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公孙弘
  公孙弘(公元前200—公元前121年)，字季，西汉淄川薛邑人。公孙弘经历复杂，一生坎坷，属大器晚成。“少时为吏，有罪，免”，后又因“家贫，牧豕海上”(《汉书•公孙弘传》，下同，不注)。40岁时，开始读《春秋公羊传》。经过一番苦读，成为一名饱学儒士。公元前140年，已经60岁的公孙弘，以贤良文学之名被汉武帝征为博士。公孙弘的第一个任务是出使匈奴，出使的具体情况历史缺载。返朝后向武帝汇报出使的情况，但 “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于是被罢官“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第二次被淄川国举荐应贤良文学赴京对策。汉武帝出的题目内容是，上古尧舜时为什么风调雨顺，风俗淳朴，政治清明？要“贤良文学”们从“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做出回答。公孙弘在对策中提出“治民之本”八条。由于公孙弘的对策平常，而被“太常奏弘第居下”,但汉武帝十分赏识，将其从下第拔擢为第一。召见时，又见公孙弘“容貌甚丽”,非常满意，由是再次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此后，公孙弘再次上书武帝:“……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公孙弘已经以周公自居，气势完全不像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所以武帝不由追问他“弘之才能自视孰与周公贤? ”公孙弘只得应对说:“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训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 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公孙弘慷慨激昂的话语，赢得汉武帝的加倍赏识,因而官运亨通，次年即晋升左内史，成为主持京师政务的重要官员之一。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又晋升为御史大夫，次年任丞相，封平津侯，位极人臣。
  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第二次被征为博士，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卒于丞相任上，前后十个年头。其间任博士、左内史约四年，任御史大夫二年，任丞相四年。十年间，公孙弘作为汉初政坛上的一名重要人物，其政治作为主要是：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实施通西南夷的计划，“巴蜀苦之”。公孙弘应武帝之命前往视察,“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接受东夷秽君南闾的归诚，在今日朝鲜半岛中部设置苍海郡。第二年，卫青等对‘匈奴的征伐中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公孙弘对汉武帝向周边少数民族用兵不以为然，“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他数次上书，要求汉武帝停止开边拓土的一切活动。汉武帝对公孙弘的意见不便直接否定，于是召来能言善辩的朱买臣等人与公弘辩论，结果是“发十策，弘不得一”。公孙弘只得谢罪说:“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以上两件事均与汉武帝的武力拓边政策有关。这里，公孙弘较多地看到了汉武帝拓边政策的负面影响，即给国家财政带来危机，给黎民百姓带来灾难，因而皆持反对态度。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武帝拓边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解除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对汉帝国边塞地区的袭扰，开拓了疆域;另一方面，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公孙弘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显示了儒学政治家保守有余、进取不足的品性，缺乏远大政治眼光。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处理郭解案上，持不同政见。按律郭解(游侠)应无罪释放，但公孙弘却主张灭郭解一家。他认为:“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杀之。当大逆无道”(《汉书•游侠传》)。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杀掉了郭解及其全家。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以武犯禁，无视国家法规,如果任其存在，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公孙弘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后世史学家对此多持肯定态度。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提出一项禁民挟弓弩的建议，汉武帝让时任光禄大夫侍中的吾丘寿王与之辩论。吾丘寿王指出，禁民挟弓弩不过是秦皇朝禁令的复活，这一禁令既未消弭盗贼，亦未阻止秦朝的灭亡，其效果可想而知。最后，吾丘寿王从历史、现实、礼教多方面论证，力驳公孙弘之谬:面对吾丘寿王的有力驳斥，面对汉武帝否定的目光，公孙弘又一次“拙服”了。事实上，公孙弘的出发点是为了防范民众对朝廷的反叛，对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六月，公孙弘等提出兴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官等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从此为广大儒生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为儒学越来越多地影响政治进而在中国逐渐占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对于这一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公孙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公孙弘作为一代儒者，在儒学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却微乎其微。《汉书•艺文志》记有《公孙弘十篇》，已佚;他在政治实践中的对策、上书等，具有思想价值的寥寥无几。但也不容否定，在中国儒学史，特别是两汉经学史上，公孙弘仍然有其独特的地位。首先，公孙弘四十始治《春秋》，以举贤良文学对策起家，在耄耋之年步入政坛,最后做到宰相，位列三公。其入仕轨迹告诉人们尤其是儒者，读经是入仕的门径和晋身的阶梯，使“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为儒学政治地位的提升起了积极作用。此后，大批的饱学之士步入政坛，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政务，大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其次，在公孙弘等一批儒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汉的统治思想完成了由汉初 “黄老之学”到武帝时儒学的转变,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孙弘以布衣起家，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贵为丞相后，仍“食一肉，脱粟饭”。事后母孝谨，又性格外向，知识面广，为人谦恭，礼贤下士。还仗义疏财，救济贫寒，以致自己 “家无所余”，因而赢得了颇好的口碑。这是他性格中所固有的善良朴实的一面。在登入仕途后，公孙弘为了明哲保身，对汉武帝曲意奉承，唯命是从。对不同政见者耿耿于怀，挟嫌打击报复。当朝大臣主父偃和董仲舒是公孙弘的两大政敌。于是他借机报复，先除掉主父偃，又把董仲舒赶出朝堂，消除了他们对自己地位的威胁。纵观公孙弘一生，有功亦有过。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写《汉书》，盛赞武帝时人才辈出，在所举出的14类27个代表人物中，公孙弘列在儒雅第一。
  王臧
  王臧，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39年，东海兰陵人。生活于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是汉代推行儒家政治的重要实践者，为西汉中期儒道斗争大潮中的急先锋之一。王臧年轻时拜申公为师，专攻今文《诗》学。经过数年的潜心学习，王臧对《诗》学已甚为精通。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夏四月，景帝立刘彻为皇太子，并命尉卫绾为太子太傅、王臧为太子少傅。二人以儒者身份，专门教授皇太子《诗》学。后因事被免职。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帝位，就是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登基之始便欲有一番作为，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为武帝提供了良好的舞台。西汉初期，由于长时期的战争，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统治阶级为了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因而汉初的经济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至汉武帝登基时，“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安”(《史记•孝武本纪》，下同，不注)。社会政治相对稳定，汉王朝已积聚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力量。“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武帝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适时改变统治政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以及群臣伦理观念，恰恰适应了当时的形势。
  汉武帝“乡儒术”，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且接受赵结的建议，凡“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汉书•武帝纪》),都会祸乱政治，不在征荐之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臧之属明儒学”(《史记•儒林列传》)，以“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的身份征召再次入仕。王臧曾是汉武帝的老师，因而受到特另y的信用，被任命为“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这时“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蚣也分别被任命为丞相和规武帝欲大刀阔斧地全面推摘制及儒麵台。
  赵绾、王臧等人在窦婴、田蚣的推动下，秉承皇帝的意旨，着手制定各项改革措施，“议古立明堂城南，……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汉书•郊祀志》)。汉武帝对王臧等人的建议非常重视，责令他们着手落实。但是，鉴于明堂之制久废，一般人不堪此任。王臧、赵绾趁机推荐自己的老师申公，说他学问渊博，可力胜此任。汉武帝立刻派遣特使，用最隆重的礼节“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王臧和赵绾也乘坐轺车随使者一同前往。申公时年已经八十多岁，来到长安后，汉武帝在宫中接见师生三人，垂询治国之道。申公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虽然不是十分满意，仍封他为太中大夫，令他们师徒抓紧时间统筹明堂事宜。
  迎回鲁申公后，师徒即着手实施改革。“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无行者，除其属藉(籍)”。他们的改革是要尊崇儒术，限制列侯的势力，维护中央集权制的稳定。放松政府对盐、铁的控制、允许私人采矿冶铁作器，经营盐业和酒业，以发展经济。建明堂之制，就是要订定诸侯朝觐之礼，维护西汉天子的绝对权威，借以宣明政教，宏扬儒术，宣传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使封建纲常纳入礼制轨道，威加四海而礼及天下。当时武帝年少登基，诸侯王多是他的叔辈或兄辈，不尊重年少的皇帝。制定明堂朝觐之制，就可以理顺上下尊卑之礼，起到尊隆王权的作用。因此，要不要立明堂，就成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一大焦点。另外，儒家尊周礼，尚宗法及父权;道家法殷礼、宗法不明、母权舅权为重。这也是当时儒道之间一大争端。改革所面对的是历经数十年所形成的、以窦太后为核心的、维护黄老政治的强大政治集团。他们极力维护既得利益，自然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王臧等将改革的矛头，首先指向皇亲贵戚，“令列侯就国”，欲让他们离开京城回各自领地，以免他们干预朝政。但“列侯多尚公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皆不欲就国”。又向宗室诸侯宣战，鼓励朝中官员检举揭发外戚的种种不法行为，根据国法分别予以惩处。王臧等人的改革措施指向过众，且多是宗室皇亲，他们的势力本来就十分强大,又“毁日至窦太后”。太皇太后窦氏,酷好黄老之学，王臧等“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加之列侯公主们的诋毁，以窦太后为首的权贵对改革十分不满。但赵绾等人不知回避锋芒。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时为御史大夫的赵绾又上疏武帝，建议汉武帝不要受后宫的影响。王臧、赵绾等人的步步紧逼，自然更加触怒窦太后，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汉书•窦田灌韩传》)。于是责令汉武帝将赵绾、王减双双罢官下狱。“因废明堂事”(《史记•儒林列传》）、“诸所兴为者皆废”,丞相窦婴、太尉田紛亦被罢官。“申公亦疾免归”，数年后死去。窦太后决心置王臧等人于死地而后快，“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赵绾、王臧等看到凶多吉少，在狱中自杀身亡。他们成了西汉中期儒家与黄老派斗争及政治改革失败的牺牲品。但是，王臧等人并没有白白付出生命。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因病驾崩，汉武帝真正掌握了朝政大权后，便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此奠定了西汉中期强盛的基础，在思想领域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独尊地位。
  萧望之
  萧望之(公元前106年一公元前41年），字长倩，东海兰陵人，后随家迁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他是西汉中期，宣帝、元帝二朝之间的名儒，也是当时有名的大臣。宣帝时任射策为郎,累官到谏大夫、御史大夫，后左迁太子太傅，授太子经。元帝时，以帝师之故，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后由于与宦官弘恭、石显结怨，而元帝不察,终为宦竖逼迫自杀。
  兰陵萧氏为山东大族，但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系平民出身。萧望之年轻时勤奋好学，从同县后仓治《齐诗》十余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功底深厚。由于学识渊博，通览古今，因而“京师诸儒称述焉”(《汉书•萧望之传》，下同，不注)。
  西汉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昭帝刘弗陵即皇帝位。昭帝年幼，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主持朝政。霍光武断专行，控制了朝中大权，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为了防备政敌的袭击，对吏民防范甚严。长史丙吉将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数人推荐给霍光。在霍光召见时，按照惯例“吏民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但萧望之不肯服从，与霍光侍卫发生了冲突。等见到霍光以后，萧望之上前责问为什么要“露索”并被“两吏挟持”。使霍光非常不高兴，“光独不除用望之”，而同来的仲翁等被委以重任。三年内，仲翁累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惟独萧望之因不趋附霍光，仅“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仲翁出入前呼后拥，非常荣耀，他向萧望之炫耀道:“不肯录录，反抱关为?” 萧望之非常反感地说:“各从其志”。后来，因弟犯法受到牵连，不能在宫廷，被放免为郡吏。魏相做了御史大夫后，将萧望之任命为属官，后又发现萧望之廉洁奉公，升“为大行治礼丞”，负责处理府内接待、礼仪方面的事务。
  霍光死后，其子霍禹继父为大司马，侄孙霍山担任尚书，霍云任中郎将并封冠阳侯，两女婿担任东西宫卫尉，其他亲属都在朝廷担任要职，“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资治通鉴•卷二十四》)。霍氏在汉廷中仍然有很强的势力，骄侈纵横，肆行无忌。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一带降雹成灾，萧望之向汉宣帝上疏“陈灾异之意”。宣帝久闻萧氏之名，问道:“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萧望之针对当时权臣专擅朝政、横行不法的现象，在对答中指出:君王虽然思政求贤，“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要求宣帝“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萧望之力劝宣帝抑防霍氏，以免鲁昭公悲剧重演，完全是出以公心、为国分忧,甚合宣帝之意。于是随即被宣帝任命为谒者，从此成为宣帝的亲信。一年内就 “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地节四年 (公元前66年）,霍氏谋反，因事败露伏诛，萧望之因之“浸益任用”。
  朝廷要选拔一批精通政事的博士、谏大夫补任郡国官员，萧望之被任为平原太守。但是，他认为自己发挥才智的地方在 “本朝”，不是远离都城去当郡守。于是上奏皇帝申明观点:“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如果皇帝能够选任“明经术”、“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让他们参与政事，则 “成、康之道其庶几乎!”宣帝欣然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征入守少府”。通过长期的考察，宣帝看到萧望之为官“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为了进一步考察他处理政事的能力，先任其为“左冯翊”。并派人告诉萧望之，使之任职于三辅，不是降其职，而是为了全面考察他的能力。
  萧望之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展现他以儒术处理政事，并大获成功的是，在宣帝下诏讨论京兆尹张敞关于以谷赎罪的问题上，他陈述主见，帮助朝廷作出了重大决策。当时西羌反叛，汉遣兵讨伐。张敞建议，允许那些犯罪较轻者以谷赎罪，以备来年粮食不足。宣帝让大臣讨论。萧望之表示反对。他认为允许罪犯以谷赎罪，会引起严重后果，造成“贫富异刑而法不一”，进而引起社会不安。萧望之引经据典，并结合武帝故事，尽陈以谷赎罪之弊，得到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的支持，否定了张敞以谷赎罪的提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得“迁大鸿胪'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在此期间，匈奴发生内乱，许多人建议趁机出兵，将匈奴消灭。宣帝下诏让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人，向萧望之请教对策。萧望之以《春秋》经赞扬晋士訇不伐齐侯之丧为依据,否定“乘乱而幸灾”的主张。认为“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而应该“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完全听从萧望之的意见,派兵帮助呼韩邪单于稳定其国。萧望之根据儒学原则，主张以仁义之道对待处于困难中的匈奴。并感化四周的少数民族，以征服他们的心灵，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收到四夷归附的效果。后来匈奴单于对汉朝非常感激，亲自来朝见汉宣帝。在讨论对来朝单于给予什么样的礼仪待遇时，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等人主张:“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又一次力排众议，独树己见。他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而且他认为，外夷稽首称臣，而中国让而不臣，这既表现出大国的谦让之风，也可以防止将来一旦发生变故，匈奴不再来朝，汉朝也无叛臣之事。这样“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完全符合《尚书》“夷狄荒服”之义。宣帝欣然采纳他的主张，宣布对匈奴以客礼相待。萧望之此议，后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稳定了边境。
  后由于忤宣帝意，反对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提出的设常平仓事，“天子由是不悦”。随着与同僚关系的不断紧张，被宣帝以“廉声不闻，敖慢不逊，亡以扶政，帅先百僚”之罪，而左迁为太子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重，“选大臣可属者”。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不久汉宣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孝元帝。萧望之、周堪因曾是元帝的老师，而备受尊重。萧望之与白宗室、刘更生、金敞等四人，倾心辅佐元帝，“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汉宣帝时中书宦官用事”。时为中书令弘恭、石显与车骑将军史高勾结在一起，相为表里，把持朝政，气焰嚣张。萧望之认为，外朝中枢机构才是“政本”，而重用宦官“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从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结下怨仇。元帝即位后，弘恭、石显等寻机参劾萧望之:“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年幼，又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于是准其所奏。后来从周堪、刘更生那里才知道是下狱的意思，非常生气。对弘恭、石显严加斥责，并责令放萧望之重新用事。但弘恭、石显不甘心，推史高上奏皇帝说:“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但皇帝感恩于萧望之教授自己八年，且又“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只收回他的“前将军光禄勋”印绶，而赦免了萧望之。
  几个月后，元帝“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并要任师傅为丞相。恰逢萧望之的儿子上书为父亲辩护，不想遭到弘恭、石显等的攻击:“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拙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元帝左右为难，鉴于所列罪状昭然，只得“可其奏”。显等将皇帝的诏令“封以付谒者”，并“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萧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饮鸩自杀”。
  萧望之一代名儒，通览古今，是汉代《鲁论语》的知名传人。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勇于发表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许多问题理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著名史学家班固对他的操行品德、学识及政治才能备加赞扬，对他的悲惨结局也极为同情:“萧望之历位将相，藉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挠，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班固《汉书• 萧望之传》）
  毋将隆
  毋将隆，字君房，汉东海兰陵人。汉成帝时，由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举荐，任从事中郎。毋将隆为人正直，敢于直谏进言，随后又升迁掌管谏争、议论的谏大夫。
  到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已经即位25年的汉成帝，由于长期操劳,加之一直沉湎于酒色，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开始考虑皇位继承问题。可是他本人却一直无后。能够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他的二弟“中山王”刘兴和他三弟的儿子“定陶王” 刘欣。刘欣好学多才，是皇帝的子侄辈。他的祖母傅太后，暗中为王求嗣，便安排赵皇后、昭仪和皇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都来劝说皇帝。成帝于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召集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共同商议如何选取一个合适的人选作为帝位的继承人。翟方进、王根、廉褒、朱博认为:“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又多才好学，作为皇位的继承人非常合适。根据《礼记》:“兄弟的儿子，就如同自己的儿子。作谁的后代，也就是谁的儿子了”。所以定陶王刘欣应该为继承人。惟独孔光一人表示反对，他认为:依礼，确立皇位继承人，应以血缘关系最亲近的人。从《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殷王的继承人来看，殷法是兄终弟及的;从外丙、仲壬，一直到盘庚，都是兄弟代立。中山王刘兴，是先帝的儿子，皇帝的亲弟弟,应当选他为继承人。
