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第六节鲁南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的财政经济和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鲁南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是随着抗日斗争的形势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巩固、扩大而逐步开展起来的，它始终带有战时的特点并围绕着共产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而展开的。
  一、财政经济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所需的经费和武器、弹药、装备，主要是靠募捐和没收汉奸财产及战斗缴获物资来解决。根据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所规定的财政经济政策，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口号。当时这一口号反映了全国人民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因而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也为国民党地方政府所承认。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和大力支援抗战，积极捐献物资、经费和枪支。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毁家纾难、卖掉自己的土地、房屋、家产，为抗日武装提供经费和购买枪支。如沛滕边的共产党员王志成、邹西的共产党员冯起以及著名的爱国人士孔昭同、万春圃等，他们都为抗战倾家荡产奉献所有的一切。在最初组织抗日武装时，许多青年自备枪支，自带衣物，不要薪饷。在抗日高潮推动下，经过宣传教育，一部分地主富农也能够比较顺利地出枪、出钱、出粮，并涌现出一些开明士绅，愿意拿出多年积存的粮款支援抗日部队。也有一部分人员是经过说服斗争，才被迫拿出来的。对投敌的汉奸，则没收其财产以充作抗日经费。
  随着鲁南抗日武装力量和党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所需给养经费越来越多，加之义勇总队转移到贫瘠狭小的抱犊崮山区后又受到日伪顽军和当地反动地主封建武装四面包围封锁，单纯依靠就地筹款筹粮办法，不但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会加重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因此义勇总队经常忍饥受寒，有时部队不得不回到原诞生地解决给养问题。如义勇总队第三大队经常返回峄县，依靠当地党和人民群众募捐粮食、棉花和布匹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1939年初，中共山东分局提出：根据地要建立统一的、有计划的供给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累进税制。鲁南地区因战斗频繁，抗日根据地尚在初创阶段，抗日民主政权尚未建立，山东分局的有关财政经济指示尚未能落到实处。同年9月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鲁南，很快打开了抗日局面，巩固和扩大了以抱犊圍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邹县、峄县、郯城、费县和临沂等县抗日民主政府，上级的财政经济指示才逐步得以落实。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均设有财政科，在县长领导下，具体负责财政收入和分配工作。如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在县长潘振武的带领下，不仅颁布并认真实施了要求地主对农民的减租减息政策，取得较好的效果。还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召集峄县大地主、资本家开会，反复讲明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方针政策，讲清《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使他们主动地接受共产党的政策，照原租减25%，债主利息减半。大地主崔鹤峰不仅热情地款待了政府工作人员，还当即从家里拿出20多支步枪、驳壳枪交给政府。枣庄面粉公司总经理李云卿听说山里抗日根据地有困难，便拿出1万多元民生银行钞票支援东进支队。峄县抗日民主政府为统一财政收入和税收，还发行了流通券，在几县流通，信誉很好。他们用流通券采购棉花和日用商品，支援山里部队克服困难。
  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县长韩文一的主持下，还对政府人员约法三章，其中特别提出民主政府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解除民众的痛苦，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一切有利于民生的事业发展的政策。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废除了苛捐杂税，还对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增加工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根据地出现初步繁荣的景象。邳县和临沂县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布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财政经济政策，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1940年6月，鲁南专署成立之后，即设立了财政科、建设科、银行、邮政局和纺织局等专司财政经济的部门。第一行署和第三行署建立后也相应地设立了财政经济部门。凡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地方税一律由政府统一征收，同时停止军队和党政机关自行筹款，逐步废除“红白条”制度，采用凭粮票领粮制，杜绝对农民乱摊派、乱募捐的混乱现象。专署颁布了二五减租、四六分粮、分半减息、优待抗属和合理负担等法令，废除了苛捐杂税，统一了田赋，制定了预决算制度，初步整理了财政，开源节流，从而改善了党政机关和部队的供给。
  为保证抗日武装的军需供给，还创办了一些小型的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等。如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早在成立之初的1938年5月就成立了修械所。金子良带着自己修理自行车的全部工具参加修械所并任所长，从事修理枪支、复制子弹、试制手榴弹工作。1939年10月，该修械所奉命归编一一五师供给部。1940年春，以修械所、缝制班等为基础，在抱犊崮山区的黄山口村建立了兵工厂。为了保密，对外称生产社，下设修械、炸弹、子弹、缝制四个作业班，约50余人。6月，一一五师兵工厂扩编为军工科，下设炸弹、子弹、修械、电器等4个股。1941年3月，一一五师军工科随师后勤机关由鲁南转移到滨海地区。
  二、宣传文化工作抗战初期，鲁南地区乃至整个苏鲁豫皖边区的抗日宣传文化工作是十分活跃的，它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宣传文化工作是紧密结合党的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展开的。
  在徐州失守之前，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领导的党组织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起来抗战。其宣传形式主要是组织宣传队、战地慰问团和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编印散发传单。如台儿庄战役期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徐州宣传周”活动。
  徐州失守之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独立自主的组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时，鲁南地区的党和部队，主要是宣传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日部队；宣传党的持久抗战思想，坚定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反复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阴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政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解释党在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时由于抗日根据地还处在初创阶段，义勇总队力量薄弱，所控制的地域狭小，加之四面受围、战斗频繁，宣传文化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当时活跃在鲁南地区的宣传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山东农抗团宣传队，组建于1938年8月，王峰任队长。另一支是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亦组建于1938年8月，初由梁度世、渠维瑛负责，有队员十余名。后由杜继贤任队长，渠维瑛任副队长。1939年后，渠维瑛和刘宪相先后任队长。主要是通过口头讲演、张贴抗日标语、编演抗日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在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宣传群众、活跃军民文化生活、鼓舞士气的作用。
