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四节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推迟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鉴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进行挑衅，以图挑起全面内战的状况，又积极做好对付全面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2月发出了《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出：充分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保卫和巩固解放区的根本方针。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必须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必须把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作为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必须把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三件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支援战争，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鲁南解放区军民，一方面组织津浦路阻击战，阻敌北进，利用和谈争取和平民主；一方面在解放区积极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和大练兵运动，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一、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老区普遍进行了双减，即减租减息运动。双减运动，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提高农民觉悟、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收复了大片新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过去在日伪统治之下，受尽了汉奸恶霸和伪势力的欺凌与奴役。因此，解放以后，锄奸反霸，翻身复仇，改善政治和经济地位，夺回被掠夺霸占的土地财产，成为各阶层群众最强烈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新解放区的群众斗争从反奸清算开始，继而，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
为了搞好反奸清算运动，1945年8月15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山东省汉奸自首自新暂行条例》、《山东省处理汉奸财产暂行办法》等法令。这些条例和法令，对汉奸及一切“破坏民族解放事业者”作出了明确的惩治和处理规定。9月30日至10月13日，山东省第二届各界救国联合会、农救会、妇救会及第三届青年救国会在临沂召开联席会议，布置了在解放区迅速发动群众，进行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并把群众武装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会后，山东各解放区的反奸诉苦、清算运动逐步展开。1946年1月20日，华东局作出《关于放手发动新解放区群众的工作指示》。《指示》要求各地“首先放手开展反奸、诉苦、复仇、清算运动，在运动中通过群众没收与分配汉奸的土地财产，救济基本群众，检举战犯奸细特务，推翻伪村政，建立民主的村政”;“在反奸诉苦运动中必然使汉奸化了的地主封建势力直接遭受毁灭的打击，而一般地主封建势力则必然孤立涣散，然后群众挟反奸胜利之余威，进入普遍的减租减息”。①为了帮助新解放区开展好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中共华东局、山东各救总会抽调500名干部和新四军北撤山东的干部，组成6个工作队，于1946年1月24日分赴滨海、鲁中、渤海、胶东、鲁南5个地区的新解放区帮助开展工作。
在鲁南，随着津浦路战役的节节胜利，人民军队先后解放了费县、峄县、临沂、郎县、滕县、济宁、曲阜、台儿庄、兰陵、枣庄（除中兴公司）等城镇，到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时.鲁]#地区除徐州、兖州、临城等地外，其余中小城镇基本获得解放。这些新解放地区多系平原，土地肥沃，并且大多集中在封建地主、富农手里。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农村和城镇的人民，热切盼望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为了把群众迅速广泛地发动起来，中共鲁南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精神，采取各种措施，引导群众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一）组织工作团深入新区开展工作
中共鲁南区委和各地委、县委，为组织领导好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调整了群团机构，充实了领导成员，加强了对群众工作的领导。
中共鲁南区委和各地委、县委把绝大部分干部抽调出来，分别组成工作团（队），先后派出6000多人深入到新区开展工作。工作团中，除一部分脱产干部带队外，其中约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从老区抽调的村级党政群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他们在老区经历了减租减息运动，有工作经验，了解农村情况，易于与农民接近，十分有利于运动的开展。第一地委抽调了区、村干部200多人，由地委民运（①《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部长纪华任团长，曲泗县委组织部长刘海岩、群委书记刘鹏为副团长，组成“双减工作团”，进驻到泗水县柘沟，以泗水、兖州、曲阜、部县为重点开展工作；第二地委工作团在区党委青委书记刘昆，工委书记、职工会长牛一萍、妇委书记张恺以及华中区来的金凯等人带领下，进驻到滕县。第三地委由地委党训班和专署干校200多名学员组成的4个工作队进驻峄县；第三军分区宣传队全体人员与由赵锊县抽出的一批村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邳县、铜山一带开展工作。区党委还从平邑、温河、麓水等县抽调干部和老区积极分子600多名，分成9个大队，由各县委领导成员带领，分赴邹县、兖州、枣庄和运河两岸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在工作团的组织发动下，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短时间内，就摧毁了敌伪政权，清除了敌伪人员，肃清了暗藏的匪特，严惩了汉奸恶霸，打击了封建势力，稳定了社会治安，宣传发动了群众，取得很好的效果，为全面开展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反奸诉苦、减租减息掀起热潮
1946年2月7日，中共鲁南区委发出《关于大胆放手开展新解放区群众运动的指示》，肯定了前段鲁南地区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同时作出三项决定：（一）集中五个县的区、村干部，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对新解放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群众运动，并将其作为鲁南全党的工作中心，贯彻到各部门曰常工作中去。运动中要掀起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热潮，彻底摧毁伪政权，建立健全各级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团体，组建革命武装，培养发展党员，选拔地方干部。（二)根据实际需要，划分四个重点地区：第一地委以泗水、曲阜、兖州、郞县为重点，第二地委以滕县、临城为重点，第三地委以峄县、运河县、邳县为重点，区党委以滕县为重点。工作中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培养典型，创造经验，推动整个运动的开展。（三）群众运动中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第一，运动开始时，要放手大胆发动群众，通过反奸诉苦，迅速掀起生产高潮。第二，运动开展起来后，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充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又要善于引导群众识别真伪对错，让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掌握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第三，运动达到高潮时，要迅速成立善后委员会，分配斗争果实，巩固发展群众组织，搞好团结互助，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要抓紧时机，改造旧政权，恢复城镇社会秩序，发展党员，建立群众团体，吸收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参加工作，以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保证党在新解放区的巩固地位。23日，区党委又就开展群众运动发出指示：（一）要充分认识到这次群众运动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党提倡和平民主，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封建残余势力必将千方百计进行阻止和破坏。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组织力量，对他们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给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分子以严厉打击。（二）各级党政负责人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第一线，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切实掌握和推动运动的发展，并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三）各级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坚决克服畏首畏尾、怕犯错误的思想，对因缺乏经验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耐心教育，不要泼冷水。（四）认真发备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五）必须明确这次运动的中心是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和清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要牢牢掌握住运动的大方向。3月，区党委又发出了纠正保和庄会议反“左”错误的六条决定，使广大干部不仅明确了工作方向，而且放下了怕在群众运动中犯“左”的错误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
运动中，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是穿插进行的。反奸诉苦旨在继续解决民族矛盾，斗争对象是汉奸势力，斗争方式是组织批斗和公审，对罪大恶极分子依法惩处，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减租减息旨在减轻封建剥削，削弱封建势力，斗争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斗争方式是说理，然后进行清算、减租。
反奸诉苦工作团进入解放区后，首先废除了敌伪占领时的保甲制度，然后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做思想发动工作，并注意收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掌握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趁军事斗争胜利的好形势，党政群各部门通力合作，将斗争矛盾直指汉奸地主恶霸分子，没收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将其搜刮来的浮财分给穷苦农民。第一地委在掌握的重点县邹县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愤怒控诉了汉奸、特务、国民党邹县县长巩震寰残害1300多名干部群众的罪行。专署专员周蓝田、县长步云亭还代表专署和县政府为死难同胞举行致哀仪式，向死难者亲属表示了深切慰问。第二地委在滕县城东山西会馆召开了县城及四关群众共计25000人参加的斗争大会。群众在会上愤怒控诉、公审了大汉奸、伪警察局长史鹤亭，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对其处以死刑。城西关辛庄群众，控诉了伪街长巩士昌，吐出了多年的苦水。城北关1500余群众，控诉了大汉奸沈雨农的罪行，并要求政府没收沈的财产，赔偿过去拆毁群众2000余间房屋的损失。10月，温河、费南、费北等县在东新安村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控诉、审判了伪费县警备大队长陈怀绪，判处其死刑。费县城关及四乡群众万余人，于1946年2月25日，控诉了长期骑在百姓头上的恶霸地主王玉申、王玉同、王玉荣、王玉珍兄弟4人。1946年3月至4月中旬，第二地委共召开反奸诉苦、减租减息斗争会855次，没收土地1450亩，房屋77间，牲畜149头，粮食138万斤，钱II63元。第三地委选择了日伪汉奸和封建势力最为集中的邳县八义集为突破口，先后逮捕了伪县长齐易吾，伪县大队副大队长、杀人魔王杨树生，伪县维持会长曹邦灿，日军便衣队长曹昌环等一批敌伪分子，就地召开了两万人大会，控诉其罪行后，宣判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杨树生、曹邦灿等人死刑。同时，将齐易吾、曹昌环等人押送县府审查，分别据其罪恶判处死刑或关押。运河县在赵锝县工作团的帮助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据统计，有11.7万人参加了控诉大会，从地主恶霸手里没收土地7万亩、粮食8.2万多斤、牲畜301头。运动中，有700余人入党，2.1万余人参加了群众团体。兖济县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各区都召开了数千人的反奸诉苦大会，控诉了伪兖州道尹王绍武、伪县长姚玉柱、土匪头子周伯钦、恶霸地主侯武臣的罪行，深刻教育了广大群众，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过去，由于广大群众受尽了欺凌和摧残，雇、贫农和中农，包括城市贫民、中小工商业者、中小学教员等各阶层人民群众，渴望翻身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运动一经发动，无不群起响应，反奸诉苦运动迅猛开展起来，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鲁南区委及时总结推广邹县、滕县、邳县等地的工作经验，使鲁南区的整个工作在反奸诉苦的基础上，很快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第一地委和曲阜县委，组织了6万农民进城，决定从全国有影响的孔府、孟府和颜府开始减租减息。进城农民选派10名代表向孔府代理人孔署光进行说理斗争。他们愤怒地揭发了孔府压迫、剥削农民的一系列事实，提出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废除孔氏特权，取消高利盘剥，增加生产工具，改善雇工生活等十项要求。大势所趋，孔W光只得答应了以上要求，与农民代表签署了协定，并按协定进行退租退息。此后，曲阜、部县群众又运用这一成功的经验，向颜府和孟府进行示威，提出减租减息要求。颜府即复圣府，系孔子大弟子颜渊的后裔，尽管家道几经风雨，已经败落，但仍拥有良田百顷，雇工数十人。当农民向其提出减租要求时，颜府代理人满口答应，并很快退了租粮。孟府即亚圣府，是孟子的后裔，其代理人答应了农民代表代表邹县400多户佃户提出的四项要求：退减当年秋季租粮；取消无偿劳役的户头；取消斗尖子；订立新租约。共退租粮9000余斤，清算出土地1500余亩，浮财50多万元。
