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二节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建立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一二•九运动的不断高涨，鲁南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是由陈赓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在西安设立的一个地下秘密组织，成立于1935年的冬天，谢华任特支书记，徐彬如、宋绮云、童陆生等为委员，专门负责开展对杨虎城部西北军的工作，与地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直属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领导。
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从1933年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后，一面按照原徐州特委的要求，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开展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艰巨任务，一面积极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上级组织，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山东和江苏两省党的组织多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直未能与上级党委接上组织关系。郭子化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与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和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共产党员丁毅忱等联系，希望能通过他们找到党的组织。宋绮云和丁毅忱是郭子化过去在徐州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大革命时期共同参加革命，与郭子化相处很深。他们得知郭子化在枣庄的活动和处境艰难后，都非常关心和同情，并且尽自己的所能，经常寄钱寄物予以接济。但由于当时种种条件所限，他们也无法帮助郭子化找到党的关系。1934年冬，特委成立前，郭子化还曾派共产党员郭日高去西安与宋绮云联系。
1935年冬，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前，宋绮云向徐彬如多次反映郭子化在枣庄一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与上级党失掉联系的情况，请他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徐彬如和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分别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活动情况，建议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当时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曾经派人到徐州，但是却没有找到郭子化和特委。以后由于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忙于其他事情，就把这个问题放下来了。当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时，徐彬如又一次向谢华反映郭子化和边区临时特委的问题，请其再次向中央军委办事处建议，抓紧解决。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经过研究后，指示谢华、徐彬如等通知郭子化，特委的组织关系暂由西北特支代管，郭子化参加西北特支，待中央到达陕北，再将其组织关系转交给中央。根据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的交待，西北特支通过宋绮云通知郭子化去西安与西北特支接组织关系。1935年冬，郭子化到西安后，就住在宋绮云的家里，与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见面后，汇报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经过和边区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与西北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郭子化这次西安之行，不仅找到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的上级党组织，而且还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那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知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了解到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及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亲眼看到西安学生和西北军、东北军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高涨的情景。这对于加强边区特委工作的领导和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郭子化在西安期间，宋绮云的夫人徐丽芳为他缝制了一套棉衣，行前又送给他一床棉被和经费。郭子化从西安回到枣庄后，即根据西北特支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并等待与中央的联系。
1936年6月18日，郭子化在枣庄同春堂药店，被叛徒、国民党特务朱大同及其同伙发现，当天被带往徐州。朱大同与郭子化过去是同学，一同参加过永城武装暴动。1933年夏，朱大同被捕叛变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人。但他对郭子化在永城武装暴动失败以后的情况并不了解。这次朱带人来枣庄，也不是专门来抓郭子化的，而是无意中发‘现的。郭子化知道朱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镇静自若地向朱声明：“自从永城暴动失败后，便来枣庄行医谋生，不再参与政治活动。”朱大同半信半疑，仍将郭子化押往徐州。特委立即采取营救措施，派李韶九赶到徐州，以枣庄医药公会会长的身份为郭子化作保，并花钱买通特务桑春田，从中疏通。同时，李微冬又以枣庄商会代表身份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对随便在他的地盘上捕人极为不满，向徐州当局提出抗议。在内外夹击之下，徐州特务机关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于第二天取保释放。
当天下午，郭子化同李韶九一起坐火车回到枣庄，连夜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将特委机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的费县高桥镇，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设立广德堂药店，作为特委机关。为了防备敌人可能采取跟踪追捕，派陶洪瀛、杨培芝、高志成等人组成武装“打狗队”，专在枣庄、邹坞车站侦察叛徒特务的活动，准备在其下车时，予以阻击，以确保特委机关的安全。派矿工共产党员周宗勤放弃工作，回老家济南张夏周家庵，作掩护工作。
郭子化作完各项安排后，便与丛林一起进山，先到费县李韶九家里歇脚，又转道去济南张夏车站东八里周家庵周宗勤家隐蔽。
为使特委撤出枣庄后不削弱矿区的工作，特委立即对矿区党委（1933年6月由矿区工委改建的）进行调整充实，由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任党委书记，王明增、梁允才、褚雅青、邱焕文、李微冬任委员，使矿区党委领导力量得到很大加强。为加强对沙沟（现属薛城区）、张阿、郗山一带基层党组织的领导，1936年10月还在沙沟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沙沟区委，任命褚思沛为区委书记，刘茂坦为委员。为更好地开展枣庄驻地工作，还于1936年12月成立了枣庄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张鸿仪、金宝蕴为委员。特委为了加强与湖西党组织的联系，1936年10月还派陶洪瀛、丛林到滕县北辛，以筹建乾德堂药店的名义，建立了特委与湖西联系的交通联络站。
