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先贤圣哲奚仲奚仲是夏代异姓诸侯，为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后。任姓，因擅长造车，曾任夏王朝“车正”，被封于薛，为薛国始祖。
奚仲以善造车而闻名于世。关于奚仲造车，史料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淮南子•修务篇》 也说:“奚仲为车。”《世本•作篇》、《荀子•解蔽篇》等都说奚仲作车。沈约在《宋书•礼志》中又指出:“……盖奚仲以擅技巧为夏车正，前世制作之美归之耳。”这是说奚仲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潜心研究总结前人的经验，再进行创新和改革，使得当时的造车技术进一步成熟。四千多年前，奚仲就为人类打造代步工具，其历史性贡献难能可贵。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奚仲所造的是马车。“黄帝作车，少昊加牛，奚仲加马”(《中国名人大词典》)。樵周《古史考》也认为:“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也就是说，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这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有，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殷车构造的复杂性，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因而可以说，用马驾的车，是奚仲发明的。
奚仲发明的马车，由于时代相当久远，不可能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象形文字“车' 观其字形结构，分别由轮、轴、舆、辕等部件组成。.这是一种单辕车，由车舆下方，向前伸出一根较直辕木，牵车的马匹分别套在辕木左右两侧。通常由两匹马驾驶，多者可用4匹，但绝不能用单数。这种以木为主体结构的马车虽然比较简单，但已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成为奴隶主贵族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马车在当时还是一种特殊的礼器，是特权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奴隶主贵族死后，往往用车马随葬。由于当时还没有青铜配件,构成马车的各种部件均应是木制品。史料也记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管子•形势解》)这是讲对车的部件质量检验，要求很严,“机旋相得”是指达到转动配合的精度标准，结构更为合理，因而坚固耐用，驾驶起来十分方便。
马车的发明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以马力代替人力，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交通效能，增强了人们的地域拓展能力，有利于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信息交往;扩大了各地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马车的发明也促进了道路的发展。随着马车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速度和承载力较高的马拉战车,逐渐在此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代的造车业，亦为殷商时期造车业的进步创造了条件。
奚仲当年造车之处，据说就在枣庄市境内的奚公山(今又称奚山)下。奚仲死后安葬之处在奚公山顶。奚公山正南不远处有奚村，即战国时薛之下邑(奚邑)故址。麦田中仍遗有大量东周陶片。奚山是一座状似馒头的低矮小山。东面紧傍千'山头。所谓千山头，意即千山之首，横亘于赛庄境内中部的一列山脉。自此而始，迤逦起伏，自西向东延伸百余里。奚山之巔, 现存有两个封土堆，南北相连，残存高度约1米，径约3米。墓碑已毁坏，墓前残存有碑座，残碑上刻有“公为奚冉冉墓修筑”8个字。据说，南边古墓即奚仲墓，稍北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曾任鲁氏三桓季孙氏宰的冉子(即冉求)墓。奚公山，岩石下可见壁上有一条巨大轨迹，据传那便是奚仲当年造车时留下的车辙。这显然是后人附会，但毕竟为奚山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表明当地人对奚仲的一种景仰与怀念之情。
奚公山南麓为古代“车服祠”旧址，是专门祭扫奚仲的场所。古时，这里林木苍翠，祠宇壮观，并有溪泉长流。封建官府，曾在山上立有保护山林、严禁砍伐的告示牌。现在祠宇、古木和碑刻均已荡然无存。奚山位于南北官道附近，古时游人和过往官员来车服祠瞻仰者络绎不绝。《滕县志.艺文》收录一首《谒车服祠》长诗，现在节选前半部分：初阅车服祠，云峦楚楚长。
岩根堆雁塔，溪角架虹梁。
好鸟巢危树,孤猿叫断冈。
雨过闻幽磐，云开见上方。苔侵石磴滑，花拥洞门香。
激泉寒水发，观郡古楼荒。
由于奚仲精通造车技术，又懂得夏王朝的车服制度，在夏禹时期建立了卓越功勋，并被封在薛，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奚仲的儿子吉光，秉性聪慧，也是一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俊杰。奚仲就将薛地邳国让给吉光管辖，称为吉光国，后迁于郑。历史上将此二地分别称为“上邳”和“下邳”。夏、商、周三代，薛国都十分兴盛。由于物阜民丰，奚仲父子所统辖的地区很快强大起来，成为夏王朝最为繁荣昌盛与文明进步的地区之一。它不但是夏王朝的有力支柱与砥石，也是王室所需的运输与交通的舟车以及粮食等物资的重要供给地。同时，由于政治修明、经济繁荣发达，加上交通便利，又成为华夏文化交流中心。中原与其他各地诸侯邦国纷纷前来取经，借鉴与学习奚仲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以促进自己邦国的兴盛发达与繁荣进步。
奚仲和他的父亲番禺、儿子吉光都是发明家，其功绩主要是发明或改进了作为交通工具的舟、车，而尤以奚仲的功绩最为突出。他所开创的薛国，经历千年而不衰，创造了极富特色的地域文明，创造了海岱历史文化区的一支重要而又摧燦的土著文化。奚仲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国人引以为荣。“任”、“薛”、“奚”姓，戀奚仲尊为始祖。
如滕州《任氏族谱•任氏宗族考略》碑文一篇载:“考吾任姓远溯黄帝，黄帝少子禺阳始封于任，遂有任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番禺为舟，奚仲造车，舟车问世，乃利交通。大禹治水，封奚仲‘车服大夫’，赐薛地，立为国。……”“薛”，是因奚仲封于薛而得姓。《滕县志.薛世家》辑录有诸古籍零星记载,“薛之先祖出自黄帝，黄帝少子禺阳受封于任，为任姓。”(《路史》)“后有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仙海经》)“奚仲当夏禹之时，封于薛，为禹掌车服大夫。”(《杜氏注》)“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云。”(《荀子》）“奚”,更是因奚仲而得氏，据《姓源》载:夏朝奚仲任车正 (掌管马车的官)，其后代以“奚”为姓。
奚仲为民族和人类做出了突出贡献,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景仰和怀念他。
仲虺仲虺，又名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是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薛国国君。他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成为一代名相。
仲虺24岁继薛国国君之位。他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物。居薛期间，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着力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发展农业。他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而此时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众叛亲离。仲虺高瞻远瞩，欣然加入商汤灭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伟业。
商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之一，领地在今河南省商丘、虞城以北到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商人在这里开发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薮泽地区。传说商人的领袖是契。契被商人奉为始兴之祖，是商王朝事业的开拓者。
契之后，其子孙大力向东方扩展，并在泰山之下建立东都，活动范围已达东海之滨，其影响辐射到沿海南北地区。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商在东方的大国地位已经确立。
在商国势力日益强大的同时，夏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内外交困、难以维持的局面。成汤认为讨伐夏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工作。他首先建好自己的根据地，在商丘旧邑的基础上扩建成亳邑，作为新的都城。同时，任命仲虺为左相，伊尹为右相，极力争取附近众多小国的归服，进一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仲虺和伊尹协助成汤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并且制定了灭夏的方略。
仲趣主张，先剪除夏的羽翼，使夏桀孤立无援，然后进军夏都，而成就大业。按照既定方针，商汤先后灭掉了葛、韦、顾、昆吾等国，然后对夏王朝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汤灭夏后，回师亳邑。诸侯都来朝贺，表示臣服。成汤随之在景亳(今山东省曹县)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商王朝建立之初，夏朝的残余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很多。汤本人也深感自己以臣伐君，靠武力夺取天下，恐将来有人效仿自己而犯上作乱。仲虺作为汤的重臣，此时负起了应有之重任。他为了减少商王朝发展的阻力，安定人心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持商王朝社会的长治久安，便以著名的《仲虺之诰》诏告天下。在诏告中,仲虺指出夏桀腐败的一生以及夏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扼要地记述了商汤的优秀品德和成功的主要原因，确立了商朝的施政方针,为商朝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还恳切地告诫汤以及汤的子孙后代，应该如何立身、主政、用人等等，对商王朝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成汤悉心采纳仲虺的意见，十分注重夏王朝覆灭的教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成汤任人唯贤的结果，换来了商王朝的强盛。而仲虺和伊尹等贤臣的历史功绩也流传千古。
作为有商一代政治家，仲虺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其能够成就伟业的重要原因。《仲虺之诰》便是其政治主张的重要体现。《墨子•非命上》也有载:“仲虺之告日: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左传•襄公三十年》:“《仲虺之诰》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 ”仲趣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时刻提醒商汤注意吸取夏桀“暴其民意”以致亡国的教训，采取“以宽汉民”的经济政策。商汤接受仲虺等的建议，在位期间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很快就发展了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成汤论功行赏,把仲虺重新封予薛，薛国便成为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
仲虺晚年由商朝都城回到封国，死后葬在先祖奚仲墓旁边。后人称为虺骨堆，老百姓谐音为“灰谷堆”。邾友父郑友父本名郝肥，字友，又字友父，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小郝国的“始受封君”。他是邾武公夷父颜次子。传世有邾友父鬲等青铜器铭文:“邾友父疑即小邾之始封君”(《山东金文集序》)。据《春秋世族谱》记载:“小邾，邾侠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郢……”。周王室为了削弱诸侯国的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借郑国夷父颜有功于周室，封其次子友于郧，即小邾国。友即为“始受封君”。小邾国与邾国是附庸关系，其军政外交等重大决策也多与郑国同进退。小邾国立国时间，应该是邾友受封时间，史籍无载。但据李光雨先生推断，邾友受封的时间应早于其父去世的公元前807年。
邾友酷爱研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公羊传》记载，友在郧立国后，对外默默无闻，对内则修国政，办国学，实施以文治国的方略。他的这些举措，后来为其曾孙犁来把小邾国建成名显于诸侯大国之列的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东江贵族墓葬的发掘中,发现青铜箭头129枚。由此可以推论，春秋小邾国在当时军事比较强大，都城也建成军事要塞。这当然是邾友父及其后历代君王艰辛努力的结果。
周王室分封小邾国时，属“……齐威王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胡三省《通鉴注》)疆域应为现在的枣庄市山亭区全部，东达苍山县西部，北达平邑县、费县南缘，西达滕州市和微山县中部，南达枣庄市峄城区;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55公里，占地约1600平方公里。从地理位置来看，周边为齐、鲁、邾、颛臾、费、宫、繪、向、那、倡阳以及宋、滥、滕、薛、任等，小郝国就在列国的夹缝中。它没有天然的屏障可据，在那个以强凌弱的时代居然能够传十四世，它是如何生存的呢？东江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有些铭文就反映了当时小邾国是通过和鲁国、宋国等大国通婚来缓和与他们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可以确信，作为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小国而且延续了600余年，小郑国的历代国君在处理内政与外交方面，必然有过人之处。而作为小邾国的奠基人，“始受封君”的邾友父，必然有其特殊的重大贡献。
关于小邾国的历史，《左传》、《公羊传》、《春秋谱》、《路史》、《文献通考》等史籍中有零星记载。上个世纪30年代,王献唐先生曾根据这些零星记载和1932年滕县(今滕州市)安上村出土的青铜器，对小邾国的来源、姓氏、族源、疆域等做过研究。他指出邾国自周宣王以后，陆续分为3个国家，一是郑国，二是小邾，再就是夷父颜之弟叔术所建立的滥国。邾国故城在今山东部城市峄山之阳,滥国故城在今滕州市羊庄镇，这些已被考古证实。而对小邾国的历史研究，因文献记载简略，且出土文物如凤毛麟角，难以定论。2002年6〜7月间,枣庄市文物部门对山亭区东江村春秋早期小邾国贵族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小邾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地理位置、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依据东江村小邾国贵族墓葬的发掘，2004年10月，来自国内外的46位专家在山亭区举办“小邾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证后得出结论:枣庄市山亭区东江遗址就是小邾国的都城，东江墓葬即是小邾国早期的贵族墓葬。
在东江村东南的高土台上，共发现了6座小邾国贵族墓葬。其中的3座已经被盗掘一空，一座遭到严重的破坏^通过对未被盗挖的3座墓葬的发掘以及对三座被盗墓葬的清理，共有随葬品103件。其中青铜器73件(有铭文的为24件)。每墓中都有铭文器，为考证墓主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但铭文涉及许多国姓、姓氏及婚姻制度，其关系错综复杂，有待进一步考证。而有如此规模的墓葬群，足以反映当时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发达。
小邾穆公小郑穆公，字举，小邾国国君。他是小邾国“始受封君”邾友父的第六代孙。生卒年不详，在位41年，是小邾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
小邾国自友父再传到他的曾孙犁来，曾盛极一时，被周朝王室晋封为“子爵”。这样，他与母邦的邾国国君的爵位相同。虽是小国，但也成为与大国平起平坐的诸侯国。小邾国君贵在有自知之明，他始终保持与邾国的附庸关系，灵活地周旋在众多大国的夹缝中。
那犁来之孙就是小邾穆公。小邾穆公在内政方面实施了以德治国、从严治国的方针,主张与民休息、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他即位后，经常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他从自我做起，生活较为朴素。当有人提出重修宫殿时,小邾穆公便以国家经济不宽裕为由拒绝了。另外，小邾穆公对本国贵族和官吏也制订了严厉的政策，要求他们体恤民情。如果出现扰民、祸害百姓的情况，将严惩不贷。小邾穆公在位期间，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国力较为强盛，小邾文化播扬遐迩。当时远近诸侯国不断派使臣来这里交往，各国学子纷纷奔这里求学。小邾国人也分别到鲁、齐、宋、楚等国去做官。到春秋末、战国初，小郑国人墨子，曾去宋国为大夫。回国后定居狐骀(今滕州市木石镇），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成为了一位大学问家。
小邾国作为一个小国，到小邾穆公时，已经五代君主的发展，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与齐、鲁等大国相较，不可能与他们抗衡。要很好的生存下去，小邾穆公就必须像他的前代君王一样，正确地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除了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到大国朝会外，更重要的是要服从他们的意志，随时跟随大国出征，参加他们召集的会盟。在大国争锋的夹缝中，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小邾穆公在位期间，他主要是追随晋国,参加晋召集的会盟和对外征伐。小邾国既是邾国的附庸，也是鲁国的附庸。鲁是大国，距小邾国较近，与鲁国保持密切关系是小邾国历代国君包括小郑穆公在内的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据 《左传》记载，自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至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小邾穆公曾先后三次朝鲁。
在第三次朝见时，鲁大夫季平子非常看不起小邾穆公，遂赋《采菽》，打算羞辱他。这首《采菽》写的是，天子以礼命诸侯, 字里行间渗透着居高临下的傲然之情以及对小邾国及小邾穆公的藐视。
小邾穆公随即以《菁菁者莪》相对，非常委婉地对季氏给予了回敬和告诫。他首先用“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既见君子, 我心则喜”、“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表示感谢鲁国对小邾国的惠爱。但同时也要“乐且有仪”，意思是我们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遵循应有的礼仪，而不应以大欺小，大有让季平子注意威仪摆正位置的意味。“既见君子，我心则休”，意思是我小邾穆公既然来朝鲁君，自然会遵循大小国之间应有之礼仪。一个不被人所重视的小国之君，对诗礼竟如此了然于胸，能够在关键时刻有理有节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尊严，使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因而，鲁昭公发出感慨“不有以国，其能久乎? ”。
小邾国历代君王游刃于列国间600多年，而机智善谋的小邾穆公，更是生存在大国夹缝中的小邾国君王的典型代表。
墨子墨子，名翟，古小邾国人。其祖先是宋人，后长期居住在鲁国。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至公元前376年(或公元前490年至403年)，为目夷氏的后裔。目夷氏原是商王朝分封的同姓方国，后来逐渐由贵族降为平民（目夷即墨夷，也就是墨姓)。墨子出生前，“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浪缳记》)。乌即翟，是凤凰的別名。他的出生地有落凤山(在今滕州市木石村)，据说是因墨子降生而得名。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
墨子出身平民，身份低微，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 爱类》)。被别人称为“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汉代王充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论衡•自纪》)。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属于当时的“士”阶层。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他注重实践，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墨子的弟子多半来源于社会下层。他和他的弟子结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其首领叫 “拒子”。墨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墨家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即使国家赦免，也要按照“墨者之法”处置(《吕氏春秋.去私》)。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指挥。墨子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众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他的学说能够反映“农与工肆”等下层民众的利益。
