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第十章战胜严重困难扭转抗战局面
  第一节全面贯彻巩固鲁南抗日
  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为了动员、团结全党和全体军民克服严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是:关于对敌斗争，要树立长期坚持的思想，开展群众性的分散的敌后游击战争，以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蚕食”和封锁；要实行“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变对敌斗争的被动为主动；要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大力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反正，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关于军事建设，要在加强主力部队建设的同时，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以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关于根据地政权建设，要在根据地各级政权实行“三三制”，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精兵简政，以解决“鱼多水少”的矛盾，克服经济困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要加强财政经济建设，开展生产运动，以增强抗战的物质力量。关于根据地土地政策，要深入发动群众，切实进行减租减息，以调整各阶级间的关系，团结各阶层人民，坚持长期抗战。关于根据地中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要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加强统一，保证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要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以促进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关于党的建设，要开展整风运动，以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上述方针、政策概括为“十大政策”，颁发全党遵照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给鲁南党政军民指明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方向。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鲁南区党委领导全区抗日军民，结合鲁南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先后制定的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进行了精兵简政，实现了主力地方化，加强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分化瓦解打击敌人，大力开展敌伪军工作；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军队的供给。随着各项工作的进展，加之国际国内形势的有利变化，到1943年秋，鲁南抗日根据地终于渡过了严重困难阶段，扭转了抗战的被动局面，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时期。
  第二节实行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所谓精兵，即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所谓简政，即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是减轻人民负担，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精兵简政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1942年2月7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决定》。中共山东分局要求地方机关平时缩减编制1/4到1/3,战时再疏散1/3到基层。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指出，精兵简政的目的是充实战斗部队，提高战斗部队素质，增强军队实力。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缩小编制，减少单位，行政专员公署编制一般为37人；县政府编制分为三等，一等为37人，二等为32人，三等为25至27人；区公所编制为9人，同时要求缩小编制后，建立正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
  中共鲁南区党委、专署、军区于1942年春进行第一次精兵简政。在精简中，鲁南区党委、军区、专署精简机关人员，缩小了编制，充实了基层和战斗连队。同时各地县党政军机关和部队也进行了精简。通过这次精简，领导机关精干了，主力部队中的战斗部队、地方武装、人民武装均得到了加强。但是，因为没有充分了解精简的意义，没有深刻认识如何将党的一切工作与组织适应于完成独立、分散、长期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所以，决心不大，精简不够彻底。
  1942年8月1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原山东纵队第一旅旅部及一、三团和第二旅的第四团划归一一五师建制，改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原一一五师的鲁南军区划归山东军区领导。同年12月，鲁南区党政军民各机关根据山东分局于9月9日作出的《关于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进行第二次精简。鲁南军区机关精简2/3。主力部队三团和五团均取消营的建制；三团缩编为5个连，五团缩编为4个大队（相当于连）和1个特务连、1个干部便衣队。同时地方武装也进行了精简整编：尼山支队缩编为营的建制；运河支队撤销一、二大队，由支队直接领导连队，干部下放使用，大队长任连长，大队教导员任连指导员；铁道大队连以下撤排设班。鲁南各级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也都相应进行了精简。
  通过第二次精兵简政，充实了主力连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精干了地方机关，加强了群众工作。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强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确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根据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并报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于1943年3月12日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朱瑞任山东分局书记，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萧华任政治部主任，陈光调延安学习。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中、鲁南、胶东、清河、滨海、冀鲁边6个军区和15个军分区。18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撤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所属各旅各支队的番号，部队整编为13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的主力团，其余部队编为地方武装，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
  据此，鲁南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主力部队地方化，并同时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张雨帆任鲁南区党委书记，王麓水调任区党委副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张光中仍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万春圃任副司令员，曾明桃任政治部主任，来光祖任参谋主任。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机关合并办公，三团、五团划归鲁南军区建制，军区独立团、尼山支队、沂河支队、运河支队等均缩编为甲种独立营编制。全鲁南军区机关和部队从原有的73个伙食单位减为36个，连队人员大大充实，每连由原来的50至60人，扩大为100多人。
  主力三团、五团实行地方化。三团由王吉文任团长，刘春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熊天仁（邢天仁、黄作军）任参谋长，直辖5个连，坚持费南、郎东地区的斗争，并统一指挥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费南县大队及该区地方武装。五团由贾耀祥任团长，四县边联中心县委书记王六生兼任政委，宋鲁泉任副团长，李萍任政治处主任，直辖4个大队和1个特务连，大队以下不设连；五团坚持边联、沂河地区的斗争，并统一指挥边联大队、沂河大队、滕峄边县大队及该区地方武装。
  鲁南军区所属的支队和军分区也进行精简整编。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和尼山支队建制撤销，将军分区机关和尼山支队合并缩编成尼山独立营，董明春任营长，一地委书记杨士法兼任政委，李克任副营长，赵洪干任副政委，下辖4个连。军区独立团除留两个连编为军区特务连外，其余3个连编为费县独立营，肖长桃任营长，费滕边工委书记李青兼任政委。运河支队和沂河支队均按甲种独立营编制，取消支队机关直属队，支队下辖4个连。为便于活动，两支队整编成甲种独立营后，对外仍保留支队的番号。运河支队由胡大勋任支队长，峄南县委书记纪华兼任政委，邵剑秋、孙斌全任副支队长，阎超任参谋长，童邱龙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沂河支队由王献廷任支队长，沂河地委书记韩去非兼任政委，李华源任参谋长，杨柏任政治处主任。鲁南独立支队成立于1942年10月，张新华任支队长，孟昭煜任政委，下辖铁道大队和微湖大队，张新华兼任微湖大队大队长，孙新民任政委。1943年3月，孟昭煜和特派员王建安去邹坞与诡称准备反正的朱玉相（1941年夏叛变投敌，任伪军剿共司令）谈判途中遭朱玉相部捉捕，5月，被朱玉相杀害于大香城南的山坡上。此后，张新华率微湖大队活动于微湖区；支队副政委兼铁道大队政委杨广立和铁道大队大队长刘金山率铁道大队活动于津浦路东的游击区；支队机关已不能起到统帅两大队的作用，只能在军区的统一部署下，各自为战。
  临郯费峄边联支队番号撤销，其部队大部编入五团，其余编为边联县大队。鲁南第三军分区番号撤销，分区所辖的边联县大队、滕峄边县大队、沂河支队及该地区所有武装统归五团指挥，但各部仍属鲁南军区建制，以便统一领导。
  为便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活动，鲁南县区地方武装奉命对其所属部队又进行了精简，尤其是活动在对敌斗争环境恶劣的地区的武装，本着“只留部分骨干，大部分分散隐蔽”的原则，妥善安置了大批人员。
  在部队进行精简整编的同时，党政机关也进行了精简。区党委、地委部长下放到县任县委书记或工委书记，县委部长下放到区任区委书记。专署科长下放到县任县长，县府科长下放到区任区长。大量精简机关人员，逐级下放干部，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
  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主力地方化和第三次精兵简政后，加强了党的高度统一领导，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裁减了老弱病残，充实加强了基层，因而提高了应变能力，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实施各项措施开展全面对敌斗争一、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建设1939年，鲁南各地党组织遵照上级的指示，发展了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地方武装是游击性较大而又限制在一定地区活动的部队。人民武装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武装。自卫团是人民武装的普通组织，民兵是自卫团中的骨干。1939年7月，山东第一军区建立后，在鲁南地区分别建立了第三军分区和第四军分区，开始形成了地方武装的领导体制。它是积蓄和使用武装力量的军事机关。它的基本任务是进行战争动员，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补充主力军的兵员，配合主力军作战，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游击战争。但这时军区、军分区都由主力部队兼管，主要任务是补充兵员、配合主力作战。
  鲁南第三、四军分区建立之后，在一一五师主力的帮助下，对地方武装开始有计划地集中训练整顿，充实干部，建立与健全各种组织制度，整顿党支部，审查内部成员，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政策观念的教育，密切与群众的联系。通过整顿工作，地方武装的战斗力逐渐提高。他们配合主力军，带领人民武装开展了分散的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坚持所在地区的斗争；同时还大量升级，补充了主力部队。第三、四军分区还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对人民武装进行了初步整顿，开始注意自卫团成分的选择和武装的调配，并根据斗争任务的需要，分别把自卫团中的骨干分子，组成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和基干自卫团，后来这三种组织统一组成民兵。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地区各级党组织就十分重视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建设。如1937年11月，部县县委在邹西南亢埠一带组织的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有600余人；同时，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协助万春圃建立的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武装；1938年3月成立的邳县青年救国团，有团员1000余人；5月，临郯县委发动建立的临郯青年救国团，到1939年上半年已发展到上万名团员；1938年8月，经郭洪涛批准在临郯地区老屯村建立的山东农民抗日自卫总团；1939年1月，鲁南特委和边联县委抽调百余名干部分区发动群众，在边联县掀起了组建自卫团的热潮，仅月余即有上万名青年参加自卫团。这些不脱产的鲁南人民抗日武装，是鲁南地方武装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并有力地配合地方武装坚持了所在地的抗日斗争。但这时，鲁南地区还没有统一的人民武装各级领导机构，所以当时各地的人民武装名称各异，归属不一，各自为战。鲁南第三、四军分区建立后，开始建立人民武装的各级领导机构，鲁南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县政府机构以上成立人民武装科，区以下成立自卫团团部。1940年10月，鲁南军区和所辖的第一、三军分区建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并于11月6日以鲁南专署的名义作出决定，要求1941年1月底前，各县都要建立县大队，各区设立中队，中队以下设分队。但从总体看，这时期由于党的领导对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重视不够，军区、军分区机构不健全，因而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没有得以应有的发展和提高。加之地方武装过多过快地升编主力，县区武装和人民武装既难以稳定发展，也缺少必要的骨干。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的同时，应大力整顿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山区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为二与一之比，平原根据地为一与一之比，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无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分，全部地方化，人民武装（自卫团、民兵）应包括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其中民兵的数量应超过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全部。建立军区、军分区的独立建制与指挥机关，以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使地方军真正做到地方化。
