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九章艰苦奋斗粉碎日伪顽夹击军民团结坚持根据地斗争
第一节鲁南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是鲁南人民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迫使日本当局不得不总结惨败的教训，重新估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他们实现吞并东亚狂妄野心的威胁的程度。于是，日军从1941年起改变侵华计划，集中侵华日军总兵力的半数、伪军的大部，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扫荡”和“蚕食”。日军特别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2月，冈村宁茨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伊始，就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并重新制订了进攻八路军的办法，彻底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总力战”，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特别重视对共产党、八路军实行政治进攻。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区，普遍加强了伪政权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掳掠和压榨劳工，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等等。对游击区，着重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并随着军事力量的扩展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游击区边沿向抗日根据地推进，将上述在敌占区的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推行。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极端野蛮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进行普遍而严密的分割封锁。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还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初，正当日伪军集中兵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之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在皖南大举进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曲线救国”的反动谬论，指使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队纷纷投敌，配合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国民党顽固派还大肆扶植反动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制造磨擦，蚕食抗日根据地，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伪顽合流夹击之中。抗日斗争处境十分艰难。
1940年5月，敌于大“扫荡”后，在滕县以东的山亭、文王峪等地安设据点，滕峄边一度被侵占。同年7月，鲁南抗日军民在敌顽两面压迫下退出费县圍口山区，临费边落入顽固派手中。10月，敌“扫荡”峄南及沂河以西地区，运河南北两岸及郯马部分地区亦被侵占。至年底，鲁南根据地已经缩小了四分之一。1941年，除顽固派联合东北军连续进攻抱犊崮山区、天宝山区外，日军于4月“蚕食”了临郯邳边区和微山湖东岸。7月，敌又“蚕食”了苍马地区。年底，敌打通了滋（阳）临（沂）、台（儿庄）潍（县）两公路后，鲁南根据地较1940年底缩小了一半，形势更加紧张。1941年敌继续大力 “蚕食”，至年底，全区日伪据点达441处，较1940年增加179处，全区平均每12个村庄即有一个日伪据点。抱犊崮东南的基本区被压缩仅剩下十余村庄，致使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形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的境地。1943年1、2月份，敌继续深入抱犊崮山区安设据点，修筑公路，以梁邱为中心，先后打通了费县、城前（邹县以东）、埠阳（抱犊圍东南）等地的几条公路，还企图打通到枣庄的公路。这时鲁南根据地已被分割成费（县）南、部东、滕峄边、边联县东部、边联县西部等互不相连的五小块地区。鲁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区人口降至12.5万人，村庄不足500个。
因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封锁，加之国民党顽军夹击和连续三年旱灾、蝗灾，鲁南抗日军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困难，财政经济、军需民生都极为困难。在春荒时，军民都以少量的高粱、玉米、地瓜干混合米糠、地瓜秧、树叶、草根充饥。因缺少油、盐和基本食粮，干部战士普遍体质下降，许多人患夜盲症，战斗力大为减弱。冬季，军队不能及时穿上棉衣，天热了又没单衣替换。被服、军械、弹药、医药等都极端缺乏。因战斗频繁、环境险恶，干部战士经常裹衣而眠、住无定所，饥寒、疲劳、困乏、伤病交力卩，致使非战斗减员大量增加。据1943年春的统计，鲁南八路军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不足4000人，而日伪顽军总数多达4.4万人。由此可见鲁南抗战极其艰难困苦的情景。
面对严峻的局势，1941年7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号召全体党员、各级组织、各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建设坚强巩固的山东民主抗日根据地而斗争”!要求实现五大工作，为坚持山东的抗战、进步与团结而斗争。第一，要建设真正进步与彻底民主的抗日政权。各级政权机关与参议会实现普遍的民选，实行“三三制”;坚决施行最低限度的民生改善事业，切实做到减租20%，工作基础好的地区，逐渐实行减租25%，普遍实行合理负担；实行法制的领导，一切依照已经颁布或即待颁布的法令、条令去行使政令。第二，要建设自给自足的并能支援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事业。第三,要建设坚强的军区工作与普遍的民兵制度。各区要大量地发展地方武装，使平原地区的地方武装多于主力部队一倍，使山区的地方武装相等于主力或相等于主力的一半；要在全省发展自卫团200万至300万人，其中基干自卫团与游击小组100万至150万人;要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打击敌人、团结群众、支持政权的战斗作用。第四，要建设社会化与群众化的文化事业。第五，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创造敌后抗战的人山人海。分局强调指出，这最后一条是重要的建设任务，但一直是抗战建设工作中最弱的一环;今后指导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群众精力的积蓄，人口的生息教养，生命的保障与爱护，并善于在斗争中的进攻与防御”。在军事斗争中，山东军政委员会®确定1941年和1942年的方针是：粉碎日伪军的连续“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保持山东各区间的联系；坚持边沿区斗争，制止敌人的“蚕食”推进；组织党政军民一致对敌；开展广泛性、群众性、分散性游击战争，为坚持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遵照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工作任务和军事斗争方针，鲁南党政军民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展开了对日伪顽军的英勇斗争。