毛泽东主席给予高度评价:“……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墨子处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百家争鸣，诸子创说，涌现出许多思想学术流派。墨子儒者出身，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篇》)。因不满“礼”之繁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今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先有儒家、墨家，而后才有诸子百家，可见墨子及墨家学派的重要地位。墨子自著及其弟子i郝墨子的言论，经刘向和班固先后校编为《墨子》一书。原本一共71篇，现存53篇。大部分章节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论述涉及政治、哲学、伦理、逻辑、雛、轉等方面’翻究墨子和墨家学说可靠的基本材料。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墨子认为，社会混乱的总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企图用 “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拯时济世，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即人人平等，不分等级贵贱，不论血缘远近，平等互助。不仅要“兼爱”，还要“非攻”。就是主张和平，反对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掠夺战争。他认为战争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墨子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 (《墨子•公孟》)，以此作为实现其主张的手段。他指出，大国进攻小国，就好像是孩童们把两手着地学马嘶斗的样子，除了劳累以外，其他什么也得不到。攻人之国张狂一时，使被攻国家的农夫不得耕、妇女不得织;而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同样是男不能耕、女不能织，致使两败俱伤。墨子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孟子•尽心上》)，到处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他“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他与弟子多次成功地制止了大国侵略小国的兼并战争，最著名的一次是“止楚攻宋”。公元前440年，楚国准备用公输班制造的云梯等攻城器械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弟子禽滑厘等300余人，带着守城器械帮助宋国做好防御准备; 自己则“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楚国的都城，今湖北江陵县)”(《吕氏春秋》)。墨子不仅以“非攻”的主张说服了公输班和楚王，而且以实际的守御力量制服了对方。但是，在墨子生活的年代，统治者们是不可能自动放弃对别国的侵略和掠夺的。墨子的行动虽然能够制止个別的兼并战争，却不可能阻止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也不可能以游说诸侯等和平方式，消除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因而，墨子的“兼爱”和 “非攻”主张，在当时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要求国君不分等级，举用贤才，反对“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卿世禄制度。墨子公开申明，“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要求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对这些人中“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墨子. 尚贤》)。这反映了小生产者企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这无疑是对贵族血统论的冲击,也是对贪官污吏、平庸无能之辈的鞭挞。同时，对平民百姓中的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针对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政治状况，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张，这是墨子政治观点的第一要义。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级政长同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逐级逐层统一思想，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也就是集中统一到中央。这反映了本身经济力量单薄的小生产者,希望有一个最贤能者管理国家，而且是政令统一的中央政权,使自己的生活得到相对的稳定。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墨子重视发展生产，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发展生产、尚检抑奢是墨家的一大特色，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墨子重视发展物质生产，把“兴天下之利”作为奋斗目标。他指出，只要能够开发本国现有的资源，充分发挥土地潜力，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重人的生产(人口的增长)，再加上节俭，就可以使国家的财富成倍地增长。这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壮大起来的手工业者要求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墨子又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主张“节用”。他痛切地指出，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在衣食住行上极端奢侈浪费，使得人们辛辛苦苦创造的社会财富“毕归之于无用”。其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 (《墨子•辞过》)。他指出贵族们的铺张浪费，不仅消耗财富，而且因“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大量减少;批评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是 “寡人(使人口减少)之道”(《墨子•节用》)。墨子还反对儒家所鼓吹的“厚葬”。指出“厚葬”的结果是“多埋赋财”(《墨子•节葬》)，同样只能是白白地浪费社会财富，因而要“节葬”，葬礼从俭。基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墨子还提出了“非乐”的主张。他认为音乐只是少数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他强调指出，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等社会问题，只能加深广大民众的灾难。墨子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反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浪费，要求节约开支、葬礼从俭，反映了劳动大众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要求。
在认识论上，墨子重视生产知识，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强调感性直观是认识的来源和根据。他把“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惟一来源。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他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标准的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这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观点，主张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是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墨子过分夸大了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才可靠，忽视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这就陷入了狭隘的经验论。
作为教育家，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 兼爱》)为己任，指出国家执权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良好的教育来培养众多的“贤士”或“兼士”，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墨子躬行实践，其“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他通过创建墨家学派,对其弟子施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培养高尚的情操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授予各种专门的知识和各种生产劳动的技能和技巧，使他们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各从事其所能，把他们培养成真正履行墨家道义、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士”。墨子育人不分“王公大人”、“徒步之士” 以及“农与工肆之人”。各阶级阶层都是其宣教的对象，为后世普及大众化教育创下了先河。教学内容也非常全面，除《诗》、《书》外，还有科学、逻辑、军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德智并重”、“德力并重”、“德艺并重”。墨子非常重视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强调要言行一致，注重对人意志的锻炼,尤其重视“因材施教”。墨子在实践中，注意教育对象的特长、爱好、性格的差异以及天赋资质或才能高低，施予不同的教育内容和给予不同的要求标准。他对弟子的要求是“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反对弟子不考虑自身的条件，随心所欲，盲目学习。在教育态度上，他主张“劝教”不 “强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坚决反对教师“待问而后对”、“弗问不言”《墨子•非儒》的被动施教。如果教育者不积极主动施教，就是一种过失，而且还是危害社会的祸乱之一。这对于教学来说，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墨子为我国古代早期自然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结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并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手工业方面的许多重要知识，提出了古代物理学和数学的许多概念和见解。他总结出力学原理，并作出力学定义、机械运动定义、杠杆平衡原理、滑轮受力、物体平衡受力等方面的定义。他利用杠杆平衡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取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车梯等，应用于生产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墨子对光学还很有研究，知道光沿直线传播。墨子和他的弟子曾做过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成像原理做出了精辟的解释:“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 (《墨子》)。就是说光线像射箭一样，是直线行进的。人体下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射过小孔，成影在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下边，就成了倒立的影像。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墨子的军事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军事思想主旨是弱者的自卫学说。主要内容是“非攻”、“救守”。他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墨子深知,大国君主不会自动放弃对别国的战争，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和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他提出了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首先，墨子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墨子•备城门》)。只有做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充分准备，才能在守城防御战斗中争取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的最后胜利。其次，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歼敌。“守城者以亟敌为上”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墨子•备城门》)是下策。第三，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墨子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对十二种攻城方法，墨子都提出了有效的防御战略，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墨子防御理论在我国军事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 《墨子》。墨子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我国传统兵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许多流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后期墨家对墨子的思想做了不同的解释和发展，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对先秦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秦汉以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墨家的发展受到影响。新中国诞生后，对墨子的研究得到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滕州市政府在火车站广场竖起了墨子雕像，在墨子故里兴建了墨子研究中心和墨子纪念馆。
滕文公滕文公，名弘，姬姓，生卒年不详,为战国时期滕国国君，被人们称“元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赵岐注《孟子》）滕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处在齐、楚等大国夹缝中的一个非常小的诸侯国。所谓“滕,小国也，间于齐楚”(《孟子梁•惠王下》)，“在今滕县西南，东界那，北界邹(驺），南及西界鲁”(《禹贡七期•战国疆域变迁考》序列(续)），其疆域“绝长补短方五十里”(《左传》)。周代的滕国始封于叔绣(因初来滕时居住在 “错”这个地方，后世文献因此称他为错叔绣)。西周立国后，周武王异母弟叔绣被分封到滕地，继前代称呼为滕国(《史记•周本纪》)侯爵，此即周代滕国，为53个姬姓诸侯国之一。叔绣为文王第十四子，武王异母弟，其职责是监视东夷诸部，后世以 “滕”为氏，尊叔绣为滕姓始祖。滕国面积虽小，但属姬姓诸侯, 在众诸侯国中有一定的政治优势。自叔绣起共传31世，历时7〇〇余年，到战国后期周赧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86年被宋国所灭。
西周时的滕国，因其国小，历史文献记载也很少，“滕……，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史记•陈杞世家》)，因而后人知之甚少。但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古滕国的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和周边地区相比，处于较高水平。到了战国时期，滕国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在滕文公执政期间，以区区方五十里的小国，“疆为善国，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被称为“善国”。滕文公本人也被称为“贤君”。这在当时“八百诸侯并立、战国七雄争霸”的背景之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处在列强夹缝之间的滕国，为了求得生存的空间，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不断跟随大国会盟、征战，今日朝鲁，明日事宋，改曰又侍晋。滕文公也看到了滕国生存之艰难，他在登基之前, 就积极探寻治国之道。做世子(即太子，“世”和“太”古音相同，古书常通用)期间，曾借出使楚国的机会，来回两次路过宋国, 拜会了孟子，积极向其求教。当时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主张推行“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为此，孟子游历各国，奔走呼号。但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大多数诸侯国君，都不愿意实行仁政。滕弘的到来，给孟子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初次见面，孟子就“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 滕文公上》)，大力向其宣扬尧舜禹汤的“王道”政治,即“仁政”。又鼓励滕弘要大胆推行“仁政”,只要能够推行仁政，即使“绝长补短方五十里”的小小滕国“犹可以为善国”，完全可以治理成为一个好的国家。滕弘接受了孟子的教诲。他从此信心百倍，立志摆脱列强的欺凌，增强了实施仁政善治的信心。
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滕文公之父定公去世，文公以世子身份执政。他所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好父亲的丧事。由于对孟子的信任，立即派老师然友去邹国，向孟子请教为其父治丧之礼。孟子首先赞扬世子遵守孝道符合儒家之礼。接着又说自己虽然没有专门学过诸侯的礼节，但也听说过:上自天子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守丧三年，穿粗布做的孝服，喝稀粥;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然友回来复命，滕弘决定按孟子所说行事。但当时滕国的老百姓和官吏都不同意滕弘的决定。他们认为，由于丧礼久废,现在一反常态，于先例不合，是对祖先的不尊重，不应该实行。滕弘一时没有了主意，“恐其不能尽于大事”，于是再派其师然友向孟子请教。孟子告诉世子，儒家非常重视“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原则，要求他亲自带头去做，并提醒他“三年之丧”的决定能否执行，完全取决于世子本人。
世子心领神会，于是在丧庐中住了5个月（为父亲守丧）, 这期间没有颁布过任何命令和禁令。大小百官和同族人对世子的行为都非常满意，“可谓日知”，懂得礼仪。等到下葬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他悲伤的面容和悲痛的哭泣，让“吊者大恸”，大家都认为世子做得非常好。
春秋战国是“礼坏乐崩”、社会变革非常剧烈的特殊历史时期，礼制受到很大冲击。滕弘能够借为父治丧的时机，恢复废止已久的丧礼，是一个适时的变革，迈出了滕国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治丧事件，滕弘在滕国大众以及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威信，并且形成了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务实作风，为此后滕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滕文公说，由于自己国家非常小，即使“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仍然会受大国的压迫，很难有自己的发展余地。孟子首先给他讲了一个“古公迁岐”的例子，指出“‘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要求滕文公要树立信心，不要依靠任何大国，只要施行仁政，就能使国家富强，在诸侯国中立于不败之地。孟子告诉滕文公:要治理国家，关心老百姓是非常重要的。施行仁政，就要使老百姓“有恒产”有恒心,他们才可能有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否则的话，他们就要为一己之私“放僻邪侈”而违法犯罪，等到“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因而“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要施行仁政，统治者就要“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政府就不能与民争利，要让利与民。同时“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要推行“助”法，以促进公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使民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的悲苦境地。为了施行仁政，还要设立“庠序学校”来对百姓进行教化。让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滕国施行仁政,就可能惠及天下啦！滕文公在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指导下，实行“法先王”、“施仁政”、“行井田”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他在国内大力推行 “井田贡助”(借民力助耕公田的一种劳役租赋制度）、“庠序” (乡农之学)、“学校”(士子之学)之法。使民有恒产为世禄而有恒心，并以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再以庠序、学校、明人伦相为表里，使人居正业，得以时教。风尚忠孝廉节，因念礼乐兵农，于是，道不变，法亦不敝，刑律无措。善政之举不久大振，时称文公是“滕行圣人之道”的“贤君”。慕名来滕者络绎不绝。楚国的许行是研究神农学说的学者，他慕名带领10个徒弟来到滕国。文公答应了他们来滕定居的要求，分给了房舍，使远来的客人定居下来。许行等人穿着粗布衣裳，靠着编麻鞋、草鞋和织席为生计，把南方楚国技术带到这里，百姓得到了实惠，同时也推动了滕国经济的发展。宋国名人陈相的徒弟陈良,也和弟弟陈辛一起背着农具，东来滕国安家落户。他们对文公说:“闻圣君行圣人之政，是‘圣人’也，愿为圣人之氓。”从此，滕国人丁大增，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迅速，成为强国富民之邦，谱写了滕国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滕文公是滕国历史上卓有贡献的名君,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小国成功的典范。他还是自孔子以来，所推崇的“仁”及 “仁政”儒家政治思想的践行者。人们对滕文公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把他作为一位贤君铭记在心。时至今日，滕文公仍然是滕地的骄傲。滕州市在滕国故城附近建有文公台，并有滕文公祠;以“善国”命名的路、门、村、园等，现在还有不少。这是现代人依然怀念滕文公的见证。
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袭其父田婴的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称薛公，号孟尝君。他的父亲“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兄弟。田婴在齐威王时，随父驾前任职，经常带兵出征。在宣王时期也建有卓越的功勋。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在与魏国的“马陵之战”中取得大捷。田婴在诸侯争霸中极力维护齐国的地位。宣王七年，田婴出使韩、魏，经过一番经营，使韩、魏两国“服于齐”。又“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史记•孟尝君列传》)。宣王八年，“复与梁惠王会甄”。田婴的活动使得齐国在众诸侯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宣王九年(公元前311年），田婴被任命为齐相国，自此后在任11年之久。湣王三年（公元前298年），田婴被封于薛地，挣得了一片疆土。
孟尝君自幼机敏过人，因而逐渐受到其父田婴的信用。田文是田婴的40多个儿子之一，因为“贱妾”所生，且“五月五曰生”(《史记•孟尝君列传》),田婴决定放弃田文勿举也”（当时风俗认为五月五日所生之子，会妨害父母)。可是母亲却偷偷地将田文抚养大了。田婴非常生气地斥责了文母。田文趁机向其父磕了个头，问为什么不让养五月初五生的孩子。田婴的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又问人的降生，是由天决定的，还是由门户决定的，问得田婴哑口无言。田文乘机告诉父亲:“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田婴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只得对儿子说:“子休矣”(《史记•孟尝君列传》)。父子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交锋，田文就取得了胜利。其父虽然没有放弃对他的偏见，但文的机敏，自然给其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又过了很长时间，田文趁其父闲暇时首先婉转地问道:“子之子为何? ”父回答说:“为孙。”又问:“孙之孙为何? ”再答:“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回答说:“不能知也。”田文接着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曰损，文窃怪之。”田文以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告诫父亲，作为国家的重臣，要以国家事业为重，而不要仅仅顾念一己之私。田婴听完这番话，幡然动容，尽弃前嫌，非常厚爱田文。于是“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派他主持家事，接待宾客。在儿子田文的主持之下，田婴门下“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各诸侯国君“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史记•孟尝君列传》）。田婴最后立田文为太子。田婴死后，田文袭其父在薛地的封爵。
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而名闻天下。孟尝君善于用人，广招贤士，门下“客无所择”，“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善遇之。为了最大限度的招揽人才，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人才济济。孟尝君对门下食客及其家庭体贴人微，每每“问亲戚居处”，而后 “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史记.孟尝君列传》)。为了礼贤下士，孟尝君与门下食客吃一样的饭食。一次，一位食客误以为孟尝君吃的饭比他们的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羞渐难当，以自刎向孟尝君谢罪。孟尝君因而更得人心。“士以此多归孟尝君”，人人都把孟尝君当作“亲己' 孟尝君对食客的厚遇，不仅解除了门客们的后顾之忧，更让他们感恩、感动至极，因而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够挺身而出，拼死报效孟尝君。这些人是孟尝君最为宝贵的财富，既可以在危急时刻救他性命，又能审时度势，倾心为孟尝君出谋划策，他们是孟尝君得以活跃于战国时期政治舞台的重要倚仗。其中最有名的是冯谖的故事。
冯谖以怪人面目出现，孟尝君三番五次地满足他而不嫌弃他。在后来的薛国买义、狡兔三窟、出使秦国等一系列事件中，冯谖为孟尝君立下汗马功劳。这不能不说与孟尝君平时的善于待人、广交朋友有密切关系。
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两次派人到齐邀请之。第一次因为著名门客苏代的劝止，没有成行。第二次才到了秦国，秦昭王立即任命孟尝君为相国。后来，由于昭王听信了臣下的谗言，担心孟尝君“必先齐而后秦”，会危及到秦国的社稷安全。于是，罢免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并把他囚禁起来，图谋杀掉。危急之中，孟尝君派人向秦昭王的宠妾求救。该妾答应以孟尝君带来的“狐白裘”作为救人的交换条件。但那件“狐白裘，’早就献给秦昭王了。这时，一位“能为狗盗”的下等门客对孟尝君说:“臣能得狐白裘”。是夜，“为狗盗”者潜入秦国的宫藏中，偷得那件“狐白裘”,把它献给了秦王宠妾。该宠妾便向秦昭王美言，释放了孟尝君。获释后，他立即乘快车逃走，更换了出境证件，改了姓名逃出城关。夜半时分，到了函谷关。按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害怕久等秦兵会追上来，焦急万分。又有一位 “能为鸡鸣”的下等门客，及时学鸡叫，引得众鸡“齐鸣”(《史记• 孟尝君列传》)，他们才趁初逃出函谷关，使秦国追兵无功而返。