  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改为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在此前后除划归一一五师建制的第一旅外，全部实行主力地方化。这时，一一五师将隶属于其建制的鲁南军区划归山东军区指挥。至此，山东全区建立了军区、军分区的独立建制与指挥机关，为加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山东军区成立的同时，山东军区发布了《八一训令》，对加强地方武装，建立健全人民武装机构，分别提出了要求。9月1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颁布了《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和《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在这两个《条例》中，具体规定了自卫团和武委会的性质、任务、领导关系，确定了对参加不脱产的农村游击基干队、青抗先、游击小组的人员，统称为民兵。同时确定了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同级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双重领导的制度。有关民兵建设的方针、原则问题，由地方党委讨论决定，经武委会组织贯彻执行；有关民兵的作战指挥与训练教育，则由武委会按军事系统的部署具体实施。这样，过去几经变化的人民武装领导体制，终于实行了由各级军区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这为民兵建设的日臻完善，提供了可靠的保证61943年3月，新的山东军区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县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领导，鲁南地区的县区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也普遍得到加强。同年9月9日，山东省人民武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鲁中、滨海、鲁南、胶东等地44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会上，黎玉作了《当前山东人民武装工作的报告》，萧华作了《人民武装政治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要更加普遍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战争与生产结合;组织与健全自卫团；支部要掌握人民武装。大会产生了山东省武委会，朱则民任主任。10月20日大会闭幕。会后，鲁南地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落实大会通过的《山东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组织条例》，更加重视民兵和自卫团人民武装的建设，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模范集体和民兵英雄。
  二、组织武工队深人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为了粉碎日伪军“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教育团结敌占区人民，争取和瓦解日伪军、伪组织，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日特，歼灭小股、零星敌人，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和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从1941年第四季度开始，就从党政军各部门抽调一批政治坚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员，组成短小精干、有较强战斗力的武装工作队，采用隐蔽斗争方式，深入敌占区宣传组织群众，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开展对敌斗争。武工队以战斗姿态，积极主动地打击和削弱敌人，扩大抗日力量；但在活动方式上则力求隐蔽，尽量不露痕迹，不大吹大擂，不引起敌之注意。一切公开打击敌人的斗争（如捕杀特务汉奸等）则以小部队的活动作掩护。
  武工队身着便衣，腰藏短枪，首先利用社会关系，打入少数人员，尽量以合法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由点到面地展开活动。武工队建立基点，了解社会情况和敌伪情况，即进行反特务的斗争，以清除敌人的耳目爪牙。1942年，除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外，各地委、军分区及县也相应组织了武工队，武工队的斗争空前活跃，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1942年6月，栗培元带领邳县武工队插到汉庄、小冯庄一带，打击罪恶多端的伪乡长、保长，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政权；并利用“帮会”等多种关系，做伪军的工作，促使伪军向人民靠拢。同月，临沂县武工队由危益民的带领，在卞庄附近伏击了日军宪兵队，毙伤日军十几人。从1941年冬至1942年夏，中共边联县委军事部长崔梦坡，多次带领武工队化装深入敌占区锄奸，先后在贾庄、向城和尚岩等敌据点内，将特务、叛徒和伪警察所长击毙，打击了伪军、特务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对巩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神出鬼没的小部队、武工队、游击队被群众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在广泛开展的小部队、武工队、游击队的活动中，鲁南铁道大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他们那种可以在火车急驰的时候跃上跳下的超人本领，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 (城）枣（庄）支线上，人们时常看到，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敌人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们的手送往鲁南根据地。有时候，敌人赶到出事地点搜捕，然而车皮早已化为灰烬。追到微山湖边，也只有一片茫茫湖水。这些列车英雄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捕捉汉奸特务，进行宣传，开辟敌占区工作。愈演愈奇的活动方法，使敌人又怕又恨，千方百计想消灭他们。但是，这支游击队进入一个地区后，和他们鱼水相依的群众都严密封锁消息，站岗放哨，使他们避免了多次极其危险的袭击。
  1943年6月，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针对当时的对敌斗争情况，在总结了以往各地武工队不断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军区建立武工队领导机构，加强对武工队的领导。抽调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明桃任军区武工队总队长，区党委城工部长王少庸兼任武工总队政委。城工部兼武工总队机关工作。在总队部工作的除原城市工作科长丁平和干事聂桂田以外，又调来了冯克玉、刘金鼎、高原等人。总队下辖微滕、临枣、兖济和兰西武工队，队长、副队长分别由宋献璋、王俊清、高照民、王玉林、王芗南、郑惕、亓安昌等担任。
  武工队主要在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他们身穿便衣，利用社会关系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打击和钳制敌人的“蚕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分化、瓦解敌伪顽反动势力，争取抗日力量，以突袭的方式打击坏中坏。通过对敌一系列的斗争，在敌占区群众不断觉悟的基础上，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向外发展。
  武工队在行动上采取高度分散的战术，昼伏夜出，行踪不定，力求隐蔽。在战斗时要求特别机动灵活，对小股敌人和最坏的汉奸打完即走，使敌人找不到行踪。当武工队在某一地区站住脚根，八路军小部队随即跟入，支援武工队活动，扩大对敌斗争规模。
  鲁南军区武工总队成立之后，各军分区和部分县、区都相继建立了武工队，并配备了坚强的领导骨干，挑选当地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武工队工作，并兼任当地的党政领导职务，以利开展活动。军区对调到武工队工作的人员，事先对其进行一些特别的训练，提高其军事、政治素质，特别是提高机动灵活地对敌斗争的战术水平，专打小股敌人和最反动的汉奸，打了就走，使敌人摸不到武工队的行踪。公开打击敌人时，则以小部队作掩护。镇压汉奸特务时，均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公布其罪状，以杀一儆百，争取群众。对一般的敌伪人员.则以武力威胁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法，迫其成为倾向八路军的两面人员，使其名干伪事，实为八路军办事。对伪军经过做工作，能促使其投诚起义的则采取其早日反正投诚；一时不能投诚的，则争取其成为人民抗日武装的内线，及时提供敌伪情报。
  临枣武工队在军区武工总队的领导下，自1943年夏出山之后，活跃在临城至枣庄铁路支线两旁，同铁道大队、峄县县大队密切配合，战绩突出。在一个隆冬的黄昏时刻，武工队队长王俊清率队员褚思珍、黄敬让等在县大队刘钢连的配合下，巧妙地进入伪邹坞乡公所，首先制服哨兵，缴了20余名伪军的枪，击毙了伪乡长王子绍，临走放火烧了伪乡公所。待日军前去增援时，武工队及峄县县大队早已远走高飞。
  临枣武工队第二次战斗是搞掉了齐村的“钻眼”。武工队住在临枣铁路南侧的夏庄村联络员王玉成家时，据王介绍，日军为掠夺枣庄煤炭资源，在枣庄周围设了很多钻井队，每个钻井队都有曰军和伪军警卫，齐村钻井队驻有5名日军、30名伪军和一名日本工程师。伪军中有一名叫吴宝富的永安人，家境贫寒，而且干伪军时间不到一个月。武工队按照王玉成的介绍，很快将吴捉来，经教育后放回。半月后，吴宝富主动向武工队报告齐村伪钻井队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并提出协助搞掉齐村钻井队。在一天晚上8点钟左右，临枣武工队和峄县县大队一个班从天生桥出发，吴宝富担当向导在前面引路，很快抵达齐村伪钻井队附近，首先由队员刘炳南、褚思珍生擒了两名伪军岗哨，接着发出信号，部队冲上来，迅速进入日伪军居住的屋内，击毙了5名日本兵，活捉了两名日本工程师和30名伪军。缴获步枪35支、机枪1挺、掷弹筒1个和子弹数千发以及自行车1辆。直至第二天上午，枣庄日军才发现齐村钻井队日伪军被全歼。
  1943年隆冬一天，永安地下交通员马文法在枣庄澡塘洗澡时获悉，枣庄日伪军第二天要到临枣铁路南侧几个村庄抢粮的情报之后，马上报告给武工队。第二天拂晓，武工队和峄县县大队一部在香城村北设伏，击毙了作恶多端的伪军头子郭万有，生俘伪军20余名，使日伪军的抢粮计划彻底破灭。时隔不久，武工队又经过多方侦察，没费一枪一弹，又全歼了十里泉日军卫星据点山阴保安队队长李培勤以下32人。从此，临枣武工队在枣庄地区声威大振。
  兰西武工队是由鲁南军区五团一部和兰陵县第三区中队合编而成的，他们在正副队长王芗南、郑惕和正副政委郝维实、郭仲选率领下，活动于枣庄东部的新兴、黄山屯和郭里集一带，做伪军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颇有成效。例如，石城崮伪据点的伪军副大队长王怀芝被武工队争取之后，为武工队提供了许多敌伪情报，敌人多次“扫荡”都惨遭失败。王病死后，伪军内部分裂,兰西武工队在军区五团四大队配合下，立即拔除了这个据点，生俘全部伪军。但是不久，峄县日军又派了一个分队和200名伪军再次占领石城崮并安插了据点，兰西武工队不断袭扰，不到两个月，日伪军怕复被全歼，便连夜撤走，石城圍被解放。
  微滕武工队由正副队长宋宪璋、鲁周率领范有功、庄玉铭和岳岱衡等12名队员，活动于滕县津浦铁路以西至微山湖一带。他们在搞好上层统战关系和维护好地方治安的同时，狠狠镇压了通敌叛国，残害抗日干群、鱼肉百姓的叛徒、汉奸、特务、伪乡长等，为民除了害。他们还配合滕沛县大队先后拔除了多处日伪据点。
  另外，鲁南军区还于1943年夏组建了一支由军区营、连、排干部和一一五师民运部工作人员组成的武工队，队长亓安昌、政委靳怀刚，在邹滕东部边沿区开展活动。该武工队分为四个小组，其主要活动地区为：毕秀山小组于冯卯、城头一带，韩成钧小组于桑村一带，朱英小组于仓沟、王井一带，张西池小组在津浦路西部的鲍沟一带。后来这些小组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在这一地区相继拔除了许多敌伪顽据点，巩固和扩大了鲁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底，中共滕东县委书记王右池因赴区党委参加高干会议，武工队长亓安昌奉命主持滕县县委工作。
  1943年6月，冯起遵照鲁南军区的指示，率韩继堂、郑西琴等8名精干队员插入湖东地区开辟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在武工队的基础上发展了7个区中队，并组建了湖东县大队，冯起任大队政委，张文桐、郑西琴分别任正副大队长。湖东县大队在鲁南军区主力部队的配合下，很快打开湖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并相继建立了中共湖东县委和湖东办事处。
  保卫麦收，挫败日伪顽军的抢粮计划是鲁南武工队和游击队又一重大历史功绩。
  1943年5月，微山湖区的小麦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这是湖区抗曰军民忍饥挨饿战胜种种困难开荒耕耘、辛勤劳作的成果。驻沛、滕两县的日伪军却强令区、乡、保长进行征粮，以达到“以战养战”和经济封锁抗日军民的双重罪恶目的。驻湖区的国民党顽军申宪武部、冯子固部亦想坐享其成，先后下令征收麦子，并准备抢粮。为了粉碎日伪顽的抢粮计划，保卫湖区群众的利益和解决抗日根据地粮食供给困难，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在麦收之前搞一次“武装大请客”一一把以临城、夏镇为中心的沿湖一带的区乡保长“请”到鲁南山区，使敌人失去耳目，结合武装斗争，粉碎其征粮计划。这次行动，以武工队、铁道大队、微湖大队为主，湖区党政军民统一部署，联合行动。文“请”为主，武“请”辅之。
  鲁南区党委敌工部长韩去非召集参加“请客”的武工队、游击队负责人作了具体部署：临城、沙沟铁路沿线由铁道大队负责；张汪、欢城由鲁南军区武工队负责；夏镇、傅村一带由微湖大队负责。三支武装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将伪警备大队长、伪警察局长、伪区乡保长、叛徒、汉奸等110多人全部“请”来，并将“客人”“护送”到鲁南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这批“客人”经一个多月的教育后，除罪大恶极的夏镇伪警备大队大队长张德普、伪乡长朱恒森、叛徒伪区长朱继广三人被镇压外，其余全部放回。这些人回来后，有的洗手不干了，有的虽然继续干，但已是“明保曹操，暗通汉室”了。沿湖地区的伪政权经过这次打击，基本上被摧垮了，为湖区抗日斗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广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在坚持边沿区、游击区的斗争和开展敌占区工作中，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广泛地开展了政治攻势，加强了对敌伪军、伪组织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和对敌占区人民的宣传工作。除了经常的政治攻势之外，在战争形势发生某些变化时，或者在敌人的一些传统节日里(如日本的樱花节），还进行一些大规模的政治攻势。政治攻势是和游击战争相结合的，在边沿区，可以包围据点喊话，散发张贴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在敌伪控制较严的地区，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进行，以免暴露自己的力量和过分刺激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主要力量就是活跃在敌占区、游击区的小部队、武工队、地方武装和民兵。
  政治攻势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敌伪军。由于伪军与日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武工队争取瓦解的主要对象又是伪军；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武工队也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对敌伪军喊话和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电话是开展政治攻势的重要手段。在喊话或通电话中，武工队以生动的事实揭露日军对伪军的各种欺骗，揭露了日军利用伪军“推完磨杀驴吃”的阴谋和国民党错误的“曲线救国”政策，说明人民力量强大，指出他们的出路。在喊话时，武工队以说服教育的口气，不使用谩骂讽刺的语言，使敌伪军很受感动。经武工队员反复喊话之后，一些敌伪据点之敌对武工队员的态度逐渐改变，有的在喊话完毕时鼓掌致谢，有的日军把喊话人员称为“八路军朋友”。
