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六节鲁南党组织独立坚持斗争
一、枣庄矿区及其周围党组织的恢复1932年7月，枣庄煤矿工人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党的组织遭受破坏之后，工人情绪低落，工贼活动猖狂，资方加强了对工人的监视和控制。韩复榘派第八十一师展书堂部杨传森团驻扎枣庄，配合矿警实行全矿戒严。不仅不准群众集会，就连两三个人在一起聚谈也被当作嫌疑追踪。对旅馆、客栈和来往行人的检查更严，规定凡没有保人者，住店不得超过三天。因此，中共山东省委和徐州特委曾经几次派人到枣庄矿区，都因为没有社会关系无法存身而被迫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徐州特委决定派郭子化®到枣庄，化名庞沛霖，以行医卖药作为职业掩护，恢复和发展枣庄党组织及开展工运工作。他于1932年10月同其七叔父郭春湖，挑着两只小药箱，来到枣庄。经他在枣庄当裁缝学徒的本家侄子郭光耀介绍，住在洋街南门外路西的宋家店。店主宋二，内联警察，外通江湖，在枣庄有些小名气，免去许多检查的麻烦。郭子化初到枣庄，既无上级党组织拨给的活动经费，也没有亲戚朋友接济，完全靠给人看病卖药挣几个钱糊口，生活十分窘困。
1933年1月下旬，沛县的党员丛林（1930年郭子化在沛县孔庄小学任教时发展丛林等七八人入党）接到郭子化调他到枣庄工作的信，并附有给二郎庙杨德斋先生的信。丛林找到杨先生，杨先生看信后，取出十块银元交给丛林，让他转交郭子化。郭子化以此为本钱，于2月间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房开办“同①郭子化，1926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安徽泗县、灵璧，江苏沛县和河南永城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春堂”药店，这才算有了存身之处。后来，此处便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和活动地点。
郭子化认真总结了过去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在枣庄开展工作之初，他就十分注意地下秘密斗争的特点和方法，强调要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掌握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情况下，他广泛地接触劳动群众，多方了解情况，遇到生活困难的人来看病，就少收或不收钱。他常说:“看病是穷汉吃药，富汉拿钱。”因而团结了许多工人和基本群众。他还利用教育青年工人识字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且通过他们串联、团结、联系更多的群众。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先后发展了李长庚、陈二友、梁允才、傅宝兴、王明增、王宝学等十几个工人加入共产党，并于1932年底重新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支部。1933年春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
在恢复和重建中共组织工作中，郭子化坚持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同时也注意在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教育界、医药界、商业界和军政界以及部分农村先后发展了党员。在枣庄警察局里的党员，不断向党组织传送情报，帮助掩护革命同志，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医药界，基本上由党组织掌握。
1933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矿区，指示郭子化今后要以枣庄矿区为中心向外地发展，并根据徐州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负责恢复重建徐州及苏鲁边区党的工作。
冷启英回徐州后的七八月间，由于徐州团特委书记练育才和特委巡视员朱大同被捕叛变，徐州党、团特委负责人孙叔平、冷启英、周斌、孔子寿等先后被捕，徐州特委和所属各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特别是沛县党组织的损失更加惨重。沛县县委书记苗宗藩被捕后，在国民党的诱骗下，同意了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实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登记自首的主张，结果使沛县党组织自上而下遭到严重破坏。从此，郭子化和枣庄矿区党组织就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担当起重建苏鲁边区党组织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当年5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领导矿工再次开展了争取“花红”斗争。矿区工委鉴于上年大罢工争取“花红”斗争失败的教训，决定依靠外工，团结里工，争取矿警，利用资本家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矛盾，开展争取“花红”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尽量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即推动黄色工会出面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以避免军警干预；党的负责人尽量隐蔽，主要让有威望的党外工人作代表出面交涉。因此，党内进行了明确分工和具体组织工作，由王明增、傅宝兴、梁允才、周宗勤、李殿臣、马文元、陈二友等人负责外工的动员发动；王宝增、李长庚、王宝亮等负责向里工的宣传教育；郭日高、李殿臣等负责对矿警的宣传；邱焕文、褚雅青负责社会宣传，争取各界人士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事先进行深入发动群众和周密细致的安排，从而保证了枣庄矿工争花红斗争的顺利进行。