郭子化在周宗勤家隐蔽期间，再次派丛林去西安，向西北特支的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汇报郭子化被捕、脱险及特委机关转移等有关情况。不几天，宋绮云向丛林传达了西北特支的意见和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临行时宋绮云送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活动经费。
按照西北特支的通知，郭子化于9月初再次去西安，住在宋绮云家里，向西北特支报告了被捕的前后经过和特委的全面活动情况，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一起研究了国内革命形势及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当时正值西安各界人民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青年学生和东北军官兵、家属及各界进步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郭子化9月底返回周家庵后，即去费县高桥。这时作为特委机关的广德堂药店，已经由李韶九、王寿山筹备就绪，郭子化即召集丛衍瑞、张光中、李韶九、邱焕文、郭致远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工作指示；讨论分析了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布置了几项新的工作：（一）加强枣庄矿区和农村党的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在现有基础上，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二)积极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形式，如职工联合会、学生会、读书会、医药公会、联庄会、民众自卫团、抗日自卫团等人民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当亡国奴。（三）对社会上层的开明士绅、爱国进步人士，广泛进行抗曰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在鲁南山区重点做好对临沂的联庄会长万春圃的工作，应多与他联系，多做工作，加强教育，通过万春圃的社会关系，发挥他的作用，帮助他开展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这次会议推动了边区临时特委各项工作的开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支，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原西北特支成员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随着西北特支的撤销，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也交给陕西省委。因为这时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根据工作需要，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建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改建后的特委除保留原特委成员外，又增补陶洪瀛为委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西北特支就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l936年6月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去西安联系工作，谢华、徐彬如等就向张文彬提出，要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交给中央。张文彬说，中央非常忙，无法接管，要西北特支继续代管。西北特支多次向中央反映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党组织问题。陕西省委书记贾托夫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反映陕西省委与边区临时特委两地相隔太远，难以继续领导。
1937年1月，特委接到宋绮云转来的通知，要郭子化去西安。这是郭子化第三次去西安。此时，陕西省委通过林伯渠联系，已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关系转交给党中央<2月初，郭子化通过西安办事处转道延安，先住在中央交通部招待所，后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朱理治代表中央听取了郭子化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认为特委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央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并传达了中央决定，正式批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并将边区特委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中央决定郭子化作为特委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至此，郭子化与上级党失去联系长达5年之久，终于通过中共西北特支与党中央接上了组织关系。
郭子化在延安期间，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正式出席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所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在这些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日战争。而争取民主又是准备和实现抗战的中心一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则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次会议肯定了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刘少奇、洛甫作的报告，以及徐冰、彭真的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克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会议强调必须正确地树立和解决党和群众的关系。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工人、农民的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道路。在职工运动中，在充分注意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组织和黄色工会，把争取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经济斗争与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无限制地一味搞政治运动。中共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精神，为边区特委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37年6月，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郭子化又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起研究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7月初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下旬，返回鲁南。