第一节鲁南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是鲁南人民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迫使日本当局不得不总结惨败的教训，重新估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他们实现吞并东亚狂妄野心的威胁的程度。于是，日军从1941年起改变侵华计划，集中侵华日军总兵力的半数、伪军的大部，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扫荡”和“蚕食”。日军特别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2月，冈村宁茨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伊始，就发布命令：“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并重新制订了进攻八路军的办法，彻底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总力战”，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特别重视对共产党、八路军实行政治进攻。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区，普遍加强了伪政权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掳掠和压榨劳工，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等等。对游击区，着重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并随着军事力量的扩展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游击区边沿向抗日根据地推进，将上述在敌占区的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推行。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极端野蛮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进行普遍而严密的分割封锁。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还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初，正当日伪军集中兵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之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在皖南大举进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曲线救国”的反动谬论，指使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队纷纷投敌，配合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国民党顽固派还大肆扶植反动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制造磨擦，蚕食抗日根据地，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伪顽合流夹击之中。抗日斗争处境十分艰难。
1940年5月，敌于大“扫荡”后，在滕县以东的山亭、文王峪等地安设据点，滕峄边一度被侵占。同年7月，鲁南抗日军民在敌顽两面压迫下退出费县圍口山区，临费边落入顽固派手中。10月，敌“扫荡”峄南及沂河以西地区，运河南北两岸及郯马部分地区亦被侵占。至年底，鲁南根据地已经缩小了四分之一。1941年，除顽固派联合东北军连续进攻抱犊崮山区、天宝山区外，日军于4月“蚕食”了临郯邳边区和微山湖东岸。7月，敌又“蚕食”了苍马地区。年底，敌打通了滋（阳）临（沂）、台（儿庄）潍（县）两公路后，鲁南根据地较1940年底缩小了一半，形势更加紧张。1941年敌继续大力 “蚕食”，至年底，全区日伪据点达441处，较1940年增加179处，全区平均每12个村庄即有一个日伪据点。抱犊崮东南的基本区被压缩仅剩下十余村庄，致使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形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的境地。1943年1、2月份，敌继续深入抱犊崮山区安设据点，修筑公路，以梁邱为中心，先后打通了费县、城前（邹县以东）、埠阳（抱犊圍东南）等地的几条公路，还企图打通到枣庄的公路。这时鲁南根据地已被分割成费（县）南、部东、滕峄边、边联县东部、边联县西部等互不相连的五小块地区。鲁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区人口降至12.5万人，村庄不足500个。
因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封锁，加之国民党顽军夹击和连续三年旱灾、蝗灾，鲁南抗日军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困难，财政经济、军需民生都极为困难。在春荒时，军民都以少量的高粱、玉米、地瓜干混合米糠、地瓜秧、树叶、草根充饥。因缺少油、盐和基本食粮，干部战士普遍体质下降，许多人患夜盲症，战斗力大为减弱。冬季，军队不能及时穿上棉衣，天热了又没单衣替换。被服、军械、弹药、医药等都极端缺乏。因战斗频繁、环境险恶，干部战士经常裹衣而眠、住无定所，饥寒、疲劳、困乏、伤病交力卩，致使非战斗减员大量增加。据1943年春的统计，鲁南八路军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不足4000人，而日伪顽军总数多达4.4万人。由此可见鲁南抗战极其艰难困苦的情景。
面对严峻的局势，1941年7月1日，中共山东分局号召全体党员、各级组织、各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建设坚强巩固的山东民主抗日根据地而斗争”!要求实现五大工作，为坚持山东的抗战、进步与团结而斗争。第一，要建设真正进步与彻底民主的抗日政权。各级政权机关与参议会实现普遍的民选，实行“三三制”;坚决施行最低限度的民生改善事业，切实做到减租20%，工作基础好的地区，逐渐实行减租25%，普遍实行合理负担；实行法制的领导，一切依照已经颁布或即待颁布的法令、条令去行使政令。第二，要建设自给自足的并能支援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事业。第三,要建设坚强的军区工作与普遍的民兵制度。各区要大量地发展地方武装，使平原地区的地方武装多于主力部队一倍，使山区的地方武装相等于主力或相等于主力的一半；要在全省发展自卫团200万至300万人，其中基干自卫团与游击小组100万至150万人;要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打击敌人、团结群众、支持政权的战斗作用。第四，要建设社会化与群众化的文化事业。第五，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创造敌后抗战的人山人海。分局强调指出，这最后一条是重要的建设任务，但一直是抗战建设工作中最弱的一环;今后指导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群众精力的积蓄，人口的生息教养，生命的保障与爱护，并善于在斗争中的进攻与防御”。在军事斗争中，山东军政委员会®确定1941年和1942年的方针是：粉碎日伪军的连续“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保持山东各区间的联系；坚持边沿区斗争，制止敌人的“蚕食”推进；组织党政军民一致对敌；开展广泛性、群众性、分散性游击战争，为坚持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遵照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工作任务和军事斗争方针，鲁南党政军民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展开了对日伪顽军的英勇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