  武工队还普遍地利用伪军家属作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1943年以来，各地都进行伪属登记，不断地召集伪属开座谈会，经常向伪属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宣传八路军的胜利和抗战形势，要求伪属劝说其亲属改邪归正，在伪属中展开了“唤子索夫运动”。为了配合这一工作，抗日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 “回归伪军招待所”，大量印制和散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这些办法，对瓦解伪军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武工队还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争取伪军的方法。伪军人员中谁作了一件对八路军、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记 一个红点，谁作了坏事，就给记一个黑点，并把事实登记起来，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到惩罚。武工队先将这种方法向伪军喊话宣传，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黑点”多而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以打击镇压。如济宁县石佛集据点的伪军中队，在济宁日军宪兵队长高桥的直接掌握下，经常为非作歹，不理睬人民抗日武装之警告，八路军兖济武工队即在伪中队长倪令霭赶集之时将其击毙，以后该据点伪军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伪军害怕惩罚，有的利用“关系”询问武工队“作了坏事改了行不行？ ”有的伪军官因怕记“黑点”，注意了约束士兵。这种办法，限制了伪军作恶，维护了群众利益，便利了对伪军的争取。
  鲁南八路军坚决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争取瓦解日伪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八路军对日伪军俘虏一律不没收其私人财物，不侮辱人格；对伪军俘虏，经过教育后，根据本人自愿，愿留者欢迎其参加抗战，愿去者发给路费，欢送回乡。这种优待俘虏的政策，大大削弱了日伪军的战斗力。在滨海之赣榆地区，八路军曾先后释放俘虏五六百人，有的伪军被人民抗日武装捉、放达六七次之多，以后人民抗日武装攻打赣榆时，伪军大批投降。对日军俘虏，除少数释放外，多数送交日本反战同盟进行教育感化。
  日本反战同盟在对日军的争取瓦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揭露日本军阀对士兵的种种欺骗，揭露日军中的黑暗、日军的侵华罪行、日本士兵所受的压迫以及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反战同盟是在华的日本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自动组织起来的一个进步组织，总部设在延安。全国14个省(市）都设有支部，部分地区设有分支部。日本反战同盟山东支部鲁南分支部于1943年5月12日在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成立，在鲁南的日本人及部分朝鲜籍抗日工作人员参加了该会。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负责人、军区城工部负责人以及反战同盟山东分会负责人本桥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小岛为分支部负责人，田中为组织部长。分支部成立后，盟员在小岛的领导下，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经常协助八路军主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向敌人喊话、通电话，“现身说法”,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和谣言。他们还经常到敌占区用日文写标语、传单、教唱思乡歌曲。每逢日本人民的传统节日，他们便带领敌工人员秘密向敌据点里送樱花、食物、宣传品及慰问袋，使日本侵华军政人员深受启发和教育。
  日本反战同盟鲁南分支部的盟员积极进行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取得很好的战果。同时，他们还经常拿起武器，同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起，投入反击敌人的“扫荡”。盟员田村伸树和小山口，于1943年夏被分配到鲁南独立支队工作。他们二人同支队的广大官兵同吃同住同战斗，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尤其是同鲁南铁道大队官兵一起战斗生活的时间长，友谊深厚，直到二人回国后还同铁道大队的刘金山大队长有通信联系。
  政治攻势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敌占区人民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武工队在敌占区是以秘密召开群众会、士绅会、知识分子会，传递宣传品或耳语等方式，向人民宣传抗战形势和对敌斗争方法等，对提高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热情起了重要作用。
  在政治攻势中，武工队充分利用了宣传品这一有力的斗争武器，把大量的宣传品送进敌据点。为了加强宣传品的效果，对日军的宣传品，特别注意了印刷精美、文字生动和富于日本民族色彩；对伪军和敌占区人民的宣传品，则采用年画、唱本、戏剧、历书等不引敌注意的形式和编印《岳飞传》、《灭曹归汉》、《八月十五杀鞑子》 等暗示抗日的故事书，以利于流传。各种宣传品，通过邮局寄递、秘密传送、散发、张贴等方式，不断地散布到敌伪据点和敌占区去，有的贴到了敌伪的炮楼和城墙上，有的被送到敌人的枕头下。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八路军的不断胜利和政治攻势的深入开展，伪军逐渐转向人民，纷纷与八路军拉关系。加之，鲁南军区还有计划地派遣了一些忠实可靠的骨干，打入伪军组织内部，进行瓦解工作，使伪军与八路军建立关系者日益增多。1943年，鲁南地区的伪军、伪组织中的革命两面派“关系”，已发展到上百个。八路军对伪军中的“关系”一般采取令其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策略。根据不同对象，或令其提供情报，或掩护武工队活动，或继续扩大抗日力量，只有在工作需要或被敌发觉时才组织起义。一般伪军都不敢坚决与人民为敌，在参加“扫荡”、“蚕食”时，作战消极，有的故意闪出空隙，放出被围的部队和群众。有些伪军、伪组织能够掩护进入敌占区活动的人员，或帮助这些人员通过敌封锁线。伪军被瓦解逃亡者数量大大增加，日军投诚和被俘的人数也迅速上升。敌占区人民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八路军，有的人搬家到根据地，广大青年纷纷到根据地求学、参军。日军对政治攻势非常恐慌，在其内部通报中不断惊呼“中共反正谋叛工作在各地推行，逐渐奏效”，“各据点连续发现日本反战同盟喊话宣传，应严加戒备”。但是，敌人无法阻止政治攻势的开展。政治攻势已成为配合军事斗争、孤立打击日军的锐利武器。
  四、开展敌占城市工作，建立情报网开展敌占区城市秘密工作，是与根据地武装斗争密切配合的另一战线，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掌握敌占城市情况，了解敌人的动向，配合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共鲁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历来十分重视敌占城市的秘密工作，不断派遣精干人员通过社会关系打入枣庄、峄县城、临城、台儿庄、贾汪及徐州、济宁、兖州等地，发展情报员，建立情报站，搜集情报，分化瓦解敌人。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就选派人员打入敌占区，甚至打入伪军内部，侦察敌情，发展力量，筹集资金或购买物资，掩护共产党军政人员，待机里应外合歼灭敌人。如1938年秋，义勇队第一总队，派孙继德打入峄县伪警察局任二等巡官，经过孙继德一年的争取和瓦解工作，团结了许多伪军士兵，获得了峄县城日伪军大批重要情报，并及时转送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日军纠集大批兵力进山“扫荡”，峄县城敌兵力空虚，人民抗日义勇队在孙继德的配合下夜袭峄县城，一举成功。
  1939年4月，中共峄县县委为了开辟峄县城内的工作，决定建立峄县城市工作支部，张捷三任书记，张逸轩任副书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鲁南抱犊崮根据地提供情报和购买笔、墨、纸张等用品。同年11月，峄县城市工作支部扩建为城区工作委员会，张逸轩任书记。翌年10月，城区工委被敌发觉，张逸轩和部分成员先后转移到外地，工委遂停止活动。
  1938年10月，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在抱犊崮山区东部埠阳一带活动时，为及时掌握枣庄矿区敌情，派遣三大队排长洪振海、王志胜返回故乡枣庄，建立抗日情报站。经过洪、王二人一年多的努力，在敌人心脏枣庄矿区发展抗日情报员十余人，后经上级批准，建立了八路军鲁南铁道队，即后来举世闻名的铁道游击队。与此同时，中共鲁南特委相继派遣鹿广连、马平、李康和史天放等人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掩护从事抗日情报工作，并建立了党的矿区支部，1940年初遭敌破坏。鲁南特委还派遣会门工作科长丁平到滕县开展对道会门团结瓦解工作，很快瓦解了“九宫道”，争取了培贤道，并对道首和骨干分子加以教育培养，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1942年春，中共鲁南区党委更有计划地抓了城市地下工作，在区党委组织部设立点线工作科，调原鲁南区党委会门工作科长丁平任科长，后来调聂桂田任干事。同年秋，点线工作科改名为城市工作科，重点抓敌占区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地下工作。1943年春，鲁南区党委为加强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把城工科改为城工部，王少庸任部长，丁平任科长，干事除聂桂田外，还有刘金鼎、冯克玉和高原等人。与此同时，中共鲁南一地委亦成立了城工科，王玉林任科长。鲁南一地委城工科主要领导济宁、兖州、曲阜、泗水和邹县的地下党的工作。1943年夏，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刚在鲁南干校学习结业的阎洪元打入兖州，通过社会关系到兖州警务段工作，后转到兖州北部的一个小车站。经过阎洪元积极工作，不仅团结了警务人员，还团结了大批铁路工人，后因被敌特发现，阎安全撤出，兖州地下党组织也安然无恙。兖州南娄庄地下关系程敬平、冯长进除积极开展兖州敌伪据点的伪军工作外，还掩护了城工部派去的冯克玉以小商贩为职业掩护，在兖州南部一带活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久，李希亭又到这一地区工作。他们经过敌伪军多次搜捕，在群众的保护下，都机智地脱了险，党的工作没受任何损失。但是，程敬平不幸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济宁市水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敌人派重兵把守。早在1941年5月，中共湖西地委就派专署贸易局长王志成带领张振东、李健民、杜玉森和汪洋5人以粮商为职业掩护打入济宁城内。开始在四明粮行经销小麦，稳住脚以后，又在地下交通员刘永海的协助下在南关外小闸口运河西岸的三官庙开设“复兴炭厂”，经销由枣庄运来的煤炭。贩运煤和焦炭的商贩多系王志成家乡夏镇南庄一带的老乡、熟人，有的本身就是地下交通员，传递敌情报很方便。同年秋，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急需的文具用品不好解决，王志成利用开炭厂赚来的钱购买了钢板、钢笔、腊纸、油墨和油印机等，派人送往根据地。同时，还协助专署总务股的王友明采购了根据地急需的其他物品。王志成等人由于有了职业掩护，还很快发展了一批抗日情报员，并吸收了伪水上自卫团团长顾维新入党，掌握该部武装。同年夏末，以王志成为书记的济宁地下县委在济宁小闸口建立，同时，还在这里建立交通站，购买药品、子弹等，动员了许多青年奔赴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同年秋被日特察觉，炭厂和济宁城乡的几个联络点都遭破坏，王志成、张振东等被日军宪兵捕去，押解济南。王志成、张振东英勇不屈，就义于白马山下。济宁地下县委遭敌破坏，顾维新也遭敌杀害，汪洋成了可耻的叛徒。
  鲁南一地委城工科先后派周建华、李希亭等人打入日军占领的济宁从事地下工作。周建华是回民，他利用阿訇的关系，在济宁市隐蔽工作较久，团结了大批回族抗日群众。李希亭在济宁是以手工业工人身份出现的，和该行业中广大手工业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周、李二人密切合作，在济宁获得了大量的敌伪情报。
  鲁南区党委于1942年秋派杨萍到曲阜、泗水的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他隐蔽在其姐夫、地下党员刘玉文家中，领导曲、泗边区的党的工作。他在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到根据地参加抗日、发展党员等项工作中，成绩非常突•出。1943年春，中共鲁南一地委派冯克玉到曲阜，与在曲阜城开展地下工作的孔广洞、王鹤仁组成中共曲泗邹城市工委，冯任书记，孔、王为委员。他们与地下党员乔尚祯、乔志洞父子俩人，协力展工作，不但为抗日根据地提供大量敌伪军情报，而且动员了一批知识青年和上层人物参加抗日斗争。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冯克玉察觉后及时转移脱险，孔广洞和乔尚祯、乔志洞三人被顽军抓捕后活埋，壮烈牺牲。同时，汤一彭奉命到泗水城，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并动员一些爱国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日武装。1943年初，中共鲁南一地委城工部派张文适到邹西从事地下工作，他以雇工身份为职业掩护，同该地的地下党员彭建民密切合作，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在枣庄矿区，鲁南铁道大队离开枣庄之后，1942年秋，鲁南区党委城工科派韩廷瑞到齐村寨子煤矿从事地下工作，获取了大量敌伪情报。同年10月，鲁南区党委城工科派张协打入枣庄矿区，住在老火车站杨学升家，以拉黄包车为职业掩护开展工作，与煤矿工人建立了密切关系，搜集到大量枣庄敌伪军情报，并及时传递到根据地。同时搞到一些雷管、炸药和医药品送往根据地。1943年夏，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鹿广连（黄牧平）到枣庄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担负着徐州、临城、峄县、枣庄等地下工作网的联络工作，使党的地下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发展了许多情报员，设立了联络点，建立了交通线、交通网。同年夏末的一天深夜，鹿广连和铁道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刘依勤在枣庄西部的聂庄完成争取伪军工作后，向其他村转移的途中与日伪军遭遇，突围中壮烈牺牲。日军将鹿广连的头颅割下挂在枣庄示众，后被地下工作者偷回与其遗体一起掩埋。
  1943年4月，聂桂田受鲁南区党委城工科的派遣，利用帮会关系打入峄县城伪警备大队，在伪警备大队长庞明学处当文书，保管大队的关防大印、机密文件和武器弹药。他利用职务之便，广交朋友，争取伪军官兵；获取大量情报，送往根据地；破坏伪军的枪支、弹药，使伪军与抗日游击队交火时枪弹变“哑”；还将盖有关防大印的空白公文信笺送往抗日地下工作者手中，为开展抗日活动提供方便。后来，聂桂田又拜伪军中队长孙敬臣为师，利用师徒关系开导争取孙敬臣。直至1944年8月安全撤出。1945年8月，聂桂田又奉命潜入枣庄，争取了驻守枣庄西车站的孙敬臣部队，在八路军鲁南部队进攻枣庄时，孙敬臣如约让开通路，鲁南部队兵不血刃突入城里，全歼庞学明部。
