东南亚、上海等地。运量大增，运费极低，由原每吨4兀左右，降至1兀，此一■项公司可获利30万元。连云港码头是由荷兰治港公司以300万元承包，又投资75万元，建筑第二码头。两码头相距260米，航道长5公里，疏凌tR深6米，形成一个小港，可停靠4000吨轮船6艘。港湾配有起重机、装煤机、扬机、卸煤机、翻车机、仓库等，各种配套设备俱全。公司又投资150万元法币,成立中兴轮船公司(子公司)共有轮船7艘，拖、驳共12艘，总载重4万余吨。中兴公司产煤、运输、销售配套成龙。煤炭产出经台枣支线赵墩支线转入陇海铁路，直达连云港。比原运输缩短行程100公里,节省两天时间，车辆周转迅速，加之码头卸车装船全采用机械，加快了运销速度。加上北起天津、南到上海、沿京沪线路和大运河两岸，建码头，设分销厂，扩大销售。公司还把煤炭分为一二三等，以质论价，统一价格，规定不准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不准随行就市涨价。中兴煤炭以质优价格合理取得信誉而畅销，在中国惟有中兴公司煤炭可与外煤竞争的最佳声誉，是中兴煤矿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七）增加营业项目，开展多种经营。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兴公司在主要经营煤炭的同时，还开办了鼎中盐业公司，开兴煤业公司、中兴轮船公司。建立百余座焦池，自营铁路，除运煤外还兼营客货运输，电厂除自用外，向社会供电获利。同时还建有砖瓦厂、翻砂厂、铁工厂、机器厂、材料厂、水泥厂、炼铁厂、车辆修配厂、面粉厂、榨油厂等。还利用在枣庄、山家林购买的矿地建立了农场、林场、畜牧场。使中兴公司成为一个多种经营的综合实体。
中兴公司从1899年(光绪二十四年)张莲芬带工程技术人员抵枣勘查煤田，到1936年实现火车运输，机器采煤近代化生产，创下了年产煤炭182万吨，运销量达169万吨，盈利446.2万元的令人瞩目的成绩，步入了鼎盛时期。特别在清政府没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治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兴公司董事会，带领全体员工经过艰苦创业，战胜了重重困难，屡仆屡兴，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座近代化大型矿井、3个分公司、5个厂、29个分销厂和连云港码头、医院、学校、农场等设施，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在前后共38年时间内，累计生产原煤总共1914.74万吨，盈利3114.36万元，资产超过千万，是中华民族资本经营的“惟一能与外煤竞争”的最大煤矿，在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兴董事会中兴煤矿公司创建以后，设置了办事机构，有效地组织了公司的生产与经营。 .中兴公司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股东会分为常会和临时会。常会每年举行一次。开会地点、日期、时间，由董事会议定。临时会是董事、监察人认为必要、或有股分总数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股东开列会议事项及其开会理由时，股东会接到股东上述通知15日内，应即准备召集临时会。召集常会应于1个月以前、临时会应于15日以前公告或通知股东,并详述开会之宗旨及应议决之事项，以便股东在会上讨论和表决。
股东在看到公告或接到开会通知后，必须于会期5日前将股票送公司查验，领取入场券方可夜会。股东如因事不能莅会时，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表其出席，股东如缺乏独立法律行为能力时，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表出席。
股东会的职权主要是选举董事、监察人、修订章程、募集公司债、增减资本、议决扩充营业、添招新股、审议上年的财产目录资产负债表、营业报告书、损益计算书、纯益分配方案等重大问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每1股有1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其超过10股之股分，每2股有1表决权。并规定股东会非有股分总数过半数以上之股东出席才能开会，其议决事项以出席人表决权之过半才有效，如遇变更章程、或募集公司债、±曾减资本时，不仅要有代表股分总数过半数之股东出席，还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形成决议。
股东会的议程由董事会议定，每次开股东会时，由董事会临时公推一人为主席来主持会议。在会上投票表决之事项，如遇有可否同数时，取决于主席。会上议决之事项均繕写决议录由主席署名移付董事会保存。其议决事项应由董事会遵照执行。股东会闭会，主席的任务即行告终。由其选出的董事组成董事会，负责实施其决议。
总公司:1942年成立总公司，设正副经理。经工商部、交通部批准,股东常会决议，将董事会移驻枣庄总矿，遵照商律划分权限。总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董事中公推产生，总揽公司矿厂一切事务。总矿:初称驻矿经理处，由董事会推举正经理总揽全矿，设副经理2人，一管治矿营业，约束夫役诸务，二分管银钱营业，料理地方诸务。后改为驻矿办事委员会，办事机构驻矿办事处，设矿师办公处，聘任总矿师1人，掌管采矿、电务、机务和总矿及分矿各井采煤工程。总矿的办事机构有：采矿处:矿工程。在总矿师管辖下，设有总煤师、煤师、监工、副监工等员。
电务处:全矿电务工程。由电汽师总管全处事务，下设工艺、事务两股。工艺股辖井上:各绞车房、泵房、压风机房、锅炉房、分电所、绘图和修理厂等。事务股辖办公室、售电处、存料房、家具房等。 ,机务处:辖于驻矿办事委员会,受总矿师节制。办公机关有工艺、事务两股，由主任工程师掌管。辖机器厂、铁工厂、铆工厂、铸造厂、木型厂、修车厂、大绞车房、铁炉房、厂务、事务等机构。
制炼处:缸砖厂、青砖厂、炼焦厂、筐绳厂、石灰厂。
台枣铁路管理处:称工程处，设工程师1人，管铁路工程。稽查1人管运输，后一切事宜全归铁路工程管辖、并仿照国有铁路的办法，设立总务、工务、车务、机务、会计各股。
秘书处:秘书、缮写、通讯、保管等股,负责驻矿办事委员会的印章保管、整存卷宗、撰拟文电稿件、通知、编译等。
收支处:责银钱出纳，库房管理，造报账册，保管矿产清册及地产等项。处内设主管1人、总核1人、会计1人、助理3人，还有司账、簿记、保管、缮写、司卷员若干人。惠工处:总务、登记、调查、教育股，辖职工补习学校，负责职工登记、待遇、学习、管理住宅、浴室、福利、监视工运活动。
煤务处:存煤焦，装发外销。设运输、销售、会计等股。
大磅处:负责发出煤焦，装车后经过大磅记载吨数，造具报单等事宜。设有司磅股、记账股。
材料处:负责购买材料，收发、保管、经存旧料。设采购、保管、记账、会记股。
产业处:管理矿房矿地，经收房租、地租。设总务、事务、会计各股。
庶务处:负责矿上的招待、交际、管理工队夫役及不属于他处的各项事务。设总务、招待各股。
矿业警察所:设巡警、保安、稽查、消防及总务股。负责矿区保安、清查户口、消防等。
护矿队:5个中队，15排,45棚，共有600余人。
中兴学校:中兴小学和中兴职业中学两校。中学设教务、训育、事务3处，辖课程、注册、成绩、图书、级务、舍务、健康、课处指导、会计、庶务、缮印、布置12股。小学设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设事务、教务等4部，辖文书、会计等13课及10个教学组。另有毕业招待和自然指导2个委员会。
卫生委员会:责本矿卫生实施方案和草定卫生规则。委员会由19人组成，以翰仁医院院长为委员长，各机关主管人为委员。设总务、统计、卫生3科,辖文牍、庶务、训练3股，清道、清沟、工程3队约30人，另有卫生警察10人，警目1人，负责调查、宣传、指导、监督全矿卫生。董事会及监察人董事会是公司的领导机构。它既对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实行决策，又对股东会的决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正如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有监督公司矿厂一切事务之权”。实行董事会管理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董'事和监察人不是该公司的每个股东都有被选权。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凡有本公司股分，100股以上之股东得被选为董事，凡有本公司股分75股以上之股东得被选为监察人。”股东会选举董事和监察人按股权投票，以得票最多者当选为董事輯监察人。董事、监察人选定后，呈报农商部(后改为实业部） 备案。 ‘公司董事会成立初期，设董事7人,后来随着营业的扩展而增多,最多时15人，监察人开始叫账员，设2人。后来改为监人，均设3人。董事任期3年，监察人任期1年，可以连选连任。还设候补董事和候补监察人若干人,董事或监察人在任期内缺额时，以本届候补董事及候被监察人挨次推补。
董事选出后，互推一人为会长，二人为主任董事(常务董事)组成董事会。按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职掌：①主持本公司一切事务;②召集股东会;③审定提交股东会各项报告及议案;④选任总经理，授以执行本公司业务必要之权;⑤核定重要契约;⑥决定总经理提议事件。
董事会分为常会、临时会。常会每周一次，于星期一下午3时在总公司召开;临时会是会长认为必要、或总经理、或董事3人以上请求时，由会长主持召开。董事会所议事项，以到会董事超过半数同意才能形成决议。如可否同数最后取决于主席。如所议事项，虽经多数董事表决，但其他董事仍有不同意见，公司章程规定，可将其所见附载议事录。公司章程还规定，如董事会所议事项与某董事有利害关系，该董事即不能参加表决。遇公司与外单位订立合同、契约，应由董事长和总经理共同签字，交董事会通过后才能签订。
董事会所议事件，均登载《董事会议事录》，由会长及董事签名盖章存查。
监察人按照公司法随时监察董事会及公司簿册、文件及一切事务，并有随时检查公司一切财产及账目之权。公司章程还明确规定董事不得兼任监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职员，不能兼营与本公司相同之业务。
董事会董事简介董事会长徐世昌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东海、韬斋，别署水竹村退耕老人，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早年任河南沉、阳等县文书。1879年与袁世凯结为异姓兄弟。1882年受袁家资助考中举人。1886年考中进士。1889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兼充国史馆协修、英武殿协修等。1897年兼管天津小站袁世凯所练新建陆军营务处。1903年改任商务部左丞、练兵处提调。1904年升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兼办练兵处事宜，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不久改任巡警部首任尚书。1907年出任东三省首任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1909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次年受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同年冬任军咨臣，赏加太保衔。后蛰居青岛。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次年因不支持袁称帝，退居河南辉县。袁于1916年6月死后，以北洋元老斡旋于各派军阀之间。1918年秋由安福国会选为总统。主张守旧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1922年6月下野后移居天津。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后，拒绝当曰本傀備。
徐世昌于1909年在邮传部、津浦铁路任职期间，即投资于中兴公司，1916年被选为公司董事会长。他著有《清儒学案》、《水竹村人诗集》、《东三省政略》、《秘芨录存》等。
董事会长I元洪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赴海军任职。1894年随所在部队参加对日本军作战。后由张子洞招聘赴湖北，参加训练湖北新军，历任帮带、管带等职。1898至1901年间，奉派3次去日本学习、考察军事，回来后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1905年被委 •以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兼护理该镇统制。次年春，第二镇暂编为陆军第21混成协，任该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曾多次破坏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夕，曾亲手枪杀参加起义活动的士兵。武昌起义次日，被迫充任军政鄂军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府成立，当选为副总统，同年3月袁世凯夺取权力后，留位副总统，并逐渐与袁联合镇压革命党人,破坏共和制度，为1912年夏杀害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的主谋之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张方案件”。次年夏，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春，袁世凯设立御用机构参政院，被任命为议长。1915年12月，封其 “武义亲王”未接受。1916年6月继任大总统,逐渐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冲突，形成“府院之争”。1917年6月被赶下台。1922年被直系军阀请出复任大总统，不久与直系军阀争权，提出“废督裁军”的主张。1923年6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避居天津。
黎元洪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19年被选为公司董事会长，并连任4届(每届任期3年)直至1928年1月病故。其子黎绍基补选为董事。
董事长朱桂丰朱桂辛(1872〜1962年），又名朱启钤，贵州开州人。举人出身，清末历任道员、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承、内城警察总监。1912年,任内务、交通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他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任登基大典筹备处长。袁死后，以帝制“祸首”的罪名被通缉。1918年赦免。1930年蒋冯大战时，被张学良委任北平市市长，未上任。1915年，第一大井发生严重水灾，不久，张莲芬病故，公司面临危机，他和黎元洪等联络南北股东，集资办矿。历任代理董事长、总经理。他在主持矿政期间，采取了许多措施。1917年与美国东方矿务公司签约，自购钻机，对枣庄煤田进行钻探，基本查明枣庄煤炭储藏情况。1924年，扩建第二大井，使煤炭年产量达80万吨，成为中国人投资的最大煤矿公司。
抗曰战争期间，他身居北方。日本侵略者多次胁迫他出面组织中兴煤矿公司“日中合营”，均遭他拒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兴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他任董事长，后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历f壬中央文史馆馆员。
总经理我斜之钱新之，又名永铭。江浙团首领之一，政学系主要人物。1927年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次长、署理财政部长。中南、大陆、盐业、金城等四大银行联合准备库主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上海商会会董，浙江实业银行常务董事。1928年涉足中兴公司，是年11月公司的第17次股东会上当选为董事、总经理，并连选连任至1948年10月病故。
钱新之担任总公司经理以后，不仅借银行财团的经济势力，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还利用他和国民党上层的人事关系，使得公司继续享受北洋军阀时代所得到的津浦铁路廉价运煤和税捐上的一些特权，获得十分巨大的利益。仅通过铁路廉价运煤，去掉廉价供津浦路用煤差价，公司每年尚可得益210余万元。1930年9月，国民党政府淮安关卡扣留公司煤船，勒令附征关税短期库券每吨〇.685元，也是由钱新之写信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疏通宋子文，得以免征。但他也曾通过陈立夫的关系和“工整会”官僚们共同镇压矿区工人运动，阻止成立赤色工衣〇董事张学良张学良，又名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于1928年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治东北。为抵御日本侵略，同年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解除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主任。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后引咎辞职。1935年10月起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1936年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结束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被软禁。后国民党撤往台湾地区，将其押至台湾继续软林〇张学良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大股东，1925年在第15次股东会上被选为董事，一直连任至1937年。由于董事会中还有一个叫张学良的，故在同时署名时，他都是署张汉卿。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筹措军费强迫加征中兴煤矿出产税每吨0.4元，要公司在10日之内交款28万元。公司被迫用报效军饷名义寄给张宗昌10万元。张宗昌仍不肯罢休，借口中兴矿警队勾通土匪，将其武装全部缴去。在当时兵匪交迫的情况下，矿警队武装被缴了去，这就是使中兴的财产随时有被抢掠一空的危险，中兴公司就是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下令干涉，张宗昌才勉强交回了枪支。董事周作民周作民，又名维新，江苏淮安人，日奉京第三高等学校肄业，1908年回国。在南京政法学堂任翻译。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当科长。
1912年南北议和，政府北迁，周作民也到北京财政部供职。熊希龄、周自齐先后担任财政总长，两人都很赏识他，遂升任财政部库藏司司长，这是后来周转入银行界的一个关键。因为中国、交通两银行是经理和代理国库，财政部发放或汇到各省款项都通过两行办，对库藏司的往来较多，并且周作民还兼任部派驻交通银行国库稽核。1915年财政总长易人，周也离开财政部，到交通银行芜湖分行任经理。1917年发起组建金城银行时，周回到北京先后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常务董事。金城银行成立他就兼任金城银行总经理、浙江银行董事等职。1952年成立公私合营北五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联合银行)联合董事会，周任副董事会长。
周作民于1928年涉足中兴公司，是年11月在17次股东会上被选为董事，连选连任至1948年。
常务董事任振采任振采，又名凤苞，江苏宜兴人。他的父亲任锡汾是清末的四川即用候补道，与政界和金融界都有些渊源。任振采在清末曾任浦信铁路会办，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3月任交通银行协理。他与梁士诒有密切关系，和龙建章、叶誉虎(叶恭绰)、关赓麟被称为交通系统龙、虎、凤、麟四大将。1916年7月梁干诒被通缉后，任振采仍任交通银行协理。他也是金城银行创建人之一 〇任振采投资中兴公司较早，是该公司大股东之一，1915年末公司经理张莲芬病故,他被推举为代经理。1916年11月第六次股东会上被选为董事、主任董事、常务董事，并连选连任至1928年，至1936年被连选为董事。
董事俛道杰倪幼丹，又名道杰。安徽阜阳人，是早年隶属李鸿章所部淮军倪嗣冲的大儿子。倪嗣冲1895年后捐官知府。累迁至奉天提法使、黑龙江提法使、安徽督军、安武军总司令等职，他投资金城银彳了、中兴公司等，是这些企业的大股东，但不直接过问企业的事，派其子丨兒幼丹出面，除担任金城、盐业、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外，还担任元纱厂、丹华火柴厂、寿丰面粉公司的董事、董事长及总经理。从1922年至1928年任中兴公司董事。
董事陈景韩陈景韩，曾任上海《申报》总编辑,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蒋常尊其为师◦他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从1931年至1948年一直担任总公司协理、董事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兴煤矿眼看就要落到日本侵略军之手，国民党命令在山东的韩复榘将该矿炸毁。中兴公司听到此消息后，为保留煤矿，就通过陈景韩到蒋介石那里去说情。当时中兴驻矿委员会给总公司的电报记载:“……韩奉蒋令，将炸我矿，韩并向济南德领事表示将特加破坏……为挽救此事，必向蒋处疏通，方为有救。或托德大使协商，或托景韩先生设法，务请尽筹迅办为祷。”由于陈和蒋的关系，经陈疏通，蒋介石同意不再炸毁煤矿。
公司董事驻经理呉柄珈吴炳湘，又名镜潭，是北洋时期的名人，皖系的要人之一。1920年任京师警察总监(即北洋政府的特务首脑、兼京师市政公所会办、京师市政公所督办)，1925年段祺瑞临时执政时期，吴出任安徽省长。
中兴煤矿是峄县地区最大的企业，当然也是北部山区土匪骚扰的目标。因此，中兴公司于1922年聘请吴炳湘担任驻矿经理、公司董事、总公司主任等职。他到矿担任经理后，为了维持社会治安，不惜身价拉拢了土匪头目孙美瑶，孙磕头认吴为干爹，吴就半推半就收下了这位山东新编旅旅长为干儿子。1925年辞去驻矿经理职务，出任安徽省长。
董事会长吋揆初叶揆初，历任中国银行前身大清银行监督，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他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28年11月，在第17次股东会议上当选为董事、常务董事，1931年连选连任，1934年当选为董事会长。1937年连选连任董事长。1946年还是公司董事，他在任期间，利用银行财团的经济实力，支持中兴煤矿的发展。董事叶琢童叶琢堂，历任上海中兴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四明银行常务董事、上海银行理事等职。他也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28年当选为董事，连任至1937年。
董事陶湘陶湘，又名兰泉。历任中国银行监督官，上海及北京交通银行经理。
陶湘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大股东，1925年的第15次股东会上当选为董事,1928年6月辞去董事职。1937年公司组织编纂中兴煤矿史，陶湘受聘为编纂矿史委员会编纂。
李宗仁、张学良等与中兴黎元洪与中兴厶司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中，有一位曾做过大总统的人物，就是黎元洪。黎元洪是清末湖广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恼羞而死。7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中兴拥有资本60万元,是最大的股东，他担任董事长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是他在官场失意之后，用心于中兴公司的事务，经常参加设在天津的总公司的曰常活动，还亲自到枣庄来视察矿情处理矿务。
徐世昌与中兴公司徐世昌1918年10月就任北洋政府总统，他任中兴公司董事会会长是在当大总统之前。当时，他在官场正是春风得意，一心钻营政界，步步向上爬,自然无意于务工经商，他委托朱启钤为全权代表处理一切事务。徐世昌在中兴煤矿公司的股本微不足道，当时徐世昌并无脱离政坛从事工商之意，他是怎样被推上董事会长的位子的呢？原来，中兴煤矿在兴建台枣铁路、一号大井、电厂、机厂等近代化建设工程前夕，资本虽然已达百万金，但是既要维持生产，又有材料占用，再加存煤积压，原有老股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张莲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招得新股40余万两，又借德商80万马克，两项仅合90余万元。从1907年至1913年，建设费用近300万元。经费不足，公司屡经讼累，筹招新股已相当困难。清政府农工商部虽有酌附官股,以资扶持之议，但金库已空，更是镜花水月。公司要办下去只有借贷。1919年，经天津股东介绍，北洋保商银行情愿承借130万两，但须由津浦铁路局代扣路局每年购用公司煤价，拨付该银行以抵本息。张莲芬为了得到此巨款，便禀请当时任邮传部尚书、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徐世昌批?I,先和津浦北段总办朱启钤签订了每年购煤6万吨的合同。后又由津浦路局担保,再借保商银行130万两。张莲芬愁病交加去世后,各方面对枣庄煤矿虎视眈眈，中兴公司要维持下去，自然要在股东中物色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当董事会长了。由于徐世昌当时的权势，历史把他推上了董事会长的位置。
张学炙与枣在堞矿当时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里，有两个张学良，一个即是张少帅，另一位则是张莲芬之子，二人重名，因此每当他们两人同时出席会议时，记录员只好用他各自的号——张汉卿和张仲平来加以区别。
由于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活，张学良无暇顾及公司董事会中的正常业务，他除了参加比较重大的会议以外，所有日常例会，都以“公务羁身，不能按时出席”为由，委托地质学家丁文江代表他到会。丁文江还是中兴煤矿的名誉顾问，数次莅枣庄对煤田进行勘察，枣庄煤矿有些地质图，就出自我国这位地质科学奠基人。