到正式行动这一天，矿工们聚集起来，提出“里外工平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口号和条件，选派出53名代表同中兴公司资方交涉。资本家先是想设宴收买代表,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接着又勾结国民党驻军，以商谈条件为名，将工人代表骗进倶乐部逮捕，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工人们越聚越多，群情激愤。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工人代表，并且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每个外工发给半吨煤作为花红。这是枣庄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分花红斗争的胜利。
这次矿工斗争的胜利，不仅使一两万名外工直接得到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近一年来枣庄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鼓舞和振奋了工人的斗志和情绪。同时也锻炼了刚刚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的战斗能力，学会了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正确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本领，这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革命斗争，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分花红斗争胜利后，随着党组织的影响扩大，又新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地下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和加强。6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改组为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任书记，委员有王明增、傅宝兴、褚雅青等。同月，为了以枣庄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开展工作，根据冷启英来枣庄时的指示精神，中共峄县县委在枣庄成立，郭子化任书记，丛林任宣传委员，陈二友任组织委员。
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1933年11月，郭子化派郭日高去西安，找到了郭子化的同乡同学、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当时任杨虎城的秘书兼《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得到宋绮云在经费上的资助。同春堂药店在原来小草屋的基础上，扩建了两间北屋、两间临街的西屋，垒起了院墙，添置了家具、药橱、柜台等。次年5月，宋绮云借来徐州之机，专程到枣庄找郭子化了解情况。宋返回西安后，又资助了部分活动经费，并经常寄赠《西北文化日报》，帮助枣庄党组织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在经济上，枣庄党组织还得到萧县师范学校校长丁毅忱、徐州食品店老板蒋自明、徐州律师公会会长田慰农、沛县二郎庙的闫希烈等人的资助。
为了更好地掩护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1934年同春堂药店扩建后，郭子化将他的夫人曹氏从邳县老家搬来枣庄，加上丛林、郭致远、肖平、王寿山等这些年轻人当司药，真像一家开药店做生意的。曹氏对地下党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掩护作用。
中共峄县县委成立之后，派丛林、陶洪溆至峄县西部农村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在大小吕巷、武穴、香城一带发展党员，于1934年3月建立了大吕巷、武穴党支部，分别由陶洪瀛、杨培芝任支部书记。同年，褚雅青经常以探亲、巡医为名到滕县沙沟、张阿、郗山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于12月间建立了沙沟党支部，褚子方任书记，褚庆林、褚庆云为委员。
1934年秋冬，郭子化多次派丛林去沛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丛林到沛县后，见到了刚从外地回来的原沛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大北区区委书记丛衍瑞。丛衍瑞在敌人大逮捕和国民党搞自首运动时，外逃到连云港、海州、江西苏区等地去找党组织，但因为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又潜回沛县。丛林回枣庄后，向郭子化汇报了丛衍瑞的情况，决定丛衍瑞在沛县进行恢复沛县党的工作。丛衍瑞又找到刚从外地躲避回来不久的张光中，并和他一起来到枣庄，与郭子化研究以后党组织如何继续活动问题。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应以枣庄矿区为基地，逐步恢复发展各县的工作。这时原有矿区党组织已不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