  临城是徐州、枣庄、峄县城的枢纽。日伪临城据点是威胁鲁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钉子。1940年秋，铁道大队由枣庄转移这一带之后，为开辟该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在中共鲁南运河地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临城特区，铁道大队政委杜季伟任区长，魏尚武任副区长，不久，魏调离，由铁道大队短枪队指导员黄岱牲兼任副区长。从此，铁道大队领导经常以区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在敌占区和游击区开展对敌斗争，掩护党政军领导人过路.有时也为根据地征收部分税款。1943年初，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程秉文到临城以商人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并很快与铁道大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利用干商业的有利条件，为八路军购买了大批药品和军需物品。临城火车站老铁路工人李连生家属宋安是党的出色的女交通员，她在抗日情报站的刘金鼎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积极搜集临城的敌伪情报，多次完成了非常艰险的递送抗曰情报任务。同时，她还动员了许多青年和自己的子女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为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地下党员许广友在刘金鼎领导下，在临城火车站也搜集大批抗日情报，后因暴露身份，奉命参加了铁道大队。后来，丁平又以小商贩身份打入临城、官桥一带，团结了一批铁路工人、搬运工人和小商贩，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沙沟地下党员赵玉胜、王懔昌以卖卷烟、馒头和跑单帮生意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还有临城吕沟的曹伯越自1943年参加鲁南区党委城工部训练班结业返回原籍后，很快发展了一批抗日情报员，在吕沟建立联络点，为后来铁道大队护送干部过路提供了方便。
  1943年春，刘向一、王磊和李益民等按照鲁南区党委的指示，在峄县南部地区组建了峄南秘密县委，刘向一任书记。峄南秘密县委在城工部的领导下，重点负责徐州东部和临城、枣庄之间的党的地下工作。刘向一以开笔墨文具店做职业掩护，有时肩挑文具到四乡串买，以领导地下党员开展对敌斗争。县委组织部长王磊以油挑小贩作职业掩护，串乡叫卖，身穿破衣，满身油溃。后来，王磊的夫人李芳奉命也到峄南活动，佯装同王不相识，经刘向一和其他地下党的人员“说媒”，导演了一出“卖油郎喜娶花魁女”的喜剧。县委宣传部长李益民以教小学为掩护，向青年和学生宣传抗日，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军参战。1943年秋，刘向一因身份暴露撤出，王磊、李益民和李芳仍在当地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地下工作。
  另外，鲁南区党委城工部自1943年起，还相继将张宪金、王翰秋、陈济、程振海、张华友和王坤等人派往日本重兵把守的徐州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们有的在面粉厂当工人，有的在铁路上当搬运工，有的在汽车修理厂当技工、木工，还有的在天主教堂当杂工、在理发店干小工和在运输队当搬运工，无论以什么职业作掩护，都能在徐州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把敌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鲁南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在鲁南区党委城工部的领导下，由于鲁南广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积极努力，自1943年夏，鲁南敌占区的各个重要城镇和交通沿线均建立情报站，很快形成了抗日情报网，培养了大批地下党的干部，在敌占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了群众，瓦解了一大批敌伪顽军，协助武工队、地方武装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同时，还对敌占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等问题作了调查，为共产党、八路军制定新区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五、搞好军工生产，保障后勤供应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扩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到抗日战争后期，仅鲁南军区所属的军工企业已发展到7个，有手榴弹厂、枪榴弹厂、被服厂、鞋厂、绑带厂和木工厂等，军工人员达1100余人。有些兵工厂起初都是非常简陋的，几间草屋加上烘炉、锤子、钳子和简易工作台，几乎完全是手工操作，尽管条件非常差，但是由于工人们怀着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辛勤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还是非常好的。随着设备的不断更新改造，工人的技术能力不断提高，从单一产品很快发展到多种产品，产品性能和质量亦提高很快，深受鲁南广大抗日官兵的欢迎。
  鲁南区在战争频繁、人力和物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军区所属军工企业不仅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生产，还抽出部分军工厂的工人协助军分区建立了军工厂，帮助部分中心县委建立硝磺局，并从部队抽调一批战士培养成技术工人。
  鲁南军区所属军工企业主要产品分两大类：一类是军用被服鞋袜，另一类是枪械弹药，这都是部队必不可少的。
  早在1940年夏天，八路军苏鲁支队就在夏镇的三孔桥办起了被服厂。当时苏鲁支队活动于抱犊崮山区，缺衣少食，搞到了白布没办法染，即使染了的布，也没法做成军衣。为解决这个问题，支队长张光中便派军械股长傅保田回到其家乡夏镇三孔桥办起了苏鲁支队被服厂。他在战前老共产党员郑安良（郑一鸣）、张新华（张运海）、王志成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搞来了白布，还能将白布涂上桐油，做成油布供部队防雨用。这个被服厂坚持了半年，便被日伪查封。
  1941年7月，鲁南军区为粉碎敌人治安强化运动，冲破敌伪顽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自力更生渡过难关，又在荆山寺建立军区被服厂和制鞋厂，同时在康阜庄还建立棉纺织厂，经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基本解决了鲁南部队被服供应问题。同年11月，日军纠集5万重兵“扫荡”沂蒙山区后，又返回“扫荡”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军区被服厂、纺织厂和制鞋厂均遭敌破坏，原料被日伪军洗劫一空，部队越冬服装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同年冬，鲁南军区抽调参军前曾学过裁缝的苏鲁豫京队第一大队干部宋养春重新筹建军区被服厂。当时，军区只有一架缝纫机，又抽调十几名学徒工，在抱犊崮山区建厂，条件很艰苦，机器少，原料不足，困难重重。宋养春一面教学员裁剪和缝纫技术，一面采购土布和染料，经过土法漂染后制成军衣，供应部队。当他们在费南刘井村杨大娘家制军衣时，突遭顽五十一军包围。顽军抢走了唯一的一架缝纫机，并抢走了制衣原料。教二旅五团奉命立即组织了便衣队，又巧妙地从顽军手中夺了回来。尔后，五团又派出夜袭队，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重兵把守的枣庄从敌人手中夺回了3架缝纫机。为解决制衣原料问题，鲁南铁道大队奉军区之命，又在临城南部津浦铁路线上成功地截击了敌军用列车，缴获细棉布千余匹，还有7架缝纫机。后来，军区又筹集到部分资金，先后又从济南和连云港购买46架缝纫机。这样，加上原来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有57架缝纫机，很快办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被服厂，解决了1941年冬季部队被服问题。
  1942年，敌人继续疯狂地“扫荡”、“蚕食”和封锁鲁南抗日根据地，制衣原料非常缺乏，军民自力更生，利用土法纺线织布，然后将白布用谷草灰染成灰布。把槐籽、槐叶、石榴皮和石头上长的暗绿色苔藓等混合成绿色染料，将白布染成草绿色。后来，还动员根据地商人到敌人占领的平邑、滕县、邹县和徐州采购布匹与染料，使鲁南军区被服厂制成的军衣和被服源源不断地供应部队，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鲁南军区被服厂曾涌现出许多心灵手巧、爱厂如家、舍身救厂、不怕困难的好工人，马文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废寝忘食，改进染布工艺，一年就为厂里节约了200万元钱，四次被评为劳动模范。整个鲁南军工系统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学习劳动模范马文忠的运动。
  1943年春，鲁南一行署在邹县尼山区大峪口建立了拥有23台织布机的织布合作社，不久改称鲁南织布厂，张保臻、张坤先后任厂长。织布厂从外地购来棉花，分发给各妇救会组织妇女纺线，每1.5斤棉花交1斤线，剩余棉花作为报酬。鲁南织布厂生产了大量棉布供应部队和党政机关，不但解决了鲁南区党政军被服困难，而且增加了根据地群众的收入，密切了军民关系。
  鲁南军区枪械弹药生产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
  早在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成立之初，总队就建立了军械所。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在军械所基础上，扩建成炸弹厂、子弹厂，军工人员发展到100余人。1941年3月，随一一五师后勤机关迁移到滨海地区。
  1941年6月，鲁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由军区供给处招收当地的木工、小炉匠、爆竹火药工匠等20余名乡间手艺人，在赵锝县（今苍山县）大冶村建立第一 (直属）兵工厂，主要试制手榴弹。同年11月，因日军“扫荡”，第一兵工厂由大冶村迁至滕县四乡公家庄，又调来几名技术工人，从此开始生产手榴弹和修理枪械。1942年2月，鲁南军区派吴占奎到第一兵工厂（又称手榴弹厂）任厂长，同时又派来15名学员。这时，该厂日产手榴弹300枚。到1944年初，该厂转移到费县葛家峪村，全厂职工已发展到140多人，除生产手榴弹外，开始生产地雷、枪榴弹。
  1943年2月，鲁南军区决定：将分散的小型兵工单位集中到平邑县五区王家庄合建成鲁南军区兵工厂，黄少华任厂长。后厂址由王家庄迁到梧桐沟，开始生产各种型号的子弹和研制迫击炮。
  1943年10月，鲁南军区从直属兵工厂抽调骨干，在赵锝县牡丹池村建立第三军分区兵工厂，张喜山任厂长，刘宝俊任政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打制剌刀、修枪械和试制手榴弹。第二年3月，该兵工厂正式投产，月产手榴弹3000枚，刺刀200把。
  1944年9月，鲁南军区由直属兵工厂派出骨干，并从部队和地方抽调和招收部分青年工人和手工业者，在邹县独山湖畔的苗家村建立第二军分区兵工厂，张耀林任厂长，邢凤军、胡晓凤先后任政治指导员，共有职工100余人，主要任务是修枪械和制造手榴弹。
  1944年12月，鲁南军区从直属兵工厂抽调骨干，并从部队和地方抽调部分战士和雇请一些工匠，共计100余人，在邹县城前附近建立第一军分区兵工厂，蔡宝山任厂长，王振南任政治指导员。主要生产手榴弹和修枪械。
  至此，鲁南军区和3个军分区都建立了兵工厂。鲁南直属的兵工厂，从制造手榴弹开始发展到生产枪榴弹。尔后，经过全体工人的艰苦努力，不仅枪榴弹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还能生产枪榴弹筒和反坦克燃烧弹。鲁南军区兵工厂从开始只能翻新各种型号的子弹，到后来能够研制成功迫击炮。迫击炮和反坦克燃烧弹在抗日战争后期的反攻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利用迫击炮能打死角的优点，多次较顺利地攻克敌人盘踞的城堡和据点；利用燃烧弹多次击毁日军的辎重汽车和坦克，迫敌辎重部队不敢轻举妄动。总之，枪榴弹、燃烧弹、迫击炮成为鲁南八路军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鲁南兵工厂生产的大发展，改善了鲁南八路军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实施对日伪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突出贡献。
  六、进行货币斗争，加强财政经济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流行着三种货币，即北海币、法币和伪币。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1941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推行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决定： 为了统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币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巩固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海银行总行于4月1日发行新钞。要求山东各界人民所有持法币者悉数兑换新钞。一切公粮、纳税、交易、存款等，一律使用新钞。1942年秋，法币贬值，敌人向抗日根据地大量投放法币用以掠夺物资，加剧了根据地的困难。为此，山东抗日军民展开了对敌货币斗争。其方针是：排挤法币、伪币（亦称伪钞），建立北海币市场。胶东、鲁西和鲁南相继停用法币和伪钞，与敌进行货市斗争，粉碎敌人向抗日根据地倾投法币和伪币、操纵贸易、掠夺资源的阴谋。
  鲁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帮助下，对日伪顽军的斗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即使在对敌斗争比较艰苦的1942年，鲁南抗日军民在对敌人展开军事斗争的同时，亦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尤其是对敌货币斗争方面，为了阻止敌人向鲁南抗日根据地倾入大量的法币和伪钞，掠夺抗日根据地的资源，搜刮根据地财富，北海银行鲁南支行于1942年秋在滕县、峄县和边联县等县设立办事处，统一领导该县的排挤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北海币的工作，建立人民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
  1943年鲁南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斗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资基础。
  鲁南抗日军民对敌展开货币斗争取得较大胜利。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币升值，已达到1:6。1943年以后，由于日军在各个战场上惨败，在敌占区大量发行伪钞，使伪钞一天天贬值。由于鲁南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对敌斗争不断胜利，至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日伪发行的伪钞在解放区几乎绝迹。
  1944年春，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在滕县、峄县等大部分县（市） 工商局设立了金融股，主要管理银行货币的发行和回收，进行农业货款和合作社贷款工作，大力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扶植工作，并取得可喜成绩。
  1942年，山东省党政领导向全省发出发展农业、手工业，稳定金融，厉行节约，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号召。1943年鲁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税务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税务局的主要职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全年内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同时，鲁南区还加强了财政管理，实行财政预决算，规定了开支标准，尽力减少支出，厉行节约。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建立之后，停止了四县边联流通券的使用，禁止伪钞在市场上流通，使法币继续贬值。全区通用山东抗日根据地印制的北海币。
  鲁南区自1942年开始，改进公粮征收办法，由原来按地亩平均征收，改为累进合理负担，按户按地亩的实际收入，故定了起征点和最高限额。起征点以下者免征，起征点以上者实行累进。这样，既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又增加了公粮的收入，很受解放区农民的欢迎。
  1942年以前，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多采取“以货易货” 的形式。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根据地内的粮食、棉花、食盐和花生油、羊毛等物资要限制出境，以限制法币和伪钞流入根据地，同时也防止日伪利用非法印制的大量伪钞到根据地掠夺物资，粉碎了敌人对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为加强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工作，1943年11月鲁南工商管理局成立。专员李乐平兼任局长，耿荆山、宋鲁泉任副局长，李作森任监察委员。同时，鲁南各县都相继建立了工商管理分局。根据鲁南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鲁南工商管理总局及各县工商管理分局与同级银行合署办公，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加强贸易管理，发放贷款，扶植工农业生产。1944年，该机构还担负着保障供给、发展公营企业的责任。主要措施是：实行主要商品专营制度，防止私商招商或过于压低物价，影响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同敌占区经济往来中，力争高价输出根据地的土特产品，低价输入工业品，以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同时，还禁止棉花、羊毛等物资流入敌占区，以利抗日军民的战备供应。对食盐和花生油实行专卖，对白酒实行专酿、专卖。