1925年8月，盘据山东的大军阀张宗昌，为了筹军费，强迫加征中兴公司煤炭出产税每吨4角，全年合洋38万元，并限1〇天内交清。中兴公司无奈被迫用报效军饷的名义寄给张宗昌10万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煤矿矿警队勾结土匪，将矿警队武装全缴去，中兴公司的财产面临被抢的危险。董事会除了奔走疏通外，要求张学良董事出面干预。张学良为保护中兴煤矿，出面干涉，张宗昌方才罢休，这场敲诈案才算了结。專柰仁与中兴矿警队1937年10月，李宗仁先生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扎徐州，因而与枣庄中兴煤矿上层人物过从甚密。
中兴公司矿警队，原名“矿勇”，后来扩大改组为“护矿队”，1932年奉令改编为“矿业警察”时，已有官、目、兵弁700余人，除长短枪支外，还配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令那些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眼红心热，只是由于中兴资本家十分警惕,觊觎者才一直无法插足。
1936年3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来枣庄视察，以矿警“缺乏训练，精神不足”为由，饬令“认真改革”。并向经理黎重光表示:愿代为选择优秀警务人员，发交任用。黎重光不敢得罪“土皇帝”，只好答应。韩复榘回济南后，便名正言顺地委任了心腹张锡晨为枣庄矿业警察所长,并派宋复丞等6人为6个分所副所长。从此，中兴矿警队的指挥权渐次落入韩的手里。
1937年，战事逼近，矿经理处西迁武汉，矿警留守矿山。韩复榘忽于12月电令警察所长宗德魁到省。宗知此行凶多吉少，自然不敢赴“鸿门宴”，只好一走了事。韩复榘自然地提张锡晨为正所长，并对下属头头也如此般地改组成韩氏帮派。
张锡晨当了所长后，大有小人得势的派头，公开和经理处对抗，要把队伍拉到鲁西，中兴经理处急电制止，但武汉离枣庄又远。张锡晨兵权在握，又有韩复榘撑腰。黎重光怕逼急生变，只好答应他选拔部分先撤退鲁西。黎重光是黎元洪的儿子，当然也不好惹。他表面上稳住张锡晨，暗中急电徐州市长沈成章疏通李宗仁撤换张。李宗仁先生果然答应了黎重光的要求，1938年1月，发布命令撤换张锡晨，并将他从省“携来的官长亦拟全裁”，矿警队的指挥权又回到了中兴公司的手里。
中兴公司股份制中兴公司股份总额定为银币1000万元，每百元为一股，共10万股。股票的面额分1股、5股、10股、50股、100股5种。股票统一编号并附印历年附息表，由董事会长和总经理签章为凭。
股票为记名式，将股东姓名、籍贯一一列入股票，公司设有股东名册，同时将股东的户名、姓名、籍贯、通讯处、入股数、金额、股票种类等全登入股册，留存公司。
股东如须转卖股票，必须由转卖人签具证书，连同原股票送公司核查与章相符后，才准其过户，将转卖人姓名登载股东名册，并换给新股票。其未登股东名册以前，不承认转卖人为股东。.如果原来的股东因事未能亲具证书，如有妥实的保证人，经公司查明确无别项情形，亦可办理过户。
公司章程对已故股东之股票所有权亦作了明确规定，公司 “只承认法律上正式代表为承受股票之人。其承受股票无论其为产业遗传或破产或婚娶得者，经公司核明正当证据,即准其更名换票”。股东持有的股票如有残污，应将旧票送公司验明注销，另换新票;如有毁失，应由股票所有人将票号、股额、户名先行登报声明作废、经过一个月后，再邀同妥保，出具证书，向公司申请,方能换给新票，公司章程还规定缴纳更名换票费，每票为1元，并附缴印花税费。
股分总额为银币1000万元，并不是把股招齐才开办公司，而是根据营业扩展的需要逐步添招。中兴公司在开办时，仅有10余万元股金，由于新股难招，于1903年，遂将前3年的股息加成30%作为股金留公司，使公司资金增至30余万元，1907年由于公司大盈利和台枣铁路的动工兴建，吸引了有钱者的投资，公司的股金顺利地增至100余万元。后来又几经扩股，直至1922年才招集750万元，即7.5万股。
公司章程还规定，如股东会议决定扩大生产经营，添招新股，必须先尽原有股东认购，如原有股东不愿认购或认购不足时，再由董事会另行招集。
中兴公司包工制中兴公司成立后，在用工制度上基本沿袭峄县官窑局所采用的雇佣制度，各种作业人员都由“班头”（也叫领脚的)统带。“班头”的任务是组织生产，安排活路和领发工资。
随着中兴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有的用工制度不适应生产的需要，于是开溁煤矿的“包工大柜”制度在枣庄应时而立。
1929年后，中兴公司的经营方式，基本采用开滦矿的方法。公司设采矿处，专司煤矿开掘计划和技术业务。采矿处把所辖煤区划分成几个生产段，段设工程处，作为管理机构。各段按实际情况划分出若干采煤工作面(也称掌子面，俗称“窝头”），分别由包工柜组织劳力采掘。
承包采煤任务的班头(把头)无官称，习称“大头子”。大头子组织的承包班子称为“包工柜”。包工柜很多，为了区别，群众按姓氏呼“张家柜”、“李家柜”。
包工柜是生产组织，有权指使工人，无权支配煤炭。公司根据各段所报包工柜的产量开钱，包工柜靠窖户(矿工)的血汗发财。
1938年，公司有4个采煤段和1个公段，分别由28家包工柜承担各项生产任务。大体情况是：一段采区:在北大井下层940尺大槽煤区。包工柜有吉、董、白等5家。
一段采区:在东大井。大槽煤区，煤层高达八九米D包工柜有洪、李、杜、毕、葛等9家。
三段采区:在北大井。此区包括北大井的一部分大槽煤和南大井的一部分小槽煤。包工柜有邓、赵、张、齐、郭等6家。
四段采区:在北大井。这是老采煤区，负责残余的角子煤。虽然零星，不集中，也是大槽煤。包工柜有彭、谷、陈、程等5家。
公段:负责南井、北井、东井的运输、下料及井口上下、升降把钩等。由郑、杨、赵三家包工柜担负。
28家包工柜登记的下井工人有4200多人，但流动性大，每天出勤率达不到80%，日产原煤不到2000吨。1938年3月，日军铁蹄入枣庄。日本对枣庄的优质煤早就垂涎三尺。他们占领枣庄出于“以战养战”的需要,着手修复矿井。经半年排水、整修，年底命令生产。在用人上，他们继续任用对中兴公司了如指掌的德人克礼柯为总矿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德、意是轴心国，任用克礼柯掌采矿大权不会拆台。另外，还任用外号“路倒”、周厚基两个中国人为矿师。各采区段里又在工程处设主管煤师(工程师），加强技术管理，保证出煤正常。在经营管理上,他们就坡上驴，沿用了中兴公司的包工柜制度。一面加强法西斯控制，一面利用包工柜奴役工人。为了加快掠夺，日本侵略者调进了大批机械用以掠夺式开米。米煤面开拓、扩展、用土量大增，导制包工柜林iZ，最后发展到38家。大体情况是：一段:北大井。由1号(吉)、4号(白）、5号(董)、32号(赵) 等家柜承包。主管煤师俞启英。
二段:东大井。东大井采区分南北两片“南二段”，“北二段”。南二段由12号(毕)、19号(杜)、20号(陈)、29号(葛)等家柜承包。主管煤师刘允莺。北二段由2号(田）、8号(杜)、11号(李）、13号(洪)等6家柜承包。主管煤师李建辉。
三段:南大井。采区分南北两片，南片采石碑一带小槽煤，由I4号(张)、15号(郭)、16号(齐)、17号(张)、35号(苏)5家包工柜承包。主管煤师陈孝威。北片由18号(董)23号(邓）、28号(王)、31号(刘)等5家柜承包，主管煤师刘熙洽。
四段:北大井。由21号(程）、24号(彭）、26号(陈)、34号 (谷)等6家承包，主管煤师孙基康。公段:担负南井、北井、东井下料，井架上运输、升降把钩、信号打点等，由25号(杨)、31号(郑)、38号(赵)等4家承包。主管煤师是荣焕新。
中兴公司的包工把头多数出自本地，少数来自河北省及本省诸矿区。公司所用煤矿机械多从天津吉昌洋行公司购求，有些职员就跟随机械来枣庄谋事。也有些人怀有一技之长，闯荡一番事业，如陈、华、吉、刘、二董等是从天津、唐山、淄博等地来麥庄立柜营生。枣庄开采历史悠久，奋户众多，积累了许多采掘、管理经验。他们包柜往往是家传。如张玉坤之弟就在井下事故伤亡，其侄请求接班揽柜，矿师看他尚通工程就批准了。董金环(工程师，大学生)因公伤亡，其弟也被批准包号。还有一种是被提拔任命的，如苏老二，他在执行工程监督质量上有心计，很得克礼柯赏识:“给他一个号让他包。”从各柜拔来100人，成立了35包号柜。后来苏家柜发展到500多工人。
包工柜的把头，由于工作能力的差异或者工作环境的优劣，经济效益有差距。想摆脱事故多、效益低、困境大的采区段，只要与总矿师(工人称外国人为老毛子）、总煤师搞好关系，也可以申请调换。换个炭煤肥、顶板好、比较安全的采煤面，马上就可牟利。也有的在本段里调换工区，在这里亏损了，换个采煤面照样赚大钱。不过调换包工区段并不是容易的事，还真得有“鬼推磨”的本事才行。
包工柜在工程管理等方面要听从总矿师、总煤师、煤师、总监工、监工的指挥,要按采段划定的区域范围采掘施工。在曰本侵略者统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监工并不放心，他们每天也派工程师和监工，既监督工人劳动，也监中国工作人员是否尽忠“天皇”。他们为了掌握工人情况，在公司专设劳动科，其中有一个叫工人课的部门专门办理工人登记手续，发放工作证。包工柜用工，须先开信介绍到采矿处，而后经工程段主管人签字盖章批准。本人交3张1寸相片，办妥证件方可持证到班出勤。日本规定窑户(矿工)上班进矿门要先脱帽鞠躬，再出示工作证。下班，在井口交牌(砸着印记的铁牌子)。公司靠所收到各包工柜的工牌计算出勤人数。
包工柜的工人，真正无产无业专以下窑谋生的只是少数，多数是周围十里八里的村民。出勤受农忙季节影响很大。日本人在农忙季节为了吸引工人多出勤,采取补贴香烟、肥皂、土布的办法。但是，窑户们本来对里工、外工待遇不公平心怀不满，加上抢农时，那些小恩小惠根本刺激不起积极性。直到农闲时人们才陆续下窑。
1942年夏，日本掠夺煤炭更加疯狂。一个叫朱花的日本监工在北三段槽煤采面上，坐镇不让工人上井，十分蛮横。这时大巷木燥上边压力突变，落下一块重约50公斤的矸石，正巧砸在朱花头上。这个鬼子监工当场毙命。日本人十分恼火，还开了追悼会。日本矿长大桥小太郎立即下令，增派10多名日本矿警荷枪实弹跟班下井，名为保护日本工程人员，实是对工人血腥镇压。与此同时，还对包工柜下令:凡招用新工人，都要取保立状，查问清楚来历方可办理登记手续。
曰本霸占中兴公司时期，工人的登记数曾到8950余人，其实虚数很多，不光包工柜把头吃空额，煤师、监工、查二头子手里也有空额。日本人只按人数要产量，明知有空额并不追究。空额越多，工人要完成的定额就越高，劳动强度就越大。工人与把头、查二头子的矛盾就越尖锐。有的柜上查二头子，为了多出煤弥补亏空，对工人施加压力，态度凶横，甚至敲诈勒索。因此，往往遭到工人的痛揍和暗算。1941年秋，一个外号“吴大傻子”的工人在北大井架上因下井与查头子魏三发生口角，吴大傻子一怒之下挥起木工斧将魏砍倒，逃到淮南煤矿谋生去了。
把头的剥削和监工的恶劣也造成工人的流动。或弃工远走他乡,或跳柜，换一个自认为好一点的柜去下窑。为此，包工柜在用人问题上常有纠葛。他们有时也会耍点手腕，借以笼络工人，希望少出事故。
包工把头和工人之间，有个办事班子负责账务、督察、勤杂事务。各柜人员有多有少，与各自的生产规模大小有关。按分工，基本上都要设司账(坐柜）、跑牌、接灯、散牌、查头子、二头子等。在包工柜里查头子、二头子的作用很大，他们有一定的采煤经验，跟班下井一是督促工人拼命干活，再是指点生产操作。工人和他们时有冲突，矛盾激化时就有流血事件发生。
包工柜执行公司制定的三班生产制度。早、中班出煤，夜班维修，拆柱子、挪簸箕(运煤机），为早、中班创造出煤条件。因为早班是出煤的关键，曰本监工和各级煤师多在早班下井督阵。早班很少为中班创造出煤条件，为了使中班产量不致悬殊，矿方也着意派技术高经验丰富的监工、总监工下井，既督阵，又指挥。包工柜也是派经多见广的熟练工人到中班下井，使中班产量能完成定额。
夜班虽没有生产任务，但要为早、中班出煤做准备。当班要整理停当,还要合乎生产的要求。解放前采煤使用充填法，采空一洞就用矸石填上一洞，矸石不上井。倒棚充填是最危险的活，因顶棚支柱倒出后必然要下压，如果顶板碎裂(烂顶)，倒棚情况就会更复杂。这项工作，在操作时一定要精力集中，身手麻利，躲闪灵活。但是，夜班工人白天多数无休眠条件，下半夜更是神困力乏，因此夜班经常出伤亡事故。采矿处对各包工柜死亡矿工的处理，只是开个条子到机厂木工处领一口棺材，再发给伪储票300元应付了事。包工柜每是出工和产量都由公段负责记账结算。公司规定下井工人下井时要交柜的牌子, 因此工人下井前要到井口领灯(过去是豆油灯，后来是电石灯)，牌随灯领。在井口专由公段设置的稽查员收取牌子，点牌计工。出煤时各采煤面车皮上拴好本柜煤牌，提上井后，公段把钩收取，点牌统计各柜煤炭车数，计算产量报各工程段。
各主管工程段每月结一次账，根据产煤量、开拓进尺数(含掘进和挖通风小眼），算出经济效益。扣除各种损耗，如坑木、黄药、雷管、机械损耗等，每月开出工值单。包工柜持单到财务科算账领款。而后，各柜再经一番克扣，依半月一借支，一月一开资的惯例再按大工、小工的差异开给工人。
曰寇为了加速掠夺枣庄的优质煤，在刺激工人多出勤上煞费心机。配给粮食，棉布(士林)等生活必需品。粮食有大豆、豆饼、高粱，甚至还配给过大量橡子面。不管好坏，给什么接什么。当时矿工中有句辛酸的话:“有心不下这班窑，哪有橡子面掺猪毛! ” (盛装橡子面的袋子有用猪毛编织的）。配给物品都要在开工资时扣除钱款。1942年后，日本人又想出了新点子,凡出勤26个班以上的工人加发日用品，半尺布、一盒大金花牌香烟，满10个工加发一块肥皂。各包工柜按下井牌子数每月到工人课配给处一次领取。自然为包工柜把头所有，无形中包工柜又多一层收入。
各柜的月终结算由段工程处负责核算，在计算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个段里几家包工柜在同一项工程事件上未必受到相等待遇。这就要看把头和工程段主管煤师的关系了。关系好的，融洽一点，做账时宽容些，不十分苛刻算计。关系不太好的，或认为包工把头奸诈馊抠的，那就刻薄算计，甚至从重克扣。表面上看，包工柜之间有奖有罚，实际也是各段里煤师主管人的一种手腕，今日“合纵”明日“连横”，都是为了使把头们忠诚效力。所谓克减，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还是窑户们倒霉。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各包工柜之间增加了一些勾心斗角的由口罢了。
钱新之强化管理中兴走上鼎盛大型综合性企业为图谋发展，中兴公司不得不进一步依靠银行财团推进自身的大发展。1928年11月改组了董事会，在13名董事中，新增4席银行财团的代表。他们都是南北财团有势力的人物，分别担任了中兴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会长，江浙财团首领之一钱新之任总经理。在银行财团的支持下，公司发行债券,筹得资金，恢复了生产，并借助财团势力，利用国民党上层关系，在运输和税捐等方面争得许多优惠，继续享受北洋军阀时期得到的铁路廉价运煤权。1933年，中兴公司又与陇海路签订合同，先后&款200万元修建台(儿庄)赵(激)支线和连云港码头，投资150万元购买轮船7艘(3M15吨)及拖轮铁驳9艘，建立了中兴轮船公司；以75万元建设浦口厂栈、码头，以4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白莲径煤栈、码头，从而使中兴公司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增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929年初，中兴公司聘请德籍矿师克礼柯为总矿师，采纳其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方案，并督率实施。调整矿井布局，百中兴公司发电厂余座土法小井，除部分用作通风井外，均予封闭，集中大井生产;改造运输环节，主要石门安装无极绳运输，改变了井下用骡马和人力运输的落后局面，这在当时的中国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改进采煤方式，由残柱式采煤改为长壁式采煤;并于1931年筹建东大井，1934年建成投产;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1930年和1931年从德国先后购进两台簸煤机(运煤机)、两台刈煤机和爬煤机投入生产运输，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实行了采煤效率奖金制，每班采煤超过标准定额，即可获得效率奖金。通过上述一系列革新措施，从1931年起，煤炭产量平均以每年18万多吨的速度递增。1931年产煤30多万吨，1936年达到182.37万吨，运销量由1931年的72万吨上升到1936年的169万吨;1931年盈利156.5万元，1936年增加到446.2万元。这时的中兴公司，拥有3座近代化的大型矿井和台枣铁路，还有中兴轮船公司、鼎中盐业公司和开兴成煤业公司3个大公司，发电厂、水泥厂、和兴钢铁厂、永兴炼焦厂和洛口木材厂5个厂，29个分销厂,以及连云港运煤码头、医院、学校、农场等设施，资产超过千万，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到1938年3月，中兴公司经营38年，计生产原煤1914.74万吨，盈利3114.36万元。
雇用荷兰治港公司承建连云港码头连云港是中兴煤矿公司为输出煤炭与铁路局联合修建的。因其前临连岛，背依云台山，遂以首字定名为连云港。该港1933年7月动工，1阳6年1月竣工，它是当时中国自筹款项修建的大港。
预备工程中兴公司确定开港计划后，即与荷兰治港公司洽谈，以300万元估价由其承包。合同签订后，荷兰治港公司于1933年3月即召集员工，赴老窑连云港工地。他们先后遣调挖泥、潜水、载泥、载货、起重、打桩等大小轮船、铁驳23艘。与水上设备相配套的还有陆上工程。除火车头、铁轨、倾倒车皮、打桩架、拔桩架、柴油发电机等大型设备外，还建筑了机器修配厂、木工厂、公事房、材料零件库房、医院、职工住宅等。因此处缺乏淡水水源，荷兰治港公司为“供工厂及船上一切蒸气锅炉之用”，还“相度地势，建筑蓄水坝，收集雨水，安设自来水管”。
场斗及设备1933年7月，荷兰治港公司宣布建港工程正式动工。为确保工程顺利完成，荷兰治港公司在原来的测量设计报告及海底钻井记录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钻探，以验证此前测量及钻探结果，预定码头地点海底胶泥之深与该泥承重能力之弱，均出乎预料之外，原设计之钢板桩墙——德国产赖生式钢板桩, 不能确保预计之安全，然而此种钢板桩，已在德国厂家购定装船待发。“而改良计划，亦无经济办法，惟有勇往迈进之一途”。中兴公司随即决定继续修筑连云港，完成了以下重大工程。
防波堤西连岛虽南北两面是天然屏障，但由于受到来自东北及西北大风，及远海浪波的侵扰，仍不便于船只停舶，为保障西边建筑码头打桩工作顺利进行，不留后患，以确保船只安全，所以在筑港工程开工后，荷兰治港公司即致力于防波堤的建筑。筑坝之初，因近海岸的海底土层硬，一切进展顺利。筑坝至海岸200米外，海底胶泥渐厚，石坝开始下沉。为了防止石坝继续下沉，首先进行载重试验，测得准确数据，而后采用停火车在石坝上的办法碾压，以增加海底泥土的净抗力,既而，“填土继起，而此坝已不再移动矣”。该防波堤与第一码头连成一体，从老窑海岸延伸直角向北，伸到鹰游门水道，全长950米，皆用从后云台山挖凿的碎石和石块填砌而成。堤上是石块和水泥加固的高2米宽1米的石垣，东坡“表面用1至3吨之大石块砌铺后，不但整齐可观，港外浪涛亦不足为患矣”。
第一码头1933年8月钢板桩由外洋轮船运到，10月1曰第一码头开始了打入钢板桩的工作。打桩之初，由于近海岸处海底黄土硬度大，虽进度较慢却很牢固，打到远离海岸时，则出现了胶泥过多、桩墙基不牢的问题，遂决定从26米起，用挖泥船将此处基沟胶泥挖去，换填海沙。当进行到265米时，因风浪太大，加之填石及拉锚未能同步进行，致使板桩经不住风浪冲击，而左右摇荡，海底胶泥也因而失其固力，造成自11〇米以外的55米板桩墙向外推移、板桩下端被强扭成弓形的严重事故。究其原因，板桩之长度不及硬底，而海底之胶泥又太深，且背后虽有锚墙拉杆，板桩却已基本浮动整推移是其失败之所在。后又谋补救之道:拔出已移动之板桩（157根），将基沟加深，挖出海底软泥直至硬底，然后换填海沙和石碴，把打板桩和拉链同时进行。此法仍不完善，由于海底胶泥息度小，当码头内部填土石之后，其被土石重压，加之板墙短，阻力甚小，又致使后边描墙及板桩回墙，整个随泥推动,板桩下部向外走动。荷兰治港公司采取了进一步的补救方法，拔出已松动之板桩，向欧洲再购买36米长之板桩88根。几经改造终于渡过难关。第一码头接防波堤西侧，全长450米，宽60米，可系船长度350米，是陇海铁路局的专用码头。在码头上有一条专用线，从货车上可以直接装船。它采用螺旋钢螺旋桩的建造方法,使用德国的耐用不镑钢板，并根据海底的胶泥深浅，灵活使用不同规格的板桩,皆用打桩机打入海底，联结处用钉相结，复用钢丝紧结码头腰部，空隙处填入泥沙和石碴。“这种筑港法，在东洋可谓只有名古屋（日本)和该港使用。”第二码头该码头是由中兴公司投资75万元兴建的，上有两条专用线，为中兴公司运煤出口而设。因装煤工作另备运煤机直接装船，故船只不需紧靠码头，所以码头墙得以省去。船所凭依者为靠船桩，在岸壁坡脚处，以钢板桩打入海底，围成圆筒，作用靠船桩，间隔设立以便调船。另设一木质平台供普通小件货物装卸及客人上下船使用。该码头与第一码头相距260米，故海底情形与之大体相同。而此码头又采用一般的予制料建造方法，因此，虽按原设计加深加宽了外堤沟，仍出现了石堤下沉外移的现象。经过4次反复改进，才于1936年初竣工。
几经艰难，连云港终于按原计划建成，港内有东西2座码头及一道防波堤，航道长5公里，疏浚水深5〜6米，疏浚至5米处达到深海，两码头相距260米，形成一小港，可停靠4千吨轮船6艘。
港湾拥有的设备为第一码头有3吨起重机3架，长100米，宽22米之货物仓库一所，2吨之汽油起重机2架，装煤机4台，扬机2台，1吨之搬运小车20辆;第二码头有卸煤机，40吨之翻车机，2吨之起重机,10吨之堆煤场，每小时可运煤600吨。港内还有500千瓦的交流发电所1座，水量20吨之贮水池一处,车牛山、养窝头灯塔2处。其他零星设备车站、停车场、货栈、煤栈等也一应俱全。
台儿在支蟆的修建中兴公司在第三大井投产后，煤炭产量激增，已达日产7千吨，其运销途径除由船运往上海等地供给国内市场外，销往曰本、东南亚等地的煤炭都需由枣庄经临城(现薛城)而到徐州，再转入东陇海以达连云港，计程340公里，须过2次轨。“时间不经济，又多糜费车辆，煤价成本增高”，影响和外煤的竞争力。因此,中兴公司在筑港之时，就有所预料:即使连云港建成，陆路运输如不配套，煤炭的出口仍有很大困难。为此中兴公司又和陇海铁路局商妥，由中兴公司出资100万元，协助陇海路局于1933年12月动工修建台儿庄至赵墩的铁路支线，计长31公里。经过紧张的施工，支线于1935年3月与陇海铁路接轨通车，使枣庄的煤炭经台枣铁路到赵墩转入东陇海直达连云港，比原运输路线少1次过轨，缩短行程100公里，节省1/3的时间,车辆周转迅速。加之码头卸装船采用机械，更加快了中兴煤炭的运销速度，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产销矛盾。连云港建成后，中兴公司和陇海铁路局均设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开始了营业。仅1937年上半年之统计，输出输入货物已达40万吨，其中以输出中兴公司的煤炭为大宗，计28万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在曰本侵略军到达连云港之前的1938年5月，根据总公司的命令撤退上海，将码头及装煤机等悉予破坏，其余设备亦均西移，5年的经营毁于一旦。
曰本侵略军占据连云港之后，为维持其军运和掠夺我国资源，对该港尤为重视，先后建筑第一码头木栈桥350米，第二码头钢筋混凝土栈桥190米，木栈桥100米，从1939年开始营业，至1941年掠夺最甚，年输出输入货物达141万吨，其中输出占130万吨，其中煤炭一项为120万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云港由国民党政府之徐州铁路接收委员会管理，设连云港办事处。1946年划归陇海铁路管理局。1947年又改为港务处。在解放前3年中，国民党政府利用接收日敌之遗产维持营业，输出输入量最高的1947年，计28万余吨。
1948年11月，连云港地区解放，该港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购买美国海轮成立轮船公司中兴轮船公司成立于1937年6月1日，系由中兴煤矿船舶股演变而来，股本为法币150万元，半数由煤矿投资,半数则从煤矿股息中拨充。当时共有轮船、拖、驳大小19艘，载重共计4万余吨。抗战期间船只大部毁损，海轮只剩1艘。抗战胜利后，中兴轮船公司以英国之征用3艘船赔偿金14万余英镑作为复业基金，复由交通银行借款15万英镑，并由中兴煤矿公司借用美金45.6万元，陆续向美购得海轮7艘。1946年增资为法币45亿元，以每股法币为270元。1951年重估财产，调整资本总额为人民币270亿元。
中兴三号轮中兴公司自办学校中兴公司的创建者注重经济的繁荣发展，也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以提高其职员素质，更有利于煤矿的发展。中兴公司曾先后办了6所学校，有中兴小学（1923年）、陶庄中兴中学（1930年）、职业中学（1936年）、工人补习学校(1930年）、职业中学(1936年)等，其中颇有成效和影响的是中兴小学、职业中学和工人补习学校。职业中学的许多学生在抗战初期，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少人成为革命干部。
中兴小学全称是中兴学校小学部,创办于1923年。当时，公司业务发达，职员大多携眷至矿，子女甚多。职员中要求办学的呼声很高，驻矿经理戴绪万首倡以矿上闲房设小学。公司总经理朱启钤也深感办学乃当务之急，遂决定以职工花红提存的同仁公益基金之息，为小学常年经费。委派总公司编辑科掌管方伯超为小学筹备处主任，组织了“保管同仁公益基金董事会”，朱启钤亲任会长，由驻枣经理吴炳湘任“小学董事会”董事长。1923年3月24日，中兴小学正式开学，方伯超为第一任校长。创办伊始，仅有教员3人、学生56人。分一、二、五3个年级，设公民训练、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体育、音乐、童子军9门课。继而公司拨款3.6万元，于矿区西南鞠仁医院以东(现供电局一带)建一所容纳6个年级的新校。1924年秋，新校落成，10月迁入。当时有学生107人，分5个班，有专职教师8人。1930年春，学校改组，重新整理，改为春秋两季始业，入学者骤增。公司乃于1934年拨款2万元，又添建教室10间。至1936年，中兴小学发展到18个班，912人。“七七” 事变后，因校舍充为军营而停办。1939年9月复课，经费出自伪政府，1943年在校生达995人。校舍于1946年毁于战火。
中兴小学，在动荡的年代，顽强生存了23个春秋，并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组织系统和教育模式。
中兴小学采用民主集权制的行政组织系统，校务会议是其最高权力机关，全校行政分事务、训育、教务、研究四部，部之下分课分组(共23个），另有毕业招考和自治指导两个委员会，中兴小学的经费在学校初创之时,就由职员红利项目下每月提出650元解决，年平均每个学生30.8元，为峄县学校学生年平均占用经费的9倍。学校设置也是第一流的，有办公室、教员准备室、理化仪器室、图书室等，仪器标志、挂图及应用教具颇为充实，藏书1800余册，还为儿童建了休息室、游戏场、大礼堂、印刷缮写部(供儿童练习印刷缮写技术），商社(校内小卖部，由儿童轮值)。至1936年，校舍建筑面积达3651平方米。
中兴小学的师资更是值得刮目。对于师资的配备，学校要求十分严格，教小学者必须是师范专科毕业。20年代,中兴小学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30年代，教师大多是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中兴小学任教的24人中，除3名大学生(其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外其余全是女师毕业。学校非常重视教师，工资待遇从优，每月均在50元以上，高于地方小学教员，为公司一般工人的2倍。