  身为谏大夫，毋将隆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同时，他也看到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一直在为他周旋，内心非常明白:一旦傅太后和皇后赵飞燕、皇后的妹妹昭仪以及皇舅、大司马王根，这样一群皇族结成联盟，必然会形成强大的势力。为此，毋将隆向成帝上了一道密奏，讲道:“古者选诸侯人为公卿，以褒功德，宜征“定陶王”使在国邸，以填万方。”(《资治通鉴.汉纪》）成帝看了毋将隆的奏章后，非常高兴。他认为“中山王才干不足，而且兄弟之间不宜相互入朝为帝，兄弟的牌位不能同时入祀宗庙;而定陶王是自己的侄辈，不存在这些问题”，同时考虑到赵皇后、昭仪也想立定陶王嗣，而定陶王又好学多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采纳了毋将隆的意见，决定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不久，毋将隆因上奏定嗣有功迁冀州牧，又迁颖川太守。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驾崩，定陶王刘欣继承了伯父的皇位，是为哀帝。新帝即位后，论功行赏，毋将隆因宦绩优异，晋升为京兆尹，后迁为执掌京师治安防务的执金吾。汉哀帝有一个男宠，名叫董贤。董贤在汉成帝末年任太子舍人。哀帝继位后，他随太子官属升为郎官。因为长得漂亮，并且十分善解人意，使每天处在严重政治危机中的年轻的哀帝，从他身上寻求到了一些慰藉。二人关系非常密切，出则同辇，入则陪侍左右，并经常同寝。哀帝对董贤赏赐无度，致累积巨万，其尊贵引得朝廷上下异常震惊。哀帝为拉拢宠臣近亲，先后十余次派中黄门，自国家武器库中取兵器，送到董贤和皇上的乳母王阿舍的家中。执金吾毋将隆知道后，便向哀帝呈奏《谏私给武库兵疏》，慷慨陈词，强调武库兵器只能为国家公用，历数把武库兵器送给私人的利害关系，请求收还武库。哀帝看到奏章后很不高兴，因为矛头指向了他的男宠。
  后来，为人刚暴、擅长权谋的傅太后，派掌管宾赞受事的谒者，收买官家奴婢，并且是“贱取之”,不愿按市场公平价格收取。他们还从毋将隆府中收买了八名奴婢。毋将隆认为傅太后这样做是不对的。于是向皇帝上奏说:“买贱，请更平直”，要求皇上出面更正这些行为。哀帝为了维护傅太后的尊严，颁布诏书给丞相、御史等人，指责毋将隆。但哀帝又考虑到，毋将隆当年曾力主自己做太子，有“安国之言”，为自己做皇帝建有奇功，即“左迁为沛郡都尉”(《资治通鉴•汉纪》)，后来又升迁任南郡太守。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自幼身体多病的汉哀帝驾崩，他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大权落入其祖母、太皇太后王政君手中。王政君又让自己的侄子王莽进宫，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并架空了时任大司马的董贤。王莽为了排挤董贤，就唆使大司徒孔光弹劾董贤，说他任大司马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请求罢免之，董贤被迫自杀而亡。自此，王莽控制了西汉的朝政大权。王莽年轻时，就非常仰慕和看重毋将隆的人品才智,多次要和毋将隆交往，都被拒绝了。毋将隆既看不起王莽不学无术，同时也不喜欢他依仗姑姑王太后的权势专横跋扈，因此得罪了王莽，从此结下怨仇。哀帝驾崩后，中山王刘衍即皇帝位，是为平帝。平帝时年九岁，不懂理政，太后称制，大司马王莽独揽朝政。他认为报复毋将隆的时机已到，便暗中指使大司徒孔光弹劾毋将隆。孔光与毋将隆在成帝时，曾为立太子事政见相左，孔光也对毋将隆怀有成见。孔光为讨好王莽，便寻机向平帝上奏说，毋将隆以前“为冀州牧，治中山冯太后狱，冤陷无辜”(《资治通鉴•汉纪》），不适宜再于中原地区任职。平帝也认为，冯太后是自己的祖母，当年毋将隆的作为，便是侵犯了皇权的尊严，必须对其进行惩戒。于是准孔光所奏，罢免了毋将隆的职务，将他流放到广西合浦县。
  王良
  王良,字仲子，东汉谏议大夫，东海兰陵县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依靠农耕维持生活，自幼养成了勤劳检朴的习惯。王良少年时期就刻苦好学，攻读经书，特别对儒学经典之一的《小夏侯尚书》下了一番功夫。靠多年的苦读，积累了较为渊博的学识，成了一位造诣很深的儒者。
  公元8年，出身于外戚大官僚家庭的王莽自立为帝，建立了“新”朝政权。王莽上台后，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制的措施。由于改革触及了大地主、大贵族、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加之在改革过程中用人不当，致使贪官污吏“侵渔百姓”,造成了全国政治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王莽当政期间，发动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 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激化了阶级矛盾。爆发了影响深远的“绿林”、“赤眉”起义。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王莽政权曾屡次派人征召王良入朝为官，王良皆称病而拒不出仕，在家乡以教书为生，以儒学授徒/由于他的学识渊博，教授有道，一时名声大振，远近学生闻名而至，前后达千人之多。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史称光武帝。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时大局方定，百废待兴，急需大批人才服务于政府。东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这些被征辟之士,经过考试合格，均拜为郎,隶属于光录勋。再经过铨第，即可补为官。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当时在朝廷里任大司马的吴汉，早已闻听王良的名声，就派人下书，征辟王良进京任职。但王良无心做官从政，便婉言谢绝。吴汉又连续数次诚恳相请，均被王良婉拒。建武三年(公元27年)王良被朝廷拜为谏议大夫, 俸禄八百石。王良为人光明磊落，行为端正，有礼有节,任职期间，多有上疏，对汉王朝忠心耿耿，颇得人敬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的高尚品行和突出才能得到朝廷认可。朝廷命他出任沛郡太守，于是王良离京赴任。但行到蕲县时，又称病不就，请求朝廷允许他退职，并得到许可。后来又被征辟，拜为“太中大夫”,参与朝廷议论政事，俸禄增至千石。建武六年(公元3〇 年)，又升迁为“大司徒司直”，辅佐大司徒处理朝廷官吏监察方面的事务。
  王良入京为官，身居高位，虽然年俸已达千石，但仍非常俭朴，克己恭俭，谨言慎行，纯正清廉。大凡在京城里任高官享厚禄的人，都过着穷奢极侈的享乐生活。而王良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他是深居简出，没有豪华的府第，也没有娶妾和役使成群的奴婢。结发妻子仍留在原籍，东海郡兰陵县的乡村老家，过着自耕自织的简朴的农家生活。
  王良在京城里有位同僚，名叫鲍恢，在朝担任司徒史之职。一次，他奉命前往东海郡出差，途中经过兰陵县王良的家乡。鲍恢顾念同僚情谊，特意到王良家里看看。他来到王良所在的村子，问明了住处。只见几间普通的茅草房屋，篱笆院墙，木栏栅,门前绿树成荫，院里柴成垛，水满缸，鸡鸭啄食，完全是一番勤劳农家的景象。鲍恢向屋旁的田间小路望去，只见一个妇人，身穿粗布衣裙，左手拿一把柴刀，右手提一捆柴禾，向房前走来。鲍恢上前施礼问道:“此处可是王良大夫的府第？我是京城里来的司徒史，姓鲍名恢，和王良大夫同僚。今因公出差东海，路过贵府，特来拜望夫人。不知可有家书口信捎带，因而想求见王夫人。”妇人放下手中的东西，施礼答道:“我就是王良的妻子，有劳大人登门相问，非常感谢，烦请转达口信，家中平安无事也就是了。”鲍恢跟随王夫人进屋，遂向室内打量，东窗下安放一架织布木机，西墙根放置木床，床上粗布铺盖，不见细软衣物;简单的桌堯，陶制的生活器皿。室内虽无讲究的陈设，倒也整洁利落。显然，王夫人是一位勤劳贤良的妻子。鲍恢心中感叹，不禁肃然起敬。于是向王夫人鞠躬行礼，随后告辞而去。鲍恢回到京城，将所见情况告诉同僚，众人皆深深赞赏王良的贤德。
  后来王良因病返回故乡。一年后，朝廷又重新征召起用。王良接旨进京赴任,但到达荥阳时，病重无法继续前往,于是想到朋友家中休息。朋友告诉他,“没有对朝廷诚恳的进谏、没有治国安邦的深谋远虑而取得高官厚禄的人，怎么能够频频往来而不厌其烦呢? ”不愿见王良。王良羞愧难当，此后便坚不出仕。朝廷虽多次召之入京为官，均被他以患病为由谢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刘秀巡至兰陵，闻王良病势沉重，特派使者至家中抚问。光武帝又下令免除了王良子孙在兰陵的赋税徭役，以示对王良做官为人的肯定。
  王良一生，为官清廉，克勤克俭，甘于居家布衣素食，终身没有纳妾。这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乾隆年间，峄县知事张玉树，熟读史书，详察列传，深为王良的事迹所感动。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其故里古邵村，立碑一通，以昭王良做人为官的高尚品德。
  王朗王肃
  王朗，本名严，后改为朗，字景兴，东汉东海郡人。王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险节约。”(《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王朗学识渊博而富才气，为人正直爽朗,汉献帝时被拜为郎中，任命为蕾丘(今安徽省宿县东北)长。王朗师从太尉杨赐。杨赐死后，他弃官为其师守孝。后又被地方举荐为孝廉，但王朗拒不应召。徐州刺史陶谦仰慕他的才学，礼聘他为治中从事史。鉴于汉末诸侯纷争的局势，王朗与别驾赵昱一同向陶谦建议: “《春秋》之义，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下同，不注)。陶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派赵S捧着奏章，赴长安去见汉献帝。汉献帝嘉其忠义，念其勤王有功，任命陶谦为安东将军、赵昱为广陵太守、王朗为会稽太守。
  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袁术部将孙策举兵渡江，到会稽讨伐王朗。王朗手下的功曹虞翻认为,孙策兵多将广，会稽兵少将微，不能和他抗衡，不如暂时躲避一下。王朗坚持不同意，认为身为汉室的官吏，理应保守城邑。于是率将士据城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王朗只好率部突出重围，乘船渡海到东治 (今福建闽侯县)。孙策又驱兵追至东治，王朗兵败被俘。但孙策有爱才之心“以儒雅，诘让而不害”。东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魏公曹操表荐征召王朗。王朗由曲阿辗转江海，历经艰险，一年后才来到曹操身边。被拜为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王朗在漂泊迁移期间，“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
  建安末年，吴主孙权曾派使者来见魏王曹操，愿意俯首称臣，并联络曹操共同举兵进攻刘备。天子下诏与群臣商议。王朗认为，“天子之军，重于华、岱,诚宜坐曜天威，不动若山。假使权亲与蜀贼相持，搏战旷日，智均力敌，兵不速决，当须军兴以成其势者，然后宜选持重之将。承寇贼之要，相时而后动，择地而后行，一举可无余事。今权之师未动，则助吴之军无为光征。且雨水方盛，非行军动众之时。”曹操采纳了王朗的建议, 终止了联吴敌蜀的行动。
  王朗“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任职期间，他治狱宽恕，不滥施酷刑。遇有疑案，则从轻发落，以“治狱见称”。曹操曾打算恢复残酷的肉刑，因为是国家的大事，于是交给众卿共议。司徒王朗坚决反对，据理力争。计议者百余人，多与王朗意见相同，加上当时对外尚有强敌吴、蜀，天下未定，于是这个计划便被搁置起来了。
  曹$即王位后，升迁王朗为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在此期间，他曾多次上疏曹丕，力劝育民省刑，宽徭薄赋。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做了皇帝，王朗改任司空，晋封为乐平乡侯。王朗举荐了光禄大夫杨彪，而自己则称病，要把他的官位让给杨彪。魏文帝就为杨彪设置了吏卒，把杨彪的官安置得仅次于三公，王朗这才继续留任。任职期间，王朗还多次上疏，言政治得失，与司徒华歆、太尉钟繇被曹丕并称为“一代伟人”。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魏明帝曹睿即位，王朗“进封兰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他曾奉命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省视文昭甄皇后的陵墓。沿途看到了老百姓很不富足，而明帝曹睿却在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于是直言上疏劝止,请求明帝“卑其宫室，俭其衣食”，“一以勤耕农为务，司戎备为争”。奏疏上达后，明帝即把王朗转任为司徒。太和二年(公元228年)，王朗因病去世，被谥为成侯。于是王肃“嗣父为兰陵侯”(《峄县志•古迹考》)。
  王朗平生致力于经学研究，著述颇丰，有“《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在当时都有流传。“文博富赡, 诚一时之俊伟也!”他的思想对儿子王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王肃(195—256年），字子雍，出生于会稽。他继承家学, 在学术和著述上,远远超过了父亲王朗。独步学坛数十年，被誉为“王学”，名闻天下,是著名的经学大师。
  王肃18岁时，父丧，嗣父为“兰陵侯”。他师从宋忠读《太玄》，并为这部深奥的经书重新作了注释。在魏文帝黄初年间 (220—226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229年)担任散骑常侍。后以散骑常侍领秘书监，并兼任崇文观祭酒。正始元年(240年）出任广平太守。不久因公事被召征回京，官拜议郎。旋即改任侍中，复迁升为太常。他曾多次上疏魏明帝曹睿，陈政事，言得失。
  太和四年(230年)八月，司马曹真远征蜀汉。大军自长安出发，从子午谷向南入蜀。恰逢一个多月的梅雨天气，栈道被山洪冲断，路途隔绝，无法入蜀。王肃上疏言利害得失，指出劳师远袭，加之天气不佳，是行军之大忌。明帝曹睿斟酌利害，采纳了王肃的建议,命令曹真班师回京。
  王肃又曾上书陈说为政之本，他指出:“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常式，当今之所宜也……”
  景初间(237—239年）,喜好大兴土木的魏明帝，大规模地建造宫室，导致“民失农业，期信不敦，刑杀仓率”，后果极为严重。王肃上疏劝止:“……诚愿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深湣役夫之疲劳，厚矜兆民之不赡。取常食禀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选其
  丁壮，择留万人,使一期而更之仓有溢粟，民有余力;以此
  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魏明帝因而减少了兴建费用。
  魏明帝性格残忍，动辄杀人，王肃说:“……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孟轲称杀一无辜以取天下，仁者不为也……”，试图劝止明帝擅杀臣下的恶习。
  有一次魏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正始元年(240年）,王肃任广平太守。因公事被征还，拜仪郎。不久，为待中，迁太常。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祸国，与何晏、邓飏等人朋比为奸，为非作歹。在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谈论时政时，王肃表情严肃地说:“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曹爽听说后，告诫何晏等人说:“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从此，曹爽一伙的行为有所收敛。
  后来，王肃担任光禄勋，不久又转任河南府尹。再后来升任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增加食邑300户，加上以前所给，共计2200户。王肃于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去世。他的门生为他披麻戴孝的有数百人。死后，他被追赠为卫将军，谥号为景侯。王肃死后,被安葬在故里，墓在今台儿庄区泥沟镇。据载:“魏兰陵侯王肃墓，县东南二十五里。肃善经学，累官光禄勋，嗣父为兰陵侯，葬此。”(《峄县志•古迹考》）
  王肃的最大贡献是在经学上。他擅长贾逵、马融之学，广闻强记，知识渊博。在学术上与郑玄所创立的“郑学”相抗衡。“他采会同异”，遍注群经。不管今文学还是古文学，兼而采之, 会异同于一体。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作了注解。撰定父亲遗著《易传》，并依仗司马氏的势力皆列于学官”。其学术成果还有“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王肃被陈寿赞为:“直多闻，能析薪哉!”
  孟喜
  孟喜，字长卿，西汉东海兰陵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儒家学者，经学家，今文《易》学家及今文易学派的开创者。曾举孝廉为郎，任曲台署长，后因病免为丞相橡。
  孟喜父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 《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汉书•儒林传》)。孟卿认为《礼经》内容太多，《春秋》又繁杂，所以让孟喜从田何再传弟子田王孙学《易》，与施仇、梁丘贺同学。以后传孟氏《易》，创今文《易》学孟氏学。但孟喜不遵西汉经学家所恪守的“师法”、“家法”。史称其“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又蜀地有个叫赵宾的儒生，喜好小数之学，后转学《易》学。他搞一些奇谈怪论，又善于诡辩，《易》家子弟与之辩论时，均不能取胜。此人到处宣扬自己的《易》学，是由孟喜传授的，孟喜默认并为之宣传。赵宾死后，众人开始非议他的学说，孟喜马上改变态度，否认赵宾为自己的传人。因此在众人中失去信誉(《汉书•儒林传》)。
  孟喜《易》学与京房《易》学，被人们称为“孟京《易》学”。以六十四卦分配气候，以卦气言《易》，占验吉凶。孟喜的“卦气说”，将易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涉及气候、气象、历法等多方面的问题。深入探究“易”与阴阳、时间的关系，按一定的规律将 《周易》的卦交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机结合起来。并参考《易传》中关于六十四卦方位的空间观念，使“易” 与历法达到融合，完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卦气说”理论。孟喜 “卦气说”的主要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四正卦思想'以分居东南西北四正方的“震”、“离”、“兑”、“坎”为四正卦，分主一年四季;又配以四方，以二十四爻分配从冬至到大雪的二十四节气;以筮法中“七八九六”之数即少阳、少阴、老阳、老阴四象变化，引入四正卦，以显示季节与气候的变化，从而使“易”与四时、二十四节气的结合更臻严密。
  “七十二候配卦思想”。所谓“七十二候”，即一年十二个月，风雨寒温规律反映于各类物候的总称。孟喜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又三分为初候、次候、末候，得七十二气 (候)。每项气主五日有余，分别有不同的物质标志，故又称为七十二候。孟喜以一月为三十日，六十四卦中除四正卦主四季二十四节气外，其余六十卦每卦值六日，而每月两个节气共有六候，因而每月为六候五卦。如此，六十卦阴阳消息与七十二候恰好契合，正好为一年。因此，七十二卦就将“易”卦，按阴阳消长的顺序，依次配入了七十二候。
  “十二消息卦思想'十二消息卦又称“十二月卦”、“辟卦”、“月卦”、“候卦”，是从《周易》六十四卦中选取十二个特殊卦形，即复、临、泰、大壮、夬、乾、遘、遁、否、观、剥、坤，然后根据十二卦的阴阳变化与多寡,将它们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分别配以一年十二月。十二消息卦，不仅代表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还可以象征一年土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的变化。喻示自然界万物一年四季的阴阳消长变化过程。十二卦与十二月相配，年复一年，往复循环，使得“易”与阴阳消长、时间变化的联系更详尽、更严密。
  “六曰七分法思想”。孟喜认为《周易》六十四卦，除《震》、《离》、《兑》、《坎》居四正方，主四时外，其余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即周年之期。这种规定，使“易”卦配合时节、月候以值日的体系更加详尽，是孟喜“卦气说”的重要内容。
  孟喜的“卦气说”包含不少科学内容。他提出的卦气理论及其所开创的易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补充了春秋以来以部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文历法理论的内容。成为古代天文历法的重要理论之一，对后世历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孟喜的“卦气说”及其所包含的古代历法、气候学等方面的知识，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孟喜的“卦气说”紧紧围绕卦象和卦气这个核心,建立起了西汉象数易学的学术体系，使易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卦气”之学占验自然与气候规律，判断和预测灾害现象，甚至把自然界的灾异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失当联系起来分析，形成了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占验术。在易学史上，孟喜所创立的“卦气说”，不 k使易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且为其后易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领域。后世易家以“卦气说”解易者颇多，后汉郑玄、荀爽、虞翻诸易家的易说中多有孟喜“卦气说”的影响。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孟喜著述有《易经》十二篇、《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氏》六十六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两篇。晋代以后，孟氏《易》学没有传人，著作亦失传。清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周易孟氏章句》;黄奭《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也有辑录。清乾嘉学派中“吴派”惠栋的《易汉学》对孟喜的《易》学有所阐发。
  蒯恩
  蒯恩，字道恩，兰陵承人。生活于东晋末年。追随刘&征战南北，立下赫赫战功，为刘宋王朝的开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孙恩发动农民起义，反抗东晋的统治。起义军攻城掠地，很快攻占了会稽郡(今浙江绍兴)，江南震动。东晋朝廷派大将刘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镇压。刘牢之请刘裕参府军事。为了镇压起义，东晋大举征兵，是时蒯恩也被征入伍。“充乙士”(《宋书•蒯恩传》，下同，不注)，负责后勤工作。蒯恩工作非常卖力，“常负大束,兼倍余人。”但蒯恩志不在此，常常叹息说:“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刘裕听说后，便发给他武器，让他上前线冲锋陷阵。蒯恩有了用武之地，“大喜”。“自征妖贼，常为先登，多斩首级。既
  〇 S1习战阵，胆力过人，诚心忠谨，未尝有过失，甚见爱信”，逐渐成为刘裕手下一员难得的虎将。
  后来刘裕军与孙恩决战于海盐(今浙江省海盐县)。孙恩多次组织队伍进攻。城内刘裕守军兵力单薄，情势危急，必须尽快寻求破敌的办法。于是，刘裕选拔敢死之士，在蒯恩的率领下，尽脱甲胃，手持短兵冲出城去。孙恩军大惧，撤兵而逃。刘裕领军追击，在娄县(今江苏省昆山市)又与孙恩军大战，大败之。在娄县战斗中，蒯恩“箭中左目”受伤。
  东晋末年，军阀割据局面日益严重。北府兵名将刘牢之，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北岸地区，与其他军阀割据对峙。当时刘裕依附刘牢之，为其参军,驻京口 (今江苏镇江)。元兴二年(403年)十二月，军阀桓玄篡晋称帝，建国号楚。次年二月，刘裕据京口起兵，讨伐桓玄。蒯恩随刘裕出征，攻占了京城，被授以 “宁远将军领幢”。桓玄败绩,便挟持安帝逃赴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蒯恩随振武将军刘道规追讨。在进攻夏口（今武汉市)的战斗中，蒯恩率兵攻占偃月垒，在前线生擒桓玄的辅国将军桓仙客。在整个平定江陵的战斗中，蒯恩身先士卒，英勇杀敌，战功卓著。
  义熙二年(406年）,张坚据应城(今湖北省应城市），起兵造反。刘裕派蒯恩率兵前往镇压，很快就平定了张坚的叛乱。蒯恩因功被封都乡侯。后来又随军征伐南燕。南燕是鲜卑族慕容德所建立的政权，定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后慕容超即位。义熙五年(409年），南燕军队南下对淮北地区进行攻掠，不断骚扰地方，给边地百姓造成巨大祸患。刘裕出兵北伐,于次年灭掉南燕。蒯恩随刘裕出征立有战功。刘裕北伐之际，卢循乘隙出兵，进逼建康。卢循为孙恩的妹夫，在元兴元年(402年)孙恩死后，率领农民起义军继续战斗。后投靠东晋王朝，被任命为永嘉郡(今浙江省温州市)太守。卢循转变成一股割据势力，在永嘉地区横征暴敛，使当地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镇压卢循，刘裕出兵征讨，蒯恩随军出征。在东阳郡(今金华市)、永嘉郡，两次大败卢循。卢循由海道出逃，攻占广州，桓玄任他为广州刺史，其妹夫徐道覆为始兴(今韶关市)相。后刘裕率军北伐，徐道覆乘机鼓动卢循进占建康，进而把持朝政。卢循出兵北上。刘裕接报后率北伐军南下阻拦。此时卢循军已进逼建康。蒯恩随军南下中，在查浦力，大败卢循军。蒯恩与王仲德等乘胜追击，在南陵再次大败卢循别将范崇民。焚烧了敌军船只，缴获了大量物资。卢循叛军逃回广州，蒯恩又率领千余人追击徐道覆，在南陵斩杀。在平定卢循叛乱的过程中，蒯恩战功卓著，被晋升为龙骧将军、兰陵太守。
  这时，刘裕已在朝中掌权，势力最大。与刘裕一起出兵讨伐桓玄的刘毅，不甘居于刘裕之下，割据荆州。其弟刘藩被任命为兖州刺史。兄弟二人联合在一起，与刘裕抗衡。义熙八年 (412年)九月，刘裕开始对二刘用兵，派遣王镇恶、蒯恩率领1〇〇条战船打前阵，自领大军殿后。王镇恶、蒯恩军进展顺利，二十余天便进到距江陵20余里的豫章口。他们舍船登岸，蒯恩率军在前，王镇恶在后。每条战船上留有一二名士兵。船的对岸插有六七杆旗帜，每面旗帜下都安装一个军鼓，并安排士兵留守。估计军队快到江陵城时，要长鸣军鼓，以示大军在后。另分出一部分士兵，把敌船全部烧掉。离城五六里时，遇见刘毅的一队士兵。这些士兵见事不妙，连忙回城内报信。王锖恶、蒯恩率人紧随其后，趁其没来得及关闭城门，攻入城内。两军在城内大战半日，刘毅军渐不支，纷纷溃散或投降。刘毅见大势已去，兵败自杀。在蒯恩等平定江陵后二十余日，刘裕才率军赶到。
  义熙元年（4〇5年），樵纵叛乱蜀中，攻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割据巴蜀。刘裕在平定刘毅后，乘胜讨伐燋纵。于平定江陵的当年十二月，派蒯恩以太尉长兼行参军，领众二千，随益州刺史硃龄石伐蜀。次年七月，军队攻至距离成都200余里的彭模。蒯恩领军在前，与蜀军大战，从早晨一直战到傍晚，越战越勇，蜀军败走。蒯恩、硃龄石率军长驱直入，攻占了成都。谯纵自杀。因平蜀之功，硃龄石擢为行参军，改封北至县五等男。
  平定刘毅后，东晋王朝以宗室重臣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驻守江陵。司马休之在荆州颇得民心。刘裕对之起疑心，恐日后司马休之会威胁自己。于是，在义熙i~一年(415年)正月，以朝廷的名义下令讨伐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与子鲁轨联合司马休之抗衡刘裕。刘裕遣徐逵之、王允之、沈渊之、蒯恩为先锋，出江夏口，兵至破冢(江陵县东三十里），鲁轨拒战。一战刘裕军惨败，徐逵之、王允之、沈渊之战死。蒯恩率军驻于堤下。鲁轨乘胜攻打蒯恩，双方战斗异常激烈。蒯恩沉着应战，整伤将士，严阵以待。鲁轨屡次进攻，皆没有成功，无奈退走。刘裕十分赏识蒯恩的才能，认为他善于指挥军队。平定江陵后，蒯恩又追击鲁轨至石城。鲁轨弃城逃走，蒯恩追至襄阳。鲁宗之逃奔羌，蒯恩与众将追至鲁阳关才收兵。