孔府、孟府、颜府在国际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为了使减租减息能够让“三府”接受，又不造成大的影响，中共华东局决定说服群众对“三府”采取宽大政策，由双方各派代表提出意见和要求，由政府出面作出裁决，然后按裁决的意见执行。这种仲裁方式，既有一定的强制性，又不用开斗争会，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合理要求，还适当照顾了“三府”减租减息，虽然不够彻底，但确使这些建立在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基础之上、累世显赫、历经了千百年的封建殿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憾；使广大劳动群众认识到，无论多么强大的反动、封建势力在人民群众面前都可以威风扫地，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邹县、济宁、兖州边区，人民群众联合斗争了大恶霸地主“张大脚”。“张大脚”真名靳云鸽，她是靳云鹏、靳云鄂的妹妹。靳云鹏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鄂曾任河南省省长。靳家是邹、济、兖三县最大的地主，有良田3万余亩。“张大脚”是靳家的代理人，她依仗其兄的权势，对农民进行长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为地方上的大恶霸。为了除掉这个恶霸，郎县、兖济县委于1946年4月召开了两万人大会。几十名受害群众对“张大脚”进行了血泪控诉，郞县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张大脚”逮捕法办。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斗争热情极为高涨。经清算，农民分得了很多土地。
临沂县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1945年9月，新成立的中共临沂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全县教职员会上，80余名小学教员控诉了日伪军的黑暗统治。临沂城回民协会的群众控诉了汉奸许官章的罪行。60多名各界各阶层士绅名流控诉了日伪军的残暴统治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所受到的损失。10月25日，临沂县又召开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控诉了汉奸恶霸、资本家韩绍九的罪行，并由县政府撤销了韩的县商会会长职务，令韩的代理人王其慎变卖资产，偿还亏欠店员的工资。10月29日，临沂城5000群众集会，与大汉奸寇阴蒲讲理算帐，100多人上台发言，要求严惩汉奸特务，实行“土地还家”。1946年1月，朱陈镇4000群众斗争汉奸周砚台，将其游街示众。2月16日，温河县第二区和义堂、艾山两区群众在东埤举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大会，公审并处决了伪沂州道皇协军兼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副司令王福宜、暗杀团长陈洪玉、支队长李以锦和前国民党临沂县长王星伟等罪犯。3月2日，临沂城1.5万群众将苏鲁豫皖剿匪公署参谋长、日伪帮凶钱景南押上了审判台。3月14日，临东区7000群众公审并枪决了罪大恶极的伪区长尤少轩、汉奸刘茂林。5月14日，荣山区5000名群众清算了毛家村汉奸地主毛四、毛五的罪行。据1946年2月统计，全县13个区974个村（城关不在内）中已有600个村掀起反奸诉苦、减租减息高潮，共召开斗争会500余次，处理斗争果实700多万元，没收土地4500多亩、粮食90万斤、款55万余元；有2.1万人获得了斗争果实，减租佃户达589户，减租地14580亩，增资工人有655人；全县80%的村子摧毁了伪政权，并以委任、选举两种形式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全县组织发动起来的群众达15.5万人，占总人口的30%。
枣庄的反奸诉苦运动是在矿工中进行的。当时，除中兴公司仍被汉奸王继美盘踞外，枣庄外围已经解放。为了打消一些工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施放和平烟幕所抱的幻想，揭露汉奸王继美之流的罪恶，中共枣庄党组织和工会于1946年3月6日，在南马道召开了有1500多名工人参加的诉苦大会。许多工人在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罪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张子贵的罪行，并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制裁了这个汉奸特务。接着组织了有四五千人参加的诉苦大会，夹道向和谈小组控诉了汉奸王继美在枣庄地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过血泪控诉，揭露了敌伪统治的黑暗，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破坏和平协议以及庇护汉奸刽子手的真面目。
鲁南人民群众经过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伪政权，削弱了封建势力，提高了广大农民的觉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使新解放区得到了迅速的巩固和发展。
(三)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推动了支前、参军和大生产
参军和支前是地方上支援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两件大事。日军投降后，人民军队为粉碎蒋日伪合流发起了津浦路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所以支前和补充兵员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反奸诉苦、减租减息中分得胜利果实的广大新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支前、参军的热情十分高涨。他们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全力支援战争。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参军工作也没有停止。据不完全统计，8个月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中，鲁南地区参军人数达一万人，及时补充了县区武装，保证了原有的县区武装升编主力军。
在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省政府指示，中共鲁南区委在1946年春还着重抓了农业生产。在新老解放区，以反奸诉苦和贯彻“双减政策”为动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县区从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入手，大都组织群众成立了各种变工队，以村社为单位，普遍组织了农、副、商各业合作社来配合农业生产，购买农具肥料，运销农产品，利用变工队的剩余劳力发展各种副业生产。在新解放的城市里，则由政府创办生产推进社或合作指导所来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在这方面，临沂等地总结出了好的经验，采用这种公私结合的形式，注重重建城市经济，扶持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效果很好。在滕县，针对市面生意萧条的状况，滕县县政府召开了工商业者座谈会，征询商业界意见，大力宣传民主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外逃的商人回来重新组织生意，商店陆续开业，城内小商贩很快增加到300多户，使萧条的市面很快复苏。各地机关学校也从减轻学校负担，改善自己的生活出发，自己动手，参加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运输业。在大生产运动中，经济上有困难的，政府则发放贷款给以必要的扶持。为开展好大规模的生产工作，各级政府还充实了生产工作机构，培养了大批生产工作干部，试办农业指导所和合作指导所，并附设训练班以培养学员。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四）反奸诉苦和“双减”运动使群众掌握了基层政权
在鲁南新解放的地区，农村中基本没有党的组织，有些地区仅有个别党员，个别村有地下党支部。在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热潮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各工作团队从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批党支部，还发展建立了工农青妇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在此基础上，民主选举出根子正、立场稳、热心为群众办事的骨干分子充实到村级领导班子中去，使村政权中的主要成分为贫雇农，部分是中农和农村知识分子。据统计，仅曲泗县北险河、柘沟、百顶、星村4个区，就有党支部43个，党小组150个，党员600余名，支部干部100人，区干部70人。党员中工农成分的占3/4,中农成分的占1/4。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村级政权和群众团体，在上级党组织的具体指导下，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二、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军队素质
为了作好反内战的准备，人民军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利用停战协议签订以后三个月的空隙，从加强部队建设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自卫战争的能力。
一是整编部队。1946年1月7日，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撤销津浦前线指挥部，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统一指挥华中和山东部队。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第一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副军长罗炳辉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原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唐亮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5个军区，共有地方武装22万人。同时，正式组建山东野战军，陈毅兼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谢友法、张凯任政治部副主任。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七师、第八师。
第一纵队由原新四军第一纵队改编，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贺敏学任参谋长，张俊升任副参谋长，汤光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第一、二、三旅。
第二纵队由原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五旅和第四师第九旅在峄县合编而成，罗炳辉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韦国清任副司令员，詹化雨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五、九旅。
第七师由谭希林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孙仲德任参谋长(后为林维先），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6月以后为李步新）。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
第八师即原鲁南军区部队，师长王麓水牺牲后，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由何以祥任师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王吉文任副师长，刘春任政治部主任，马冠三任参谋主任。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
二是精简部队。具体原则是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开支，利于长期打算为目标。”同时还强调要把特种兵建设作为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根据以上要求，驻鲁南各部队、机关及地方武装均行动起来，撤销、合并了一些机构，充实了连队，复员部分老弱残疾人员，裁减了部分脱产的区乡武装。通过审查鉴定等方式，纯洁了干部队伍。组织部队开展生产运动，解决了部队的若干困难。后来，为了准备还击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又扩编了主力兵团，恢复并加强了区乡武装，扩大了民兵队伍。
三是开展百日大练兵运动。1946年2月20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临沂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布置百日整军计划。此后，以政治训练为主的百日大练兵运动在部队中轰轰烈烈地掀起。从野战军到军区、军分区都举行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开展了军政训练。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为了配合百日大练兵，鲁南军区以军区文工团为主，集中了三个军分区的文工队，共同排练了古装话剧《李闯王》，先后在滕县、曲阜、陶庄、台儿庄等地作了巡回演出，对干部、战士进行了形象化的政治形势教育。通过教育，广大指战员首先认清了形势，识破了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将中国推入内战火海的阴谋，克服了贪图安逸、放松警惕、解甲归田的和平麻痹思想，从而增强了斗志，提高了战胜敌人、保卫解放区的信心和决心。军事教育方面，突出了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为主体的战术训练和近夜战训练。训练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通过对他们的褒奖，更好地调动了部队的练兵积极性。通过百日大练兵，部队广大指战员增强了斗志，澄清了思想，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得到加强，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协同攻坚能力。
四是开展拥政爱民活动。针对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部队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相对薄弱，违纪和违反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的状况，山东军区政治部于1946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区部队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并将1946年2月定为“拥爱月'鲁南部队也根据上级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活动的开展对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及巩固解放区工作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指示发出后，全军上下掀起拥政爱民热潮。全体指战员首先接受的是一场深刻的拥爱思想教育。各军区，各纵队政治机关根据部队本身与所处环境的特点，制发宣教材料，根据不同环境（如前方和后方、城市和乡村、新区和老区），对不同对象（主力与地方武装、干部与战士、新老战士、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分别作了充分的动员教育。教育时，重点针对接触地方和群众较多的人员。在教育方式上，着重组织了反省检讨与典型报告，邀请民兵英雄、拥军优抗模范、政府人员等讲述他们参战、支前的先进事例。在拥政爱民的形式上，要求机动部队着重注意战斗前后节省民力、财务、粮食，检查对民夫和政府人员的态度等；要求驻新解放区与城市的部队，要着重纠正那种认为新区人民都落后顽固，甚至认为不帮助军队就是汉奸的错误思想，主动采取各种办法接触他们，用良好的实际行动教育、团结他们等;老解放区的部队应着重帮助地方干部对群众进行时事教育，稳定提高群众情绪，帮助群众开展冬季运动、军民生产互助，同时开展春季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等。通过拥政爱民活动，提高了部队的群众观念和政策法治观念，军民与军政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三、鲁南区调整组织机构及县以下行政区划