中兴zi、学不收学费，书籍亦由学校发给，品学兼优者还享受助学金待遇。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设备优越，师资力量雄厚, 教学质量高，因而附近儿童投考应试者纷至，往往超出原之学额三四倍，录取之难，过于投考中学。1936年春季招收2个班，录取人数仅占报考者的17%，女生更为稀少，仅为学生总数的15%。学生以军警及工人子女居多，约为70%。
中兴小学的教学目标为“增加教学效能，改进教学历程' 其校学制分秋季班(10级），春季班(6级），幼稚园班(2级)。采用三级教学法，即低级部、中级部和高级部。低级部程度相当于幼稚园及一二年级年龄的儿童，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机会为目的，采取中心单方设计教学:中级部程度则相当于三四年级，采用自学辅导法，以学生活动为主体;高级部程度相当于五六年级，采用自学辅导法，注重儿童自己计划与研究，教师多处于辅导地位(即采用导尔顿制教学法之初步)。中兴小学部重视成绩的考查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学习效能之法。学校把平时练习与临时测验、学期测验、阶段测验和毕业相结合，以考查学生成绩，并以陈列各科测验成绩，举行各项竞赛会，表彰成绩优异者等方法，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达到其教学目标。
中兴小学以“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为宗旨,注重学生品行方面的培养，努力使学生养成廉耻的观念，亲善精诚的美德及节俭劳动的习惯，生产合作的智能和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为此,学校成立了训育组织，制定了中心训练、常规训练和特殊训练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以恳亲会通告学生情况，以访问、特殊访问为辅助方式。
中兴小学的课外活动也较丰富。有休闲作业、各种比赛、自治练习，康乐活动、整洁活动等。内容有各种集会，勤勉比赛、周刊比赛、轮值纠察、救护伤病、管理图书、揭示新闻、管理农场、举办学级演讲、收集救国储金、球类比赛、田径运动…… 这些均为带有社会性的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能。
中兴小学毕业学生升学率异常高，除考入本公司职业中学或因经济困难不能升学者，考中者遍及全国20多所著名中学。中兴小学毕业的13届学生有129人考入中学(其中本校职中85人，44人考入省内外著名中学)。
1930年兴建中兴学校职业部，中兴公司对其投入巨资，并逐年扩大，至1936年，建筑面积已达3280平方米，有礼堂、办公室、教室、图书室、仪器标本室等，另有农场、操场、球场，仅农场占地约百亩，种植了苹果、葡萄等植物，并为优良品种。
学校教职人员17名，大学毕业14人。在校生约140人，凡本矿职工、同仁子弟，即享有免学费的权利，学校还专为品学兼优者设立奖学金，规定每级2名，凡学业成绩各科在90分以上，品行列甲等者，享有此项权利，5年中，“职中”共培养毕业生300余名。
“职中”的教学科目分为普通和专业两大类,普通科目包括公民、国文、英语、体学、教算等，专业科目则为工科、商科、农科3种，并有相当长的实习时间。职中的教学方法采用自学辅导制，注重自动学习，思维、实验、实习、上课时间的支配以学习、经济、精神调剂为原则。职中成绩考查分平日成绩、分期试验、学期试验3种。平日成绩依据答问作品及实验报告等评定之；分期试验每隔4周举行一次，学期试验则于学期终了时进行。
训育方面，学校以训育教学合一，师生共同生活，主严肃排放任,尚开导去压制，重积极轻消极为实施原则。以思想科学化和革命化，行为团体化和积极化，生活平民化和革命化为实施水准，采取团体训练、个别训练、家庭训练等形式，以达到提高学生素养之目的。“职中”存在的年代，正是抗日烽火四起之时，广大学生的爱国心被深深地震撼着。许多学生在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下，走出封闭的校园，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
1936年冬，中兴小学部李微冬教师，适时地发展了“职中” 的张洪仪、汪国璋和李汝佩3位同学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枣庄教育界第一个党支部，李微冬任支部书记。他们又注重对青年进步学生的培养，在学生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俗称民先)。
“七七”事变之前,“职中”以张洪仪为核心，团结进步学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便于活动，还成立了以优秀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和名称为“虹队”的篮球队。校方也顺应形势组织了以“现阶段是否应该发动抗日战争”为主题的辩论会，党组织抓住时机，积极进行引导，辩论会开得非常热烈成功，主张抗战的队员大获全胜，并领取到校方发的锦旗。这一活动使学生的抗日情绪更为高涨。
“七七”事变爆发后，“职中”抗日宣传队活动于各小学、集市及附近农村。并主动为中心县委印刷散发《抗敌报》。同时，许多学生还积极参加了1938年春地下党组织在“职中”开办的抗曰训练班,其中有梁克忠、李汝佩、汪国璋、李继祥等。党组织派王见新(又名孙俊才)讲授政治理论，于公讲游击战争16字口诀，时间虽短，却使学生们既武装了思想，又学到了抗曰的军事知识。
1938年春，抗日宣传队员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战斗”，参加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或战地服务团，在革命的熔炉里，他们成长起来，大多数同志成为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张洪仪曾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1944年不幸牺牲。梁克忠曾任鲁南中心县委书记，牺牲于1949年。白秀荣1941年“肃托”时被错杀，后追认烈士。
解放后在各地任重要职务的李克俭、许在廉、杜继贤、张凯、梁度世等同志，都曾在中兴职中学习、战斗过。
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后，工人群起争自由平等，要求提高工人地位。1927年6月，中兴煤矿劳工会向资方提出16条要求，其中第10条要求资方“建立工人学校，培养工人子第，学校经费由公司担负”。1929年惠工处成立，公司将创办工人实习学校列入惠工处工作计划。适时驻矿委员会奉山东农矿厅第一矿务局训令，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即函令惠工处着手筹备。于1930年6月成立筹备会，10月正式开课。校址在矿同仁宿舍内，属惠工处领导。学校以“启发工人知识，提高工人技艺，增进工作效率，完成国民资格”为宗旨。创办之初，规模不大，故不采取招生方法，所有学生均由公司指定。第一期仅办基本教育科，以失业工友为对象，吸收266人，分为5组。后经智力测验，改为7组，1931年，一期将毕业时，又扩充补习教育2组，以连续于基本教育，并另设基本科3组。学校聘有教员4人。至1936年,共毕业617人，均为“里工”工人。
工人补习学校的计划与管理颇为完善，制定《总则》11章55条，对学校组织领导、编制、学额、学科、经费、成绩考查、入学与退学、奖惩等，都有明文规定。学校设校长1人(惠工处长兼任），下设教务、训育、事务3部，每部有主任1人，协助校长主持全校各部事宜。教员分专任与兼任两种。另外，学校还有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和事务会议等类别，分工明确，责任分明。学校全部经费统由公司担负。学员所有书籍用品，均由学校发给。除专聘教职员支薪外，所有兼任教员，按教课时间，每小时车马费0.5元,学校不支薪。
补习学校编设基本教育、补习教育和劳动教育3科，以前2科为主科。基本教育略同于初级小学性质，侧重于识字，每周6小时授课。补习教育授以较高之普通学科，并授以工作应用上的专门基础知识与技能。课程为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两种，每周授课9小时。劳工运动、政治、经济等基础知识，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地方自治、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现状、劳动问题合作概论、劳动运动史、社会进化史等等。矿工入学顺序先里工后外工，不收矿警。
学校尤其注重平时练习与学习试验，评定成绩分5等:80分以上为甲等，70分以上者为乙等，60分以上为丙等，40分以上为丁等，40分以下者为戊等，丁等准予复试一次。学校奖惩分明，奖励方式多样，有奖品、奖金、照相留校、奖状，直至提升工作。对学员的惩罚则分为训诫、罚工、退学并追缴课业用品费三种形式。正由于此，学校方能教有所成。
补习学校开办期间，进步教师梁度世，曾以工人文化补习班为讲坛，时常向工人讲述革命与抗日形势，启发他们的觉悟，抗曰期间，枣庄矿工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有的矿工后来拿起枪参加游击队，这同工人补习学校的影响有很重要的关系。1933年秋，公司利用冷冻厂旧房(现矿务局体育馆一带) 创设普通中学，设初中一年甲乙二组(班），教员3人，学生38名。次年春添招一年级新生一班。因无办学基金，省府不予备案。
1934年9月，中兴中学改组为职业中学，作为中兴学校职业部上报备案。初设工、商2科，因峄县绅士王介修等控告公司滥用山石，破坏农田，要求赔偿,中兴公司遂以为地方办公益作抵偿，于1935年秋添招农科一级。1937年省政府咨教育部，因农、工、商3科太笼统准设园艺、机械、普通商业3科，未及定名，抗战爆发。1938年中兴职业中学停办。
1943年春始恢复，1945年有初中一、二、三年级4个班，学生200人。因战事改办补习班，分初、高中两部，高中学生50人。1946年春，学校再度停办。同年10月复课，有学生百余人，教师4人，校长王慕荪。至年底停办，学校毁于战火。
另外，中兴公司还办过陶庄中兴小学、台儿庄小学,对当地文化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福利型的鞠仁医院翰仁医院是1923年中兴公司独立经办的,院址位于现矿务局三中一带。占地40多亩。院内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另有围墙630米。初期建设主要是诊疗科，分内科、外科、眼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电疗科和制剂室、调剂室、消毒室、换药室、普通手术室、特别手术室、住院室等D病房分单间、通间两种，单间病室10间，通间病室4大间，可容100多人。1931年扩建病室11间，病人厨房2间，太平室2间，矿警、职员等住房21_司。并建了洗衣房、浴室等服务性设施。
鞠仁医院主要医疗设备有X光机、附球管、透热机、通用连接机、水银石莹灯、电热消毒器、蒸气消毒器、大手术台等。
建院初期，医护人员36人，其中院长兼医士1人，医务主任兼外科医士1人，内外科主任1人，眼耳鼻喉科主任1人，皮肤花柳科主任1人，药剂主任兼调剂1人，药剂师1人，医务助手3人，药剂助手1人，练习生兼看护8人，井下救护8人，病室专役看护6人。以后随着矿业振兴和医院扩大，医护人员不断增加，技术力量也进一步加强。全院有病床120余张，病房分为三等。一等病房，病床2张，为公司上层职员居住，设施华丽，内有沙发、浴室，设专用食堂，由高级厨师待奉;二等病房，病床50张，供公司一般职员所用，被褥整洁，备有浴盆;三等病房为工人群众所用。大通间病房有床无被褥，卫生条件很差。
翰仁医院属慈善性质，除花柳病患者，无论何人包括附近农民就诊，医药均不收费。职工伤病经医生批准住院者，伙食也由公司担负。医院每年经费统由公司拨给。因此远近称颂, 除公司职工家属诊疗伤病外，附近各县就诊者颇多。医院扩建前，每日门诊少则100余人，多则400余人。据1930年门诊统计，诊治52490号。1931年至1937年是鞠仁医院鼎盛时期,1935年门诊总量达150080人次。
1938年3月，日军占领枣庄，鞠仁医院处于凄凉之中，大门基本关着。日本人森田凌山任院长后，对医院进行整顿。1939年在西南门里利用中兴公司旧有房屋设立内医院，也叫里医院，院址位于现矿务局通讯大楼南,占地约840平方米，建筑面积428平方米。内医院设备华丽，戒备森严，有病床20余张，专为日本人服务。原轉仁医院称外医院，人员、床位大大减少，仅保留病床70余张，医护工役等70余人，翰仁医院的部分病房作了日本人的兵营。日军投降后，医院失于管理，门窗大部破坏。1948年鞠仁医院毁于战火。
住宅建设及管理据1930年统计，中兴公司有经理、矿师等住宅7处，员司住宅10所，员司宿舍2所，出租市房302间，工人宿舍65间。30年代，中兴公司的经营进入鼎盛时期，“为筹谋各处在职里工工人及警士之眷属安居起见，划区建设工人住宅，并环筑围墙以护卫之”。1933年兴建惠工村，1934年竣工，建筑面积为20614平方米。工人住宅分为2种，正屋3间附厨房2间者为甲种房，正屋2间附厨房1间者称乙种房。计有甲种1区42所，乙种5区569所，共611所，住1070户。有围墙1510米。到1937年，中兴公司共有住宅62273平方米，其中楼房11座4290平方米，平房25处57983平方米，另有待客楼1座872平方米。
曰本人占领时期，增建住宅42734平方米，其中日本人住房13处‘8769平方米(内有日本式房屋10座），职工住宅10处11942平方米、外工住房22023平方米(均为简易房)。另有日本式家楼1座320平方米，日人家房634平方米。
1946年11月清产时在册住宅105007平方米，其中13处10642平方米，另有客楼872平方米、日本式客楼320平方米、曰人客房634平方米，毁于战火。
中兴厶司办公搂中兴公司办公楼(山东文物保护单位)于1923年建成、耗资14万元。楼身红砖，大坡度大红色瓦屋面，砖混结构。东西方向的正楼为2层建筑，层高4米。北部单层建筑为会议室。大楼东部有地下室，高3米，通地下室有3处出入□，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2根淡红色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楼顶有钟楼。正楼中央全高达15.6米。楼内中间门厅有4根花岗岩圆柱拱托，两端与楼梯间相连，长12米，宽11米，门厅两侧有东西走廊，宽2.2米，走廊两侧有办公室、开间5X6米，宽敞明亮。德国人设计，平面形状似飞机，俗称“飞机楼”。以大楼中为圆心，周围半径为48米场内环楼水泥路，宽5米，大楼四周建有160米X160米呈正方形的红砖大围墙，正对大楼中心围墙四边各留大门1处，1时6年因战争大楼遭破坏。1953年，投资5.97万元，照原样进行恢复，称枣庄煤矿办公大楼。1962年，大楼北部单层会议室加层，建筑面积234平方米。大楼总面积为2813平方米。
在办公大楼前东、西两侧，各建造楼1座，红砖墙身，大红瓦面、均为砖木结构2层，东楼面积1734平方米，西楼面积1176平方米，楼前建红砖花墙，高2.2米，与大楼大墙相接，两座楼各自成独立小庭院。
分配i中兴公司住宅按等级分配，“小洋楼”、“八大家”、“六大处” 等由洋人、资本家及高级职员居住。据1930年第二次《山东矿业报告》记载:“上级职员，如正副经理及矿师等住宅，其屋宇庭园，均极华丽。其他公司职员住宅，如煤师、监工等，殆均依等级分之，虽不如上级职员住宅之壮观，然亦舒洽人意。”未携眷之职员住“同仁宿舍”。正经理住宅造价为中兴公司办公大楼造价的4〇%，相当于工人宿舍657间，其豪华程度可想而知。但工人住宅甚少，一般工人分不到住房。据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年的调查，“有家属的工人，大多租用或自建草房一两间，每间租价每月3角至1元，通常每间住二人以至五六人不等”。“矿警队兵士及许多势力较大之工人，多于公司围墙一带之隙地上自盖草房居住，既免匪患，又可随时取用煤斤，较之居于围墙之外者胜一等”“许多穷苦工人，只能依着别人家的墙壁搭上一个草棚”。有的甚至连这样的草棚也搭不起来，一家老小流落街头。单身外工大半租居于“饽淳铺”中，饽饽铺类似简陋的客店，代办伙食，供给开水，晚间工人随地铺卧。
鉴于“惠工村”等工人住宅的计划兴建,1933年2月15曰中兴公司惠工会第83次例会通过了《中兴公司工人住宅简章》，对住宅的分配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职工人有直系眷属(父母妻子为限)者，得租用房屋，无眷属者，可由工人数人合租1屋或1室。居住资格为本矿里工工人。工人租居住宅按等级配给，里工匠目及相类的工头，得租甲种住宅1所，同类型的单身者得租用甲种住宅1室，里工工匠及工头月薪在21元以上或曰薪在0.7元以上者，得租住乙种住宅1所，同类型的单身者，工人租居乙种住宅1室，里工月薪不满21元或日薪0.7元以下者，得工人租用乙种住宅1所，同类型单身者3人租用乙种住宅1室。
工人请求租用住宅，先由该管机关负责人查明其籍贯、年龄、职务、最近工资、直系眷属及住址，认为可以租用后，通知惠工委员会协理。
營理1933年起制定《工人住宅简章》，住宅管理及事务由惠工委员会处理。工人租用公司住宅，经驻矿办事委员会裁准后，由惠工委员会填给凭证。租用者不得将房转租或借与他人，违者立即取消居住权，离开本矿职事者,1周内迁出租宅。
公司收取租金，甲种住宅连5盏电灯，每月3.5元，乙种1.65元，携眷工人2人合租1房及单身工人2人或3人合租1室者，正屋每室租金〇.6元，厨房0.4元，均连电灯在内，租金征收，由各机关发工薪时扣除交收支处，收据发给本人。
运河煤炭与多元文化运河是枣庄运河文化的载体。枣庄运河文化又具有独特的地域特性，文化内涵丰富。在煤炭开发的进程中，开放性较为显著，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意识。中兴公司在创办、经营和发展的30年中，自始至终体现了这种思想和理念。
官督商办的中兴矿局就已招股集资，利用南北财团的资金，开矿采煤。到中兴煤矿公司时，人才荟萃、思想活跃、风俗多样，其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吸收外来之长，较早地大胆引用外国机械设备和先进技术，派朱言吾等人赴欧美十几个国家参观考查，学习管理经验，加上当地的回族、外来的南北方的人们, 枣庄形成了多民族、多层次、多种信仰的文化格局。
枣庄煤田的开发和经营，历经了700年的风风雨雨，各类不同层次的贤达志士，都曾聚散于此。他们有峄县的地方绅士名流,有高官显贵的政界军界人物，有大学留洋的学士,有外籍的工程技术人员，思想非常活跃、先进必学，为枣庄矿业的发展，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地为实现民族工业的近代化，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早在19世纪后期，峄县八大家的金铭、李朝相等，利用江苏的陈德浚，湖南的周盛波和北方王德均，通永镇总督贾起胜、戴华藻等财团的资金，开矿经营;在20世纪初，张莲芬辞去山东盐运使的官职，专门从事煤炭事业，他才识干练，娴于矿务, 结友排议、聚信同仁;举人出身、北洋政府代总理、袁世凯恢复帝制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的朱启钤，他意识超前，大胆引进国外机械设备，为枣庄煤矿的发展颇多建树;国民党的财政精英钱新之，大刀阔斧地对煤矿全面地进行技术改革，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使中兴公司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独资办矿的最大煤炭企业;聘请了德国矿师克礼柯，他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创下了年产820万吨的惊人记录;还有旧中国著名的采矿专家朱言吾，最先率中兴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到欧美等十余国家考查学习;从国外特聘回国钻探专家俞道吾等;更有政界军界显赫人物介人中兴公司，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军界的张学良、吴炳湘,南北财团要员叶揆初、任振采;蒋介石的尊师陈景韩;还有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者、共产党员纪子瑞、田位东、郭子化等。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地位各异，但他们都是控制局势，稳定大局的决策人物。以上各类人物汇集在枣庄，就形成了多种思想、多种风格、多元文化的格局,也正是因为这多层次、多种关系，更为丰富和美化枣庄添上了一笔重彩。二积极购买国外的机械设备和引进先进技术，开启了枣庄人的开放意识。中兴矿局虽是封建地方势力开办的，虽然思想守旧、墨守成规，但它迈出了使用了机器排水的第一步。中兴公司在创建初期，高瞻远瞩地修铁路、建大井、自建发电厂、试用先进机器，开创了近代工业机械生产的大好局面。大规模的生产环境、机器采煤和运输的所产生的效益，坚定了枣庄人走出去、引进来的开放思想。随着国内工业的快速发展，煤炭需求量的大增，中兴公司毅然封闭百座小井，集中大井生产，在中国首先使用了无极绳循环索、簸运机运输，在薄煤层使用电动刈煤机，在旧中国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另外，又购进了外国先进的机械设备，在第二大井安装了德国最先进的电动提升机和排水机器，改变了采煤方法，全矿上下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更新改造，使枣庄煤矿实现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中兴公司以煤炭质量和合理的价格，用诚信挤身于世界煤炭大市场。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进一步充实了枣庄的地域文化，形成了“多种文化元素”汇集交融的格局。
三煤炭生产的大发展，吸引了江、浙、沪、院等“南方人”来枣庄投资发展。他们头脑灵活，有资金、有技术。而枣庄采煤使用的是机器生产，各种机械设备需要大量有技术的人才，要有先进的施工管理队伍。加之在明朝大移民时，北方的回族人沿运河南下，在枣庄安家落户较多。产业工人、当地的居民都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信仰多种、文化南北交融的地方文化特征，营造了以煤炭生产、运输、经营、代销、生活服务为中心的独特的商贸文化。加上自然地理位置的优势，配合煤炭机器大生产的发展，形成了具有有认同性和归属性的文化体系。其文化特质是——创新、进取和开放。
中兴公司大事记12世纪中期煤田的露头煤被当地人民发现开采。
13世纪中叶小煤窑成群，形成“磨塘山欲尽，煤井地皆空”的繁荣景象。
1897 年张莲芬受命来枣庄。察勘后请求复开煤业。
1898 年批准复开，命贾起胜、张莲芬遵办。
与德摧琳达成合办协议。
矿师邝荣光(华)、富里克(德)到枣庄。
1899 年商办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张莲芬为华总办。
1900 年排水出煤,对三合庄以北勘探。1902年德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称比利时人到枣庄察勘，欲购买煤矿，影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张莲芬受命据实陈述，驳回德使照会。
1904年在山家林购矿地715亩，在陶庄购324亩。
1906 年筹建台枣铁路，朱钟琪绘制矿建地图。
1907 年向德商礼合洋行借款。
1%8年注销“华德”字样，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改为总经理制。
1910 年第一大井开工兴建。
1911 年改选董事会长，周学渊为会长。
改为经理制。
1912 年与津浦路局签订运煤互惠合同。
台枣路建成，请求建临枣支线。
1913 年中兴电厂发电，第一大井建成。聘德国工程师高夫曼为总矿师。
设立中兴总公司。
董事会办事机构迁来枣庄。
1914 年临枣支线竣工与台枣铁路接轨。
1915 年第一大井透水，瓦斯爆炸死亡499人。伤200余人。高夫曼辞职。
南井西大巷透水事故中死亡10人。
1916 年张莲芬病故。徐世昌任董事长,（朱启钤代理)。
丁文江来枣顾问。
1917 年美国矿业部长宾福士偕同约翰生来枣庄考察。
与美国纽约东方矿务公司签订合同，在山家林、邹坞一带勘探。
1918 年与曰本订立打钻合同。
设立临时诊所。
1919 年建面粉厂、榨油厂。
发生井下透水事故死亡73人。
建成枣庄中心街。1921 年第—大井兴建。
1922 年建立农场、林场及水泥厂。
1923 年经理戴绪万病故，胡希林代经理。
关镜潭出任总经理。
十二窑透水事故死亡114人，第一大井透水事故死亡72人。中兴公司办公楼建成。
成立中兴小学。
建立护矿队。
鞠仁医院竣工。
1924 年第二大井投产。建陶庄分矿。
山家林矿关闭。
1925 年陶庄分矿关闭。
1926 年中共山东省执委派纪子瑞来建立党组织。
1927 年桂系文鸿恩部进占枣庄。
成立劳工会，成立职工联合会。
1928 年中兴煤矿停产，成立失业工会。张福林被捕，外工会被迫解散。
国民党军队进驻枣庄。
蒋介石下令没收中兴公司。后发还矿权。
中兴公司董事会迁上海,推朱桂辛为董事长。
1929 年矿井恢复生产，改为8小时工作制。
增设惠工处。
1930 年台儿庄分厂工人罢工遭镇压。
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及图书馆。
中共山东省和苏行委委派田位东、郑乃序来枣庄从事工运工作。
成立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工会。
1931 年工人代表南京请愿，控告公司破坏劳资协议。
成立中共枣庄特支(矿区特委），田位东为书记。
议筹增开第三大井。
1932 年矿工大罢工，田位东被捕。郑乃序被叛徒出卖被捕。中共徐州特委派郭子化来枣恢复党组织。
1933 年成立中共枣庄煤矿党支部。
建立矿区临时工委，郭子化任书记。
成立矿区党委，郭子化、王明增先后任书记。兴建台赵铁路。第三大井投产。
1934 年惠工村宿舍竣工。工人浴池、工人俱乐部建成。筹议组织. 员工合作社。
1935 年创办上海和兴钢铁厂、永兴炼焦厂。
台赵路通车。
矿区居住区成立中共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
1936 年向曰本和东南亚出口煤炭达28万吨。
1937 年叶揆初任董事长。钱新之任总经理。黎重光任主席委员。成立中兴轮船公司。中兴公司停产解散人员。
向后方折运机器，驻矿委员会迁汉口。
中兴中学成立枣庄抗日宣传队，张洪仪任队长。
编印《抗敌报》。
1938 年矿工组织慰问团到官桥、临城慰问抗日将士。
连云港沉船堵港。
在汉口召开董事会,决议“一致主张抗日，决不与日伪,作'3月18日，曰军侵入枣矿。大桥小太郎为矿长。
华北临时伪政府实业部电令中兴填表登记，遭拒绝。
连云港码头及分厂被日军占领。1946年人民解放军攻占枣庄,包围了矿区。
国、共签订“停战”协议。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张福林为主任，建立煤矿工会。
成立枣庄矿务局准备恢复生产。
我军撤离枣庄，国民党26师、51师进占枣庄。
(摘自枣庄矿务局档案处资料)