  鲁南抗日根据地自实行新的贸易政策之后，经济形势大有好转，调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植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品的供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因统一领导了对敌经济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经济封锁，还利用输出的物资换回了根据地必需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械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鲁南工商管理部门还鼓励城镇居民和农民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人民纺纱织布，组织群众榨油、酿酒等。这些土特产品除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外，还设法输入大城市，换回大批的军需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以改善鲁南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装备和人民生活。
  鲁南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经验,培养造就了大批懂经济会管理的经济干部，为解放区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公营企业的大发展，根据地经济收入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到抗日战争末期，公营企业的利润已成为鲁南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第四节反击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痛歼鲁南地方伪顽势力―、反击顽军李仙洲部第一四二师进犯鲁南1942年底，蒋介石为扩大在山东的势力，达到在敌后建立反共基地的目的，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率部由皖北入鲁，接替反共不力的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职务。由于徐州以南、以东地区日伪军封锁严密，不易通过，而湖西、鲁西南地区有大批地方顽军盘踞，可作跳板，故李仙洲部假道湖西、鲁西南东去鲁南，并妄图乘势驱逐两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使之成为其永久的交通要道。
  奉命入鲁的李仙洲部先头部队，于1942年12月进至湖西地区。
  针对上述情况，山东分局于1943年1月27日发出《关于李仙洲部来鲁后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李仙洲入鲁，具有对敌对我的两面性。我们的对策是：强调疏通，团结为主，鼓励与推动他们抗曰。对其非友好的行为，多用政治斗争。非到不得已，勿轻易反击。鲁南区党委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地要作好准备，欢迎李仙洲部入鲁抗日。
  遵照这一指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力求与李部疏通友好，团结抗战。但李部秉承蒋介石“先歼匪而后敌伪”的反动方针，对我友好欢迎视为软弱可欺，以为是惧怕所谓正牌国军。他们每到一地，即驱逐杀害抗日军民。1943年3月初，李仙洲部一四二师副师长牛乐亭率该师第四二六团进入滕峄边区的良子口村，不但不接受鲁南抗日军民欢迎，反而袭击区中队和民兵，继而攻占驻辛召一带的军区后勤机关，抢掠物资，捕杀村干部、民兵和抗日群众。11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少庸到达滕峄边，派民主人士陈正寅以县政府、县大队名义到一四二师师部慰问，再次遭到拒绝，为此，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和区党委代理书记张雨帆率领三团主力和费滕边独立营，在三山顶一带被迫反击顽军。滕峄边县委也选派主要负责干部进入顽占区，开辟工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地方武装和民兵全部占据山头，随时准备反击顽军。
  顽军侵占滕峄边后，不断向北推进，和白彦日伪军遥相呼应，对抗日军民形成夹击之势。为摆脱困境，鲁南军区派三团一连夜袭米山顶顽军，给敌以较大杀伤。15日，顽军进攻阳泉，滕峄边县大队及辛召、徐庄、北庄、岩底4个区中队奋勇反击，又消灭顽军一部。
  4月上旬，鲁南军区五团在上村阻击顽军进攻，毙顽军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多支，小炮1门，顽军败退徐庄。
  时隔几日，李部一四二师进攻吴家沟，军区五团与滕峄边县大队联合进行阻击。顽军损失重大，狼狈逃窜到徐庄、辛召一带。
  为了统一指挥赵锝、滕峄边两县军事力量共同对敌，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于4月15日到达赵锝县，召开了军区五团、赵锝县、滕峄边县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边联中心县委。五团政委王六生兼任县委书记，吕志先任赵锝县委书记，穆林任边联中心县委副书记兼边西县®工委书记。同时，传达了区党委指示，明确了指导思想,对入鲁的二十八集团军要以打为主，把它围困在滕峄边山区，阻止其北犯。
  4月中旬，李部一四二师师长刘春霖率该师第四二五团由湖西东进鲁南。不久，刘春霖师另一个团又进入鲁南，与牛乐亭所率的第四二六团汇合。第一四二师勾结惯匪刘桂堂部、地方顽军申宪武部等，再次向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先后占领白彦、山亭、大炉等地，杀害抗日干部、群众，叫嚣“先打八路，后打鬼子”，“共产党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企图先控制鲁南，再北上鲁中。
  面对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八路军站在自卫立场上进行坚决反击。5月4日，山东军区命令鲁南部队:对天宝山地区不能再退，要在自卫的原则下集中相当力量歼灭来犯顽军，不打则已，打必打疼。同时，山东军区决定从鲁中军区抽调一个团南下，归鲁南军区指挥。八路军部队为阻止顽军北上，在天宝山和蒙山设下两道防线。
  6月初，顽军一四二师到赵锊县抢粮，在荆山口受到军区五团的顽强阻击，顽军虽多次冲锋，均被打退。在战斗中，鲁南军区司令张光中、政委王麓水亲自指挥五团、军区特务连和3个县大队，给敌以重大杀伤，狠狠地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五团乘胜出击，敌人全线溃退。
  在荆山口战斗期间，土顽梁钟亭曾派一个营，携带大批物资慰①1942年7月，滕峄边县改为双山县，1943年4月又一度改称边西县。劳一四二师，在簸箕掌一带被鲁南军区三团截击，将其全部歼灭，生俘顽军2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三团无一伤亡。
  从6月21日开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司令员杨得志率领下，在湖西发起了大规模反击李仙洲部战役。经50天激战，歼灭二十八集团军大部和湖西国民党顽军一部。8月10日，李仙洲丢掉湖西地方顽军率其残部逃窜皖北。接着，鲁南部队也在张光中、王麓水亲自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向进犯费南根据地的顽军一四二师猛烈反击。8月13日，鲁南军区三团，以精干部队设伏于松林，待顽军北犯通过时，突然发起攻击，拦腰将行进中的一四二师指挥部打乱，击伤师长刘春霖，余敌慌乱逃窜四开山区。鲁南军区乘敌溃乱之机，先后组织三团5个连，五团2个连，尼山独立营2个连和军区特务连共10个连队，于8月17日采取奇袭战术，分三路向四开山顽军发起进攻。顽军当晚攻占桃花山，三团迂回攻占黄山后，又向滴水崖发起猛攻。桃花山顽军遂向滋临公路以北撤退，三团乘胜追击，于四平庄截击一四二师四二五团，俘团长以下300余人。余部窜至滋临路北，又遭鲁中部队打击。29日，尼山独立营又在立山庄冒雨设伏，毙伤顽军153人，俘237人。9月，其残部800余人在刘桂堂接应下，逃往津浦路西。至此，反击李仙洲部入鲁战役取得彻底胜利。
  二、反击顽军申宪武部李仙洲部先头部队进犯鲁南之后，鲁南地方顽军纷纷向其靠拢，妄图依靠其主力部队的支持乘机扩充发展自己的势力。连遭重挫的反共顽固派申宪武重新打起精神，自告奋勇，甘为其国军“主力”打头阵，疯狂向鲁南抗日根据地进犯。申顽首先于1943年3月10日向滕峄边地区的七里河发起攻击。顽军所到之所肆意抢夺群众的粮食和财物，捕杀共产党军政人员。八路军地方武装多次派员联络，进行说理斗争，均遭拒绝。中共双山县委书记穆林根据上级的指示，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坚壁清野，同时组织县大队、区中队等在阳泉一带对顽军予以反击。最后，因敌众我寡，被迫转移。
  为了集中力量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鲁南区党委、鲁南专署于8月决定，将边西县（即原双山县）工委和费滕工委合并，建立费滕峄中心县委和费滕峄中心县政府，穆林任书记，王韬任副书记，刘剑任县长。
  9月初，鲁南军区三团和费滕峄独立营一举将盘踞在滕东故县、尚家湾的申宪武部第一团（主力团）歼灭，毙伤俘顽团长刘玉华以下600余人。战后，罪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刘玉华被押回原籍前核桃峪村，经鲁南军区、行署批准，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处决。
  三、全歼惯匪刘桂堂部，击毙匪首刘桂堂1943年秋，惯匪刘桂堂配合李仙洲部进攻八路军失败后，再度投降日军，被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荣子恒部）第三师，驻费 (县）西南东柱子一带。歼灭刘匪，不仅为人民除一大害，而且对山东的伪军也是一个严重打击，对改善鲁南区的斗争形势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了达到全歼刘匪部与捕杀匪首刘桂堂的目的，鲁南军区集中第三团、五团全部和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各一部，在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亲自率领下，采用远距离奔袭战术，于11月I3日晚，三、五团等参战部队以急行军分路向刘匪的指挥部所在地一一东柱子及其周围之据点进行奔袭。三团按照预定的部署，首先将东柱子包围，尔后担任主攻的三连和五连同时突入了据点外围墙。同时，五团攻占柱子山、杨家庄。
  素来狡猾的刘匪，对这次打击完全没有料到，乃于慌乱中组织兵力，据守内层的小围子顽抗。三团爆破组当即在火力掩护下，将小围子与东北角、西北角的两个炮楼炸毁，部队突入小围子，展开巷战。刘匪于慌乱中，带两名贴身警卫，从围墙上坠绳而下，妄图逃窜。四连指导员耿春涛、通讯员何荣贵、战士徐振良紧紧追赶。刘桂堂带的两名卫兵，一名被击毙，一名被活捉。刘桂堂拼命逃窜，何荣贵紧追不放，两人相距只有十几米时，何荣贵被刘桂堂投来的石块击中。他忍痛疾追，当刘桂堂爬上崖头即将逃脱时，被何荣贵举枪击毙。
  刘桂堂被击毙的消息，进一步激发了指战员的斗志。14日晨，全歼东柱子村守敌。16日，乘胜扩大战果，又攻克埠下、刘庄等据点。少数残匪窜至费县后全部溃散。至此，柱子战役胜利结束。柱子之战，先后攻克据点13处，击毙匪首刘桂堂以下224人，俘伪军官36名及士兵8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还解放了被抓妇女、壮丁500余人。
  刘桂堂横行中国13省达28年之久，成为全国闻名的惯匪巨奸。柱子战役将其击毙，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连续3日，每3小时一次播发“山东我军击毙惯匪刘桂堂”的重要新闻。《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军民反“扫荡”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击毙混世魔王刘桂堂，不仅为山东人民除了大害，而且为中华民族伸张了正义，值得大书特书。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萧华发来了贺电，嘉奖鲁南参战部队。对击毙刘桂堂的战士何荣贵亦给予通令嘉奖。
  受刘桂堂之害最深的鲁南人民，家家祝捷，人人称快，立即掀起拥军热潮，纷纷杀猪宰羊慰问参战部队。三团驻地泗彦村，1928年曾被刘桂堂血洗，残杀群众700余人。今日血海深仇得报，群众拍手欢呼，联合周围村民赶制了一顶“万民伞”送到部队。兖州附近敌占区的民众，听到刘桂堂被击毙的消息后，也纷纷赶来慰问参战部队。
  刘桂堂匪部被歼，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广大群众更加信赖共产党，依靠八路军。柱子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震慑了日伪军。全歼刘桂堂部之后，伸入鲁南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日伪军据点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日伪军不仅无力外出骚扰，生活也渐渐无法维持。日伪军惧怕被歼，被迫于12月间放弃白彦、梁邱、埠阳、九女山等日伪军据点，逃往城镇和铁路沿线。同月，在赵锝县一区、六区武装的围困之下，长新桥据点的伪军撤走。至此.鲁南山区腹地全部解放，费南、临费边、费滕边、滕峄边、赵锝等县完全连成一片，鲁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抗战形势根本好转，同时尼山、湖东、沛滕边、运河地区的形势也趋于好转。
  四、尼山、湖东、沛滕边、运河地区的抗战形势趋于好转(一）尼山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1943年3月，尼山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再次精兵简政之后，鲁南军区三团与尼山独立营及县区武装统一领导、指挥，协调配合，向日伪据点发动一连串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3月28日，三团一部与尼山独立营向驻守泗（水）东南山区的伪军据点发起围歼战，连克松山、大王庄等据点，毙伤俘伪军许发山、汪润广部200人。驻马钱庄伪军慑于八路军威力而西逃。
  6月17日夜，三团一部及尼山独立营，在团长王吉文和尼山独立营营长董明春的指挥下，一举全歼盘踞泗水西南部“后五村” (指营里、芦沟、王家沟、涝沃、于家庄、鹿鸣厂、椿树沟等村）伪自卫团蔡宪义、李文元部，并击退曲阜增援的伪军。
  7月初，尼山独立营采取“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第一、二、三连直捣泗水县城，第四连攻打苗馆伪据点，香山区中队袭扰卞桥之敌。经激战，二连攻进泗水城南关；四连攻克苗馆伪据点。泗水之敌惊恐万状，急向元卜庄据点日伪军求援。元卜庄之敌为回援泗水城，仓皇撤离，元卜庄遂被收复。
  7月12日，老红军、三团参谋长熊天仁调任尼山独立营营长。经过短时期整顿训练，熊天仁率该营一、二、三连，于7月27日夜一举攻克伸入尼山根据地腹地的赵家村伪据点，全歼伪军两个中队，缴获步枪100余支，解放了据点周围几十个村庄，为开展曲阜南部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条件。8月2日晚，尼山独立营又攻克泗水南部的安德伪据点，并击溃泗水城增援之敌，毙伤俘敌75人。8月9曰，又转战邹东，攻克标村伪据点，解放了周围十几个村庄。经过以上三次战斗，不但清除了尼山根据地腹地的伪据点，而且减轻了敌人对根据地北部和东部的威胁。
  接着，尼山独立营又奉命配合鲁南军区三团、五团，投入反击顽军第一四二师的战役。反顽战役结束后，尼山独立营征尘未洗，又于9月18日凌晨，向驻守邹东南桃、北桃的惯匪刘桂堂部发起进攻，经3小时激战，南、北桃被攻克，匪军在慌乱中经东罗头、田黄向西北逃窜。此战，毙伤俘刘部近200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80余支，尼山独立营伤亡30余人。
  尼山独立营节节胜利，军威大振，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在此形势下，尼山独立营于10月上旬扩编为5个连，共约600人。10月27日，鲁南军区三团和尼山独立营联合向盘踞在将军堂一带的伪军刘昭庚部发起攻击，攻克伪据点6个，并击退了由老林店据点出动增援的日军。此役，共毙伤俘日伪军730余人，缴获轻机枪7挺、长短枪450余支。11月13日，鲁南又集中三团、五团、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在费县西南东柱子一带全歼伪军、惯匪刘桂堂部。
  梁邱日伪军撤逃后，地处鲁南山区中心位置的原临费边县与费南县的梁邱、由吾等区连成一片。鲁南区党委和鲁南专署决定，在原临费边工委、临费边办事处基础上，建立温河县委和温河县政府。1944年1月，温河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许言任书记，陈筹任县长。温河县委、县政府分别隶属于尼山地委、行署。