  蒯恩自从征战以来，始终追随刘裕左右。每遇危急关头，“辄率先诸将，常陷坚破阵，不避艰险”。蒯恩前后参加战斗百余次，曾身受重创。高祖根据他历年来的功劳，封新宁县男，食邑五百户。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再次北伐，留高祖世子为征虏将军。蒯恩以大府佐领中兵参军，随府转中兵参军侍卫世子，并特命朝官与蒯恩多交往。蒯恩在威望倍增的时候，非常注意谦逊待人处事,“与人语常呼官位，而自称为鄙人”。对待部下亲切和蔼而又治军有方，深得军心，兵将“咸亲附之”。后迁咨议参军，转辅国将军、淮陵太守。世子设立官署，又改为从事中郎，转司马，原所任将军、太守如故。
  义熙十三年(417年)七月，刘裕灭掉后秦。自关中以东、黄河以南的地区，尽收为东晋领域。后来，刘裕从长安返回，留其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镇守关中。刘义真年少，不懂治军。次年，部下将领间相互残杀，很多人被杀死。此时，夏王正对其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南下关中。关中政局坠入混乱。刘裕派蒯恩入长安迎回刘义真。当年十一月，到达长安后接回刘义真。可是，刘义真的将士大肆掳掠，抢了很多东西，负担沉重，行军速度非常慢。至青泥时被夏王大将率军追上。蒯恩让刘义真前行，自己断后，力战连日，直到所领队伍丧失殆尽，最后被俘，死于军中。
  萧道成
  蹇庄还出过皇帝，这可能是一些人没有想到的。相传他是汉刘邦开国重臣萧何的二十四代孙，名叫萧道成，字绍伯，小名斗将,祖居东海兰陵(今枣庄市峄城区)。
  萧道成是南齐政权的建立者,他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27—482年)。其父萧承之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常随宗人萧思话南征，在南朝刘宋政权历任扬武将军、威烈将军、右卫将军、太子屯骑校尉等要职。萧道成少有大志，博学善文，跟随着名儒士雷次宗研习《礼》、《左氏春秋》。他13岁那年，宋文帝刘义隆与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矛盾尖锐，引发了一场大冲突。刘义康被贬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萧道成的父亲萧承之，受命率军前去防范和监视刘义康。萧道成只好舍弃学业随父南行，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到16岁时，萧道成从军领兵，初为左军中兵参军。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他以军功承袭父爵，晋兴县五等男。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宋文帝长子刘劭弑父算位，引起宫室及大臣们的不满。四月，“武陵王”刘骏自立为帝，迅速得到各地将领、宗室及官员的响应。次月，刘骏率部讨伐刘劭,并夺取了帝位。刘骏改第二年为“孝建”年号，史称孝武帝。孝建初年，萧道成被任命为江夏王大司马参军，随府转太宰，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阳王抚军参军，建康令。
  永光元年(465年)十二月，“湘东王”刘或于次月登基做了皇帝，改元“泰始”，是为宋明帝。刘或称帝不久，“晋安王”刘子励起兵反叛，在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寻阳王”刘子房的响应下，势力十分强大。刘或为壮声威,加封萧道成为辅国将军，率兵讨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由于作战勇敢，又有胆略谋识，萧道成步步高升，至明帝初年，已官至右将军。他不仅具备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而且成为一个目光远大的谋略家。在宋皇室内部爆发的这场大规模的混战中，他审时度势，不随波逐流，坚定地站在明帝一边，与张永等前去讨伐东境叛军。萧道成在晋陵(今江苏常州)一带与东军大队人马对垒，一日破敌二十垒。又与诸帅全力攻克了晋陵。奠定了东境战场胜利的基础。随后，挥师浙东，生俘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结束了东境战事。
  接着，萧道成又马不停蹄地奔向新的战场。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今江苏徐州)造反，派从子薛索儿南下,已渡过淮水，直逼京师。明帝急令萧道成前往拒敌。萧道成知薛索儿勇猛善战，又来势汹汹，便避其锋芒，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与敌相持数日后，又出奇兵攻其西部，再出骑兵合击敌后，薛索儿军队大败而逃。一天夜里，薛索儿突然派千人偷袭萧道成的大营，营中将士慌乱不知所措。萧道成此时已经睡下，听见外面一片呐喊之声，便知是敌军偷营。他不慌不忙，照旧卧于帐中，并严厉宣令左右按部不动。将士见主帅镇定自若，也渐渐安定下来。敌军无隙可乘，只好退兵。以后，又经过几次交锋,薛索儿兵败北退。萧道成以军功，晋升为骁骑将军，封西阳县侯，邑六百户，升迁“巴陵王”卫军司马，随镇会稽。这之前，宋明帝封萧道成为假冠军将军、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镇守淮阴。
  泰始三年(467年），北魏南侵，宋将沈攸之、吴喜败于睢口，弃城逃。魏军追到淮北，萧道成派遣高道庆，将百张弩浮船于淮河中，射城外敌军。敌骑争相躲避，萧道成命令火速出击，取得了胜利。萧道成升迁为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持节，假冠军，督北如故。五年(469年），进督兖、青、冀三州。六年(470年）,授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不拜。又授冠军将军，留于本任。随着萧道成权势的不断攀升，宋明帝对他的猜忌日益加重。于是派吴喜到萧道成处持壶赐酒。萧道成知道是皇帝在试探自己，便接壶一饮而尽。吴喜回报，宋明帝方释然。不久，朝廷又召他入京。部下闻讯，纷纷劝他不要进京。萧道成这次却显得非常镇静，对部下们说:“诸卿都不明白事理。主上自诛诸弟，是因为太子年幼，作身后计，与他族无关。我唯应速速还京，事缓必被疑。今主骨肉相残，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正需卿等出力合作。”于是，萧道成不带部属，只身火速赶回京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太子刘昱即位后，受遗诏参与机要。
  元徽二年(474年），萧道成又平定了“桂阳王”刘休范的叛乱，威望大增，升迁为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南究徐兖青冀五州军事，镇军将军，南究州刺史。晋爵为公，增邑二千户。（476年)，又加封尚书左仆射，本官如故。从此，萧道成以中领军的身份逐渐掌握了朝政。
  小皇帝刘昱虽然年幼，但生性残忍，以杀人为乐，朝廷内外人人不能自保。萧道成亦几次险遭杀害，故深为忧虑。他经过深思，决定废帝另立。于是与直阁将军王敬则等人密谋发动政变。王敬则暗地里联络了皇帝身边的二十多人，伺机行刺。元徽五年(477年)七月的一个夜晚，刘昱身边的侍从杨玉夫和杨万年，潜入仁寿殿，趁刘昱喝得酩酊大醉，将其头颅砍下。
  次曰，萧道成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渊、刘秉入朝商量大事。萧道成先向三位通报了刘昱被杀之事。然后先转向懦弱无能的刘秉问:“君是国家重戚，今日之事，将如何处理? ”刘秉推不敢当。萧道成又让袁粲拿主意，袁粲也不敢当。褚渊说:“非萧公无以了此事。”又亲手将事权授给萧道成。于是，由萧道成等备法驾往东府迎“安成王”刘準人宫即位，改元“升明”。萧道成出镇东府，任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持节，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户，军国大事一手包揽。
  升明二年(478年)在平定了沈攸之为首的叛乱之后，加封萧道成太尉，增封三千户，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广、越十六州诸军事。三月，萧道成又借故诛杀镇北将军黄回。
  经过多年的专权，萧道成于升明三年(479年)四月，取代了刘宋王朝,建立南齐政权，改元“建元”,史称齐高帝。萧道成即皇帝位后，前惩刘宋之戒，务从俭约,颁布诏书杜绝四方礼庆，强化对诸王官吏不法行为的管制，注重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以保护生产力。他下令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减轻市税，宽简刑罚，主张以宽厚为本。在“二吴、义兴三郡”遭受水灾时，颁旨减免田租。又注意招抚流亡，减免租税，并下令整理户籍。
  萧道成注重发展文教事业。建元四年（482年）正月，下.诏:“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教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
  萧道成为政清俭，反对奢侈浪费，特别强调节俭，并以身作则。将宫殿、御用仪仗等用金、铜制作的器具,全部用铁器替代。一次，他发现主衣库中有玉导，很不高兴，马上命人击碎。又命人翻检有何异物，凡认为能助长豪华奢侈风气的，全部销毁。他常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建元四年(482年），三月，萧道成因病逝世，终年56岁，在位4年，庙号“太祖”，谥曰“高皇帝”。葬于武进县泰安陵。李子通
  李子通，生年不详，卒于公元622年。隋末农民起义领袖，为“沂州丞人”(《新唐书》，下同，不注)。“丞”即今枣庄市峄城区一带。李子通在青少年时，家里非常贫穷，靠渔猎为生。但为人侠义肝胆，“性好施惠，家无蓄积”,扶弱济贫，深受乡亲们的喜爱。据史载，他“居其乡，见班(斑）自负戴，必代之;家有余，则以周人。”
  他还爱打抱不平，不畏强暴，路见不平，常常拔刀相助，在当地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望。
  隋场帝统治期间，对周边各族不断侵扰，先后三次出兵东征高丽，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祸，社会生产力惨遭破坏。河北、山东一带是东征的基地，兵役、力役负担尤重。隋大业七年 (611年)，这一带地区又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而朝廷继续征发兵役、力役，不知赈恤，使群众无以为生。于是，王薄在山东长白山(今部平南)率众起义，举起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大旗，各地纷纷响应。在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李子通集合了运河南北一带饥寒交迫的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参加了长白山一带(今部县南)左才相(自号“山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于李子通作战骚勇，“以武力雄其间”，很快成为杰出的农民起义将领。李子通对部下仁爱，得到人们的爱戴，所以归顺的人越来越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所领的起义军已达万人。
  李子通超凡的才能，遭到左才相的妒忌。李子通便率部渡过淮河，与杜伏威领导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会合，转战于淮河南岸。他的队伍继续扩大，不久便发展到两万多人。但不幸的是,他的部队被隋将所败，李子通只好率余部奔海陵(今江苏泰州市)，重新招兵买马，自称“将军”。隋大业—•年(615年），又自号“楚王”，决心与隋王朝分庭抗礼。当时活跃于淮、楚间的朱粲、杜士弘和张善安等多支农民起义军都与他遥相呼应。
  大业十四年（618年），隋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封为大丞相。任命原右御卫将军陈棱 (字长威，卢江襄安人)为江都(今扬州市)太守。未久，陈棱投降李渊，李渊即委任他为总管,让他继续镇守江都。（619年），李子通率部进攻江都,江都危在旦夕。陈棱分别向沈法兴、杜伏威请求援助。当时沈法兴遣子沈伦驻军于杨子(今江苏邗江南),杜伏威屯兵于清流，其间相距数十里。李子通采纳了毛文深的建议，暗中招募了吴地人，诈称是沈法兴的部队，夜袭杜伏威部。于是二人关系恶化，谁也不愿出兵与李子通部队交战，以援助江都。李子通乘机挥师，全力攻打江南重镇江都，很快拿下。江都总管陈棱只身潜逃。李子通的农民起义军声威大震，前来投奔者络绎不绝。隋王朝在各地农民武装及各地地主武装的沉重打击下，已经内外交困，气数已尽。李子通乘势发展壮大队伍，巩固和扩大地盘。
  唐武德二年(619年），李子通在江都称帝，建国号为吴，年号明政。李子通率部进攻丹阳，隋将乐伯通率万余人开城投降，李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此时，隋王朝已经在农民起义军的烈火中分崩离析。李渊建立了新的政权——唐，江南之地尽归附李子通。唐武德三年（620年），李子通率部渡江攻沈法兴，取京口。沈法兴遣其仆射蒋元超拒之，战于慶亭，蒋元超败死。沈法兴放弃毘陵,奔吴郡。于是丹阳、晋陵等郡皆降于子通。“以法兴所署掾李百药为内史侍郎，典文檄;尚书左丞殷芊为太常卿，司礼乐。由是江南过来人多归之。”就在这时，与李子通合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杜伏威，经受不住唐王朝高官厚禄的引诱，投降了唐朝政权，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急先锋。杜伏威遣行台左仆射辅公柘率兵数千人进攻李子通，以将军王雄诞等为副将。辅公拓渡江攻丹阳，克之;又进屯溧水，李子通帅众数万人拒之。辅公柘挑选精兵一千人，执长刀为前锋，又使一千X紧随其后，下了军令:“有退者即斩之。”自己则带领余下的士兵，跟在最后面。李子通排列方阵向前压去，辅公拓前锋一千多人殊死迎战,又派兵从左右两翼向李子通部夹击。李子通败走，辅公拓紧随追击，反为李子通所败，遂即还兵，闭壁不出。王雄诞对辅公柘说:“子通无壁垒，又狃于初胜，乘其无备击之，可破也。”辅公拓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王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夜出击之，因风纵火，李子通大败，降其卒数千人。李子通食尽，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李子通率余部东走太湖，招集残部得两万余人。重整旗鼓,然后突袭吴郡(今江苏苏州市),沈法兴部大败。沈法兴率左右数百人弃城走，后投江而死。鉴于当时的局面，李子通决定迁都余杭，并派兵四处出击，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皆有之”，农民军势力盛极一时。
  唐武德四年(621年)，降将杜伏威遣部将王雄诞统兵攻打李子通。两军战于吴邵，李子通败绩，退保余杭。唐军兵临城下，双方展开激战，农民军寡不敌众，退而坚守，坚持到粮草罄尽。李子通和部将乐伯通二人被唐军俘获，押送到京师长安 (今陕西西安市)。唐高祖李渊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子通，劝其归顺。李子通不为财利所动。杜伏威返回京师，李子通深恐杜伏威加害于已，便和乐伯通私下计议:“东南未靖，而伏威来, 我故兵多在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于是二人伺机逃离长安, 打算到江淮一带招集旧部，再竖义旗。不意在蓝田关(今陕西省)被关吏再次捕获，遇害。
  王晏
  王晏(公元890—966年），滕县(今山东滕州市)人。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世代以耕田为生。因家庭贫困，无力读书，便经常与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厮混在一起。
  唐朝末年，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使得本已奄奄一息的唐王朝遭受了沉重的打击。（907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灭掉了唐王朝，改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后梁末年，王晏在家乡组织了一支队伍，以维护乡里的治安。后梁龙德三年（923年)，晋王李存勖推翻了后梁，在洛阳建立了新政权，建元同光，史称后唐。为了扩充实力，大肆招兵买马。王晏于同光(923—925年)年间报名应征入伍，隶属禁军。在禁军中王晏英勇善战，战功显著，逐渐被提升为奉国小校。
  后唐立国十三年，被石敬瑭推翻，建立了后晋，迁都开封。王晏等随之被编入后晋军队。石敬瑭死后，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年末，契丹耶律德光亲自率军南下进攻后晋。后晋派大将杜重威率军迎战，王晏与赵晖率兵防守陕州。不久，契丹的军队灭了后晋。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据晋阳割据，继而公开反抗契丹。他命令各地官府处死契丹人，禁止为契丹搜刮钱财，并笼络后晋原故勋旧臣，尽出府库财物收买军心。一时间，刘知远成了众望所归。杜重威率部投降了契丹，契丹派大将刘愿据陕，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这种严峻复杂的形势，王晏沉着冷静，审时度势。他与赵晖等将领商议对策，提出了杀掉刘愿，拥护在河东晋阳刚建立的后汉王朝的主张。一天深夜，王晏亲自率领敢死队,取得了偷袭的胜利。王晏命令把契丹大将刘愿杀死，将其头悬挂在城门外。接着，又派儿子王汉伦带着书信去晋阳，表示愿意归顺后汉皇帝刘知远。刘知远即位不久，正是用人之际，见王晏派人前来归顺，非常高兴。遂提升王晏为建雄军节度使。后又提升为晋州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移镇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后汉帝进占开封后，又加封王晏为同平章事。从此之后，王晏名声大振，成为一代名将。
  后汉是个短命的王朝，仅统治了四年就灭亡了。广顺元年 (951年)，天雄军节度使郭威推翻了后汉政权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改元广顺。周太祖重用王晏等一批后汉大将，加封王晏兼任侍中之职。
  此时，后汉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与周太祖为敌, 仍国号汉，史称北汉。刘崇与契丹勾结，并在契丹的支持下不断南下骚扰。同年三月，刘崇以刘承钧为招讨使，率领步骑兵万人，分五路进攻晋州。王晏与其子王汉伦率军大败刘崇军, 取得了晋州之战的全胜。周太祖因军功，提升王汉伦为滨州刺史，后又加封王晏为武宁军节度使，驻镇彭城(今徐州)。封王晏为滕国公，加开府阶。
  王晏回到滕县老家，首先祭祀了祖先，然后设宴招待亲邻朋友。把当初与他共同起事的伙伴召集到一起，赠给他们金银财宝。并告诫他们安分守己，不能再聚众闹事。要他们转告地方，有谁胆敢不遵纪守法,就要受到严惩。在王晏的影响下，其家乡社会秩序井然有序，治安良好。地方官为了感谢王晏，派人到朝廷为王晏请求立“衣锦碑”，以示对王晏回乡的纪念。周太祖死后，养子郭荣即位为周世宗，加封王晏兼中书令。
  周世宗即位不久，滕县吏民又上疏请求为王晏在滕立“德政碑”。世宗下诏表示同意，并改其乡里为使相乡，勋德里，私门立戟，进一步嘉奖王晏。王晏在家乡为官数载，深得家乡人民的爱戴。时隔不久，世宗又令王晏改任河南尹、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驻镇陕州，后又调任凤翔节度使。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周世宗率水陆大军征辽。王晏为益津关一路都部署，随军出征。后周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契丹守将皆举城投降。很快收复了丁瀛(今河北省河间市)易(今易县)、鄭(今任丘鄭北州)三关。王晏参加了这次征辽战争，为此后北宋的局部统一奠定了基础。
  次年，后周的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会师来攻，发动了兵变。他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国号为宋，史称北宋，改元建隆。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了稳定局势，安抚使用后周的文臣武将，任王晏为赵国公，安远军节度使，累封韩国公。“杯酒释兵权”事件之后，王晏效法石守信等所为，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由，向宋太祖请求辞职。宋太祖解除了王晏的军职，任太师致仕。王晏后赴洛阳定居，终老其生。死后，朝廷追赠他为中书令，归葬于滕县使相乡。
  贾梦龙
  “您知道种蟠桃不如种杏，您知道做寒官不如做梦,您知道饮狂药不如饮水，您知道用桔槔呈计巧不如抱瓮。好弟兄好友生,言可信意怎凭，夷齐管鲍真和假，谁媒证？曾见哧鼠屠龙的来也，总不如使斗平使秤平。前生俺是个驾慈航圆觉僧，今生做了坐青结的舻里翁。”这首《山坡羊》小曲，出自古兰陵峄县的民间文学家贾梦龙之手。这一类的小曲，在明朝中晚期的民众之间最流行。它不仅反映了作者长期生活在民间的深切感受，而且是作者坎坷人生的真实鲜活的描述。
  贾梦龙，字应乾，号柱山翁，石屋山人，又自号竹轩、绵吾、四休居士、贾泮东等。生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祖籍山东博平(今山东淄博市)野雀窝，世代讲究学问，诗书为礼。明初时，先祖贾德真因避战乱，迁居峄县兰城店西坊上村。
  贾梦龙一生，历经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和明神宗四朝，其时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由治入乱的时代。一方面，整个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相对繁荣，尤其是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一个新的有着自己特点的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另一方面，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即封建统治者更加腐败堕落，政治上，宦官专权，朋党争斗，非常的黑暗;经济上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官府的财政基础受到削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受到“王阳明心学”的极大冲击，其学术上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王阳明心学”本身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向激进方向演变，如王艮、李贽等人的思想可为代表。上述几方面，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出现了反传统、反禁欲主义的思潮。戏剧，小曲，词话等民间文学艺术逐渐流行。贾梦龙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的思想当然也打上时代的烙印。他一生仕途坎坷，大多时间生活在中下层人民中间，切身的生活体验，使他的文学创作有极强的民间性和世俗性。
  贾梦龙的父亲贾宗鲁，因为选贡，先后任安肃县三海卫训导、高淳县教谕和南阳儒学教授。任职期间“课士有方,周贫恤孤，操履清约”。贾梦龙跟随父亲生活了二十多年，对江南吴越一带的社会风俗相当熟悉，因而作品中有不少是描写江南风光的。如小令《玉包肚》:“一行字影，唳瑶空，嘹嘹几声，问生涯频寥相求，过迢迢万里云程，吴江枫落楚湘清，直到衡阳第一峰。”30岁左右时，父亲在南阳病故。贾梦龙决定不在外继续过漂泊的日子，携家眷回到了故乡峄县。定居在贾氏家族的聚居地，峄县北关贾家楼。
  一开始，贾梦龙在峄县县学教书，同时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但遗憾的是，贾梦龙的仕途之路坎坷异常。连续几次参加省试，都名落孙山。终其一生，也没有通过科举及第而得到官职。正像明国史编修于慎行所言:“翁四世明经，及翁兄弟(按:其弟贾梦悝，号笔峰先生)益烨然，有名声，鲁国莫不闻，而不博一第，翁之心何如哉? ”贾梦龙面对自己的坎坷科举路，当然是难以平静。当几次省试不中时，他曾写下《折桂令•壬子下第遗兴而作》:“雪窗寒香袅金猊，竹院滕床，静里琴书，梦卜休疑，功名休问，富贵休提。俺自有旋支撑穷通道理，他自有会安排祸福天机。学有名师，心有神祇，莫亏负了一点灵台，敢则是万里云梯。”反映了他对科举之路消极悲观，寄希望于命运的安排，同时又对前程颇不甘心的复杂心态。
  大约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贾梦龙走上了和他父亲相似的人生道路，以贡生身份，被录用到河北与山东临清、清河接壤的内邱县任训导。此时，他已44岁，彻底放弃了对科举功名的追求，在《送举子入试有感而赋》的曲词中，表达了他对功名的淡漠及对科举前程的绝望:“功名已弃，坐青毡窗前，曰久无书案，鹿鸣鸿渐，今年卯年，碧桃红杏，天边日边，我呵袖手旁边看。”(卯年即嘉靖三十四年)。贾梦龙一直担任训导，直到隆庆二年(1568年)，其子贾三近高中进士，贾梦龙的心情稍有些安慰。隆庆五年，他六十大寿，跟随儿子到京城住了一个多月。这可能是贾梦龙第一次到如此繁华之都市，并父以子贵，被朝廷册封为光禄寺卿的荣誉官位。但贾梦龙对做官已失去了兴趣,毅然决然地退居峄县。在其岳父陈德中所居的陈庄村(今贾泉村)建了六座房屋，并建“水怡堂”。从此隐居山林，和一般乡绅士人饮酒结社，诗文酬答，过着悠哉悠哉的田园生活。退隐时他曾作诗抒发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及摆脱世俗之事的解脱感:“染指浮名卷破毡，归来自诧小神仙。紫筠堂下数竿雨，红杏山中一抹烟。陶令许僧同结社，孔融无壳不称贤。人间甲子谁能管，早问陈夷学引年。”
  从退隐山林到去世的近二十年间，贾梦龙经常与知交好友，遍游峄县的山山水水。在抱犊崮、沧浪渊、龙门观、甘泉寺、青檀寺等处，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如《驻云飞》:“冯氏效国，埋着刘伶这醉仙。醒也没人见，醉也没人唤。清颂古今传，不从妻劝。至到而今，坟土谁浇奠，悔不当时葬酒泉。”既是对刘伶的仰慕，也是贾梦龙寄情山水的生活写照。
  这期间，他还关注民间的公益事业以及民间的历史和民俗风情。地方志的撰写是造福后代的大事，贾梦龙一直致力于方志的编写。第一部《峄县志》就是他亲自整理的;虽未刊印，但其子贾三近再次编印《峄县志》时，就以此为蓝本。
  尽管贾梦龙的晚年过着一种恬淡的隐居生活，但其老来却接连遭遇人生的不幸。孙子贾梧20岁左右便因故而逝。贾梧自幼聪慧，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深得贾梦龙的宠爱。他的突然去世，使贾梦龙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悲痛异常。贾梦龙亲自为其树碑，名曰“哭儿碑”，并撰写《殡公子梧挽歌十首》以表达自己的哀痛思念之情。如《挽歌》所写:“思公子兮独步庭院，即户而听隐如聆，琵琶之声亦闻，理枯桐而凄兮。噫，就儿画壁与题词兮，r音容之再侧，俾爷心恻想极恍惚，或招公子恢恹夜饮。步明月而归兮，适仓卒一梦，恶兮。噫，引长歌而泣送我公子兮，沉痛割肠，欲摧体肢，眼底恼恨，七哀毕俱,奈何老境之桑榆兮，噫。”哭儿碑在峄城吴林街道村西，今仍存半截，字迹隐约可见。万历二十年（1592年），其子贾三近病逝。爱子先自己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使贾梦龙的悲伤难以自已。5年以后，已是86岁高龄的贾梦龙也离开了人世。
  贾梦龙长期生活在民间的中下层，深谙民间的文学形式, 并非常喜爱和擅长于使用这些形式进行写作。他的诗文辞赋“咳唾立成”，清新幽默，充满对人生的感叹。语言朴实无华，有田园风格，有浓郁的本色语和农家语以及方言色彩。《明诗综》、《究州府志》、《峄县志》和《峄阳贾氏族谱》都载有他的诗词。明朝国史修撰于慎行对他的评价甚高，称其:“翁身为文学僚，荣也，禾也，奚弗备也。”后来有人考证，他是我国著名的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古典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多年无定论的“兰陵笑笑生”就是他。其依据之一是因为贾梦龙不愧为优秀的民间文学家。
  贾三近
  “坛山三道籀，不出娘娘出都督奉庄市峄城区一带流传很广的这首童谣，唱出了明朝的一位“贾都堂”。这就是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贾三近。此人字德修，号石癸，又号石屋主人，兰陵散客等。民间文学家贾梦龙之子。•