孟尝君礼待门客不分三六九等，当初把此“鸡鸣”、“狗盗” 之徒也收于门下，以致其他门客都以与此二人同列为耻。现在才理解孟尝君的良苦用心。这是孟尝君好客养士的真实回报，也是其最终目的所在。孟尝君担任齐国的相国时，有一次派他的一位魏姓门客到封邑去收租税，三次往返，结果“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回答道:“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一怒之下赶走了这位魏姓门客。几年以后,有人低毁孟尝君要作乱犯上。田甲劫持潛王事件发生后，齐湣王便猜疑是孟尝君策划的。为避免殃祸，孟尝君出逃了。曾经得到孟尝君魏姓门客赠粮的那位贤人，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给齐湣王申明孟尝君不会作乱，并请求以自己的生命作保，于是在宫殿门口刎颈自杀，以此证明孟尝君的清白。“湣王乃惊”，进而追查实情，证明“孟尝君果无反谋”,便召回了孟尝君。他在躲过了杀身之祸后，回想那位被他赶走的魏姓门客，感慨万千。
在所有的门客中，苏代是辅佐孟尝君政治事业的典型代表。苏代多谋善辩，多次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前面提到，秦昭王曾经请孟尝君到秦国做官。准备赴秦时，苏代劝他说，秦是虎狼之国，不讲信义，如果去，等于自投罗网，劝阻了孟尝君的第一次秦国之行。后来孟尝君到齐国做宰相，想联合韩国、魏国从西周借兵借粮，攻打秦国。苏代得知后，马上劝阻道:齐、韩、魏联合攻秦，如果灭掉了秦，韩、魏则西无秦患，南无楚忧; 而齐国却有可能受到韩、魏的攻击。不如暗中告诉秦王，齐不打算破秦以强韩、魏;请秦王让楚王割楚东地给齐国，秦国也放出楚怀王。这样，秦国可免遭三国攻击，必然高兴;楚怀王回去后必然感谢齐国;齐国得到楚东土地会更加富强;薛国世代也就无忧患。而强大的秦国雄踞三晋之西，三晋为免遭强秦的攻击，只有依赖齐国;另外，不打秦国也就不需到周王那里借兵借粮。这样一举数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孟尝君听后十分高兴，遂依苏代计谋而行，避免了一场大的战争，又使齐国获得了好处。后来，孟尝君失势，秦国的吕礼入齐为相。苏代又与孟尝君谋划:吕礼为相后，齐国与秦国联合，就没有你的地位，你赶快劝说秦、赵、魏三国联合，造成齐秦两国不和，吕礼就不会受重用，你就会重新“出山”。孟尝君按照苏代之计行事，果然达到了目的。苏代在孟尝君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薛国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孟尝君的“好客养士”，使他得以在风云激变的社会大潮中，仰仗所养之士，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开拓自己的事业。
孟尝君任齐国相国期间，为齐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齐湣王随着自己霸业的发展，便骄傲起釆，特别是灭掉宋国后，更不把孟尝君放在眼里，并打算除掉他。孟尝君很害怕，就逃到了魏国，被魏昭王任为相国。孟尝君再次以其政治才能，举魏国之力联合秦国、赵国，帮助燕国，攻打并战败了齐国。齐湣王逃到莒(今山东莒县)，死在了那里。自此，齐国受到沉重打击，使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格局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孟尝君死后,发生了诸子争立事件，国势日衰。后来，魏、齐两国联合，灭掉了薛国。薛国故城，至今有迹可寻，故城东北有田文墓。
冯谖冯援，战国时齐人，是薛国(今滕州市东南)国君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之一。为战国时期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孟尝君“好客养士”、“好善乐施”,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怪人面目出现。为了试探孟尝君的胸怀和眼光,起初曾三番五次地向孟尝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孟尝君无一例外的都满足他，而从来不嫌弃。当他发现孟尝君是一个不势利、非常大度、值得为他出谋划策的领袖时，毅然决定竭尽全力以事孟尝君。通过“薛国市义”、营造“三窟” 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先前，冯谖因穷困潦倒，无以维持生计，便托人请求孟尝君，表示意愿在他的门下寄居为食客。孟尝君问他有什么爱好？回答说没有什么爱好。又问他有什么才能？回答说也没有什么才能。孟尝君听后笑了笑，但还是接受了他(《史记•孟尝君列传》，下同)。旁边的人因看到孟尝君看不起冯谖，就供给他粗劣的饭菜。按照孟尝君的待客惯例，门客按能力分为三等:上客吃饭有鱼，外出乘车;中客吃饭有鱼，外出无车;下客饭菜粗劣，外出自便。
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要求改善待遇。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的人都取笑他，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给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冯援于是乘坐他的车，高举着他的剑，去拜访他的朋友，十分高兴地说:“孟尝君客我。”此后不久,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此时，左右都开始厌恶冯谖，认为他贪得无厌。而孟尝君听说此事后,想到冯谖有个老母亲。于是“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这使冯谖深受感动，决心不再向孟尝君索取，一心一意地等待为孟尝君效力的机会。
过了一年的时间，冯谖什么话也没再说。而此时，孟尝君正在做齐国的相国，在薛地被封万户食邑。由于门下养有三千多食客，封邑的收入不够奉养食客，于是派人到薛地放债收息以补不足。但是放债一年多了，还没收回息钱，门下食客的奉养将无着落。于是孟尝君想在食客中挑选一位能为他收取息钱的人。有人推荐冯谖，孟尝君把他请来，说想请您帮助去收取息钱。冯援爽快地答应了。他备好车辆，整理行装,装置着契约，准备去薛邑收债。冯谖在辞别孟尝君时问道:“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战国策.齐策》)冯谖驱车到了薛地，派官吏召集应该还债的人，讨还息钱。结果得息钱十万，但尚有多数债户交纳不起。冯谖便用所得息钱置酒买牛，召集能够偿还息钱和不能偿还息钱的人，都来验对债券。债户到齐后，冯谖一面劝大家饮酒，从旁观察债户贫富情况;一面让大家拿出债券如前次一样验对。凡有能力偿还息钱的,当场订立还期，对无力偿还息钱的，冯谖即收回债券，并假传孟尝君的命令，为无力还款的老百姓免去了债务,“因烧其券”(《战国策•齐策》)。冯谖说:“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于是，“坐者皆起，再拜”(《史记•孟尝君列传》)，“民称万岁”(《战国策•齐策》)。这样，冯谖就在薛地百姓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君的种子，换得民心，功德无量。
冯谖办完事后，立即赶了回去。孟尝君听到冯谖烧毁契据的消息，十分恼怒,派人召他回话。冯谖刚一到，孟尝君就责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冯谖说，您有了个小小的薛邑，不把那里的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加以抚爱，却用商贾手段向他们敛取利息，我认为不妥;就假托您的旨义，把债赏赐给那些无力偿还的百姓，“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听后虽然心里不快，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挥挥手说:“诺，先生休矣!”(《战国策•齐策》）又过了一年，有人在齐湣王面前诋毁孟尝君。湣王便以 “寡人不敢把先王的臣当作自己的臣”为借口，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罢相后返回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他。此时孟尝君方知冯谖焚券买义收德的用意，感慨地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曰见之!”(《战国策•齐策》）出于孟尝君政治地位还不巩固的考虑，冯谖对孟尝君进言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并且说愿意“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便给他五十辆车、五百斤金去游说魏国。冯谖西入大梁，对魏惠王说，齐国之所以能称雄于天下，都是孟尝君辅佐的功劳。今齐王听信谗言，把他放逐到诸侯国去了,孟尝君必然对齐王不满。孟尝君的治国谋略和才能是世人皆知的，先生若能接他来魏国，在他的辅佐下，定能国富而兵强。惠王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一听这话，喜出望外。立即空出相位，让原来的相国做上将军，派出使节，以千斤黄金、百乘马车,去聘孟尝君。冯谖先于魏国使臣赶回薛地，告诫孟尝君说:“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结果,魏国使者接连跑了三趟，可孟尝君坚决推辞不就。冯谖诱使魏惠王器重并竞争孟尝君,从而引起了齐王的高度重视，抬升了孟尝君的价值。
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连忙派遣太傅带“黄金千金、文车二删、服剑一、封书”等物，非常隆重地向孟尝君谢罪，请孟尝君要“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劝孟尝君趁机索取先王的祭器，“立宗庙于薛”。等齐国的宗庙在薛地落成后，冯谖向孟尝君报告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战国策•齐策》）自从齐湣王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门下食客多离他而去。孟尝君恢复相位后，冯谖策马前去迎接，其他门客都未到。孟尝君感慨地对冯谖说，自己一生好客，对待客人从来不敢有所闪失，而他们见我被罢官，却都离我而去了。今仰赖冯谖先生得以恢复相位，门客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呢？我如果再见到他tfp，“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听了忙下马向孟尝君叩头。孟尝君急下马制止，问他是否是替其他的门客谢罪。冯谖说，不是，而是为“君之言失”。他说，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像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死亡一样，这是一种必然规律;“富贵多士，贫践寡友”，这也是一种规律。赶集上市的人，清晨时都急急地赶往集市;但到日落时，人们就是经过集市，也只是甩着膀子走过去，看也不看一眼。他们不是爱好清晨，厌恶傍晚，而是因为傍晚时分，希望得到的东西，在那儿已经没有了。您失去相位，宾客自然都离去了，您不应该因此埋怨士人，希望孟尝君能够“遇客如故”。孟尝君非常感激冯援的提醒，于是再次拜谢并接受了冯谖的建议，“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史记•孟尝君列传》)。
冯援有超人的智慧，极具战略眼光。他抱着对孟尝君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为孟尝君政治地位的稳定出谋划策。在孟尝君做齐国相国的几十年时间里，“无纤介之祸”(《战国策•齐策》)，这是与冯谖的精心谋划分不开的。
毛遂“毛遂自荐”的故事流传很广,毛遂的故里就在枣庄。他是战国时期“薛(今滕州市东南)人也，卒后葬于薛”(《滕县志》)。毛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满腹经纟仑，文韬武略，抱负远大。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便周游列国。后听说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好客养士，便投在他门下做食客。平原君赵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的同母弟。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封平原君，封邑在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北)。他曾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养士数千人。毛遂在他门下做了3年食客，一直默默无闻。后因追随平原君 “说楚联赵抗秦”而被世人瞩目。
战国时期的秦国，借助公元前356年至350年间推行的大规模的变法运动,逐渐强大起来，并连年大肆扩张，给其他各国造成很大威胁。为了抵抗强秦的进攻，被秦威胁的各国开展了 “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活动，试图用众国的力量，来阻止秦国的扩张。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是秦国的重要对手，也是被兼并的对象之一。秦昭王四十七年(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发生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国利用反间之计大败赵国，坑杀赵国降卒40余万，使得赵国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形势异常紧急。次年(公元前259年），秦军再度挥师东进，将赵国都城耶郸团团包围，企图一举灭掉赵国，赵国君臣为之震动。
赵孝成王为了抵抗强秦,急忙派平原君为使臣，到楚国去求援，要“合纵于楚”(《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联合抗秦，以救赵国被围之急。当时“诸侯皆畏秦”，楚国两年前刚刚败于秦国，必然有所顾虑。因而楚国能不能发兵来救赵，赵国上下没有任何把握。但楚国的出兵与否，关系到赵国的生死存亡。为了赵国的安危，平原君此行志在必得，“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为此,选择随从人员时就特别谨慎，要选文武双全的二十名亲信。可是，平原君在门客中挑来选去,“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这时，毛遂自告奋勇地走向前去，“自荐于平原君”。他告诉平原君，听说您将和楚国商谈合纵，商定带门下之士二十人同行,如今还少一人，希望您就用我毛遂，凑足名额出发吧。平原君对毛遂没有任何印象，便问他来门下做食客有几年啦。毛遂回答已经三年。平原君接着s 用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一个贤士生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装' 在袋子里，锥尖立刻会显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我身边的人没有称颂过你，我也没听说你有什么才能，你还是留下吧。毛遂回答说:我今天才请求您装在袋子里。如果我毛遂早一点能装在袋子里，便会“脱颖而出，非特其未见而已”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看到毛遂伶牙俐齿，加之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便勉强答应了。其他十九个人偷偷地交换目光，讥笑毛遂，但毛遂并不介意，只管跟着平原君前往楚国。毛遂一路上不断与他们议论交谈，等到了楚国，对于毛遂的才能和论点“十九人皆服”。
到了楚国后，平原君首先出面与楚王商议合纵的事，二十名食客侍立在外听候吩咐。平原君苦口婆心地以利害劝说楚王。但是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大伙都非常着急，于是十九人公推毛遂上去助一臂之力。毛遂不敢怠慢，手按剑柄一步不停地登上层层台阶，来到大殿。他很有信心地问平原君说:“纵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纵，曰中不决，何也?”楚王看到有人闯进来，并且出言不逊，非常不高兴，便问这是什么人。平原君说是自己的门客。楚王更不耐烦了，马上呵斥道:为什么还不退下！我是在和你主人谈话，你是干什么的！毛遂毫无惧色，手按剑柄逼上前去说道:大王您所以敢呵斥我毛遂，无非倚仗楚国人多<5现在你我相距不过十步，您无法倚仗楚国人多了，您的性命就操在我毛遂手里。我的主人就在面前，你呵斥我做什么？再者，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之地，最终统治天下;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而使诸侯称臣。不是因为他们士卒众多，而是因为他们“能据其势而奋其威”。现在楚国地广袤五千里,持戟战士百万，这是称霸争王的好资本。以楚国的强大，天下无法抵挡。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鄙贱的家伙，领了几万人，兴兵来和楚国交战，一战而攻下鄢、郢，再战而烧了夷陵，三战而羞辱大王的祖先。这是百世不解的怨仇，连我们赵国也感到羞耻，而大王您却不知羞。“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王被说得面红耳赤，连声说:对，对，确实像先生所说的，“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连忙问楚王，合纵的盟约能定下来吗？楚王说••完全可以定下来。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手捧铜盘，跪着进献给楚王，说道:“王当歃血而定纵，次者吾君，再次者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于是，在殿上当场与楚王定下合纵之盟约。平原君完成与楚国的合纵使命之后，急忙返回赵国。
在赵国君臣的努力下，楚国派春申君领兵赴赵救援，魏国信陵君也假传魏王之命，夺了晋鄙的军权前往救赵。平原君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由李同率领，使“秦军为之却三十里”。等楚魏援军赶到，三国军队内外夹攻，使秦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去，解除了赵国之危。
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挽救赵国于危亡之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平原君非常惭愧，他说:我赵胜不敢再观察评价士人了。我观察评价过的士人，多说有千人，少说也数以百计，自以为不会漏过一个天下难得的人才。可现在竟在毛先生身上看漏了。毛先生一到楚国，“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先生以三寸之舌,胜过百万大军。为了表示对毛遂的重视，便把他列为上客。
毛遂死后，葬在薛地，其墓在今滕州市官桥镇。墓址原在官桥火车站票房处。宣统元年(1910年)十一月修建津浦铁路时，迁往道西今址。明代和民国初年立有墓碑文革”中被毁。1991年、1992年、1998年，当地政府对毛遂墓进行了修缮。
荀子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其学术活动的时间，大致为公元前298至公元前238年。早年游学齐国稷下学宫，中年的大部分时间在稷下学宫任教。其间访问过秦国，居留过赵国，后到楚国，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罢官，荀子便在兰陵安家，死后“葬于兰陵” (《史记•荀卿列传》)。
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割据局面行将结束，“统一”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相一致，思想学术的发展也出现了融合的趋向。荀况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集诸子百家之大成，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理论做了批判性的总结和继承。他是一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自成体系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现存《荀子》32篇，是荀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述,内容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
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之一的孙氏之儒的创始人。曾师从根牟子、虞卿等儒学大师，因而儒学根底深厚。荀子曾三次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因学识渊博，在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史记•荀卿列传》)，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稷下学宫的发展,对稷下学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稷下学宫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各家学派并存，使得荀子有可能向各家学习。荀子身体力行，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为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荀子热衷于政治，希望当权者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多遭到冷遇。于是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其游踪遍及赵、燕、齐、楚、秦等国，极其广泛地接触并研究了各个政派与学派的理论与著述，这也是他后来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
荀子的自然观，继承了“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论点。他肯定“天”完全是自然的天，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从这个自然之“天”出发，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荀子的“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强有力的否定和批判。荀子在明确地把人与自然分开的同时，又强调人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指出:“大天而思之，孰物莆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这是说，人如果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做到 “天地官而万物役”，使天地万物为人类服务。这与黄老道家和先秦各家的思想相比，都显出荀子的思想富有生气、充满活力, 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其重要价值在于强调主体(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把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思想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强调要区别地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第一次明确指出认识的对象是客体。他强调“缘天官”(根据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征知”(理性分析)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何谓天官？他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荀子•天论》)人为什么会产生认识呢？荀子指出:人的认识开始于“缘天官”和“天官之意物”(《荀子•正名》)。所谓“意物”，是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而对事物产生的意象。不同的天官接触不同的事物，“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 以口异。”(《荀子•正名》)“耳、鼻、目、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荀子•君道》)。但是，他认为这样产生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有时会受到各种“冥蔽”，因而必须做“解蔽”的工作。如何 “解蔽”呢？荀子的答案是:“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荀子•解蔽》)也就是说，运用思维(心)把天官接受来的各种意象进行归类分析，得出类似理性的认识;不能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要对事物做出客观权衡后，再予以取舍。何谓“征知”？在认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心”主神明功能。“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古人以“心”为思维器官，“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荀子. 解蔽》)。因而荀子认为，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荀子•天论》）,即正确发挥“感官”与“思维”的作用。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趋利避害的，“生而有好利焉”。人们为了争夺利益而“辞让亡焉”。人生来就有忌妒和好恶之心，因而“残贼生而忠信亡焉”；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喜好声色，因而“注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这就是人性之“恶”。荀子在对人的考察中，不仅仅看到人性之“恶”，还看到了人之能“伪”，即人为的努力。他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圣人能“伪”。如果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通过后天的“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导)”，性恶之人也可以向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化性起伪”。人之所以有礼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是因为君主或圣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的结果。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力图通过性恶论，说明建立封建法制和对人民进行教化的必要性。