山东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后，短期内造成了山东各级政权机构的大量减员。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级政权机构需进行充实和加强。为此，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45年10月31曰发出了《关于调整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及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指示》，对行政区划和各级政权机构的调整作了明确规定。各地根据这一指示及其前后所发的有关指示，均对政权机构和行政区划作了相应的充实、加强和调整。
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鲁南区党委、鲁南行政公署和鲁南军区于1946年4月19日决定，撤销鲁南第二地委、第二专署和第二军分区，原辖各县划归第一、三地委，第一、三专署和第一、三军分区。撤销凫山县，曲泗县划分为曲阜、泗水两县，兖济县改为滋阳县，费南县改为平邑县，温河县改为费县，徐州市政府办事处改为铜山县办事处。第一专署辖滕县、曲阜、泗水、滋阳、平邑、费县、郎县7个县。杨士法、周蓝田、贺健分别任第一地委书记、第一专署专员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三专署辖麓水、临城、赵锝、峄县、邳县、苍山、铜山7个县。李青、栗培元、胡大荣分别任第三地委书记、第三专署专员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鲁南区党委在调整机构的同时，于21日作出成立铁路工委、铁路局和鲁南矿区总工会的决定。铁路工委由韩去非兼任书记，冯克玉任组织部长，赵进先任宣传部长。铁路局由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枣庄矿区职工联合会也于本月在枣庄附近的郭村成立，选举张福林为主任，张承为副主任。5月6日，鲁南矿区职工联合会在郭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枣庄、陶庄、曲阜八宝山矿和临沂义堂矿代表，经共同协商，成立了鲁南矿区总工会，选举张福林为主任，孙伯清为副主任。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根据中共华东中央局和山东省政府的指示，鲁南解放区迅速恢复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1946年3月16日，鲁南行署在麓水县山亭街召开了文教会议，提出了通过各种形式，大量培养师资，恢复发展各类学校的要求。会后，各地的学校发展很快。峄县城首次解放后，峄县县政府接收了峄县中学，派参议长张捷三兼任校长，以培养干部为目的，从社会知识分子和徐州知识青年中招收学生100余人。1946年春正式开课，分设师范一个班、初中两个班，开设语文、政治、数学、生物、史地等课。同时开办了一期小学教师训练班，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干部和小学师资。曲阜解放后，曲泗县委、县政府根据鲁南行署文教会议精神，着手筹备恢复曲阜师范学校。1946年4月8日，曲阜师范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校址在曲阜城内原省立第二师范旧址，校长由鲁南参议会参议长彭畏三兼任，燕遇明任副校长（后由华山接任），王秋岩任教导主任。学校设有后师、简师、初中、附小四部，共有学生1300余人（师范500人，初中、附小800人）。7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学校由曲阜城先后迁到泗水县西岩店、星村。曲阜师范开学后，滕县中学也于4月成立，校址设在滕县城内书院街，张天刍任校长，王化南任副校长，在校学生100人。为纪念在解放滕县城战役中光荣牺牲的王麓水师长，遂易名为麓水中学。7月，学校又续招了一批新生，在校学生总数达150人。另外,该中学还附设短期训练班一处。后来，国民党进攻山东，峄县中学、麓水中学与苍山师范学校部分师生合并成立了滕峄联中，张捷三任校长，宋致山任教导主任，师生共100余人。后学生分为4个队，调往滕县帮助土改。年底，多数学生分配工作，少数年纪小的学生随校北撤。1947年春，转移到泗水西部，并入曲阜师范学校。除上述三所学校外，据不完全统计，鲁南地区仅在费县、泗水、曲阜、峄县、滋阳、临城、滕县、邳县等9个县就开办了初小711处，高小51处，共有学生57976人。
除开办学校外，各地还将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冬学转为村学，并举办各类识字班。村学、识字班多采取小先生制，且形式多样，如半日班、晚间班、地头学习班、家庭学习组和送字上门等。各地对典型的村学还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仅费县、平邑、泗水、曲阜、赵锝、麓水、滕县、邹县、临城、邳县等地就举办村学3336处，识学班2540个。
在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鲁南区各级党组织还大力发展了文化事业。整个鲁南地区，建立农村剧团272个，共有演员6092人；设民教馆6处、黑板报1223处、读报组1389个。1945年10月，鲁南新华书店在费滕峄边区的白彦县梁邱镇建立。12月14日，新华书店随鲁南区党委迁驻滕县东门里大街，同时在滋阳、邹县、泗水、平邑、费县、麓水、赵锝、临城、峄县、枣庄、运河县、台儿庄设立了12处分店。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号召人民奋起自卫反击，保卫抗战果实，中共鲁南区委还加强了对报纸的领导和管理，利用报纸这一有力武器，大力宣传、报导前线胜利的消息和战争发展的状况等，对瓦解国民党和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鲁南地区的报纸主要有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报社兼新华社鲁南分社。开始由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兼任社长，白刃为总编辑，复刊后由赵宏弼任社长，副社长为燕遇明，总编辑为黄华。1945年8月刘亦夫调任副社长。报纸原为油印，八开四版。1947年2月改为石印，两至三天一期。1945年8月改为铅印，四开四版，三天一期。日军投降后，为了向人民大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报纸需求量增加，鉴于报社印刷力量薄弱，中共华中分局和新四军七师支援了两部印刷机，区党委又从部队选调了一批干部、战士充实到报社，使报社规模迅速扩大。1947年春，报社人员增至269人，其中编辑人员108人，印刷工人138人；通讯员发展到2000多人；报纸发行量达1.2万余份。除《鲁南时报》外，当时鲁南军区还创办有《鲁南报》，一些地县也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如临城县委1946年6月创办的《群众报》等。这些报纸在解放战争时期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五、解放枣庄，全歼王继美部，恢复矿区生产
就在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实现停战而奋斗时，蒋介石却暗地里紧锣密鼓，调集人马，将其远离前线的部队主力秘密运送到解放区边缘的战略要地。1946年5月中旬，山东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在徐州、济南和青岛集中了3个正规军和收编的伪军共20余万人，还组织了大批“还乡团”，不断向山东解放区进行“蚕食”。面对这种形势，山东省政府于6月5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县以上机关立即整顿组织，以便必要时转入战时状态。6日，又发出《为反内战准备行动的命令》，并决定省府及直属单位移驻乡村办公。山东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反顽伪蚕食斗争的指示》，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1946年6月7日，山东野战军各主力兵团向盘踞在解放区内，并违约向解放区进攻之伪军发起了自卫反击战。
在鲁南，反击重点是盘踞在枣庄中兴公司被国民党收编的汉奸王继美部。由于王继美的蓄意破坏，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被打，致使和谈破裂。枣庄撤军协议达成后，王继美不但不执行，反而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把撤军作为缓兵之计，只将一些伤病员和家属撤出公司，同时加紧修筑工事，并悍然宣布不撤军队。对于王继美的倒行逆施，枣庄人民早已忍无可忍。1946年5月22日，枣庄10万市民、鲁南解放区6万工会会员与3000铁路职工，联合电呈山东军政首长，恳求陈毅军长、黎玉主席下令，消灭王逆，为民除害。1946年6月9日，遵照陈毅的命令，山东野战军以新四军七师、鲁南八师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八师副师长王吉文的指挥下，向盘踞在枣庄煤炭中兴公司内的王继美部发起进攻。
战役发起的前一天，新四军第七师曾希圣政委考虑到国际信誉，决定将驻在中兴公司内的3名美国代表接出矿外，为不暴露军事计划，就写了一份请柬，派市长张福林和公安局副局长马平开车以宴请的名义将三位美国代表接了出来，安排在石碑一个斜井的地下室里保护起来。
王继美部盘踞的中兴公司位于枣庄市区的北面，人民军队控制的解放区在市区的南面，中间仅隔一条东西马路。根据战斗布署，新四军七师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3个团主攻东南面；五十九团负责佯攻，牵制敌军；鲁南八师负责主攻西南面。
6月9日下午5时整，“轰轰轰”几声巨响，东西南几个不同方向的坑道爆破成功，中兴公司的围墙被同时炸开了几个大缺口。爆破声就是全线总攻击的信号，进攻的阵地上枪炮齐鸣，指战员们乘着弥漫的硝烟和飞沙走石，从几个突破口同时向伪军冲去。晕头转向的伪军，这时才清醒过来，慌忙钻入工事进行还击。
围墙被炸开之后，老奸巨滑的王继美自知大势已去，无心抵抗，就让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刚在中兴公司大楼指挥部署抵抗，自己却来了个“金蝉脱壳”。他见北面进攻兵力“薄弱”，便指挥1000多名士兵从北门突围。前面以一个连的力量拼死冲杀，后面两个连紧随其后突了出去。不料，在北门外突遭伏击，跟在后面的两个连未达北门，就遭到从西面运动过来的八师某团的堵击。这时，设在中兴公司大楼内的伪军司令部已被一举拿下。经一夜激战，枣庄中兴公司被攻克，俘虏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刚以下1413人，可就是没查到王继美的下落。原来，王继美和警卫排事先换上便衣，外面套着士兵服，准备夹杂在士兵队伍里突出北门，一见前面队伍遭到堵击，就急忙向西北逃去，连拐了几个弯以后，钻进一条僻静小巷，脱下军装，躺在担架上，命四个护兵抬着，在身着便衣的警卫排保护下，趁混乱之机，窜出西门，向西南方向逃去。逃至黑风口杏峪附近，被追兵截住，王继美见逃脱无望，就从担架上跳下来拒捕，被人民战士击毙。这个罪恶累累的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战斗中，八师二十三团二营五连第二排担任突击排，排长安保全是著名战斗英雄。战前，患严重胃溃疡的安保全正在医院治疗，听到部队要打枣庄，便不顾医生劝阻自行出院赶回连队参加战斗。安保全带领突击排由突破口冲进圩子，和从大楼底层冲出的伪军展开了搏斗，他们拼退了院里的伪军，冲上大楼。此时安保全已两次负伤，他以顽强的毅力指挥战士与敌人逐个楼层展开争夺战，终于带领战士们冲上了三楼，用炸药炸掉了楼顶的碉堡，全歼了楼上的伪军。碉堡的解决，扫除了对突破口的威胁，大部队潮水般涌入城内。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安保全的头部，夺去了他年仅23岁的年轻生命。为了纪念英雄，山东军区党委决定，命名安保全生前所在的第二排为“安保全排”，将英雄生前战斗过的一条街道命名为“安保全街”。
战斗中，八师二十三团一营第一连以7分钟时间突进中兴煤矿公司，连夺了3座楼房，打垮了伪军数次反扑，歼灭了大批伪军，全连72人负伤，除7名重伤员有64人不下火线，发扬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胜利完成了突击任务，荣获“首先突进枣庄的第一连”的光荣称号。
在解放枣庄的战斗中，人民群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听说要攻打中兴公司、消灭王继美时，枣庄人民无不争先恐后地支援这场战斗。进攻的前一天，共产党员、老工人蒋福义带领一部分工人到处奔走，帮助部队收集攻城用具，仅一天时间，就收集83付梯子和一大批铁锤、跳板、竹竿、铡刀、镢头等。孔祥云、王廷延两位工人，一夜的时间，为部队筹备了867条麻袋。许多工人拿出自家的被子、胶鞋送给部队。工人家属自动组织了洗衣、缝衣组，为指战员们服务。一些工人家属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食品拿出来，送给自己的部队。攻城战斗开始，3000多名工人直接参战，1000多名工人组成担架队运送伤员。汤庄工会主任冯振鲁，带领27副担架，始终战斗在火线上。由100名工人组成的运输队，专为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工人纠察队认真负责地维持社会治安，堵截溃逃的伪军，他们分布在枣庄各条街道，手持红缨枪、大刀片，严密把守，一夜时间，活捉逃窜伪军200多名。纠察队班长胡相斗，一个人活捉了四个伪军，还向敌碉堡里仍了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个伪军。
枣庄工人参战支前的事迹，受到山东省总工会的高度赞扬，总工会还号召全省的工人“向枣庄工人学习！”并把枣庄工人的事迹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在解放枣庄的同时，山东野战军相继攻克了泰安、德州、周村、张店、胶县、即墨等城镇，歼灭伪军3万余人。整个山东境内除济南、兖州、潍县、青岛等少数孤立据点外，全成了解放区。这些钉子一拔，就等于拆除了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跳板，同时策应了中原和苏皖解放区的斗争。由于打的是伪军，国民党无话可说，人民军队在政治上先赢了一着。战役取得全胜后，人民军队腹背受敌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立即收兵转入整训。这次反击战，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利用日伪军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削弱了他们进攻的机动兵力，提高了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能力。
枣庄中兴公司解放后，广大群众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同时，他们在政府组织下，拆除了伪军所筑的碉堡和架设的电网，清理了战场，准备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修理机器，整顿矿井，尽快恢复煤炭生产。此时，共产党和民主政府也在竭尽全力做好这项工作。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解放枣庄后两次到枣庄矿区检查指导工作。6月中旬，在他亲自主持下，中共枣庄矿区党委成立，王见新任书记，林岩任副书记。王见新、林岩、杜季伟、丛林、范醒之、方奕生、张福林、柴化周为常委，直属华东局领导。同时确定了矿区党委的任务：接管矿区，恢复生产。
1946年6月22日，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根据陈毅指示，作为中共华东局代表，召开了中兴煤矿公司高级职员及局处长以上人员会议，共同讨论枣庄煤矿的复工问题。会议开始，曾希圣致词说：“民主政府一贯主张致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扶助和发展私人资本。中兴煤矿公司不断被敌伪盘踞并破坏，损失很大，工人生活更苦。必须在救矿、救人的原则下，赶快复工。”山东省民主政府代表范醒之也在会上指出：“民主政府对中兴煤矿，始终主张多方合作，有利国家人民，并达到维持与发展私人资本，救济职工，早日复工”。枣庄矿区工会代表张福林在会上表示：工会一定在劳资双方有利、团结合作的原则下，鼓励工人积极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经充分协商，会议最后议定成立枣庄煤矿复工委员会，推选委员11人，民主政府方面是：王见新、张福林、柴化周、方奕生、方克强、范醒之；矿方是克礼柯（原中兴煤矿总煤师）、周裕之（原总公司联络员）、丁文清（原中兴煤矿铁路管理处总管）、张一哉（原中兴煤矿电务处总管）、张振翥（原中兴公司收支处总管）。1946年6月23日上午，枣庄煤矿复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推选范醒之为主任委员，方奕生、周裕之为副主任委员。下设采矿、机务、电务、总务、营业、劳保6个处。会上还讨论了复工计划和施工步骤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然后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在复工委员会成立之前，工人们就以高涨的热情，自己动手修理设备，使机务、电务两处于6月14日先行开工。面对着全矿即将正式开工的形势，工人们热情更高，主动提出：争取时机，努力赶在雨季前完成任务。当时，全国“煤荒”严重，因此，枣庄中兴煤矿恢复生产在全国影响很大，《新华日报》、《大众日报》、《鲁南时报》都多次予以报道。