  嘉靖十三年(1534年)贾三近出生在祖父贾宗鲁任职的河南南阳学舍。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深受祖父严谨治学态度及诗书继世家风的熏陶。祖父病故后，父亲贾梦龙，携全家迁回了原籍峄县贾家楼。贾三近与弟弟贾三恕同入县学就读。他们勤奋努力，凡诸子百家，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官稗杂说，无不涉览。胸中的学识积淀日益深厚，文声也随之鹊起。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贾三近24岁，参加山东省乡试，一举夺魁;隆庆二年(1568年），贾三近在中得举人之后的第十个年头，赴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名次为山东省第一，并以博学鸿词被选为翰林吉士。春风得意的贾三近，在和其他高中士子赴琼林宴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赴琼林宴有感》:“十年辛苦对青灯，豪气养成万丈虹。笔架山头腾彩凤，砚池波内起文龙。”两年之后，被授予“吏科给事中”的实缺。这个职位，品低权重，主要职责是抄发章奏，监督百官，能针对任何不法之事，提出弹劾。在谏官之任上，贾三近不畏权贵，仗义执言，廉政爱民，对官吏的不法之事和有害民生的事情，总是上书直谏，从不考虑自身的仕途前程。提督漕运陈王谟在转运粮食时，因经略失策，致使百万担粮食受损，当时被剥夺俸禄，革除职务;但不多久，陈王谟通过关系又被提升为湖广总督，并要求朝廷发给他俸禄。贾三近上书弹劾，予以揭露，使陈王谟再次被解职。南京户部员外郎汤希闵，因近亲章世仁与已故南京吏部尚书王崇庆的儿子王田有隙，上任后便代为报复，捏造理由，将王田一家五口斩尽杀绝。又恐公议不容，便重金贿赂上级官员，以图蒙混过关。贾三近会同谏院的其他官员实地查证，认为证据确凿，即上《纠劾极酷有司并翼恶官员以重民命疏》，最终将汤希闵革职问罪。由于当时的明王朝政治已经非常腐败，许多地方官吏贪赃枉法，为所欲为，百姓怨声载道。贾三近针对这种情形上《时事纷更海宇多故乞循旧章责实政以安民生》疏，要求朝廷责令官员安民生，守成法，以图长治久安；各处总督巡抚衙门，不得随意更改法令，资生弊端，贻害百姓;不得动辄参迎送拜。此疏上奏后不久，即得到朝廷的认可，派出精干大臣，对全国各地的不法官吏进行了查处。当时官场上的一个不良现象是官吏的选拔特别重视出身，讲求资历，致使很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不到重用。贾三近据此上疏《略资格慎委任以重民权疏》，提出自己对此问题的见解和解决办法。明国史修撰于慎行曾对贾三近这种不畏权势、关心民生的高贵品质，给予很高评价:“论救言官，弹劾权贵，皆人所不敢言，多与政府相左，详具奏章。”
  '隆庆五年(1571年），贾三近将在河北教书的父亲接到京城。一向以忠孝为本的贾三近，得以和父亲朝夕相处，尽一番孝道。但父亲贾梦龙已厌倦了都市中的官宦生活，不久就离开了北京。贾三近此时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朋党倾轧也很厌烦。•这一年正是父亲的六十寿诞，他决心回家乡陪伴父亲。恰好此时贵阳的土司安氏内部发生矛盾，举兵仇杀，守臣举荐贾三近前去查处。四月，贾三近前往贵州，凭借出色的才干，平定了贵阳的争杀。随后，赶到了父亲任职的河北内丘，和老人一起回到了故乡。从此在家闲居了一年多时间。借这个机会他到民间去，深切地关注着人民生活的疾苦，并写成《究极捕负弊源以苏疲民以清国课疏》，准备回朝时上书朝廷。
  隆庆六年五月，明穆宗驾崩，明神宗即位，内阁首辅高拱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地位被张居正所取代。贾三近被朝廷任命为户科给事中。万历二年，擢升为太常少卿，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贾三近的政绩和风度品格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嫉妒，甚至首辅张居正，在他升为太常少卿后对他也有所畏惧。张居正当时权倾朝野，势力极大。为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不惜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并认为贾三近“如泰山乔岳，不为私用。”对贾三近怀有戒心，处处加以防范。当贾三近被吏部推荐为江西巡抚大臣时，张居正有意阻挠。认为贾三近中进士才十年便拜为中丞，前所未有。贾三近的好友国史修撰于慎行，也遭到张居正打击报复，被逼辞职回乡。贾三近看到此时无法得到重用，便第二次上疏要求回乡，但没有得到批准。
  万历八年(1580年），贾三近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卿，上任时路经故乡与家人团聚。但还没有起身去南京，一道圣旨又招其回京任职。贾三近不想如此，遂又上书要求家居，这一次得到了批准。从此，贾三近开始了一段难得的田园生活。其间，他和父亲及一些故交好友，缙绅士人漫游于山水之间，酬诗应答，写下了一些恬淡幽雅的诗篇。万历九年，峄县知县王希过访贾三近,委托他编一部《峄县志》。贾三近欣然接受，开始收集整理峄县的文史资料，和父亲一起游历峄县的山山水水，考察古迹;查阅残编断谒，翻看古今图籍。在其父亲贾梦龙原编 《峄县志》的基础上，用时一年多修成。这是峄县的第一部县志，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贾三近文学素养极高，学术眼界宽泛，因而这部县志可读性很强。
  这段时间，明王朝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年)病故，明神宗亲政，张居正掌权期间所贬斥的大臣，又逐渐地被召回朝廷任职。万历十二年(1584年），贾三近被起用为光禄寺卿,重新回京任职。贾三近就此结束了他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回京不久，又升迁为都察院俭右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六府地方兼提督紫荆关等。任职期间，宣布科条历律,进行革新改造。对所属官吏进行严格约束，使其不敢懈怠。不久，保定等地由于连年旱灾，百姓流离失所，死亡人数很多。贾三近率领属下官员带领百姓抗灾，赈济灾民。同时上疏朝廷，要求将各府州县粮仓的粮食和备储的银两，通融出放，赈济灾民，灾区的赋税应一律免除。上书得到批准后，“以天子德意救活贫民，免租发仓，计口周贷。设粥厂千余区，赋吏煮粥，曰食男妇22万余口，数月始罢。”贾三近还写了《煮粥法》和《救荒檄》指导救荒。
  三年巡抚之职届满后,贾三近被任命为大理寺卿;但他以父母小病为由，第三次请告家居。至万历十九年(1589年），宁夏副总兵孛拜反叛，朝廷又起用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但可惜的是，贾二近未及上任，便因背疽病逝，年仅59岁。
  贾三近为人正直坦荡，为官不畏权贵，仗疏直言，为民造福。他自小博览群书，博采众艺，诗词歌赋，无一不精，曾编有 《东掖奏草》、《左掖漫录》等书，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谈及此处，不能不提《金瓶梅》这部反映明中后期市民生活的著作的作者问题。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已久，但无定论。万历丁已年 (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服胃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竟是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这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了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有学者认为其作者就是贾三近。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主倡论者为张远芬发表的《金瓶梅新证》。证据十条:（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 (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目前，这个问题仍待考证。但贾三近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无可置疑的。
  李化龙
  明代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李化龙，自幼好学，能诗善文，武功超群。为官利及于民，曾平叛弥患，抗倭援朝，总理河道，治国安邦。文有著述，武多军功，被誉为“文治武功”的爱国名臣。
  据《明史》及《长垣县志》记载:李化龙，字于田，号霖寰。河南省长垣县北满村老李庄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生，历任嵩县知县,南京工部主事，河南提学，山东提学副使，四川总督、巡抚，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兵部尚书等职，名列“长垣七尚书”之首。
  李化龙从小聪明过人，人称“神童”。正值少年之时，颖悟绝伦，每有所学，过目成诵。19岁中举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中甲戊科三甲第八十二名进士。八月，授河南嵩县知县。他上任后，地方劣绅及不法官员看不起这位年仅20岁的七品知县，依旧作恶。化龙遂深入民间，明察暗访，掌握大量证据后，择首恶者绳之以法，众人惊服。他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奖励生产，任职6年嵩县大治。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西南地区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造反，祸国殃民，中外震动。三月二十八日，李化龙奉旨以原官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起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兼理粮饱，星驰到任，调兵进剿。李化龙指挥八路兵马, 血战114天，大小战斗一百余次，用兵20余万。一举平定了 “传二十九代，历经七百二十四年”祸乱在西南边境，时叛时降, 挑动民族矛盾的土司反叛。李化龙立下大功，打赢了这场在万历年间三大战役中最漂亮的一仗。当地人民为纪念平叛的胜利，于播州修建了“化龙出师桥”。
  平叛后，李化龙上书陈《播州善后十二条》等奏议，对平叛后的工作、各方安置和民生的恢复提出至关重要的方略，得到朝廷的嘉许。
  平叛中，李化龙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他心肝俱裂，号天呼地，多次昏厥，不省人事。但是始终坚持在阵地上，以国事为重。平叛胜利后，文武官员们纷纷要求为化龙父举行奠礼，化龙不许，并发出文告，严行禁止，所属州县均不得举行。其镇道大吏仍具礼行奠，化龙只受祭文及香烛纸马，余皆不受。只有部将刘铤、陈磷独不行奠，要求进京报功。化龙念其功大，只得应允。岂知二人是借报功为名，实去李化龙老家送礼。刘铤差官先行，送银一千两，金一百两，玉带一束，祭礼银二百两。化龙老母亲大怒，命化龙舅将其逐出，声称如不快走，将捕之送官。刘铤的差官不得已而离去。陈鱗的差官知道不受礼，也不敢再去了。李化龙得知后上本参之，朝廷未许。
  李化龙积劳成疾，后来又发疟疾，朝廷终于答应了他退返故里的请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二十八日，他交回尚方宝剑，回家为父亲守丧。
  两年后，居家守丧的李化龙，被皇帝欽定为工部右侍郎代总理河道，主持疏浚鲁南运河事。
  枣庄段运河，史称洳河，因西临韩庄湖口,故又称韩庄运河。呈东西走向，为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最大的一段弯道，全长42公里。自济宁市微山县韩庄镇的微山湖口始，向东流经台儿庄区，至江苏省邳州市的黄道桥止。上游3.5公里在济宁市境内，中游37公里在台儿庄区境内，下游2公里在江苏省邳州市境内。
  早在元朝时期，元政府便采取了“遏黄保运”和“引黄济运” 等措施，但收效甚微。明代中叶采取了“避黄保运”和“黄运分立”的治运方针，成效显著。所谓“避黄保运”，就是将运道由独山湖西迁到湖东，避开黄河的直接威胁，利用湖水遏阻黄河对运河的淤积。据《明史•河渠志》载:“明中叶，黄河屡次决口泛滥，冲淤徐、沛运道，漕船阻滞”。为避黄河冲淤之害，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旧运河东15公里处，开挖了北起南阳镇, 经马口、常口、夏镇至留城(在今江苏沛县东南)70公里的南阳新河。从此，南阳至留城的运道改善，减轻了黄河对丰、沛一段运道的危害。但留城以南仍存在“黄运不分，运道阻滞”的问题。明隆庆三年（1569年)七月，雨汛来临，黄河大堤决口，洪水泛滥,沛县茶城淤塞，在邳州的两千余艘漕船无法启行。两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于邳州，损坏粮船数千艘，淹没漕粮四十万石，运粮士卒死亡数以千计。可见借黄河作运道，风、^太方所以避开黄河，尽量减少对黄河的依赖，再次成为明代后运的重点。
  万历三H年（1603年)夏，黄河在沛县等地再次决口。“灌昭阳，入夏镇，横冲运道，平地一望巨浸，居民田庐荡然无一存焉，老人皆谓百年所无也”。众官员苦无良策。
  值此危难之际,在家守制的李化龙被工部举荐为工部右侍郎代总理河道，就近署理河道疏浚事务。他上任伊始就徒步实 $勘察河道和水情，遂慨然上疏，详述治河之策。其疏曰：
  “今之称治难者，谓河由宿迁入运，则徐、邳涸而无以载舟，是以无水难也；河由丰、沛入运，则漕堤坏而无以维纤，是以有水难也。洳河开，而运不借河，有水无水第任之耳。疏论决排，皆无庸矣，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二洪自险，镇口自淤，不相关也，善二。运借河则河为政，河为政则河反以困我；运不借河则我为政，我为政则我反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其利害较然睹矣，善三。粮艘过洪，每为河涨所阻。运入洳而安流无患，过洪之禁可驰，参罚之累可免，善四。”
  李化龙上书“四善之策”深受万历皇帝的赞赏。他从四个方面论证了“黄河与运河分立”、“避黄保运”以及下大气力修通洳河的重要性。朝廷准奏，于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动工疏凌运河。李化龙亲自盯在施工现场，他找有关人员，反复勘察测算,最后议定:伽河由王市取直，奔纪家集河深处。这样可以省掉开凿郗山及周、柳诸湖百里之险，缩短工期，节省开支，也有利于河床的加深、加宽，以供将来大船通航。接下来，他们就 “修砌王市之石坝，平治大泛口之湍流，挑浚彭家口之浅河”,并先后于旧河口筑石项，建彭口坝，设三洞闸，修郗山减水闸。根据地形“标高”,详细测算出“等高线”，沿河道修建了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候迁、台儿庄，共八座斗门式船闸。这些水利设施，对调节水势、保证航道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达到了“涸水期可保水，洪泛期可泄水”的要求。这在当时也是一项重大科技成果，有的船闸一直沿用到现在。
  整修后的河道，自夏镇、李家口（李家港）引水，途中汇合彭、承与东西洳河之水，至邳州直河口，全长130公里，完全与黄河分流尽避黄河之险”。
  整个工程，用于挑河、建闸、开坝等项资金，计“(帑银)二十万八千一百(两)有奇。”最后结算，为朝廷节省了一笔开支。其间，有巨商想抢道速行，愿以千金为酬，李化龙正色却之。工程结束后，工部具奏章为李化龙请功，他执意谢绝，并上奏朝廷，“挂冠”归隐。
  洳河开凿成功，“运道由此大通，粮艘经由洳者达三分之二”，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通过洳河的运粮船达七千七百多艘。京杭大运河从此畅通无阻。人们感怀李化龙的功绩，曾在运河边建起“三公祠”，为李化龙等人塑像。
  清朝人靳辅评价开凿洳河工程为明代治运最大成就。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也曾说过:“开伽济漕，南北航通，南粮北运，年数千万石，缓和了华北因连年荒灾死人无数的困境”。同时，也发展了造船工业和航运事业，有利于战备，安定边民，具有重要价值。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闰九月，朝廷表彰李化龙的功绩。十月初七日，奉圣旨升李化龙为兵部尚书加少保，给予应得诰命，荫一子锦衣卫指挥使,世袭;赏银一百两，大红蟒衣一袭。追封上三代均为一品，并在长垣县城内建“四世一品”、“五叶恩光”牌坊,其斗方大字均为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所书。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李化龙一品秩满，特加封柱国光禄大夫少傅兼太保。当年十二月卒于任上，终年57岁。死后追赠少师，加赠太师，朝议谥襄毅，后称襄毅公。
  明崇祯元年(1628年），奉旨为李化龙建专祠于长垣县城东街，春秋享祀。祠前有牌坊曰:“文治武功”，坊后有对联:“春秋血食诗书帅，钟鼎名流社稷臣”。正殿内有神龛一座，龛两侧有極联曰:“掀天揭地功业，长江大河文章”。李化龙塑像端坐其中，令人肃然起敬。如今李化龙墓、祠及牌坊等均已损坏。现在河南长垣仿古商业街复制有“文治武功”牌坊，雄伟高大, 雕刻精良。
  1986年，李化龙被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评为“明代爱国名臣”，并被选入《中州杰出人物百家》，其评语为“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以国事为重，鞠躬尽痒，又严以律己，不受贿赂，注意民间疾苦，并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为发展当时经济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可贵的”。
  (董运启李其鏖撰文）
  李鳝
  李鳝，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滕薛大夫。清代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乾隆三年任滕县令，长达4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三月，李鳝出生于江苏扬州兴化县的名门望族之家。其六世祖李春芳系明代首辅，祖父与父亲在扬州也颇有名气。李鳝自幼聪慧，又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里，接受着诗、画的熏陶/因此，他在十几岁就崭露头角，成为兴化小有名气的小诗人和小画家。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在《诗钞•饮李复堂宅赋赠》中言:“主人起家最少年,骅骝初试珊瑚鞭。护辟出人古北口，棄笔侍直仁皇前。”充分反映了李鳝少年得志时的心态和表现。
  康熙五十年(1711年），李鳝考中举人。家人、族人和亲朋非常欣喜，纷纷道贺。但李鳝有更大的抱负，决心在仕途上大展身手，创出一片天地，光耀门庭，同时他还要实现保国救民的远大理想。自此，一方面苦研诗画，一方面奔波于帝王之都，周旋于长辈公卿之间。康熙五十二年八月，康熙帝北巡塞外，在返回中途，驻驾热河。李鳝进献《花卉册页》一匣，计六幅，一绣球，二竹马，三枇杷，四荷花，五牡丹，六兰花，皆为小写意，每幅画面都有题诗，五幅《牡丹》题:“ 一层墨晕一层台，知有仙人化蝶来;买尽洛阳千万种，何如此种四时开。”康熙大喜，带李鳝回京，任命其为“南书房行走”，安排他在常熟蒋廷锡处习画。蒋廷锡位至宰辅，是朝廷内实权人物，他不但位重，且擅丹青，尤其花丼。其画丰韵生动，自然洽和，时为画坛一大流派。蒋廷锡很赏识李鳝，自然是悉心点拨，李鳝亦如鱼得水，技艺曰增。时间不长，李鳝就名扬天下，成为蒋派重要一员。身在朝堂，穿梭于帝王将相之间;李鳝在一个皇帝特别喜欢字画的年代，抱着“以画求贵不求显”的人生目标出入皇宫，可谓得意。获得 “南书房行走”后即写到:“尔性何灵异，喜上最高枝。探得春消息，报与主人知”。连印章都刻上“臣鳝之印”“臣非老画师”。但李鳝年纪尚轻，阅历太浅，不晓官场的险恶倾轧，不明朝臣的明争暗斗，莫名其妙地成了皇子之间争夺皇位斗争的牺牲品。过了5年“南书房行走”的日子,33岁的李鳝被皇帝老儿以“画风放逸”为借口，放逐回乡。
  李鳝失宠，郁郁不平，可又无可奈何，就“自在心情盖世狂” 了。正是这种放荡$羁，使他摒弃了贵族生活方式的羁绊，潜身社会底层，目睹人间百态,思想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他作画的“营养”了，这也是李鳝的绘画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郑板桥说李鳝离开京城“声色荒淫二十年，丹青纵横三千里”,是很精辟、很中肯的。
  李鳝的艺术成就，使他得以重返京师。雍正八年（1730年)，李鳝奉诏入宫，随刑部侍郎、指头画大师高其佩学习绘画。但他20年来已形成的艺术风格和他放荡不羁的性格，使他不能再接受宫廷正宗派画风，拒绝规定所画的题材。郑板桥也说他“才雄颇为世所忌”。时隔不久，李鳝再度离京，重新回到民间。
  乾隆二年(1737年），52岁的李鳝奉旨任临淄县令。次年，改任滕县令。道光二十六年《滕县志.职官表》载:“李鳝，江苏兴化人，三年十月署，四年任' 李鳝任知县时，为政清廉，颇有贤名。当时的滕县也和全国一样，官场腐败，地方官僚与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凡来滕上任的县官，无不首先拜望当地的豪门。这些地头蛇左右着滕县时局。得罪他们，会屡遭习难，甚至罢官。李鳝恃才傲物，没把他们看在眼里，更不会趋炎逢迎。他一到任，就换上布衣到处私访，了解民情和案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多年的积案清理完毕。他体察百姓疾苦，清理整顿户籍、田赋，想在半百之年后的时日里为老百姓办些实事好事。李鳝有一幅画名为《鸡》，其上题诗道:“两页票消除是林, 双花不为早憨厚。画鸡欲画鸡儿叫，唤起人间为善心。”虽然其思想高度只是在劝人行善，但是仍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关心。由于李鳝刚正不阿、恃才傲物，得罪了当地大家豪绅和奸商市偿，又因不肯贿赂上司，而得罪了郡守，乾隆五年二月 (1740年)他被革职。《滕县志》载:“(李鳝)为政清简，士民怀之，以仵大吏罢归。”
  罢官后，李轄在山东又滞留4年多。其间，因遭贬遗留下的官司，来往于滕县、历下;流连于泰安、崮山、崇川等地的画坊廊院。他的擎友郑板桥形容他“两革科名一贬官，萧萧华发镜中寒”。这段时间他的作品很多。题画常用“大开笑口”、“喜上眉梢”、“听雨听风听不得，道人何苦画芭蕉”等句。李鳝在<作罢 《萱草》上题道:“自埘萱草小院东，潜消怒雨与愁风;尔^使我无忧忘，愿许畦头补几丛。”充分表达了对时局的不满和誓不于贪官同流合污的心声。从李鳝其间所用的“懊道人”、“滕薛大夫”、“中洋氏”、“墨磨人”、“苦李”、“木头老李”等闲章,也可看出他的心态。他向往着回家过田园生活。
  乾隆九年(1744年)，年近六十的李鳝，向朝廷呈献了一幅画《燕南归》，毅然离开滕县，返回老家兴化。从此以卖画为生，直至终老。
  李鳝的一生，虽然政治上不得意,但作为扬州八怪之一，他在艺术上却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善画花卉虫鸟。在绘画艺术上，早年曾从同里魏凌苍学习画山水。入宫后,又跟随蒋廷锡学画花卉，画法工致;二次入宫，跟随高其佩学习，近而趋向粗笔写意。在融汇各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他自己的花鸟画风格，并取得一定成就。他的作品对晚清花鸟画影响较大。后又取法林良、徐渭、朱耷，落笔雄健，纵横驰骋，不拘绳墨而有气势。有时用重墨，有时彩墨结合，颇得天趣。李鳝的笔底纵横，首先表现在题材上。他不仅善画兰、竹、牡丹、凤凰这一类文人常画的花鸟，而且还画葱、姜、瓜、茄、山芋、松鼠、蚕桑等生活中常见的小生物，体现了扬州八怪贴近民间生活的总体特征;李鳝的笔底纵横，还表现在用笔上。他把阔笔放纵与细笔勾勒结合起来，画面淋漓酣畅，清新动人，表现了一种以个性抒发为显著特色的画风。他特别善于用水，他的很多画作若干年后，依然显得花叶滋润，彩墨欲滴。同时，李鳝在作画时同样讲究法度。郑板桥曾评价他:“规矩方圆，尺度颜色，浅深离合，丝毫不乱，藏在其中，而外之挥洒脱落。”确实深知李鳝的书画艺术。
  李辖一生画作甚多，给后人留下了丰厚、宝贵的精神财富。《鼠》、《竹》、《鹭鸶》、《喜上眉梢》、《苍松劲草》、《受天百录图》、《杏林燕子图》、《乾隆五年于官署作写生册十二页》等，都是在滕州的作品，现多为滕人“得之宝之”。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扬州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都有大量收藏。李鳝的画，不但为国人所珍爱，外国人也情有独钟，日本、美国皆有收藏。
  李克敬
  李克敬，字子凝，号小东，山东峄县人，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卒于雍正五年(1727年)。清代诗人。
  李克敬的高祖李杏与明代文学家贾三近是至交好友，曾任肥乡县主簿。贾三近称赞其为人的豪放:“李实斋，李实斋，吃的庭席打得柴。”李克敬的曾祖李鱼化，祖父李春光，父亲李冲，都是设馆教书为生。李克敬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自幼生活却较为贫苦。尤其是他的父亲李冲，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曾被掠走，历经九死一生才回到家乡。结婚后接连生了六个儿子，曰子过得较为窘迫。李克敬后来曾颇为伤感地回忆起少年生活:“昔吾先君子遭明季兵火，流离失学，仅而有生。荒城文献断绝，乃奔走丐借经书，捡薪燃明，荐涉文史，以意授吾兄弟，所存田产尽以推让世父，辛苦旅寄，节衣缩食，教令求举，每念此，悲痛不自胜也。”正因如此，李克敬自幼读书就非常刻苦，加之聪慧异常，所以少年时便显现出过人的学识。《峄县志》载: “(李克敬)幼敏悟嗜学，弱冠为诸生。”“生而颖异，五岁能诵尚书，八岁吟五经，十岁能属文赋诗,弱冠已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员。才满山左，久且满天下。”
  康熙十三年(1674年），峄县新任知县周祚增闻听李克敬的名声，加以考察后大加激赏，着意栽培他。峄县的绅士文人也都与他诗文往来。少年李克敬在对其充满期待的环境中也自视甚高，并立下远大志向：“生于斯世，要当为天地有用之人。”并且对自己的学识相当自信，认为凭借自身才学，“二十余辛可粗了功名事，四十左右便当逍遥圆，为生死之谋，图不朽之 Ik。”并在他的诗文中多次表露出他的志向和对成名立业的渴 S,如“少小足奇志，拟意自豪狂。”“萧然布衣士，一朝动帝王。” ‘抱膝坐待大风来，破浪长鸣动天地。”但是，命运给李克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尽管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是科举仕途却是那样的坎坷。可以说，他的最富活力的青春都耗费在科举之路上了。
  自青年时代起，李克敬便参加乡试。但满腹经纶的他，每次都名落孙山。对此，他既感到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又痛感明珠不售，世无伯乐。同时还不甘心沉沦。这些复杂的情感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讵意今半世，坎河困名场。”“血力尽于此，著作等身长。一字无所用，按剑盼夜光。”“所期一未就，忍令中途荒
  连续参加科举失败，使李克敬的心理受到很大伤害。同时，贫困的家庭生活，迫使他不能全身心地再投入到科举考场中去，他只能走上父辈的道路——设馆授徒。他先在峄县，后又陆续在临沂、徐州、曲阜、济宁等地收徒教书。李克敬学识渊博，又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实际经验，所以教起学来，既能给学生传授丰富的知识，又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培养出不少人才。后来，很多学生不但通过了科举考试，还成了国家之栋梁，其中以孔毓琚、颜肇亮、颜懋伦、绿鼎、王者弼等较为有名。
  当李克敬为养家糊口设馆教徒时，机缘巧合，他又作了浙江学政颜光教的幕僚。颜光教，曲阜人，是著名的“曲阜三颜” (长兄颜光猷、二兄颜光敏）中的老三，此人专精学术，兼好琴射;康熙进士，授检讨，又被任命为浙江学政。他仰慕李克敬的学识才华，力邀其加入自己的幕府。李克敬也想到各地游历一番，增长自己的见识，开阔一下视野，便欣然接受了这一聘任。学政是负责一省文教的行政长官，一般由翰林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任期3年。主要是按期到所属各府各厅主持地方考试,为朝廷选拔人才，管理各级府州县学。到浙江后，由于颜光教身体状况较差，又不服南方水土，很多具体事务,都交给李克敬处理。而李克敬也不负所托，把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注意选贤任能，“代衡文幕中,所赏拔皆一时名士”。这使颜光教获得了江南士子的肯定和拥戴，于是对李克敬更是器重有加，称赞他为山东第一人。但颜光教任职期满后，李克敬只能又回到故乡，重新设馆教学。