1915年《调查中兴煤矿的报告》中，论述该矿煤田之丰富，煤质之精美,为中国所仅见，为中外矿学专家所赞美。该公司矿区约79平方公里，储煤.4亿吨，煤质之佳为中国巨擘，非开滦、萍乡各矿所能比。煤以供轮船、火车、制造厂等用，较抚顺、开滦、萍乡、井陉、六河沟之煤更为合宜，其焦炭用以化铁亦为中国第一。
1898年，中兴矿局倒闭后，南北财团为账目和资产问题闹起了纠纷。峄县地方封建势力原来就不愿别人来枣开矿侵犯了他们的利益，打井掘地切断了他们的风脉。峄县县令赓勋就以“深恐滋事”、“机器件数颇多价以甚贵，地方保管困难;矿局所占地基，撤局后没付租金;矿局甫经道饬停止，岂可再听绅民接开”等项理由，请求北洋大臣饬令矿局移去机器，拆毁局房，将机器归还原主。1897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王文韶“札饬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查明峄县枣庄煤窑之机器应否迁移”。这时，山东形势发生了变化。是年11月，德国帝国主义对物产富饶的山东早就垂涎。以“巨野教案”为借口，焊然派出了侵略军强占了胶州湾。1898年，它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山东煤矿章程》等，将山东划归它的势力范围，并取得胶济、胶沂济(后未筑)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沿线15公里以内的矿山开采权。德帝国主义并未就此满足，它得陇望蜀,又企图染指储量丰富质佳的枣庄煤田。仅1898年，它就先后四次指派德商到枣庄矿区勘察，并商购煤田，均被当地士绅金铭、李朝相(二人均系原中兴矿局股东，系峄县八大家成员)等人拒绝。
这一形势的变化，也引起了清政府部分人的关注。李鸿章在《胶澳条约》签订后驻节济南时，就曾传檄峄县知县，以“邑境矿质甚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峄县知县“承檄惶恐，乃登请父老于庭，谋所以开办者，卒以工巨、弗不给而止”。金铭、李朝相等人虽然当时以“无人卖地”为由拒绝了德国人，但恐日久,不肖之徒为其所诱，于是把这一情况电告了原矿局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直隶候补道张莲芬。
当时，以张莲芬为首的部分原中兴矿局的股东，眼看山东登、莱、济、沂、泰五府矿产都被德人夺去，担心枣庄煤田再为德人所侵占，加上要各地办企业赢利的刺激，所以他们一再禀告北洋大臣和山东巡抚要求招添股本继续开采枣庄煤田。接到金铭、李朝相等人的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他们便连夜赶到天津会馆进行紧急筹商，议决由开滦矿局的大股东、直隶全省矿务督办张翼出面，并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既系该矿原集股东之人，又于光绪八年至光绪九年间便往枣庄看情形，一切熟悉”为由，禀告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建议札委张莲芬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勘查。
1899年1月7日，张莲芬奉裕禄的札委，次日即带矿师邝荣光及德国矿师克礼柯由天津赴行。经过华、德矿师对旧矿 “逐细勘量”，发现枣庄煤田储量丰富，较之河北省开平九槽煤更觉得质佳块多，煤平易取。张莲芬先后和张翼、金铭、李朝相等人，多次进行筹商，在基本达成复开煤矿的协议之后，张莲芬便复奏直隶总督裕禄:“查此项煤矿将已成之基，岂可叹资本不足致成弃置，殊为可惜……”现与开澡矿局张道翼反复商量，彼此意见相同。张道翼矿务熟悉，办法颇多，他在奏折中还提议“拟将此项机器全数交与该道.，议定价值，仍作旧股(计银20万两)，复经该道续人股本银20万两”，“张道翼投资40万两”，“峄绅王曰智、梁振铎……皆愿入股，共投资银120万两”。同时，张莲芬考虑到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债”，借以联络，以杜争夺，而且还能解决资金不足和缺乏技术人员的困难。张莲芬、张翼在天津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摧琳筹商，达成中德合办协议，将公司定名为“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拟招集哚本洋200万元，华股六成，德股四成。但是公司对洋人的权利极力加以限制。规定洋总办 “许其稽核钱银出入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洋职员也只能与华职员一样，在张莲芬督促下工作。
张莲芬1899年2月20日，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正式成立。总矿设在枣庄，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朱采任督办，方有谷、戴绪万任协理,韩兰根任矿师。开始了矿井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中兴公司开办后，在三合庄矿地上进行小型的抽水和挖井工作。除了利用原矿局留下的机器局房等,还添租了矿地，招雇技术工人，收购了旧投东金缄三等开挖小窑所置的厂地、机件和存煤等生产资料。工作进度非常缓慢，年终没有出煤。1900年开始出煤后，一方面由于扩大经营，另一方面，由于1900年和1901两年的生产和销售量，总值仅17万余元。再加新投资难集，中兴公司只能通过临时拉借等办法进行营业活动。这种拮据的经营状况到1902年才得以好转。经过1899〜1902年的3年经营，中兴公司添购了机器，增开了小井，增雇了大量的矿工，而且在运销上建设了运河沿线的分销机构台庄分局、杨闸分局和码头分局，有了销路的据点，使销售量增加到 S万余吨。1902年公司赢利达10万元以上，出现了一个“大有起色”的局面。
1903年，张连芬为了巩固公司经营业，不致因支付股息而大受影响，便将过去3年的股息，作为加成30%的股金留作公司资金。为了巩固少数官僚在公司的特权统治地位，又给张翼、德璀琳、戴绪万、方有谷、蒋廷桢和他自己，共送“创办酬劳” 投金10万余元。于是，中兴公司的资金便由开办后的10余万元增加到30余万元。自此，中兴公司的经营虽然仍有不少的困难，但基本情况是能够继续开挖小井，添购机器，增雇矿工r购造运煤船只，增设推销机构等等。至1906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仅积存的木料、牛皮、豆油、麻、钢丝、煤、焦等等，就价值70余万元，比刚建立时的生产设备总值10余万元增加了好几倍。
中兴公司由于有了这样的资产基础，不仅能够使它经住了1906年峄县境内所遭遇的几十年来未有过的大水患，而且在大水患之后还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如1907年产煤10万余吨，获得4万余元，这些都是空前的。在建设方面，中兴公司力图建筑的台(儿庄)——車(庄)运煤铁路，也开始动工，这是中兴公司运销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加上当年大赢利的直接激励，中兴公司的股金便顺利地由40多万元一跃而增加到100万余元，新招的股金等于原有股金的118%以上。因为华股资金实力的壮大，中兴公司挂名已久的“华德”合办的字样，也在1908年呈请农工商部“注销”了，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一座完全由华商独资经营的颇著成效的矿业佼佼者。 _ .中兴公司为了适应铁路建成后大大增加的运销能力，追逐1913年建成第一大井更大的利润，便将1909年已经开始的大井建设工程加速进行。在大井建设工程中，也由于中兴资本家和交通、铁路、银行界的官僚财团们的关系而得到津浦路的担保，向交通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获得了200余万元的借款，解决了建设资金的困难。1911年同保商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后不久，即遇辛亥革命爆发，战火四起，土匪乘机抢劫，交通堵塞，商贩裹足不前。1912年 (民国元年），中兴公司所注意的不是扩展生产而是自动减产，尤其注意增加矿警，用以保护资产少受损失，因此，额外开支增加，营业收人减少。1911和1912年共亏损20余万元。
中兴公司由于1912年台枣铁路、津浦铁路、临車支路的通车，以及1913年第一大井的建成，走上了近代化的机器采煤和铁路运销的阶段。其经营活动也进入了较繁荣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井出煤1吨，平均工价仅需5角，但小井出煤1吨，平均工价需8角以上。按大井出煤最初两年平均月产1万吨计算，中兴由于降低出井工本所得到的收入，每年便增加了3.6万元以上。
第二，台枣铁路未修成以前，由枣庄至台庄的运费平均每吨需4元以上，台枣路通车后，每吨只需1元。津浦路通车后，中兴公司的运销，可由运河沿岸各地转移到津浦路沿线各地，因而使台枣路的运煤量相对减少，但平均每年按10万吨计算，中兴公司由铁路运输代替畜力和人力运输所获得的利益，每年亦可达30万元以上。
第三，津浦路通车后，中兴公司所产的煤炭进入了一个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新市场。而且由于中兴公司大股东朱桂辛 (启钤)、朱曜、徐世章等都是津浦路的督办和路局的掌权者，所以他们不但在津浦路建筑时假公济私，为中兴公司的运煤需要赶建了临枣支路，而且在津浦路通车以后，又为满足中兴公司开展竞销和追逐利润的要求，1912年6月20日签订了一个“运煤合同”。这一合同规定:中兴公司以较低价格供给津浦铁路所需要的用煤，津浦铁路则以较低廉的价格承运中兴公司外销的煤。表面上说“订此合同以表互相协助之意”,其实这一合同对中兴特别有利。按该合同规定，中兴公司卖给津浦路的煤价，1912年原煤平均每吨约4.75元，同原价6.2元相比降低了23.6%，津浦路承运中兴公司煤炭的运价，各地都比原价降低3%以上，其中特别_规定浦口“因有洋煤抵制，售价必廉，运价必须从减”，所以每吨运价平均为2.19元，大约降低了50%，而浦口分厂正是中兴公司所有分销处中销煤最多的一个。虽然津浦路的的用煤逐年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中兴公司生产和运销增长的比率，因此，这一合同是对中兴公司特别有利的契约。凡是津浦路运输畅通的年代，都是中兴公司营业繁荣的年代。中兴资本家不止一次地承认“该路之荣枯，实为公司盛衰之关键，’。
1913年到1914年两年间，生产和运销平均都比1912年增加了1倍以上，过去难于外运的存煤迅速地减少了，股金由170余万元增加到210余万元，两年的利润总额达41万余元。随着中兴公司营业的发展，公司的资产设备也扩大了。仅以新建的台枣铁路和大井两项资产计算，到1914年底,台枣铁路资产价值共计2136余万元，大井资产价值共计1435万余元，这两项合计已占股东210余万元的170%以上，加上其他资产，为数更为可观。
中兴公司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公司的资产虽然迅速增加,但负债也很大。至1914年，欠款共达30828万余元。1915年2月1日大井发生惨重的灾变，由于修复工程费的额外开支，大井停产数月的损失和给死难矿工家属发抚恤费等原因，这一年营业亏损了10余万元。
运河码头呑销煤炭振兴了矿业中兴公司建矿初期，煤炭的运输一是人推马拉，二是从运河内漕运到镇江、销售于长江中下游，北上至济宁，济南等地。从1902年起，首先在台儿庄运河北岸(现车站街），建筑了煤炭专用码头，规模较小，利用自然坡岸停泊船只，装煤卸物，年吞吐量6万吨。经过十年的发展壮大，码头年出口量达80万吨，装卸工人达160余人。1906年，中兴公司初具规模，日产煤炭300多吨，曰产焦30吨，年获利14万元。张莲芬上报清朝廷，积极建筑台枣运煤铁路专用线，充分利用运河方便条件，积极筹建码头和分销厂，先后在台儿庄、扬闸、马头镇、济宁等修建码头，在韩庄、镇江、浦口等地建煤炭分销厂(栈)。增开小井，购买大货船，建造船厂。先后购进运煤大船、槽船共72只，约有3000个吨位，最大船载重80吨，小者也可载重30吨。另外，还有民用木船，种类繁多，载重不超过50吨。在此基础上，逐年扩建,增加煤栈码头，共计3〇余处。通过运河使中兴公司的煤、焦进入北起济南、南至浦口的千里范围的广阔大市场。又经长江通道把煤焦市场扩大，占领了浙江地带，进而使中兴公司的煤炭很快扩展到上海、广东、日本、吕宋、东南亚等地。并因质优价廉,煤焦一路畅销，成为旧中国惟一能与日本、英国等国煤炭相竞争的煤矿，名声大振。1931年《中国矿业报告》记载:“能与外煤相竞争者，唯山东峄县中兴公司。”中兴公司为充分利用运河，在销售管理上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在沿运河两岸和长江中下游，设立了分销厂、煤栈。建立了运销管理机构，设置煤务处、大镑处，负责煤、焦的储存、装运、销售，各负其责，在销售管理上，对售煤的数量、质量和价格严格管理。外运煤炭由警察押送，严防短缺丢失，各分销厂、代销厂，一律用标准磅称计量，划定等级。中兴公司明文规定，凡销售厂栈和分厂，不准掺销其他煤炭，以保中兴声誉。
在销售的方法上有自销、分销和代销三种方式。当时在峄县境内就有商贾10多家，经运河沿岸售往各地。煤焦的价格统一由中兴公司规定，需要调价时，各分厂栈必须事先提出议价报总公司核准后，方可变动。如自行调价，不论任何情况，一经发现，均解除代销合同。中兴公司对销售制订了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以品质优良价格合理取得信誉，这是中兴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山东省第一条商建铁路------台枣铁路台(儿庄)枣(庄)铁路，是中兴煤矿公司建筑的一条运煤专用铁路，它的建筑经历了一番周折。
1899年，中兴煤矿公司成立。公司虽在奏请接办煤矿之折内，陈明修筑台枣铁路，但因资金所限，并未实施。随着一座座小煤窑的兴起，产量日益增多，因运输落后造成的产销矛盾日趋明显，除就地销售少部分外,批量的销售均由人力和畜力车运至台儿庄，再行装船运往各地。这样不仅大量积压资金，影响资金周转，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妨碍了扩大再生产。
1906年，中兴煤矿公司越发感到，要想建设大井，扩大生产，就必须兴建台枣铁路。中兴煤矿公司创办人张莲芬给公司股东写信申明:“自矿至台儿庄，运煤铁路一日无款购造，即一曰不能扩充大筑，且不能称为完全之矿，与外人抗衡争利……，尚希诸股东或认添新股，或转代招集，发期众擎易举，克奏全功，永享利益。”此信发出，号召力很大，股东们大都行动起来，积极筹招股金，共集资白银40余万两。随后，聘请工程师张炳更，测量路线，由起点至终点，计长42公里。
1908年，中兴煤矿公司奏请清政府邮传部批准，正式开工兴筑。固购置土地受阻，建造工程停滞一年。开工后又因铁路原定之路线需从峄县东关经过，遭当地的乡绅反对和阻挠，迫不得已，绕道南关。这样，多筑了50米铁桥1座、10米铁桥2座，大弯道1段。由于种种因素，这条煤炭运输的大动脉，直至1912年1月才竣工通车。1914年，津浦干线上的临（城）枣 (庄)支线铁路建成，与台枣铁路接轨。台枣铁路虽是专为中兴公司运煤而设，但为便利地方百姓，亦兼营客运。然而客车上的各种设备均甚简陋。1935年,陇海干线的台(儿庄)赵(墩) 支线筑成，又与台枣铁路接轨。接轨的双方经过协商决定:于枣庄、运河(现江苏邳县驻地)间，每日对开列车各2次，办理客货联运。但因东与陇海路相接，西与津浦路相联，这就出现了诸多支线设备与大铁路设备有所不同的问题。为了行车划一，不因设备不同而影响大局，中兴公司对原有的设备，严格地进行了全面检查。对于弱项、缺项逐项落实，该改进的改进，该增补的增补，如沿线桥梁之加固，电报路签之添设，泥沟车站之恢复等，台儿庄车站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建。这些大小项目完工之后，经检查验收，台枣铁路在规格质量上,均能与国有大铁路相媲美。
中兴公司机车从台(儿庄)枣(庄)铁路建筑始，至1935年于陇海干线接轨，期间共耗资约170万元，正线平均计算，每公里建筑费约4万元。除此之外，于枣庄矿厂所在地方各大井间，均筑有联络岔道及存车岔道，专备装煤过磅之用。此项岔道，原并不多，自添建煤务站及二号大井建成后，专用岔道才逐渐扩大,故现有矿厂岔道也已有20公里。
台儿庄火车站台枣铁路建成通车之后，中兴公司即设立专门管理机构, 开始了运营。在台枣铁路建筑时，即设置了台枣铁路工程处，设工程师1人管理工程，稽查1人管理运输。在行政方面，则由驻矿经理处负责。1930年驻矿经理处改组为驻矿办理委员会,遂将台枣铁路工程处，改为管理处，全路一切事宜，均归台枣铁路工程师管辖。并依照国有各组织系统计分总务、工务、事务、机关、会计各股。至于附设之矿厂岔道，则另有岔道监工及矿厂调车员各i人办理。
台枣铁路的建成，为中兴公司煤运增添了活力。该路的客运，是兼营性质的，为数寥寥无几。仅就本路主要业务煤运而言，比过去人力和畜力运输，其速度大大加快了，但运至台儿庄即成终点，所以运量也不多。因而这条铁路的运输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至1935年3月1日，与陇海干线上的台赵支路联轨，陇海路之车辆可直达台枣铁路。从其运费来看，台枣铁路未修成前，由枣至台每吨需4元左右，通车后每吨只需1元，就此一项，中兴公司获得的利润可达30万元之巨。1936年运输畅通顺利，全年运煤50万吨左右。
张莲芬竭尽全力修筑台枣庄铁路，实在是雄才大略、智慧超群的难得的人才。在当时全国总共修建铁路364公里(《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兴公司董事会，在既无“官本”，又无外资，完全由国人自己投资的情况下，敢于呈请修建一条50公里长的运煤铁路专用线，实为大手笔。
1915年大透水1899年,清直隶候补道张莲芬在中兴矿局的基础上，集股创办了中兴煤矿公司。
1913年，台枣铁路通车以后，配有近代新式设备的一号大井正式建成投产。但由于资金短绌，新大井是由原土井扩建而成,工程质量低劣，井下安全设施很差，这都为事故埋下了隐患。开滦煤矿测绘技术人员陈惟士等人关于调查中兴公司矿情的报告书说:“该矿自新式大井投产以后，表面规模日见宏大，内中缺点尚多，管理不得其法。”“井下工作，首推测量绘图，谋定后动，约期工竣，一则可以防危险，再则可以省工料。而该矿于测量一事，尚未注意。洋矿司(师)虽专管大井，测量绘图亦未讲求，即已做成之工程，竟无详图可考。”而且“该矿一道行以上之煤，大半由小井以土法取出，所余者不及半数，其隙处积水必多，势须按照详图，预为防备，方可采取。附呈代拟该矿之井下工作图，系就详矿师之大井工作略图，及布积臣管理之各小井工作象形草图合而绘成，不过略具形式而已。缘大井之工作图，尺数不尽可靠，且无深数度数。原小井草图，乃用铅笔随便记载者，尚未用测量器考校方向，度数、深数均付阙如。”上述说明生产指挥者，对煤田古井多的复杂情况，胸中无数。对于矿区周围的河水道路、古井深浅一无所知。德人总矿师高夫曼原系五金矿师，没有煤矿开采经验，这都为后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故埋下了隐患。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事故规模随之更加惨重。民国四年(1915年)2月1日早晨，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透水。
新建大井的西北部，旧有两口废弃多年的土井，井内积水甚多，工人在北面石门处工作时，发现煤壁有水珠渗出，因恐有水患，便向矿上报告，德籍矿师高夫曼亲往查看，但是由于他对煤矿作业没有经验，再加上平时缺乏必要的勘测。因此，无法判断那两口斜井延深的确切位置，只好命人在渗水附近修筑防水闸门两道，以防不测，便没有再深细地研究对策。1月31日夜班，当与北石门相距60米的新煤东大巷正峒的工人正在进资本家以滋闹罪名，函请县府派兵弹压2月1日早晨5点至6点钟，老峒内积水混着煤气(瓦斯) .突然爆发，冲墙倒壁，异常汹涌，随流涌至煤末约2700吨，700尺大巷东西之路每边塞满约500尺，瓦斯在大巷内又与灯光相触，轰然爆炸，声若雷鸣，并且引起了熊熊大火。整个巷道浓烟滚滚，井口更是旧木、铁车、煤末冲塞，几乎将大井圈平。罐笼不能升降，水泵亦被淹没，当时在井下工作的矿工有673名，因为事起仓促，只逃出12人,其余全部被阻隔井内。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毫无主意。至于他先前所筑的两道防水闸门，因为小又不坚固，早就被水冲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有的工人建议，用公鸡两个放在筐内，投入井下去行工作时，忽觉有水自正面顶上流出，便赶紧向高夫曼报告。不料这位洋矿师有恃无恐，且说“不必惊慌”，仍令矿工继续往前工作。测验煤气。约两个小时后提出地面，公鸡安然无恙。始知井下风路已通，无大妨碍。但人心惶惶，受难家属更是牵挂亲人，全矿一片泣声、叫声，悲情令人目不忍睹。
矿难后的第三天，水势稍退，矿上派人到大井修理罐笼时，听到有人在井下呼救,于是便立即报告了公司协理戴绪万，在他主持下，井上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下井抢救遇难工友。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才将塞满煤末、石块、木棒、铁车的大行挖开一条通道，215名矿工幸免于难。
矿难发生时，中兴公司经理张莲芬、董事长周学渊都在北京，二人接电后，连夜返枣。矿难发生后的一切事宜，都由协理戴绪万主持。
当时，他最担心的就是工人家属和当地群众会因此引起反抗和骚动。事故发生后，他就立即通过台枣运煤铁路派车去请峄县知县派当地驻军营长陈孝营等带兵前来，“稳定秩序，弹压地方”。当受难家属与群众数千人闻讯赶到时，他们已做好一幸存者徐凤恩切准备，护矿队、县大队和防营也在围墙四周和其他要害地点布满岗哨，并且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软硬兼施,稳住局面。一面用武力开枪驱散围观的群众;一面由知县出面,“传集各家属取具切结”、当众按名放给京钱200千文,其经救出者，每人发给100千文。已经认出的尸体，也由其家属认领棺殓埋葬，这样才把群众的的怒火暂时平息下去。
据统计，这次矿难夺去499名工人的宝贵生命，公司耗资1〇〇万余元，中兴公司创办人、经理张莲芬因此忧虑成疾于1916年病故。
•白骨塔与大坟子据现存的甘泉寺碑文记载，公元1308年就有人在麥庄掘窑挖煤，到明代民间开采已成规模。当时工具简陋，生产方法简单，初为单井挖取，人背煤筐上下，极为原始。在几百年的原始生产中成千上万的工人死于井中，如果说上海日本纱厂每个纱徒上附着一个包身工的冤魂，那么枣庄当时的每筐煤炭当系着一个矿工的尸体。
1899年，张莲芬创办中兴煤矿公司。扩大了生产规模，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改变了过去用土法开采小煤窑的原始生产方式,1909年9月，中兴公司在原旧井的基础上扩建大井。在旧井中挖出了一些骨骸。白骨累累放在何处？1911年中兴公司出资把散在各处的骨骸收捡起来，合葬在现在矿务局南的煤城路边，修了一座高6米的6角形青砖塔，并有碑文记其事，白骨塔建成以后，中兴公司的经理戴理庵逢年过节还常来塔前烧香烧纸以祭亡魂。
白骨塔现在白骨塔已经维新，塔旁修了公园。每当人们茶余饭后来白骨塔公园散步时，或是匆匆忙忙上班路过白骨塔时，它总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1884年，戴睿藻接任中兴矿局总办。除购买了4部机器外，在开采方法和生产技术上并没有多大改进。再加枣庄地区采煤历史悠久，废弃的古井很多，井中多存有大量的积水，矿局当时没有探测存水的仪器，没有抽水的机器，更没有防范井患的措施。1893年6月24日早班工人在半截筒子小窑采煤时，与老井打透,古井的积水汹涌窜入，其声如雷，其势如兽。当时在井下挖煤的工人闻声乱成一团，拼命向井口挤，抢抓拉煤的绳子，向上挣扎。人多拥挤，4股拉煤的绳子坠断2根,100多矿工丧命于矿井中。后来，人们为纪念这次死难的矿工，便把这座小窑*了起来，在上面修了一座坟墓，人们习惯称之为“大坟子'事故发生后，矿局总办戴睿藻因办理不善被撤职，改派峄矿转运委员陈德浚任经理。陈德浚因淞沪厘局差务，不克分身，又禀请委派候补道陈宝溶接办。1898年1月4曰，因矿局南北股东闹纠纷，山东巡抚通伤封禁矿井，至此中兴矿局倒闭。
朱桂辛临危受命中兴公司二次复兴天津股东会决议与资本扩充1915年南大井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99人死亡，矿井被淹。公司遭重创，经营急转直下，张莲芬忧极辞世。为“亟筹救急之法”，1916年11月，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董事会议，决议改组董事会，设总公司于天津,总矿设在枣庄，推选军政要人徐世昌为董事长，朱桂辛为代理董事长，戴绪万为驻矿经理。经公司“联络南北股东，增加资本”。在几年间股金扩充到750万元，营业兴旺、信誉大增，生产形势很快转好。为中兴公司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引进德国机器生产技术日臻完善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工业迅速发展，加之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中国煤炭进口量大减，引起了煤价飞涨。于是，中兴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决定扩充资金到500万元。为了利不外溢，公司决定新招股由内部按股摊添股票,并把以前购车辆的股票改为矿股。这样，到1921年公司的资金便成了500万元。1922年公司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决议扩充股本至1000万元，先招足750万元，新添股本很快招齐。此前的1919年，改组董事会，黎元洪共投资75方元，被推选为董事长，吴炳湘为驻矿经理。黎元洪，湖北黄陂人，1894年去曰本学习，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当选为副总统，1916年6月任大总统。1919年被选为中兴公司董事长，连任4届(每届3年），1928年元月病故，其子黎绍基补为董事。
中兴公司有了雄厚的资金，便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1917年起，先后在枣庄周围和邹坞等地，进行新的地质勘探，确定了第二大井的井口位置。紧接便大力整理旧井,增建新井。1924年建成了第二大井，并增开了山家林、陶庄、汤庄、佟楼、韩家岭等小井多处。这时中兴公司大胆向德国慎昌洋行、西门子公司订购新式机械设备，在国内外各五金行探价购买钢铁器材，还在洛口设厂收购木材。
在发展生产中，由于公司注重发挥小井投资少、收益快的作用，从快获取了利润，为开凿大井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加之公司积极改进技术装备，重视罗致人才，大胆使用技术专家，从而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至1925年公司已有两座大井、3个分矿(山家林、陶庄、舜耕山）、140座小井、近百座炼焦池、20多处分销厂，年产煤炭82万吨，炼焦1.6万吨。此时，中兴公司已跃居全国第三大煤矿。