6月下旬，陈毅到达枣庄，认真听取了王见新、林岩、范醒之的汇报，对枣庄煤矿复工工作作了如下指示：我们的建矿方针是以我为主，劳资合作，“四方”合作（即国民党、美国、资方、共产党），以争取美国和资方的投资。同时，要吸收多方人士参加，由逐步复工到扩大生产。要在救济贫困工人的过程中发动群众，并组建工人武装，准备打击敢于进犯的敌人。
就在全矿职工在中共矿区党委和复工委员会领导下，按照陈毅的指示进行热火朝天的复工生产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致使刚刚得到新生的枣庄煤矿不久又落到国民党手中，广大煤矿职工和家属又陷入困境。
1946年7月2日，中共枣庄矿区党委书记王见新、复工委员会主任范醒之赴临沂参加中共华东局召开的军民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干部会议，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会议精神和陈毅指示：枣庄不宜坚守，党组织要在扩展军队、搞好机关军事化建设的同时，准备撤离枣庄。陈毅于7月上旬到达枣庄，在中兴煤矿公司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部署了下步工作，要求驻枣庄的党政机关切实做好撤离前的一切准备。会议还决定成立枣庄矿警总队，由王见新任政委兼司令员，杜季伟任副司令员，翁兆元任参谋长，丛林任政治部主任。枣庄党政机关撤出后，由矿警总队维护社会秩序。中共枣庄矿区党委于9月作出了45天工作总结，党政机关即撤离了枣庄矿区。
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于枣庄解放后在峄县城答新华社记者问，他说：“和平、民主与团结为我党中央在和平建设时期始终不变的总方针，这次枣庄伪军王继美被我解除武装，纯系自食其果。”并对我军解放枣庄给予了很高评价。由于长期的征战生涯，罗炳辉将军身患高血压、肠胃炎等多种疾病，他却一直带病坚持工作。自从随陈毅率部入鲁后，一直协助陈毅指挥部队，转战鲁南。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身体状况日益不佳，经常头晕发烧。陈毅劝他离职疗养，但由于形势始终紧张，工作任务繁重，他总不答应。对于他的身体状况，毛泽东也十分关心，在1946年5月20日给他的亲笔信中嘱咐说：“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可他总是不顾病痛，经常和大家一起，骑着战马奔赴前线，找干部谈话，召开各种会议，巡视工事构筑，有时竟累昏过去。6月20日，他又在峄县城主持干部会议直至深夜，待入睡后，体温骤增，昏迷不醒。由于峄县城无法治疗，第二天早晨被急送后方临沂救治。当护送的汽车行至兰陵时，罗炳辉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49岁。
罗炳辉病逝后，中共中央于23日向中共华东局、山东军区司令部及罗炳辉的家属发来唁电，对罗炳辉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掉。许多中央首长为他题词。其中周恩来的题词是“人民的功臣罗炳辉同志不朽”，朱德的题词是“革命到底死而后已，精神不死万古长存”，刘少奇的题词是“志在革命功在人民”。同时，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地临沂城各界人民群众、部队，为罗炳辉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安葬仪式。
六、争取、瓦解国民党军队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设立国（民党）军工作部，抽调有经验的得力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党：一方面要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瓦解，组织力量到国民党内部去发动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华东局成立了国军工作委员会和国军工作部，舒同任国军委员会书记兼国军工作部部长，韩去非任国军委员会副书记，刘贯一任国军工作部副部长。中共鲁南区委于10月25日成立了国军工作委员会和国军工作部，国军工作委员会由魏思文、韩去非、王少庸、崔济民组成，韩去非任国军工作部部长。鲁南军区设立了国军联络部，胡成放任部长。国军工作部和国军联络部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对进犯鲁南地区的国民党冯治安、郝鹏举、吴化文等部开展政治攻势，选派人员打入其内部作分化瓦解工作，组织战场起义，使其在决定战争胜负的紧要关头能反戈一击，站到人民一边来。
国军工作机构成立后，国军工作干部和敌工工作人员全力对国民党军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攻势，宣传、鼓动、争取、瓦解、策动国民党军起义。
(一)争取吴化文部
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五路军的吴化文部，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1943年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被国民党收编后，吴部掩护国民党嫡系李延年北上受降，在津浦路战役界河战斗中，其总部和第一军军部及第一、第二、第六3个师共4000余人被歼。第一军军长于怀安、参谋主任靳文元等被俘，使其饱尝了杂牌军卖命挨打的苦果。界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鲁南区委和鲁南军区决定，积极开展对吴化文部的争取工作，对吴部被俘人员进行教育后大部释放。鲁南军区敌工部长胡成放等对吴的亲信、第一军军长于怀安和参谋长靳文元进行了耐心说服，劝其协助人民军队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二人被共产党军队的统战政策和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感动，均表示悔过自新，并同意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令后，根据鲁南军区首长的指示，于怀安给吴化文写信，告之以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与被俘人员受优待的情况。靳文元则根据鲁南军区指示，去兖州吴化文处作为沟通双方联系的联络员。经过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吴化文初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1946年7月，鲁南军区派敌工部长胡成放以军区代表的身份进入兖州，与吴化文秘密谈判。向吴化文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立即率部起义；(二）如果起义有困难，则撤出兖州，由我方解决部队供给；（三）如不撤离兖州，则必须约束部队，不得损害群众利益。吴化文同意了第三个条件并表示一旦时机成熟可考虑起义。时隔不久，吴化文又派独立师参谋长董子方为代表，到鲁南军区驻地曲阜面见傅秋涛，请求放回被人民军队包围在大汶口的赵广兴团。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与一纵司令员叶飞研究决定，同意其请求，并采取了佯装进攻，赵团佯装突围的办法，使该团安全撤回兖州。此次于大汶口撤围对吴化文教育很大。不久，陈毅司令员又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长刘贯一到兖州与吴进行谈判达成吴部暂不起义，双方建立电台联系的协议。后来。在济南战役的紧要关头，吴化文率两万余人起义，这是我军对吴部长期坚持做争取工作的结果。
(二）争取郝鹏举起义
郝鹏举，1903年生，河南阌乡（今灵宝）人。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曾被冯玉祥送到苏联基辅炮兵学校学习深造，在第二十六路军孙良诚部任过参谋处长，抗战时期投降了日军。1942年8月，大汉奸汪精卫任命他为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副团长，1944年1月，又任命他为淮海省省长兼省保安司令。这时，郝鹏举趁机挑选了一大批将校军官带到淮海省，建立了庞大的伪军系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被任命为新编第六路军司令。部队改编后即赶到前线，充当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前锋。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邳睢铜地委就派人打入郝部做过工作。郝部共有4个师，第一师师长乜挺彬曾被八路军俘虏并受到很好的优待后被释放，后来徐州地下工委又做过乜挺彬的争取工作，并和郝部第二师师长张奇建立了联系，同时派了敌工干部给张奇部担任谍报员，专门负责向八路军传送情报。这些都为争取郝鹏举起义打下了一定基础。
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向解放区进犯时，郝鹏举部担任右路军，从贾汪向涧头集、台儿庄一线北进。老奸巨滑的郝鹏举此时进退维谷，前进就要受到人民军队的痛击，后退就有被撤职的可能，因此，郝鹏举从徐州一开始出发就通知了鲁南共产党军队，想取得联系，以便从国共夹缝中求得生存，保存实力。1945年11月，陈毅司令员派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宋时轮，中共鲁南区委城工部长王少庸、徐州地下工委赵卓如到郝鹏举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涧头集就郝部起义问题进行了谈判。郝认为起义条件还不成熟，达成了郝部为应付国民党过运河后再谈的协议。
同年12月，郝部渡过运河按照指定路线，将司令部驻扎在台儿庄附近的马兰屯。第二天，郝就提出了要面见陈毅军长的请求。陈毅、饶漱石、舒同等同意了郝的请求，并在峄县城东南的米庄就战场起义问题与郝鹏举进行了秘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陈毅司令员，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会谈中，饶漱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郝鹏举，要他学习高树勋将军，立即率部起义。郝鹏举答应下来。1946年1月9日，郝鹏举率所属2万余人在马兰屯宣布起义，并向全国发出了反内战通电。郝鹏举起义后，受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热烈欢迎。经中央军委批准，该部被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鹏举任司令员，新四军联络部长朱克靖任政治委员。根据陈毅的指示，该部开往滨海根据地莒县一带进行休整。
由于郝鹏举为人反复无常，善搞政治投机，尽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争取他做了许多工作，但他没能抵制住蒋介石的引诱，后又叛变，被人民军队消灭。
(三）争取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
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是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著名民族英雄张自忠也曾担任过该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1940年殉国后，副总司令冯治安接任司令。抗战时期，这支队伍英勇抗击了日军，战功卓著，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受到排挤与歧视。抗战胜利后，为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又令第三十三集团军进攻山东解放区。冯部官兵们十分清楚，蒋介石将他们放在第一线，就是叫他们充当炮灰。
对这支部队共产党一直给予极大关注，并注意对其开展全方位的统战工作。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对冯玉祥进行过争取教育。1926年，邓小平、刘伯坚、李林等人进入该部办军校，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组织等。以后，中共又派党员干部进入该部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主办干训班，创办子弟中学，组织该部进步骨干赴延安学习等，对争取该部中下层军官靠拢中共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共产党还在该部发展了一大批秘密党员，集团军副总司令张克侠和第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年轻时就是积极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热血青年。张克侠早在1929年在上海经张存实介绍加入共产党。何基沣于1939年由中共中央批准入党。这两个同志，多少年如一日，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杀头的危险，在敌人营垒中开展秘密活动，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做了大量工作。
当第三十三集团军开至徐州后，周恩来由重庆发来电报，将该集团军的情况电告中共华东局。1945年12月31日，陈毅在枣庄附近一个村庄里与张克侠进行了秘密会谈，根据情况，决定该集团军继续隐蔽待机，暂不起义。后来，根据陈毅指示，华东局国军工作委员会和国军工作部派人与张克侠保持秘密联系。同时，中共鲁南区委也派得力干部打入第三十三集团军做搜集情报、物色策反对象等工作，有的还直接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担任职务，使人民军队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情报。
后来，张克侠、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
(四）做好城市地下工作
日军投降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鲁南区委加强了城市工作的领导,对所辖的徐州、枣庄两个市成立了市委。费县、泗水、曲阜、邹县、滕县、济宁、兖州、峄县、邳县均划为城区，台儿庄、临城、官湖、贾汪等均划为集镇，并由一、二、三地委负责调剂配备了干部。城市工作的重点也转向了里应外合，配合完成城市接管工作。被选调的城工干部随同部队行动，接管被人民军队占领的各城镇及交通要道。由于受降权利被蒋介石垄断，形成蒋日伪合流的局面，攻取和接管城市受阻。针对这种状况，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城市工作转入地下。准备接管城市的干部，大部分重新分配了工作，少部留下来继续加强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1946年10月，中共鲁南区委为更好地开展城市工作，决定将国军工作部与城市工作部合并，一个机构，两个称谓，国军工作部部长韩去非兼任城工部副部长。
鲁南城市地下工作的重点是徐州。城市工作转入地下之后，根据形势，中共徐州市委缩小机构，改为徐州工委。周南任书记，蓝名述、陈瑞生、李益民、白良玉等为委员。市政府改为办事处。刘剑、陈筹分别任正副主任。在当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徐州城市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利用国民党接管徐州的时机，寻找一切机会打入其军政要害部门，为日后搜集核心机密情报创造了条件。全面内战爆发后，徐州成为国民党的军事重镇，这时，徐州的城市地下工作主要围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坚持隐蔽斗争，不放过一切机会打击和削弱敌人，积极发展人民力量，为最终接管城市做好准备。1946年7月，徐州国民党军大举向鲁南进攻，同时对徐州市内加强了控制、封锁，中共鲁南徐州工委机关被迫东撤滨海。领导机关转移后，通讯联络十分不便，难于对市内工作进行及时有效的领导。为此，中共鲁南区委城工部决定成立徐州市内地下工作委员会。由徐州市委副书记丁平兼书记，进入市内，实行内线领导，同时在交通便利的城镇设立工作站，保证领导机关与市内及各城镇的联系畅通。
徐州的城市地下工作在中共徐州市委和地下工委的领导下，于艰苦的环境中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他们扎根群众之中，利用各种机会创造条件，组织工人开展合法斗争；引导学生开展学生运动，培养进步学生；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资；做好情报收集工作等。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分化瓦解国民党，在其营垒内部进行艰险曲折的斗争。1945年10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中共的争取教育下，毅然弃暗投明，率国民党新八军及一个纵队近万人在河北邯郸举行起义。起义前，为使滞留在徐州国民党军官宿舍的高树勋夫人刘秀珍免遭毒手，根据高树勋的要求，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分局的指示，徐州地下党配合徐州工委与七分区便衣大队以走亲戚为名，接高夫人闯出了戒备森严的徐州城，并安全送至新四军的第四师师部。1947年4月，中共徐州市委情报科政治交通员权兴周，策动国民党看守九里山军火库的中尉传达长祖美荣，将军火库引爆，大火从上午10点一直燃烧到第二天中午，共炸毁载重汽车80辆，汽油200桶，美式机枪、步枪4万支，药品器械400余箱，以及数千箱弹药，整个军火库全部化为灰烬。华东军区为权兴周荣记一等功。