  使李克敬声名大噪、命运开始转折的事情，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在位61年，先后6次南巡，主要是视察河工、了解民情、清除积弊等，而且还把选拔人才、拉拢士人之心，作为重要活动之一。因而读书人也把向皇帝献上诗文词赋，当作进阶之途。各地官员要组织当地文士硕儒敬献辞赋，或歌功颂德，或吟咏风物等，供康熙采风自娱，体察民情。康熙前五次南巡，历年所献辞赋何止万千。这一年三月，康熙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途经台儿庄河段。正在滕县讲学的李克敬, 听到消息后，深感这是接触皇帝、扭转命运的大好良机，便收拾行囊赶回家乡。李克敬写下了《南巡雅颂》为康熙的业绩歌功颂德。而在康熙南巡途中,像李克敬一样希冀通过文章得到皇帝垂青的文人，何止他一个。康熙沿途收到700多人的诗词歌赋一两千篇，他绝对没有精力和耐心全部看完这些东西，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如果某人的书法突出，将极有可能入其法眼。李克敬曾用心临摹过褚遂良的书法，写起来颇有几分神似。康熙又比较喜欢褚遂良的书法，李克敬就这样幸运地被康熙钦定为第一，使其身价陡增。许多官员争相和他往来。李克敬的仕途，开始扬起了风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李克敬再次参加了山东省的乡试,结果力拔头筹，举为经魁。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56岁的李克敬进京参加会试，结果又高中，为二甲第九名，馆选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并且记得李克敬的名字，特召他入殿交谈，使李克敬“初入翰林，名声大振”。尽管李克敬靠着渊博的学识，在翰林院如鱼得水，但他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丝毫不了解官场的黑暗和潜规则，结果为名声所累。一些官僚上书弹劾他“毁镑程朱”。康熙当时没有降罪与他，只是申斥了一番。这使李克敬明白了自己并非此道中人，于是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上书朝廷，以母亲年迈体弱为由，要求卸职还乡，得到了批准。
  当他回到峄县的时候，全国各地正在奉旨修撰地方志。峄县县令杨仁迪，正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见其回乡，就将这个任务交付与他。李克敬认为修县志是造福后代的大事，慨然应允，并将全副精力投入到修志工作中。他修峄县志，以明代贾三近的《峄县志》为底本，精心补充修改。“新者增之，讹者正之，阙者补之，芜者删之，疑者姑听之。”他修的《峄县志》，还具有自己的特色，即侧重于对人事的考证。如汉丞相匡衡的故乡，经其考证为峄县而非邹县。修志后一边恪守孝道，一边潜心于学术。母亲死后又按照礼制守制三年。
  康熙六十年(1721年），朝廷再次召李克敬入京，授予翰林院编修,负责编纂国史。并于次年参加了康熙在宫廷设的千叟宴。不久，李克敬又参与了编纂《大清一统志》的工作，因功绩突出，“世宗皇帝颁赐稠叠”。雍正五年(1727年），李克敬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城。李克敬生平著述丰富，“诗、古文集自成一家。”创作诗歌千余首，涉及题材广泛，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论著。如《经解》、《论语为》、《四书言》、《浙行漫录》、《东南雅言》等。后人评价他是“博学能词章”，“文名噪海外”，被京城官员们美誉为“诗书文三长”之人。
  王鼎铭
  王鼎铭，字新之，号彝轩，峄县郭里集人(今枣庄市市中区西王庄乡民主村)。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是清代著名的忠义之士。《清史稿•忠义传》有其传略。
  王鼎铭没有通过科举的正常仕进之路踏上仕途，而是贡生出身，后由捐纳入内阁为中书。道光九年(1829年)秋，王鼎铭被任命为湖南省新田县知县。上任伊始,王鼎铭就显露出自己的独特个性。他并不是前呼后拥地摆出官老爷的样子，而是微服出行，从桂阳州(今湖南桂阳)到了新田。上任后不直接进入县衙，而是在城隍庙住下。他对着城隍的神像发誓——自己为官一定要为民作主，造福一方，做一个廉政爱民的好官，否则请神灵降罪于己。进入官衙后，即在大堂的偏僻处，搭建一个帐篷，作为自己的休憩之所。下属官吏不得随意进入;而平民百姓则可随意进入，伸冤鸣屈。
  王鼎铭对接手的案件从不积压，并且事事亲躬，不让下属代劳，以免下属徇私舞弊。疲倦时就伏在书案上稍作休息，即使严寒酷暑也从不懈怠。遇到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就微服私访，进行周密的调查取证，直到弄个水落石出。他每次到基层视察办事，从不摆县太爷的官架子，仅带一个仆人和一个差人。自己随身带着干粮，不麻烦百姓。自己买东西总是按照市场价格付钱,从不接受地方的馈赠，遑论下层的贿赂。遇到旱涝灾情，他遍行所辖各地，视察灾情，想尽一切办法解除灾情，为民解忧。道光十年(1830年)夏，新田一带久旱无雨，眼看庄稼颗粒无收。心急如焚的王鼎铭，一面组织百姓想尽一切办法抗旱，一面亲自到城隍庙求雨。为表示自己求雨的诚心，王鼎铭让人为自己带上刑具，暴晒于烈口之下,跪在地上求雨。他泪流满面，发誓宁愿牺牲自己而求得甘霖。天遂人愿，当晚，新田果然下起了大雨，解除了旱情。老胃姓欢呼雀跃，无不被王鼎铭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所感动，对他感恩戴德。
  王鼎铭还非常重视当地教育的发展。虽然新田的经济条件很困难，但他首先拨款修缮学校，使县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办学条件大为改观。在县试录取的过程中，他秉公办事，执法严明，廉洁自清，当地士人都非常钦佩。为了教育百姓，他把皇帝的重要旨意、容易违反的法律条文以及当地的格言，编成小册子分发给百姓。使百姓知法懂法，不会因为无知而触犯刑律。由于王鼎铭忠心为国、赤心为民，仅任职两年，就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人们把他的政绩编成歌谣，准备刊印后散发，使人人传颂。王鼎铭知道后坚决制止，并再三表明,他绝没有为自己攫取名利的想法。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一场兵乱降临到湖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二月，湖南江华县瑶族首领赵金龙•，因汉族官吏的歧视以及与天地会的矛;盾,率领瑶民起兵(关于赵金龙起兵的性质，不在本文范畴，详细经过可参看魏源《圣武记》)，并迅速蔓延到宁远、蓝山、锦田、新田等地。当时朝廷正准备选任王鼎铭为陕西潞安知府，省巡抚将他召到省城商谈此事。但王鼎铭闻听此消息后，毅然赶回新田县,防止本地瑶族百姓跟随而起。他为了安抚本县的瑶民，顶风冒雪，逐个瑶寨地进行劝说诱导，使当地民心很快安定下来。回到衙门后，他又召集瑶族首领，晓以国法，赏赐酒食，给以身符，要求他们阻止瑶民参与兵变，更不要盲目跟从。这时，赵金龙的部队已进攻宁远、蓝山等地，逼近了新田。王鼎铭领导当地士绅，组织乡勇团练，修造器械，做好守城准备。二十日，战火燃到了新田县。王鼎铭拟前去与赵金龙谈判，被下属阻止。二十三日，乱军逼近县城，由于新田县城防较差，根本无法抵挡进攻。王鼎铭就让城内百姓和居民到城外躲避，而自己却穿好官服，端坐在大堂之上，静等敌军的到来。并在书案上大书:“仇我当杀我，勿伤我百姓。”甘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百姓的安全。并指着准备好的绳索对属下说:“城亡，吾以此死。”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他不顾属下及百姓的苦苦哀求，决心与城共存亡。正在此时，传来敌人驻扎在距县城不远的查林铺，不再前进的消息，局势才算稳定下来。
  王鼎铭视死如归的举动感动了当地居民，第二天，附近百姓一万多人，会聚新田县城,请求王鼎铭率众抗敌。王鼎铭就将众人分为四路，合击查林铺的敌人。双方战斗了一整天，互有伤亡。二十五日，又有将近两万人赶来参战。王鼎铭身先士卒，冲在队伍的前头。敌军已事先有了准备，并通过威逼利诱的办法，从新田县的瑶民那儿，获得了大量的火药。在与义军作战之时，使用了猛烈的炮火。义军本来只是出于义愤来参战，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遇到这种情况，死伤很多，队伍随即溃败。王鼎铭亲自断后，掩护百姓撤退。敌军紧紧赶来，残酷杀戮百姓。王鼎铭悲愤异常，大呼:“奈何杀我百姓?”掉转马头杀向敌军。不料被敌军的炮火击中，受伤落马，遂被敌军擒获。但王鼎铭痛骂不止，敌军挖去了他的双眼，又割下他的首级，情景惨不忍睹。
  二十七日，新田县城被攻破，三天后敌军撤走。百姓们打扫战场，在窝塘找到了王鼎铭的首级;在牯牛岗寻到了他的尸体;将它们缝合一处，抬回了城隍庙，焚香哭拜，以礼成敛。全县百姓无不痛哭。由于峄县距离新田县太遥远,王鼎铭的儿子无法及时赶去，由他在河南的外甥赶到新田，将灵柩迎回故乡安葬。
  王东槐
  王东槐，原名乐著,字荫之，又字树声，号次屯，谥号文直。生于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卒于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祖籍山西洪洞县。其先世祖从政，明洪武二年时迁居山东滕州，为滨湖镇西盖村人。《清史稿•忠义传》有其专传。
  王东槐一出生，便异于常人，史载:“生而颖异。”王东槐幼年丧父，其父临终时嘱咐王东槐:“虽饥寒，勿忘学”。王东槐遵从父亲遗命，发愤苦读，博览群经。一天，母亲让他看守麦场，他仍手拿书卷坐在烈日之下苦读。一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旁人都奔忙收麦，紧张万分;王东槐收完麦后仍读书如故。正因为不懈努力，他弱冠时便入县学。
  道光十七年(1837年），王东槐参加顺天乡试，高中举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三年学习期满后，被授以翰林检讨。道光二十三年大考二等，充武英殿纂修，国史协修。从道光二十四年开始，到二十九年，王东槐年年晋升官职，最后道光皇帝任命他为内阁侍读学士,专门给太子奕許讲学。一日，太子綴学，王东槐想要责罚。太后为太子求情说:“易责矣，责亦为天子，不责亦为天子。”王东槐道: “否。责能为尧舜，不责恐为纣桀尔。”
  道光三十年,太子奕竚登基，年号咸丰。咸丰帝下诏求言。王东槐即以“停捐输，禁矿场，筹划仓储入”三条入奏，大部分被咸丰采纳。同年九月，他被授为湖南衡州知府，未及上任，又转升任为福建兴泉永道。咸丰元年，调补湖北盐法道，同样未及赴任，又被任命为代理福建按察使，在福建推行保甲法。咸丰二年三月，到湖北盐法道任职。九月，太平天国起义军攻打湖南，遂又调防岳州道。十月，因母亲病故，申请回乡理丧。但军情危机，武昌巡抚请求王东槐协助守城。忠孝难以两全，王东槐毅然留下，穿着用麻布做的丧服帮助守城。十二月四曰，起义军攻破武昌，王东槐决心以身殉城、以死报国。他回到寓所，用剑驱赶四个儿子，又持剑对弟弟说:“母死未葬，抱恨九泉。弟可乘间逃出，为我诉灵前一-魂魄终归事亲也。”接着就赶走弟弟，自己和妻子对缢而死。他死后，幕友、家丁感其恩义，随其而死者五人。当时，朝野对其殉国十分痛惜，认为他未尽其才，实为朝廷的一大损失。王东槐死后三年，武昌巡抚骆秉章上奏朝廷，咸丰皇帝批示按官阶加一等，令于武昌建专祠，以彰忠烈。同治九年(1871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据滕县绅士、前江西泸溪县知县黄来晨等呈案，奏请同治帝，为王东槐赐谥号，并在原籍建立专祠。同治帝下诏：“考诸谥法，勤学好问，曰‘文’，每文行不挠，曰 ‘直’。”赐谥号“文直”，并准予于原籍建立专祠。
  刘平
  刘平，原名刘平先,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生于山东峄县侯孟乡侯孟村(今枣庄台儿庄区侯孟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因排行第三，又称其为刘三平。清末农民起义军“幅军”的主要
  领袖。
  少年刘平，聪明过人，并显示出较强的领导能力，小伙伴们都推他为“王”。18岁时，同一些穷困农民以贩卖私盐和粮食，养家糊口。这期间，曾受到官府的劫持和凌辱，他就伙同十几个敢冲敢闯的青壮年，带着武器搞武装贩卖。遇到少量官兵再欺压他们，就武力反抗。随着声望的不断增长，参加他这个小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到道光十二年(1832年），队伍已有上百人，贩运工具也改成了骡马驼运。后来，又逐渐地发展到500多人。这已不是一般的小股贩运集团了，而是一个具有较强势力的反叛武装力量。此时，刘平也不再从事小打小闹的贩运生意，而是拉起队伍，树起了义旗。根据地设在了黄邱山套的大寨山(后称刘寨山)。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牛一驴好种田，三顷两顷咱不缠;十顷八顷该咱的钱，楼台殿阁还不完。”这充分体现了他们是一支劫富济贫的农民起义军。他的队伍在运河两岸、滕县、峄县、枣庄、徐州一带活动。到咸丰八年(1858年)，已经发展到万余人。
  幅军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横贯枣庄市台儿庄区的京杭大运河，自古便是连贯南北交通的黄金水道。明清时期，又是封建王朝的漕运要道。运河沿岸的许多码头，成为商旅辐辏物资集散的中心。明末清初动乱后，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矿工、无业游民和手工业者涌到运河沿岸,以拉纤、搬运、贩卖为生。据史料记载，这一带素来不安定。如明代末年，运河南岸的农民武装割据;清代顺治年间劫掠织造贡船事件等，使封建统治者心有余悸。为了防备反叛，特在台儿庄设置参将署，布重兵守卫漕区要道。嘉庆、道光年间，“江南徐、海、邳、宿;山东郯、兰、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浼舟庸食者，累数十万，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部曲。”当时，这些以船工、纤夫和苦力为主体结成的团伙，少者数十人, 多者数百人。其标志是，每人均以一块布巾裹头，拉帮结伙后，称为“结幅”或“起幅”。因力量有限，尚不敢和官府公开对抗，只是“昼伏夜出，聚散无常。”后来，黄河改道，漕粮改为海运。同时鲁南一带灾崽频发，使失业船夫和贫苦农民参加幅党者曰渐增多。太平天国起义后，派军北伐。山东的农民备受鼓舞，纷纷揭竿而起，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仅幅军起义就有很多起。咸丰六年(1856年)幅党在李希孟领导下发动大起义，起义军称为“幅军”，后被清军击溃。余部投奔刘平的麾下。刘平由此成为幅军的首领，被称为幅主。起义军的实力更加强大，并提出“劫富济贫，除霸灭强”的口号，矛头直指地主阶级。起义军还非常注意纪律，布告各地百姓:“倘有不法俦及无赖恶丁，送交盟主，尽法整治，决不宽贷。本盟主志在安良，尔等幸毋疑惑也。”由于幅军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所到之处，都受到百姓的欢迎。
  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风起云涌，刘平借此机会和太平军及捨军联合，发展自己的实力。咸丰十年(1860年)夏，幅军攻占台儿庄城和邳州窦家寨。开仓放粮，救济贫民，起义军声威大振。“大河南北，诸土匪头，皆各率部携粮械，日夜奔赴至者，不下十余万，声势甚张;徐、兖一日数惊。”刘平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北汉王”，并支援他五千名太平军战士。刘平率领幅军发展根据地，占领了鲁南、苏北广大地区，并与安徽涡阳、蒙城等地的捻军联合，对清军作战。他们多次打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杀富济贫，惩治不法官吏，深受百姓爱戴。《峄县志》载: “是时，贼踪遍地，壁皇相望。知县提空名居城中，号令不能出署，其同守而不叛去者，仅缙绅数家与缉捕诸役而已。”
  这年九月，清王朝派遣“忠亲王”僧格林沁率领八旗劲旅，到山东峄县镇压幅军。幅军聚集十余万人于辐阳圩(今台儿庄区涧头镇徐塘一带），准备与清军作战。同治元年（1862年），清军“副都统”德棱额，令部将索尔固善率军千余人，进攻幅军驻防的台儿庄营地。幅军见敌军人数甚少，而产生轻敌思想。殊不料清军横冲直撞,火力十分密集，使幅军牺牲数千人，被清兵逐入运河溺死者万余人，河水为之不流。德棱额看到幅军损失惨重，气势大振，亲率精兵两千人，围攻起义军的主寨辐阳城。驻守在云谷山的幅军大幅主刘双印、牛闺女等，率领数支部队赶来增援刘平。刘平趁机突出重围,斩杀清将索尔固善。刘平清点人数时，发现部将孙探珠没有杀出来，又亲自杀回去，救出了孙德珠。但自己却不幸受了重伤。多亏捻军首领赖文光及时赶来，大败清军。刘平在夫人保护下撤回。刘夫人还刺伤清军“副都统”德棱额，使其滚下山润。
  刘平遂在刘寨山养伤，但不幸队伍里出现了内奸，刘平竟被其侍卫所害，时年50岁。刘平生活在乱世，终其一生，都充满着叛逆精神。他勇于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压迫，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军领袖。
  刘双印
  刘双印，山东峄县人，生活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2年)。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饱受封建官府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因此培养出了他反抗压迫的叛逆性格，好行侠仗义，爱打抱不平。刘双印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政府内外交困，历经动荡之时。太平天国大起义势如破竹，如火如荼;北方的捻军也趁机起义;西方烈强先后发动侵略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刘双印此时也加入了“幅党”，举起义旗，成为鲁南数支“幅军”起义的一位颇有影响力的首领。
  刘双印结幅起义后，队伍迅速扩增至数万人。他和牛闺女、滕四在峄县北部的云谷山(今赛庄市山亭区西集镇境内)建立根据地。云谷山，又名闰谷山,在峄县城北四十五里。东接花盘之西麓，方园十余里。山有九峰，皆为险峻。巨岩之下，洞穴很多，如朝阳洞、九阳洞、梁王洞等，既有水源，又可储存粮草,是个易守难攻的山寨。云谷山东面为龟山、黄山，是另一支幅军李如林、殷运的地盘。两个山寨互相支援，雄踞峄县北部。刘双印全盛时期，曾四处出击，屡挫官兵;南下运河之滨，北攻蒙阴、莱宪，东迫临沂、日照，向西推进到曹州境内。他们与捻军、黑旗军配合，痛歼清八旗劲旅。幅军初起时，清廷派遣宁古塔“副都统”德棱额，率黑龙江精骑，进驻山东峄县，与沂州协、台儿庄营清兵以及地方团练配合，专事“征剿”幅军。在科尔沁亲王、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督军，协同僧格林沁亲王联合进攻幅军时，刘双印率部与官兵周旋，不时出击，屡挫清军。还兵分两路，一路向东进攻宫、折，另一路进逼府城究州。“费(县)东南民汗数百，都为匪所胁从;西南要隘和梁丘、高桥、郑日镇悉为匪踞。”
  当运河沿岸的幅军首领刘平遭到清军围攻时,刘双印、牛闺女等率部救援。他们杀开血路突出重围，退守云谷山。不久，刘平属下纷纷归附云谷山幅军,刘双印势力再度强盛。峄县县令张搌荣调集乡团，会同德棱额大军围攻云谷山。攻打数曰，结果连连受挫。营官罗某被义军击毙，清军死于滚木雷石者数百人。后来,连张搌荣也咽喉入枪，一命呜呼。官兵惊呼 “贼锋馔甚”，只好狼狈逃窜。刘双印趁机出兵，遣部将孙葆珠、朱逾山袭破西集、马头、两河叉等地主团练寨圩，转攻冯家庄、刘家庄，饮马薛河而归。又衔枚驰袭索阴圩,大破之。一时间，鲁南农民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极为高涨。地方官府无计可施，联名状告清军督统德棱额迁延不战、贻误军机、拥兵自重。清廷传诏，切责德棱额“不遵调度，挟被参之嫌，以纵贼为报复……如再不实力追剿，即奏闻候旨惩创，以肃军纪，毋许姑息!” 与此同时，起用“丁忧”(服父母丧请假在家)的湖北政使阎敬铭，取代山东巡抚谭廷襄。调总兵陈国瑞、驻江苏漕督吴棠、究州镇标以及鲁南各府县官兵、团练，合力会剿幅军。
  陈国瑞是僧格林沁麾下大将，生性凶悍，所部三千兵车卒，皆亡命之徒，打红旗，穿红衣服，号称“红孩儿军”。陈国瑞统兵开进鲁南后，调集所有武装，采用各个击破战术，对鲁南幅军进行了血腥镇压。幅军营寨被次第攻破，孙代祥等首领壮烈牺牲。刘双印也在率兵支援友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只好退守云台山。清兵在攻克龟山营寨后，集结十多万兵力，合力攻打云谷山。幅军将士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惨烈。为了保存实力，刘双印带领少数人马突出重围，投奔了邹县白莲池、宋继朋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军。白莲池也名白龙池，位于邹县东部群山中，绵延数十里，十分险峻。早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白莲教首领宋继朋等，便以此为根据地和官府斗争。
  刘双印的军队和部县起义军会合后，力量更加强大。清政府将其视为一股重要的反叛势力。山东巡抚闾敬铭急令清军分路合击起义军。同治三年（1864年），总兵陈国瑞率红孩儿军，攻打白莲池。刘双印率军迎战，被清军三路包围，幅军惨败。刘双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宋继朋等又坚持斗争了一个多月，终被陈国瑞攻破山寨。宋继朋及守寨义军全部遇难。至此，坚持反清斗争十余年之久的幅军起义宣告结束。然而，不堪忍受封建统治的残酷压榨写下叛逆的斗争历史，幅军起义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双印作为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张莲芬
  张莲芬(1851—1915年），字毓蕖，浙江余杭人，在枣庄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完全由私人资本自办的民族矿业一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民族矿业的开拓者之一。
  张莲芬自幼父母双亡，被著名的淮军将领周盛传收为养子，改姓周，进入仕途后，又归宗张姓。他历任清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山东究州漕济道、山东盐运使等职。后又在枣庄开办矿业。可以说，张莲芬一生的主要活动，与山东，尤其是鲁南枣庄矿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初期的商品输入，开始向资本输入，把中国变成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先进性，主张向西方学习。洋务派，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兴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机器制造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随之兴起，创办了一些小型的民族工业。首开先河的，是那些封建官僚中的开明分子。张莲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878年，在蹇庄开矿的窑主金铭等，联络东明县候补知县戴华藻，筹集商股银二万两，创办了由官僚、富商和地主合资的 “山东峄县中兴矿局”。但由于资金不足、技术落后，无法正常生产。为改变这一状况，1881年戴华藻等，邀请张莲芬等人，入股参与管理。从1882年起，张莲芬开始涉足煤炭事业，投资中兴矿局。1896年1月，山东巡抚李秉衡，上奏清廷停办了中兴矿局。原因是该矿局的南、北股东因账目和资金问题，在1886年至1897年闹起纠纷。峄县知县以“深恐滋事”、地方难保管诸多贵重机器和矿局没付占地租金等为由，上奏朝廷，要求矿局移去机器、拆毁局房、将地基归还原主。北洋大臣接到峄县令禀行后，札伤张莲芬查明中兴矿局之机器应否转移。此时，正值德帝国主义占领胶州湾后，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和《山东煤矿章程》等不平等条约;要求将山东划归其势力范围，并取得山东的铁路修筑权和鲁南、鲁中、胶东的大部分矿山开采权。张莲芬在调查时，深恐德帝国主义勾结峄县地方封建势力抢占枣庄矿山，又加之受各地兴办企业盈利丰厚的刺激，认为“值此时事多艰，外人窥视，每见各省凡有可开之矿，无不奏明兴办。况此已成之基，煤多质佳，岂可因资金不足，弃之不顾”。遂于1898年具文禀报，“咨请山东抚宪转饬峄县令，仍将机器暂存蹇庄不必迁移”，应付的地租，由原中兴矿局股东垫付，如准复开，就由他会同南、北股东，添招股本，再行开办。他在给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信中称:“窃以各直省凡有可开之矿，无不奏明兴办，况此已成之基，煤多质美，自当设法集资起办，以免飞置。况值国家振兴矿务，凡开矿筑路,实为当务之急。且山东为海疆择要之地，胶海毗连，强邻逼处，若欲杜窥伺而基富强，则此矿之开，尤属不容迟缓。”不仅强调了枣庄煤矿保存和发展的必要性，也可看到张莲芬对整个民族工业的认识，显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李鸿章为此事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作了请示。最终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北洋大臣在1898年批准续开枣庄煤矿。1898年底，张莲芬带着矿师荣光到麥庄筹建新的煤矿公司。他欢迎当地富绅凑股，以缓解矛盾和增加资本。他得到开平煤矿督办张翼的支持。张翼答应入股并派矿师帮助勘察枣庄旧矿。德国人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凭借与张翼的关系，派矿师插手煤矿公司筹建。张莲芬非常反对德帝国主义侵占矿权，但从煤矿公司的建设和发展方面考虑，枣庄“地近胶澳，必须招洋股或借洋债，借以联络，以杜争夺”，同时，还可以解决资金不足和缺乏技术人员的困难。于是，奏请清政府批准，将公司定名为“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为洋总办。拟招华股和德股，估计200万股，其中华股六成，德股四成。公司于1899年2月20日正式成立。
  中兴公司创立后，张莲芬励精图治，事必躬亲，使公司的业务在短时间内大有好转。年销售煤炭6万余吨，盈利10万余元。到了1906年，中兴公司已拥有矿地2806亩，煤井26座，牲口109头,抽水机8台，运煤船只15艘，日产煤炭达300余吨。同时，中兴公司沿京杭大运河还设立了8个分销厂，资产达到了70余万元。
  张莲芬爱国爱矿，他为保护中兴煤矿公司而与德帝国主义者不断进行斗争。张莲芬以华总办的身份，对公司内洋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他规定洋总办只能稽核银钱出入等事，不得揽权掣肘;洋员也只能和华员一样，在张莲芬督率下工作。1902年，德国公使照会清政府，捏造说有比利时人在峄县勘察，准备购买煤矿，影响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张莲芬据实向清政府报告，指出既“未请比人赴峄，亦无将矿售与他人之事”，此照会纯系捏造之词。尔后，德国公使又照会清政府，抗议说，中兴煤矿公司“向来未在德员处报名，应仅视为华公司……现峄县煤矿在将近津浦铁路相距30公里”，与其享有沿线30里内的矿山开采权不符。张莲芬又据理予以驳斥。他说《山东煤矿章程》规定:“在30里内，凡经华人已开之矿应准其办理……华矿主人不愿将开之矿卖出，应作罢论，不能揽扰其事。”中兴公司既是华人已开之矿，德国则无权干涉。同时，德国商人因公司章程对其制约很多，再加上当时中国的反帝浪潮颇高，所以存有顾虑，一直未按协议人股。所谓华德公司是名存实亡。19〇7年，中兴煤矿要修筑运煤的台枣铁路，德帝国主义者控制的胶济铁路公司想趁机入股银1〇〇万两，借机控制中兴煤矿。张莲芬坚决反对，并抓住全国掀起的收回路权和矿权的爱国运动这一有利时机，上奏朝廷，将公司名称改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注销“华德”二字，取消洋总办，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任公司总理。从此，张莲芬创办的中兴煤矿公司，已成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民族工业。
  中兴的产权确定后，张莲芬更是全身心地经营中兴。首先，他进一步明确了矿界，保护了中兴矿产。中兴公司创办时，曾规定:“附近百里(他人)不得用机器开采煤斤，十里之内不准民人土法取煤。”1907年，中兴公司又得到批准:中兴公司十里之内不准私开煤矿，十里之外的煤窑,方圆不能超过20里。并且只能开挖一处，如果此处停挖半年，即不能再次复开。但枣庄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峄县的一些大豪族如梁氏、崔氏、宋氏等，都以煤矿起家。尤其是崔氏家族的崔广沅，为翰林学士，势力更为强大。其弟崔广尉倚仗势力，先后多次试图在中兴公司矿界内开采煤矿。并多次诬告中兴公司越界开采。张莲芬据理力争，申明本方观点，并要求朝廷严办崔广澍。清政府终于下令，保留中兴公司的矿界不变，并将崔广澍交地方官“随时查看”，不许其再干预“公司矿路诸事，否则要从严查办。”至此，中兴公司与峄县大族的斗争以公司的胜利而告终。.