  (二)恢复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为重新打开湖东地区的抗日局面，牵制日伪军对邹东的军事压力，中共鲁南一地委决定，由地委对敌斗争委员会书记冯起率一支精干武工队插入湖东地区，同以崔北海为书记的湖西工委取得联系后，迅速展开对敌斗争。1943年6月，冯起率领的7人武工队抵达南阳湖之后，利用社会关系，巧妙地歼灭了湖区土匪，很快在南阳湖站住了脚。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重新恢复了一些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经鲁南一地委批准，撤销了湖东工委，重新建立了湖东县委，冯起任书记，生碧泉任副书记。同时，在武工队基础上建立了县大队和湖东办事处，张文桐任大队长，生碧泉任办事处主任。县委积极发动群众，壮大县大队的武装力量。同时，他们很注意统战工作，与湖区上层人物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43年11月，湖东县大队登岸后接连打了3次胜仗，端了几处伪军据点，镇压了一批汉奸特务。
  1943年12月，敌人纠集济宁、邹县、滕县日伪军千余人对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湖东县大队二中队在反“扫荡”战斗中被打散，中队长程贞春被俘。不久，县委副书记、县办事处主任生碧泉在马坡一带开展工作时，因伪保长告密而被俘后惨遭杀害。湖东抗日斗争更加艰苦。冯起率县大队、武工队100余人被迫转移至湖西地区休整。大队长张文桐带少量武装就地休整，并同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张文桐获悉爲坡、圈里等5处日伪军突然撤走的情报后，立即率队将日伪据点放火烧掉。
  冯起率队在湖西经过一段休整，战斗力大为增强。他们返回湖东地区同大队长张文桐会合之后，立即召开县委会，分析了湖东形势。他们积极发动群众，恢复各级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扩大了抗日武装。从1944年3月开始，湖东县大队对日伪顽军展开反击。3月28日，湖东县大队在鱼台县挺进大队1个中队的配合下，打垮了驻鲁桥的伪军中队，俘其60余人，缴枪60支。4月，湖东县大队配合湖西军分区十团一个营，在圈里歼灭顽军申宪武部新五团（仲兆焘团，由伪自卫团改编），俘其300余人，缴枪260余支。同月，湖东县大队一中队在师庄附近伏击日军汽艇，击毁汽艇一艘，俘曰军4人、伪军30余人。6月，湖东县大队与鱼台县挺进大队合力打垮驻两城的顽军王贯生部。
  两城战斗后，湖东地区基本上被人民抗日武装控制。1944年10月，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行署（鲁南专署改称鲁南行署）决定，撤销湖东县，分别设立兖济县和凫山县，湖东县大队被编为鲁南第二军分区湖东独立营。
  (三）沛滕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1943年3月，鲁南军区独立支队政委孟昭煜，被伪剿共司令朱玉相逮捕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4月，鲁南独立支队奉命精简整编为独立大队。5月，按照鲁南区党委统一部署，活动于沛滕边地区的铁道大队、微湖大队、武工队等进行了“武装大请客”，胜利地保卫了湖区麦收，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势力，密切了抗日军民关系，巩固了沛滕边抗日根据地。7月，在此有利的形势下重新建立了沛滕边办事处，王墨山任办事处主任。
  随着津浦铁路临（城）韩（庄）段两侧的开辟，鲁南区党委于7月决定，成立鲁南二地委（亦称运河地委），于化琪任书记，张庆林、张鸿仪、庄玉铭分别任组织、宣传和保卫部长。同时，撤销沛滕峄工委。沛滕峄工委所辖的沛滕边县委、滕沙工委及原三地委所辖的峄南县委、运北工委划归二地委领导。同时建立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于化琪兼任主任。这时独立大队恢复独立支队的番号，张新华仍任支队长，张鸿仪任政委，董明春任副支队长，杨广立任副政委。独立支队下辖4个大队：一大队，又称微湖大队；二大队，又称铁道大队；三大队，又称峄南大队；四大队，又称文峰大队。独立支队由运河地委领导，活动于微山湖东和津浦铁路两侧。
  1944年3月，鲁南运河地委撤销，后经山东分局批准，于7月间在原运河地委辖区成立中共沛滕峄中心县委，张鸿仪任书记，张庆林任副书记，刘金鼎为秘书。中心县委领导沛滕边县委和峄县县委。沛滕边县委书记由张庆林兼任，组织部长为陶力民，宣传部长为朱奇民，群委书记为陶有亮。6月，中共沛滕边县委在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加强了政权建设。县委首先从县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鲁南武工队员中抽调部分人员搭起9个区党政领导机构的架子。第二步，开办训练班，培训各村骨干分子，并在训练班里发展党员。训练班结束后，挑选有发展前途的人员脱产，充实区委和区公所;一部分回村，由他们推荐下期培训对象。经过几批训练，各区乡村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都建立健全起来，一般大村都有了党支部，小村有党小组。第三步，根据群众要求，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政策，开展反奸、反霸运动。县里还举办高级民校，学员是从各村出身贫苦、有觉悟的积极分子中挑选来的，通过训练培养，他们都成了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群众运动的骨干分子。第四步，健全工、农、青、妇、儿童和民兵组织。待党组织在农村扎下根基后，改造乡村政权。把基层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使百里湖区农村变成巩固的根据地。第五步，保卫胜利果实，开展参军运动，壮大地方武装，充实扩大主力部队。几年中，数千名微山湖儿女参加了八路军。
  1944年7月至8月，鲁南主力部队和人民抗日武装在微山湖区组织了反顽战役。取得胜利之后，为发展巩固湖东地区，控制鲁南与湖西的交通线，鲁南区党委于1944年8月决定建立中共鲁南二地委，张雄任书记。同月，建立了鲁南二行署，华山任主任。此时，沛滕边县改称临城县，张庆林任县委书记，王墨山任县长。自此，沛滕边区同鲁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四）运河南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1943年7月，中共运河地委建立之后，统一领导运河南北和微山湖畔（沛滕边)两地区的斗争，有力地促进抗战形势的发展。
  10月，从华中经运河地委驻地南北许阳过微山湖，通往延安的战略交通线正式启用之后，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峄滕铜邳抗日游击根据地，保卫战略交通线，经鲁南和苏北党政军领导人批准，峄南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划归淮北邳睢铜地委、专署和新四军淮北邳睢铜军分区建制，分别改称峄滕铜邳称谓。淮北区党委委派郑平任峄滕铜邳县委书记兼峄滕铜邳总队（即原运河支队）政委，原峄南县委书记纪华改任县长，孙斌全、刘向一、陈景龙、童邱龙分别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和副总队长、副政委。
  1943年底，鲁南区党委决定将运北工委改为峄县县委，运北办事处改为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孙振华、关百胜分别任县委书记和县长。这时，运北工委领导的文峰游击大队已发展到300余人，改称峄县县大队。县长关百胜、县委书记孙振华分别兼任大队长和政委，曹杰任副政委并主持大队工作。运河地委领导机关非常精干，没设部门，地委书记兼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主任于化琪大部分时间随峄县党政军机关一起活动，有时也率领鲁南独立支队活动。
  活动在运河南北的峄滕铜邳总队和峄县县大等部，在淮北新四军和鲁南八路军主力大力支持下，随着全国抗日战争局势的好转，向盘踞在运河南北地区的日伪军展开攻势，并对坚持反共的顽军进行有力反击，拔除一个个日伪顽军据点，使峄滕铜邳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同时，他们在鲁南独立支队的积极配合下，向鲁南津浦铁路两侧的日伪顽军展开攻击，歼灭了大量日伪顽军，保卫了华北、华中通往延安的战略交通线。
  1944年3月，中共运河地委撤销之后，活动于运河以北的峄县大队和活动于运河以南的峄滕铜邳总队分别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斗争，但两地依旧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巩固、发展运河南北抗日根据地。
  第五节根据地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在鲁南区党委的领导下，以团结教育人民，调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为宗旨，致力于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科学知识、军事技能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抗战开始，鲁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就特别重视宣传文化教育，通过组织宣传队、举办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宣传、动员、教育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战。1940年，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形成之后，党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逐步走上正规化，党政机关都设立了专管宣传文化教育的部门或机构，制订了发展规划，报刊、剧社、党校、干校、小学等也都纷纷创刊或建立。进入困难时期，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事业非但没有消沉，反而呈现出发展之势，对激励、教育抗日军民团结起来，增强信心，渡过难关，战胜强敌起了巨大作用。1943年后，随着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宣传文化教育事业也出现全面兴旺发展的局面。
  一、鲁南时报《鲁南时报》是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7月1日，油印八开四版，每期发行100余份，不定期出刊。1941年春，因日军“扫荡”而停刊。
  1941年11月，《鲁南时报》在抱犊崮东润村复刊。许言任报社总负责人，赵宏弼任社长，黄华任总编辑。1942年7月，在许言等报社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从敌占区购来了一台旧的石印设备，《鲁南时报》由油印改为石印，报刊印刷数量由原来的几百份，增加到1100多份。这时，报社采编人员由三人增加到六七人，加上编写、校对、报务、石印和行政人员，总计20余人。报社机构也逐步健全，工作人员逐渐专业化，根据每人的特长，分为编辑室、通联科和经理部。报纸改用石印后，由原来的四开八版改为四开两版。版面也作了重大改进，字体也更加齐全。
  1943年秋，新华社山东分社鲁南支社成立，《鲁南时报》社社长赵宏弼兼任支社长，副社长由燕遇明担任。在这期间，鲁南时报社和新华社鲁南支社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统归编委会领导。同年11月，新四军军长陈毅由华中赴延安途经鲁南时，听说鲁南时报使用石印，便立即写信给张云逸、张鼎承，派人从苏北搞来了一台铅印机。1945年6月，枣庄解放。傅秋涛政委又通过曾希圣弄来一台铅印机，于是成立了《鲁南时报》铅印厂。同年8月3日，鲁南时报由石印改为铅印，报纸份数猛增至7000余份，四开四版，3天印一期。每期由原来的1.5万字增加到2.5万字，印刷质量亦有显著提高。同年12月，滕县城解放，鲁南时报社由山沟农村转入县城。这时，报社机关迅速扩大，采、编、校对、印刷等项工作更加专业化，提高了报纸质量。
  《鲁南时报》创办于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斗争环境恶劣，办报条件非常差，并经常遭敌人袭击，报社多次转移，也多次停刊和复刊。在鲁南区党委和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的积极支持下，由于报社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报纸的编辑、排版和印刷质量逐步提高，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深受广大抗日军民的喜爱。《鲁南时报》在指导鲁南各地的抗日斗争，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和揭露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鲁南时报》外，在鲁南地区创刊发行的抗日报纸还有，鲁南军区政治部于1940年11月创办的《抱犊崮报》，该报于1941年易名为《战号报》，1943年又改名为《鲁南报》，八开四版，油印，不定期出版，主要在军内发行。另外还有鲁南第三地委于1940年9月创办的《新群众报》，该报为四开石印，不定期出版。
  二、鲁南区党委党校鲁南区党委党校于1940年6月由原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党校（创办于1940年1月）改建而成，区党委书记赵锝兼任校长，穆林任教务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1942年6月之后，王少庸任校长，教务处主任由穆林、燕遇明和蔡得琪相继担任。鲁南区党委党校培养对象是县和分区委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单独编为干部队。另设工农中队，学员系区、乡具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党员干部。党校有一个大队部，领导两个中队，大队和中队都配备具有军事经验的干部任大队长、中队长和政委、指导员。因当时的党校地处环境复杂，又是抗日斗争比较艰苦时期，敌伪顽军经常来袭击。为防敌伪顽军袭扰，打击敌人,学校上下均按军事化编制，以班为单位集体食宿，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每人配备一件武器，组织若干个战斗队，以应付各种情况，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党校的校址不固定，经常随区党委机关迁移而转换地点。在敌人“扫荡”时，这种转移更加频繁，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可以说鲁南到处都有党校干部、学员的足迹。他们跋山涉水，淋风浴雨，不畏艰难险阻、酷暑严寒，边学习边战斗，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
  党校培训期为三个月，但由于随时要对付敌人的频繁“扫荡”，学业不能如期完成，不得不推延。如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培训期曾先后延至半年左右。每期学员200余人。
  党校开设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常识和游击战争4门课程，侧重于讲解党建理论课，同时还经常请上级党政军负责人作报告，对学员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辅导为辅”，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在学员中开展“互帮互学”。当时环境恶劣，教学条件非常艰苦，上课没有桌椅板発，讲课听报告在露天地里。
  党校对每期结业的学员除了作鉴定以外，还要进行审干工作。审干是根据党中央、山东分局和区党委的指示进行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一再强调实事求是，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通过审查进一步了解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合情合理的处理，以达到纯洁和巩固党的目的。党校的审干工作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由于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努力，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经过党校培训的数千名党员干部走向各自的战斗岗位，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为鲁南地区抗日斗争取得不断胜利作出了重大贝献。
  三、 鲁南区抗日干部学校1940年11月，鲁南区抗日干部学校（简称鲁南干校）在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埠阳村附近成立，鲁南专员公署专员于化琪兼任校长，鲁南区各界救国会会长魏思文兼任副校长，靳耀南任干校主任。
  鲁南干校培养对象是县区级政府行政和同级群众工作干部。学员开学时近百人，以后增加到200来人。学员大部分是由各县区推荐、选调的，行政与群运干部各占一半，分为行政、群运两个班；学员大多是青壮年，也有少数四五十岁的；学员文化程度高低不一，从小学到大学都有，还有少数文盲。