1935年2月，郭子化召集有张光中、丛衍瑞、王明增、陶洪瀛、李韶九、丛林、郭致远、褚雅青等参加的各地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活动。郭子化任特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和与各县党组织及党员的联系。丛衍瑞为组织委员，负责以台儿庄为基点开展微山湖东地区党的工作。张光中为宣传委员，负责江苏沛县党的工作。丛林为特委秘书，肖平为武装队长。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委在认真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隐蔽、积极发展、积蓄力量、恢复发展和重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的工作方针。在发展党员时要注意质量，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在开展工作时，强调公开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要分开，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要结合起来，党员要坚持社会职业化，反对那种四不象的工作方式。在斗争策略上反对盲目乱干。为掩护工作，当时由党组织开设的药店，除了同春堂药店外，还有邱焕文开设的同顺兴药店，褚雅青开设的广仁医院，李韶九开设的中美商社。根据工作需要，枣庄党组织于1934年4月将同顺兴药店和中美商社合并，成立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有李微冬任董事长、邱焕文任经理。1935年3月又联合枣庄70余家医院、药店，成立了枣庄医药公会，推举中共党员李韶九为会长，邱焕文、李微冬、褚雅青等为理事。不仅有了合法的职业，而且便于广泛联系群众。为了便于工作，张光中扮作肩挑小贩，经常活动在武穴、临城、大北庄一带，还以贩卖烟丝的名义，来往于夏镇、沛县、临城、枣庄之间，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本来是徐州师范学校毕业生，却装成文盲，拿着老头票（纸币）喊：“先生，请看看这是多少线？”像真的一样。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也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在台儿庄、枣庄、大北庄、南泉、高桥等地一带活动。郭子化除本人行医外，还要丛林与郭致远学医，并取得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结业证。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临时特委与周围几个县的一些党员陆续建立了联系，恢复和建立了周围地区的党组织。为了开辟鲁南山区的工作，特委还先后派郭致远、肖平到峄县大北庄开设了天德堂药店；派邱焕文、王寿山到滕县徐庄（现属山亭区）开设了元德堂药店;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开设了广德堂药店；派丛林和陶洪赢、张洪仁到滕县北辛村开设了乾德堂药店，以这些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二、曲阜二师党组织和“五二〇”事件1931年12月，以曲阜二师为主发起的鲁南7校兖州卧轨截车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恐和注意，遂下决心镇压曲阜二师党的活动。破坏其组织，为达此目的，1932年2月，任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复兴社分子杨书田为二师校长。阴险毒辣的杨书田，到曲阜后先未入校，而是居于校外，匿名暗访，了解二师学生与什么人往来，平时读什么书等等，刺探师生动态。入校后，他表面上维持学校现状，续聘原有教师，甚至打电报从上海请回他在武昌时的老师刘弄潮，还听任学生阅读各类书刊；而暗中却让他带来的训育主任孟心平(学生称其为“老法”，即法西斯）、训育员毛务斋（学生称其为“毛误人”）、军事教官王鲁天等反动党棍，把一批特务冒充学生插入各班，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还在学生宿舍钉上床头牌，写上姓名，早点名，晚查号，以便于控制或逮捕。
这样，他到职后，校内表面上风平浪静，教学正常。在这虚假的“平静”下，学校进步活动仍很活跃，共产党的组织也继续发展。开学不久，中共曲阜特支在曲阜明德中学新建一个支部，指定亓善青负责同该支部联络。亓善青曾两次传达特支指示，沟通情况，指导斗争。明德中学支部负责接头联络的是一个名叫李广春的泰安籍学生。
鉴于杨书田到校后形成的复杂斗争形势，中共曲阜特支重新部署了工作，提出应提高警惕，分散隐蔽活动，谨防敌人破坏；趁杨书田对环境的陌生，积极发展党团员。不久，党员增至30人。
3月，二师共青团小组成立，由孟宪禹、管戈、李杰3人组成，孟宪禹任组长。后又吸收倪培荣、杜效鹏等人入团，团小组遂扩大为团支部，管戈为负责人。
这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曲阜二师支部宣告成立。盟员除部分党团员外，还有一些进步师生。后来，有的非党盟员成为中共党员。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二师支部也同时成立。
3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一姓张的同志到二师检查工作。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孔林孔子墓围墙北面的密林深处，召开了中共曲阜特支扩大会议。程照轩、徐淦田、马宗俊、亓善青、张儒宗、夏天庚、魏钦吾等7人参加。张同志谈了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胶济铁路沿线对敌斗争情况，提出党的工作要打破知识分子圈子，向农村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据此，除了先已在曲阜东南乡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小刀会”外，特支又通过当地同学在城东北书院村和城西北一带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并与邹县的农民协会、兖州的铁路工人密切联系，开展工农运动，其影响远及临沂。