荀子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应以培养大儒为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的“贤能之士”。他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俗儒这类人，只有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对《诗》、《书》等经典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虽然在有些问题面前拙于对策,却能承认无知，光明坦荡，能使“千乘之国安”;而大儒是最理想的人才，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要成为大儒，就得“学不可以已”。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孰必困。”(《荀子•儒效篇》)也就是说，学习又是一个由“闻、见、知、行等阶段构成的渐进过程”，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就必然会陷人“谬”、“妄”、“困”的境地。闻见仅是学习的起点和知识的来源，只有“知通统类”，即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方可成为大儒。“行”是学习的最高阶段。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在他看来，由“学”、“思”得来的知识，是否切实可靠，惟有通过“行'才能得到验证;也就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所学、所思正确与否。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荀况对教育的功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他又指出:“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 ”(《荀子•儒效篇》)。他认为, 只要有学习和教育，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改变他自己。荀子同时强调，环境对人的改造作用。东西南北各地的儿童，出生时啼哭声没有什么差异,但等到他们长大成人，生活习性却大相径庭,就是环境作用的结果。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
荀子非常重视和尊重教师。他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可见，在荀子眼里，教师乃治国之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教师也在参与治理国家。他说: “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 ……”(《荀子•儒效篇》)。也就是说，没有师长的教导，人就会加重本性的放纵;有了师长的教导，就能不断积善改变自己。由此荀子推论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这里，他将国家的兴亡与尊师重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发人深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荀子十分强调教师的尊严。他认为，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教师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师云亦云”，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者，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荀子•大略》)。教师是礼义的化身，必须绝对服从。绝不容许有人背叛、怀疑、非议教师，否则人人都要唾弃他，还要受到刑法的处罚。荀子在这里固然把教师的权威绝对化了，但其中蕴含的尊敬师长的主张，在今天不无现实意义。
对于教师，荀子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这表明教师除了要具有渊博的学识外，还应该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信仰;有讲授儒家经典的能力，能够根据教材的内在逻辑讲解，有条理而不凌乱;能钻研和精通教材，并且善于阐发微言大义，而不仅仅是记问之学。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调和儒法两大学派，“隆礼重法”。他指出“礼”与“法”的关系是:“礼者，法之大分”(《荀子•劝学》)。“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二者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荀子强调做为人君，要“隆礼尊贤”才能称王，必须做到 “重法爱民”才能称霸天下(《荀子•大略》)。“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荀子•君道》。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等级制度的愿望在理论上的反映。
总之，荀子对先秦的思想文化做了综合的批判性的总结与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格局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他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的重要著述都是在定居于兰陵后完成的。
荀子去世后，被安葬于古兰陵。墓地在今枣庄市峄城东约25公里的兰陵镇南郊。在今峄城北5公里处的十里泉边有 “荀子祠堂”。荀子墓历代多有重修。进入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政府又对其重新修缮，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叔孙通叔孙通，原名何，号稷嗣君,薛县人(今山东滕州市东南)。生年不详，卒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他是战国时期名噪一时的儒家孔鲋(字子鱼)的学生，精通儒学。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孔纟付拒不仕秦，但愁恿叔孙通到秦都咸阳求官。叔孙通来到咸阳“以文学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与李斯“俱宦于秦”。但由于秦始皇崇尚法家之学，因此“贤李斯”，而“消叔孙”(《汉书•楚元王传》)，只做了一个“待诏博士”(《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自此始登仕途，由于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曾先后“事十主”,被其师赞誉为“学儒学而知权变”。后来，官至西汉太子太傅等职,成为西汉初年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秦始皇死后，叔孙通留事二世。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残暴的统治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克大泽乡 (今安徽宿县西寺坡乡刘村集)接着又攻占了秦的交通要道陈 (河南淮阳），对秦王朝构成严重威胁。消息传到秦宫，二世急忙召博士、诸生前来商议办法。博士们均主张残酷镇压，只有精明的叔孙通能够洞悉二世的昏庸，深知他粉饰太平的心理，他告诉二世:“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结果，“务正学以言”的博士诸生们，非但没有赢得二世的欣k，反而被二世以“言反”、“言盗”为借口，“下吏”治罪或罢免官职。而把处在濒临土崩瓦解边缘的秦王朝描绘为一派升平祥和景象的叔孙通，却意外地博得了二世的极大欢心，由待诏博士升迁为博士，还获得“帛十二匹，衣一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赏赐。但从事后叔孙通 “我几不脱于虎口”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看透了秦王朝将亡的趋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便弃官偷偷地逃回了故乡薛地。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项梁军占据了薛地，叔孙通便委身于项梁麾下做了一名谋士。同年九月，项梁战死，叔孙通即附楚怀王。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秦灭亡，他投身于项羽做了幕僚，居彭城(今江苏徐州）。次年，刘邦击败项羽攻占了彭城，叔孙通又归附刘邦。此后刘邦败走仍紧随之。此时正是楚汉相争之时，叔孙通应刘邦之需，向他推荐了大批人才，独不推荐自己的弟子,引得追随他的众多弟子非常不满。叔孙通便向他们解释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众儒生不能冲锋陷阵，所需要的是“斩将搴旗之士”，因而暂时不推荐他们。不久，叔孙通“因竞从汉”,拜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消灭了项氏政治集团，称帝于定陶。刘邦称帝后，就把秦朝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了，只是拟定了一些简单易行的规矩。过去跟随刘邦鞍前马后征战的人现在都成了大臣。他们称兄道弟惯了,刘邦称帝后，他们仍像过去那样，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喝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削庭中立柱，这让刘邦感到很头痛。叔孙通看透了皇帝愈来愈讨厌这类事，于是向刘邦建言，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一起制定朝廷上的礼仪，得到刘邦的同意。于是叔孙通奉命征召了三十多人，加上皇帝左右有学问的侍从以及叔孙通的弟子共一百多人，在都城郊外演练礼仪。一个多月后，叔孙通便请皇帝来视察。皇帝感到相当满意，就命令群臣都来学习。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朝廷第一次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长乐宫举行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朝拜皇帝的隆重大典。按照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在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引导着诸侯群臣、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摆设着各种兵器，树立着各式旗帜。谒者传呼“小步快走”，于是所有官员各入其位，大殿下面郎中官员站在台阶两侧，台阶上有几百人之多。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向东;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大行令安排的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地传呼。然后皇帝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百官举起旗巾只传呼警备，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最后监察官员执行礼仪法规，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把他们带走。整个朝拜大典非常隆重肃穆，让刘邦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严。事后他非常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于是授给叔孙通太常的官职，并赏赐黄金五百斤。叔孙通趁着皇帝高兴乘机进言，推荐自己的弟子做官，刘邦自然不会拒绝，让他们都做了郎官。叔孙通出宫后，把皇帝赏赐的五百斤黄金，都分赠给各个儒生了。众儒生都高兴地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汉九年(公元前198后)，刘邦调叔孙通任太子太傅。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由于宠爱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便打算让如意代替太子。叔孙通向皇帝进谏规劝说:“……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削污地。”由于叔孙通等人的坚持，刘邦只得说:“吾听公言”。等到皇帝设置酒宴款待宾客时，看到张良招来的四位年长高士都随从太子进宫拜见，“乃遂无易太子志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刘盈保住了太子地位，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太子废立之争有了个结果。叔孙通固然不能独揽其功，但从维护汉初安定统一的大局来看，叔孙通力保刘盈的太子地位，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在这场争宠夺嫡的斗争中，他极力维护刘盈的太子地位，因而成了吕后(雉)的恩人和刘盈的心腹重臣，叔孙通自然就牢牢稳住了自己在上层统治中的地位。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刘邦溘然长逝。五月，太子刘盈“袭号为帝”,为汉惠帝。惠帝对叔孙通说:“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于是晋升叔孙通为太常，负责制定宗庙的仪礼法规。此后又陆续地制定了汉朝诸多仪礼制度，这些都是叔孙通任太常时论定著录下来的。
叔孙通作为一代儒生，“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知晓进退，与时变化,善于抓住时机，因势利导，推陈出新，成功地走上汉初的政坛并站稳脚跟。他对汉王朝忠心不二，在汉初负责创制朝仪、宗庙礼乐和诸仪法，对于建立和巩固汉初统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叔孙通为儒学在汉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儒学的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史记• 刘敬叔孙通列传》）匡衡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今山东枣庄)。他是西汉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位居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汉书•匡张孔马传》，下同，不注)。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被控以“专地盗土”之罪而免官。
匡衡由于“父世农夫”，幼年时家道贫穷。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佣作以供资用'虽然匡家世代为农，但“至衡好学'当时家贫买不起更多的书，匡衡就去同乡一位富翁家中做工。这家人藏书很多，匡衡为他做工不收工钱。富翁很奇怪，就问为什么,匡衡说只希拏富翁能把家中的书借给他读，就心满意足了。富翁被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匡衡更加努力地读书。年幼的匡衡虽然勤奋，但家贫“而无烛”，晚上就没有办法读书，“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匡衡依靠顽强的毅力，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成为一代名儒、经学大师，对儒家经典见解颇深，善于解经。时人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的说法。
长大成人后,匡衡进京赴试，“除为太常掌故”，后“调补平原文学”。鉴于匡衡的才华,当时京城里一些学者“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极力称赞匡氏，希望能任“文学，就官京师”。也有人羡慕匡衡才学，表示愿意跟随前往平原郡就任。时任太子太傅的兰陵人萧望之、少府梁丘贺亲自召见，考问匡衡学识，“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萧望之遂启奏汉宣帝谓之:“经学精习，说有师道”，极力推荐，“可观览”。但汉宣帝“不甚用儒”，没有接受建议。而当时作为皇太子的刘奭，对匡衡却颇有认同感，“私善之”。这就为元帝(刘奭)掌权后，匡衡的仕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龙元年(公元前48年），汉宣帝驾崩，刘奭登上皇帝位，即为汉元帝。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任尚书，前将军萧望之为副。史、萧二人矛盾重重。史高为了笼络人才，并“显示众庶，名流于世”，取得对萧望之斗争的胜利，先“辟衡为议曹史”，接着又向元帝举荐。鉴于过去对E衡的了解，“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接连晋升。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有日蚀地震之变”，灾害严重。元帝深感震惊和忧虑，于是向群臣问以政治上的得失。时任 “给事中”的匡衡，纵观全局，深思熟虑，直言上谏，向元帝呈上一道“上政治得失疏”的奏折。他说:“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匡衡引圣人之言、经学典籍，委婉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吏民触法抵禁”、“贪财残义”、“纲纪失序”等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缩减宫廷开支，提倡节省、反对浪费;调整制度，修改章程，近忠良，远奸臣;废除靡靡之音，提倡雅颂经书;选拔人才，广开言路，起用贤良之士;还退刻薄官吏，宣扬廉洁奉公，吸取上一代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治国方略，最后使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元帝看了匡衡的奏疏以后，非常满意，即“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为官勤政为民，“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传经以对，言多法义。”博得了元帝信任，后晋升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再迁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至此匡衡成为百官之长，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登上为官之顶峰。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死，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成帝性情放荡，荒淫无度。作为三朝元老的丞相匡衡，又向成帝上了一道“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贝f的奏疏，奉劝刘骜只有慎重看待过去得失盛衰的教训，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遵守经学的倡导，做一个有德之君;不要沉醉于后宫花天酒地、淫乐无度的生活中。他说:“陛下乘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虽然“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但“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刘骜“敬纳其言”，准其所奏。不久，“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使朝政明显改观。
后来，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无大臣辅政之义……罪至不道。”由此，匡衡“惭惧”，多次要求辞职，均被汉成帝挽留。
再后来，匡衡儿子昌“因醉杀人”，匡衡也受到牵连，“曾免冠徒跣待罪”。不久，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弹劾匡衡 “专地盗土”。匡衡的封地在临淮郡僮县(今安徽省泗洪县西北),计3100顷，因标图不清而实得3500顷。后来查明，仍属匡衡收租。司隶校尉等人抓住把柄不放,认为匡衡以权谋私、违背法制、不合春秋之义。最后匡衡保全了性命“竟坐免”，遂被贬为庶人。匡衡返回故里，不几年，便死于家中，被安葬在今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匡谈村北的丛林中。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峄县知县张玉树重修匡衡墓，并立碑一块。
新中国成立后，匡衡墓作为地方名胜古迹，得到重点保护。1980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疏广疏受枣庄东南的峨山镇萝藤村，古时名叫“二疏城”。村头有座土台子，俗称“散金台”。传说是西汉年间，疏广、疏受叔侄俩，辞官归里给乡亲们散金的地方。至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二疏”功遂身退、疏财济贫、而不给子孙留家财的故事。
疏广，字仲翁，生卒年不详，西汉东海兰陵人。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西汉著名经学大师孟卿，“明《春秋》”(《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下同，不注)。学成之后，便在家乡萝藤一带教授经学。由于疏广学识渊博、见解独到、阐释精辟，因而声名远播，求学者“自远方至”。桃李遍天下，在当地具有颇高的声望。
“征辟制”是汉代重要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征辟对象为各郡的贤士和才学突出者。鉴于疏广的学识和在当地的声望，宣帝时被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开始其仕途生涯。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四月，汉宣帝在大将军霍光死后亲理朝政。鉴于霍氏家族专权的教训，他将许皇后所生的儿子刘奭立为皇太子，选大臣丙吉任太子太傅，疏广为太子少傅。六月，丙吉迁为御史大夫，疏广徙为太子太傅，专门负责太子读书事宜。
疏受，字公子，为疏广“兄子”,在疏广授官后也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史载疏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一次汉宣帝临幸太子宫，疏受负责迎接圣驾，并为皇帝置办了酒宴。在酒宴上疏受为皇帝举杯祝福，言谈举止颇为“闲雅”，表现十分突出，宣帝“甚欢悦”。没过多久，在疏广被升迁为太子太傅的同时，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六月，疏受被宣帝拜为太子少傅。
皇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看到疏氏叔侄把持对太子的教育，不利于自己对太子的控制,便以太子年少为借口，向汉宣帝上书，要求派其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汉宣帝就这件事，来征求疏广的意见。疏广回答道:“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对疏广的回答，宣帝认为非常有道理善其言”。宣帝又把疏广的这番话，告诉了丞相魏相，魏相听后感觉非常惭愧，连忙向宣帝跪下谢罪说:“此非臣等所能及。”自此后，疏广更加受到皇帝的器重，并多次受到赏赐。疏广、疏受一起教授皇太子, 时刻不离太子身边，教育太子知书达理,并双双带领太子朝见宣帝。太子每次朝见时，都是太傅疏广在前引领，少傅疏受在后尾随。“叔侄并为师傅”，成为西汉朝廷上下的美谈，“以为荣”。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四月，皇太子年已十二，经过几年的学习,已熟悉《论语》、《孝经》等。疏广感到该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便对其侄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疏受听后，感觉言之有理，于是叔侄二人当即同时上书告病，移居宫外。三个月后，病假期满，汉宣帝召他们复职。叔侄二人又上书，称年迈多病，要求告老还乡。宣帝看到他们确实年事已高，“皆许之”。又赐给叔侄俩黄金二十斤，皇太子也赠两位老师黄金五十斤,作为对他们的奖赏和感谢。
在叔侄俩离开的那天，公卿大臣及亲朋故友同乡“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欢送“二疏”的车辆达数百辆。在道路两旁观看送别仪式的人，夸赞叔侄俩:“贤哉二大夫!”有的人还为他tl 的离开感到惋惜，“或叹息为之下泣”(《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疏广、疏受叔侄俩荣归故里后，将朝廷赏赐的黄金散发给贫困的乡邻。每天让家人摆设酒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资治通鉴•汉纪十七》)，这样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辈们按擦不住了,他们偷偷地找到疏广“所爱信”的昆弟老人，请他到疏广处说情，给子孙辈们留点家财置办产业。老人寻机转告疏广。疏广听后不以为然。他说:“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馀，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 ”对于叔侄俩的良苦用心，子孙辈们心悦诚服。