西安事变后，特委除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外，还积极在中小学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党员，如青年学生李汝佩、汪国璋和小学教师鹿广连等都是这时入党的。郭子化从延安回来后，特委还恢复了一些与党失掉联系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党籍。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一二•九运动的不断高涨，鲁南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是由陈赓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在西安设立的一个地下秘密组织，成立于1935年的冬天，谢华任特支书记，徐彬如、宋绮云、童陆生等为委员，专门负责开展对杨虎城部西北军的工作，与地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直属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领导。
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从1933年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后，一面按照原徐州特委的要求，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开展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艰巨任务，一面积极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上级组织，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山东和江苏两省党的组织多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直未能与上级党委接上组织关系。郭子化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与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和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共产党员丁毅忱等联系，希望能通过他们找到党的组织。宋绮云和丁毅忱是郭子化过去在徐州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大革命时期共同参加革命，与郭子化相处很深。他们得知郭子化在枣庄的活动和处境艰难后，都非常关心和同情，并且尽自己的所能，经常寄钱寄物予以接济。但由于当时种种条件所限，他们也无法帮助郭子化找到党的关系。1934年冬，特委成立前，郭子化还曾派共产党员郭日高去西安与宋绮云联系。
1935年冬，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前，宋绮云向徐彬如多次反映郭子化在枣庄一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与上级党失掉联系的情况，请他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徐彬如和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分别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活动情况，建议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当时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曾经派人到徐州，但是却没有找到郭子化和特委。以后由于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忙于其他事情，就把这个问题放下来了。当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时，徐彬如又一次向谢华反映郭子化和边区临时特委的问题，请其再次向中央军委办事处建议，抓紧解决。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经过研究后，指示谢华、徐彬如等通知郭子化，特委的组织关系暂由西北特支代管，郭子化参加西北特支，待中央到达陕北，再将其组织关系转交给中央。根据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的交待，西北特支通过宋绮云通知郭子化去西安与西北特支接组织关系。1935年冬，郭子化到西安后，就住在宋绮云的家里，与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见面后，汇报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经过和边区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与西北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郭子化这次西安之行，不仅找到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的上级党组织，而且还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那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知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了解到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及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亲眼看到西安学生和西北军、东北军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高涨的情景。这对于加强边区特委工作的领导和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郭子化在西安期间，宋绮云的夫人徐丽芳为他缝制了一套棉衣，行前又送给他一床棉被和经费。郭子化从西安回到枣庄后，即根据西北特支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并等待与中央的联系。
1936年6月18日，郭子化在枣庄同春堂药店，被叛徒、国民党特务朱大同及其同伙发现，当天被带往徐州。朱大同与郭子化过去是同学，一同参加过永城武装暴动。1933年夏，朱大同被捕叛变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人。但他对郭子化在永城武装暴动失败以后的情况并不了解。这次朱带人来枣庄，也不是专门来抓郭子化的，而是无意中发‘现的。郭子化知道朱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镇静自若地向朱声明：“自从永城暴动失败后，便来枣庄行医谋生，不再参与政治活动。”朱大同半信半疑，仍将郭子化押往徐州。特委立即采取营救措施，派李韶九赶到徐州，以枣庄医药公会会长的身份为郭子化作保，并花钱买通特务桑春田，从中疏通。同时，李微冬又以枣庄商会代表身份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对随便在他的地盘上捕人极为不满，向徐州当局提出抗议。在内外夹击之下，徐州特务机关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于第二天取保释放。
当天下午，郭子化同李韶九一起坐火车回到枣庄，连夜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将特委机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的费县高桥镇，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设立广德堂药店，作为特委机关。为了防备敌人可能采取跟踪追捕，派陶洪瀛、杨培芝、高志成等人组成武装“打狗队”，专在枣庄、邹坞车站侦察叛徒特务的活动，准备在其下车时，予以阻击，以确保特委机关的安全。派矿工共产党员周宗勤放弃工作，回老家济南张夏周家庵，作掩护工作。
郭子化作完各项安排后，便与丛林一起进山，先到费县李韶九家里歇脚，又转道去济南张夏车站东八里周家庵周宗勤家隐蔽。
为使特委撤出枣庄后不削弱矿区的工作，特委立即对矿区党委（1933年6月由矿区工委改建的）进行调整充实，由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任党委书记，王明增、梁允才、褚雅青、邱焕文、李微冬任委员，使矿区党委领导力量得到很大加强。为加强对沙沟（现属薛城区）、张阿、郗山一带基层党组织的领导，1936年10月还在沙沟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沙沟区委，任命褚思沛为区委书记，刘茂坦为委员。为更好地开展枣庄驻地工作，还于1936年12月成立了枣庄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张鸿仪、金宝蕴为委员。特委为了加强与湖西党组织的联系，1936年10月还派陶洪瀛、丛林到滕县北辛，以筹建乾德堂药店的名义，建立了特委与湖西联系的交通联络站。