随着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壮大，二师校内举行了一些进步活动。如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纪念大会上，新任音乐教师王云阶（王雪林）指挥全校师生高唱《国际歌》。五一劳动节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召开了纪念大会。进步与反动两派的代表人物在大会上发表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演说，形成了激烈的大辩论，代表进步师生发言的是社会科学教师刘弄潮和国文教师纪子培等。会后，又整队上街，高唱《国际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这些革命活动，虽然打击了反动当局，但也暴露了党的力量。很快，杨书田掌握了曲阜二师共产党的活动和组织状况。
5月20日，韩复榘派其“特别侦谍队”，在第三路军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率领的两个连配合下，于下午3时乘铁甲列车驰赴曲阜。下车后跑步入城，会同兖州的孙桐萱第二十师部分军队及曲阜警备队，在当夜11时突然把二师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空前大逮捕开始了。
这时，多数师生已入睡，只有少数学生还滞留在自.修室。学生寝室及部分教师的宿舍门被猛然踢开，士兵们几人一组，手持大刀把着门，乌黑的枪口指着学生们，谁都不准动，被迫伸出手来，躺在床上听任士兵们乱翻乱搜。毛务斋等训育员，带领一个个穿黑衣的特务，按着黑名单，对照床头牌，逐屋逐床搜查。凡被捕者皆被捆押至校长室，轮番审讯。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共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师生24人。其中有教师刘弄潮、肖寄语、潘希言、郑韻涛、王云阶、尚莫宗6人，学生程照轩、夏天庚、魏钦吾、裴康增、管戈、吴茂橹、毕德湘、李观亭、温如刚、李彩亭（现名李华舫）、张子明、宋广吉、李振明、沈统、李振宇、韩传态、毕儒英、李仲馨18人。
牛振清、徐淦田、亓善青等仅以偶然原因幸免。
清晨，反动派把被捕师生一个个五花大绑，又用绳子连成一串，押赴姚村火车站，关进事先等候在那里的铁甲车转押济南。5月20日后，敌人又在校内外捕人。国文教师纪子培和上年底已离校的陆剑平，以及学生唐德文、刘毓琳、戴子英等被捕。在滨县任教的四级学生李介人亦被追踪逮捕。
据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资料证实，在这次对二师的大逮捕中，共捕去师生50余人，列在黑名单上的人很少有幸免者。
后来，反动派又在青州省立十中、潍县中学、泰安省立三中、济宁省立七中搞了第三次大逮捕，被捕师生亦押济南。
对二师的大逮捕，使反动派得意忘形。侦谍队员们到处宣扬“曲阜二师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曲阜二师的案件是极重要的破获”。敌人对被捕师生施以种种酷刑，如鞭抽、压杠子、火钳烙等。绝大多数师生咬紧牙关，威武不屈。如程照轩被铁钳铬得遍体鱗伤，17岁的管戈被车轮式的审讯和拷打摧残得皮开肉绽，他们都没有吐露一个字。连同狱的刑事犯及刑讯的老法警对他们都十分钦佩和同情。
在监狱中，一个老法警曾教给管戈两句话以对付过堂拷问： “一问三不_，神仙制不得。”管戈抄递另一牢房的夏天庚，夏在后边添了两句：“肉是他们的，骨头是自己的。”转递给程照轩，程又加了一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样，这首狱中明志诗就成了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座右铭和豪迈誓言。教师们被单独关押，以防“赤化”学生。他们也历尽折磨，16斤重的铁脚镣戴了一年半。
被捕的师生绝大数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直至后来，在党组织和各方进步力量营救下出狱。
但也有个别人，如教师肖寄语、学生裴康增，在国民党山东省公安局初审时即变节，肖寄语还在《国民日报》发表《自入共至出共》的叛党文章，出版反动的《曲阜》一书，向敌人献媚。
五二〇大逮捕的第二天，未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百余人被迫离校，其余200多名学生一天没吃饭，感觉前途渺茫，无法安心读书，也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学校只好放假。但杨书田却趁此机会玩弄卑劣手段，突然宣布“闪电式开学”，即通知学生限于某日返校报到复课，规定的时间期限很短。当时学生来自全省各地，有些根本不可能如期返校，而通知却规定误期就取消入学资格。这样，实际上又有计划有目的地变相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开学后，杨书田一反往昔虚伪的姿态，公然在校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次大逮捕，使中共曲阜特支遭到彻底破坏，仅存的个别党员活动极困难，二师进步学生运动转入低潮。
1934年底，共产党员周蓝田（周传基），由于在菏泽中学被敌人严密监视，学习和工作均非常困难，遂由党组织派回原籍泗水县。为便于开展工作，次年，即1935年，周蓝田考入曲阜师范，入十级三班，边学习边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逐步成为进步师生中的核心人物。随之，曲阜师范亦成为曲阜、泗水一带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同时，教师中的进步力量也在逐步发展。一些教师在课堂上下敢于公开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授和宣传。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陈会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教学。附小主任兼地理教师赵春珊讲课时介绍说，苏联十月革命很彻底，“一下子就搞成社会主义了”。他公开表示赞成十月革命。每周讲课时他都讲中国工农红军打到哪里了，打了胜仗还是败仗，进还是退……他的讲授，极大地吸引了学生。语文教师张士维，在课堂上不仅讲革命文学和有人民性的作品，还公开赞扬共产党，劝学生们不要悲观，说中国人民有希望，希望就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课下他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如《丰收》、《阿Q正传》、《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奴隶丛书”中出的新书等。比较进步的教师还有理化教师葛干昌、女生指导员石佩英（陈会文夫人）、事务主任兼美术教师崔祝生、历史教师杜某、音乐教师张某等。