中兴公司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根基虽已稳固，但1925年至1927年期间，国内先后爆发了新旧军阀战争，中兴公司的分销点都设在铁路沿线和运河两岸，煤炭运销主要靠津浦铁路和运河。由于战乱不断在江苏、河南、山东一带发生，铁路和运河主要运送军事物资，公司的煤炭运销陷于停滞状态。煤炭产量下降，销量大减，库存煤过多。再加上新旧军阀加重税收、敲诈勒索，造成公司连年亏损，1926年至1928年共损失400余万元。公司元气大伤，债台高筑，“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中”。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重占枣庄，因中兴公司拖欠1〇〇万元的军饷，无力支付，蒋介石即下令成立整理“中兴煤矿委员会”，没收矿权，登报招商出售公司30万吨存煤，合洋300万元。公司无奈，被迫认购100万元的二五战地债券，并请求有关财团及各方面从中通融，方才了结，发还矿权。其主要原因，是中兴公司业务周转资金依靠上海金融界的支援，其大部分股票皆因贷款抵押于上海各银行，该矿债券亦皆由上海各银行代理发行，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很深，相依相存。但此时的中兴公司已濒临破产。
矿权归还后，中兴公司就积极谋求恢复生产，疏通运输。1929年8月，在有关银行财团的支持下煤矿复工。但当时新旧军阀争战不止，造成商运受阻,公司不得不缩小生产，到1931年连续两年亏损130万元。
中兴公司的营业状况，是从1931年之后，才逐渐恢复好转起来的。由于它不断改善运输条件，充分发挥铁路和水路运销的作用，以销带产。同时，不断更新和扩充生产设备，封闭小井，开采大井，采用机械生产，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特别是台枣、临枣铁路接轨通车和第三大井建成投产后，中兴公司便进入了鼎盛时期。煤炭产量到1936年猛增到182万吨，利润达到446.2万元，至此，中兴公司已拥有3座大型矿井,3个分公司，10多个分厂，40多个分销煤厂(栈)及煤焦、电力、钢铁、水泥等多种产品，固定资产超过千万元。
通过运河运来大型机械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煤炭产量日益增加，运输和销售滞后成为当时主要障碍，造成大量的煤炭堆积存放，销不出去。不仅使难以筹集的资金造成积压，影响资金的周转，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妨碍着扩大再生产。修建台枣铁路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张莲芬一面向股东呼吁台枣铁路一曰不修通，中兴公司不能称完全之矿，无法与外人相抗。这造出了发展煤矿必先修路的舆论，得到了股东们的支持，很快筹招白银40万两。一方面汇总煤炭藏量和地质勘测资料,奏请清政府邮传部批准兴筑台枣铁路。另一方面同时开工建设的工程还有第一大井和发电厂。这三大工程同期上马建设，在落后的清朝末年，谈何容易。可中兴公司的董事会一班人，铺下身子与工人们共同奋斗,在这条运河上，把成千上万吨钢材和机器,用两年多的时间，硬是运到了台儿庄和枣庄安装运转，正常使用，完成了枣庄矿区天大的工程。从此，中兴公司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在短短的20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国第三大煤矿，就中华民族资本办矿，可数第一。
台儿庄闸口1906年，中兴公司从德国购买了台枣铁路所需用的钢轨、车辆、火车头、车皮等大批物资，随后又开始兴建第一大井和发电厂，急需添置机械设备和材料，从西门子公司购进提升设备、井架、煤楼、煤斗、煤车、水塔，紧接着发电厂需安装75HP蒸气机、53KVA三相交流发电机和720KVA弓丨擎发电机等大批零部件。这些千万吨钢铁远渡重洋，运到上海，苒从长江用大轮船运到镇江。这些庞然大物集中在运河里运往台儿庄和枣庄如同登天。张莲芬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运河的天然条件，购添了大船，修建了码头，召集民用木船，人抬马拉，打起了人海战术，对大的机器他们用蚂蚁啃骨头和推磨车的方法。在大锅炉等重物底下放上圆木棍、磨车，几个人转圈推，一步一步地蠕动，一天只前进几里多路。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总经理张莲芬吃住在运河上和路途上，与工人吃住在一起。朱桂辛回忆张莲芬艰苦创业时说:“ 在运河自造官舫货船，在运河上把中兴公司机器逆水上行十多天，到台儿庄，运河上游水浅,还要卸载过闸，另觅小船划载。几位老总为中兴公司的发展，不辞劳苦的奋斗精神，令人钦佩。”(1993年《枣庄市文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3页)。张莲芬为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费尽了心血，终于积劳成疾，加之1915年大透水，造成499名矿工遇难，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到1915年，中兴公司先后完成了台枣铁路竣工通车，第一大井(南井)发电厂建成投产，临枣铁路支线竣工，与台枣铁路接通。从此，中兴公司走上了机器采煤和铁路、水路运销的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运河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枣庄工人运动1915年大透水造成499人死亡，而资本家却叫峄县知事对聚集的群众实行弹压。中兴公司工人多次选代表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矿警队逮捕了工人领袖张福林、蒋福义等，1932年逮捕杀害了田位东、郑乃序等党组织的领导人。至今存在的大坟子、白骨塔,过去的乱尸岗、开封陵等，都是埋葬矿工的地方, 是工人悲惨遭遇的铁证。令发斗争和妒工队任的形成资本家和把头对广大矿工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激起了矿工们的强烈反抗。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发展，经营扩大，矿工人数逐渐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矿工总数达8500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产业工人大军。“外工”人数达4500人，而他们受的压迫和剥削最重，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最艰苦。他们不仅是煤炭生产的主力军，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先锋。
最早，工人的反抗是利用罢工、逃跑、破坏机器等各种形式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而由自发的个人行动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体怠工、睡觉、故意制造事故，破坏照明设备、造成井下停电、生产停顿。有时他们暗地甩把工头吊起来毒打一顿,搞得把头害怕工人。
起初，这些反抗斗争还是单独的、零星的，后来逐渐发展为有组织的行动，拜把兄弟结帮拉伙，同乡结成大集体，当一人受欺时，大家共同反抗。一次他们严惩把头，把灯打灭，有意在黑洞子里用大包屎尿打到监工的脸上，抹得他满脸臭屎。监工们欺压工人的行为有所收敛。
这些斗争是自发的，只能出出气、泄泄私愤，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只起了暂时保护工人兄弟的作用。
第一个光组奴和工会的诞生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革命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全国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纪子瑞1926年6月，中共山东省执委派纪子瑞来枣庄开展地下工作。纪子瑞又名纪济民，山东胶县人。1924年入党,他深入井下千小工,组织发动工人，启发工人的觉悟。他抓住工人认定自己命苦、不敢反抗的思想，教育工人穷富不是命注定，而是因为剥削的存在，要想不受穷，就得大家团结起来，跟资本家斗争。他以一支筷子易折断而一把筷子就折不断的道理教育工人要团结。‘纪子瑞结合全国形势，对工人进行时事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使工人认识到共产党是自己的党，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只有共产党才能纟产除穷根。经过宣传教育他争取到了部分有正义感、有活动能力的工人同志，形成了以机电处的张福林、梁棠等人为骨干的工人群体，活跃在机电处和机务处翻砂车间，并着手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到7月间，先后发展张福林、郭长清等10余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干事会。12月，建立了地下工会，选举7人组成工会委员会,张福林任主席，发展第一批会员50余人。工会的主要任务是：（1)广泛联系工人大众与资本家作斗争; (2)工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自己管理自己；（3)搞好宣传、组织活动等。当时，工会在工人心中威信极高，团结周围工人达数千人，曾出现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统治”、“拥护革命军”等标语，小型的罢工斗争接连不断。
张福林地下党抓住时机，公开成立“劳工会”，领导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工人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还开展了迎接北伐军的活动。工人奔走相告，一片欢腾。纪子瑞组织2000多工人在中兴办公大楼前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会上高呼“打倒军阀! ”“拥护北伐军!”纪子瑞、张福林都在会上讲了话,,工人代表梁棠愤怒地控诉了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强烈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增加工资、争取民主权利。
纪子瑞主持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决定召开全矿工人大会，控诉资本家的罪行;公开成立“劳工会”，正式向资本家提出 ±曾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十六条要求。
1926年6月28日晨，工人们浩浩荡荡走进会场，势高气昂，会场四周贴满了“打倒土豪!” “劳工神圣! ”“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标语。并通知驻矿经理胡希林接受工人的说理斗争。梁棠以血的事实，控诉了把头欺压剥削工人的罪行，声泪俱下，工人们流下了眼泪，泣不成声，会场上下口号不断，振臂高呼。胡希林低头认罪，这次斗争大长了工人们的志气，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第一次大異工劳工会成立后，分析了形势，具体研究开展斗争的各方面问题。选出了张福林、梁棠、程洪年等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以锅炉房拉汽笛20响为号，举行大罢工。29日上午，工人代表到大楼与胡希林谈判。胡希林迫于形势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资本家暗地里成立了“职工联合会”，与劳工会对抗，他们提出了16条，反对罢工，强调“遵循轨道”办事，又争得国民党程洪年政府的支持，对劳工会施加压力。劳工会顶住压力、坚持罢工。最后资本家答应工人的要求，提出《职工改良待遇办法》，给工人增加工资20%，井上实行8小时工作制、井下10小时，其他条件暂停兑现。
梁棠这次罢工斗争虽只获得部分胜利，但意义重大，使工人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增强了取得斗争胜利的信心。提高了觉悟，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中共本在特支领导的一九三二年七刀大異工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军阀混战、互相倾轧，地方势力割据、敲棒民财，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使商业萧条、农民破产、工人失业，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0年冬，中共山东临时省委与苏行委商定派田位东、郑乃序二人到枣庄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春，成立了中共枣庄特支，田、郑任正副书记。特支联络地点设在齐村邱焕文家里。当时的政治环境非常恶劣，经济极其困难。田、郑二位同志下井干外工，发动群众,启发工人觉悟，慎重地发展党组织。1932年夏，里工每人增加一个月的工资为红利，这引起了外工的强烈不满。
田位东党组织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研究了斗争方法，部署了具体行动方案。扩大宣传、广造舆论，“人人争红利、个个闹花红”的传单散遍全矿每个角落，从井口到井下，左左右右都是要“花红”，全矿组织了17个行动组，工人情绪昂扬，罢工一触即发。
7月16日，党组织在十里泉召开大会，布置全矿大罢工。上午8时，4〇00多工人参加了罢工大会。田位东在大会上深刻揭露中兴公司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罪行，提出了“取消包工制，里外工一律平等”的口号。大会一致通过了改善工人待遇的三个条件。工人们振臂高呼:“无产者联合起来! ”“里外工平等!”22曰，又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罢工大会。中兴资本家在国民党峄县政府和驻军的支持下，出动军队和矿警队镇压工人运动，高喊逮捕一个共产党员悬赏大洋500元。军警包围了会场，逮捕了田位东同志，同时有70余人被捕。
下午，郑乃序在齐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志。决定郑乃序暂时离开。预定24日早晨，在H筒碑交接工作。不料，工贼佟振江、孟广银出卖了党组织，逮捕了郑乃字同志。
田、郑二同志在敌人法庭上，义正词严，揭露了国民党反动贱的罪行;在监狱中，他们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2丰8月田位东、郑乃序二同志壮烈牺牲在济南千佛山下。在刑场上，他们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视死如归。
丰注矿区免委领导的“五一”大異工“七月大罢工”失败后，党和工会组织均遭到破坏。党的领导人被杀害，骨干分子.大批被逮捕，积极分子被解雇，一般工人也失去起码的人身自由。工贼特务监视工人的行动，军阀韩复榘派兵驻扎枣庄，矿警队制造恐怖，经常戒严、禁止集会，就连三两人在一起闲谈也当成嫌疑被跟踪盯梢，白色恐怖笼罩矿区。
1932年10月，徐州特委派郭子化同志,以行医作掩护，到枣庄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地下工作。他早出晚归，走遍矿区、行医治病。同时了解社会情况，做宣传教育工作，深得人们的爱戴，工作进展很顺利。第二年，在矿区建立了工人党支部，后建立了枣庄矿区临时工委，郭子化任书记。他制订了扩大地域、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单线联系、不许有横向工作关系、确保党的安全等措施。
郭子化前两次大罢工，燃起的复仇怒火还没有熄灭，工人生活仍痛苦不堪，资本家的剥削更加残酷。郭子化抓住关系到每个工人切身利益的分花红这一焦点，积极地开展工作。1933年春, 中兴公司分“花红”仍然是只分职员和里工，引起外工的不满，郭子化决定在“五一”节前后,领导外工闹“花红”。总结了上几次罢工的失败经验教训，采取了主动的办法，利用骨干积极分子，广泛宣传，树立信心，叫外工意识到自己出力最大、工作最苦、危险性最大，自己用血汗换来的“红利”反而得不到，鼓动工人坚决斗争,争得自己的那份红利。同时，争取中间力量，使里工和矿警队理解支持他们，利用黄色工会主持公道。在斗争策略上，让工人出面活动领导罢工。加上七月大罢工的仇还没有报，工人生活困苦不堪,革命要求迫切，民众情绪很高，枣庄第三次大罢工条件基本成熟。
1933年“五一”节，在中陈郝举行外工要“花红”的罢工斗争，选出53名代表，提出“里外工同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条件，会场一片欢腾。
中兴资本家探知罢工消息后，大摆酒宴，想用金钱收买工人代表，平息了事。代表们怒斥:“这些臭钱，只能收买那些赃官恶棍，用钱收买，这是对我们的侮辱!”阴谋被粉碎了，资本家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奔跑，疏通官府,一面暗地里买通了驻军和矿警队，全副武装包围了会场，驱散工人，以谈判为名把工人代表骗到俱乐部，逮捕了代表，押送济南。工人们听到消息后，愤怒至极，立即云集火车站,围住了火车头，要求放回代表。在工人拦截下，代表被转押到国民党峄县政府。工人坚决要求放回代表。在强大压力下，中兴公司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外工每人每月发给火炭半吨，作为福利，并释放全部代表，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是:第一，在政治上依靠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向工人进行了阶级教育、使工人认识到阶级剥削是工人受穷的根源，只有跟着共产党，团结起来坚决战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第二，在斗争策略上机动灵活，争取中间力量,利用各种矛盾，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在斗争方式上，接受过去的教训，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党的领导同志注意隐蔽，让工人代表公开活动;第三，在组织建设上，严格掌握党员发展的质量，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因此，党员在罢工斗争中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5角保了罢工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北伐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兴煤矿公司工人举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罢工，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经济斗争的形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中兴公司的成功之路中兴公司创办煤矿，经过了风风雨雨、艰难困苦的历程。在公司内部，它坚持由小到大、先土后洋,逐步实现近代化机械生产，产运销一条龙,走出了适应枣庄办矿的路子。冲破了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晓，疏通了新旧军阀的勒索，保持了民族气节, 抵御了帝国主义的觊觎。到1934年第三大井建成投产，中兴公司已成为一座布局合理、机械程度较高的大型煤矿，成为一个集煤、焦、电、钢铁、7JC泥和铁路、轮船运输等多种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是国人用自身资本经营的最大煤矿。正如《中国矿产》中所说，“完全归华商自办者东之中兴煤矿”，它是旧中国矿业领域颇有成效的佼佼者，走出了一条创办煤矿的成功之道。
(一）有一批资深干练、熟悉矿务、团结创业的企业家。中兴公司在用人上坚持“董事人选必须以股本多少为根据，选派经理和聘请技术人员时以人才为重”。中兴公司的奠基人张翼，先办开平，后督直隶，是当时有名的矿务大臣。第一任董事长、经理张莲芬“才识干练，娴于矿务，自信其志，外能结友排议，内可聚信同仁”。为了创办中兴煤矿,毅然辞去了山东盐运使的官职，专门从事煤矿企业。他坚持中西兼用，由土到洋，逐步变革，实现“增加产量，建设运输，努力推销，扩充煤栈四大目标”。协理戴绪万先生全力协助，积极用土法开采小井，把赢利的资金用来支持张莲芬引用机械设备，二人配合得很好。在招添股本、开小窑、建大井、修铁路、划矿界、定税银、排艰邊等方面都显示了远见卓识和开拓创业之精神。当时，矿山、铁路、发电厂、修理厂等处都急需先进设备器材,张莲芬不仅顶住了一些人的反对,决定从德国西门子引进设备，而且还把几万吨重的设备直接运回枣庄。那时德商要在上海或镇江等港口交货，津浦铁路尚未修好，张莲芬为此事在运河自造一艘官舫及十余艘货船，下水运煤至瓜州，回头接机器设备。逆水上行，将机器运至台儿庄，再用牛拉、马驮之法运到枣庄。一位股东回忆说: “运输问题不知费了多少劳力和血汗，才得成功”，“几位老总的奋斗精神，与工人同劳动共苦难是令人钦佩的”。1916年张莲芬病故，朱启钤被推为代理董事长，戴绪万被聘为驻矿经理。他们受命于危难之时,“久居峄矿，于窑尤习”，为中兴公司的复兴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张之后的几任董事长经理负责人如朱启钤、叶揆初和钱新之,都是当时财界的知名人士; 丁文红、朱言吾、张振翥等皆为经济、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些人在旧中国为发展我国的矿业做出了贡献。
(二）利用国内外资金，振兴中兴煤矿事业。中兴公司开始是向社会各方征集资本100万两，用以整理土窑、聘德国矿师高夫曼、普查煤炭藏量、计划开采程序和建筑铁路便利运输。此时，德国帝国主义已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张莲芬考虑到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洋债”，便在天津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筹商，中德合办，约定招集股本200万元，华股六成，德股四成◦“洋职员与华人一样，不得揽权掣肘”。六年后，煤矿初具规模，呈请农工商部注册立案。
1915年，第一大井发生大透水及火灾，张莲芬因忧致病逝世，各项事业亟待兴办与整理，由徐世昌出面联络南北人士增加资本力谋改善，增加股本380万元，1916年徐世昌当选为董事长。朱启钤时任代理董事长，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他对煤矿的发展颇多建树。增辟推销点，增开小井，建第二大井，设立翰仁医院，向德国西门子洋行借贷购置机械设备，得到交通银行信贷支援，又添股本500万元。
1919年，黎元洪任董事长，向社会扩充股本750万元，黎先后投资75万元，山东主政者田中玉、张宗昌、韩复榘等均为行伍出身，黎大总统主办煤矿，遇事加以照顾，其间上海各大银行都积极向中兴公司贷款达100万元。1928年6月，黎逝世后，推朱启钤兼任董事长，钱新之为总经理，总公司迁往上海。钱是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蒋介石的财政顾问，与蒋私交甚厚。此时，中兴公司发行债券200万元，台枣、台临、台赵与陇海铁路接通，筹建第三大井，大浦、运河建储煤厂，添设中兴中学，连云港码头建成后筹建该港储煤栈，购买运煤船10艘，运煤到上海、日本、香港等地。到1934年，中兴公司步入了正轨，进入了极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兴公司得到德国慎昌洋行、西门子洋行、瑞记洋行、礼和洋行和荷兰等外国洋行的借款和投资。
(三）走以小养大、先土后洋、逐步发展的路子。中兴公司创办之初，资金艰窘，困难重重。张莲芬虽然雄才大略,相信洋办法，力主用机械开采，但力不从心。他和戴绪万商定,先开小井，成本低而收效快，为大井筹备做经济后援，以小养大。戴搞小井，支援张莲芬施展建大井、用先进技术的大计划。两人配合默契，收效甚好。1912年第一大井建成后，发电厂、台枣铁路通车，中兴公司如虎添翼，效益很好。中兴公司准备打通欧美，派朱培元等技术人员出国考察,了解国外洋人的采矿之法。先后六个月，考察了法、意、奥、德、荷、比、美等10余个国家共30余座煤矿，40多个工厂，吸收先进的开矿技术和管理方法。回国后，中兴公司决定把100余座小井口（除留作通风和行人用外)全部封闭，集中两个大井生产，改进矿井及主要巷道，停用落后的柱房式和陷落式采煤方法,改用长壁式采煤方法，采用新式设备。1934年第三大井建成投产后，全矿日产达到7〇〇〇吨，实现了增加产量的目标。使中兴公司跻身于全国三大煤矿之列。
(四）唯才是举，用人不分国籍、地域。究其发展历史，中兴公司的成功因素之一，在于大胆启用勇于负责的科技人才。张莲芬受命来枣调查时，就带领当时中国有名的矿师邝荣光和德国矿师富里克，查定枣为“煤旺质佳”，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1.5公里，这决定了开采枣庄煤田的大前提。在给皇太后的奏折得到“朱批”后，招股本洋200万元，“华德中兴煤矿公司” 正式成立。此后聘请德国矿师高夫曼、唐山煤师李辅臣等开凿大井，聘请铁路工程师张梦清修建台枣铁路、德人劳森管电力等。1915年大透水之后，又从萍乡煤矿请来了资格最老、南京实业学堂矿业系的朱言吾任矿师，为了学习西欧先进采矿方法，派其到英、法、美等六国考察，公司聘朱为副经理兼总矿师，又聘归国留学的张梦卿为副经理。1928年又聘用德国矿师克礼柯。克礼柯大胆地进行生产管理和技术改造，封闭小井，集中一、二号大井生产，扩建三号大井。在运输上，工作面由人力拉筐改为簸煤机，大巷马拉车改为转索机，下山使用无极绳，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采煤方法上，由房柱式改为长壁式的同时，掘进使用探水法。在劳动管理上，改包工制为公包制。克礼柯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兴公司在危难中得以恢复和发展，产量、效率、成本等都创历史最高水平，成为中兴公司繁荣和昌盛时期，创下了年产量182万吨的最高记录。中兴公司所以能在危难中迅速得以复苏和发展，主要在于重用人才和大胆使用先进技术。
(五） 意识超前，大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由于中兴公司重视人才，唯才是举，委以重任，所以公司各项工作都呈现新的面貌。特别是矿井的设备及技术的更新改造，大大地促进了煤炭生产发展。煤矿开办之初，即购买外国较先进的排水机、提升机和一些动力设备，成为山东近代工业发端的三个基点之一。1918年之后，从美国购进运煤车皮1〇〇节;南北两井各主要巷道安装无极循环索，停用人力、畜力运输，在中国独一无二的使用了无极绳运输;从德国购买两部簸煤机在井下安装试用，成为全国第一家使用此机器的煤矿;在采煤工作中使用两台割煤机和两台电动刈煤机，在薄厚煤层中试用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当时的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改革，都大大促进了中兴公司的煤炭生产发展，十年中产量翻了一番。