鲁南区党委除在徐州开展工作外，还在枣庄、临沂、济宁、曲阜等地广泛开展了工作。地下工作者依靠人民群众，搜集、传递情报，揭露、分化、瓦解、打击国民党军队，为配合人民军队夺取正面战场的胜利，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推迟战争的爆发，另一方面鉴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进行挑衅，以图挑起全面内战的状况，又积极做好对付全面战争的准备。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2月发出了《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指出：充分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保卫和巩固解放区的根本方针。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必须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必须把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作为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必须把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三件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支援战争，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鲁南解放区军民，一方面组织津浦路阻击战，阻敌北进，利用和谈争取和平民主；一方面在解放区积极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和大练兵运动，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一、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老区普遍进行了双减，即减租减息运动。双减运动，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提高农民觉悟、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抗战胜利后，人民军队收复了大片新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过去在日伪统治之下，受尽了汉奸恶霸和伪势力的欺凌与奴役。因此，解放以后，锄奸反霸，翻身复仇，改善政治和经济地位，夺回被掠夺霸占的土地财产，成为各阶层群众最强烈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新解放区的群众斗争从反奸清算开始，继而，进行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
为了搞好反奸清算运动，1945年8月15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惩治战争罪犯及汉奸暂行条例》；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山东省汉奸自首自新暂行条例》、《山东省处理汉奸财产暂行办法》等法令。这些条例和法令，对汉奸及一切“破坏民族解放事业者”作出了明确的惩治和处理规定。9月30日至10月13日，山东省第二届各界救国联合会、农救会、妇救会及第三届青年救国会在临沂召开联席会议，布置了在解放区迅速发动群众，进行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并把群众武装起来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会后，山东各解放区的反奸诉苦、清算运动逐步展开。1946年1月20日，华东局作出《关于放手发动新解放区群众的工作指示》。《指示》要求各地“首先放手开展反奸、诉苦、复仇、清算运动，在运动中通过群众没收与分配汉奸的土地财产，救济基本群众，检举战犯奸细特务，推翻伪村政，建立民主的村政”;“在反奸诉苦运动中必然使汉奸化了的地主封建势力直接遭受毁灭的打击，而一般地主封建势力则必然孤立涣散，然后群众挟反奸胜利之余威，进入普遍的减租减息”。①为了帮助新解放区开展好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中共华东局、山东各救总会抽调500名干部和新四军北撤山东的干部，组成6个工作队，于1946年1月24日分赴滨海、鲁中、渤海、胶东、鲁南5个地区的新解放区帮助开展工作。
在鲁南，随着津浦路战役的节节胜利，人民军队先后解放了费县、峄县、临沂、郎县、滕县、济宁、曲阜、台儿庄、兰陵、枣庄（除中兴公司）等城镇，到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时.鲁]#地区除徐州、兖州、临城等地外，其余中小城镇基本获得解放。这些新解放地区多系平原，土地肥沃，并且大多集中在封建地主、富农手里。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农村和城镇的人民，热切盼望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为了把群众迅速广泛地发动起来，中共鲁南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政府的指示精神，采取各种措施，引导群众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一）组织工作团深入新区开展工作
中共鲁南区委和各地委、县委，为组织领导好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调整了群团机构，充实了领导成员，加强了对群众工作的领导。
中共鲁南区委和各地委、县委把绝大部分干部抽调出来，分别组成工作团（队），先后派出6000多人深入到新区开展工作。工作团中，除一部分脱产干部带队外，其中约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从老区抽调的村级党政群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他们在老区经历了减租减息运动，有工作经验，了解农村情况，易于与农民接近，十分有利于运动的开展。第一地委抽调了区、村干部200多人，由地委民运（①《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部长纪华任团长，曲泗县委组织部长刘海岩、群委书记刘鹏为副团长，组成“双减工作团”，进驻到泗水县柘沟，以泗水、兖州、曲阜、部县为重点开展工作；第二地委工作团在区党委青委书记刘昆，工委书记、职工会长牛一萍、妇委书记张恺以及华中区来的金凯等人带领下，进驻到滕县。第三地委由地委党训班和专署干校200多名学员组成的4个工作队进驻峄县；第三军分区宣传队全体人员与由赵锊县抽出的一批村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邳县、铜山一带开展工作。区党委还从平邑、温河、麓水等县抽调干部和老区积极分子600多名，分成9个大队，由各县委领导成员带领，分赴邹县、兖州、枣庄和运河两岸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在工作团的组织发动下，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短时间内，就摧毁了敌伪政权，清除了敌伪人员，肃清了暗藏的匪特，严惩了汉奸恶霸，打击了封建势力，稳定了社会治安，宣传发动了群众，取得很好的效果，为全面开展群众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反奸诉苦、减租减息掀起热潮
1946年2月7日，中共鲁南区委发出《关于大胆放手开展新解放区群众运动的指示》，肯定了前段鲁南地区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同时作出三项决定：（一）集中五个县的区、村干部，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对新解放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群众运动，并将其作为鲁南全党的工作中心，贯彻到各部门曰常工作中去。运动中要掀起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热潮，彻底摧毁伪政权，建立健全各级民主政府，组织群众团体，组建革命武装，培养发展党员，选拔地方干部。（二)根据实际需要，划分四个重点地区：第一地委以泗水、曲阜、兖州、郞县为重点，第二地委以滕县、临城为重点，第三地委以峄县、运河县、邳县为重点，区党委以滕县为重点。工作中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培养典型，创造经验，推动整个运动的开展。（三）群众运动中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第一，运动开始时，要放手大胆发动群众，通过反奸诉苦，迅速掀起生产高潮。第二，运动开展起来后，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充分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又要善于引导群众识别真伪对错，让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掌握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第三，运动达到高潮时，要迅速成立善后委员会，分配斗争果实，巩固发展群众组织，搞好团结互助，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要抓紧时机，改造旧政权，恢复城镇社会秩序，发展党员，建立群众团体，吸收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参加工作，以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保证党在新解放区的巩固地位。23日，区党委又就开展群众运动发出指示：（一）要充分认识到这次群众运动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党提倡和平民主，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封建残余势力必将千方百计进行阻止和破坏。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组织力量，对他们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给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分子以严厉打击。（二）各级党政负责人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第一线，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切实掌握和推动运动的发展，并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三）各级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坚决克服畏首畏尾、怕犯错误的思想，对因缺乏经验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耐心教育，不要泼冷水。（四）认真发备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五）必须明确这次运动的中心是反奸诉苦、减租减息和清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要牢牢掌握住运动的大方向。3月，区党委又发出了纠正保和庄会议反“左”错误的六条决定，使广大干部不仅明确了工作方向，而且放下了怕在群众运动中犯“左”的错误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
运动中，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是穿插进行的。反奸诉苦旨在继续解决民族矛盾，斗争对象是汉奸势力，斗争方式是组织批斗和公审，对罪大恶极分子依法惩处，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减租减息旨在减轻封建剥削，削弱封建势力，斗争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斗争方式是说理，然后进行清算、减租。
反奸诉苦工作团进入解放区后，首先废除了敌伪占领时的保甲制度，然后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做思想发动工作，并注意收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掌握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趁军事斗争胜利的好形势，党政群各部门通力合作，将斗争矛盾直指汉奸地主恶霸分子，没收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将其搜刮来的浮财分给穷苦农民。第一地委在掌握的重点县邹县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愤怒控诉了汉奸、特务、国民党邹县县长巩震寰残害1300多名干部群众的罪行。专署专员周蓝田、县长步云亭还代表专署和县政府为死难同胞举行致哀仪式，向死难者亲属表示了深切慰问。第二地委在滕县城东山西会馆召开了县城及四关群众共计25000人参加的斗争大会。群众在会上愤怒控诉、公审了大汉奸、伪警察局长史鹤亭，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对其处以死刑。城西关辛庄群众，控诉了伪街长巩士昌，吐出了多年的苦水。城北关1500余群众，控诉了大汉奸沈雨农的罪行，并要求政府没收沈的财产，赔偿过去拆毁群众2000余间房屋的损失。10月，温河、费南、费北等县在东新安村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控诉、审判了伪费县警备大队长陈怀绪，判处其死刑。费县城关及四乡群众万余人，于1946年2月25日，控诉了长期骑在百姓头上的恶霸地主王玉申、王玉同、王玉荣、王玉珍兄弟4人。1946年3月至4月中旬，第二地委共召开反奸诉苦、减租减息斗争会855次，没收土地1450亩，房屋77间，牲畜149头，粮食138万斤，钱II63元。第三地委选择了日伪汉奸和封建势力最为集中的邳县八义集为突破口，先后逮捕了伪县长齐易吾，伪县大队副大队长、杀人魔王杨树生，伪县维持会长曹邦灿，日军便衣队长曹昌环等一批敌伪分子，就地召开了两万人大会，控诉其罪行后，宣判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杨树生、曹邦灿等人死刑。同时，将齐易吾、曹昌环等人押送县府审查，分别据其罪恶判处死刑或关押。运河县在赵锝县工作团的帮助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据统计，有11.7万人参加了控诉大会，从地主恶霸手里没收土地7万亩、粮食8.2万多斤、牲畜301头。运动中，有700余人入党，2.1万余人参加了群众团体。兖济县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各区都召开了数千人的反奸诉苦大会，控诉了伪兖州道尹王绍武、伪县长姚玉柱、土匪头子周伯钦、恶霸地主侯武臣的罪行，深刻教育了广大群众，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
过去，由于广大群众受尽了欺凌和摧残，雇、贫农和中农，包括城市贫民、中小工商业者、中小学教员等各阶层人民群众，渴望翻身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运动一经发动，无不群起响应，反奸诉苦运动迅猛开展起来，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共鲁南区委及时总结推广邹县、滕县、邳县等地的工作经验，使鲁南区的整个工作在反奸诉苦的基础上，很快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第一地委和曲阜县委，组织了6万农民进城，决定从全国有影响的孔府、孟府和颜府开始减租减息。进城农民选派10名代表向孔府代理人孔署光进行说理斗争。他们愤怒地揭发了孔府压迫、剥削农民的一系列事实，提出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废除孔氏特权，取消高利盘剥，增加生产工具，改善雇工生活等十项要求。大势所趋，孔W光只得答应了以上要求，与农民代表签署了协定，并按协定进行退租退息。此后，曲阜、部县群众又运用这一成功的经验，向颜府和孟府进行示威，提出减租减息要求。颜府即复圣府，系孔子大弟子颜渊的后裔，尽管家道几经风雨，已经败落，但仍拥有良田百顷，雇工数十人。当农民向其提出减租要求时，颜府代理人满口答应，并很快退了租粮。孟府即亚圣府，是孟子的后裔，其代理人答应了农民代表代表邹县400多户佃户提出的四项要求：退减当年秋季租粮；取消无偿劳役的户头；取消斗尖子；订立新租约。共退租粮9000余斤，清算出土地1500余亩，浮财50多万元。