这些进步教师，不但教学受学生欢迎，而且在实际斗争中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如陈会文就曾暗中帮助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员进行反对杨书田的斗争。有的教师与学生互通声息，彼此鼓励，如周蓝田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来曲师前，听人家说二师多好多好，可是来了后一看并不是这样，荷花池及池边垂柳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美，而是死气沉沉。国文教师对这篇文章作了这样一段批语：大自然的春天，是要等待的，而人类的春天，却要我们去创造。周蓝田看后很受启发，从此，这对师生成了思想共鸣、志道同合的挚友。
三、邹县党组织的恢复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1935年春，彭建华和冯起一起把20来名单线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邹县工委。彭建华任工委书记，冯起任组织部长。鉴于严酷的斗争现实，工委一成立就研究确定了“防止破坏，保存力量，慎重发展组织，多搞一些救亡活动”的方针。按照分工，彭建华以到邹西冯庄小学任校长为掩护，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农民贷款合作社”，从事创建武装的准备工作。冯起在县城东门里开办了一处“教育用品合作社”，并以此为基础秘密组织了“读书会”、“救国会”，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培训党的干部，并筹措活动经费。这时保定“群玉山房书店”已被破坏，他们又与曲阜二师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秘密建立了联系，互相传递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小说。“教育用品合作社”除了《团结》、《长城》、《火线》等党内刊物外，还订有20多种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刊物。
四、济宁党组织遭受破坏济宁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恼恨和对济宁七中的注意。1932年2月，国民党济宁县党部派人到七中抓捕进步学生，由于王溥泉的警觉，及时采取了措施，反动派扑了空。国民党县党部就以故意放跑学生的罪名将王溥泉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七中读书会成员刘兴汉。王溥泉被解押到济南。但是敌人这时候并不知道王溥泉是共产党员，也不晓得中共济宁特支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彭畏三校长和党组织多方营救，一个月后王溥泉获释出狱。1932年6月，王溥泉奉省委调遣赴外地工作，刘庆珊接任中共济宁特支书记。刘庆珊根据省委“到工农中去，到城乡中去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暑期毕业后主动到济宁城南大流店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时候，济宁七中校内因党员人数减少，就组建了一个党小组，由颜道东任组长。10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后，刘庆珊在大流店小学被捕。在此前后，还有 —些共产党员分别在七中和外地被捕。中共济宁特支的活动又一次中断。此后，仍有个别党员在济宁坚持斗争，但是党的组织直到抗曰战争爆发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
五、滕县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1931年夏，在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任图书管理员的共产党员王临之，利用暑假回家乡滕县开展活动，并发展了李景黄、李叔铭等人入党。10月，奉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滕县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在滕县城徐家花园正式建立，王临之任书记，李景黄任组织委员，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特支机关设在国民书店内。
1932年初，大坞、峄庄一带的地主武装，逼迫农民缴“团捐”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中共滕县特支当即组织30余个农民代表，到滕县国民党县政府进行“抗捐”请愿。反动当局虽然将农民代表队伍逐散,但终没有收成，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6月，特支又领导了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下令镶修微山湖东大堰，费用全由沿湖百姓负担。湖东每亩地需分摊2〜3块银元。镶修湖堰不仅费用太大，而且直接给湖东农民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引起沿湖30多个乡广大农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滕县特支决定派王临之、刘炳文因势利导去发动、组织沿湖一带农民，开展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停止了这一工程。为此，滕县特支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表扬。7月，在兖州省立四乡师入党的学生渠玉柏，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学籍，回到家乡滕县，参与了中共滕县特支的领导工作。同时，在曲阜省立二师毕业的共产党员马秀三、韩洪叶、李雪斋等也都返回故乡滕县，参加滕县特支领导的活动。