叔侄俩在家乡修身养性、安享晚年,因而得以高寿。在疏广、疏受相继去世后，族人、乡邻们敬仰他们的为人和学识，钦佩他们为勉子孙上进而不留家财的品行，感念他们散金于贫苦乡邻的恩德，便在他们的故居附近修建了“散金台”，后世又称之为“二疏城”。人们对二疏的高风亮节感怀不已，历代加祀。明代弘治五年(1492年）,按祭司副使赵鹤龄在散金台上创建 “二疏祠”，广植树木，立有碑碣。嘉靖十年(1531年)兵备佥事李士允又命峄县令李乃曦重修二疏祠，并在祠堂内塑了二疏像，刻碑记述其事。二疏城和二疏祠现已无存，但其遗址已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奚仲以善造车而闻名于世。关于奚仲造车，史料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淮南子•修务篇》 也说:“奚仲为车。”《世本•作篇》、《荀子•解蔽篇》等都说奚仲作车。沈约在《宋书•礼志》中又指出:“……盖奚仲以擅技巧为夏车正，前世制作之美归之耳。”这是说奚仲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潜心研究总结前人的经验，再进行创新和改革，使得当时的造车技术进一步成熟。四千多年前，奚仲就为人类打造代步工具，其历史性贡献难能可贵。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奚仲所造的是马车。“黄帝作车，少昊加牛，奚仲加马”(《中国名人大词典》)。樵周《古史考》也认为:“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也就是说，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这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有，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殷车构造的复杂性，指出殷代的先公先王，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因而可以说，用马驾的车，是奚仲发明的。
奚仲发明的马车，由于时代相当久远，不可能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象形文字“车' 观其字形结构，分别由轮、轴、舆、辕等部件组成。.这是一种单辕车，由车舆下方，向前伸出一根较直辕木，牵车的马匹分别套在辕木左右两侧。通常由两匹马驾驶，多者可用4匹，但绝不能用单数。这种以木为主体结构的马车虽然比较简单，但已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成为奴隶主贵族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马车在当时还是一种特殊的礼器，是特权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奴隶主贵族死后，往往用车马随葬。由于当时还没有青铜配件,构成马车的各种部件均应是木制品。史料也记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管子•形势解》)这是讲对车的部件质量检验，要求很严,“机旋相得”是指达到转动配合的精度标准，结构更为合理，因而坚固耐用，驾驶起来十分方便。
马车的发明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以马力代替人力，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交通效能，增强了人们的地域拓展能力，有利于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信息交往;扩大了各地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马车的发明也促进了道路的发展。随着马车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速度和承载力较高的马拉战车,逐渐在此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代的造车业，亦为殷商时期造车业的进步创造了条件。
奚仲当年造车之处，据说就在枣庄市境内的奚公山(今又称奚山)下。奚仲死后安葬之处在奚公山顶。奚公山正南不远处有奚村，即战国时薛之下邑(奚邑)故址。麦田中仍遗有大量东周陶片。奚山是一座状似馒头的低矮小山。东面紧傍千'山头。所谓千山头，意即千山之首，横亘于赛庄境内中部的一列山脉。自此而始，迤逦起伏，自西向东延伸百余里。奚山之巔, 现存有两个封土堆，南北相连，残存高度约1米，径约3米。墓碑已毁坏，墓前残存有碑座，残碑上刻有“公为奚冉冉墓修筑”8个字。据说，南边古墓即奚仲墓，稍北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曾任鲁氏三桓季孙氏宰的冉子(即冉求)墓。奚公山，岩石下可见壁上有一条巨大轨迹，据传那便是奚仲当年造车时留下的车辙。这显然是后人附会，但毕竟为奚山增添了一些传奇色彩，表明当地人对奚仲的一种景仰与怀念之情。
奚公山南麓为古代“车服祠”旧址，是专门祭扫奚仲的场所。古时，这里林木苍翠，祠宇壮观，并有溪泉长流。封建官府，曾在山上立有保护山林、严禁砍伐的告示牌。现在祠宇、古木和碑刻均已荡然无存。奚山位于南北官道附近，古时游人和过往官员来车服祠瞻仰者络绎不绝。《滕县志.艺文》收录一首《谒车服祠》长诗，现在节选前半部分：初阅车服祠，云峦楚楚长。
岩根堆雁塔，溪角架虹梁。
好鸟巢危树,孤猿叫断冈。
雨过闻幽磐，云开见上方。苔侵石磴滑，花拥洞门香。
激泉寒水发，观郡古楼荒。
由于奚仲精通造车技术，又懂得夏王朝的车服制度，在夏禹时期建立了卓越功勋，并被封在薛，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奚仲的儿子吉光，秉性聪慧，也是一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俊杰。奚仲就将薛地邳国让给吉光管辖，称为吉光国，后迁于郑。历史上将此二地分别称为“上邳”和“下邳”。夏、商、周三代，薛国都十分兴盛。由于物阜民丰，奚仲父子所统辖的地区很快强大起来，成为夏王朝最为繁荣昌盛与文明进步的地区之一。它不但是夏王朝的有力支柱与砥石，也是王室所需的运输与交通的舟车以及粮食等物资的重要供给地。同时，由于政治修明、经济繁荣发达，加上交通便利，又成为华夏文化交流中心。中原与其他各地诸侯邦国纷纷前来取经，借鉴与学习奚仲治国理政的先进经验，以促进自己邦国的兴盛发达与繁荣进步。
奚仲和他的父亲番禺、儿子吉光都是发明家，其功绩主要是发明或改进了作为交通工具的舟、车，而尤以奚仲的功绩最为突出。他所开创的薛国，经历千年而不衰，创造了极富特色的地域文明，创造了海岱历史文化区的一支重要而又摧燦的土著文化。奚仲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国人引以为荣。“任”、“薛”、“奚”姓，戀奚仲尊为始祖。
如滕州《任氏族谱•任氏宗族考略》碑文一篇载:“考吾任姓远溯黄帝，黄帝少子禺阳始封于任，遂有任姓。……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番禺为舟，奚仲造车，舟车问世，乃利交通。大禹治水，封奚仲‘车服大夫’，赐薛地，立为国。……”“薛”，是因奚仲封于薛而得姓。《滕县志.薛世家》辑录有诸古籍零星记载,“薛之先祖出自黄帝，黄帝少子禺阳受封于任，为任姓。”(《路史》)“后有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仙海经》)“奚仲当夏禹之时，封于薛，为禹掌车服大夫。”(《杜氏注》)“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山海经》)“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云。”(《荀子》）“奚”,更是因奚仲而得氏，据《姓源》载:夏朝奚仲任车正 (掌管马车的官)，其后代以“奚”为姓。
奚仲为民族和人类做出了突出贡献,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景仰和怀念他。
仲虺仲虺，又名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是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薛国国君。他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成为一代名相。
仲虺24岁继薛国国君之位。他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物。居薛期间，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着力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发展农业。他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而此时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众叛亲离。仲虺高瞻远瞩，欣然加入商汤灭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伟业。
商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之一，领地在今河南省商丘、虞城以北到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商人在这里开发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薮泽地区。传说商人的领袖是契。契被商人奉为始兴之祖，是商王朝事业的开拓者。
契之后，其子孙大力向东方扩展，并在泰山之下建立东都，活动范围已达东海之滨，其影响辐射到沿海南北地区。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商在东方的大国地位已经确立。
在商国势力日益强大的同时，夏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内外交困、难以维持的局面。成汤认为讨伐夏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工作。他首先建好自己的根据地，在商丘旧邑的基础上扩建成亳邑，作为新的都城。同时，任命仲虺为左相，伊尹为右相，极力争取附近众多小国的归服，进一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仲虺和伊尹协助成汤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并且制定了灭夏的方略。
仲趣主张，先剪除夏的羽翼，使夏桀孤立无援，然后进军夏都，而成就大业。按照既定方针，商汤先后灭掉了葛、韦、顾、昆吾等国，然后对夏王朝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汤灭夏后，回师亳邑。诸侯都来朝贺，表示臣服。成汤随之在景亳(今山东省曹县)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商王朝建立之初，夏朝的残余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很多。汤本人也深感自己以臣伐君，靠武力夺取天下，恐将来有人效仿自己而犯上作乱。仲虺作为汤的重臣，此时负起了应有之重任。他为了减少商王朝发展的阻力，安定人心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持商王朝社会的长治久安，便以著名的《仲虺之诰》诏告天下。在诏告中,仲虺指出夏桀腐败的一生以及夏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扼要地记述了商汤的优秀品德和成功的主要原因，确立了商朝的施政方针,为商朝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还恳切地告诫汤以及汤的子孙后代，应该如何立身、主政、用人等等，对商王朝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
成汤悉心采纳仲虺的意见，十分注重夏王朝覆灭的教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成汤任人唯贤的结果，换来了商王朝的强盛。而仲虺和伊尹等贤臣的历史功绩也流传千古。
作为有商一代政治家，仲虺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其能够成就伟业的重要原因。《仲虺之诰》便是其政治主张的重要体现。《墨子•非命上》也有载:“仲虺之告日:我闻于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左传•襄公三十年》:“《仲虺之诰》云:‘乱者取之，亡者悔之。’ ”仲趣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时刻提醒商汤注意吸取夏桀“暴其民意”以致亡国的教训，采取“以宽汉民”的经济政策。商汤接受仲虺等的建议，在位期间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很快就发展了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成汤论功行赏,把仲虺重新封予薛，薛国便成为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
仲虺晚年由商朝都城回到封国，死后葬在先祖奚仲墓旁边。后人称为虺骨堆，老百姓谐音为“灰谷堆”。邾友父郑友父本名郝肥，字友，又字友父，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小郝国的“始受封君”。他是邾武公夷父颜次子。传世有邾友父鬲等青铜器铭文:“邾友父疑即小邾之始封君”(《山东金文集序》)。据《春秋世族谱》记载:“小邾，邾侠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郢……”。周王室为了削弱诸侯国的势力，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借郑国夷父颜有功于周室，封其次子友于郧，即小邾国。友即为“始受封君”。小邾国与邾国是附庸关系，其军政外交等重大决策也多与郑国同进退。小邾国立国时间，应该是邾友受封时间，史籍无载。但据李光雨先生推断，邾友受封的时间应早于其父去世的公元前807年。
邾友酷爱研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公羊传》记载，友在郧立国后，对外默默无闻，对内则修国政，办国学，实施以文治国的方略。他的这些举措，后来为其曾孙犁来把小邾国建成名显于诸侯大国之列的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东江贵族墓葬的发掘中,发现青铜箭头129枚。由此可以推论，春秋小邾国在当时军事比较强大，都城也建成军事要塞。这当然是邾友父及其后历代君王艰辛努力的结果。
周王室分封小邾国时，属“……齐威王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胡三省《通鉴注》)疆域应为现在的枣庄市山亭区全部，东达苍山县西部，北达平邑县、费县南缘，西达滕州市和微山县中部，南达枣庄市峄城区;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55公里，占地约1600平方公里。从地理位置来看，周边为齐、鲁、邾、颛臾、费、宫、繪、向、那、倡阳以及宋、滥、滕、薛、任等，小郝国就在列国的夹缝中。它没有天然的屏障可据，在那个以强凌弱的时代居然能够传十四世，它是如何生存的呢？东江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有些铭文就反映了当时小邾国是通过和鲁国、宋国等大国通婚来缓和与他们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可以确信，作为一个生存在夹缝中的小国而且延续了600余年，小郑国的历代国君在处理内政与外交方面，必然有过人之处。而作为小邾国的奠基人，“始受封君”的邾友父，必然有其特殊的重大贡献。
关于小邾国的历史，《左传》、《公羊传》、《春秋谱》、《路史》、《文献通考》等史籍中有零星记载。上个世纪30年代,王献唐先生曾根据这些零星记载和1932年滕县(今滕州市)安上村出土的青铜器，对小邾国的来源、姓氏、族源、疆域等做过研究。他指出邾国自周宣王以后，陆续分为3个国家，一是郑国，二是小邾，再就是夷父颜之弟叔术所建立的滥国。邾国故城在今山东部城市峄山之阳,滥国故城在今滕州市羊庄镇，这些已被考古证实。而对小邾国的历史研究，因文献记载简略，且出土文物如凤毛麟角，难以定论。2002年6〜7月间,枣庄市文物部门对山亭区东江村春秋早期小邾国贵族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小邾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地理位置、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依据东江村小邾国贵族墓葬的发掘，2004年10月，来自国内外的46位专家在山亭区举办“小邾国文化学术研讨会”。论证后得出结论:枣庄市山亭区东江遗址就是小邾国的都城，东江墓葬即是小邾国早期的贵族墓葬。
在东江村东南的高土台上，共发现了6座小邾国贵族墓葬。其中的3座已经被盗掘一空，一座遭到严重的破坏^通过对未被盗挖的3座墓葬的发掘以及对三座被盗墓葬的清理，共有随葬品103件。其中青铜器73件(有铭文的为24件)。每墓中都有铭文器，为考证墓主人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但铭文涉及许多国姓、姓氏及婚姻制度，其关系错综复杂，有待进一步考证。而有如此规模的墓葬群，足以反映当时国力的强盛和社会的发达。
小邾穆公小郑穆公，字举，小邾国国君。他是小邾国“始受封君”邾友父的第六代孙。生卒年不详，在位41年，是小邾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
小邾国自友父再传到他的曾孙犁来，曾盛极一时，被周朝王室晋封为“子爵”。这样，他与母邦的邾国国君的爵位相同。虽是小国，但也成为与大国平起平坐的诸侯国。小邾国君贵在有自知之明，他始终保持与邾国的附庸关系，灵活地周旋在众多大国的夹缝中。
那犁来之孙就是小邾穆公。小邾穆公在内政方面实施了以德治国、从严治国的方针,主张与民休息、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他即位后，经常深入民间，了解民情。他从自我做起，生活较为朴素。当有人提出重修宫殿时,小邾穆公便以国家经济不宽裕为由拒绝了。另外，小邾穆公对本国贵族和官吏也制订了严厉的政策，要求他们体恤民情。如果出现扰民、祸害百姓的情况，将严惩不贷。小邾穆公在位期间，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国力较为强盛，小邾文化播扬遐迩。当时远近诸侯国不断派使臣来这里交往，各国学子纷纷奔这里求学。小邾国人也分别到鲁、齐、宋、楚等国去做官。到春秋末、战国初，小郑国人墨子，曾去宋国为大夫。回国后定居狐骀(今滕州市木石镇），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成为了一位大学问家。
小邾国作为一个小国，到小邾穆公时，已经五代君主的发展，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与齐、鲁等大国相较，不可能与他们抗衡。要很好的生存下去，小邾穆公就必须像他的前代君王一样，正确地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除了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到大国朝会外，更重要的是要服从他们的意志，随时跟随大国出征，参加他们召集的会盟。在大国争锋的夹缝中，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小邾穆公在位期间，他主要是追随晋国,参加晋召集的会盟和对外征伐。小邾国既是邾国的附庸，也是鲁国的附庸。鲁是大国，距小邾国较近，与鲁国保持密切关系是小邾国历代国君包括小郑穆公在内的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据 《左传》记载，自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至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小邾穆公曾先后三次朝鲁。
在第三次朝见时，鲁大夫季平子非常看不起小邾穆公，遂赋《采菽》，打算羞辱他。这首《采菽》写的是，天子以礼命诸侯, 字里行间渗透着居高临下的傲然之情以及对小邾国及小邾穆公的藐视。
小邾穆公随即以《菁菁者莪》相对，非常委婉地对季氏给予了回敬和告诫。他首先用“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既见君子, 我心则喜”、“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表示感谢鲁国对小邾国的惠爱。但同时也要“乐且有仪”，意思是我们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遵循应有的礼仪，而不应以大欺小，大有让季平子注意威仪摆正位置的意味。“既见君子，我心则休”，意思是我小邾穆公既然来朝鲁君，自然会遵循大小国之间应有之礼仪。一个不被人所重视的小国之君，对诗礼竟如此了然于胸，能够在关键时刻有理有节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尊严，使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因而，鲁昭公发出感慨“不有以国，其能久乎? ”。
小邾国历代君王游刃于列国间600多年，而机智善谋的小邾穆公，更是生存在大国夹缝中的小邾国君王的典型代表。
墨子墨子，名翟，古小邾国人。其祖先是宋人，后长期居住在鲁国。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至公元前376年(或公元前490年至403年)，为目夷氏的后裔。目夷氏原是商王朝分封的同姓方国，后来逐渐由贵族降为平民（目夷即墨夷，也就是墨姓)。墨子出生前，“其母梦日中赤乌飞入室中，光辉照耀，目不能正，惊觉生乌,遂名之”(《浪缳记》)。乌即翟，是凤凰的別名。他的出生地有落凤山(在今滕州市木石村)，据说是因墨子降生而得名。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
墨子出身平民，身份低微，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 爱类》)。被别人称为“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汉代王充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论衡•自纪》)。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属于当时的“士”阶层。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他注重实践，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墨子的弟子多半来源于社会下层。他和他的弟子结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其首领叫 “拒子”。墨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墨家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即使国家赦免，也要按照“墨者之法”处置(《吕氏春秋.去私》)。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指挥。墨子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众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他的学说能够反映“农与工肆”等下层民众的利益。