孔府、孟府、颜府在国际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为了使减租减息能够让“三府”接受，又不造成大的影响，中共华东局决定说服群众对“三府”采取宽大政策，由双方各派代表提出意见和要求，由政府出面作出裁决，然后按裁决的意见执行。这种仲裁方式，既有一定的强制性，又不用开斗争会，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合理要求，还适当照顾了“三府”减租减息，虽然不够彻底，但确使这些建立在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基础之上、累世显赫、历经了千百年的封建殿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憾；使广大劳动群众认识到，无论多么强大的反动、封建势力在人民群众面前都可以威风扫地，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邹县、济宁、兖州边区，人民群众联合斗争了大恶霸地主“张大脚”。“张大脚”真名靳云鸽，她是靳云鹏、靳云鄂的妹妹。靳云鹏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靳云鄂曾任河南省省长。靳家是邹、济、兖三县最大的地主，有良田3万余亩。“张大脚”是靳家的代理人，她依仗其兄的权势，对农民进行长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为地方上的大恶霸。为了除掉这个恶霸，郎县、兖济县委于1946年4月召开了两万人大会。几十名受害群众对“张大脚”进行了血泪控诉，郞县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张大脚”逮捕法办。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斗争热情极为高涨。经清算，农民分得了很多土地。
临沂县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1945年9月，新成立的中共临沂县委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全县教职员会上，80余名小学教员控诉了日伪军的黑暗统治。临沂城回民协会的群众控诉了汉奸许官章的罪行。60多名各界各阶层士绅名流控诉了日伪军的残暴统治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所受到的损失。10月25日，临沂县又召开数千人的群众大会，控诉了汉奸恶霸、资本家韩绍九的罪行，并由县政府撤销了韩的县商会会长职务，令韩的代理人王其慎变卖资产，偿还亏欠店员的工资。10月29日，临沂城5000群众集会，与大汉奸寇阴蒲讲理算帐，100多人上台发言，要求严惩汉奸特务，实行“土地还家”。1946年1月，朱陈镇4000群众斗争汉奸周砚台，将其游街示众。2月16日，温河县第二区和义堂、艾山两区群众在东埤举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大会，公审并处决了伪沂州道皇协军兼国民党军第十纵队副司令王福宜、暗杀团长陈洪玉、支队长李以锦和前国民党临沂县长王星伟等罪犯。3月2日，临沂城1.5万群众将苏鲁豫皖剿匪公署参谋长、日伪帮凶钱景南押上了审判台。3月14日，临东区7000群众公审并枪决了罪大恶极的伪区长尤少轩、汉奸刘茂林。5月14日，荣山区5000名群众清算了毛家村汉奸地主毛四、毛五的罪行。据1946年2月统计，全县13个区974个村（城关不在内）中已有600个村掀起反奸诉苦、减租减息高潮，共召开斗争会500余次，处理斗争果实700多万元，没收土地4500多亩、粮食90万斤、款55万余元；有2.1万人获得了斗争果实，减租佃户达589户，减租地14580亩，增资工人有655人；全县80%的村子摧毁了伪政权，并以委任、选举两种形式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全县组织发动起来的群众达15.5万人，占总人口的30%。
枣庄的反奸诉苦运动是在矿工中进行的。当时，除中兴公司仍被汉奸王继美盘踞外，枣庄外围已经解放。为了打消一些工人对国民党反动派施放和平烟幕所抱的幻想，揭露汉奸王继美之流的罪恶，中共枣庄党组织和工会于1946年3月6日，在南马道召开了有1500多名工人参加的诉苦大会。许多工人在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罪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张子贵的罪行，并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制裁了这个汉奸特务。接着组织了有四五千人参加的诉苦大会，夹道向和谈小组控诉了汉奸王继美在枣庄地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通过血泪控诉，揭露了敌伪统治的黑暗，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破坏和平协议以及庇护汉奸刽子手的真面目。
鲁南人民群众经过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伪政权，削弱了封建势力，提高了广大农民的觉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使新解放区得到了迅速的巩固和发展。
(三)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推动了支前、参军和大生产
参军和支前是地方上支援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两件大事。日军投降后，人民军队为粉碎蒋日伪合流发起了津浦路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所以支前和补充兵员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反奸诉苦、减租减息中分得胜利果实的广大新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支前、参军的热情十分高涨。他们不惜一切人力、物力，全力支援战争。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后的短暂和平时期，参军工作也没有停止。据不完全统计，8个月的反奸诉苦、减租减息运动中，鲁南地区参军人数达一万人，及时补充了县区武装，保证了原有的县区武装升编主力军。
在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省政府指示，中共鲁南区委在1946年春还着重抓了农业生产。在新老解放区，以反奸诉苦和贯彻“双减政策”为动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县区从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入手，大都组织群众成立了各种变工队，以村社为单位，普遍组织了农、副、商各业合作社来配合农业生产，购买农具肥料，运销农产品，利用变工队的剩余劳力发展各种副业生产。在新解放的城市里，则由政府创办生产推进社或合作指导所来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在这方面，临沂等地总结出了好的经验，采用这种公私结合的形式，注重重建城市经济，扶持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效果很好。在滕县，针对市面生意萧条的状况，滕县县政府召开了工商业者座谈会，征询商业界意见，大力宣传民主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外逃的商人回来重新组织生意，商店陆续开业，城内小商贩很快增加到300多户，使萧条的市面很快复苏。各地机关学校也从减轻学校负担，改善自己的生活出发，自己动手，参加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运输业。在大生产运动中，经济上有困难的，政府则发放贷款给以必要的扶持。为开展好大规模的生产工作，各级政府还充实了生产工作机构，培养了大批生产工作干部，试办农业指导所和合作指导所，并附设训练班以培养学员。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四）反奸诉苦和“双减”运动使群众掌握了基层政权
在鲁南新解放的地区，农村中基本没有党的组织，有些地区仅有个别党员，个别村有地下党支部。在轰轰烈烈的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热潮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各工作团队从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一批党支部，还发展建立了工农青妇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在此基础上，民主选举出根子正、立场稳、热心为群众办事的骨干分子充实到村级领导班子中去，使村政权中的主要成分为贫雇农，部分是中农和农村知识分子。据统计，仅曲泗县北险河、柘沟、百顶、星村4个区，就有党支部43个，党小组150个，党员600余名，支部干部100人，区干部70人。党员中工农成分的占3/4,中农成分的占1/4。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村级政权和群众团体，在上级党组织的具体指导下，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
二、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军队素质
为了作好反内战的准备，人民军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利用停战协议签订以后三个月的空隙，从加强部队建设入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自卫战争的能力。
一是整编部队。1946年1月7日，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撤销津浦前线指挥部，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统一指挥华中和山东部队。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第一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副军长罗炳辉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原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唐亮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滨海、胶东、渤海、鲁中、鲁南5个军区，共有地方武装22万人。同时，正式组建山东野战军，陈毅兼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谢友法、张凯任政治部副主任。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七师、第八师。
第一纵队由原新四军第一纵队改编，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谭启龙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贺敏学任参谋长，张俊升任副参谋长，汤光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第一、二、三旅。
第二纵队由原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五旅和第四师第九旅在峄县合编而成，罗炳辉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韦国清任副司令员，詹化雨任参谋长，邓逸凡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五、九旅。
第七师由谭希林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孙仲德任参谋长(后为林维先），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6月以后为李步新）。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
第八师即原鲁南军区部队，师长王麓水牺牲后，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由何以祥任师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王吉文任副师长，刘春任政治部主任，马冠三任参谋主任。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
二是精简部队。具体原则是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开支，利于长期打算为目标。”同时还强调要把特种兵建设作为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根据以上要求，驻鲁南各部队、机关及地方武装均行动起来，撤销、合并了一些机构，充实了连队，复员部分老弱残疾人员，裁减了部分脱产的区乡武装。通过审查鉴定等方式，纯洁了干部队伍。组织部队开展生产运动，解决了部队的若干困难。后来，为了准备还击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又扩编了主力兵团，恢复并加强了区乡武装，扩大了民兵队伍。
三是开展百日大练兵运动。1946年2月20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在临沂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布置百日整军计划。此后，以政治训练为主的百日大练兵运动在部队中轰轰烈烈地掀起。从野战军到军区、军分区都举行了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开展了军政训练。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为了配合百日大练兵，鲁南军区以军区文工团为主，集中了三个军分区的文工队，共同排练了古装话剧《李闯王》，先后在滕县、曲阜、陶庄、台儿庄等地作了巡回演出，对干部、战士进行了形象化的政治形势教育。通过教育，广大指战员首先认清了形势，识破了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将中国推入内战火海的阴谋，克服了贪图安逸、放松警惕、解甲归田的和平麻痹思想，从而增强了斗志，提高了战胜敌人、保卫解放区的信心和决心。军事教育方面，突出了以投弹、射击、刺杀、爆破为主体的战术训练和近夜战训练。训练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通过对他们的褒奖，更好地调动了部队的练兵积极性。通过百日大练兵，部队广大指战员增强了斗志，澄清了思想，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得到加强，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协同攻坚能力。
四是开展拥政爱民活动。针对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部队干部战士的群众观念相对薄弱，违纪和违反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的状况，山东军区政治部于1946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区部队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并将1946年2月定为“拥爱月'鲁南部队也根据上级指示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一活动的开展对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及巩固解放区工作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指示发出后，全军上下掀起拥政爱民热潮。全体指战员首先接受的是一场深刻的拥爱思想教育。各军区，各纵队政治机关根据部队本身与所处环境的特点，制发宣教材料，根据不同环境（如前方和后方、城市和乡村、新区和老区），对不同对象（主力与地方武装、干部与战士、新老战士、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分别作了充分的动员教育。教育时，重点针对接触地方和群众较多的人员。在教育方式上，着重组织了反省检讨与典型报告，邀请民兵英雄、拥军优抗模范、政府人员等讲述他们参战、支前的先进事例。在拥政爱民的形式上，要求机动部队着重注意战斗前后节省民力、财务、粮食，检查对民夫和政府人员的态度等；要求驻新解放区与城市的部队，要着重纠正那种认为新区人民都落后顽固，甚至认为不帮助军队就是汉奸的错误思想，主动采取各种办法接触他们，用良好的实际行动教育、团结他们等;老解放区的部队应着重帮助地方干部对群众进行时事教育，稳定提高群众情绪，帮助群众开展冬季运动、军民生产互助，同时开展春季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等。通过拥政爱民活动，提高了部队的群众观念和政策法治观念，军民与军政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三、鲁南区调整组织机构及县以下行政区划