同年夏，特支以国民书店的名义成立了读书会，以掩护党的活动。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青年进步师生及知识分子通过读书会团结在党的周围，从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参加读书会的有董开夫、王右池、黄化民、彭协典、生碧泉、刘守环、马仲川、李湘远、刘干卿、李季民、李文甫等，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先后加入了中共组织。
特支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以合法的形式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开展的，但还是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和警觉。1932年10月13曰，反动当局突然调兵包围了“国民书店”，逮捕了在场的党员渠玉柏和店员雷新修，查封了书店。随之又全城戒严，妄图一网打尽特支全体成员。幸好特支领导闻讯及时转移撤出，并在南阳镇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商定由韩洪业去向山东省委汇报，王临之、李景黄、刘炳文、李雪斋去上海找滕县籍的地下党员李乐平。会后马上疏散了人员，至此，中共滕县特支停止了工作。
王临之等4人到上海找到李乐平后，通过李乐平与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党组织遂与山东党组织联系，证实情况后，即安排他们参加党在上海举办的特别训练班。年底训练结束后，李景黄被派往汉中做兵运工作，因情况有变，辗转于次年2月返回滕县。王临之、李雪斋赴温州做刘珍年部的兵运工作，因刘部哗变，被迫返沪。刘炳文在上海闸北做兵运工作。1933年4月，李乐平被捕入狱，因单线联系中断，王临之、刘炳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被迫返回滕县。此时，滕县军队换防，县长换任，“国民书店”案已无人问及了。
中共滕县特支被破坏后，党在滕县的活动处于低潮。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张学周、李叔铭、李#黄和王右池等，大都在小学任教，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活动。
六、沛县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斗争沛县是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领导下的、特委领导人联系较多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的活动，曾遭到国民党的几次破坏。1935年，郭子化秘密到沛县，恢复建立了中共沛县县委，张光中任县委书记。在特委领导下，不仅积极地开展了武装斗争，而且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1935年5月初，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强征全县民工疏浚大沙河，限期50天完成，规定麦收大忙时也不准回家，并借机搜刮民财，激起全县人民反对。中共沛县县委因势利导，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抗挖大沙河的围城斗争。12日，各乡群众代表集合于沛城开会研究抗工措施。国民党沛县县政府立即出动军警，荷枪实弹，无理逮捕了群众代表赵厚吉、封绪升、刘开业、王孝庄、李善林等，并准备解往徐州。消息传出后，全县人民无不愤慨。13日，各乡群众代表在沛城附近的三教堂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营救被押代表。下午4时许，两万多名群众手持杈把、扫帚、扬场锨，从四面八方汇集于三教堂村举行大会，组织了纠察队，推举了赵剑卿为总指挥。农民队伍打着“大沙河停工请愿团”横幅标语，按照商定的围城范围，把沛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城群众自带干粮，风餐露宿，坚持斗争三天三夜，造成城内缺粮断水，一片混乱。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惊慌失措，忙下令严闭城门，急调各分局的警察前来镇压。前来救援的龙固集分局警察，途中被群众团团围住，收缴了枪支。从沛县到徐州的公路上，堆满了犁、耙、耩子、大车等障碍物。苏民被迫派人与农民代表谈判。在群众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县政府最后不得不答应释放被押的代表和停挖大沙河等项要求。接着，党组织又领导围城群众一面派代表去徐州专署请愿，一面上书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告发苏民在沛县的种种罪行，致使苏民被迫调离沛县，使这次围城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年秋，黄河在山东鄄城县决口。水势汹涌，直入微山湖，造成湖水上涨，沿湖周围一片汪洋，许多村庄墙倒屋塌，庄稼淹没，地主逼粮要债，受灾农民走投无路，纷纷外出讨荒要饭，甚至卖儿卖女。而不法商贩却不顾人民死活，套购大批粮食外运发财。临近年关，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丛衍瑞到沛县巡视工作，调查了解灾情。沿湖一带党员纷纷反映缺粮农民非常痛恨地主和粮商的不法行为，坚决反对他们外运粮食，要求党组织领导他们把地主粮商囤积外运的粮食夺回来分给缺粮群众。丛衍瑞向郭子化汇报了这一情况，郭子化当即派他回沛县领导扒粮斗争，并指示沛县县委坚决支持群众的扒粮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群众饿死。沛县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先后两次领导群众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扒粮斗争，特别是第二次在大屯扒粮的规模更大。