  干校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教学一般是按照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岸堤干校）的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政治形势、根据地的各项政策等。课程除由学校负责人分担讲授外，还请鲁南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来作报告。因当时鲁南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干校教学和学员的生活都遇到了很大困难。为渡过1941年的春荒，干校曾转移到邹东田黄一带，同年夏又转移到沂河地区，冬季又返回鲁南山区。不久，因形势恶化，干校停办，学员全部分配工作。鲁南干校历时一年，共培养干部200余人，为鲁南的抗日斗争造就了急需的人才。
  四、 鲁南民众教育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夏，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在鲁南抱犊崮山区活动时，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关怀下创办了抗日小学，由义勇总队宣传队员白秀蓉（白超）任教师。招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义勇总队千部子弟20余人入学读书。他们坚持办学半年多，因义勇队东征而撤销。学员皆被分配到人民抗日武装中任宣传队小队员。
  八路军一一五师抵达鲁南抱犊菌山区之后，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山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亲自找到鲁南教育界名人、一一五师高级参议彭畏三商议在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办学校的问题。1940年初,鲁南抗日小学（又称抗属子弟小学)在大炉村开办，彭畏三任名誉校长，彭的夫人、老教员淑影任教员兼管学校其他事务。初办时只有年龄和文化素质参差不等的十几名学生，很快发展到数十人。学员多系鲁南党政军干部的子女。因当时山区贫穷，对敌斗争频繁，办学条件非常差。课本是教员自己编的，没有石板在地上划，没有教室便在山沟里教。教员和学生都实行供给制。1942年山区遭灾荒，有时大家连野菜、树叶都吃不饱。有敌情时，学生还必须配合当地儿童团站岗、放哨。敌人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学校便随部队转移4该校坚持办学5年，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政治思想好，抗日热情高的小知识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鲁南抗日小学迁移到滕县城内，同麓水中学合并称麓水中学，分中学部和小学部。校长由张天爵担任，副校长蔡德琦。
  1941年3月，鲁南一行署在邹县田黄区瓦曲村创办了抗属子弟小学，校长由王兰斋担任，教导主任程成。共招收学生80人，分4个班，小学和高小各分两个班。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时，该校迁至代家安村。不久因敌人“围剿”封锁，学校停办，学生分散安置。1943年12月，鲁南抗日子弟小学在代家安村重建，张明甫任校长。同时，从军政干部中挑选了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到该校任教员。课程有文化课和政治教育课、民运课。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后，即大部分配到部队的机要部门、文工团、军工厂和医院工作。1944年4月，鲁南抗日子弟小学由邹县代家安村，迁移至费县大寨村。
  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日渐扩大，党政军各部门需要大量的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干部。为适应这一需要，鲁南专署于1944年春决定以鲁南抗属子弟小学为基础，将其他抗日小学合并进去，扩建为直属鲁南专署的半工半读学校。学校调整了教师队伍，委派杨旭之为校长，张芳为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学生来源，除原有的学生外，吸收了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和在职青年干部等。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随鲁南专署机关迁移。全校师生都享受供给制。并配备部分枪支、手榴弹，由教师和年长的学生携带.用于自卫。学生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文化。通过宣传发动群众的实际工作，和对时事政治、文化的学习，提高了学生的组织能力、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工读学校直至1948年11月学业完成后撤销，先后为鲁南党政军培养输送了约60名抗日干部。
  1944年9月，为改变抗日根据地文化落后的面貌，培养党政军急需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鲁南抗日中学在费县梁邱区曾家沟建立。调鲁南区参议长、原鲁南抗日小学校长彭畏三任校长，蔡德琪任副校长，靳耀南任教导主任。在敌占区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抽调了部分党政军干部任教员。学校设师范和中学两部，以师范部为主，设两个班，主要招收高小毕业生及程度较低的现任小学教员，以便造就优秀师资，迅速发展鲁南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中学部为辅，设一个班，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自敌占区的青年。全校学生共有250人，学制两年。后来，由于鲁南战争频繁，学生大部提前毕业投入对敌斗争，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战士。
  1943年后，随着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根本好转，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到1945年6月，全区共有小学1300处，在校学生6.57万人。其中费县学校最多，达313处，在校学生1.17万多人；运河县有学校196处，在校学生8900余人；临沂县有学校175处，在校学生8800余人。
  以冬学为主的成人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至1945年6月，全区共有冬学3757处，学员达到21.26万人。其中邹县最多，有996处，学员10万多人。此外，在各县区教育部门的具体领导下，普遍建立了村学，对开展“扫盲”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鲁南地区在发展教育的同时，从1944年冬季开始，逐步进行教育改革。其中心内容是:扩大教育对象，使儿童、青年、成年直至老年人，都能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内容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体现了教育为政治服务和学用一致的原则。教育方式不拘一格，不固定地点，从室内到室外，从课堂到山坡，到处都可以读书，可以上课，同时，还实行小先生制，体现了“能者为师”的优良传统。通过上述各种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五、鲁南文化艺术团体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就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仅组建抗日宣传队和剧社就达19个。他们遵照党的“文艺为革命战争服务，文艺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方针，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鼓舞军民斗志，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1940年6月鲁南抗日根据地形成之后，活跃在该地区的文化团体主要有：隶属于鲁南军区的鲁南剧社（社长王化南，副社长龚振华，指导员李成宗），隶属鲁南三军分区的沂河剧社（社长刘子恒，副社长黄梦秋），隶属中共鲁南一地委的尼山剧社(社长越光），隶属于中共鲁南三地委的黎明剧社（社长任一诚），隶属于运河支队的运河剧社（社长李恒宗），隶属中共临郯县委的青年剧社（1940年编入教导第五旅十三团建制），隶属于邳县政府的开荒剧社和郯城县动委会抗日宣传队，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抗日宣传队等。
  另外，曾在鲁南地区活动的文艺宣传团体还有隶属于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隶属于抗大一分校的大炉剧社，隶属于东进支队的迈进剧社和隶属于教导第二旅的火光剧社等。
  以上这些剧社、宣传队以鲁南剧社规模最大，有50多名队员，分为三个演出分队。他们先后排练了《马百计》、《打城隍》、《夜摸营》、《顺民》等戏剧，同时还排练有《陆军舞》、《空军舞》、《钉玲舞》、《儿童快乐舞》、《黑人舞》等舞蹈。曾相继在抱犊圄山区东部的大炉、杨庄、漫溪、增光峪和车辋一带演出，深受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欢迎。1942年之后，鲁南环境恶化，鲁南剧社、黎明剧社、沂水剧社等合并为鲁南军区文工团。
  1945年2月，鲁南军区第一、二、三军分区遵照上级指示，均建立了抗日宣传队，1946年初改称文艺工作队。
  上述各种剧社、抗日宣传队、文艺工作队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路线、政策，激励和鼓舞鲁南抗日军民斗志，活跃根据地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节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政军民组织建设一、整风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年6月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全党开始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同年5月8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要求整顿党风运动分两步走，第一步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实质;第二步在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开始检查工作，鉴定党员。同年7月1日，山东分局发出《整顿三风学习的补充规定》，号召山东全党以高度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县以上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立即改组原有的学习委员会，使之完全适应领导整风学习的需要。通过学习，立即掀起“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在整风学习中，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理论联系实际，从思想上、作风上解决问题。通过学习，鲁南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对党内的“三风”危害有了新的认识，并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对照检查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写出了总结，订出了整改措施，对今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鲁南区的整风学习是在对敌斗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进行的，敌人疯狂地“扫荡”、“蚕食”、封锁，各地抗日武装进行英勇顽强地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敌伪勾结，搞“敌伪顽合流”，一齐“蚕食”鲁南抗日根据地，使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穿”的狭小地带。尽管对敌斗争任务非常艰巨，战斗亦非常频繁，鲁南区党委为了长远利益，为了抗日斗争胜利的大局，还是按照山东分局的指示抽出大批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之后，鲁南区党委又抽调县团（独立营、大队）以上领导干部分批进山东分局党校和鲁南区党委党校学习，同时按上级的部署进行整风和审干工作。参加各级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把重点放在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对个人历史问题进行反省。个人进行思想反省后，开展坦白运动。对坦白出来的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对“逼供信”，做到“坦白从宽，隐瞒从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在改正，提高认识，防止重犯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12月至1944年3月，鲁南区党委先后在朱家村、大邵庄召开整风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先用20天召开鲁南区党委会，进一步学习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有关文件，统一思想，回顾和检查前段整风情况，提出进一步整风的意见，然后用两个多月时间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鲁南区1943年工作总结》，同时按照中央整顿“三风”的要求和“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批判了忽视党的建设等右倾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加强党政军建设，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积极反攻的指导思想。会议结束前，区党委副书记张雨帆代表鲁南区党委作了总结报告，提出了建设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鲁南区党委召开的这次整风会是鲁南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对组织和动员鲁南广大军民继续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为鲁南八路军主力和人民抗日武装展开对敌人大反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会议不足之处，有些人批评领导时有过头的言辞，但没有结论，更没有处理。
  在整风和审干期间，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都派干部深入基层党支部，协助其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整顿，进一步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力。
  通过整风和审干运动，使鲁南区的党内作风取得了可喜的变化：一是增强了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广大党员的党性，加强了党的团结；二是坚定了党员的革命斗争意志，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艺术；三是树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了调查研究之风气；四是纠正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改进了党的民主作风。五是提高了鲁南主力部队和各级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广大官兵的士气，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取大反攻的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二、党的组织建设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鲁南地区的各级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同时根据党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的决定，统一精简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人员。