山东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后，短期内造成了山东各级政权机构的大量减员。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各级政权机构需进行充实和加强。为此，山东省人民政府于1945年10月31曰发出了《关于调整各级政府行政机构及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指示》，对行政区划和各级政权机构的调整作了明确规定。各地根据这一指示及其前后所发的有关指示，均对政权机构和行政区划作了相应的充实、加强和调整。
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鲁南区党委、鲁南行政公署和鲁南军区于1946年4月19日决定，撤销鲁南第二地委、第二专署和第二军分区，原辖各县划归第一、三地委，第一、三专署和第一、三军分区。撤销凫山县，曲泗县划分为曲阜、泗水两县，兖济县改为滋阳县，费南县改为平邑县，温河县改为费县，徐州市政府办事处改为铜山县办事处。第一专署辖滕县、曲阜、泗水、滋阳、平邑、费县、郎县7个县。杨士法、周蓝田、贺健分别任第一地委书记、第一专署专员和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三专署辖麓水、临城、赵锝、峄县、邳县、苍山、铜山7个县。李青、栗培元、胡大荣分别任第三地委书记、第三专署专员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鲁南区党委在调整机构的同时，于21日作出成立铁路工委、铁路局和鲁南矿区总工会的决定。铁路工委由韩去非兼任书记，冯克玉任组织部长，赵进先任宣传部长。铁路局由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枣庄矿区职工联合会也于本月在枣庄附近的郭村成立，选举张福林为主任，张承为副主任。5月6日，鲁南矿区职工联合会在郭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枣庄、陶庄、曲阜八宝山矿和临沂义堂矿代表，经共同协商，成立了鲁南矿区总工会，选举张福林为主任，孙伯清为副主任。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根据中共华东中央局和山东省政府的指示，鲁南解放区迅速恢复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1946年3月16日，鲁南行署在麓水县山亭街召开了文教会议，提出了通过各种形式，大量培养师资，恢复发展各类学校的要求。会后，各地的学校发展很快。峄县城首次解放后，峄县县政府接收了峄县中学，派参议长张捷三兼任校长，以培养干部为目的，从社会知识分子和徐州知识青年中招收学生100余人。1946年春正式开课，分设师范一个班、初中两个班，开设语文、政治、数学、生物、史地等课。同时开办了一期小学教师训练班，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干部和小学师资。曲阜解放后，曲泗县委、县政府根据鲁南行署文教会议精神，着手筹备恢复曲阜师范学校。1946年4月8日，曲阜师范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校址在曲阜城内原省立第二师范旧址，校长由鲁南参议会参议长彭畏三兼任，燕遇明任副校长（后由华山接任），王秋岩任教导主任。学校设有后师、简师、初中、附小四部，共有学生1300余人（师范500人，初中、附小800人）。7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学校由曲阜城先后迁到泗水县西岩店、星村。曲阜师范开学后，滕县中学也于4月成立，校址设在滕县城内书院街，张天刍任校长，王化南任副校长，在校学生100人。为纪念在解放滕县城战役中光荣牺牲的王麓水师长，遂易名为麓水中学。7月，学校又续招了一批新生，在校学生总数达150人。另外,该中学还附设短期训练班一处。后来，国民党进攻山东，峄县中学、麓水中学与苍山师范学校部分师生合并成立了滕峄联中，张捷三任校长，宋致山任教导主任，师生共100余人。后学生分为4个队，调往滕县帮助土改。年底，多数学生分配工作，少数年纪小的学生随校北撤。1947年春，转移到泗水西部，并入曲阜师范学校。除上述三所学校外，据不完全统计，鲁南地区仅在费县、泗水、曲阜、峄县、滋阳、临城、滕县、邳县等9个县就开办了初小711处，高小51处，共有学生57976人。
除开办学校外，各地还将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冬学转为村学，并举办各类识字班。村学、识字班多采取小先生制，且形式多样，如半日班、晚间班、地头学习班、家庭学习组和送字上门等。各地对典型的村学还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仅费县、平邑、泗水、曲阜、赵锝、麓水、滕县、邹县、临城、邳县等地就举办村学3336处，识学班2540个。
在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鲁南区各级党组织还大力发展了文化事业。整个鲁南地区，建立农村剧团272个，共有演员6092人；设民教馆6处、黑板报1223处、读报组1389个。1945年10月，鲁南新华书店在费滕峄边区的白彦县梁邱镇建立。12月14日，新华书店随鲁南区党委迁驻滕县东门里大街，同时在滋阳、邹县、泗水、平邑、费县、麓水、赵锝、临城、峄县、枣庄、运河县、台儿庄设立了12处分店。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号召人民奋起自卫反击，保卫抗战果实，中共鲁南区委还加强了对报纸的领导和管理，利用报纸这一有力武器，大力宣传、报导前线胜利的消息和战争发展的状况等，对瓦解国民党和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鲁南地区的报纸主要有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报社兼新华社鲁南分社。开始由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兼任社长，白刃为总编辑，复刊后由赵宏弼任社长，副社长为燕遇明，总编辑为黄华。1945年8月刘亦夫调任副社长。报纸原为油印，八开四版。1947年2月改为石印，两至三天一期。1945年8月改为铅印，四开四版，三天一期。日军投降后，为了向人民大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报纸需求量增加，鉴于报社印刷力量薄弱，中共华中分局和新四军七师支援了两部印刷机，区党委又从部队选调了一批干部、战士充实到报社，使报社规模迅速扩大。1947年春，报社人员增至269人，其中编辑人员108人，印刷工人138人；通讯员发展到2000多人；报纸发行量达1.2万余份。除《鲁南时报》外，当时鲁南军区还创办有《鲁南报》，一些地县也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如临城县委1946年6月创办的《群众报》等。这些报纸在解放战争时期也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五、解放枣庄，全歼王继美部，恢复矿区生产
就在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实现停战而奋斗时，蒋介石却暗地里紧锣密鼓，调集人马，将其远离前线的部队主力秘密运送到解放区边缘的战略要地。1946年5月中旬，山东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在徐州、济南和青岛集中了3个正规军和收编的伪军共20余万人，还组织了大批“还乡团”，不断向山东解放区进行“蚕食”。面对这种形势，山东省政府于6月5日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县以上机关立即整顿组织，以便必要时转入战时状态。6日，又发出《为反内战准备行动的命令》，并决定省府及直属单位移驻乡村办公。山东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反顽伪蚕食斗争的指示》，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1946年6月7日，山东野战军各主力兵团向盘踞在解放区内，并违约向解放区进攻之伪军发起了自卫反击战。
在鲁南，反击重点是盘踞在枣庄中兴公司被国民党收编的汉奸王继美部。由于王继美的蓄意破坏，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被打，致使和谈破裂。枣庄撤军协议达成后，王继美不但不执行，反而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把撤军作为缓兵之计，只将一些伤病员和家属撤出公司，同时加紧修筑工事，并悍然宣布不撤军队。对于王继美的倒行逆施，枣庄人民早已忍无可忍。1946年5月22日，枣庄10万市民、鲁南解放区6万工会会员与3000铁路职工，联合电呈山东军政首长，恳求陈毅军长、黎玉主席下令，消灭王逆，为民除害。1946年6月9日，遵照陈毅的命令，山东野战军以新四军七师、鲁南八师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八师副师长王吉文的指挥下，向盘踞在枣庄煤炭中兴公司内的王继美部发起进攻。
战役发起的前一天，新四军第七师曾希圣政委考虑到国际信誉，决定将驻在中兴公司内的3名美国代表接出矿外，为不暴露军事计划，就写了一份请柬，派市长张福林和公安局副局长马平开车以宴请的名义将三位美国代表接了出来，安排在石碑一个斜井的地下室里保护起来。
王继美部盘踞的中兴公司位于枣庄市区的北面，人民军队控制的解放区在市区的南面，中间仅隔一条东西马路。根据战斗布署，新四军七师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3个团主攻东南面；五十九团负责佯攻，牵制敌军；鲁南八师负责主攻西南面。
6月9日下午5时整，“轰轰轰”几声巨响，东西南几个不同方向的坑道爆破成功，中兴公司的围墙被同时炸开了几个大缺口。爆破声就是全线总攻击的信号，进攻的阵地上枪炮齐鸣，指战员们乘着弥漫的硝烟和飞沙走石，从几个突破口同时向伪军冲去。晕头转向的伪军，这时才清醒过来，慌忙钻入工事进行还击。
围墙被炸开之后，老奸巨滑的王继美自知大势已去，无心抵抗，就让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刚在中兴公司大楼指挥部署抵抗，自己却来了个“金蝉脱壳”。他见北面进攻兵力“薄弱”，便指挥1000多名士兵从北门突围。前面以一个连的力量拼死冲杀，后面两个连紧随其后突了出去。不料，在北门外突遭伏击，跟在后面的两个连未达北门，就遭到从西面运动过来的八师某团的堵击。这时，设在中兴公司大楼内的伪军司令部已被一举拿下。经一夜激战，枣庄中兴公司被攻克，俘虏国民党十九集团军副参谋长王刚以下1413人，可就是没查到王继美的下落。原来，王继美和警卫排事先换上便衣，外面套着士兵服，准备夹杂在士兵队伍里突出北门，一见前面队伍遭到堵击，就急忙向西北逃去，连拐了几个弯以后，钻进一条僻静小巷，脱下军装，躺在担架上，命四个护兵抬着，在身着便衣的警卫排保护下，趁混乱之机，窜出西门，向西南方向逃去。逃至黑风口杏峪附近，被追兵截住，王继美见逃脱无望，就从担架上跳下来拒捕，被人民战士击毙。这个罪恶累累的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战斗中，八师二十三团二营五连第二排担任突击排，排长安保全是著名战斗英雄。战前，患严重胃溃疡的安保全正在医院治疗，听到部队要打枣庄，便不顾医生劝阻自行出院赶回连队参加战斗。安保全带领突击排由突破口冲进圩子，和从大楼底层冲出的伪军展开了搏斗，他们拼退了院里的伪军，冲上大楼。此时安保全已两次负伤，他以顽强的毅力指挥战士与敌人逐个楼层展开争夺战，终于带领战士们冲上了三楼，用炸药炸掉了楼顶的碉堡，全歼了楼上的伪军。碉堡的解决，扫除了对突破口的威胁，大部队潮水般涌入城内。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中了安保全的头部，夺去了他年仅23岁的年轻生命。为了纪念英雄，山东军区党委决定，命名安保全生前所在的第二排为“安保全排”，将英雄生前战斗过的一条街道命名为“安保全街”。
战斗中，八师二十三团一营第一连以7分钟时间突进中兴煤矿公司，连夺了3座楼房，打垮了伪军数次反扑，歼灭了大批伪军，全连72人负伤，除7名重伤员有64人不下火线，发扬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胜利完成了突击任务，荣获“首先突进枣庄的第一连”的光荣称号。
在解放枣庄的战斗中，人民群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听说要攻打中兴公司、消灭王继美时，枣庄人民无不争先恐后地支援这场战斗。进攻的前一天，共产党员、老工人蒋福义带领一部分工人到处奔走，帮助部队收集攻城用具，仅一天时间，就收集83付梯子和一大批铁锤、跳板、竹竿、铡刀、镢头等。孔祥云、王廷延两位工人，一夜的时间，为部队筹备了867条麻袋。许多工人拿出自家的被子、胶鞋送给部队。工人家属自动组织了洗衣、缝衣组，为指战员们服务。一些工人家属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食品拿出来，送给自己的部队。攻城战斗开始，3000多名工人直接参战，1000多名工人组成担架队运送伤员。汤庄工会主任冯振鲁，带领27副担架，始终战斗在火线上。由100名工人组成的运输队，专为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工人纠察队认真负责地维持社会治安，堵截溃逃的伪军，他们分布在枣庄各条街道，手持红缨枪、大刀片，严密把守，一夜时间，活捉逃窜伪军200多名。纠察队班长胡相斗，一个人活捉了四个伪军，还向敌碉堡里仍了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个伪军。
枣庄工人参战支前的事迹，受到山东省总工会的高度赞扬，总工会还号召全省的工人“向枣庄工人学习！”并把枣庄工人的事迹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在解放枣庄的同时，山东野战军相继攻克了泰安、德州、周村、张店、胶县、即墨等城镇，歼灭伪军3万余人。整个山东境内除济南、兖州、潍县、青岛等少数孤立据点外，全成了解放区。这些钉子一拔，就等于拆除了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跳板，同时策应了中原和苏皖解放区的斗争。由于打的是伪军，国民党无话可说，人民军队在政治上先赢了一着。战役取得全胜后，人民军队腹背受敌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立即收兵转入整训。这次反击战，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利用日伪军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削弱了他们进攻的机动兵力，提高了人民军队的自卫反击能力。
枣庄中兴公司解放后，广大群众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同时，他们在政府组织下，拆除了伪军所筑的碉堡和架设的电网，清理了战场，准备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修理机器，整顿矿井，尽快恢复煤炭生产。此时，共产党和民主政府也在竭尽全力做好这项工作。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解放枣庄后两次到枣庄矿区检查指导工作。6月中旬，在他亲自主持下，中共枣庄矿区党委成立，王见新任书记，林岩任副书记。王见新、林岩、杜季伟、丛林、范醒之、方奕生、张福林、柴化周为常委，直属华东局领导。同时确定了矿区党委的任务：接管矿区，恢复生产。
1946年6月22日，新四军第七师政委曾希圣根据陈毅指示，作为中共华东局代表，召开了中兴煤矿公司高级职员及局处长以上人员会议，共同讨论枣庄煤矿的复工问题。会议开始，曾希圣致词说：“民主政府一贯主张致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扶助和发展私人资本。中兴煤矿公司不断被敌伪盘踞并破坏，损失很大，工人生活更苦。必须在救矿、救人的原则下，赶快复工。”山东省民主政府代表范醒之也在会上指出：“民主政府对中兴煤矿，始终主张多方合作，有利国家人民，并达到维持与发展私人资本，救济职工，早日复工”。枣庄矿区工会代表张福林在会上表示：工会一定在劳资双方有利、团结合作的原则下，鼓励工人积极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经充分协商，会议最后议定成立枣庄煤矿复工委员会，推选委员11人，民主政府方面是：王见新、张福林、柴化周、方奕生、方克强、范醒之；矿方是克礼柯（原中兴煤矿总煤师）、周裕之（原总公司联络员）、丁文清（原中兴煤矿铁路管理处总管）、张一哉（原中兴煤矿电务处总管）、张振翥（原中兴公司收支处总管）。1946年6月23日上午，枣庄煤矿复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推选范醒之为主任委员，方奕生、周裕之为副主任委员。下设采矿、机务、电务、总务、营业、劳保6个处。会上还讨论了复工计划和施工步骤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然后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在复工委员会成立之前，工人们就以高涨的热情，自己动手修理设备，使机务、电务两处于6月14日先行开工。面对着全矿即将正式开工的形势，工人们热情更高，主动提出：争取时机，努力赶在雨季前完成任务。当时，全国“煤荒”严重，因此，枣庄中兴煤矿恢复生产在全国影响很大，《新华日报》、《大众日报》、《鲁南时报》都多次予以报道。
6月下旬，陈毅到达枣庄，认真听取了王见新、林岩、范醒之的汇报，对枣庄煤矿复工工作作了如下指示：我们的建矿方针是以我为主，劳资合作，“四方”合作（即国民党、美国、资方、共产党），以争取美国和资方的投资。同时，要吸收多方人士参加，由逐步复工到扩大生产。要在救济贫困工人的过程中发动群众，并组建工人武装，准备打击敢于进犯的敌人。