当时无锡大粮商与大屯村地主唐庆昌等勾结，收购了十几万斤粮食，装满了十几只大船，准备外运。因天寒封湖未能启程，停泊在苏北堤河的河沟里。沛县县委得悉后，决定发动群众截下这批粮食分给群众，并计划派县委委员王润生率领武装队，保护中心区委和大北区委发动群众。一切准备就绪后，按照预定的时间，男女老少数千人，携麻袋、口袋、箩筐等一齐涌向粮船，用肩扛，用担子挑，扒的扒，运的运，不一会就把十几只船上的粮食扒光运走。驻大屯的警察分局闻讯后前往镇压，预伏的特委武装队予以阻击，掩护扒粮农民安全转移，使这次扒粮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敌人将共产党员韩应玉、丛继谦等人逮捕入狱，以作报复。粮商和地主连遭两次严重打击也不甘心，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报告，说沛县有共产党武装掩护农民扒粮。为此受到追查的沛县国民党当局害怕承认在沛县有共产党武装，只得编造了所谓“镇压饥民扒粮时与土匪武装相遇”的谎言，以此推御责任，敷衍了事。
七、临沂党组织遭受挫折1932年7月，因中共临郯县委的孙镇国等被捕，很快波及到临沂五中党组织的安危。中共山东省委立即派巡视员徐森到临沂五中和其他学校，布置应变计划，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王孝先、戚铭离开学校到沂水南乡苏村一带开展活动。在苏村发展了王光伟、李子仲等入党，建立了苏村交通点。他们经常来往于临沂、沂水之间从事党的活动。调刘盛华、周素芬等去济南，准备送江西苏区学习。临沂五中的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2年10月，展书堂的两个连突然包围了临沂五中，捕去了共产党员刘向正和进步学生陈希洵。王孝先、威铭、何秀芝因事先离校幸免。顿时白色恐怖笼罩全校，大批学生离校出走，五中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6月，赵昭因参加郯马暴动暴露身份，被迫离校，鲁先潮接任书记，陈向道、主继先为委员。1933年9月1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突然包围了三乡师，幸亏支部成员均在校外，敌人没有抓到。事后，校方将鲁先潮、主继先、陈向道、张百川、马培卿等30余名学生以“危险分子”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党的组织在三乡师的活动又一次受到挫折。1934年秋，中共沂水县委委员王涛考入三乡师,1935年春，他先后发展了刘箴厚、马自治、王元本、周锡禧等入党，重建了第三乡师党支部，王涛任书记，并与沂水县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八、费县党组织独立坚持斗争1932年，刘谐和在费县师范讲习所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之后，又把活动的重点转向农村，发展了一些党员。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5月，成立了仲村党支部，鲍天仇任书记，唐军、李祖恩为委员。党员有尚明、商向前、刘子峨、郭华、诸葛昌林、诸葛锦亭、孙宝壁等数十名党员。1933年，临郯县委在尚岩召开会议决定发动苍山暴动后，刘谐和在临沂板泉崖向费县党组织负责人尚明交代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费县党组织直接归临郯县委领导，以后可以建立费县县委。（二)要积极动员费县党员掌握好枪支，了解清楚费县和郯城周围驻军情况，只做预备，不派人直接参加暴动。（三）在费县准备一个掩护点，以备暴动后来此隐蔽。（四）找一名联系临沂、郯城、费县间的交通员。（五)搞好暴动宣传工作。根据刘夫平的指示，尚明决定派朱志诚为交通员，商向前、郭华、李伯瑾、刘子峨去完成其他各项工作任务。7月10日，苍山暴动失败后，刘夫平、马叙卿由朱志诚带领，自临沂船流连夜来到费县城北荣和庄朱志诚家隐蔽，后又转移到大埠村刘子峨家隐蔽3个多月。此间，他们考察了蒙山前的地形，研究了费县党组织建设和组织武装暴动的情况。刘夫平、马叙卿的活动引起费县反动当局察觉，遂决定迅速离开费县，分头寻找上级党组织。临行前，刘夫平、马叙卿在西皋村召开会议，主持成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尚明任书记，陈子未、李伯瑾为委员。刘夫平走后，新成立的临时县委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各领导成员只好分散到各地进行独立活动。
总而言之，1932年至1935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鲁南各地党组织屡受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白色恐怖中，鲁南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人仍独立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鲁南人民的觉醒。
一、枣庄矿区及其周围党组织的恢复1932年7月，枣庄煤矿工人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党的组织遭受破坏之后，工人情绪低落，工贼活动猖狂，资方加强了对工人的监视和控制。韩复榘派第八十一师展书堂部杨传森团驻扎枣庄，配合矿警实行全矿戒严。不仅不准群众集会，就连两三个人在一起聚谈也被当作嫌疑追踪。对旅馆、客栈和来往行人的检查更严，规定凡没有保人者，住店不得超过三天。因此，中共山东省委和徐州特委曾经几次派人到枣庄矿区，都因为没有社会关系无法存身而被迫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徐州特委决定派郭子化®到枣庄，化名庞沛霖，以行医卖药作为职业掩护，恢复和发展枣庄党组织及开展工运工作。他于1932年10月同其七叔父郭春湖，挑着两只小药箱，来到枣庄。经他在枣庄当裁缝学徒的本家侄子郭光耀介绍，住在洋街南门外路西的宋家店。店主宋二，内联警察，外通江湖，在枣庄有些小名气，免去许多检查的麻烦。郭子化初到枣庄，既无上级党组织拨给的活动经费，也没有亲戚朋友接济，完全靠给人看病卖药挣几个钱糊口，生活十分窘困。