(六） 产运销配套成龙，中兴公司走上辉煌。1906年，张莲芬就把修筑台枣铁路放到重要的位置。他给公司股东写信申明:“自矿至台庄运煤铁路一日无款购造，即一日不能扩充大筑,且不能称为完全之矿，与外人抗衡争利……”这封信号召力很大,很快集资白银4〇余万两,1912年1月竣工通车，计长42公里，两年后与临枣支线接轨，为煤矿运输增添了活力，后与陇海路台赵支线联轨，运至连云港，运往东南亚、上海等地。运量大增，运费极低，由原每吨4兀左右，降至1兀，此一■项公司可获利30万元。连云港码头是由荷兰治港公司以300万元承包，又投资75万元，建筑第二码头。两码头相距260米，航道长5公里，疏凌tR深6米，形成一个小港，可停靠4000吨轮船6艘。港湾配有起重机、装煤机、扬机、卸煤机、翻车机、仓库等，各种配套设备俱全。公司又投资150万元法币,成立中兴轮船公司(子公司)共有轮船7艘，拖、驳共12艘，总载重4万余吨。中兴公司产煤、运输、销售配套成龙。煤炭产出经台枣支线赵墩支线转入陇海铁路，直达连云港。比原运输缩短行程100公里,节省两天时间，车辆周转迅速，加之码头卸车装船全采用机械，加快了运销速度。加上北起天津、南到上海、沿京沪线路和大运河两岸，建码头，设分销厂，扩大销售。公司还把煤炭分为一二三等，以质论价，统一价格，规定不准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不准随行就市涨价。中兴煤炭以质优价格合理取得信誉而畅销，在中国惟有中兴公司煤炭可与外煤竞争的最佳声誉，是中兴煤矿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七）增加营业项目，开展多种经营。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兴公司在主要经营煤炭的同时，还开办了鼎中盐业公司，开兴煤业公司、中兴轮船公司。建立百余座焦池，自营铁路，除运煤外还兼营客货运输，电厂除自用外，向社会供电获利。同时还建有砖瓦厂、翻砂厂、铁工厂、机器厂、材料厂、水泥厂、炼铁厂、车辆修配厂、面粉厂、榨油厂等。还利用在枣庄、山家林购买的矿地建立了农场、林场、畜牧场。使中兴公司成为一个多种经营的综合实体。
中兴公司从1899年(光绪二十四年)张莲芬带工程技术人员抵枣勘查煤田，到1936年实现火车运输，机器采煤近代化生产，创下了年产煤炭182万吨，运销量达169万吨，盈利446.2万元的令人瞩目的成绩，步入了鼎盛时期。特别在清政府没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治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兴公司董事会，带领全体员工经过艰苦创业，战胜了重重困难，屡仆屡兴，最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座近代化大型矿井、3个分公司、5个厂、29个分销厂和连云港码头、医院、学校、农场等设施，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在前后共38年时间内，累计生产原煤总共1914.74万吨，盈利3114.36万元，资产超过千万，是中华民族资本经营的“惟一能与外煤竞争”的最大煤矿，在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兴董事会中兴煤矿公司创建以后，设置了办事机构，有效地组织了公司的生产与经营。 .中兴公司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股东会分为常会和临时会。常会每年举行一次。开会地点、日期、时间，由董事会议定。临时会是董事、监察人认为必要、或有股分总数二十分之一以上之股东开列会议事项及其开会理由时，股东会接到股东上述通知15日内，应即准备召集临时会。召集常会应于1个月以前、临时会应于15日以前公告或通知股东,并详述开会之宗旨及应议决之事项，以便股东在会上讨论和表决。
股东在看到公告或接到开会通知后，必须于会期5日前将股票送公司查验，领取入场券方可夜会。股东如因事不能莅会时，可以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表其出席，股东如缺乏独立法律行为能力时，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表出席。
股东会的职权主要是选举董事、监察人、修订章程、募集公司债、增减资本、议决扩充营业、添招新股、审议上年的财产目录资产负债表、营业报告书、损益计算书、纯益分配方案等重大问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每1股有1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其超过10股之股分，每2股有1表决权。并规定股东会非有股分总数过半数以上之股东出席才能开会，其议决事项以出席人表决权之过半才有效，如遇变更章程、或募集公司债、±曾减资本时，不仅要有代表股分总数过半数之股东出席，还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形成决议。
股东会的议程由董事会议定，每次开股东会时，由董事会临时公推一人为主席来主持会议。在会上投票表决之事项，如遇有可否同数时，取决于主席。会上议决之事项均繕写决议录由主席署名移付董事会保存。其议决事项应由董事会遵照执行。股东会闭会，主席的任务即行告终。由其选出的董事组成董事会，负责实施其决议。
总公司:1942年成立总公司，设正副经理。经工商部、交通部批准,股东常会决议，将董事会移驻枣庄总矿，遵照商律划分权限。总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董事中公推产生，总揽公司矿厂一切事务。总矿:初称驻矿经理处，由董事会推举正经理总揽全矿，设副经理2人，一管治矿营业，约束夫役诸务，二分管银钱营业，料理地方诸务。后改为驻矿办事委员会，办事机构驻矿办事处，设矿师办公处，聘任总矿师1人，掌管采矿、电务、机务和总矿及分矿各井采煤工程。总矿的办事机构有：采矿处:矿工程。在总矿师管辖下，设有总煤师、煤师、监工、副监工等员。
电务处:全矿电务工程。由电汽师总管全处事务，下设工艺、事务两股。工艺股辖井上:各绞车房、泵房、压风机房、锅炉房、分电所、绘图和修理厂等。事务股辖办公室、售电处、存料房、家具房等。 ,机务处:辖于驻矿办事委员会,受总矿师节制。办公机关有工艺、事务两股，由主任工程师掌管。辖机器厂、铁工厂、铆工厂、铸造厂、木型厂、修车厂、大绞车房、铁炉房、厂务、事务等机构。
制炼处:缸砖厂、青砖厂、炼焦厂、筐绳厂、石灰厂。
台枣铁路管理处:称工程处，设工程师1人，管铁路工程。稽查1人管运输，后一切事宜全归铁路工程管辖、并仿照国有铁路的办法，设立总务、工务、车务、机务、会计各股。
秘书处:秘书、缮写、通讯、保管等股,负责驻矿办事委员会的印章保管、整存卷宗、撰拟文电稿件、通知、编译等。
收支处:责银钱出纳，库房管理，造报账册，保管矿产清册及地产等项。处内设主管1人、总核1人、会计1人、助理3人，还有司账、簿记、保管、缮写、司卷员若干人。惠工处:总务、登记、调查、教育股，辖职工补习学校，负责职工登记、待遇、学习、管理住宅、浴室、福利、监视工运活动。
煤务处:存煤焦，装发外销。设运输、销售、会计等股。
大磅处:负责发出煤焦，装车后经过大磅记载吨数，造具报单等事宜。设有司磅股、记账股。
材料处:负责购买材料，收发、保管、经存旧料。设采购、保管、记账、会记股。
产业处:管理矿房矿地，经收房租、地租。设总务、事务、会计各股。
庶务处:负责矿上的招待、交际、管理工队夫役及不属于他处的各项事务。设总务、招待各股。
矿业警察所:设巡警、保安、稽查、消防及总务股。负责矿区保安、清查户口、消防等。
护矿队:5个中队，15排,45棚，共有600余人。
中兴学校:中兴小学和中兴职业中学两校。中学设教务、训育、事务3处，辖课程、注册、成绩、图书、级务、舍务、健康、课处指导、会计、庶务、缮印、布置12股。小学设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设事务、教务等4部，辖文书、会计等13课及10个教学组。另有毕业招待和自然指导2个委员会。
卫生委员会:责本矿卫生实施方案和草定卫生规则。委员会由19人组成，以翰仁医院院长为委员长，各机关主管人为委员。设总务、统计、卫生3科,辖文牍、庶务、训练3股，清道、清沟、工程3队约30人，另有卫生警察10人，警目1人，负责调查、宣传、指导、监督全矿卫生。董事会及监察人董事会是公司的领导机构。它既对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实行决策，又对股东会的决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正如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有监督公司矿厂一切事务之权”。实行董事会管理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董'事和监察人不是该公司的每个股东都有被选权。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凡有本公司股分，100股以上之股东得被选为董事，凡有本公司股分75股以上之股东得被选为监察人。”股东会选举董事和监察人按股权投票，以得票最多者当选为董事輯监察人。董事、监察人选定后，呈报农商部(后改为实业部） 备案。 ‘公司董事会成立初期，设董事7人,后来随着营业的扩展而增多,最多时15人，监察人开始叫账员，设2人。后来改为监人，均设3人。董事任期3年，监察人任期1年，可以连选连任。还设候补董事和候补监察人若干人,董事或监察人在任期内缺额时，以本届候补董事及候被监察人挨次推补。
董事选出后，互推一人为会长，二人为主任董事(常务董事)组成董事会。按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职掌：①主持本公司一切事务;②召集股东会;③审定提交股东会各项报告及议案;④选任总经理，授以执行本公司业务必要之权;⑤核定重要契约;⑥决定总经理提议事件。
董事会分为常会、临时会。常会每周一次，于星期一下午3时在总公司召开;临时会是会长认为必要、或总经理、或董事3人以上请求时，由会长主持召开。董事会所议事项，以到会董事超过半数同意才能形成决议。如可否同数最后取决于主席。如所议事项，虽经多数董事表决，但其他董事仍有不同意见，公司章程规定，可将其所见附载议事录。公司章程还规定，如董事会所议事项与某董事有利害关系，该董事即不能参加表决。遇公司与外单位订立合同、契约，应由董事长和总经理共同签字，交董事会通过后才能签订。
董事会所议事件，均登载《董事会议事录》，由会长及董事签名盖章存查。
监察人按照公司法随时监察董事会及公司簿册、文件及一切事务，并有随时检查公司一切财产及账目之权。公司章程还明确规定董事不得兼任监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职员，不能兼营与本公司相同之业务。
董事会董事简介董事会长徐世昌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东海、韬斋，别署水竹村退耕老人，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早年任河南沉、阳等县文书。1879年与袁世凯结为异姓兄弟。1882年受袁家资助考中举人。1886年考中进士。1889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兼充国史馆协修、英武殿协修等。1897年兼管天津小站袁世凯所练新建陆军营务处。1903年改任商务部左丞、练兵处提调。1904年升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兼办练兵处事宜，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不久改任巡警部首任尚书。1907年出任东三省首任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1909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次年受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同年冬任军咨臣，赏加太保衔。后蛰居青岛。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次年因不支持袁称帝，退居河南辉县。袁于1916年6月死后，以北洋元老斡旋于各派军阀之间。1918年秋由安福国会选为总统。主张守旧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1922年6月下野后移居天津。日本侵略军占领华北后，拒绝当曰本傀備。
徐世昌于1909年在邮传部、津浦铁路任职期间，即投资于中兴公司，1916年被选为公司董事会长。他著有《清儒学案》、《水竹村人诗集》、《东三省政略》、《秘芨录存》等。
董事会长I元洪黎元洪(1864〜1928年），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赴海军任职。1894年随所在部队参加对日本军作战。后由张子洞招聘赴湖北，参加训练湖北新军，历任帮带、管带等职。1898至1901年间，奉派3次去日本学习、考察军事，回来后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1905年被委 •以湖北新军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兼护理该镇统制。次年春，第二镇暂编为陆军第21混成协，任该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曾多次破坏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夕，曾亲手枪杀参加起义活动的士兵。武昌起义次日，被迫充任军政鄂军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府成立，当选为副总统，同年3月袁世凯夺取权力后，留位副总统，并逐渐与袁联合镇压革命党人,破坏共和制度，为1912年夏杀害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的主谋之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张方案件”。次年夏，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1914年春，袁世凯设立御用机构参政院，被任命为议长。1915年12月，封其 “武义亲王”未接受。1916年6月继任大总统,逐渐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冲突，形成“府院之争”。1917年6月被赶下台。1922年被直系军阀请出复任大总统，不久与直系军阀争权，提出“废督裁军”的主张。1923年6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避居天津。
黎元洪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19年被选为公司董事会长，并连任4届(每届任期3年)直至1928年1月病故。其子黎绍基补选为董事。
董事长朱桂丰朱桂辛(1872〜1962年），又名朱启钤，贵州开州人。举人出身，清末历任道员、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承、内城警察总监。1912年,任内务、交通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他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任登基大典筹备处长。袁死后，以帝制“祸首”的罪名被通缉。1918年赦免。1930年蒋冯大战时，被张学良委任北平市市长，未上任。1915年，第一大井发生严重水灾，不久，张莲芬病故，公司面临危机，他和黎元洪等联络南北股东，集资办矿。历任代理董事长、总经理。他在主持矿政期间，采取了许多措施。1917年与美国东方矿务公司签约，自购钻机，对枣庄煤田进行钻探，基本查明枣庄煤炭储藏情况。1924年，扩建第二大井，使煤炭年产量达80万吨，成为中国人投资的最大煤矿公司。
抗曰战争期间，他身居北方。日本侵略者多次胁迫他出面组织中兴煤矿公司“日中合营”，均遭他拒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兴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他任董事长，后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历f壬中央文史馆馆员。
总经理我斜之钱新之，又名永铭。江浙团首领之一，政学系主要人物。1927年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次长、署理财政部长。中南、大陆、盐业、金城等四大银行联合准备库主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上海商会会董，浙江实业银行常务董事。1928年涉足中兴公司，是年11月公司的第17次股东会上当选为董事、总经理，并连选连任至1948年10月病故。
钱新之担任总公司经理以后，不仅借银行财团的经济势力，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还利用他和国民党上层的人事关系，使得公司继续享受北洋军阀时代所得到的津浦铁路廉价运煤和税捐上的一些特权，获得十分巨大的利益。仅通过铁路廉价运煤，去掉廉价供津浦路用煤差价，公司每年尚可得益210余万元。1930年9月，国民党政府淮安关卡扣留公司煤船，勒令附征关税短期库券每吨〇.685元，也是由钱新之写信给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疏通宋子文，得以免征。但他也曾通过陈立夫的关系和“工整会”官僚们共同镇压矿区工人运动，阻止成立赤色工衣〇董事张学良张学良，又名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于1928年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治东北。为抵御日本侵略，同年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被解除副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主任。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后引咎辞职。1935年10月起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1936年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结束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被软禁。后国民党撤往台湾地区，将其押至台湾继续软林〇张学良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大股东，1925年在第15次股东会上被选为董事，一直连任至1937年。由于董事会中还有一个叫张学良的，故在同时署名时，他都是署张汉卿。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筹措军费强迫加征中兴煤矿出产税每吨0.4元，要公司在10日之内交款28万元。公司被迫用报效军饷名义寄给张宗昌10万元。张宗昌仍不肯罢休，借口中兴矿警队勾通土匪，将其武装全部缴去。在当时兵匪交迫的情况下，矿警队武装被缴了去，这就是使中兴的财产随时有被抢掠一空的危险，中兴公司就是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下令干涉，张宗昌才勉强交回了枪支。董事周作民周作民，又名维新，江苏淮安人，日奉京第三高等学校肄业，1908年回国。在南京政法学堂任翻译。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当科长。
1912年南北议和，政府北迁，周作民也到北京财政部供职。熊希龄、周自齐先后担任财政总长，两人都很赏识他，遂升任财政部库藏司司长，这是后来周转入银行界的一个关键。因为中国、交通两银行是经理和代理国库，财政部发放或汇到各省款项都通过两行办，对库藏司的往来较多，并且周作民还兼任部派驻交通银行国库稽核。1915年财政总长易人，周也离开财政部，到交通银行芜湖分行任经理。1917年发起组建金城银行时，周回到北京先后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常务董事。金城银行成立他就兼任金城银行总经理、浙江银行董事等职。1952年成立公私合营北五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联合银行)联合董事会，周任副董事会长。
周作民于1928年涉足中兴公司，是年11月在17次股东会上被选为董事，连选连任至1948年。
常务董事任振采任振采，又名凤苞，江苏宜兴人。他的父亲任锡汾是清末的四川即用候补道，与政界和金融界都有些渊源。任振采在清末曾任浦信铁路会办，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3月任交通银行协理。他与梁士诒有密切关系，和龙建章、叶誉虎(叶恭绰)、关赓麟被称为交通系统龙、虎、凤、麟四大将。1916年7月梁干诒被通缉后，任振采仍任交通银行协理。他也是金城银行创建人之一 〇任振采投资中兴公司较早，是该公司大股东之一，1915年末公司经理张莲芬病故,他被推举为代经理。1916年11月第六次股东会上被选为董事、主任董事、常务董事，并连选连任至1928年，至1936年被连选为董事。
董事俛道杰倪幼丹，又名道杰。安徽阜阳人，是早年隶属李鸿章所部淮军倪嗣冲的大儿子。倪嗣冲1895年后捐官知府。累迁至奉天提法使、黑龙江提法使、安徽督军、安武军总司令等职，他投资金城银彳了、中兴公司等，是这些企业的大股东，但不直接过问企业的事，派其子丨兒幼丹出面，除担任金城、盐业、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外，还担任元纱厂、丹华火柴厂、寿丰面粉公司的董事、董事长及总经理。从1922年至1928年任中兴公司董事。
董事陈景韩陈景韩，曾任上海《申报》总编辑,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蒋常尊其为师◦他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从1931年至1948年一直担任总公司协理、董事等职。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兴煤矿眼看就要落到日本侵略军之手，国民党命令在山东的韩复榘将该矿炸毁。中兴公司听到此消息后，为保留煤矿，就通过陈景韩到蒋介石那里去说情。当时中兴驻矿委员会给总公司的电报记载:“……韩奉蒋令，将炸我矿，韩并向济南德领事表示将特加破坏……为挽救此事，必向蒋处疏通，方为有救。或托德大使协商，或托景韩先生设法，务请尽筹迅办为祷。”由于陈和蒋的关系，经陈疏通，蒋介石同意不再炸毁煤矿。
公司董事驻经理呉柄珈吴炳湘，又名镜潭，是北洋时期的名人，皖系的要人之一。1920年任京师警察总监(即北洋政府的特务首脑、兼京师市政公所会办、京师市政公所督办)，1925年段祺瑞临时执政时期，吴出任安徽省长。
中兴煤矿是峄县地区最大的企业，当然也是北部山区土匪骚扰的目标。因此，中兴公司于1922年聘请吴炳湘担任驻矿经理、公司董事、总公司主任等职。他到矿担任经理后，为了维持社会治安，不惜身价拉拢了土匪头目孙美瑶，孙磕头认吴为干爹，吴就半推半就收下了这位山东新编旅旅长为干儿子。1925年辞去驻矿经理职务，出任安徽省长。
董事会长吋揆初叶揆初，历任中国银行前身大清银行监督，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他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28年11月，在第17次股东会议上当选为董事、常务董事，1931年连选连任，1934年当选为董事会长。1937年连选连任董事长。1946年还是公司董事，他在任期间，利用银行财团的经济实力，支持中兴煤矿的发展。董事叶琢童叶琢堂，历任上海中兴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四明银行常务董事、上海银行理事等职。他也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28年当选为董事，连任至1937年。
董事陶湘陶湘，又名兰泉。历任中国银行监督官，上海及北京交通银行经理。
陶湘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大股东，1925年的第15次股东会上当选为董事,1928年6月辞去董事职。1937年公司组织编纂中兴煤矿史，陶湘受聘为编纂矿史委员会编纂。
李宗仁、张学良等与中兴黎元洪与中兴厶司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中，有一位曾做过大总统的人物，就是黎元洪。黎元洪是清末湖广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恼羞而死。7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在中兴拥有资本60万元,是最大的股东，他担任董事长是很自然的事。
特别是他在官场失意之后，用心于中兴公司的事务，经常参加设在天津的总公司的曰常活动，还亲自到枣庄来视察矿情处理矿务。
徐世昌与中兴公司徐世昌1918年10月就任北洋政府总统，他任中兴公司董事会会长是在当大总统之前。当时，他在官场正是春风得意，一心钻营政界，步步向上爬,自然无意于务工经商，他委托朱启钤为全权代表处理一切事务。徐世昌在中兴煤矿公司的股本微不足道，当时徐世昌并无脱离政坛从事工商之意，他是怎样被推上董事会长的位子的呢？原来，中兴煤矿在兴建台枣铁路、一号大井、电厂、机厂等近代化建设工程前夕，资本虽然已达百万金，但是既要维持生产，又有材料占用，再加存煤积压，原有老股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张莲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招得新股40余万两，又借德商80万马克，两项仅合90余万元。从1907年至1913年，建设费用近300万元。经费不足，公司屡经讼累，筹招新股已相当困难。清政府农工商部虽有酌附官股,以资扶持之议，但金库已空，更是镜花水月。公司要办下去只有借贷。1919年，经天津股东介绍，北洋保商银行情愿承借130万两，但须由津浦铁路局代扣路局每年购用公司煤价，拨付该银行以抵本息。张莲芬为了得到此巨款，便禀请当时任邮传部尚书、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徐世昌批?I,先和津浦北段总办朱启钤签订了每年购煤6万吨的合同。后又由津浦路局担保,再借保商银行130万两。张莲芬愁病交加去世后,各方面对枣庄煤矿虎视眈眈，中兴公司要维持下去，自然要在股东中物色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当董事会长了。由于徐世昌当时的权势，历史把他推上了董事会长的位置。
张学炙与枣在堞矿当时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里，有两个张学良，一个即是张少帅，另一位则是张莲芬之子，二人重名，因此每当他们两人同时出席会议时，记录员只好用他各自的号——张汉卿和张仲平来加以区别。