就在全矿职工在中共矿区党委和复工委员会领导下，按照陈毅的指示进行热火朝天的复工生产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致使刚刚得到新生的枣庄煤矿不久又落到国民党手中，广大煤矿职工和家属又陷入困境。
1946年7月2日，中共枣庄矿区党委书记王见新、复工委员会主任范醒之赴临沂参加中共华东局召开的军民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干部会议，回来后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会议精神和陈毅指示：枣庄不宜坚守，党组织要在扩展军队、搞好机关军事化建设的同时，准备撤离枣庄。陈毅于7月上旬到达枣庄，在中兴煤矿公司召开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部署了下步工作，要求驻枣庄的党政机关切实做好撤离前的一切准备。会议还决定成立枣庄矿警总队，由王见新任政委兼司令员，杜季伟任副司令员，翁兆元任参谋长，丛林任政治部主任。枣庄党政机关撤出后，由矿警总队维护社会秩序。中共枣庄矿区党委于9月作出了45天工作总结，党政机关即撤离了枣庄矿区。
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罗炳辉，于枣庄解放后在峄县城答新华社记者问，他说：“和平、民主与团结为我党中央在和平建设时期始终不变的总方针，这次枣庄伪军王继美被我解除武装，纯系自食其果。”并对我军解放枣庄给予了很高评价。由于长期的征战生涯，罗炳辉将军身患高血压、肠胃炎等多种疾病，他却一直带病坚持工作。自从随陈毅率部入鲁后，一直协助陈毅指挥部队，转战鲁南。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身体状况日益不佳，经常头晕发烧。陈毅劝他离职疗养，但由于形势始终紧张，工作任务繁重，他总不答应。对于他的身体状况，毛泽东也十分关心，在1946年5月20日给他的亲笔信中嘱咐说：“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可他总是不顾病痛，经常和大家一起，骑着战马奔赴前线，找干部谈话，召开各种会议，巡视工事构筑，有时竟累昏过去。6月20日，他又在峄县城主持干部会议直至深夜，待入睡后，体温骤增，昏迷不醒。由于峄县城无法治疗，第二天早晨被急送后方临沂救治。当护送的汽车行至兰陵时，罗炳辉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49岁。
罗炳辉病逝后，中共中央于23日向中共华东局、山东军区司令部及罗炳辉的家属发来唁电，对罗炳辉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掉。许多中央首长为他题词。其中周恩来的题词是“人民的功臣罗炳辉同志不朽”，朱德的题词是“革命到底死而后已，精神不死万古长存”，刘少奇的题词是“志在革命功在人民”。同时，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地临沂城各界人民群众、部队，为罗炳辉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安葬仪式。
六、争取、瓦解国民党军队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设立国（民党）军工作部，抽调有经验的得力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全党：一方面要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瓦解，组织力量到国民党内部去发动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
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华东局成立了国军工作委员会和国军工作部，舒同任国军委员会书记兼国军工作部部长，韩去非任国军委员会副书记，刘贯一任国军工作部副部长。中共鲁南区委于10月25日成立了国军工作委员会和国军工作部，国军工作委员会由魏思文、韩去非、王少庸、崔济民组成，韩去非任国军工作部部长。鲁南军区设立了国军联络部，胡成放任部长。国军工作部和国军联络部的主要任务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对进犯鲁南地区的国民党冯治安、郝鹏举、吴化文等部开展政治攻势，选派人员打入其内部作分化瓦解工作，组织战场起义，使其在决定战争胜负的紧要关头能反戈一击，站到人民一边来。
国军工作机构成立后，国军工作干部和敌工工作人员全力对国民党军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攻势，宣传、鼓动、争取、瓦解、策动国民党军起义。
(一)争取吴化文部
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收编为和平建国军第五路军的吴化文部，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1943年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被国民党收编后，吴部掩护国民党嫡系李延年北上受降，在津浦路战役界河战斗中，其总部和第一军军部及第一、第二、第六3个师共4000余人被歼。第一军军长于怀安、参谋主任靳文元等被俘，使其饱尝了杂牌军卖命挨打的苦果。界河战斗胜利后，中共鲁南区委和鲁南军区决定，积极开展对吴化文部的争取工作，对吴部被俘人员进行教育后大部释放。鲁南军区敌工部长胡成放等对吴的亲信、第一军军长于怀安和参谋长靳文元进行了耐心说服，劝其协助人民军队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二人被共产党军队的统战政策和优待俘虏的政策所感动，均表示悔过自新，并同意做争取吴化文的工作。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令后，根据鲁南军区首长的指示，于怀安给吴化文写信，告之以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与被俘人员受优待的情况。靳文元则根据鲁南军区指示，去兖州吴化文处作为沟通双方联系的联络员。经过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吴化文初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1946年7月，鲁南军区派敌工部长胡成放以军区代表的身份进入兖州，与吴化文秘密谈判。向吴化文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立即率部起义；(二）如果起义有困难，则撤出兖州，由我方解决部队供给；（三）如不撤离兖州，则必须约束部队，不得损害群众利益。吴化文同意了第三个条件并表示一旦时机成熟可考虑起义。时隔不久，吴化文又派独立师参谋长董子方为代表，到鲁南军区驻地曲阜面见傅秋涛，请求放回被人民军队包围在大汶口的赵广兴团。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与一纵司令员叶飞研究决定，同意其请求，并采取了佯装进攻，赵团佯装突围的办法，使该团安全撤回兖州。此次于大汶口撤围对吴化文教育很大。不久，陈毅司令员又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长刘贯一到兖州与吴进行谈判达成吴部暂不起义，双方建立电台联系的协议。后来。在济南战役的紧要关头，吴化文率两万余人起义，这是我军对吴部长期坚持做争取工作的结果。
(二）争取郝鹏举起义
郝鹏举，1903年生，河南阌乡（今灵宝）人。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曾被冯玉祥送到苏联基辅炮兵学校学习深造，在第二十六路军孙良诚部任过参谋处长，抗战时期投降了日军。1942年8月，大汉奸汪精卫任命他为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副团长，1944年1月，又任命他为淮海省省长兼省保安司令。这时，郝鹏举趁机挑选了一大批将校军官带到淮海省，建立了庞大的伪军系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被任命为新编第六路军司令。部队改编后即赶到前线，充当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前锋。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邳睢铜地委就派人打入郝部做过工作。郝部共有4个师，第一师师长乜挺彬曾被八路军俘虏并受到很好的优待后被释放，后来徐州地下工委又做过乜挺彬的争取工作，并和郝部第二师师长张奇建立了联系，同时派了敌工干部给张奇部担任谍报员，专门负责向八路军传送情报。这些都为争取郝鹏举起义打下了一定基础。
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向解放区进犯时，郝鹏举部担任右路军，从贾汪向涧头集、台儿庄一线北进。老奸巨滑的郝鹏举此时进退维谷，前进就要受到人民军队的痛击，后退就有被撤职的可能，因此，郝鹏举从徐州一开始出发就通知了鲁南共产党军队，想取得联系，以便从国共夹缝中求得生存，保存实力。1945年11月，陈毅司令员派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宋时轮，中共鲁南区委城工部长王少庸、徐州地下工委赵卓如到郝鹏举的总司令部所在地涧头集就郝部起义问题进行了谈判。郝认为起义条件还不成熟，达成了郝部为应付国民党过运河后再谈的协议。
同年12月，郝部渡过运河按照指定路线，将司令部驻扎在台儿庄附近的马兰屯。第二天，郝就提出了要面见陈毅军长的请求。陈毅、饶漱石、舒同等同意了郝的请求，并在峄县城东南的米庄就战场起义问题与郝鹏举进行了秘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陈毅司令员，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会谈中，饶漱石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郝鹏举，要他学习高树勋将军，立即率部起义。郝鹏举答应下来。1946年1月9日，郝鹏举率所属2万余人在马兰屯宣布起义，并向全国发出了反内战通电。郝鹏举起义后，受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热烈欢迎。经中央军委批准，该部被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郝鹏举任司令员，新四军联络部长朱克靖任政治委员。根据陈毅的指示，该部开往滨海根据地莒县一带进行休整。
由于郝鹏举为人反复无常，善搞政治投机，尽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争取他做了许多工作，但他没能抵制住蒋介石的引诱，后又叛变，被人民军队消灭。
(三）争取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
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是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著名民族英雄张自忠也曾担任过该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1940年殉国后，副总司令冯治安接任司令。抗战时期，这支队伍英勇抗击了日军，战功卓著，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受到排挤与歧视。抗战胜利后，为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又令第三十三集团军进攻山东解放区。冯部官兵们十分清楚，蒋介石将他们放在第一线，就是叫他们充当炮灰。
对这支部队共产党一直给予极大关注，并注意对其开展全方位的统战工作。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对冯玉祥进行过争取教育。1926年，邓小平、刘伯坚、李林等人进入该部办军校，宣传进步思想，发展党组织等。以后，中共又派党员干部进入该部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主办干训班，创办子弟中学，组织该部进步骨干赴延安学习等，对争取该部中下层军官靠拢中共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共产党还在该部发展了一大批秘密党员，集团军副总司令张克侠和第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年轻时就是积极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热血青年。张克侠早在1929年在上海经张存实介绍加入共产党。何基沣于1939年由中共中央批准入党。这两个同志，多少年如一日，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杀头的危险，在敌人营垒中开展秘密活动，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做了大量工作。
当第三十三集团军开至徐州后，周恩来由重庆发来电报，将该集团军的情况电告中共华东局。1945年12月31日，陈毅在枣庄附近一个村庄里与张克侠进行了秘密会谈，根据情况，决定该集团军继续隐蔽待机，暂不起义。后来，根据陈毅指示，华东局国军工作委员会和国军工作部派人与张克侠保持秘密联系。同时，中共鲁南区委也派得力干部打入第三十三集团军做搜集情报、物色策反对象等工作，有的还直接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担任职务，使人民军队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情报。
后来，张克侠、何基沣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
(四）做好城市地下工作
日军投降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鲁南区委加强了城市工作的领导,对所辖的徐州、枣庄两个市成立了市委。费县、泗水、曲阜、邹县、滕县、济宁、兖州、峄县、邳县均划为城区，台儿庄、临城、官湖、贾汪等均划为集镇，并由一、二、三地委负责调剂配备了干部。城市工作的重点也转向了里应外合，配合完成城市接管工作。被选调的城工干部随同部队行动，接管被人民军队占领的各城镇及交通要道。由于受降权利被蒋介石垄断，形成蒋日伪合流的局面，攻取和接管城市受阻。针对这种状况，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城市工作转入地下。准备接管城市的干部，大部分重新分配了工作，少部留下来继续加强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1946年10月，中共鲁南区委为更好地开展城市工作，决定将国军工作部与城市工作部合并，一个机构，两个称谓，国军工作部部长韩去非兼任城工部副部长。
鲁南城市地下工作的重点是徐州。城市工作转入地下之后，根据形势，中共徐州市委缩小机构，改为徐州工委。周南任书记，蓝名述、陈瑞生、李益民、白良玉等为委员。市政府改为办事处。刘剑、陈筹分别任正副主任。在当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徐州城市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利用国民党接管徐州的时机，寻找一切机会打入其军政要害部门，为日后搜集核心机密情报创造了条件。全面内战爆发后，徐州成为国民党的军事重镇，这时，徐州的城市地下工作主要围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任务，坚持隐蔽斗争，不放过一切机会打击和削弱敌人，积极发展人民力量，为最终接管城市做好准备。1946年7月，徐州国民党军大举向鲁南进攻，同时对徐州市内加强了控制、封锁，中共鲁南徐州工委机关被迫东撤滨海。领导机关转移后，通讯联络十分不便，难于对市内工作进行及时有效的领导。为此，中共鲁南区委城工部决定成立徐州市内地下工作委员会。由徐州市委副书记丁平兼书记，进入市内，实行内线领导，同时在交通便利的城镇设立工作站，保证领导机关与市内及各城镇的联系畅通。
徐州的城市地下工作在中共徐州市委和地下工委的领导下，于艰苦的环境中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他们扎根群众之中，利用各种机会创造条件，组织工人开展合法斗争；引导学生开展学生运动，培养进步学生；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资；做好情报收集工作等。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军工作，分化瓦解国民党，在其营垒内部进行艰险曲折的斗争。1945年10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中共的争取教育下，毅然弃暗投明，率国民党新八军及一个纵队近万人在河北邯郸举行起义。起义前，为使滞留在徐州国民党军官宿舍的高树勋夫人刘秀珍免遭毒手，根据高树勋的要求，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分局的指示，徐州地下党配合徐州工委与七分区便衣大队以走亲戚为名，接高夫人闯出了戒备森严的徐州城，并安全送至新四军的第四师师部。1947年4月，中共徐州市委情报科政治交通员权兴周，策动国民党看守九里山军火库的中尉传达长祖美荣，将军火库引爆，大火从上午10点一直燃烧到第二天中午，共炸毁载重汽车80辆，汽油200桶，美式机枪、步枪4万支，药品器械400余箱，以及数千箱弹药，整个军火库全部化为灰烬。华东军区为权兴周荣记一等功。
鲁南区党委除在徐州开展工作外，还在枣庄、临沂、济宁、曲阜等地广泛开展了工作。地下工作者依靠人民群众，搜集、传递情报，揭露、分化、瓦解、打击国民党军队，为配合人民军队夺取正面战场的胜利，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