  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使鲁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无论是党的各级组织，还是八路军各支部队都建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宣传文化系统。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则设立主管教育的机构。鲁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之后，宣传文化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并具有一定的规模。
  1940年7月1日，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创刊发行。尽管当时条件简陋，报纸系油印的八开四版，二至三天一期，每期发行仅100余份，但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鲁南时报》初创时由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兼社长，白刃任总编辑，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为《鲁南时报》题写了报名。1941年春，因日军“扫荡”而停刊。
  1940年11月，由鲁南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抱犊崮报》在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的岭南头、张峪子一带创刊。第二年改称《战号报》，后又改称《鲁南报》，刘天华、郭仲选、高博和李洪林等先后任正副主编。该报先用油印，后改用石印，主要发行于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内部。它对于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宣扬部队英模事迹，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等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0年9月，中共鲁南区党委第三地委机关报《新群众报》在原四地委机关报的基础上创刊，该报4开石印。地委宣传部长周南兼任社长，王士超任总编辑。第二年乔彬(女）任社长，冷明任总编辑，不久又换赵宏弼任社长。
  以上这些党报、军报，对指导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教育抗日军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团体主要是由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宣传队发展起来的。
  1940年7月，由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政治二大队主办的鲁迅艺术大队在临沂县庄坞镇成立。该大队由临沂县动委会宣传队（民众剧社）、原临郯青救团宣传队（先锋剧社）、农抗团宣传队以及庄坞小学宣传队等四个队合编而成。该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地方培训文艺骨干，以提高宣传质量。培训时间，每期两个月。同年10月，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又将临沂民众剧社（农抗团宣传队编入其中）及先锋剧社合并为沂河剧社，刘子恒任社长。一一五师抵达鲁南后，义勇总队宣传队改编为苏鲁支队火炬剧社。1940年初，火炬剧社又改名苏鲁支队政工队，仍以演戏为主。同年11月，鲁南军区以原苏鲁支队政工队为基础，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40余名文艺工作者，在大炉创办了抱犊剧社，王化南任社长，龚振华任副社长，李成宗任指导员。同年底，又易名为鲁南剧社。
  1940年9月，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文联成立，赵进先任会长，马云汉任秘书长。县文联成立的同时创办了《边联抗战文艺》会刊。
  这些文化文艺宣传团体，随时创作并演出通俗易懂、短小精彩的文艺节目，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颂扬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到城乡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并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活跃、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斗志，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对照。
  三、鲁南民众教育事业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是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进行抗战为宗旨，致力于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抗日文化知识、军事技能和民族自尊心。
  在鲁南抗日根据地还未形成的抗战初期，地方党组织主要是通过举办临时的训练班为抗战培养急需的人才。如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徐州，以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名义举办了青年训练班，培养训练干部300余人。再如滕县党组织在善堳举办了青年农民抗日训练班，以后在训练班的基础上创建了滕县人民抗日武装。还有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在峄县白楼举办的抗日训练班。
  1938年6月，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滕县善墙创办了鲁南抗日军政干校，由徐仲林、李叔铭和渠维瑛等负责，招收了数十名学员，于6月下旬正式开学。开学不几天，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率第四支队一部和刚刚创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来到鲁南，随将两个干校合并，两校学员共计200余人。8月，又随郭洪涛离开鲁南，转移到沂水县岸堤镇。
  1940年鲁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之后，共产党所领导的教育事业才真正发展起来。这一阶段与以前不同的是：一、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建立教育委员会，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二、制定教育行政领导原则与工作制度;三、统一制定教育宗旨与实施原则；四、制定中小学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发展规则。
  1940年6月，在建立中共鲁南区党委的同时，将山东第一区党委党校划归鲁南区党委，改称鲁南区党委党校，由赵锝兼任校长，穆林仍任教务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党校采取以自学为主、讲课为辅的方针，号召学员利用战时空隙时间，抓紧自学，不懂的问题提出来，统一讲解辅导。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马列主义常识、游击战争和时事政策等，本着少而精原则进行教学。同时在教学中按照区党委的决定，结合进行整顿党的组织、教育审查干部和党员。为了保证学员的安全，给学校干部和学员都配备了枪支、弹药，并严格进行军事训练。党校坚持勤俭办校的方针，没有固定的校舍，经常行军转移，过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自编教材，自印课文，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另外，专署还创办抗日军烈属子弟小学校，在全区多处建立了抗日小学，使鲁南地区的小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抗战急需的人才。
  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来的。学校不仅缺乏校舍、桌椅，甚至连纸张笔墨都没有。广大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一切困难，自编教材，自制桌凳，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边学习，边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