由于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活，张学良无暇顾及公司董事会中的正常业务，他除了参加比较重大的会议以外，所有日常例会，都以“公务羁身，不能按时出席”为由，委托地质学家丁文江代表他到会。丁文江还是中兴煤矿的名誉顾问，数次莅枣庄对煤田进行勘察，枣庄煤矿有些地质图，就出自我国这位地质科学奠基人。
1925年8月，盘据山东的大军阀张宗昌，为了筹军费，强迫加征中兴公司煤炭出产税每吨4角，全年合洋38万元，并限1〇天内交清。中兴公司无奈被迫用报效军饷的名义寄给张宗昌10万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煤矿矿警队勾结土匪，将矿警队武装全缴去，中兴公司的财产面临被抢的危险。董事会除了奔走疏通外，要求张学良董事出面干预。张学良为保护中兴煤矿，出面干涉，张宗昌方才罢休，这场敲诈案才算了结。專柰仁与中兴矿警队1937年10月，李宗仁先生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扎徐州，因而与枣庄中兴煤矿上层人物过从甚密。
中兴公司矿警队，原名“矿勇”，后来扩大改组为“护矿队”，1932年奉令改编为“矿业警察”时，已有官、目、兵弁700余人，除长短枪支外，还配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武装，令那些割据一方的大小军阀眼红心热，只是由于中兴资本家十分警惕,觊觎者才一直无法插足。
1936年3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来枣庄视察，以矿警“缺乏训练，精神不足”为由，饬令“认真改革”。并向经理黎重光表示:愿代为选择优秀警务人员，发交任用。黎重光不敢得罪“土皇帝”，只好答应。韩复榘回济南后，便名正言顺地委任了心腹张锡晨为枣庄矿业警察所长,并派宋复丞等6人为6个分所副所长。从此，中兴矿警队的指挥权渐次落入韩的手里。
1937年，战事逼近，矿经理处西迁武汉，矿警留守矿山。韩复榘忽于12月电令警察所长宗德魁到省。宗知此行凶多吉少，自然不敢赴“鸿门宴”，只好一走了事。韩复榘自然地提张锡晨为正所长，并对下属头头也如此般地改组成韩氏帮派。
张锡晨当了所长后，大有小人得势的派头，公开和经理处对抗，要把队伍拉到鲁西，中兴经理处急电制止，但武汉离枣庄又远。张锡晨兵权在握，又有韩复榘撑腰。黎重光怕逼急生变，只好答应他选拔部分先撤退鲁西。黎重光是黎元洪的儿子，当然也不好惹。他表面上稳住张锡晨，暗中急电徐州市长沈成章疏通李宗仁撤换张。李宗仁先生果然答应了黎重光的要求，1938年1月，发布命令撤换张锡晨，并将他从省“携来的官长亦拟全裁”，矿警队的指挥权又回到了中兴公司的手里。
中兴公司股份制中兴公司股份总额定为银币1000万元，每百元为一股，共10万股。股票的面额分1股、5股、10股、50股、100股5种。股票统一编号并附印历年附息表，由董事会长和总经理签章为凭。
股票为记名式，将股东姓名、籍贯一一列入股票，公司设有股东名册，同时将股东的户名、姓名、籍贯、通讯处、入股数、金额、股票种类等全登入股册，留存公司。
股东如须转卖股票，必须由转卖人签具证书，连同原股票送公司核查与章相符后，才准其过户，将转卖人姓名登载股东名册，并换给新股票。其未登股东名册以前，不承认转卖人为股东。.如果原来的股东因事未能亲具证书，如有妥实的保证人，经公司查明确无别项情形，亦可办理过户。
公司章程对已故股东之股票所有权亦作了明确规定，公司 “只承认法律上正式代表为承受股票之人。其承受股票无论其为产业遗传或破产或婚娶得者，经公司核明正当证据,即准其更名换票”。股东持有的股票如有残污，应将旧票送公司验明注销，另换新票;如有毁失，应由股票所有人将票号、股额、户名先行登报声明作废、经过一个月后，再邀同妥保，出具证书，向公司申请,方能换给新票，公司章程还规定缴纳更名换票费，每票为1元，并附缴印花税费。
股分总额为银币1000万元，并不是把股招齐才开办公司，而是根据营业扩展的需要逐步添招。中兴公司在开办时，仅有10余万元股金，由于新股难招，于1903年，遂将前3年的股息加成30%作为股金留公司，使公司资金增至30余万元，1907年由于公司大盈利和台枣铁路的动工兴建，吸引了有钱者的投资，公司的股金顺利地增至100余万元。后来又几经扩股，直至1922年才招集750万元，即7.5万股。
公司章程还规定，如股东会议决定扩大生产经营，添招新股，必须先尽原有股东认购，如原有股东不愿认购或认购不足时，再由董事会另行招集。
中兴公司包工制中兴公司成立后，在用工制度上基本沿袭峄县官窑局所采用的雇佣制度，各种作业人员都由“班头”（也叫领脚的)统带。“班头”的任务是组织生产，安排活路和领发工资。
随着中兴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有的用工制度不适应生产的需要，于是开溁煤矿的“包工大柜”制度在枣庄应时而立。
1929年后，中兴公司的经营方式，基本采用开滦矿的方法。公司设采矿处，专司煤矿开掘计划和技术业务。采矿处把所辖煤区划分成几个生产段，段设工程处，作为管理机构。各段按实际情况划分出若干采煤工作面(也称掌子面，俗称“窝头”），分别由包工柜组织劳力采掘。
承包采煤任务的班头(把头)无官称，习称“大头子”。大头子组织的承包班子称为“包工柜”。包工柜很多，为了区别，群众按姓氏呼“张家柜”、“李家柜”。
包工柜是生产组织，有权指使工人，无权支配煤炭。公司根据各段所报包工柜的产量开钱，包工柜靠窖户(矿工)的血汗发财。
1938年，公司有4个采煤段和1个公段，分别由28家包工柜承担各项生产任务。大体情况是：一段采区:在北大井下层940尺大槽煤区。包工柜有吉、董、白等5家。
一段采区:在东大井。大槽煤区，煤层高达八九米D包工柜有洪、李、杜、毕、葛等9家。
三段采区:在北大井。此区包括北大井的一部分大槽煤和南大井的一部分小槽煤。包工柜有邓、赵、张、齐、郭等6家。
四段采区:在北大井。这是老采煤区，负责残余的角子煤。虽然零星，不集中，也是大槽煤。包工柜有彭、谷、陈、程等5家。
公段:负责南井、北井、东井的运输、下料及井口上下、升降把钩等。由郑、杨、赵三家包工柜担负。
28家包工柜登记的下井工人有4200多人，但流动性大，每天出勤率达不到80%，日产原煤不到2000吨。1938年3月，日军铁蹄入枣庄。日本对枣庄的优质煤早就垂涎三尺。他们占领枣庄出于“以战养战”的需要,着手修复矿井。经半年排水、整修，年底命令生产。在用人上，他们继续任用对中兴公司了如指掌的德人克礼柯为总矿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德、意是轴心国，任用克礼柯掌采矿大权不会拆台。另外，还任用外号“路倒”、周厚基两个中国人为矿师。各采区段里又在工程处设主管煤师(工程师），加强技术管理，保证出煤正常。在经营管理上,他们就坡上驴，沿用了中兴公司的包工柜制度。一面加强法西斯控制，一面利用包工柜奴役工人。为了加快掠夺，日本侵略者调进了大批机械用以掠夺式开米。米煤面开拓、扩展、用土量大增，导制包工柜林iZ，最后发展到38家。大体情况是：一段:北大井。由1号(吉)、4号(白）、5号(董)、32号(赵) 等家柜承包。主管煤师俞启英。
二段:东大井。东大井采区分南北两片“南二段”，“北二段”。南二段由12号(毕)、19号(杜)、20号(陈)、29号(葛)等家柜承包。主管煤师刘允莺。北二段由2号(田）、8号(杜)、11号(李）、13号(洪)等6家柜承包。主管煤师李建辉。
三段:南大井。采区分南北两片，南片采石碑一带小槽煤，由I4号(张)、15号(郭)、16号(齐)、17号(张)、35号(苏)5家包工柜承包。主管煤师陈孝威。北片由18号(董)23号(邓）、28号(王)、31号(刘)等5家柜承包，主管煤师刘熙洽。
四段:北大井。由21号(程）、24号(彭）、26号(陈)、34号 (谷)等6家承包，主管煤师孙基康。公段:担负南井、北井、东井下料，井架上运输、升降把钩、信号打点等，由25号(杨)、31号(郑)、38号(赵)等4家承包。主管煤师是荣焕新。
中兴公司的包工把头多数出自本地，少数来自河北省及本省诸矿区。公司所用煤矿机械多从天津吉昌洋行公司购求，有些职员就跟随机械来枣庄谋事。也有些人怀有一技之长，闯荡一番事业，如陈、华、吉、刘、二董等是从天津、唐山、淄博等地来麥庄立柜营生。枣庄开采历史悠久，奋户众多，积累了许多采掘、管理经验。他们包柜往往是家传。如张玉坤之弟就在井下事故伤亡，其侄请求接班揽柜，矿师看他尚通工程就批准了。董金环(工程师，大学生)因公伤亡，其弟也被批准包号。还有一种是被提拔任命的，如苏老二，他在执行工程监督质量上有心计，很得克礼柯赏识:“给他一个号让他包。”从各柜拔来100人，成立了35包号柜。后来苏家柜发展到500多工人。
包工柜的把头，由于工作能力的差异或者工作环境的优劣，经济效益有差距。想摆脱事故多、效益低、困境大的采区段，只要与总矿师(工人称外国人为老毛子）、总煤师搞好关系，也可以申请调换。换个炭煤肥、顶板好、比较安全的采煤面，马上就可牟利。也有的在本段里调换工区，在这里亏损了，换个采煤面照样赚大钱。不过调换包工区段并不是容易的事，还真得有“鬼推磨”的本事才行。
包工柜在工程管理等方面要听从总矿师、总煤师、煤师、总监工、监工的指挥,要按采段划定的区域范围采掘施工。在曰本侵略者统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监工并不放心，他们每天也派工程师和监工，既监督工人劳动，也监中国工作人员是否尽忠“天皇”。他们为了掌握工人情况，在公司专设劳动科，其中有一个叫工人课的部门专门办理工人登记手续，发放工作证。包工柜用工，须先开信介绍到采矿处，而后经工程段主管人签字盖章批准。本人交3张1寸相片，办妥证件方可持证到班出勤。日本规定窑户(矿工)上班进矿门要先脱帽鞠躬，再出示工作证。下班，在井口交牌(砸着印记的铁牌子)。公司靠所收到各包工柜的工牌计算出勤人数。
包工柜的工人，真正无产无业专以下窑谋生的只是少数，多数是周围十里八里的村民。出勤受农忙季节影响很大。日本人在农忙季节为了吸引工人多出勤,采取补贴香烟、肥皂、土布的办法。但是，窑户们本来对里工、外工待遇不公平心怀不满，加上抢农时，那些小恩小惠根本刺激不起积极性。直到农闲时人们才陆续下窑。
1942年夏，日本掠夺煤炭更加疯狂。一个叫朱花的日本监工在北三段槽煤采面上，坐镇不让工人上井，十分蛮横。这时大巷木燥上边压力突变，落下一块重约50公斤的矸石，正巧砸在朱花头上。这个鬼子监工当场毙命。日本人十分恼火，还开了追悼会。日本矿长大桥小太郎立即下令，增派10多名日本矿警荷枪实弹跟班下井，名为保护日本工程人员，实是对工人血腥镇压。与此同时，还对包工柜下令:凡招用新工人，都要取保立状，查问清楚来历方可办理登记手续。
曰本霸占中兴公司时期，工人的登记数曾到8950余人，其实虚数很多，不光包工柜把头吃空额，煤师、监工、查二头子手里也有空额。日本人只按人数要产量，明知有空额并不追究。空额越多，工人要完成的定额就越高，劳动强度就越大。工人与把头、查二头子的矛盾就越尖锐。有的柜上查二头子，为了多出煤弥补亏空，对工人施加压力，态度凶横，甚至敲诈勒索。因此，往往遭到工人的痛揍和暗算。1941年秋，一个外号“吴大傻子”的工人在北大井架上因下井与查头子魏三发生口角，吴大傻子一怒之下挥起木工斧将魏砍倒，逃到淮南煤矿谋生去了。
把头的剥削和监工的恶劣也造成工人的流动。或弃工远走他乡,或跳柜，换一个自认为好一点的柜去下窑。为此，包工柜在用人问题上常有纠葛。他们有时也会耍点手腕，借以笼络工人，希望少出事故。
包工把头和工人之间，有个办事班子负责账务、督察、勤杂事务。各柜人员有多有少，与各自的生产规模大小有关。按分工，基本上都要设司账(坐柜）、跑牌、接灯、散牌、查头子、二头子等。在包工柜里查头子、二头子的作用很大，他们有一定的采煤经验，跟班下井一是督促工人拼命干活，再是指点生产操作。工人和他们时有冲突，矛盾激化时就有流血事件发生。
包工柜执行公司制定的三班生产制度。早、中班出煤，夜班维修，拆柱子、挪簸箕(运煤机），为早、中班创造出煤条件。因为早班是出煤的关键，曰本监工和各级煤师多在早班下井督阵。早班很少为中班创造出煤条件，为了使中班产量不致悬殊，矿方也着意派技术高经验丰富的监工、总监工下井，既督阵，又指挥。包工柜也是派经多见广的熟练工人到中班下井，使中班产量能完成定额。
夜班虽没有生产任务，但要为早、中班出煤做准备。当班要整理停当,还要合乎生产的要求。解放前采煤使用充填法，采空一洞就用矸石填上一洞，矸石不上井。倒棚充填是最危险的活，因顶棚支柱倒出后必然要下压，如果顶板碎裂(烂顶)，倒棚情况就会更复杂。这项工作，在操作时一定要精力集中，身手麻利，躲闪灵活。但是，夜班工人白天多数无休眠条件，下半夜更是神困力乏，因此夜班经常出伤亡事故。采矿处对各包工柜死亡矿工的处理，只是开个条子到机厂木工处领一口棺材，再发给伪储票300元应付了事。包工柜每是出工和产量都由公段负责记账结算。公司规定下井工人下井时要交柜的牌子, 因此工人下井前要到井口领灯(过去是豆油灯，后来是电石灯)，牌随灯领。在井口专由公段设置的稽查员收取牌子，点牌计工。出煤时各采煤面车皮上拴好本柜煤牌，提上井后，公段把钩收取，点牌统计各柜煤炭车数，计算产量报各工程段。
各主管工程段每月结一次账，根据产煤量、开拓进尺数(含掘进和挖通风小眼），算出经济效益。扣除各种损耗，如坑木、黄药、雷管、机械损耗等，每月开出工值单。包工柜持单到财务科算账领款。而后，各柜再经一番克扣，依半月一借支，一月一开资的惯例再按大工、小工的差异开给工人。
曰寇为了加速掠夺枣庄的优质煤，在刺激工人多出勤上煞费心机。配给粮食，棉布(士林)等生活必需品。粮食有大豆、豆饼、高粱，甚至还配给过大量橡子面。不管好坏，给什么接什么。当时矿工中有句辛酸的话:“有心不下这班窑，哪有橡子面掺猪毛! ” (盛装橡子面的袋子有用猪毛编织的）。配给物品都要在开工资时扣除钱款。1942年后，日本人又想出了新点子,凡出勤26个班以上的工人加发日用品，半尺布、一盒大金花牌香烟，满10个工加发一块肥皂。各包工柜按下井牌子数每月到工人课配给处一次领取。自然为包工柜把头所有，无形中包工柜又多一层收入。
各柜的月终结算由段工程处负责核算，在计算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个段里几家包工柜在同一项工程事件上未必受到相等待遇。这就要看把头和工程段主管煤师的关系了。关系好的，融洽一点，做账时宽容些，不十分苛刻算计。关系不太好的，或认为包工把头奸诈馊抠的，那就刻薄算计，甚至从重克扣。表面上看，包工柜之间有奖有罚，实际也是各段里煤师主管人的一种手腕，今日“合纵”明日“连横”，都是为了使把头们忠诚效力。所谓克减，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还是窑户们倒霉。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各包工柜之间增加了一些勾心斗角的由口罢了。
钱新之强化管理中兴走上鼎盛大型综合性企业为图谋发展，中兴公司不得不进一步依靠银行财团推进自身的大发展。1928年11月改组了董事会，在13名董事中，新增4席银行财团的代表。他们都是南北财团有势力的人物，分别担任了中兴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会长，江浙财团首领之一钱新之任总经理。在银行财团的支持下，公司发行债券,筹得资金，恢复了生产，并借助财团势力，利用国民党上层关系，在运输和税捐等方面争得许多优惠，继续享受北洋军阀时期得到的铁路廉价运煤权。1933年，中兴公司又与陇海路签订合同，先后&款200万元修建台(儿庄)赵(激)支线和连云港码头，投资150万元购买轮船7艘(3M15吨)及拖轮铁驳9艘，建立了中兴轮船公司；以75万元建设浦口厂栈、码头，以4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白莲径煤栈、码头，从而使中兴公司的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增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929年初，中兴公司聘请德籍矿师克礼柯为总矿师，采纳其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方案，并督率实施。调整矿井布局，百中兴公司发电厂余座土法小井，除部分用作通风井外，均予封闭，集中大井生产;改造运输环节，主要石门安装无极绳运输，改变了井下用骡马和人力运输的落后局面，这在当时的中国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改进采煤方式，由残柱式采煤改为长壁式采煤;并于1931年筹建东大井，1934年建成投产;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1930年和1931年从德国先后购进两台簸煤机(运煤机)、两台刈煤机和爬煤机投入生产运输，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实行了采煤效率奖金制，每班采煤超过标准定额，即可获得效率奖金。通过上述一系列革新措施，从1931年起，煤炭产量平均以每年18万多吨的速度递增。1931年产煤30多万吨，1936年达到182.37万吨，运销量由1931年的72万吨上升到1936年的169万吨;1931年盈利156.5万元，1936年增加到446.2万元。这时的中兴公司，拥有3座近代化的大型矿井和台枣铁路，还有中兴轮船公司、鼎中盐业公司和开兴成煤业公司3个大公司，发电厂、水泥厂、和兴钢铁厂、永兴炼焦厂和洛口木材厂5个厂，29个分销厂,以及连云港运煤码头、医院、学校、农场等设施，资产超过千万，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到1938年3月，中兴公司经营38年，计生产原煤1914.74万吨，盈利3114.36万元。
雇用荷兰治港公司承建连云港码头连云港是中兴煤矿公司为输出煤炭与铁路局联合修建的。因其前临连岛，背依云台山，遂以首字定名为连云港。该港1933年7月动工，1阳6年1月竣工，它是当时中国自筹款项修建的大港。
预备工程中兴公司确定开港计划后，即与荷兰治港公司洽谈，以300万元估价由其承包。合同签订后，荷兰治港公司于1933年3月即召集员工，赴老窑连云港工地。他们先后遣调挖泥、潜水、载泥、载货、起重、打桩等大小轮船、铁驳23艘。与水上设备相配套的还有陆上工程。除火车头、铁轨、倾倒车皮、打桩架、拔桩架、柴油发电机等大型设备外，还建筑了机器修配厂、木工厂、公事房、材料零件库房、医院、职工住宅等。因此处缺乏淡水水源，荷兰治港公司为“供工厂及船上一切蒸气锅炉之用”，还“相度地势，建筑蓄水坝，收集雨水，安设自来水管”。
场斗及设备1933年7月，荷兰治港公司宣布建港工程正式动工。为确保工程顺利完成，荷兰治港公司在原来的测量设计报告及海底钻井记录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钻探，以验证此前测量及钻探结果，预定码头地点海底胶泥之深与该泥承重能力之弱，均出乎预料之外，原设计之钢板桩墙——德国产赖生式钢板桩, 不能确保预计之安全，然而此种钢板桩，已在德国厂家购定装船待发。“而改良计划，亦无经济办法，惟有勇往迈进之一途”。中兴公司随即决定继续修筑连云港，完成了以下重大工程。
防波堤西连岛虽南北两面是天然屏障，但由于受到来自东北及西北大风，及远海浪波的侵扰，仍不便于船只停舶，为保障西边建筑码头打桩工作顺利进行，不留后患，以确保船只安全，所以在筑港工程开工后，荷兰治港公司即致力于防波堤的建筑。筑坝之初，因近海岸的海底土层硬，一切进展顺利。筑坝至海岸200米外，海底胶泥渐厚，石坝开始下沉。为了防止石坝继续下沉，首先进行载重试验，测得准确数据，而后采用停火车在石坝上的办法碾压，以增加海底泥土的净抗力,既而，“填土继起，而此坝已不再移动矣”。该防波堤与第一码头连成一体，从老窑海岸延伸直角向北，伸到鹰游门水道，全长950米，皆用从后云台山挖凿的碎石和石块填砌而成。堤上是石块和水泥加固的高2米宽1米的石垣，东坡“表面用1至3吨之大石块砌铺后，不但整齐可观，港外浪涛亦不足为患矣”。
第一码头1933年8月钢板桩由外洋轮船运到，10月1曰第一码头开始了打入钢板桩的工作。打桩之初，由于近海岸处海底黄土硬度大，虽进度较慢却很牢固，打到远离海岸时，则出现了胶泥过多、桩墙基不牢的问题，遂决定从26米起，用挖泥船将此处基沟胶泥挖去，换填海沙。当进行到265米时，因风浪太大，加之填石及拉锚未能同步进行，致使板桩经不住风浪冲击，而左右摇荡，海底胶泥也因而失其固力，造成自11〇米以外的55米板桩墙向外推移、板桩下端被强扭成弓形的严重事故。究其原因，板桩之长度不及硬底，而海底之胶泥又太深，且背后虽有锚墙拉杆，板桩却已基本浮动整推移是其失败之所在。后又谋补救之道:拔出已移动之板桩（157根），将基沟加深，挖出海底软泥直至硬底，然后换填海沙和石碴，把打板桩和拉链同时进行。此法仍不完善，由于海底胶泥息度小，当码头内部填土石之后，其被土石重压，加之板墙短，阻力甚小，又致使后边描墙及板桩回墙，整个随泥推动,板桩下部向外走动。荷兰治港公司采取了进一步的补救方法，拔出已松动之板桩，向欧洲再购买36米长之板桩88根。几经改造终于渡过难关。第一码头接防波堤西侧，全长450米，宽60米，可系船长度350米，是陇海铁路局的专用码头。在码头上有一条专用线，从货车上可以直接装船。它采用螺旋钢螺旋桩的建造方法,使用德国的耐用不镑钢板，并根据海底的胶泥深浅，灵活使用不同规格的板桩,皆用打桩机打入海底，联结处用钉相结，复用钢丝紧结码头腰部，空隙处填入泥沙和石碴。“这种筑港法，在东洋可谓只有名古屋（日本)和该港使用。”第二码头该码头是由中兴公司投资75万元兴建的，上有两条专用线，为中兴公司运煤出口而设。因装煤工作另备运煤机直接装船，故船只不需紧靠码头，所以码头墙得以省去。船所凭依者为靠船桩，在岸壁坡脚处，以钢板桩打入海底，围成圆筒，作用靠船桩，间隔设立以便调船。另设一木质平台供普通小件货物装卸及客人上下船使用。该码头与第一码头相距260米，故海底情形与之大体相同。而此码头又采用一般的予制料建造方法，因此，虽按原设计加深加宽了外堤沟，仍出现了石堤下沉外移的现象。经过4次反复改进，才于1936年初竣工。
几经艰难，连云港终于按原计划建成，港内有东西2座码头及一道防波堤，航道长5公里，疏浚水深5〜6米，疏浚至5米处达到深海，两码头相距260米，形成一小港，可停靠4千吨轮船6艘。
港湾拥有的设备为第一码头有3吨起重机3架，长100米，宽22米之货物仓库一所，2吨之汽油起重机2架，装煤机4台，扬机2台，1吨之搬运小车20辆;第二码头有卸煤机，40吨之翻车机，2吨之起重机,10吨之堆煤场，每小时可运煤600吨。港内还有500千瓦的交流发电所1座，水量20吨之贮水池一处,车牛山、养窝头灯塔2处。其他零星设备车站、停车场、货栈、煤栈等也一应俱全。
台儿在支蟆的修建中兴公司在第三大井投产后，煤炭产量激增，已达日产7千吨，其运销途径除由船运往上海等地供给国内市场外，销往曰本、东南亚等地的煤炭都需由枣庄经临城(现薛城)而到徐州，再转入东陇海以达连云港，计程340公里，须过2次轨。“时间不经济，又多糜费车辆，煤价成本增高”，影响和外煤的竞争力。因此,中兴公司在筑港之时，就有所预料:即使连云港建成，陆路运输如不配套，煤炭的出口仍有很大困难。为此中兴公司又和陇海铁路局商妥，由中兴公司出资100万元，协助陇海路局于1933年12月动工修建台儿庄至赵墩的铁路支线，计长31公里。经过紧张的施工，支线于1935年3月与陇海铁路接轨通车，使枣庄的煤炭经台枣铁路到赵墩转入东陇海直达连云港，比原运输路线少1次过轨，缩短行程100公里，节省1/3的时间,车辆周转迅速。加之码头卸装船采用机械，更加快了中兴煤炭的运销速度，从而很好地解决了产销矛盾。连云港建成后，中兴公司和陇海铁路局均设立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开始了营业。仅1937年上半年之统计，输出输入货物已达40万吨，其中以输出中兴公司的煤炭为大宗，计28万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侵。在曰本侵略军到达连云港之前的1938年5月，根据总公司的命令撤退上海，将码头及装煤机等悉予破坏，其余设备亦均西移，5年的经营毁于一旦。
曰本侵略军占据连云港之后，为维持其军运和掠夺我国资源，对该港尤为重视，先后建筑第一码头木栈桥350米，第二码头钢筋混凝土栈桥190米，木栈桥100米，从1939年开始营业，至1941年掠夺最甚，年输出输入货物达141万吨，其中输出占130万吨，其中煤炭一项为120万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连云港由国民党政府之徐州铁路接收委员会管理，设连云港办事处。1946年划归陇海铁路管理局。1947年又改为港务处。在解放前3年中，国民党政府利用接收日敌之遗产维持营业，输出输入量最高的1947年，计28万余吨。
1948年11月，连云港地区解放，该港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购买美国海轮成立轮船公司中兴轮船公司成立于1937年6月1日，系由中兴煤矿船舶股演变而来，股本为法币150万元，半数由煤矿投资,半数则从煤矿股息中拨充。当时共有轮船、拖、驳大小19艘，载重共计4万余吨。抗战期间船只大部毁损，海轮只剩1艘。抗战胜利后，中兴轮船公司以英国之征用3艘船赔偿金14万余英镑作为复业基金，复由交通银行借款15万英镑，并由中兴煤矿公司借用美金45.6万元，陆续向美购得海轮7艘。1946年增资为法币45亿元，以每股法币为270元。1951年重估财产，调整资本总额为人民币270亿元。
中兴三号轮中兴公司自办学校中兴公司的创建者注重经济的繁荣发展，也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以提高其职员素质，更有利于煤矿的发展。中兴公司曾先后办了6所学校，有中兴小学（1923年）、陶庄中兴中学（1930年）、职业中学（1936年）、工人补习学校(1930年）、职业中学(1936年)等，其中颇有成效和影响的是中兴小学、职业中学和工人补习学校。职业中学的许多学生在抗战初期，积极地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少人成为革命干部。
中兴小学全称是中兴学校小学部,创办于1923年。当时，公司业务发达，职员大多携眷至矿，子女甚多。职员中要求办学的呼声很高，驻矿经理戴绪万首倡以矿上闲房设小学。公司总经理朱启钤也深感办学乃当务之急，遂决定以职工花红提存的同仁公益基金之息，为小学常年经费。委派总公司编辑科掌管方伯超为小学筹备处主任，组织了“保管同仁公益基金董事会”，朱启钤亲任会长，由驻枣经理吴炳湘任“小学董事会”董事长。1923年3月24日，中兴小学正式开学，方伯超为第一任校长。创办伊始，仅有教员3人、学生56人。分一、二、五3个年级，设公民训练、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体育、音乐、童子军9门课。继而公司拨款3.6万元，于矿区西南鞠仁医院以东(现供电局一带)建一所容纳6个年级的新校。1924年秋，新校落成，10月迁入。当时有学生107人，分5个班，有专职教师8人。1930年春，学校改组，重新整理，改为春秋两季始业，入学者骤增。公司乃于1934年拨款2万元，又添建教室10间。至1936年，中兴小学发展到18个班，912人。“七七” 事变后，因校舍充为军营而停办。1939年9月复课，经费出自伪政府，1943年在校生达995人。校舍于1946年毁于战火。
中兴小学，在动荡的年代，顽强生存了23个春秋，并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组织系统和教育模式。
中兴小学采用民主集权制的行政组织系统，校务会议是其最高权力机关，全校行政分事务、训育、教务、研究四部，部之下分课分组(共23个），另有毕业招考和自治指导两个委员会，中兴小学的经费在学校初创之时,就由职员红利项目下每月提出650元解决，年平均每个学生30.8元，为峄县学校学生年平均占用经费的9倍。学校设置也是第一流的，有办公室、教员准备室、理化仪器室、图书室等，仪器标志、挂图及应用教具颇为充实，藏书1800余册，还为儿童建了休息室、游戏场、大礼堂、印刷缮写部(供儿童练习印刷缮写技术），商社(校内小卖部，由儿童轮值)。至1936年，校舍建筑面积达3651平方米。
中兴小学的师资更是值得刮目。对于师资的配备，学校要求十分严格，教小学者必须是师范专科毕业。20年代,中兴小学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30年代，教师大多是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中兴小学任教的24人中，除3名大学生(其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外其余全是女师毕业。学校非常重视教师，工资待遇从优，每月均在50元以上，高于地方小学教员，为公司一般工人的2倍。