毛泽东主席给予高度评价:“……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墨子处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百家争鸣，诸子创说，涌现出许多思想学术流派。墨子儒者出身，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篇》)。因不满“礼”之繁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今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先有儒家、墨家，而后才有诸子百家，可见墨子及墨家学派的重要地位。墨子自著及其弟子i郝墨子的言论，经刘向和班固先后校编为《墨子》一书。原本一共71篇，现存53篇。大部分章节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论述涉及政治、哲学、伦理、逻辑、雛、轉等方面’翻究墨子和墨家学说可靠的基本材料。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墨子认为，社会混乱的总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企图用 “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来拯时济世，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实现“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即人人平等，不分等级贵贱，不论血缘远近，平等互助。不仅要“兼爱”，还要“非攻”。就是主张和平，反对国与国之间无休止的掠夺战争。他认为战争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墨子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 (《墨子•公孟》)，以此作为实现其主张的手段。他指出，大国进攻小国，就好像是孩童们把两手着地学马嘶斗的样子，除了劳累以外，其他什么也得不到。攻人之国张狂一时，使被攻国家的农夫不得耕、妇女不得织;而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同样是男不能耕、女不能织，致使两败俱伤。墨子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孟子•尽心上》)，到处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他“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他与弟子多次成功地制止了大国侵略小国的兼并战争，最著名的一次是“止楚攻宋”。公元前440年，楚国准备用公输班制造的云梯等攻城器械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弟子禽滑厘等300余人，带着守城器械帮助宋国做好防御准备; 自己则“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楚国的都城，今湖北江陵县)”(《吕氏春秋》)。墨子不仅以“非攻”的主张说服了公输班和楚王，而且以实际的守御力量制服了对方。但是，在墨子生活的年代，统治者们是不可能自动放弃对别国的侵略和掠夺的。墨子的行动虽然能够制止个別的兼并战争，却不可能阻止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也不可能以游说诸侯等和平方式，消除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因而，墨子的“兼爱”和 “非攻”主张，在当时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要求国君不分等级，举用贤才，反对“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世卿世禄制度。墨子公开申明，“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要求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对这些人中“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墨子. 尚贤》)。这反映了小生产者企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这无疑是对贵族血统论的冲击,也是对贪官污吏、平庸无能之辈的鞭挞。同时，对平民百姓中的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针对当时混乱无序的社会政治状况，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张，这是墨子政治观点的第一要义。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级政长同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逐级逐层统一思想，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墨子•尚同》)，也就是集中统一到中央。这反映了本身经济力量单薄的小生产者,希望有一个最贤能者管理国家，而且是政令统一的中央政权,使自己的生活得到相对的稳定。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墨子重视发展生产，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发展生产、尚检抑奢是墨家的一大特色，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墨子重视发展物质生产，把“兴天下之利”作为奋斗目标。他指出，只要能够开发本国现有的资源，充分发挥土地潜力，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重人的生产(人口的增长)，再加上节俭，就可以使国家的财富成倍地增长。这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壮大起来的手工业者要求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墨子又反对贵族的铺张浪费，主张“节用”。他痛切地指出，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在衣食住行上极端奢侈浪费，使得人们辛辛苦苦创造的社会财富“毕归之于无用”。其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 (《墨子•辞过》)。他指出贵族们的铺张浪费，不仅消耗财富，而且因“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大量减少;批评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是 “寡人(使人口减少)之道”(《墨子•节用》)。墨子还反对儒家所鼓吹的“厚葬”。指出“厚葬”的结果是“多埋赋财”(《墨子•节葬》)，同样只能是白白地浪费社会财富，因而要“节葬”，葬礼从俭。基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墨子还提出了“非乐”的主张。他认为音乐只是少数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他强调指出，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等社会问题，只能加深广大民众的灾难。墨子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反对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挥霍浪费，要求节约开支、葬礼从俭，反映了劳动大众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要求。
在认识论上，墨子重视生产知识，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强调感性直观是认识的来源和根据。他把“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惟一来源。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他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标准的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这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观点，主张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是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墨子过分夸大了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才可靠，忽视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这就陷入了狭隘的经验论。
作为教育家，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 兼爱》)为己任，指出国家执权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良好的教育来培养众多的“贤士”或“兼士”，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墨子躬行实践，其“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他通过创建墨家学派,对其弟子施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教育，培养高尚的情操和优秀的道德品质;授予各种专门的知识和各种生产劳动的技能和技巧，使他们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各从事其所能，把他们培养成真正履行墨家道义、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士”。墨子育人不分“王公大人”、“徒步之士” 以及“农与工肆之人”。各阶级阶层都是其宣教的对象，为后世普及大众化教育创下了先河。教学内容也非常全面，除《诗》、《书》外，还有科学、逻辑、军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德智并重”、“德力并重”、“德艺并重”。墨子非常重视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强调要言行一致，注重对人意志的锻炼,尤其重视“因材施教”。墨子在实践中，注意教育对象的特长、爱好、性格的差异以及天赋资质或才能高低，施予不同的教育内容和给予不同的要求标准。他对弟子的要求是“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反对弟子不考虑自身的条件，随心所欲，盲目学习。在教育态度上，他主张“劝教”不 “强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坚决反对教师“待问而后对”、“弗问不言”《墨子•非儒》的被动施教。如果教育者不积极主动施教，就是一种过失，而且还是危害社会的祸乱之一。这对于教学来说，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墨子为我国古代早期自然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结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并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手工业方面的许多重要知识，提出了古代物理学和数学的许多概念和见解。他总结出力学原理，并作出力学定义、机械运动定义、杠杆平衡原理、滑轮受力、物体平衡受力等方面的定义。他利用杠杆平衡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取水。他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车梯等，应用于生产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墨子对光学还很有研究，知道光沿直线传播。墨子和他的弟子曾做过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成像原理做出了精辟的解释:“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 (《墨子》)。就是说光线像射箭一样，是直线行进的。人体下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射过小孔，成影在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下边，就成了倒立的影像。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墨子的军事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军事思想主旨是弱者的自卫学说。主要内容是“非攻”、“救守”。他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墨子深知,大国君主不会自动放弃对别国的战争，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和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他提出了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首先，墨子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墨子•备城门》)。只有做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充分准备，才能在守城防御战斗中争取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的最后胜利。其次，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歼敌。“守城者以亟敌为上”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墨子•备城门》)是下策。第三，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墨子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对十二种攻城方法，墨子都提出了有效的防御战略，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墨子防御理论在我国军事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 《墨子》。墨子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我国传统兵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许多流派: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后期墨家对墨子的思想做了不同的解释和发展，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对先秦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秦汉以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墨家的发展受到影响。新中国诞生后，对墨子的研究得到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滕州市政府在火车站广场竖起了墨子雕像，在墨子故里兴建了墨子研究中心和墨子纪念馆。
滕文公滕文公，名弘，姬姓，生卒年不详,为战国时期滕国国君，被人们称“元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谓之文公。”(赵岐注《孟子》）滕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处在齐、楚等大国夹缝中的一个非常小的诸侯国。所谓“滕,小国也，间于齐楚”(《孟子梁•惠王下》)，“在今滕县西南，东界那，北界邹(驺），南及西界鲁”(《禹贡七期•战国疆域变迁考》序列(续)），其疆域“绝长补短方五十里”(《左传》)。周代的滕国始封于叔绣(因初来滕时居住在 “错”这个地方，后世文献因此称他为错叔绣)。西周立国后，周武王异母弟叔绣被分封到滕地，继前代称呼为滕国(《史记•周本纪》)侯爵，此即周代滕国，为53个姬姓诸侯国之一。叔绣为文王第十四子，武王异母弟，其职责是监视东夷诸部，后世以 “滕”为氏，尊叔绣为滕姓始祖。滕国面积虽小，但属姬姓诸侯, 在众诸侯国中有一定的政治优势。自叔绣起共传31世，历时7〇〇余年，到战国后期周赧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286年被宋国所灭。
西周时的滕国，因其国小，历史文献记载也很少，“滕……，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史记•陈杞世家》)，因而后人知之甚少。但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古滕国的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和周边地区相比，处于较高水平。到了战国时期，滕国发展更为迅速。尤其是在滕文公执政期间，以区区方五十里的小国，“疆为善国，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被称为“善国”。滕文公本人也被称为“贤君”。这在当时“八百诸侯并立、战国七雄争霸”的背景之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处在列强夹缝之间的滕国，为了求得生存的空间，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不断跟随大国会盟、征战，今日朝鲁，明日事宋，改曰又侍晋。滕文公也看到了滕国生存之艰难，他在登基之前, 就积极探寻治国之道。做世子(即太子，“世”和“太”古音相同，古书常通用)期间，曾借出使楚国的机会，来回两次路过宋国, 拜会了孟子，积极向其求教。当时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主张推行“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为此，孟子游历各国，奔走呼号。但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大多数诸侯国君，都不愿意实行仁政。滕弘的到来，给孟子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初次见面，孟子就“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 滕文公上》)，大力向其宣扬尧舜禹汤的“王道”政治,即“仁政”。又鼓励滕弘要大胆推行“仁政”,只要能够推行仁政，即使“绝长补短方五十里”的小小滕国“犹可以为善国”，完全可以治理成为一个好的国家。滕弘接受了孟子的教诲。他从此信心百倍，立志摆脱列强的欺凌，增强了实施仁政善治的信心。
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25年），滕文公之父定公去世，文公以世子身份执政。他所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好父亲的丧事。由于对孟子的信任，立即派老师然友去邹国，向孟子请教为其父治丧之礼。孟子首先赞扬世子遵守孝道符合儒家之礼。接着又说自己虽然没有专门学过诸侯的礼节，但也听说过:上自天子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守丧三年，穿粗布做的孝服，喝稀粥;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然友回来复命，滕弘决定按孟子所说行事。但当时滕国的老百姓和官吏都不同意滕弘的决定。他们认为，由于丧礼久废,现在一反常态，于先例不合，是对祖先的不尊重，不应该实行。滕弘一时没有了主意，“恐其不能尽于大事”，于是再派其师然友向孟子请教。孟子告诉世子，儒家非常重视“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原则，要求他亲自带头去做，并提醒他“三年之丧”的决定能否执行，完全取决于世子本人。
世子心领神会，于是在丧庐中住了5个月（为父亲守丧）, 这期间没有颁布过任何命令和禁令。大小百官和同族人对世子的行为都非常满意，“可谓日知”，懂得礼仪。等到下葬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观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他悲伤的面容和悲痛的哭泣，让“吊者大恸”，大家都认为世子做得非常好。
春秋战国是“礼坏乐崩”、社会变革非常剧烈的特殊历史时期，礼制受到很大冲击。滕弘能够借为父治丧的时机，恢复废止已久的丧礼，是一个适时的变革，迈出了滕国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治丧事件，滕弘在滕国大众以及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威信，并且形成了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务实作风，为此后滕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滕文公说，由于自己国家非常小，即使“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仍然会受大国的压迫，很难有自己的发展余地。孟子首先给他讲了一个“古公迁岐”的例子，指出“‘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要求滕文公要树立信心，不要依靠任何大国，只要施行仁政，就能使国家富强，在诸侯国中立于不败之地。孟子告诉滕文公:要治理国家，关心老百姓是非常重要的。施行仁政，就要使老百姓“有恒产”有恒心,他们才可能有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否则的话，他们就要为一己之私“放僻邪侈”而违法犯罪，等到“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因而“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要施行仁政，统治者就要“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政府就不能与民争利，要让利与民。同时“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要推行“助”法，以促进公田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使民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的悲苦境地。为了施行仁政，还要设立“庠序学校”来对百姓进行教化。让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滕国施行仁政,就可能惠及天下啦！滕文公在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指导下，实行“法先王”、“施仁政”、“行井田”的一系列政治举措。他在国内大力推行 “井田贡助”(借民力助耕公田的一种劳役租赋制度）、“庠序” (乡农之学)、“学校”(士子之学)之法。使民有恒产为世禄而有恒心，并以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再以庠序、学校、明人伦相为表里，使人居正业，得以时教。风尚忠孝廉节，因念礼乐兵农，于是，道不变，法亦不敝，刑律无措。善政之举不久大振，时称文公是“滕行圣人之道”的“贤君”。慕名来滕者络绎不绝。楚国的许行是研究神农学说的学者，他慕名带领10个徒弟来到滕国。文公答应了他们来滕定居的要求，分给了房舍，使远来的客人定居下来。许行等人穿着粗布衣裳，靠着编麻鞋、草鞋和织席为生计，把南方楚国技术带到这里，百姓得到了实惠，同时也推动了滕国经济的发展。宋国名人陈相的徒弟陈良,也和弟弟陈辛一起背着农具，东来滕国安家落户。他们对文公说:“闻圣君行圣人之政，是‘圣人’也，愿为圣人之氓。”从此，滕国人丁大增，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发展迅速，成为强国富民之邦，谱写了滕国历史上辉煌的篇章。
滕文公是滕国历史上卓有贡献的名君,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小国成功的典范。他还是自孔子以来，所推崇的“仁”及 “仁政”儒家政治思想的践行者。人们对滕文公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把他作为一位贤君铭记在心。时至今日，滕文公仍然是滕地的骄傲。滕州市在滕国故城附近建有文公台，并有滕文公祠;以“善国”命名的路、门、村、园等，现在还有不少。这是现代人依然怀念滕文公的见证。
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袭其父田婴的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称薛公，号孟尝君。他的父亲“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兄弟。田婴在齐威王时，随父驾前任职，经常带兵出征。在宣王时期也建有卓越的功勋。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在与魏国的“马陵之战”中取得大捷。田婴在诸侯争霸中极力维护齐国的地位。宣王七年，田婴出使韩、魏，经过一番经营，使韩、魏两国“服于齐”。又“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史记•孟尝君列传》)。宣王八年，“复与梁惠王会甄”。田婴的活动使得齐国在众诸侯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宣王九年(公元前311年），田婴被任命为齐相国，自此后在任11年之久。湣王三年（公元前298年），田婴被封于薛地，挣得了一片疆土。
孟尝君自幼机敏过人，因而逐渐受到其父田婴的信用。田文是田婴的40多个儿子之一，因为“贱妾”所生，且“五月五曰生”(《史记•孟尝君列传》),田婴决定放弃田文勿举也”（当时风俗认为五月五日所生之子，会妨害父母)。可是母亲却偷偷地将田文抚养大了。田婴非常生气地斥责了文母。田文趁机向其父磕了个头，问为什么不让养五月初五生的孩子。田婴的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又问人的降生，是由天决定的，还是由门户决定的，问得田婴哑口无言。田文乘机告诉父亲:“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田婴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只得对儿子说:“子休矣”(《史记•孟尝君列传》)。父子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交锋，田文就取得了胜利。其父虽然没有放弃对他的偏见，但文的机敏，自然给其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又过了很长时间，田文趁其父闲暇时首先婉转地问道:“子之子为何? ”父回答说:“为孙。”又问:“孙之孙为何? ”再答:“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回答说:“不能知也。”田文接着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曰损，文窃怪之。”田文以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告诫父亲，作为国家的重臣，要以国家事业为重，而不要仅仅顾念一己之私。田婴听完这番话，幡然动容，尽弃前嫌，非常厚爱田文。于是“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派他主持家事，接待宾客。在儿子田文的主持之下，田婴门下“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各诸侯国君“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史记•孟尝君列传》）。田婴最后立田文为太子。田婴死后，田文袭其父在薛地的封爵。
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而名闻天下。孟尝君善于用人，广招贤士，门下“客无所择”，“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善遇之。为了最大限度的招揽人才，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人才济济。孟尝君对门下食客及其家庭体贴人微，每每“问亲戚居处”，而后 “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史记.孟尝君列传》)。为了礼贤下士，孟尝君与门下食客吃一样的饭食。一次，一位食客误以为孟尝君吃的饭比他们的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羞渐难当，以自刎向孟尝君谢罪。孟尝君因而更得人心。“士以此多归孟尝君”，人人都把孟尝君当作“亲己' 孟尝君对食客的厚遇，不仅解除了门客们的后顾之忧，更让他们感恩、感动至极，因而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够挺身而出，拼死报效孟尝君。这些人是孟尝君最为宝贵的财富，既可以在危急时刻救他性命，又能审时度势，倾心为孟尝君出谋划策，他们是孟尝君得以活跃于战国时期政治舞台的重要倚仗。其中最有名的是冯谖的故事。
冯谖以怪人面目出现，孟尝君三番五次地满足他而不嫌弃他。在后来的薛国买义、狡兔三窟、出使秦国等一系列事件中，冯谖为孟尝君立下汗马功劳。这不能不说与孟尝君平时的善于待人、广交朋友有密切关系。
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两次派人到齐邀请之。第一次因为著名门客苏代的劝止，没有成行。第二次才到了秦国，秦昭王立即任命孟尝君为相国。后来，由于昭王听信了臣下的谗言，担心孟尝君“必先齐而后秦”，会危及到秦国的社稷安全。于是，罢免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并把他囚禁起来，图谋杀掉。危急之中，孟尝君派人向秦昭王的宠妾求救。该妾答应以孟尝君带来的“狐白裘”作为救人的交换条件。但那件“狐白裘，’早就献给秦昭王了。这时，一位“能为狗盗”的下等门客对孟尝君说:“臣能得狐白裘”。是夜，“为狗盗”者潜入秦国的宫藏中，偷得那件“狐白裘”,把它献给了秦王宠妾。该宠妾便向秦昭王美言，释放了孟尝君。获释后，他立即乘快车逃走，更换了出境证件，改了姓名逃出城关。夜半时分，到了函谷关。按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害怕久等秦兵会追上来，焦急万分。又有一位 “能为鸡鸣”的下等门客，及时学鸡叫，引得众鸡“齐鸣”(《史记• 孟尝君列传》)，他们才趁初逃出函谷关，使秦国追兵无功而返。
