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一二•九运动与鲁南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935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冀、晋、鲁、察、绥5省的争夺，疯狂扩大对华侵略。6月和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军代表先后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将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11月，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一连串出卖华北的事件，称为华北事变。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最为强烈。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数千名北平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声讨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这一高潮到来时，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这次会议的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鲁南各地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迅即响应，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徐州各中学在平津南下学生的帮助和影响下，举行罢课，并于12月2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建立了以刘剑为负责人的徐州学联等爱国学生组织，并与南京学联和华北学联取得联系，派刘剑为代表出席华北学联在天津召开的代表会议，使徐州、南京和华北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互相支持，不断深入发展。1936年春，在铜山县图书馆内成立了“青年读书会”，会长蓝铭述，会员有刘剑、张道平、王子模、任慎修等20余人。同年夏，在“青年读书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 “徐州学生救国会”，负责人蓝铭述、刘剑、周南等。他们集体阅读进步书刊，每半月出一期《读书半月刊》,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滋阳（兖州）省立四乡师广大师生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罢课斗争。他们编写《抗敌快报》、《冲锋号》、《农民的话》等刊物广为散发，在车站、街道和附近农村登台演讲，编演《流浪记》、《四大陷阱》等文艺节目，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通过了《罢课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坚决抗日。还派人到济宁、曲阜等地串联，往北平、济南等地寄送《罢课宣言》和传单，同全国各地学生和工农群众的斗争相联系、相呼应。对此，国民党滋阳县县长周侗、滋阳乡师反动当局勾结国民党驻军孙桐萱部实行镇压，于一天夜晚调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逮捕了进步教师刘松塘和8名进步学生。这更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愤慨，他们继续罢课，同反动派相持几十天。后来由于生活困难，学生大部被迫离校回家。学校反动当局借机开除了30余名进步学生的学籍。
1936年初，中共滋阳乡师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在校的共产党员，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同时，曲阜二师师生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也罢了课，并举行了声援北平同学的大会，校方宣布提前放寒假，迫使学生离校。邳县中学、邳县师范及其附属的实验小学和土山初中补习班的爱国师生先后罢课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还表演了文明戏《棠棣之花》。枣庄、临沂学生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随后又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枣庄中兴中学青年学生汪国璋、沈春光、许在廉等，在进步人士、枣庄火车站东站副站长高利民提议和帮助下，于1936年10月成立了“读书会”，吸引和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阅读《铁流》、《毁灭》、《母亲》、《八月的乡村》等进步书籍，使读书会成员提高了觉悟，后来集体转入枣庄抗敌后援会宣传队。
1935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冀、晋、鲁、察、绥5省的争夺，疯狂扩大对华侵略。6月和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军代表先后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将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11月，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一连串出卖华北的事件，称为华北事变。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最为强烈。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数千名北平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声讨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这一高潮到来时，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这次会议的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鲁南各地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迅即响应，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徐州各中学在平津南下学生的帮助和影响下，举行罢课，并于12月2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建立了以刘剑为负责人的徐州学联等爱国学生组织，并与南京学联和华北学联取得联系，派刘剑为代表出席华北学联在天津召开的代表会议，使徐州、南京和华北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互相支持，不断深入发展。1936年春，在铜山县图书馆内成立了“青年读书会”，会长蓝铭述，会员有刘剑、张道平、王子模、任慎修等20余人。同年夏，在“青年读书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 “徐州学生救国会”，负责人蓝铭述、刘剑、周南等。他们集体阅读进步书刊，每半月出一期《读书半月刊》,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滋阳（兖州）省立四乡师广大师生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罢课斗争。他们编写《抗敌快报》、《冲锋号》、《农民的话》等刊物广为散发，在车站、街道和附近农村登台演讲，编演《流浪记》、《四大陷阱》等文艺节目，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通过了《罢课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坚决抗日。还派人到济宁、曲阜等地串联，往北平、济南等地寄送《罢课宣言》和传单，同全国各地学生和工农群众的斗争相联系、相呼应。对此，国民党滋阳县县长周侗、滋阳乡师反动当局勾结国民党驻军孙桐萱部实行镇压，于一天夜晚调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逮捕了进步教师刘松塘和8名进步学生。这更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愤慨，他们继续罢课，同反动派相持几十天。后来由于生活困难，学生大部被迫离校回家。学校反动当局借机开除了30余名进步学生的学籍。
1936年初，中共滋阳乡师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在校的共产党员，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同时，曲阜二师师生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也罢了课，并举行了声援北平同学的大会，校方宣布提前放寒假，迫使学生离校。邳县中学、邳县师范及其附属的实验小学和土山初中补习班的爱国师生先后罢课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还表演了文明戏《棠棣之花》。枣庄、临沂学生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随后又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枣庄中兴中学青年学生汪国璋、沈春光、许在廉等，在进步人士、枣庄火车站东站副站长高利民提议和帮助下，于1936年10月成立了“读书会”，吸引和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阅读《铁流》、《毁灭》、《母亲》、《八月的乡村》等进步书籍，使读书会成员提高了觉悟，后来集体转入枣庄抗敌后援会宣传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