中兴zi、学不收学费，书籍亦由学校发给，品学兼优者还享受助学金待遇。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设备优越，师资力量雄厚, 教学质量高，因而附近儿童投考应试者纷至，往往超出原之学额三四倍，录取之难，过于投考中学。1936年春季招收2个班，录取人数仅占报考者的17%，女生更为稀少，仅为学生总数的15%。学生以军警及工人子女居多，约为70%。
中兴小学的教学目标为“增加教学效能，改进教学历程' 其校学制分秋季班(10级），春季班(6级），幼稚园班(2级)。采用三级教学法，即低级部、中级部和高级部。低级部程度相当于幼稚园及一二年级年龄的儿童，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机会为目的，采取中心单方设计教学:中级部程度则相当于三四年级，采用自学辅导法，以学生活动为主体;高级部程度相当于五六年级，采用自学辅导法，注重儿童自己计划与研究，教师多处于辅导地位(即采用导尔顿制教学法之初步)。中兴小学部重视成绩的考查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学习效能之法。学校把平时练习与临时测验、学期测验、阶段测验和毕业相结合，以考查学生成绩，并以陈列各科测验成绩，举行各项竞赛会，表彰成绩优异者等方法，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达到其教学目标。
中兴小学以“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为宗旨,注重学生品行方面的培养，努力使学生养成廉耻的观念，亲善精诚的美德及节俭劳动的习惯，生产合作的智能和奉公守法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为此,学校成立了训育组织，制定了中心训练、常规训练和特殊训练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同时以恳亲会通告学生情况，以访问、特殊访问为辅助方式。
中兴小学的课外活动也较丰富。有休闲作业、各种比赛、自治练习，康乐活动、整洁活动等。内容有各种集会，勤勉比赛、周刊比赛、轮值纠察、救护伤病、管理图书、揭示新闻、管理农场、举办学级演讲、收集救国储金、球类比赛、田径运动…… 这些均为带有社会性的活动，旨在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能。
中兴小学毕业学生升学率异常高，除考入本公司职业中学或因经济困难不能升学者，考中者遍及全国20多所著名中学。中兴小学毕业的13届学生有129人考入中学(其中本校职中85人，44人考入省内外著名中学)。
1930年兴建中兴学校职业部，中兴公司对其投入巨资，并逐年扩大，至1936年，建筑面积已达3280平方米，有礼堂、办公室、教室、图书室、仪器标本室等，另有农场、操场、球场，仅农场占地约百亩，种植了苹果、葡萄等植物，并为优良品种。
学校教职人员17名，大学毕业14人。在校生约140人，凡本矿职工、同仁子弟，即享有免学费的权利，学校还专为品学兼优者设立奖学金，规定每级2名，凡学业成绩各科在90分以上，品行列甲等者，享有此项权利，5年中，“职中”共培养毕业生300余名。
“职中”的教学科目分为普通和专业两大类,普通科目包括公民、国文、英语、体学、教算等，专业科目则为工科、商科、农科3种，并有相当长的实习时间。职中的教学方法采用自学辅导制，注重自动学习，思维、实验、实习、上课时间的支配以学习、经济、精神调剂为原则。职中成绩考查分平日成绩、分期试验、学期试验3种。平日成绩依据答问作品及实验报告等评定之；分期试验每隔4周举行一次，学期试验则于学期终了时进行。
训育方面，学校以训育教学合一，师生共同生活，主严肃排放任,尚开导去压制，重积极轻消极为实施原则。以思想科学化和革命化，行为团体化和积极化，生活平民化和革命化为实施水准，采取团体训练、个别训练、家庭训练等形式，以达到提高学生素养之目的。“职中”存在的年代，正是抗日烽火四起之时，广大学生的爱国心被深深地震撼着。许多学生在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下，走出封闭的校园，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
1936年冬，中兴小学部李微冬教师，适时地发展了“职中” 的张洪仪、汪国璋和李汝佩3位同学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枣庄教育界第一个党支部，李微冬任支部书记。他们又注重对青年进步学生的培养，在学生中发现优秀分子，吸收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俗称民先)。
“七七”事变之前,“职中”以张洪仪为核心，团结进步学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便于活动，还成立了以优秀学生为主体的“读书会”和名称为“虹队”的篮球队。校方也顺应形势组织了以“现阶段是否应该发动抗日战争”为主题的辩论会，党组织抓住时机，积极进行引导，辩论会开得非常热烈成功，主张抗战的队员大获全胜，并领取到校方发的锦旗。这一活动使学生的抗日情绪更为高涨。
“七七”事变爆发后，“职中”抗日宣传队活动于各小学、集市及附近农村。并主动为中心县委印刷散发《抗敌报》。同时，许多学生还积极参加了1938年春地下党组织在“职中”开办的抗曰训练班,其中有梁克忠、李汝佩、汪国璋、李继祥等。党组织派王见新(又名孙俊才)讲授政治理论，于公讲游击战争16字口诀，时间虽短，却使学生们既武装了思想，又学到了抗曰的军事知识。
1938年春，抗日宣传队员响应党的号召“脱下长衫、参加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战斗”，参加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或战地服务团，在革命的熔炉里，他们成长起来，大多数同志成为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张洪仪曾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1944年不幸牺牲。梁克忠曾任鲁南中心县委书记，牺牲于1949年。白秀荣1941年“肃托”时被错杀，后追认烈士。
解放后在各地任重要职务的李克俭、许在廉、杜继贤、张凯、梁度世等同志，都曾在中兴职中学习、战斗过。
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后，工人群起争自由平等，要求提高工人地位。1927年6月，中兴煤矿劳工会向资方提出16条要求，其中第10条要求资方“建立工人学校，培养工人子第，学校经费由公司担负”。1929年惠工处成立，公司将创办工人实习学校列入惠工处工作计划。适时驻矿委员会奉山东农矿厅第一矿务局训令，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即函令惠工处着手筹备。于1930年6月成立筹备会，10月正式开课。校址在矿同仁宿舍内，属惠工处领导。学校以“启发工人知识，提高工人技艺，增进工作效率，完成国民资格”为宗旨。创办之初，规模不大，故不采取招生方法，所有学生均由公司指定。第一期仅办基本教育科，以失业工友为对象，吸收266人，分为5组。后经智力测验，改为7组，1931年，一期将毕业时，又扩充补习教育2组，以连续于基本教育，并另设基本科3组。学校聘有教员4人。至1936年,共毕业617人，均为“里工”工人。
工人补习学校的计划与管理颇为完善，制定《总则》11章55条，对学校组织领导、编制、学额、学科、经费、成绩考查、入学与退学、奖惩等，都有明文规定。学校设校长1人(惠工处长兼任），下设教务、训育、事务3部，每部有主任1人，协助校长主持全校各部事宜。教员分专任与兼任两种。另外，学校还有校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和事务会议等类别，分工明确，责任分明。学校全部经费统由公司担负。学员所有书籍用品，均由学校发给。除专聘教职员支薪外，所有兼任教员，按教课时间，每小时车马费0.5元,学校不支薪。
补习学校编设基本教育、补习教育和劳动教育3科，以前2科为主科。基本教育略同于初级小学性质，侧重于识字，每周6小时授课。补习教育授以较高之普通学科，并授以工作应用上的专门基础知识与技能。课程为共同科目与特殊科目两种，每周授课9小时。劳工运动、政治、经济等基础知识，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地方自治、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现状、劳动问题合作概论、劳动运动史、社会进化史等等。矿工入学顺序先里工后外工，不收矿警。
学校尤其注重平时练习与学习试验，评定成绩分5等:80分以上为甲等，70分以上者为乙等，60分以上为丙等，40分以上为丁等，40分以下者为戊等，丁等准予复试一次。学校奖惩分明，奖励方式多样，有奖品、奖金、照相留校、奖状，直至提升工作。对学员的惩罚则分为训诫、罚工、退学并追缴课业用品费三种形式。正由于此，学校方能教有所成。
补习学校开办期间，进步教师梁度世，曾以工人文化补习班为讲坛，时常向工人讲述革命与抗日形势，启发他们的觉悟，抗曰期间，枣庄矿工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有的矿工后来拿起枪参加游击队，这同工人补习学校的影响有很重要的关系。1933年秋，公司利用冷冻厂旧房(现矿务局体育馆一带) 创设普通中学，设初中一年甲乙二组(班），教员3人，学生38名。次年春添招一年级新生一班。因无办学基金，省府不予备案。
1934年9月，中兴中学改组为职业中学，作为中兴学校职业部上报备案。初设工、商2科，因峄县绅士王介修等控告公司滥用山石，破坏农田，要求赔偿,中兴公司遂以为地方办公益作抵偿，于1935年秋添招农科一级。1937年省政府咨教育部，因农、工、商3科太笼统准设园艺、机械、普通商业3科，未及定名，抗战爆发。1938年中兴职业中学停办。
1943年春始恢复，1945年有初中一、二、三年级4个班，学生200人。因战事改办补习班，分初、高中两部，高中学生50人。1946年春，学校再度停办。同年10月复课，有学生百余人，教师4人，校长王慕荪。至年底停办，学校毁于战火。
另外，中兴公司还办过陶庄中兴小学、台儿庄小学,对当地文化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
社会福利型的鞠仁医院翰仁医院是1923年中兴公司独立经办的,院址位于现矿务局三中一带。占地40多亩。院内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另有围墙630米。初期建设主要是诊疗科，分内科、外科、眼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电疗科和制剂室、调剂室、消毒室、换药室、普通手术室、特别手术室、住院室等D病房分单间、通间两种，单间病室10间，通间病室4大间，可容100多人。1931年扩建病室11间，病人厨房2间，太平室2间，矿警、职员等住房21_司。并建了洗衣房、浴室等服务性设施。
鞠仁医院主要医疗设备有X光机、附球管、透热机、通用连接机、水银石莹灯、电热消毒器、蒸气消毒器、大手术台等。
建院初期，医护人员36人，其中院长兼医士1人，医务主任兼外科医士1人，内外科主任1人，眼耳鼻喉科主任1人，皮肤花柳科主任1人，药剂主任兼调剂1人，药剂师1人，医务助手3人，药剂助手1人，练习生兼看护8人，井下救护8人，病室专役看护6人。以后随着矿业振兴和医院扩大，医护人员不断增加，技术力量也进一步加强。全院有病床120余张，病房分为三等。一等病房，病床2张，为公司上层职员居住，设施华丽，内有沙发、浴室，设专用食堂，由高级厨师待奉;二等病房，病床50张，供公司一般职员所用，被褥整洁，备有浴盆;三等病房为工人群众所用。大通间病房有床无被褥，卫生条件很差。
翰仁医院属慈善性质，除花柳病患者，无论何人包括附近农民就诊，医药均不收费。职工伤病经医生批准住院者，伙食也由公司担负。医院每年经费统由公司拨给。因此远近称颂, 除公司职工家属诊疗伤病外，附近各县就诊者颇多。医院扩建前，每日门诊少则100余人，多则400余人。据1930年门诊统计，诊治52490号。1931年至1937年是鞠仁医院鼎盛时期,1935年门诊总量达150080人次。
1938年3月，日军占领枣庄，鞠仁医院处于凄凉之中，大门基本关着。日本人森田凌山任院长后，对医院进行整顿。1939年在西南门里利用中兴公司旧有房屋设立内医院，也叫里医院，院址位于现矿务局通讯大楼南,占地约840平方米，建筑面积428平方米。内医院设备华丽，戒备森严，有病床20余张，专为日本人服务。原轉仁医院称外医院，人员、床位大大减少，仅保留病床70余张，医护工役等70余人，翰仁医院的部分病房作了日本人的兵营。日军投降后，医院失于管理，门窗大部破坏。1948年鞠仁医院毁于战火。
住宅建设及管理据1930年统计，中兴公司有经理、矿师等住宅7处，员司住宅10所，员司宿舍2所，出租市房302间，工人宿舍65间。30年代，中兴公司的经营进入鼎盛时期，“为筹谋各处在职里工工人及警士之眷属安居起见，划区建设工人住宅，并环筑围墙以护卫之”。1933年兴建惠工村，1934年竣工，建筑面积为20614平方米。工人住宅分为2种，正屋3间附厨房2间者为甲种房，正屋2间附厨房1间者称乙种房。计有甲种1区42所，乙种5区569所，共611所，住1070户。有围墙1510米。到1937年，中兴公司共有住宅62273平方米，其中楼房11座4290平方米，平房25处57983平方米，另有待客楼1座872平方米。
曰本人占领时期，增建住宅42734平方米，其中日本人住房13处‘8769平方米(内有日本式房屋10座），职工住宅10处11942平方米、外工住房22023平方米(均为简易房)。另有日本式家楼1座320平方米，日人家房634平方米。
1946年11月清产时在册住宅105007平方米，其中13处10642平方米，另有客楼872平方米、日本式客楼320平方米、曰人客房634平方米，毁于战火。
中兴厶司办公搂中兴公司办公楼(山东文物保护单位)于1923年建成、耗资14万元。楼身红砖，大坡度大红色瓦屋面，砖混结构。东西方向的正楼为2层建筑，层高4米。北部单层建筑为会议室。大楼东部有地下室，高3米，通地下室有3处出入□，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2根淡红色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楼顶有钟楼。正楼中央全高达15.6米。楼内中间门厅有4根花岗岩圆柱拱托，两端与楼梯间相连，长12米，宽11米，门厅两侧有东西走廊，宽2.2米，走廊两侧有办公室、开间5X6米，宽敞明亮。德国人设计，平面形状似飞机，俗称“飞机楼”。以大楼中为圆心，周围半径为48米场内环楼水泥路，宽5米，大楼四周建有160米X160米呈正方形的红砖大围墙，正对大楼中心围墙四边各留大门1处，1时6年因战争大楼遭破坏。1953年，投资5.97万元，照原样进行恢复，称枣庄煤矿办公大楼。1962年，大楼北部单层会议室加层，建筑面积234平方米。大楼总面积为2813平方米。
在办公大楼前东、西两侧，各建造楼1座，红砖墙身，大红瓦面、均为砖木结构2层，东楼面积1734平方米，西楼面积1176平方米，楼前建红砖花墙，高2.2米，与大楼大墙相接，两座楼各自成独立小庭院。
分配i中兴公司住宅按等级分配，“小洋楼”、“八大家”、“六大处” 等由洋人、资本家及高级职员居住。据1930年第二次《山东矿业报告》记载:“上级职员，如正副经理及矿师等住宅，其屋宇庭园，均极华丽。其他公司职员住宅，如煤师、监工等，殆均依等级分之，虽不如上级职员住宅之壮观，然亦舒洽人意。”未携眷之职员住“同仁宿舍”。正经理住宅造价为中兴公司办公大楼造价的4〇%，相当于工人宿舍657间，其豪华程度可想而知。但工人住宅甚少，一般工人分不到住房。据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年的调查，“有家属的工人，大多租用或自建草房一两间，每间租价每月3角至1元，通常每间住二人以至五六人不等”。“矿警队兵士及许多势力较大之工人，多于公司围墙一带之隙地上自盖草房居住，既免匪患，又可随时取用煤斤，较之居于围墙之外者胜一等”“许多穷苦工人，只能依着别人家的墙壁搭上一个草棚”。有的甚至连这样的草棚也搭不起来，一家老小流落街头。单身外工大半租居于“饽淳铺”中，饽饽铺类似简陋的客店，代办伙食，供给开水，晚间工人随地铺卧。
鉴于“惠工村”等工人住宅的计划兴建,1933年2月15曰中兴公司惠工会第83次例会通过了《中兴公司工人住宅简章》，对住宅的分配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职工人有直系眷属(父母妻子为限)者，得租用房屋，无眷属者，可由工人数人合租1屋或1室。居住资格为本矿里工工人。工人租居住宅按等级配给，里工匠目及相类的工头，得租甲种住宅1所，同类型的单身者得租用甲种住宅1室，里工工匠及工头月薪在21元以上或曰薪在0.7元以上者，得租住乙种住宅1所，同类型的单身者，工人租居乙种住宅1室，里工月薪不满21元或日薪0.7元以下者，得工人租用乙种住宅1所，同类型单身者3人租用乙种住宅1室。
工人请求租用住宅，先由该管机关负责人查明其籍贯、年龄、职务、最近工资、直系眷属及住址，认为可以租用后，通知惠工委员会协理。
營理1933年起制定《工人住宅简章》，住宅管理及事务由惠工委员会处理。工人租用公司住宅，经驻矿办事委员会裁准后，由惠工委员会填给凭证。租用者不得将房转租或借与他人，违者立即取消居住权，离开本矿职事者,1周内迁出租宅。
公司收取租金，甲种住宅连5盏电灯，每月3.5元，乙种1.65元，携眷工人2人合租1房及单身工人2人或3人合租1室者，正屋每室租金〇.6元，厨房0.4元，均连电灯在内，租金征收，由各机关发工薪时扣除交收支处，收据发给本人。
运河煤炭与多元文化运河是枣庄运河文化的载体。枣庄运河文化又具有独特的地域特性，文化内涵丰富。在煤炭开发的进程中，开放性较为显著，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意识。中兴公司在创办、经营和发展的30年中，自始至终体现了这种思想和理念。
官督商办的中兴矿局就已招股集资，利用南北财团的资金，开矿采煤。到中兴煤矿公司时，人才荟萃、思想活跃、风俗多样，其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吸收外来之长，较早地大胆引用外国机械设备和先进技术，派朱言吾等人赴欧美十几个国家参观考查，学习管理经验，加上当地的回族、外来的南北方的人们, 枣庄形成了多民族、多层次、多种信仰的文化格局。
枣庄煤田的开发和经营，历经了700年的风风雨雨，各类不同层次的贤达志士，都曾聚散于此。他们有峄县的地方绅士名流,有高官显贵的政界军界人物，有大学留洋的学士,有外籍的工程技术人员，思想非常活跃、先进必学，为枣庄矿业的发展，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地为实现民族工业的近代化，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早在19世纪后期，峄县八大家的金铭、李朝相等，利用江苏的陈德浚，湖南的周盛波和北方王德均，通永镇总督贾起胜、戴华藻等财团的资金，开矿经营;在20世纪初，张莲芬辞去山东盐运使的官职，专门从事煤炭事业，他才识干练，娴于矿务, 结友排议、聚信同仁;举人出身、北洋政府代总理、袁世凯恢复帝制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的朱启钤，他意识超前，大胆引进国外机械设备，为枣庄煤矿的发展颇多建树;国民党的财政精英钱新之，大刀阔斧地对煤矿全面地进行技术改革，积极采用先进技术，使中兴公司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独资办矿的最大煤炭企业;聘请了德国矿师克礼柯，他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创下了年产820万吨的惊人记录;还有旧中国著名的采矿专家朱言吾，最先率中兴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到欧美等十余国家考查学习;从国外特聘回国钻探专家俞道吾等;更有政界军界显赫人物介人中兴公司，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军界的张学良、吴炳湘,南北财团要员叶揆初、任振采;蒋介石的尊师陈景韩;还有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者、共产党员纪子瑞、田位东、郭子化等。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地位各异，但他们都是控制局势，稳定大局的决策人物。以上各类人物汇集在枣庄，就形成了多种思想、多种风格、多元文化的格局,也正是因为这多层次、多种关系，更为丰富和美化枣庄添上了一笔重彩。二积极购买国外的机械设备和引进先进技术，开启了枣庄人的开放意识。中兴矿局虽是封建地方势力开办的，虽然思想守旧、墨守成规，但它迈出了使用了机器排水的第一步。中兴公司在创建初期，高瞻远瞩地修铁路、建大井、自建发电厂、试用先进机器，开创了近代工业机械生产的大好局面。大规模的生产环境、机器采煤和运输的所产生的效益，坚定了枣庄人走出去、引进来的开放思想。随着国内工业的快速发展，煤炭需求量的大增，中兴公司毅然封闭百座小井，集中大井生产，在中国首先使用了无极绳循环索、簸运机运输，在薄煤层使用电动刈煤机，在旧中国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另外，又购进了外国先进的机械设备，在第二大井安装了德国最先进的电动提升机和排水机器，改变了采煤方法，全矿上下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更新改造，使枣庄煤矿实现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中兴公司以煤炭质量和合理的价格，用诚信挤身于世界煤炭大市场。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进一步充实了枣庄的地域文化，形成了“多种文化元素”汇集交融的格局。
三煤炭生产的大发展，吸引了江、浙、沪、院等“南方人”来枣庄投资发展。他们头脑灵活，有资金、有技术。而枣庄采煤使用的是机器生产，各种机械设备需要大量有技术的人才，要有先进的施工管理队伍。加之在明朝大移民时，北方的回族人沿运河南下，在枣庄安家落户较多。产业工人、当地的居民都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信仰多种、文化南北交融的地方文化特征，营造了以煤炭生产、运输、经营、代销、生活服务为中心的独特的商贸文化。加上自然地理位置的优势，配合煤炭机器大生产的发展，形成了具有有认同性和归属性的文化体系。其文化特质是——创新、进取和开放。
中兴公司大事记12世纪中期煤田的露头煤被当地人民发现开采。
13世纪中叶小煤窑成群，形成“磨塘山欲尽，煤井地皆空”的繁荣景象。
1897 年张莲芬受命来枣庄。察勘后请求复开煤业。
1898 年批准复开，命贾起胜、张莲芬遵办。
与德摧琳达成合办协议。
矿师邝荣光(华)、富里克(德)到枣庄。
1899 年商办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张莲芬为华总办。
1900 年排水出煤,对三合庄以北勘探。1902年德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声称比利时人到枣庄察勘，欲购买煤矿，影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张莲芬受命据实陈述，驳回德使照会。
1904年在山家林购矿地715亩，在陶庄购324亩。
1906 年筹建台枣铁路，朱钟琪绘制矿建地图。
1907 年向德商礼合洋行借款。
1%8年注销“华德”字样，改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
改为总经理制。
1910 年第一大井开工兴建。
1911 年改选董事会长，周学渊为会长。
改为经理制。
1912 年与津浦路局签订运煤互惠合同。
台枣路建成，请求建临枣支线。
1913 年中兴电厂发电，第一大井建成。聘德国工程师高夫曼为总矿师。
设立中兴总公司。
董事会办事机构迁来枣庄。
1914 年临枣支线竣工与台枣铁路接轨。
1915 年第一大井透水，瓦斯爆炸死亡499人。伤200余人。高夫曼辞职。
南井西大巷透水事故中死亡10人。
1916 年张莲芬病故。徐世昌任董事长,（朱启钤代理)。
丁文江来枣顾问。
1917 年美国矿业部长宾福士偕同约翰生来枣庄考察。
与美国纽约东方矿务公司签订合同，在山家林、邹坞一带勘探。
1918 年与曰本订立打钻合同。
设立临时诊所。
1919 年建面粉厂、榨油厂。
发生井下透水事故死亡73人。
建成枣庄中心街。1921 年第—大井兴建。
1922 年建立农场、林场及水泥厂。
1923 年经理戴绪万病故，胡希林代经理。
关镜潭出任总经理。
十二窑透水事故死亡114人，第一大井透水事故死亡72人。中兴公司办公楼建成。
成立中兴小学。
建立护矿队。
鞠仁医院竣工。
1924 年第二大井投产。建陶庄分矿。
山家林矿关闭。
1925 年陶庄分矿关闭。
1926 年中共山东省执委派纪子瑞来建立党组织。
1927 年桂系文鸿恩部进占枣庄。
成立劳工会，成立职工联合会。
1928 年中兴煤矿停产，成立失业工会。张福林被捕，外工会被迫解散。
国民党军队进驻枣庄。
蒋介石下令没收中兴公司。后发还矿权。
中兴公司董事会迁上海,推朱桂辛为董事长。
1929 年矿井恢复生产，改为8小时工作制。
增设惠工处。
1930 年台儿庄分厂工人罢工遭镇压。
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及图书馆。
中共山东省和苏行委委派田位东、郑乃序来枣庄从事工运工作。
成立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工会。
1931 年工人代表南京请愿，控告公司破坏劳资协议。
成立中共枣庄特支(矿区特委），田位东为书记。
议筹增开第三大井。
1932 年矿工大罢工，田位东被捕。郑乃序被叛徒出卖被捕。中共徐州特委派郭子化来枣恢复党组织。
1933 年成立中共枣庄煤矿党支部。
建立矿区临时工委，郭子化任书记。
成立矿区党委，郭子化、王明增先后任书记。兴建台赵铁路。第三大井投产。
1934 年惠工村宿舍竣工。工人浴池、工人俱乐部建成。筹议组织. 员工合作社。
1935 年创办上海和兴钢铁厂、永兴炼焦厂。
台赵路通车。
矿区居住区成立中共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
1936 年向曰本和东南亚出口煤炭达28万吨。
1937 年叶揆初任董事长。钱新之任总经理。黎重光任主席委员。成立中兴轮船公司。中兴公司停产解散人员。
向后方折运机器，驻矿委员会迁汉口。
中兴中学成立枣庄抗日宣传队，张洪仪任队长。
编印《抗敌报》。
1938 年矿工组织慰问团到官桥、临城慰问抗日将士。
连云港沉船堵港。
在汉口召开董事会,决议“一致主张抗日，决不与日伪,作'3月18日，曰军侵入枣矿。大桥小太郎为矿长。
华北临时伪政府实业部电令中兴填表登记，遭拒绝。
连云港码头及分厂被日军占领。1946年人民解放军攻占枣庄,包围了矿区。
国、共签订“停战”协议。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张福林为主任，建立煤矿工会。
成立枣庄矿务局准备恢复生产。
我军撤离枣庄，国民党26师、51师进占枣庄。
(摘自枣庄矿务局档案处资料)
相关机构
枣庄市中兴公司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枣庄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