  1942年3月，临郯地区伪化之后，鲁南区党委决定撤销三地委。同时，山东分局决定，鲁南四地委和鲁中五地委合并为滨海地委，直属分局领导。同年11月，沂河地委在原三地委的辖区内建立，书记由韩去非担任，孙黎明任群委书记，孙哲南、傅展如为委员。从此沂河地区为隐蔽的抗日游击区。
  1942年5月到6月，鲁南区党委在白彦县黄草坡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萧华在会上传达了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所作的重要指示，学习了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和“整风”文件。决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坚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伪顽对鲁南抗日根据地的进犯，保卫抗日根据地。这时，经山东分局批准，鲁南区党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张雨帆任区党委书记兼群委书记和民运部长，增补王少庸、宋逸安为区党委委员，李青为候补委员。魏思文、吕志先分别任组织部正副部长，王少庸任宣传部长，韩去非任秘书主任，许言任直属工作部长，杜前任青委书记，张凯任妇委副书记。
  鲁南区党委下辖一地委和沂河地委。一地委由杨士法任书记兼群委书记、青委书记、妇委书记，王化任组织部长，周航任宣传部长，杨士敬任民运部长，冯起任对敌斗争委员会书记。一地委下辖曲泗工委和湖东工委。因曲泗地区大部伪化，鲁南区党委报请山东分局批准，以滋临公路为界，将曲泗北部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划归鲁中三地委领导。沂河地委自1942年11月建立到年底，领导人无变化，这里因地处游击区，对敌斗争非常艰难，地委所辖的临沂、邳县和兰陵3个县委亦处于秘密状态。鲁南区党委直辖边联县、费南、峄县、滕峄边4个县委和费滕边、费西两个工委。截至1942年年底，全鲁南区党委共建有11个县（工）委，38个分区委和2个特支，288个支部，3308名党员。党员总人数比1941年减少42.6%。
  1943年3月，鲁南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再次进行精兵简政，张雨帆仍任区党委书记，原山东纵队一旅政委王麓水调任区党委副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同年9月，王麓水升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张雨帆改任区党委副书记兼鲁南军区副政委。王麓水是位老红军干部，历任排长、连长、第一军团保卫局科长、团特派员、团长、团政委、旅政委等职，身经百战，屡建奇功。4月，他到任后，与张雨帆等鲁南区党委一班人肩负起领导鲁南抗曰斗争的重任，迅速扭转了被动局面。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 “主力地方化”的指示，并实施了最后一次精简。他亲自率鲁南军区主力三团和五团赶走顽九十二军和全歼顽三十六师刘桂堂（刘黑七）部之后，接着对伪顽荣子恒、李以锦、申宪武、王洪九等部进行坚决的反击，均取得辉煌的战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下半年，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好转，峄南、运北和滕东地区亦很快打开局面，津浦铁路鲁南段两侧以及微山湖东部地区的许多敌伪据点被鲁南军区主力部队攻克，广大村镇得以解放。为加强该地区的领导，于同年7月建立了中共鲁南运河地委，于化琪任书记。1943年年底，鲁南全区共有3个地委、13个县委或县工委、49个分区委，党员已达4433名，较上一年增加千余名党员。
  同年7月，为加强对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教育，审查鉴定党员干部，确保整顿支部工作的领导，鲁南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整支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坚持以“中心突破”为主的整支方针；二是选拔得力干部参加整支；三是抓好中心区党支部的整顿工作。通过“整支”，纯洁了党的组织，充实了党的力量，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促进了对敌斗争和各项群众运动等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鲁南区党委还制定了该时期的建党方针，指出:在基本区应动员全体支部领导成员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和领导 “双减”和生产运动。从群众运动中发展党员和审查干部、整顿党支部，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游击区，应动员各个支部和全体党员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党支部和党员的活动范围，本着隐蔽、精干原则，恢复和扩大、巩固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不断开辟新基地，迎接新胜利。
  三、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2年初，鲁南专署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李乐平由代理专员改任专员，梁度世任秘书主任，南竹泉任民政科长兼建设科长，王天翼任教育科长，耿荆山任银行行长，沈林甫任纺织局长，胡维鲁任公安局长，王丹墀任邮政局长。鲁南专署下辖3个行署；第一行署，周蓝田任主任，左瑞五任副主任；第三行署，丁梦孙任主任，栗培元任副主任；第四行署，刘白涛任主任。同年3月，因临郯地区伪化，第三行署奉命撤销。同时，因鲁南四地委和鲁中五地委合并为滨海地委，归山东分局直接领导，鲁南四行署随之调整，划出鲁南。同年11月，鲁南专署决定恢复三行署，仍由丁梦孙、栗培元任正副主任；但临郯地区为击区，行署机关大部时间在邳县地区活动，行使职权非常困难。截至1942年底，鲁南专署下辖一、三两个行署，12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办事处，即临沂、边联、费南、峄南、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费西、费滕边、兰陵、运北、临西、滕峄边、沛滕边办事处。根据地面积156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12.29%; 游击区面积为2304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18.1%。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之和才占全区总面积的30%。根据地的人口为18.5万余人，占总人口的6%;游击区的人口为28.7万人，占总人口的9.3%。党政军民活动区域非常狭小，抗日斗争的局势非常严峻。1943年7月，鲁南区党委和鲁南专署决定，在建立运河地委 (亦称鲁南二地委）的同时，设立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行使行署职权。行政委员会主任由地委书记于化琪兼任，委员也由地委组织、宣传和保卫部长张庆林、张鸿仪、庄玉铭及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县办事处主任）担任。地委和行政委员会两个机构一套领导班子，机构非常精干。行政委员会辖峄县、运北、枣庄、沛滕边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办事处。运河地委和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建立之后，率领鲁南独立支队和运河支队对盘踞在峄南运河地区的敌伪顽展开了英勇斗争，保卫了微山湖畔和运河南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打通并桿卫了华中、华东经鲁南至延安的战略交通线，进一步加强了鲁南八路军和苏北新四军的联系，为共同巩固和扩大以黄邱套为中心的峄滕铜邳抗日根据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43年下半年，随着形势的好转，鲁南抗日根据地亦不断巩固、扩大。同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建设也有较快的恢复发展。至同年底，鲁南专署下辖一、三行署和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全区建有13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鲁南专署仍由李乐平任专员。鲁南第一行署仍由周蓝田、左瑞五担任正副主任，第一行署辖邹县、滕东、费南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泗水、湖东、郎滕边办事处。运河行政委员会仍由于化琪兼任主任，辖峄县、运北、沛滕边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鲁南第三行署仍由丁梦孙、栗培元任正副主任，先后辖临沂、郯城、邳县和赵锝、兰陵等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同时，县以下的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也得以巩固发展。
  1W3年底，鲁南区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3183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4.94%，比1942年底增加一倍还多；游击区面积3003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3.6%，亦比上一年增加700平方公里。根据地的人口为41.46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3.61%;游击区的人口为45.2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4.28%。从此，鲁南区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抗日军民渡过了最艰苦的困难阶段。
  四、 军事建设1943年3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机关再次进行精兵简政，同时实行主力地方化，因而鲁南地区的军事领导机构和部队发生较大变化。3月18日，新的山东军区成立之后，原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各旅、各支队番号撤销，全军区部队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全部实行地方化。
  同年4月，鲁南军区新的领导机构组成：张光中仍任司令员，王麓水任政委，万春圃任副司令员，鲁南区党委副书记张雨帆兼任副政委，曾明桃任政治部主任，来光祖任参谋主任。鲁南军区下辖三团和五团。三团行使鲁南第一军分区职权，王吉文任团长，刘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熊天仁任参谋长。三团活动于费南、邹东地区，并统一指挥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费南县大队及该地区县、区地方人民武装。五团行使鲁南第三军分区职权，由贾耀祥任团长，王六生任政委、宋鲁泉任副团长，李萍任政治部主任。五团活动于边联、沂河地区，并统一指挥边联县大队、沂河支队、滕峄边县大队及该地区的县、区地方人民武装。另外，鲁南军区所辖的地方武装还有活动在运河、湖东地区的运河支队，活动于微山湖边的鲁南独立支队、湖东县大队等。部队整编之后，主力部队三团、五团更加精干，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沂河支队、运河支队、鲁南独立支队及各县区地方武装普遍得以加强，民兵和自卫团也迅速发展壮大，鲁南地区形成了主力、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坚强的武装体制，为深入广泛开展具有地方性、群众性、分散性的人民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 抗日群众团体组织建设1941年初，鲁南抗日斗争进入困难时期，为更广泛地组织和动员鲁南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巩固和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建立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南区党委决定，于1941年3月在边联县西涧村召开鲁南各界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00余人。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锝和鲁南专员公署专员于化琪先后讲了话。会议经过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鲁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被选为会长。同时，还分别选举产生了鲁南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孙学之、宋逸安、杜前、李岩和蓝铭述分别被选为会长或主任。从此，鲁南各界抗曰救国联合会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会长除第一任杨涤生、第二任魏思文以外，林乎加和宋逸安还相继担任过会长。各界会长均为鲁南区党委委员，可见，鲁南区党委是非常重视群团组织工作的。鲁南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因敌人对鲁南疯狂地“扫荡”、“围剿”，曾一度中断。到1943年以后，抗日根据地逐步恢复和扩大，对敌斗争形势好转，随着鲁南党政军领导机构的逐步建立健全，群团组织机构亦随之健全。鲁南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会长孙学之于19C年夏离职后，安志诚、牛一萍相继担任；鲁南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宋逸安一直未变动，但他身兼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省各救会执行委员、省农救会常务委员和鲁南区党委委员，工作比较繁重，鲁南农救会工作亦有中断。鲁南青救会主任杜前离职后，由蓝铭述、刘昆相继担任；鲁南妇救会主任李岩离职之后，由张恺担任。鲁南青救会和妇救会工作在抗日斗争艰苦阶段都曾有所中断。
  鲁南区各行署和群众团体组织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带领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鲁南区各群众团体组织称联合会，各行署群众团体组织称分会。各行署各救分会会长皆由地委委员兼任，其他分会会长一般也都是兼职。各行署群众团体组织一般随同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而建立，随同党政军领导机构的撤销而撤销。鲁南各救一分会会长由杨士敬和聂风相继担任，职救会一分会会长由于康、孙刚相继担任，1943年4月撤销；农救会一分会会长葛进，1942年10月撤销；青救会一分会会长由宋诚德、李士运相继担任，1941年12月撤销；妇救会一分会会长由木林、何毅、夏梦林和崔波相继担任。鲁南二行署群众团体组织于1945年5月曾建有各救二分会，会长由地委宣传部长、群委书记穆林兼任；妇救二分会会长由地委妇委会书记孙宇维兼任。鲁南各救三分会会长由王永福、孙哲南、孙黎明相继担任。1942年3月至1944年7月，鲁南各救三分会的工作曾一度停顿。鲁南职救三分会会长分别由牛一萍、安志诚担任；农救三分会会长先后由赵民三、宋大成担任；青救三分会会长先后由蓝铭述、刘炬、任广秀、卞怀之担任；妇救三分会会长先后由孙宇维、袁明担任。鲁南三行署各个群团组织皆同鲁南各救会三分会一样，曾在1942年3月之后，因对敌斗争形势紧张，而中断了两年零4个月，直到1944年7月才恢复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区各县随着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也都建立了县级群众团体组织。如：1941年属鲁南区所辖的临沂、邳县、郯城、海陵、赣榆、临沭、边联、费南、峄县9个县抗日民主政府皆相继建有县各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并配备有专职或兼职会长和副会长。后来，因敌伪顽“扫荡”、“围剿”和 “蚕食”，根据地缩小甚至伪化，县群团组织，尤其是地处游击区的县群团组织多数停止活动，有的县群团组织负责人在反击敌人“扫荡”中壮烈牺牲。据估计，1941年10月至1942年10月的一年中，仅边联县各救会就有杨清法、杨彬、邱玉瑞等20名骨干在对敌斗争中为革命事业牺牲。1943年底，鲁南区建有5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其中有部分县划入滨海或鲁中）和8个县的办事处，在同级县 (工）委的领导下，亦多数建立了县级群团组织。
  鲁南区各级群众团体组织，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和发动各界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斗争，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开展“双减”和大生产运动等，为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