孟尝君礼待门客不分三六九等，当初把此“鸡鸣”、“狗盗” 之徒也收于门下，以致其他门客都以与此二人同列为耻。现在才理解孟尝君的良苦用心。这是孟尝君好客养士的真实回报，也是其最终目的所在。孟尝君担任齐国的相国时，有一次派他的一位魏姓门客到封邑去收租税，三次往返，结果“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质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回答道:“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一怒之下赶走了这位魏姓门客。几年以后,有人低毁孟尝君要作乱犯上。田甲劫持潛王事件发生后，齐湣王便猜疑是孟尝君策划的。为避免殃祸，孟尝君出逃了。曾经得到孟尝君魏姓门客赠粮的那位贤人，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给齐湣王申明孟尝君不会作乱，并请求以自己的生命作保，于是在宫殿门口刎颈自杀，以此证明孟尝君的清白。“湣王乃惊”，进而追查实情，证明“孟尝君果无反谋”,便召回了孟尝君。他在躲过了杀身之祸后，回想那位被他赶走的魏姓门客，感慨万千。
在所有的门客中，苏代是辅佐孟尝君政治事业的典型代表。苏代多谋善辩，多次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前面提到，秦昭王曾经请孟尝君到秦国做官。准备赴秦时，苏代劝他说，秦是虎狼之国，不讲信义，如果去，等于自投罗网，劝阻了孟尝君的第一次秦国之行。后来孟尝君到齐国做宰相，想联合韩国、魏国从西周借兵借粮，攻打秦国。苏代得知后，马上劝阻道:齐、韩、魏联合攻秦，如果灭掉了秦，韩、魏则西无秦患，南无楚忧; 而齐国却有可能受到韩、魏的攻击。不如暗中告诉秦王，齐不打算破秦以强韩、魏;请秦王让楚王割楚东地给齐国，秦国也放出楚怀王。这样，秦国可免遭三国攻击，必然高兴;楚怀王回去后必然感谢齐国;齐国得到楚东土地会更加富强;薛国世代也就无忧患。而强大的秦国雄踞三晋之西，三晋为免遭强秦的攻击，只有依赖齐国;另外，不打秦国也就不需到周王那里借兵借粮。这样一举数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孟尝君听后十分高兴，遂依苏代计谋而行，避免了一场大的战争，又使齐国获得了好处。后来，孟尝君失势，秦国的吕礼入齐为相。苏代又与孟尝君谋划:吕礼为相后，齐国与秦国联合，就没有你的地位，你赶快劝说秦、赵、魏三国联合，造成齐秦两国不和，吕礼就不会受重用，你就会重新“出山”。孟尝君按照苏代之计行事，果然达到了目的。苏代在孟尝君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薛国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孟尝君的“好客养士”，使他得以在风云激变的社会大潮中，仰仗所养之士，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开拓自己的事业。
孟尝君任齐国相国期间，为齐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齐湣王随着自己霸业的发展，便骄傲起釆，特别是灭掉宋国后，更不把孟尝君放在眼里，并打算除掉他。孟尝君很害怕，就逃到了魏国，被魏昭王任为相国。孟尝君再次以其政治才能，举魏国之力联合秦国、赵国，帮助燕国，攻打并战败了齐国。齐湣王逃到莒(今山东莒县)，死在了那里。自此，齐国受到沉重打击，使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格局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孟尝君死后,发生了诸子争立事件，国势日衰。后来，魏、齐两国联合，灭掉了薛国。薛国故城，至今有迹可寻，故城东北有田文墓。
冯谖冯援，战国时齐人，是薛国(今滕州市东南)国君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之一。为战国时期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孟尝君“好客养士”、“好善乐施”,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怪人面目出现。为了试探孟尝君的胸怀和眼光,起初曾三番五次地向孟尝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孟尝君无一例外的都满足他，而从来不嫌弃。当他发现孟尝君是一个不势利、非常大度、值得为他出谋划策的领袖时，毅然决定竭尽全力以事孟尝君。通过“薛国市义”、营造“三窟” 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先前，冯谖因穷困潦倒，无以维持生计，便托人请求孟尝君，表示意愿在他的门下寄居为食客。孟尝君问他有什么爱好？回答说没有什么爱好。又问他有什么才能？回答说也没有什么才能。孟尝君听后笑了笑，但还是接受了他(《史记•孟尝君列传》，下同)。旁边的人因看到孟尝君看不起冯谖，就供给他粗劣的饭菜。按照孟尝君的待客惯例，门客按能力分为三等:上客吃饭有鱼，外出乘车;中客吃饭有鱼，外出无车;下客饭菜粗劣，外出自便。
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要求改善待遇。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的人都取笑他，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给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冯援于是乘坐他的车，高举着他的剑，去拜访他的朋友，十分高兴地说:“孟尝君客我。”此后不久,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此时，左右都开始厌恶冯谖，认为他贪得无厌。而孟尝君听说此事后,想到冯谖有个老母亲。于是“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这使冯谖深受感动，决心不再向孟尝君索取，一心一意地等待为孟尝君效力的机会。
过了一年的时间，冯谖什么话也没再说。而此时，孟尝君正在做齐国的相国，在薛地被封万户食邑。由于门下养有三千多食客，封邑的收入不够奉养食客，于是派人到薛地放债收息以补不足。但是放债一年多了，还没收回息钱，门下食客的奉养将无着落。于是孟尝君想在食客中挑选一位能为他收取息钱的人。有人推荐冯谖，孟尝君把他请来，说想请您帮助去收取息钱。冯援爽快地答应了。他备好车辆，整理行装,装置着契约，准备去薛邑收债。冯谖在辞别孟尝君时问道:“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战国策.齐策》)冯谖驱车到了薛地，派官吏召集应该还债的人，讨还息钱。结果得息钱十万，但尚有多数债户交纳不起。冯谖便用所得息钱置酒买牛，召集能够偿还息钱和不能偿还息钱的人，都来验对债券。债户到齐后，冯谖一面劝大家饮酒，从旁观察债户贫富情况;一面让大家拿出债券如前次一样验对。凡有能力偿还息钱的,当场订立还期，对无力偿还息钱的，冯谖即收回债券，并假传孟尝君的命令，为无力还款的老百姓免去了债务,“因烧其券”(《战国策•齐策》)。冯谖说:“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于是，“坐者皆起，再拜”(《史记•孟尝君列传》)，“民称万岁”(《战国策•齐策》)。这样，冯谖就在薛地百姓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君的种子，换得民心，功德无量。
冯谖办完事后，立即赶了回去。孟尝君听到冯谖烧毁契据的消息，十分恼怒,派人召他回话。冯谖刚一到，孟尝君就责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冯谖说，您有了个小小的薛邑，不把那里的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加以抚爱，却用商贾手段向他们敛取利息，我认为不妥;就假托您的旨义，把债赏赐给那些无力偿还的百姓，“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听后虽然心里不快，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挥挥手说:“诺，先生休矣!”(《战国策•齐策》）又过了一年，有人在齐湣王面前诋毁孟尝君。湣王便以 “寡人不敢把先王的臣当作自己的臣”为借口，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罢相后返回自己的封地，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他。此时孟尝君方知冯谖焚券买义收德的用意，感慨地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曰见之!”(《战国策•齐策》）出于孟尝君政治地位还不巩固的考虑，冯谖对孟尝君进言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并且说愿意“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便给他五十辆车、五百斤金去游说魏国。冯谖西入大梁，对魏惠王说，齐国之所以能称雄于天下，都是孟尝君辅佐的功劳。今齐王听信谗言，把他放逐到诸侯国去了,孟尝君必然对齐王不满。孟尝君的治国谋略和才能是世人皆知的，先生若能接他来魏国，在他的辅佐下，定能国富而兵强。惠王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一听这话，喜出望外。立即空出相位，让原来的相国做上将军，派出使节，以千斤黄金、百乘马车,去聘孟尝君。冯谖先于魏国使臣赶回薛地，告诫孟尝君说:“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结果,魏国使者接连跑了三趟，可孟尝君坚决推辞不就。冯谖诱使魏惠王器重并竞争孟尝君,从而引起了齐王的高度重视，抬升了孟尝君的价值。
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连忙派遣太傅带“黄金千金、文车二删、服剑一、封书”等物，非常隆重地向孟尝君谢罪，请孟尝君要“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劝孟尝君趁机索取先王的祭器，“立宗庙于薛”。等齐国的宗庙在薛地落成后，冯谖向孟尝君报告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 (《战国策•齐策》）自从齐湣王罢免了孟尝君的相位，门下食客多离他而去。孟尝君恢复相位后，冯谖策马前去迎接，其他门客都未到。孟尝君感慨地对冯谖说，自己一生好客，对待客人从来不敢有所闪失，而他们见我被罢官，却都离我而去了。今仰赖冯谖先生得以恢复相位，门客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呢？我如果再见到他tfp，“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谖听了忙下马向孟尝君叩头。孟尝君急下马制止，问他是否是替其他的门客谢罪。冯谖说，不是，而是为“君之言失”。他说，任何事物发展都有自身的规律，像有生命的东西一定会死亡一样，这是一种必然规律;“富贵多士，贫践寡友”，这也是一种规律。赶集上市的人，清晨时都急急地赶往集市;但到日落时，人们就是经过集市，也只是甩着膀子走过去，看也不看一眼。他们不是爱好清晨，厌恶傍晚，而是因为傍晚时分，希望得到的东西，在那儿已经没有了。您失去相位，宾客自然都离去了，您不应该因此埋怨士人，希望孟尝君能够“遇客如故”。孟尝君非常感激冯援的提醒，于是再次拜谢并接受了冯谖的建议，“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史记•孟尝君列传》)。
冯援有超人的智慧，极具战略眼光。他抱着对孟尝君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为孟尝君政治地位的稳定出谋划策。在孟尝君做齐国相国的几十年时间里，“无纤介之祸”(《战国策•齐策》)，这是与冯谖的精心谋划分不开的。
毛遂“毛遂自荐”的故事流传很广,毛遂的故里就在枣庄。他是战国时期“薛(今滕州市东南)人也，卒后葬于薛”(《滕县志》)。毛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满腹经纟仑，文韬武略，抱负远大。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便周游列国。后听说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好客养士，便投在他门下做食客。平原君赵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的同母弟。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封平原君，封邑在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西北)。他曾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养士数千人。毛遂在他门下做了3年食客，一直默默无闻。后因追随平原君 “说楚联赵抗秦”而被世人瞩目。
战国时期的秦国，借助公元前356年至350年间推行的大规模的变法运动,逐渐强大起来，并连年大肆扩张，给其他各国造成很大威胁。为了抵抗强秦的进攻，被秦威胁的各国开展了 “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活动，试图用众国的力量，来阻止秦国的扩张。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是秦国的重要对手，也是被兼并的对象之一。秦昭王四十七年(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发生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国利用反间之计大败赵国，坑杀赵国降卒40余万，使得赵国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形势异常紧急。次年(公元前259年），秦军再度挥师东进，将赵国都城耶郸团团包围，企图一举灭掉赵国，赵国君臣为之震动。
赵孝成王为了抵抗强秦,急忙派平原君为使臣，到楚国去求援，要“合纵于楚”(《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联合抗秦，以救赵国被围之急。当时“诸侯皆畏秦”，楚国两年前刚刚败于秦国，必然有所顾虑。因而楚国能不能发兵来救赵，赵国上下没有任何把握。但楚国的出兵与否，关系到赵国的生死存亡。为了赵国的安危，平原君此行志在必得，“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为此,选择随从人员时就特别谨慎，要选文武双全的二十名亲信。可是，平原君在门客中挑来选去,“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这时，毛遂自告奋勇地走向前去，“自荐于平原君”。他告诉平原君，听说您将和楚国商谈合纵，商定带门下之士二十人同行,如今还少一人，希望您就用我毛遂，凑足名额出发吧。平原君对毛遂没有任何印象，便问他来门下做食客有几年啦。毛遂回答已经三年。平原君接着s 用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一个贤士生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装' 在袋子里，锥尖立刻会显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我身边的人没有称颂过你，我也没听说你有什么才能，你还是留下吧。毛遂回答说:我今天才请求您装在袋子里。如果我毛遂早一点能装在袋子里，便会“脱颖而出，非特其未见而已”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平原君看到毛遂伶牙俐齿，加之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便勉强答应了。其他十九个人偷偷地交换目光，讥笑毛遂，但毛遂并不介意，只管跟着平原君前往楚国。毛遂一路上不断与他们议论交谈，等到了楚国，对于毛遂的才能和论点“十九人皆服”。
到了楚国后，平原君首先出面与楚王商议合纵的事，二十名食客侍立在外听候吩咐。平原君苦口婆心地以利害劝说楚王。但是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大伙都非常着急，于是十九人公推毛遂上去助一臂之力。毛遂不敢怠慢，手按剑柄一步不停地登上层层台阶，来到大殿。他很有信心地问平原君说:“纵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纵，曰中不决，何也?”楚王看到有人闯进来，并且出言不逊，非常不高兴，便问这是什么人。平原君说是自己的门客。楚王更不耐烦了，马上呵斥道:为什么还不退下！我是在和你主人谈话，你是干什么的！毛遂毫无惧色，手按剑柄逼上前去说道:大王您所以敢呵斥我毛遂，无非倚仗楚国人多<5现在你我相距不过十步，您无法倚仗楚国人多了，您的性命就操在我毛遂手里。我的主人就在面前，你呵斥我做什么？再者，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之地，最终统治天下;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而使诸侯称臣。不是因为他们士卒众多，而是因为他们“能据其势而奋其威”。现在楚国地广袤五千里,持戟战士百万，这是称霸争王的好资本。以楚国的强大，天下无法抵挡。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鄙贱的家伙，领了几万人，兴兵来和楚国交战，一战而攻下鄢、郢，再战而烧了夷陵，三战而羞辱大王的祖先。这是百世不解的怨仇，连我们赵国也感到羞耻，而大王您却不知羞。“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王被说得面红耳赤，连声说:对，对，确实像先生所说的，“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连忙问楚王，合纵的盟约能定下来吗？楚王说••完全可以定下来。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手捧铜盘，跪着进献给楚王，说道:“王当歃血而定纵，次者吾君，再次者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于是，在殿上当场与楚王定下合纵之盟约。平原君完成与楚国的合纵使命之后，急忙返回赵国。
在赵国君臣的努力下，楚国派春申君领兵赴赵救援，魏国信陵君也假传魏王之命，夺了晋鄙的军权前往救赵。平原君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由李同率领，使“秦军为之却三十里”。等楚魏援军赶到，三国军队内外夹攻，使秦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去，解除了赵国之危。
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挽救赵国于危亡之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平原君非常惭愧，他说:我赵胜不敢再观察评价士人了。我观察评价过的士人，多说有千人，少说也数以百计，自以为不会漏过一个天下难得的人才。可现在竟在毛先生身上看漏了。毛先生一到楚国，“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先生以三寸之舌,胜过百万大军。为了表示对毛遂的重视，便把他列为上客。
毛遂死后，葬在薛地，其墓在今滕州市官桥镇。墓址原在官桥火车站票房处。宣统元年(1910年)十一月修建津浦铁路时，迁往道西今址。明代和民国初年立有墓碑文革”中被毁。1991年、1992年、1998年，当地政府对毛遂墓进行了修缮。
荀子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其学术活动的时间，大致为公元前298至公元前238年。早年游学齐国稷下学宫，中年的大部分时间在稷下学宫任教。其间访问过秦国，居留过赵国，后到楚国，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罢官，荀子便在兰陵安家，死后“葬于兰陵” (《史记•荀卿列传》)。
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割据局面行将结束，“统一”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相一致，思想学术的发展也出现了融合的趋向。荀况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集诸子百家之大成，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理论做了批判性的总结和继承。他是一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自成体系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现存《荀子》32篇，是荀子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绝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述,内容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
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之一的孙氏之儒的创始人。曾师从根牟子、虞卿等儒学大师，因而儒学根底深厚。荀子曾三次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因学识渊博，在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史记•荀卿列传》)，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稷下学宫的发展,对稷下学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稷下学宫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各家学派并存，使得荀子有可能向各家学习。荀子身体力行，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为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荀子热衷于政治，希望当权者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多遭到冷遇。于是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其游踪遍及赵、燕、齐、楚、秦等国，极其广泛地接触并研究了各个政派与学派的理论与著述，这也是他后来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
荀子的自然观，继承了“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论点。他肯定“天”完全是自然的天，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从这个自然之“天”出发，他又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荀子的“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强有力的否定和批判。荀子在明确地把人与自然分开的同时，又强调人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指出:“大天而思之，孰物莆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天论》)这是说，人如果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做到 “天地官而万物役”，使天地万物为人类服务。这与黄老道家和先秦各家的思想相比，都显出荀子的思想富有生气、充满活力, 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其重要价值在于强调主体(人)对于客体(环境)的积极改造;强调人的创造性活动，把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思想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认识论方面，荀子强调要区别地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第一次明确指出认识的对象是客体。他强调“缘天官”(根据感官接触外界事物)、“征知”(理性分析)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何谓天官？他说:“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荀子•天论》)人为什么会产生认识呢？荀子指出:人的认识开始于“缘天官”和“天官之意物”(《荀子•正名》)。所谓“意物”，是指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后而对事物产生的意象。不同的天官接触不同的事物，“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 以口异。”(《荀子•正名》)“耳、鼻、目、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 (《荀子•君道》)。但是，他认为这样产生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有时会受到各种“冥蔽”，因而必须做“解蔽”的工作。如何 “解蔽”呢？荀子的答案是:“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荀子•解蔽》)也就是说，运用思维(心)把天官接受来的各种意象进行归类分析，得出类似理性的认识;不能偏执于某一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要对事物做出客观权衡后，再予以取舍。何谓“征知”？在认识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心”主神明功能。“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解蔽》)古人以“心”为思维器官，“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荀子. 解蔽》)。因而荀子认为，要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荀子•天论》）,即正确发挥“感官”与“思维”的作用。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趋利避害的，“生而有好利焉”。人们为了争夺利益而“辞让亡焉”。人生来就有忌妒和好恶之心，因而“残贼生而忠信亡焉”；人生来就有耳目之欲，喜好声色，因而“注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这就是人性之“恶”。荀子在对人的考察中，不仅仅看到人性之“恶”，还看到了人之能“伪”，即人为的努力。他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圣人能“伪”。如果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通过后天的“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导)”，性恶之人也可以向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化性起伪”。人之所以有礼义之类的道德观念，是因为君主或圣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的结果。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力图通过性恶论，说明建立封建法制和对人民进行教化的必要性。