  此后，张莲芬又利用自己在满清朝廷上层的影响力，奏请减免公司的各种杂税，使公司的发展蒸蒸曰上。随着公司煤炭产量的日益增大，煤炭的运输又成为制约公司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张莲芬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修筑一条铁路，来运输煤炭，在他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计划。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莲芬写信给各位股东:“自矿至台儿庄，运煤铁路一日无款购造，即一日不能扩充大办，且不能称之为完全之矿，与外人抗衡争利……尚希诸股东或认添新股，或转代招集，以期众擎易举，克奏全功，永享利益。”他发动股东筹集资金40余万两，准备修筑铁路。但清政府“邮传部”，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才正式批准开工。民国二年（1912年)全部竣工。这条长百余里的铁路，所用的钢轨、火车头，都是张莲芬亲自带人从长江口，经过运河，用大木船，人抬肩扛，运到台儿庄的。这在清朝末年，可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台枣铁路开工后，张莲芬又奏请清政府，修筑了直通津浦线的临枣铁路，并于1914年修成, 后与台枣铁路连轨。这样一来，地处山东南部的枣庄，成了四通八达的重镇。枣庄煤矿的煤炭，北可抵达济南，南可至浦口并过江，占据了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市场。煤炭产量由1912年的10.9万吨上升到1913年的21万吨，1914年则达24.8万吨。1913年到1914年两年共运销煤炭60余万吨，获利41.3万元。由于公司效益大增，股东的投资热情也十分高涨，公司股金由1912年的172万元上升到1914年的216万元。公司先后在浦口、上海、南通、镇江、清江、界首、苏州、瓜州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中兴公司的煤炭不仅闻名全国，还远销曰本、吕宋等国。
  中兴公司在张莲芬的领导之下发展迅速，资本、产量及营销地都有所增长。但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隐患。这主要是公司缺乏管理经验，并投资幅度过大，造成负债过多，到1914年, 公司所欠债款达302.8万元。1915年2月，由于德国矿师高夫曼的失误，致使中兴公司南大井,发生了重大透水和瓦斯爆炸事故，使499名矿工遇难。这次重大矿难，给中兴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到了“大井之原状未复，外债追呼日迫，现状岌岌可危”的地步。面对此情此景，张莲芬心急如焚，想尽各种办法，力图扭转被动之势，最终积劳成疾，于1915年12月1日，在忧愤中去世，享年64岁。
  张莲芬，作为清王朝封建官僚中杰出的一员，在清末大变局中，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追求实业救国，力图挽回国家危亡的局面，为创办中兴公司，尽心尽力，死而后已。
  高熙喆
  高熙喆(1854—1938年)，字仲，山东滕县人。祖籍浙江会稽，先祖迁居到鲁。清末翰林。曾历任国史馆编修、宁夏知府、直隶宣化知府、大名知府等职。
  高熙喆出身于破落士绅家庭，5岁丧父，随母艰难度曰。8岁入滕县“道一书院”就读。十余年间，刻苦努力，博览群书，加上天资聪慧，过目不忘，成为当地学子中的佼佼者。光绪八年(1882年)，高熙喆中举，第二年参加会试。高中二甲进士。光绪十三年(1887年)，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国史馆编修以及会试考官、道台、监察御史和三地知府等。在长期的仕途中，高熙喆忠实地恪守中国旧知识分子报国爱民的优良传统，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上疏，致力于革除积弊，移风易俗，注重教育，鼓励生产，留下了诸多政绩。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高熙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当时西方列强正掀起瓜分中国的又一轮狂潮，而中国人民面对国家存亡的危难，奋起反抗。在山东一带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山东巡抚袁世凯立即进行残酷镇压。清政府内部分成了两派:主抚派和主剿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高熙喆针对此事，上了非常著名的奏折《为防维后患请定界限以杜效尤折》和一个附片。揭露山东地区的传教士和教民的不法罪行以及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残酷，要求撤换袁世凯。
  这份奏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光绪帝看后，下旨军机大臣及袁世凯。要求袁世凯“详审地势，据理以争，毋得迁就了事。”后又面谕军机大臣，同时电告袁世凯:“山东威海界务，英人自行履勘，文登百姓不服，聚众阻止。”要袁世凯“详切开导绅民，毋再自胎伊威。”不几天，又将高熙喆的奏章，抄交给总理衙门，令其查核办理。高熙喆的奏章，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也充分体现了他不畏权贵、仗义执言的品格。
  光绪三十年(1904年），高熙喆赴宁夏任知府。他为官清明，赏罚兼施，重视教育，革除流弊，号召养马采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宁夏境内本来有四条引黄渠道，但因年久失修，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黄河经常泛滥，淹没良田。高熙喆亲自“挨径用，核部伍，均庸力，杜侵渔，谨潴泄。”仅用半年时间，就将汉延、唐徕、大清三渠修复。又发动民众整修惠农渠，引黑泉湖水入新渠。由于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其下属都怕他担风险,劝他不要动工。他不为所动，坚持动工，并“日夜视察，身先士卒，饥则唆胡饼，与民杂坐畚锸间。”将所办公文都拿到工地上处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新渠基本竣工，增加了灌溉面积5万余亩。此后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真乃万家坐佛。”宁夏地方回汉杂居，常有些民族间的冲突。高熙喆特别注意对百姓的教育。他在宁夏选择官地建设学舍，并捐书数百卷，亲临讲坛，向回汉学生讲书。他号召人们共同守礼守法，为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做出了很大贡献。当他调离宁夏时，老百姓跪地哭送数十里，恋恋不舍。后来，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自传中，称他为宁夏百年来最好之官。
  宣统元年(1909年)，高熙喆调任大名知府。他不带家属，不用门丁，只要一位老人照顾生活，百姓无不称其廉洁。在宣化知府任上，去除社会弊端，减少仪仗，奖励生产。
  民国建立后，出于忠君的儒家伦理思想，高熙喆辞去官位，回到故乡隐居，从此不再出仕。在乡期间，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曾主持编修《续滕县志》。抗日战争爆发后，高熙喆忧国忧民，寝食难安。当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不作丝毫抵抗，竟放弃济南而逃。日军南下侵入邹县，进犯两下店，威胁滕县一带。这时地方绅士们担心自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聚集在商会里讨论对策。有些人不顾民族大义，为了一己私利，主张到邹县迎接日军。高熙喆拂袖而起，痛斥那些地方士绅。但仍有少数劣绅到部县迎接。高熙喆痛骂这些无耻之徒，发誓不做亡国奴。并不顾年事已高，决定离开故乡，不与日军谋面。终因年迈体弱，路途颠簸而得病，最后忧郁而逝。
  生克中生克昭
  生克中（1873—1934年），字允之。生克昭(公元1893年一.1M5年),字介明。山东滕县人。兄弟二人皆以有志于修县志而闻名。
  滕州李店生氏，以其“善接骨术”、专治“跌打损伤”而远近闻名。祖传的秘方传到十七世，克字辈中却出了“弃医修志”的同胞兄弟兄为生克中,弟是生克昭。
  生克中自幼酷爱读书，每次郡县考试都名列前茅。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后，仕途之路无法再走下去，他就继承祖业熬治膏药，整骨治病。大江南北，求他治病的人络绎不绝。生克中生活俭朴，不吸烟，不喝酒,不品茶，粗衣淡食，自奉甚俭。但遇到办学校、修城墙、印族谱等公益之事，都解囊相助。他在接骨之余，常常阅读县志。《滕县志》从道光后，数十年未修，使他大发感慨。认为人断骨不能行动，县断志不知历史;人不能断骨，县不能断志。因此，他决心续修《滕县志》。
  民国十五年（1926年），县志局成立，设在鲁氏当典后宅 (今县机关招待所院内)。成员共18人，生克中是主要成员之一。这和他多年的夙愿相吻合，生克中心情非常激动。遂把熬药治病之事交给二弟，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修志工作中。可惜不到一年，因政局动荡，战火四起，人心大乱，修志班子也就自动解散。不久，生克中的父亲去世。国愁家忧虽集于生克中一身，使其忧愤异常，但他修志的志向没变。准备将所搜集材料，分门别类整理成册，以备以后续志使用。
  为了写好县志稿，生克中阅读《通鉴》、二十四史以及诸子百家文集等文史书籍,广泛搜集史料。他鉴别资料的真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如写孟子馆于上宫，他就去实地考察遗址。编写志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文约事丰。每定一章，就叫生昌琥、宋邦湖、方汉哲(生已去世，宋在古巴，方住县城)缮写。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写成《滕县续志稿》四卷。但是，政局不稳，当局无暇顾及此事。志稿修出后，如何印刷成了难事。生克中毅然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出版县志。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卷《滕县续志稿》铅印出版(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3月再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内形势已初步稳定下来，县志局重新成立。由清末翰林高熙喆主持编修。高熙喆、生克中分别担任总纂、分纂。二人配合得非常默契，修史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第二年六月初三这一天，生克中用过早餐后，即和往常一样到县志局编修县志。但却感觉头胀胸闷，中午回家后即卧床不起，无法进食。家里人和高熙喆等都以为是中了暑。不料竟医治无效，生克中于当晚去世，终年61岁。当时所修《续滕县志》前四卷已经定稿。但不久县志局再次解散，志稿也没能付印〇生克昭是生克中的三弟。兄弟二人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生克昭自幼受他大哥的影响很深，非常热爱修县志的事业。生克中去世后，生克昭决心完成长兄的未竟之业。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南下侵占了滕县。生克昭冒着生命危险到县城寻找续志稿。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探知保存在张守斌家。他就与杨知性抄录副本，准备刻印。
  生克昭博文好古，看到续志稿没有金石一门，便决心以一己之力补阙。他南至吴越，北到北平，数年间搜集到周金文、汉印、汉晋唐宋画像碑碣拓本等大量文物。经过详密的考证之后,生克昭续写成《续滕县志》卷五。为了保证县志的质量，生克昭又重金聘请了专家学者审稿。如聘张少元校阅通纪。天津王论阁、东莞容希白、胶西柯燕船等为金石志审稿。由高熙喆的弟子陈墨香校对志稿。最后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题写书名。
  此时，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无人顾及修志之事。生克昭决定由自己出资刻印。民国三十年(1941年），他聘请了百余人，在北京法源寺刻印续志。并亲自刻金石志。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工作，到民国三十三年秋，全部刻完。由中华书局的詈瑞亨负责印刷出版。《续滕县志》从编写到成书，历时十二年，共印60部。
  为了修《续滕县志》，生克昭几乎耗尽了全部精力和积蓄。生克昭在《续滕县志》后记中颇为感慨地谈到:“(高)先生嗣君延柳谋之，顾费无所出。先是奉军因战事坏城垣，先生捐资修葺。昭与先兄克中尝各助五十亩，岁以所获供绪修费。昭因取所助田五十亩，鬵钱得今币五千二百元，以充剞劂之用。同属一邑公事，移彼就此，知我者当不我罪也。……不幸世乱日滋，物力绌逾，曩者鬵田之资用犹未足。昭复废斥祖产，裒集十万余元，乃得不溃于成。”
  为了修志事业，生克昭抛家舍业，独身一人在北京过着清苦的生活。后半生除修志印谱之外，还致力于古文、篆刻、书画的收集整理，下大力气搜集了很多有关滕县历史的资料。可惜这垄珍贵的文物和资料，随着他的去世而大都流失。1975年冬，生克昭病逝于北京，被当作无人认领的尸体火化。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莫过于志。”这已成为史学家的共识。生克中、生克昭兄弟知难而上，弃医修志，尽毕生精力，倾其所有家产，完成了两部县志，为保存滕县的历史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捷三
  张捷三(1894—1984年)，原名张景凯，山东枣庄市中区郭里集乡谭家河村人。在枣庄地区从事了60多年的教育事业, 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教育家。
  1912年，张捷三考入峄县高等小学，各科成绩均名列榜首，深受校长器重。第二年，他被接纳为同盟会员。1916年, 他考入山东第一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捷三被峄县旅省同乡会推选为代表，回本县各校进行宣传，反对北京政府投降卖国。接着又返回济南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学校革新派和复古派的激烈斗争中，张捷三旗帜鲜明，立志要为新文化事业奋斗终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旧峄县教育实权掌握在封建豪门王恒兴一伙人手中。张捷三尽管取得了山东最高师范学府的文凭，却进不了峄县高小。幸有当年的语文老师褚福英，任韩庄小学校长，聘用了他。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1922年，张捷三的同窗好友宋东甫，接任峄县高小校长后，才把他调回峄城任教。1923年，峄县劝学所改组为教育局，张捷三被推举为视学员。1926年，局长离职，张捷三被推选为代理局长。这期间，他全面开展工作，使全县教育经费得到保证。他还办起了南华书店，一面向各校及时供应新的教科书，一面通过书店团结进步师生，坚持与封建余孽进行斗争。
  张捷三知识全面，能讲授算术、历史、英语、自然常识等学科，还在讲授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深受进步青年欢迎。他任视学员后，仍未离开讲坛，常给毕业班同学补习功课。他爱护学生，鼓励有志青年成才。曾任国民党陆军司令的刘安琪、国民党监察委员洪杰、运河支队司令孙伯龙以及参加共产党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田慕韩、解学勤、朱道南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他特别喜爱出身贫穷、倾向革命、学习勤奋的学生。朱道南说:“如果没有张捷三老师为我指路，帮我经济，励我斗志，我根本去不了济南，也就没有以后的革命历程。”
  1927年，北伐军攻打峄县城，奉军旅长孙伯万据城顽抗^ 炮火之下，民众遭狭。张捷三挺身而出，劝说孙伯万投诚，并被选为民众代表，出城与北伐军联系，最后和平解决。不久，国民党县党部却撤销了他的教育局长职务。
  1928年秋，新任县长傅维泗(冯玉祥部下)用中兴煤矿公司送他的例俸，办了一所育幼院，请张捷三经管。他欣然受命，并且办得很有成绩，使百余名孤儿得到抚养，并且受到正规教育。张捷三认为，这是国民党入峄之后，所办的惟一德政。1930年县长离任，县党部就把他挤出育幼院,重回教育局。1930年至1933年间，他在教育局尽管小心从事，结果还是被国民党撵了出来。从1933年9月开始，张捷三又过起小学教师的生涯。
  张捷三虽一再受国民党打击,但还雄心勃勃，想到基层去, 办一所理想的学校。这时齐村崔翰林的五少爷崔遽庵,当上了复兴煤炭公司的经理。他为了给自己“贴金”，赚一个名誉校长的头衔，准备每月拿出一百元资助齐村小学，特聘张捷三来主持校务。他欣然应聘。但崔遽庵出尔反尔，傲慢惜财。张捷三自知受骗，就于1936年寒假，远离乡土，到青岛与山小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张捷三决心弃教从戎。1938年1〇月，他毅然抛弃了家庭的拖累，奔波数百公里，找到朱道南。后来，由朱道南与纪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年抗战期间，张捷三在峄县任党的地下联络站负责人、峄县民主政府财政科秘书。后来，任微山湖办事处主任、“峄滕铜郑边区县”文教科长和运河县参议长。在党内为县委委员、县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长期负责统战工作。抗战初期，他动员了大批小学教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线。他的姨兄刘少彭的子女刘亦夫、刘省心等，都是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叛离家庭，投奔革命的。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张捷三的主要工作就是争取伪顽。他奔走于伪、顽之间，利用他旧日的社会关系，在苏鲁边区，争取了顽军头目韩治隆，使抗日人员可以在韩的地盘里自由出入。在伪化区，张捷三努力争取伪政权人员倾向于我抗日军民。徐塘乡伪乡长王允修，在张捷三的教育下，毅然弃暗投明,率部加入抗日队伍。
  1945年9月，新四军解放峄县城，张捷三以峄县参议长兼中学校长的身份，接收了伪峄县中学。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工作，使学校初具规模，被命名为鲁南三中。1946年8月，国民党军进攻鲁南，张捷三奉命率领百余名师生北撤，辗转于鲁南山区;与滕县中学合并，改名为滕峄联中。在艰苦的环境中，张捷三发扬抗大精神，坚持给学生上课。后来把年龄大的学生，介绍到后方医院工作，不能工作的合并到曲阜师范。
  1948年9月，张捷三被委任为台枣专署文教科副科长，来到了第二次解放的峄县。当年冬天，他筹办小学教员训练班，集训小学教员和旧知识分子300余名，为解放后恢复鲁南地区教育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师资。
  1949年下半年，台枣乡村师范学校(即枣庄师范前身)成立。张捷三为实现办一个理想学校的愿望，主动辞去了教育科副科长的职务，专任校长。直至1972年退休。二十三年间，他在办学方向上继承了老解放区的传统，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事求是地对待出身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照顾他们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张捷三在花甲之年,仍然早起晚睡，与学生一起上操，处处以身作则。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以毕生的精力，为枣庄人民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民教师。
  1984年2月29日，张捷三与世长辞，享年91岁。宋东甫
  宋东甫(1891—1974年)，初名文范，后名文明，字东甫，峄县坊上旺庄村(今属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人。一生矢志于教育事业，是著名教育家。
  宋东甫祖居旺庄村，世代务农，并以耕读传家。祖父辈、父辈皆以积德行善、处事公正而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父亲宋玉美，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尽自己的所能，使孩子读书识字，即使典卖田地也在所不惜。因此，宋东甫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9岁时入本村的私塾读书。老师都是当地有名的学者，如张鲁出、李庆云等。在严师调教之下，宋东甫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至晚年，还能熟背幼时所读经书。在本村私塾读书至17岁，转入竹古山唐家学塾就读。清政府于1908年废除了科举制度，新式学堂兴起。宋东甫又进天主堂小学，后考入峄县县立高等学堂，开始接受现代的科学知识。1913年毕业后，第二年入县立单级师范讲习所，当年夏天报考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本县公学和他一起来报考的同学很多，但只有宋东甫被录取。1919年从第一师范毕业。
  步入社会后，宋东甫先后在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滕县鲁家寨私立小学和济南市私立育英中学任职。1922年春回峄县，任母校县立高等小学校长,1925年辞职。
  宋东甫是“爱的教育”的践行家，他对学生爱若子弟。学生们如果有错误，他总是以鼓励为主，循循善诱，使学生能主动认识错误并改正之，从不声色俱厉地加以训斥。在生活上非常关心学生，每晚坚持到学生宿舍查号，使学生倍感亲切。同时，他要求教师对学生要切实负责。在他所管理的学校，师生关系总是非常融洽，学生在校学习如沐春风。这在当时讲究“师道尊严”的社会里，更使人有一种难得的亲切之感。
  1926年他加入中国国民党，举家迁居台儿庄。1927年，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鼓舞下，宋东甫毅然放弃公职，为保国救民奔走。他先到济南活动，又到枣庄北部山里组织别动队，策应北伐。当国民革命军到达峄县时，别动队就与他们取得联系。革命军自八义集由南而北;别动队自山里由北而南，夹击军阀张宗昌部，使张军大败，撤退济南。不料此时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了革命，北伐被迫中止。革命军南撤。鲁南再次落入北方军阀手中。别动队退回山里躲避敌锋。宋东甫返回家乡隐居，以待时机。
  1928年春，宋东甫和殷晦轩等一同到徐州,寻找报效革命的机会。经孙怡仁介绍，进人第四军11师政治训练处，任宣传科员兼宣传队长，随部队转战于鲁南兖州、滕县.、汶上一带。后又随大军北上。年底，东北的张学良宣布易帜，率军入关，全国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北伐的任务就此完成。部队随之整编，政治训练处被裁撤，宋东甫就到南京考入军校6期政治科。毕业后奉命到上海特别党部任职。但其性格淳朴，而且矢志于教育事业，很难适应上海灯红酒绿的生活。这时济南师范校长蔡自声，邀请他到学校任职。宋东甫终于得遂所愿，即于1931年二月辞职离开上海，到济南师范就任党义教师兼训育员，不久，任训育主任。这一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全国掀起了抗日请愿活动，各地学生积极响应,要求政府抵抗日寇的侵略。宋东甫负担起带领济南师范学生到南京请愿的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使学生平安返校。1932年暑假，蔡自声校长辞职，宋东甫也就此离职，到兖州乡村师范任教。过了一年，又回到济南，在私立育英中学任教。1936年春，回母校济南第一师范任训育主任，当年秋天离职。随后，到山东寿张，任乡村师范学校训育主任。
  19抑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曰军气焰嚣张，华北沦陷，进逼山东。寿张乡村师范也遭到了轰炸，学校被迫迁到梁山。不久，当时的教育部又命令山东中等以上学校南迁。宋东甫将妻子送回娘家，自己带长子跟随学校到了许昌。第二年初，学校迁往湖北均县。但战事日益紧急，仅过了半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学校也奉命入川。然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绝大多数学生靠步行非常困难。而仪器设备、教师家眷和体弱的学生,要用车船运送。当时运输工具简陋，且路途极其险恶，充满着危险。宋东甫不辞劳苦,承担运输领队的任务。依靠着賴烈的责任1：湘嫩入微的工作，终于圆了西迁任务。
  入川后，学校校址定在了梓潼，办起了国立梓潼师范学校，宋东甫仍任训育主任。为便于社会上的青年接受教育,学校特设夜间部。并以此宣传抗日政策，激发民众同仇敌忾一致抗曰。宋东甫还在学校里组织话剧团,利用节假日排练演出，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期间，宋东甫的家庭却连遭不幸，其妻子李氏、长子治安、女治兰相继去世。但宋东甫忍住身心的极大伤害，全力投入到事业中,与国难共命运，直至抗战胜利。曰本投降后，为了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宋东甫接受家乡父老的盛邀,返回峄县筹办县中学。然而，八年抗战，国家元气大伤，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宋东甫面对资金、师资、校舍极其困难的局面，多方筹集，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在1947年草创峄县中学。当时，学校共有初中、简师四个班，学生仅200人左右。并且师资很缺乏，宋东甫就亲自兼任公民课教师。在学校里，他大力提倡学生讲国语，讲究科学，提倡阳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峄县中学，接受了很多女生就读。这在当时的鲁南男女受教育机会很不平等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宋东甫奉命率领峄县中学南迁。他们辗转各地后，和山东其他几个学校一同到了台湾。不久，宋东甫就离开了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直到1955年,才应台东女子中学的聘请,重返教育岗位，至1964年退休。晚年以写作自娱，有回忆录4册。1974年病逝于台北。
  宋东甫晚年，尽管身在台湾，仍然心系故乡。曾屡次教诲自己的子女和去台湾的峄县籍学生，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到故乡、发展故乡的教育。1991年11月，在宋东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在台湾的峄县中学的师生，汇集台北召开追思会，并出版了《宋东甫先生百岁i臟己念集》，以裁觀貌念。
  张锦湖
  张锦湖(1865—1944年），字仁奎，山东省滕县智四区山亭社沈庄村人。国民党陆军上将，加杰威将军衔。
  张锦湖家能自给，世代耕读。其幼年时天资聪颖，滕县衙门捕快沈君将其收为关门弟子。他苦练武术，精湛单刀，及至弱冠，已是滕东一带颇有名气的武师。自幼习武的经历，使他非常羡慕古人结义称雄的事迹，也和当地的一些名士，结为好友，如张象珍、张飞等人。青年时，张锦湖看到清政府吏治腐败，内外交困，国家处于危亡之中，就立志要保国救民。
  清末，山东境内连年灾祸，瘟疫肆行，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还有许多人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张锦湖一家也难逃此厄运。为了生计，他接受了好友张飞的邀请，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2月2日深夜，携带一把铡刀，偷偷离家出走，徒步行至台儿庄。因无盘费乘船，只能滞留此地乞食为生。后偶遇一南下货船,急需装卸帮手。船主见张锦湖身高力猛,便收留他在船上暂作帮工，随船南下。经扬州到靖江，经张飞介绍，到黎天刚部当兵。后又到海门巡防营当兵，辗转驻守江浙各地。
  当时，青帮“礼”字辈、扬州人朱奉先开堂收徒。在朋友引荐下，张锦湖人拜朱奉先为师，为“大”字辈，宗名“张大局”。张锦湖凭借出众的武艺，屡立战功，被管带徐宝山提升为队长。以后，张锦湖以刀会友，交结了众多的江湖义士。一时名声鹊起，身孚众望，被誉为江淮“三把半单刀”之第一刀。朱奉先谢世后，张锦湖接任了掌堂，成为当时青帮中极有影响力的老字号人物。后来在上海叱咤风云的黄金荣,人箭跗，也難为师。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锦湖经徐宝山推荐，到芜湖水师任职。在此期间结识了同盟会元老张居正，由他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1908年，张锦湖回苏中担任军职。主要任务是在新军中传播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志士，秘结盟社，为以后的武装推翻清王朝作准备。
  y张锦湖执掌香堂，结盟建社，在革命阵营内部、军旅和民间都有很高的威望。其影响力也为孙中山先生所重视。1911年夏，接受中山先生之约，张锦湖亲赴澳门，与中山先生共商江淮流域国民革命之大计。会谈结束后，张锦湖携带中山先生的手谕，回到军营，进一步联络各地志士豪杰，认真细致地策动驻守江淮各地新军和巡防营等，作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拥护国民革命。张锦湖所在的部队正驻守镇江。在他的策动下，于11月7日宣布起义，成立了镇江军政府，并推举营长林述庆为都督。同时，张锦湖又耐心地调解当时的革命军首领徐绍桢、徐宝山和林述庆之间的个人恩怨，使他们摒弃前嫌，联合各地力量，成立江浙联军，准备一举攻占南京。
  取南京是一场大战役,各方面安排都很周密。根据分工, 张锦湖利用自己在帮会、社团等组织中的影响，联络苏中的各类军事武装，筹集军需粮草;以协调员的身份与同盟会领导的军队取得联系,让他们协助攻打南京〇11月中旬,江浙联军会集镇江，由徐绍桢任总司令，张锦湖率领第一军，参加南京攻坚战。