郭子化在周宗勤家隐蔽期间，再次派丛林去西安，向西北特支的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汇报郭子化被捕、脱险及特委机关转移等有关情况。不几天，宋绮云向丛林传达了西北特支的意见和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临行时宋绮云送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活动经费。
按照西北特支的通知，郭子化于9月初再次去西安，住在宋绮云家里，向西北特支报告了被捕的前后经过和特委的全面活动情况，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一起研究了国内革命形势及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当时正值西安各界人民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青年学生和东北军官兵、家属及各界进步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郭子化9月底返回周家庵后，即去费县高桥。这时作为特委机关的广德堂药店，已经由李韶九、王寿山筹备就绪，郭子化即召集丛衍瑞、张光中、李韶九、邱焕文、郭致远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工作指示；讨论分析了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布置了几项新的工作：（一）加强枣庄矿区和农村党的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在现有基础上，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二)积极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形式，如职工联合会、学生会、读书会、医药公会、联庄会、民众自卫团、抗日自卫团等人民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当亡国奴。（三）对社会上层的开明士绅、爱国进步人士，广泛进行抗曰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在鲁南山区重点做好对临沂的联庄会长万春圃的工作，应多与他联系，多做工作，加强教育，通过万春圃的社会关系，发挥他的作用，帮助他开展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这次会议推动了边区临时特委各项工作的开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支，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原西北特支成员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随着西北特支的撤销，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也交给陕西省委。因为这时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根据工作需要，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建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改建后的特委除保留原特委成员外，又增补陶洪瀛为委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西北特支就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l936年6月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去西安联系工作，谢华、徐彬如等就向张文彬提出，要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交给中央。张文彬说，中央非常忙，无法接管，要西北特支继续代管。西北特支多次向中央反映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党组织问题。陕西省委书记贾托夫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反映陕西省委与边区临时特委两地相隔太远，难以继续领导。
1937年1月，特委接到宋绮云转来的通知，要郭子化去西安。这是郭子化第三次去西安。此时，陕西省委通过林伯渠联系，已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关系转交给党中央<2月初，郭子化通过西安办事处转道延安，先住在中央交通部招待所，后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朱理治代表中央听取了郭子化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认为特委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央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并传达了中央决定，正式批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并将边区特委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中央决定郭子化作为特委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至此，郭子化与上级党失去联系长达5年之久，终于通过中共西北特支与党中央接上了组织关系。
郭子化在延安期间，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正式出席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所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在这些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日战争。而争取民主又是准备和实现抗战的中心一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则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次会议肯定了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刘少奇、洛甫作的报告，以及徐冰、彭真的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克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会议强调必须正确地树立和解决党和群众的关系。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工人、农民的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道路。在职工运动中，在充分注意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组织和黄色工会，把争取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经济斗争与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无限制地一味搞政治运动。中共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精神，为边区特委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37年6月，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郭子化又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起研究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7月初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下旬，返回鲁南。
西安事变后，特委除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外，还积极在中小学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党员，如青年学生李汝佩、汪国璋和小学教师鹿广连等都是这时入党的。郭子化从延安回来后，特委还恢复了一些与党失掉联系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党籍。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