荀子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应以培养大儒为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的“贤能之士”。他把当时的儒者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俗儒、雅儒、大儒。俗儒这类人，只有儒者的外表，宽衣博带，但对“先王之道”、对《诗》、《书》等经典仅会作教条诵读而已，全然不知其用;雅儒虽然在有些问题面前拙于对策,却能承认无知，光明坦荡，能使“千乘之国安”;而大儒是最理想的人才，不仅知识渊博，而且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要成为大儒，就得“学不可以已”。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孰必困。”(《荀子•儒效篇》)也就是说，学习又是一个由“闻、见、知、行等阶段构成的渐进过程”，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就必然会陷人“谬”、“妄”、“困”的境地。闻见仅是学习的起点和知识的来源，只有“知通统类”，即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方可成为大儒。“行”是学习的最高阶段。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在他看来，由“学”、“思”得来的知识，是否切实可靠，惟有通过“行'才能得到验证;也就是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所学、所思正确与否。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荀况对教育的功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他又指出:“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 ”(《荀子•儒效篇》)。他认为, 只要有学习和教育，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改变他自己。荀子同时强调，环境对人的改造作用。东西南北各地的儿童，出生时啼哭声没有什么差异,但等到他们长大成人，生活习性却大相径庭,就是环境作用的结果。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
荀子非常重视和尊重教师。他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可见，在荀子眼里，教师乃治国之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教师也在参与治理国家。他说: “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 ……”(《荀子•儒效篇》)。也就是说，没有师长的教导，人就会加重本性的放纵;有了师长的教导，就能不断积善改变自己。由此荀子推论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这里，他将国家的兴亡与尊师重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发人深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荀子十分强调教师的尊严。他认为，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教师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师云亦云”，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者，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荀子•大略》)。教师是礼义的化身，必须绝对服从。绝不容许有人背叛、怀疑、非议教师，否则人人都要唾弃他，还要受到刑法的处罚。荀子在这里固然把教师的权威绝对化了，但其中蕴含的尊敬师长的主张，在今天不无现实意义。
对于教师，荀子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这表明教师除了要具有渊博的学识外，还应该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信仰;有讲授儒家经典的能力，能够根据教材的内在逻辑讲解，有条理而不凌乱;能钻研和精通教材，并且善于阐发微言大义，而不仅仅是记问之学。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调和儒法两大学派，“隆礼重法”。他指出“礼”与“法”的关系是:“礼者，法之大分”(《荀子•劝学》)。“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二者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荀子强调做为人君，要“隆礼尊贤”才能称王，必须做到 “重法爱民”才能称霸天下(《荀子•大略》)。“隆礼重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荀子•君道》。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巩固等级制度的愿望在理论上的反映。
总之，荀子对先秦的思想文化做了综合的批判性的总结与继承和发展，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和格局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他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的重要著述都是在定居于兰陵后完成的。
荀子去世后，被安葬于古兰陵。墓地在今枣庄市峄城东约25公里的兰陵镇南郊。在今峄城北5公里处的十里泉边有 “荀子祠堂”。荀子墓历代多有重修。进入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政府又对其重新修缮，并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叔孙通叔孙通，原名何，号稷嗣君,薛县人(今山东滕州市东南)。生年不详，卒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他是战国时期名噪一时的儒家孔鲋(字子鱼)的学生，精通儒学。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孔纟付拒不仕秦，但愁恿叔孙通到秦都咸阳求官。叔孙通来到咸阳“以文学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与李斯“俱宦于秦”。但由于秦始皇崇尚法家之学，因此“贤李斯”，而“消叔孙”(《汉书•楚元王传》)，只做了一个“待诏博士”(《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自此始登仕途，由于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曾先后“事十主”,被其师赞誉为“学儒学而知权变”。后来，官至西汉太子太傅等职,成为西汉初年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秦始皇死后，叔孙通留事二世。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残暴的统治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攻克大泽乡 (今安徽宿县西寺坡乡刘村集)接着又攻占了秦的交通要道陈 (河南淮阳），对秦王朝构成严重威胁。消息传到秦宫，二世急忙召博士、诸生前来商议办法。博士们均主张残酷镇压，只有精明的叔孙通能够洞悉二世的昏庸，深知他粉饰太平的心理，他告诉二世:“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结果，“务正学以言”的博士诸生们，非但没有赢得二世的欣k，反而被二世以“言反”、“言盗”为借口，“下吏”治罪或罢免官职。而把处在濒临土崩瓦解边缘的秦王朝描绘为一派升平祥和景象的叔孙通，却意外地博得了二世的极大欢心，由待诏博士升迁为博士，还获得“帛十二匹，衣一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赏赐。但从事后叔孙通 “我几不脱于虎口”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看透了秦王朝将亡的趋势。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便弃官偷偷地逃回了故乡薛地。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项梁军占据了薛地，叔孙通便委身于项梁麾下做了一名谋士。同年九月，项梁战死，叔孙通即附楚怀王。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秦灭亡，他投身于项羽做了幕僚，居彭城(今江苏徐州）。次年，刘邦击败项羽攻占了彭城，叔孙通又归附刘邦。此后刘邦败走仍紧随之。此时正是楚汉相争之时，叔孙通应刘邦之需，向他推荐了大批人才，独不推荐自己的弟子,引得追随他的众多弟子非常不满。叔孙通便向他们解释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众儒生不能冲锋陷阵，所需要的是“斩将搴旗之士”，因而暂时不推荐他们。不久，叔孙通“因竞从汉”,拜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刘邦消灭了项氏政治集团，称帝于定陶。刘邦称帝后，就把秦朝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了，只是拟定了一些简单易行的规矩。过去跟随刘邦鞍前马后征战的人现在都成了大臣。他们称兄道弟惯了,刘邦称帝后，他们仍像过去那样，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喝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砍削庭中立柱，这让刘邦感到很头痛。叔孙通看透了皇帝愈来愈讨厌这类事，于是向刘邦建言，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一起制定朝廷上的礼仪，得到刘邦的同意。于是叔孙通奉命征召了三十多人，加上皇帝左右有学问的侍从以及叔孙通的弟子共一百多人，在都城郊外演练礼仪。一个多月后，叔孙通便请皇帝来视察。皇帝感到相当满意，就命令群臣都来学习。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朝廷第一次按照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长乐宫举行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朝拜皇帝的隆重大典。按照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在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引导着诸侯群臣、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摆设着各种兵器，树立着各式旗帜。谒者传呼“小步快走”，于是所有官员各入其位，大殿下面郎中官员站在台阶两侧，台阶上有几百人之多。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向东;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大行令安排的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地传呼。然后皇帝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百官举起旗巾只传呼警备，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最后监察官员执行礼仪法规，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把他们带走。整个朝拜大典非常隆重肃穆，让刘邦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做皇帝的尊严。事后他非常满意地说:“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于是授给叔孙通太常的官职，并赏赐黄金五百斤。叔孙通趁着皇帝高兴乘机进言，推荐自己的弟子做官，刘邦自然不会拒绝，让他们都做了郎官。叔孙通出宫后，把皇帝赏赐的五百斤黄金，都分赠给各个儒生了。众儒生都高兴地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汉九年(公元前198后)，刘邦调叔孙通任太子太傅。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由于宠爱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便打算让如意代替太子。叔孙通向皇帝进谏规劝说:“…… 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适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削污地。”由于叔孙通等人的坚持，刘邦只得说:“吾听公言”。等到皇帝设置酒宴款待宾客时，看到张良招来的四位年长高士都随从太子进宫拜见，“乃遂无易太子志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刘盈保住了太子地位，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太子废立之争有了个结果。叔孙通固然不能独揽其功，但从维护汉初安定统一的大局来看，叔孙通力保刘盈的太子地位，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在这场争宠夺嫡的斗争中，他极力维护刘盈的太子地位，因而成了吕后(雉)的恩人和刘盈的心腹重臣，叔孙通自然就牢牢稳住了自己在上层统治中的地位。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刘邦溘然长逝。五月，太子刘盈“袭号为帝”,为汉惠帝。惠帝对叔孙通说:“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于是晋升叔孙通为太常，负责制定宗庙的仪礼法规。此后又陆续地制定了汉朝诸多仪礼制度，这些都是叔孙通任太常时论定著录下来的。
叔孙通作为一代儒生，“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知晓进退，与时变化,善于抓住时机，因势利导，推陈出新，成功地走上汉初的政坛并站稳脚跟。他对汉王朝忠心不二，在汉初负责创制朝仪、宗庙礼乐和诸仪法，对于建立和巩固汉初统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叔孙通为儒学在汉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儒学的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史记• 刘敬叔孙通列传》）匡衡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今山东枣庄)。他是西汉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位居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汉书•匡张孔马传》，下同，不注)。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被控以“专地盗土”之罪而免官。
匡衡由于“父世农夫”，幼年时家道贫穷。为了养家糊口，父亲“佣作以供资用'虽然匡家世代为农，但“至衡好学'当时家贫买不起更多的书，匡衡就去同乡一位富翁家中做工。这家人藏书很多，匡衡为他做工不收工钱。富翁很奇怪，就问为什么,匡衡说只希拏富翁能把家中的书借给他读，就心满意足了。富翁被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匡衡更加努力地读书。年幼的匡衡虽然勤奋，但家贫“而无烛”，晚上就没有办法读书，“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匡衡依靠顽强的毅力，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后来他成为一代名儒、经学大师，对儒家经典见解颇深，善于解经。时人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的说法。
长大成人后,匡衡进京赴试，“除为太常掌故”，后“调补平原文学”。鉴于匡衡的才华,当时京城里一些学者“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极力称赞匡氏，希望能任“文学，就官京师”。也有人羡慕匡衡才学，表示愿意跟随前往平原郡就任。时任太子太傅的兰陵人萧望之、少府梁丘贺亲自召见，考问匡衡学识，“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萧望之遂启奏汉宣帝谓之:“经学精习，说有师道”，极力推荐，“可观览”。但汉宣帝“不甚用儒”，没有接受建议。而当时作为皇太子的刘奭，对匡衡却颇有认同感，“私善之”。这就为元帝(刘奭)掌权后，匡衡的仕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龙元年(公元前48年），汉宣帝驾崩，刘奭登上皇帝位，即为汉元帝。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任尚书，前将军萧望之为副。史、萧二人矛盾重重。史高为了笼络人才，并“显示众庶，名流于世”，取得对萧望之斗争的胜利，先“辟衡为议曹史”，接着又向元帝举荐。鉴于过去对E衡的了解，“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接连晋升。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有日蚀地震之变”，灾害严重。元帝深感震惊和忧虑，于是向群臣问以政治上的得失。时任 “给事中”的匡衡，纵观全局，深思熟虑，直言上谏，向元帝呈上一道“上政治得失疏”的奏折。他说:“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匡衡引圣人之言、经学典籍，委婉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吏民触法抵禁”、“贪财残义”、“纲纪失序”等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缩减宫廷开支，提倡节省、反对浪费;调整制度，修改章程，近忠良，远奸臣;废除靡靡之音，提倡雅颂经书;选拔人才，广开言路，起用贤良之士;还退刻薄官吏，宣扬廉洁奉公，吸取上一代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治国方略，最后使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元帝看了匡衡的奏疏以后，非常满意，即“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匡衡为官勤政为民，“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传经以对，言多法义。”博得了元帝信任，后晋升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再迁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至此匡衡成为百官之长，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登上为官之顶峰。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死，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成帝性情放荡，荒淫无度。作为三朝元老的丞相匡衡，又向成帝上了一道“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贝f的奏疏，奉劝刘骜只有慎重看待过去得失盛衰的教训，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遵守经学的倡导，做一个有德之君;不要沉醉于后宫花天酒地、淫乐无度的生活中。他说:“陛下乘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虽然“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但“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刘骜“敬纳其言”，准其所奏。不久，“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使朝政明显改观。
后来，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无大臣辅政之义……罪至不道。”由此，匡衡“惭惧”，多次要求辞职，均被汉成帝挽留。
再后来，匡衡儿子昌“因醉杀人”，匡衡也受到牵连，“曾免冠徒跣待罪”。不久，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弹劾匡衡 “专地盗土”。匡衡的封地在临淮郡僮县(今安徽省泗洪县西北),计3100顷，因标图不清而实得3500顷。后来查明，仍属匡衡收租。司隶校尉等人抓住把柄不放,认为匡衡以权谋私、违背法制、不合春秋之义。最后匡衡保全了性命“竟坐免”，遂被贬为庶人。匡衡返回故里，不几年，便死于家中，被安葬在今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匡谈村北的丛林中。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峄县知县张玉树重修匡衡墓，并立碑一块。
新中国成立后，匡衡墓作为地方名胜古迹，得到重点保护。1980年，被枣庄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疏广疏受枣庄东南的峨山镇萝藤村，古时名叫“二疏城”。村头有座土台子，俗称“散金台”。传说是西汉年间，疏广、疏受叔侄俩，辞官归里给乡亲们散金的地方。至今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二疏”功遂身退、疏财济贫、而不给子孙留家财的故事。
疏广，字仲翁，生卒年不详，西汉东海兰陵人。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西汉著名经学大师孟卿，“明《春秋》”(《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下同，不注)。学成之后，便在家乡萝藤一带教授经学。由于疏广学识渊博、见解独到、阐释精辟，因而声名远播，求学者“自远方至”。桃李遍天下，在当地具有颇高的声望。
“征辟制”是汉代重要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征辟对象为各郡的贤士和才学突出者。鉴于疏广的学识和在当地的声望，宣帝时被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开始其仕途生涯。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四月，汉宣帝在大将军霍光死后亲理朝政。鉴于霍氏家族专权的教训，他将许皇后所生的儿子刘奭立为皇太子，选大臣丙吉任太子太傅，疏广为太子少傅。六月，丙吉迁为御史大夫，疏广徙为太子太傅，专门负责太子读书事宜。
疏受，字公子，为疏广“兄子”,在疏广授官后也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史载疏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一次汉宣帝临幸太子宫，疏受负责迎接圣驾，并为皇帝置办了酒宴。在酒宴上疏受为皇帝举杯祝福，言谈举止颇为“闲雅”，表现十分突出，宣帝“甚欢悦”。没过多久，在疏广被升迁为太子太傅的同时，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六月，疏受被宣帝拜为太子少傅。
皇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看到疏氏叔侄把持对太子的教育，不利于自己对太子的控制,便以太子年少为借口，向汉宣帝上书，要求派其弟“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汉宣帝就这件事，来征求疏广的意见。疏广回答道:“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对疏广的回答，宣帝认为非常有道理善其言”。宣帝又把疏广的这番话，告诉了丞相魏相，魏相听后感觉非常惭愧，连忙向宣帝跪下谢罪说:“此非臣等所能及。”自此后，疏广更加受到皇帝的器重，并多次受到赏赐。疏广、疏受一起教授皇太子, 时刻不离太子身边，教育太子知书达理,并双双带领太子朝见宣帝。太子每次朝见时，都是太傅疏广在前引领，少傅疏受在后尾随。“叔侄并为师傅”，成为西汉朝廷上下的美谈，“以为荣”。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四月，皇太子年已十二，经过几年的学习,已熟悉《论语》、《孝经》等。疏广感到该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便对其侄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疏受听后，感觉言之有理，于是叔侄二人当即同时上书告病，移居宫外。三个月后，病假期满，汉宣帝召他们复职。叔侄二人又上书，称年迈多病，要求告老还乡。宣帝看到他们确实年事已高，“皆许之”。又赐给叔侄俩黄金二十斤，皇太子也赠两位老师黄金五十斤,作为对他们的奖赏和感谢。
在叔侄俩离开的那天，公卿大臣及亲朋故友同乡“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欢送“二疏”的车辆达数百辆。在道路两旁观看送别仪式的人，夸赞叔侄俩:“贤哉二大夫!”有的人还为他tl 的离开感到惋惜，“或叹息为之下泣”(《资治通鉴•汉纪十七》)。
疏广、疏受叔侄俩荣归故里后，将朝廷赏赐的黄金散发给贫困的乡邻。每天让家人摆设酒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资治通鉴•汉纪十七》)，这样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辈们按擦不住了,他们偷偷地找到疏广“所爱信”的昆弟老人，请他到疏广处说情，给子孙辈们留点家财置办产业。老人寻机转告疏广。疏广听后不以为然。他说:“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馀，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 ”对于叔侄俩的良苦用心，子孙辈们心悦诚服。
叔侄俩在家乡修身养性、安享晚年,因而得以高寿。在疏广、疏受相继去世后，族人、乡邻们敬仰他们的为人和学识，钦佩他们为勉子孙上进而不留家财的品行，感念他们散金于贫苦乡邻的恩德，便在他们的故居附近修建了“散金台”，后世又称之为“二疏城”。人们对二疏的高风亮节感怀不已，历代加祀。明代弘治五年(1492年）,按祭司副使赵鹤龄在散金台上创建 “二疏祠”，广植树木，立有碑碣。嘉靖十年(1531年)兵备佥事李士允又命峄县令李乃曦重修二疏祠，并在祠堂内塑了二疏像，刻碑记述其事。二疏城和二疏祠现已无存，但其遗址已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