  11月12日，联军向南京进发，到15日即完成了对南京的战略包围。张锦湖所率第一军，负责攻打天保城。他将部队分为三路:一路专门负责运输，昼夜兼程将砖块运至城下,并用红绫布覆盖起来，以充粮草蒙蔽敌人;一路专门修造工事，架设帐篷，摆出一副长期作战，务必攻克城池的架势;自己则亲率一路军队，白天集结于城下，夜晚撤回，连续七日，迷惑敌人。同时，张锦湖又通过帮会的关系，联系驻守狮子山的炮兵，让他们相机行事，里应外合。他派人到城内张贴告示:“十万甲兵困金陵，虎闯马营如履平。提督纵有三头六臂，难逃指日覆灭命。” 以此动摇城内的军心。守军的士气大受影响，厌战情绪蔓延，战斗力明显下降。这些举措都体现了张锦湖杰出的军事才能。
  11月22日，联军向南京城发动猛攻。张勋的军队最终败退。11月3〇日，雨花台被革命军攻占，张勋狼狈逃到了徐州。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进入南京。
  占领南京这个六朝古都，而且是南方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巨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回国后，领导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建都南京。这就充分体现了南京的地位以及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的重要意义。
  U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根据张锦湖对革命的贡献和在攻克南京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任命其为陆军第八旅，中将旅长，镇守军事重地扬州。民国五年(1916年）,接受张謇的邀请，移镇南通，就任通海镇守使，两淮搬运史，晋授陆军上将，加杰威将军衔。统辖南通、如皋、海门、泰兴、崇明、启东及沿海各地，集军政财权于一身。张锦湖治理南通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都倾力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遇，也被称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张謇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其一生都奉献于中国民族工商业。而其最主要的基地就在南通。张锦湖正好是这一带的地方官员。他在各方面都给张謇全力的帮助。兴办实业，扩建纱厂，盈利很多，从而刺激了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业、养蚕业的迅速发展;农村面貌大为改观，商业、沿海贸易也进一步活跃。南通一时治安稳定，百姓富裕，呈现出经济繁荣的局面。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总司令蒋介石聘请张锦湖作军事顾问。他为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结束长期军阀割据的局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27年，张锦湖以年老请求退休，得到批准，并特批他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享受中央要员待遇。
  退休后，张锦湖寄居上海。尽管有着优厚的待遇，住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里，但他仍忧国忧民，关心时事。山东故乡大灾，他捐款捐物，资助乡里，赈济滕东百姓。1936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煽动“华北分治”。张锦湖以个人身份到河北、山东等地，劝说故友同僚，让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国家统一为上,维护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得到了抗曰爱国人士的赞誉。抗战爆发后，张锦湖不忘为民族解放大业尽心献力，毫不畏惧日军的恐吓、威慑,利用自己居住在法租界的有利条件，保护了许多抗日爱国志士。
  上海沦陷后，法租界也为日军占领。张锦湖深切感受到了亡国之恨，整日里忧思国事。1944年12月24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安葬在虹桥公墓。国民政府于1945年4月29日，在重庆为其召开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宋子文、孙科等分别题写挽联:“海岱硕望、耆年硕德、德音孔昭。”当年10月，国民政府又专门通令,表彰张锦湖的功绩。
  张文源
  张文源(1868-1912年)，字养清，后改字仰青。峄县城北里人。同盟会烈士。
  张文源自幼虽家境贫寒，但读书刻苦，学业优异。1890年到曲阜参加县试，考取了秀才。但因没有路费,而没能去济南府参加乡试。他曾把自己的一篇文章送与朋友武修瑞。巧合的是，当武修瑞到济南应试时，考题就是张文源所写文章的题目，武修瑞因此而中了举人，所以峄县的人们有的就称张文源为举人，或称其为廪生。甲午战争后，峄县的读书人多为国家的安危忧虑，常在一处谈论国事。张文源在读书和教书过程中，结识了李麟阁、王介修、田冠五、梁步海、尤民等人,并结为知己D
  张文源生性正直，好抱打不平,颇有侠义之气。每看到土豪劣绅欺压贫苦百姓，他总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百姓们争取利益。为此和一些劣绅结下仇怨。峄县有一劣绅王宝田，清末进士，家里有五百多亩地。他和省里、京师里的官员，都有很深的关系，实际上把持了峄县的实权。王氏家族依靠势力欺行霸市，坑害百姓，可谓无恶不作。百姓们无不痛恨。1907年秋天，峄县知县谢曦与王宝田勾结，想提高地税，借机牟利，还召集社会名流及士绅商议，以掩人耳目。在会上，张文源认为银价提得过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并指责知县敛财，而不顾百姓利益。知县恼羞成怒,将张文源扣押，试图将其秀才功名革除后加以治罪。但峄县教谕，认为张文源并无罪过，拒绝了知县的要求。谢曦又三次向省里报告，要求革除张文源的秀才功名，皆遭到拒绝。后来他悬赏10两白银，以求加害张文源的 “罪过”，也未达到目的。最后还是王宝田出面，利用自己的关系,贿赂省城官员，革除了张文源的秀才功名，将其逮捕入狱。后押解到济南，投入历城监狱。
  这本是一个冤案。省里的官员不知道张文源所犯何罪，所以将其关押在监狱里，三年多时间，从未审讯过。在狱中，张文源认识了同盟会员杜紫亭，并由其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张文源也逐渐地从一个自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士，成长为自觉革命的民主战士。
  1911年春，张文源被押解回原籍监狱。在崔毓松的帮助下，本来有机会逃亡曰本，但他却以自己有更重要的任务而拒绝了。这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峄县知县仓皇地弃官而逃。1912年春，由李麟阁、梁步海具保，将张文源解救回家。
  张文源出狱后，立即发展同盟会员，开展革命工作，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他先后发展了李麟阁、王介修、梁步海、张树真等30多人加入了同盟会。成立了峄县同盟会分会，张文源任理事长。他自筹经费开展革命工作，走遍四乡，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发动群众同土豪劣绅作斗争。此时，王宝田已投奔张勋，当了他的顾问。张勋是辫子大帅，对覆灭的清王朝忠心耿耿。王宝田是清朝的遗老，他写了两本书:《国贼孙文》和《峨妖传》。前者是恶毒攻击孙中山，骂其大逆不道，是乱臣贼子。后者则直接攻击梁步海参加同盟会，是妖怪闹事。王宝田还把这两本书拿回峄县，大加宣扬，和革命党对抗。张文源发现此事后，疾恶如仇，当即跑到王宝田的家门口，痛骂他是封建王朝的走狗，是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而张勋惨败，无力与革命军作对。所以王宝田只能呆在家里，不敢出来和张文源理论，但心里恨透了他,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王宝田逃回兖州后，向张勋汇报了此事，并伺机报复。
  此时，张文源积极地投身到民主革命的宣传中。他曾多次到济南找同盟会负责人刘冠三汇报工作。带回《三民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籍,作为宣传工具。在家乡提倡移风易俗，号召百姓剪去辫子，鼓励女子放足。让自己的女儿带头放足，还让妻子支持自己。
  就在这时，中兴煤矿公司发生了劳资纠纷。由于煤矿给予工人的待遇微薄，安全条件很差,经常发生矿难。矿工不堪忍受，多有逃亡者。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资本家就四处抓人下井挖煤,使当地气氛非常紧张。张文源挺身而出，与李麟阁代表工人和资方打起了官司。中兴公司势力很大，并且和上层有紧密关系，这官司几乎没有胜诉的希望。张文源不屈不挠，数次到省里控诉。1912年农历10月2日，到省城控诉的张文源与李麟阁乘火车，路过究州站时，被张勋的部下绑架下车。王宝田等到了报复的机会，他和中兴公司诬陷张文源是乱党，中兴公司更以20万元军饷为诱饵,收买张勋处死张文源。当时国内形势也发生了不利于革命派的变化。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极力打击和镇压革命党，密电张勋在兖州一带开始行动。张勋就借此机会，于10月20日，将张文源秘密处死。张文源被害的消息传到峄县,百姓无不震惊和悲愤。张广孝将其遗体运回峄县，在北关祭奠七日后葬于檀山。
  20世纪9〇年代，张文源的后人在枣庄市政协的帮助下, 为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立碑纪念。他的外孙女、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梁巾侠,亲自写了祭文:“慷慨伤黎元，激昂忧国运。挺身抚强梁，囹圄何是论。缧绁战场连，幸可积‘天问’。欣然入革党，志刚意益奋。辫帅跳梁儿，且也得尺寸。元奸尚猖厥，捐躯亦所分。遗愿游乾坤，召我后人进。今日告英灵，中华方亢振。‘家风’殊万金，儿孙传至今。祭扫承母命,禀复教言真。抗流决是非，不与世浮沉”。祭文真实反映了张文源英烈的人生历程和尚尚品格。
  孔繁蔚
  孔繁蔚(1885-1969年)，字云生，滕州市级索镇东龙岗村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山西历任国民党陆军团长、参谋司司长、旅长、师长、军长、山西警卫军总司令、晋缕训练总监。还先后任国民党国大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山西盐运使等职。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三等文虎章、二等嘉禾勋章。
  孔繁蔚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当时正是清末，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妄图瓜分中国。腐败的清王朝无力抵抗外来侵略，只能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双重的压榨之下,百姓生活曰益艰难。孔繁蔚一家过着粮绝的日子。在这种环境之下成长起来的孔繁蔚，养成了一种吃苦耐劳的坚强性格。
  1895—1899年间，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祸及全国。山东是重灾区，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孔繁蔚的父亲在这时病逝，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母亲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活下去，决定让儿子外出求生。孔繁蔚投奔到山西大同一位做镇台的族叔那儿，却经常遭到冷遇和奚落。由于大同冬天严寒，衣裳单薄的他，得了寒腿病，终身遭受折磨。在大同，孔繁蔚再也没有机会进私塾受教育。他就坚持自学，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从鲁南一个偏僻的村庄，到了晋北重镇，对他来说，可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知道了甲午战争、戊戍变法,逐渐认清了中国的黑暗现实。可以说，背井离乡来到大同，是孔繁蔚人生的一大转折。
  和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派一样，孔繁蔚认为中国的落后挨打，主要是军事上落后造成的。要拯救国家，就要首先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1902年山西筹建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孔繁蔚踊跃报名并报考入学。1904年毕业时，恰逢清政府决定选派大批青年学生留日进修,山西有50个名额，其中武备学堂20名。孔繁蔚被录取了。由清政府公费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受中高级军事教育。同去的还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乔煦等人。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青年留日学习的高潮。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走上了富强之路。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地域广阔的清王朝。在备感屈辱的同时，一些中国青年，也很想学习日本迅速强大的诀窍。据统计，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达八千人之多。留学生们，身在国外，心系国家的生死存亡，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潮在留学生中激荡。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组织爱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孔繁蔚也不例外地接受了反帝、反清、爱国救民的民主思想。
  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作为动员全国反抗清王朝的统一领导机构。同年12月11日，孔繁蔚即加人了同盟会。成为较早的同盟会员，属山西分会。从此，孔繁蔚就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09年，孔繁蔚学成回国，和温寿泉、阎锡山、黄国梁等人，被派回山西作为新军骨干。革命人士在新军中的力量日益强大。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各省纷纷响应，各地的革命党人备受鼓舞。山西省的革命党人也紧急行动，孔繁蔚和温寿泉、黄国梁、阎锡山等人连日密商光复之计。10月29日，起义在太原爆发。击毙清抚台陆种琦，成立了山西军政府。阎锡山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孔繁蔚任参谋部副部长。第二年，军政府改为督军府，他又改任参谋司司长，掌管军队教育与作战计划事宜。
  山西光复后，因地理位置离京师太近，而成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清政府遂调吴禄贞为山东巡抚，带兵入晋镇压革命党。吴禄贞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之一，曾和黄兴一起创立华兴会。趁此机会，吴禄贞秘密与阎锡山、孔繁蔚等，在娘子关正太车站会见，商议北方的革命策略。决定成立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共同出兵回师北京，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孔繁蔚参加会面后，对吴禄贞的气度胆识非常钦佩。不料，吴禄贞当晚被其卫队长马蕙田杀害。这一计划就完全流产。1911年11月，清政府重新起用了袁世凯，派重兵进攻山西。破娘子关，逼近太原，阎锡山等竟化装北逃，到包头躲避。孔繁蔚为避免动摇军心，不畏艰险，坐镇太原留守。直到次年4月，阎锡山等人才从沂州回到太原。这时候，阎锡山逐渐表露出立场不坚定、图谋称霸山西的野心。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太原时，曾评价其: “吾行南北，起义将领无如阎之庸鄙者，非特庸鄙也，其人实谲崇，曷足以误革命!”正因为此，孔繁蔚和阎锡山之间开始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在大事上仍力劝阎锡山。1913年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阎锡山积极出面拥戴。为表忠心，还将自己的父亲，长留北京作为人质。孔繁蔚曾苦言相劝，阎却不从。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入京，导演复辟闹剧，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孔繁蔚被任命为讨伐张勋的指挥官，率领部队到达北京。张勋狼狈逃到荷兰使馆。复辟闹剧草草收场。
  段祺瑞通过这一事件，取得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但却无意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孔繁蔚劝说阎锡山，认为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领袖，临时约法给予了人民民主，不应依附于段祺瑞进攻护法军，否则是对革命的背叛。但阎锡山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孔繁蔚的劝告，派遣商震带领军队，征讨护法部队，结果在湘潭全军覆没。
  1929年，孔繁蔚调任山东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32年又任同蒲路筑路督办。1935年接任山西省河东盐运使，驻运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孔繁蔚特地赶往重庆请求任务。届民政府任命他为山东省参议会议长。1939年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山东,在敌后组织发动抗日工作。1时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年事已高，孔繁蔚辞去所有公职，退居济南,担任汇丰面粉公司董事长。
  孔繁蔚出身贫寒，自学成才,深知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在日本留学时,了解到日本之所以迅速强大，与他们重视民族教育，尤其是初级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他一直有志于投身教育事业。只是戎马一生，难得有机会实现这一愿望。尽管如此，1926年他在故乡创办了东龙岗小学，成为滕州市第一所私立小学。抗战胜利后，看到国家建设需要大批人才,于是又兴办学之心。1947年，他捐出自己的566亩地，建起了繁蔚中学。后因内战爆发，中学迁到了南京,与其他中学合并。
  孔繁蔚深知战争对百姓的惨害，坚决反对内战。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他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争取吴化文率部起义，又参与了策动傅作义在北京起义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1969年去世。
  王思玷
  王思站(1895—1926年），原名王思瑛，曾用笔名王一民、王亦民。山东省峄县兰陵镇西南圩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国民革命烈士。
  王思站的曾祖父王晓荣，字春旭，嘉庆举人。道光年间，曾先后任江苏崇明、金坛、奉贤知县。他廉政爱民，积劳成疾，最后死于知县任上。祖父王绍舯、父亲王赓庸，弃文习武，以图报国，不得志而回乡务农。家有田地200余亩，家境较富裕，属于小地主家庭。王思玷兄弟三人，兄王思璞、王思瑕，他是老三。
  王思玷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灾情不断、鲁南人民生活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王思玷自幼便对政府的腐败黑暗十分痛恨，同情和关注广大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这种经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深厚的实践积淀。
  幼年时，因本地没有公立小学，王思玷在后光裕上学。老师王思颖是清末秀才，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他的影响下，王' 思站自幼酷爱文学，表现出很高的文学天赋。在临沂县城，高等小学毕业后，王思玷兄弟三人同时考入南京铁道专门学校。毕业后，又都到兰陵区立小学任教员。作为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又受到“五四”前后民主思潮的影响，王思站积极开展宣传, 反对封建愚昧,提倡民主自由。他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还不顾封建势力的威胁，和兄长一起带头剪辫子，带领青年砸毁封建迷信的寺庙神像。并办起夜校，自编教材，向百姓传播文化知识，宣传思想解放。组织学生办起剧团，演出由他编写的新剧本。在他的教育熏陶之下，很多学生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参加抗日救国的革命运动，如田兵、王秋岩、孙立晨等。后来，有的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有的为国捐躯。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反对专政;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并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向封建势力发起挑战。而文学则成了当时最主要的工具，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民主启蒙的高潮。王思玷被这个热潮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订阅了《东方杂志》、《小说日报》等进步杂志，广泛地阅读当时著名作家的作品。还经常向学生讲解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文化先驱的作品，阐发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王思站还拿起笔来，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1921年，茅盾主编的《小说日报》第12卷第5号上提出以“风雨之下”为题，征求反映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诗。王思玷闻讯，立即响应，参加了这场刚刚兴起的文学革命，写下了处女作《风雨之下》。他用一个农民的自述，描写了暴风骤雨给农民造成的灾难，控诉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小说在当年的《小说曰报》第12卷第9号上发表。并被评为入选的优秀作品。茅盾评论说:“作者对于农民生活的熟悉，在这里已露端绪。”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王思玷又连续发表了《偏枯》、《刘并》、《归来》、《瘍疫》、《一粒子弹》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按照《小说日报》发表的日期推算，这7篇作品写于1921—1924年间，而且全部是他在鲁南地区写成的。
  从思想内容看,前五篇真实地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鲁南农村的生活景象，后两篇则揭露了军阀混战的罪行。7篇中 《偏枯》、《几封用S署名的信》和《瘟疫》，1935年被选入由胡适、鲁迅、茅盾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从侧面折射了王思玷这几篇小说的成就。尤其是《偏枯》一篇，全文仅有4000字，故事情节也不复杂。描写了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心理。在果树发芽的春天，贫农刘四得了半身不遂，无法养活家人，只好将三个儿子分别送人或卖掉。《偏枯》的写作比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晚一年，比《祝福》早两年，在当时的文坛和社会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讲，都可以称得上我国文学史上的佳作。
  正如鲁迅先生当年弃医从文一样，王思玷1924年以后，毅然放弃了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投笔从戎。这不仅和他痛恨政府腐败、力图改变现状的性格有关，也和当时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紧密相关。孙中山先生痛感以前屡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在广东建立了国民革命政府，决意北伐，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当时的中国北方，在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民不聊生。一些有志之士，响应北伐，建立义军，策应革命。1925年，兰陵的国民党人袁永平组织起一支队伍，抗击军阀的压迫。这支队伍就是他和王思站秘密组织起来的。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山东游击队第一支队，袁永平任司令，王思玷任参谋。
  王思站一腔热血加入义军中来，本想以身报国，但却很快发现起义军成员的成分太复杂。其中多是纪律观念较差的农民和被收编的军阀残部，素质参差不齐，参加队伍的目的更是不相一致。王思玷向袁永平建议，先整顿队伍，提高战斗力，筹集粮饷，然后再采取行动。但袁永平拒绝了他这个正确建议，率领部队于当年秋天，进攻军阀张宗昌部下、翟文林盘踞的临折市。虽然顺利地攻克了临沂，但随即遭到翟文林部和江苏军阀白宝山部的夹击，队伍损失惨重，被迫撤出临沂城。袁永平先被翟文林诱降，后遭到杀害。王思玷率领余部，继续转战于苍山临沂一1926年秋，不幸被反动派杜若堂杀害，年仅31岁。
  王思玷短暂的生命轨迹显示着:初入文坛，声名鹊起，以杰出的文学才能，留下了不朽之作,被茅盾先生誉为文坛一现之彗星。投笔从戎后，忠于革命，英勇斗争，为中国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论文论武，王思玷都无愧于“鲁南英杰”之称。
  为缅怀先烈、不使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被世人忘怀，枣庄的民间文学家王善民、靖一民于1990年整理出版了《午夜彗星——新文化运动先驱王思玷遗作集》，冰心老人亲自题写了书名。刘子衡
  刘子衡(1903—1981年)原名刘位钧,滕州城关杏花村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析证诸子、衡量百家的学者,被尊称为“布衣大师'
  刘子衡生于一个佃农家庭。自幼聪明放达，9岁便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924年春，刘子衡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二师)。当时的校长是山东的马列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范铭枢先生。范铭枢在学校大力推荐进步书刊，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在这种氛围中，学生们关注时事，思想活跃，进步思潮弥漫校园。图书馆员辛成智和学生杨荫鸿、张观成等，建立了学校里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刘子衡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王泽新、刘德荣、张化恪、张育东等，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救国之事，并参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1928年，济南发生 “五•三”惨案后，国民党省党部派员进驻曲阜二师。中共党员王泽新等人由于活动频繁，引人注意而被捕。刘子衡作为学生代表挺身而出,到兖州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说理。国民党反动派怕事态扩大，只好答应把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由于刘子衡善于斗争，主持公道，受到同学信赖。改组学生会时，他被一致推举为学术部长，后来改任学生会主席。此时的学生会，实际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
  1927年，刘子衡参与主持公演了话剧《子见南子》。该剧主要反映了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故事。没想到触怒了孔氏家族，认为剧中孔子拜倒于南子石榴裙下，是对孔子的侮辱。孔氏家族上告中央教育部门，加上个别外国新闻记者的推波助澜，于是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事件发生以后，国民党当局要停演这出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师生奋起反抗，获得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声援，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此次斗争，被后人称为“五•四”青年学生运动的继续。这场斗争，最后以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刘子衡等人被开除，大批进步学生被迫离校而告结束。而刘子衡在这场斗争中初试锋芒、崭露头角，显示了他超群的胆略与才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1929年，刘子衡到济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他因学业优异、见解独到，深受该校筹委会主任蔡元培的赏识。刘子衡在青岛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结果被迫休学。回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在滕县师范任国文教员。他教授的是国文知识，同时向学生传授救国思想。授课之余，潜心研究学问。他博览强记，勤于经史，旁及佛道，尤长于《周易》和诸子研究，有“三玄专家”之美称。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经常邀请他讲学。
  他曾应邀到南京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讲学。林森本来要求刘子衡为其解读《周易》，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但在讲学过程中，刘子衡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讲了另一个题目：“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立则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时而讲历史，进而讲国情;时而讲政治，时而又讲时局，总把抗日救国道理，贯穿于讲学内容之中。他巧妙地对蒋介石所谓的“攘夕卜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进行了有力批驳。刘子衡借给冯玉祥讲《易经》之机，点出他多次失败的原因，是缺少正确的政治方针和知人善任之明。“《易》者，变也; 要随‘时’而变，审时度势，掌握住时机，才能成就大事。当此民族危亡之秋，正英雄大展抱负之时，应重振张家口抗日精神，不为一时名利所羁绊，联合真实抗日之朋友，‘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以完成抗日救国大业，自可名垂青史。”这些观点，冯玉祥极为钦服。在为柏烈武、冯玉祥讲学时，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也闻讯前来听讲。“刘大师”的名字开始在国民党军政界传播开来。“七•七”事变后，形势日益严峻。11月上海陷落，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刘子衡随冯玉祥到徐州，会见李宗仁, 指出“坚决抗战,则民族可兴;不坚决抗战，则国家必亡。”并说: “此次战役，必定获胜;将军建功，在此一举。”这些话，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点出伏笔。
  1939年初，刘子衡到西安讲学。先后为顾希平、董介生、胡宗南等西安军政官员和大专学校师生举办讲座。对胡等主要讲经学、子学;对师生主要做学术讲演、宣传和鼓动抗日。在给胡、顾、董等讲学时,随时借题发挥，激发其爱国热情，提高全民族团结一致对敌的觉悟。当时，胡宗南住下马陵，院内有董仲舒的墓，墓前石刻有一幅对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给胡宗南等人讲董仲舒“天人相与”学说时，提到这副对联，他说:“这对联是恭维董仲舒的，其实董并未做到。他是计利计功的。我认为应改为‘正其谊亦谋其利，明其道亦计其功’才对。就我们当前来说，就是要明晓民族大义，外无私产，内无私心，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战，谋求抗战的彻底胜利。‘明其道’、‘计其功就是明白抗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去创建复兴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日寇一时凶焰万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刘子衡极为愤慨，利用讲学，大力疾呼团结抗日，防止分裂;公开谴责制造“皖南事变”是破坏抗战、是亲者痛仇者快的愚蠢行径,要求国民政府312惩肇事者。西安特务分子为之恼火，监视他的行动，对讲学活动寻隙捣乱。根据林伯渠的意见，与温其凡研究，劝他暂去宝鸡讲学。经同盟会元老、孙中山擎友孙墨佛介绍，在宝鸡给黄子芳、杨静宇、祝稚琴、翟鸿飞等人讲解《周易》，又去汉中给西北大学师生做《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的学术报告。然后，又偕温其凡南下成都,开展讲学活动，受到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作家陈翔鹤的热情接待。他给四川大学师生讲了《孔子的爱国思想与当前的抗日斗争》，受到热烈欢迎。不久,温去桂林联系反蒋老友李济深，刘子衡则去了重庆。他首先到《新蜀日报》馆看望老舍，研究了大后方文化战线的斗争形势;拜访了柳亚子、梁漱溟、沈钧儒。温致函促他速去桂林。经遵义时，看望了老友王驾吾。到桂林，李济深极为热诚。为李讲解了《易经》义理之学，详解了 “乾”、“坤”两卦。应李之请，向他的宾朋们讲了《礼记•礼运》，主题是“志存社稷谋匡复，要与斯民乐大同”。这一年冬天，应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之邀，同温去金华，为其军官们讲学，主题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43年春，经温介绍到上饶，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将官，讲解 《孙子•谋攻》和《礼记•礼运》，指出:“欲致升平，背私为本;复兴民族，抗日为先。”王敬久、顾祝同为刘子衡的渊博学识、凛然正气所折服，情不自禁地行弟子的礼仪，对刘子衡非常恭敬，军官们皆为之肃然。不幸，温其凡回莆田故里探母时，突然病逝，临危说:“四大原无我，千秋愧此生。不能目睹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死不瞑目。”并委托刘子衡回西安时，转告林伯渠和中共中央。治丧已毕，应七十四军和第十军王耀武、李玉堂、方先觉之请，赴衡阳讲学。先在衡阳王耀武处，给军官们讲了孔子“成仁”说和孟子的“取义”说。主题是:“舍生抗日争此义，众志成城固吾疆。”接着，方先觉请他到自己的驻地衡山，给全体官佐演讲。其中说道:“第十八集团军虽人数较少，装备较差，靠小米加步枪在敌后打击日寇，对牵制敌人起到不小作用，应当联合他们，并肩杀敌。蒋先生采取限制削弱的办法，我以为太不明智了。”该军政治部主任朱岳，站起大声喧嚷，说毁镑“领袖' “为共产党说话”。方先觉很生气，训斥说:“刘大师是当今名士，林主席(林森）、顾长官都请他讲学。我们很多人都是他的弟子。你竟敢无礼！坐下好好听着!”王耀武后来告诉刘子衡，朱岳不服，密告蒋介石。蒋令方先觉查复。经他和王敬久、李玉堂致电蒋,说明“刘先生强调共同抗战，并无他意;他专治经学，绝非共产党。”不久朱岳被调出方部。1944年又到桂林，给李济深等人讲解了全部《易经》。王敬久、王耀武、方先觉、李玉堂也曾专门到桂林听讲。初秋，与王耀武同车去重庆。过贵阳，看望柳翼谋。柳邀当地学界人士，请刘子衡讲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他却提出了“知行不二”的哲学命题，阐释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重庆，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电报,邀请飞往兰州，给各部队军官讲学。此行历时半年，曾住同乡朱兴汶家。1M5年春回到西安，仍往八仙庵。托监院周秋阳，密送信函给林伯渠，汇报抗日讲学经过和温其凡病逝情况。然后，至宝鸡会孙墨佛，继续在宝鸡开展讲学活动。
  抗战胜利后，刘子衡以徐州、济南为活动中心，利用其特殊身份，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积极营救被捕的中共党员。他还到处作反内战的演讲,并写下了题为《“打不得”九论》的文章，在《山东公报》上发表。文章回顾了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中都是帝国主义运来炮弹，借中国人之手，来残杀中国同胞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九个论据和九个不能打的理由。文章发表后,被全国各地报纸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蒋介石曾下令严处，但他得知是刘子衡所为时，碍于刘的声望和影响，没有深究。只是撤了编辑吾忠匡，便草草收场。董必武为此事，曾写信给刘子衡，赞誉说:“先生高瞻远瞩，发为宏文，真乃一片仁者之心，有民胞物与之怀。”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子衡在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刘子衡出于多方考虑，向党中央提出，回山东老家生活。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央领导出面挽留，但由于刘子衡本人不肯留北京，就同意他回山东，并作了相应的安排。从此，他定居济南。先后担任省土改委委员，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协二、三、四届常委，省司法厅副厅长，省五届人大常委等职。1981年7月20日，刘子衡先生与世长辞，长眠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刘子衡一■生以布衣自居，不慕荣利。者有《周易正义稿》、《孔子编年》以及关于“老”、“庄”研究的文稿。
  张知寒
  张知寒(1928—1998年），原名张振衡，山东省滕州市龙阳镇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当代很有影响的教育家和研究墨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学贯古今、注重实践、品行高尚的布衣大师。他为弘扬墨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知寒是滕州龙山前顾家庙村“旗杆门”的后人，属刊15—带的名门望族。1928年10月，一群土匪流窜到顾家庙。其父张传生带领全家到亲戚家避难，张知寒就诞生在亲戚家中。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幼年的张知寒即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等启蒙书籍,8岁时入顾家庙小学就读。1938年春，日寇侵占滕县，学校因不愿使用日伪政权编纂的课本，被迫停办。他只能在父亲创办的私塾中习读经书。老师张敬斋、张振阁、陈庆縫等，都是当地的饱学之士。张知寒在这些名师的指导下，博览传统经典著作，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做好了积淀。
  后来，私塾也被迫解散，他又到滕县西关李子丹创办的私立培英小学六年级读书，并于次年考上县中学。随着年龄的增大，张知寒深切感受到当亡国奴的屈辱,抗日救国责无旁贷。他曾经秘密组织同学，抵制日本教官的教学，打击汉奸子弟的嚣张气焰，成为左派学生的领袖。1945年，县中学停办，张知寒也就此结束了他中学时代的生活。
  19奶年底，滕县第一次解放，张知寒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热爱人民的情景，了解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解放的本质，他毅然参加了革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以经商作为掩护，来往于徐州、滕县之间，为解放区采购军需物资，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47年春，滕县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军警下令通缉他。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他隐蔽起来。建议他将原名张振衡改为张知寒，取其不要忘本，像松柏那样战胜严寒、迎接春天之意。次年春天，国民党滕县政府派兵抄了他的家，此后不久，全家八口人先后去世五人,仅剩下老母、弱弟和张知寒。他强忍失去亲人之痛，掩埋好亲人，继续革命。1948年冬，党组织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迎接全面胜利的到来，送他到华东大学深造。在校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和其他理论专著，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华大的学习尚未结业，他就奉命于1949年春随军南下，渡过长江。后进入杭州，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夏,在一次军训中，他为掩护战友，不幸身负重伤，伤愈后因身体条件差,无法在军队中服役，即转业到山东滋阳县任文教助理员。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张知寒以陶行知为榜样，认真钻研教材,提高备课质量，努力搞好教学。1954年夏，张知寒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山大历史系人才济济，陈同燮、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杨向奎等教授和老师，都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跟随名师学习，成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学习期间，他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积极地进行社会调查，把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他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被选举为班长，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他还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1955年暑假里，他在滕县东9公里处的岗上村的小河两岸，发现了彩陶碎片。凭着所学知识,他断定这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但不能确定是什么时期的文化。张知寒将采集到的文物带回山大认真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郭沫若先生亲自写信给张知寒，给予热情鼓励。山东大学派刘敦愿率队到岗上村,进行了实地考察，证实了这个文化遗址在考古学上的重要价值，结束了山东无“彩陶文化”的历史。张知寒决心从事考古事业。但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改变了他的命运。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取消了大学分配的资格，并被关押起来。1962年才被解除劳教,回到家乡监督劳动。
  直到1978年，张知寒的冤案才得到昭雪。二十多年的不公平待遇，没有使他怨天尤人，也没有消沉。没有研究史学的条件，他就改行学习医学。在布衣大师刘子衡的鼓励下，他苦心钻研中国的传统中医理论和经典医学名著，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特别是在中医妇科和医药学史方面，更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撰写了《傅青主在妇科方面的杰出贡献》的论文，发表于《中医学刊》上，受到著名中医耿鉴庭先生的称赞。由于他在医学方面的成绩，1976年滕县卫校聘请他担任代课老师，讲授中医课程，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19M年9月，冤案彻底平反，张知寒重返山大任教。他凭借自己的辛勤努力和对学生的责任感，踏实细致地教学，深得学生的拥戴。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以深厚的国学根基，非凡的记忆力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在历史文献学、儒学、史学史、医学史和方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他最大的贡献是重整墨学研究事业。国内外的墨学家，普遍认为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墨子里籍的考证;二是墨学研究的复兴。
  对于战国初期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生卒年不详，出生地也是一个谜。张知寒将春秋和战国初期，这一带的方志检阅一遍，遍览群书，提出了墨子里籍在今之滕州的观点。他连续发表《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数篇论文。明确指出，墨子的出生地，应为古代邾国的 “滥邑”(今山东滕州境内)。滥邑后来归属鲁国，因此可以说墨子是鲁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公子目夷之后，史载滕州东南有目夷亭;滕州境内尚有与目夷相关的文物和古迹，“目夷、墨翟” 应是同音之转。
  在对墨子本身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张知寒的又一个突出贡献是他对墨学研究的大力宣传和推广。他为此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也是常人难以想像的。今天一直流传着他为推广墨学研究而跑掉了裤子、跑坏了肝、跑断了腿等动人的事迹。国内外的知名学者都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杨向奎先生曾言:“先秦墨子显学传，两汉以后儒学先。而今墨学重奋起，赖有教授张知寒。”蔡尚思先生说:“研究墨子，张知寒教授不如我;组织发动、宣传墨学，我不如张知寒教授。张知寒是优秀的墨学社会活动家。”并亲笔题词:“张知寒同志富有墨子精神，值得人们学习。”任继愈先生也高度评价张知寒是当代的墨子，并说:“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张知寒教授是我最敬重的一个。”
  1〇年来，在张知寒的积极推动下，成立了第•一个由政府主办的墨学研究部门一-山东大学与滕州市政府联合办的墨子研究中心，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间墨学研究机构——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墨子基金会,还主办了一次全国的、三次国际的墨学研讨会。他还帮助滕州市先后兴建了“墨子研究中心”、“墨子纪念馆”、“墨学研究展”和大型墨子铜像等重大工程。
  就在张知寒为墨学研究努力奋进的时候，病魔却悄然侵人了他的身体。他先后患上了肠癌、肺癌和肝癌。但是他毫不畏惧，以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同病魔搏斗，坚持墨学研究，直到病情恶化。1998年8月16日凌晨与世长辞。贺敬之
  贺敬之，1924年出生，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贺窑人。当代诗人、剧作家。
  贺敬之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童年靠亲友帮助，在一个私立小学读书。他经常饿着肚子上学，在学校年龄最小，功课却最好。19W年，他不满13岁就小学毕业，并且考上了不要学费还能提供伙食费的兖州简师。由于日本飞机两次轰炸，形势日益恶化，学校决定南迁。有几个年龄特别小的学生，学校承担不了责任，决定让他们回家。这当中就有贺敬之。1938年春天，贺敬之联合了五个人，一同到南方去寻找母校。他们同难民一起，流亡到湖北均县，入国立湖北中学读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别年底，又随学校师生，一直步行到四川梓潼，小小的年纪，历尽了许多磨难。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一分校。贺敬之从15岁到16岁，一年多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政治、哲学书籍以及进步的小说和诗歌，由流亡走向了救亡。苦难使他不平则鸣，他开始学习写作。成都和重庆的一些报刊，发表了他的长诗和散文。四川，成了他发表处女作的地方。
  由于国民党压制民主、迫害进步青年，1940年4月的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40多天后，他终于成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的学生，穿上了八路军的灰色军装，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贺敬之称延安的一切为“我的一切”。
  文艺理论家陈涌认为，贺敬之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出现的新秀。《讲话》给贺敬之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把感情、立场、世界观全身心地转移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来，长期地无条件地投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去，与最大多数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讲话》精神指引下，1945年1〜4月，延安“鲁艺”根据晋察冀边区民间传奇故事“白毛仙姑”，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该剧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经过3个月的努力，于1945年4月首演于延安，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后来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
  《白毛女》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解放区)把‘鬼’变成人”的深刻的历史变迁。两个不同社会的鲜明对照，生动地体现了人民的翻身解放。
  《白毛女》被公认为是新歌剧创作的一座里程碑，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不仅从思想上武装了人民军队的百万雄师，也感动了成千上万被俘的官兵。使他们的感情和立场发生变化，掉转枪口指向压迫他们的“三座大山”，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白毛女》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踏上了一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康庄大道。它所体现的美学原则、创作经验,对我国的歌坛、剧坛都是有益的启示和引导，《白毛女》是中国民族新歌剧成熟的标志和发展的奠基石。当时贺敬之年仅21岁。在这期间，贺敬之还创作了 《栽树》等新型秧歌剧。
  抗战胜利后，贺敬之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1947年，参加了青沧战役，立功受奖。
  1949年，贺敬之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不久，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和戏剧家协会理事，任《剧本》、《诗刊》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1956年至1965年间，先后写作了《回延安》、《放声歌唱》、《三门峡歌》、《雷锋之歌》《桂林山水之歌》等著名诗篇，成为他诗文创作中的一个高潮期。“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创作了长诗《中国的十月》。1977年，发表了怀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篇《八一之歌》。还相继发表了《西去列车的窗口》、《诗香酒香到故乡》等诗作。进入新时期之后，贺敬之不仅以新古体诗的形式，热情地赞美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基于自己的信仰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经常意到笔随，抒发胸怀，体现出作者严肃的政治责任感和奔放练达的高新意境。这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
  贺敬之富于创造精神,在诗创作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开拓。在艺术形式上，贺敬之的诗，向民歌和古典诗词借鉴，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改造新诗。他注重诗的可朗诵性与群众性, 把自由体的奔泻舒放与古典诗词的含蓄凝练结合起来。两首写延安和南泥湾的诗，直接用信天游民歌体;而返歌雷锋和祖国的诗，又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体。贺敬之的诗创作，追求雄伟的气势，贯注磅礴的激情，植染时代风云的浓重色彩。
  贺敬之非常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曾多次到枣庄调研和发表讲演。贺敬之文学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的建设都倾注了他的心血。
  王学仲
  王学仲，1925年生，笔名夜泊，别号筑波山侨、曰泼一斛墨主;斋号为“已出楼”，园号为“毫园”，庭号为“四我亭”。滕州市宁家村人。当代著名书画家，诗人，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
  王学仲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祖籍琅郡(现为临肝市)，其远祖与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同属王氏一脉。其曾祖王启方，是清末秀才，能诗善书,苦学“二王”。父亲王安履，专攻魏碑，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王学仲在这样一个书法世家中，度过了他的童年。他5岁学写字，6岁学画画，7岁上学读书，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王学仲从小喜爱读书,酷爱书画，好学上进，颇得家人的喜爱并寄予厚望。王学仲十几岁时，常随父亲到曲阜、泰山、部县等地，访碑问古，积累了大量的碑帖资料。这就为他后来书法的学习、研究和创作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1942年，王学仲考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专学书画，成绩名列前茅。1949年，应徐悲鸿先生之邀，入国立北平艺专墨画科。1950年(25岁），入中央美院绘画系学习油画，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大学任教。他三度进京，长达12年之久的美术院校学习，受到了正规的艺术教育和严格的科班训练;得到了徐悲鸿、齐白石、吴镜汀、庚容、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黄钧等人的传授指点，绘画技艺日益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曾自刻两枚印章:“美院三度”、“刺股十年”。徐悲鸿先生独具慧眼，认为他将来必成大才，誉其为“三怪之才”。王学仲没有辜负恩师徐悲鸿先生的期望,终于成为艺术大家。
  他在中央美院刚毕业时，就到山西太行山区、秦岭、桂林等风景名胜之地，实地写生,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1%1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1973年为人民大会堂天津厅创作了《盘山飞帛》巨画。1978年，文化部成立中国画创作组，王学仲第一批调到这个创作组，进行国画创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次在海外讲学授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国内多次举行个人画展，产生巨大影响。1992年11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为他举办了“王学仲艺术国际研讨会”,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到会，对他的书画作品和创作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俄罗斯美术家协会理事会主席、著名画家米哈依洛维奇深有感触地说:“看到王先生的画，就像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就像听到中国国歌一样，使人心情振奋。先生真可称当代大师!”
  王学仲先生是我国画坛上的铁笔圣手和一大奇才。他出色地继承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借鉴了西洋画的有益成分；自觉地将诗、书、画熔为一炉，大胆革新，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新文人画派”。他出版的《夜泊画集》、《书法举要》、《王学仲文艺论集》、《王学书法论集》、《王学仲美术论集》、《王学仲散文集》、《王学仲诗词选》、《黾勉集》等等，都充满着强烈的民族精神。
  王学仲的散文题材广泛，意境深远，文笔流畅，亲切自然，家事、国事、大事、小事、谈古论今、说天道地、皆成文章。读过 《王学仲散文选》的人都会爱不释手。王学仲先生的书法艺术功力深厚，气韵生动;一笔一自我，一字一变化;一幅一翻新,一碑一面目。从不拘泥于古人，从不重复自己。
  读他的诗，看他的文，赏他的画，观他的书,令人倍加敬仰和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