1933年1月下旬，沛县的党员丛林（1930年郭子化在沛县孔庄小学任教时发展丛林等七八人入党）接到郭子化调他到枣庄工作的信，并附有给二郎庙杨德斋先生的信。丛林找到杨先生，杨先生看信后，取出十块银元交给丛林，让他转交郭子化。郭子化以此为本钱，于2月间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房开办“同①郭子化，1926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安徽泗县、灵璧，江苏沛县和河南永城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春堂”药店，这才算有了存身之处。后来，此处便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和活动地点。
郭子化认真总结了过去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在枣庄开展工作之初，他就十分注意地下秘密斗争的特点和方法，强调要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掌握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情况下，他广泛地接触劳动群众，多方了解情况，遇到生活困难的人来看病，就少收或不收钱。他常说:“看病是穷汉吃药，富汉拿钱。”因而团结了许多工人和基本群众。他还利用教育青年工人识字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且通过他们串联、团结、联系更多的群众。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先后发展了李长庚、陈二友、梁允才、傅宝兴、王明增、王宝学等十几个工人加入共产党，并于1932年底重新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支部。1933年春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
在恢复和重建中共组织工作中，郭子化坚持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同时也注意在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教育界、医药界、商业界和军政界以及部分农村先后发展了党员。在枣庄警察局里的党员，不断向党组织传送情报，帮助掩护革命同志，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医药界，基本上由党组织掌握。
1933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矿区，指示郭子化今后要以枣庄矿区为中心向外地发展，并根据徐州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负责恢复重建徐州及苏鲁边区党的工作。
冷启英回徐州后的七八月间，由于徐州团特委书记练育才和特委巡视员朱大同被捕叛变，徐州党、团特委负责人孙叔平、冷启英、周斌、孔子寿等先后被捕，徐州特委和所属各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特别是沛县党组织的损失更加惨重。沛县县委书记苗宗藩被捕后，在国民党的诱骗下，同意了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实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登记自首的主张，结果使沛县党组织自上而下遭到严重破坏。从此，郭子化和枣庄矿区党组织就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担当起重建苏鲁边区党组织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当年5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领导矿工再次开展了争取“花红”斗争。矿区工委鉴于上年大罢工争取“花红”斗争失败的教训，决定依靠外工，团结里工，争取矿警，利用资本家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矛盾，开展争取“花红”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尽量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即推动黄色工会出面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以避免军警干预；党的负责人尽量隐蔽，主要让有威望的党外工人作代表出面交涉。因此，党内进行了明确分工和具体组织工作，由王明增、傅宝兴、梁允才、周宗勤、李殿臣、马文元、陈二友等人负责外工的动员发动；王宝增、李长庚、王宝亮等负责向里工的宣传教育；郭日高、李殿臣等负责对矿警的宣传；邱焕文、褚雅青负责社会宣传，争取各界人士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事先进行深入发动群众和周密细致的安排，从而保证了枣庄矿工争花红斗争的顺利进行。
到正式行动这一天，矿工们聚集起来，提出“里外工平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口号和条件，选派出53名代表同中兴公司资方交涉。资本家先是想设宴收买代表,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接着又勾结国民党驻军，以商谈条件为名，将工人代表骗进倶乐部逮捕，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工人们越聚越多，群情激愤。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工人代表，并且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每个外工发给半吨煤作为花红。这是枣庄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分花红斗争的胜利。
这次矿工斗争的胜利，不仅使一两万名外工直接得到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近一年来枣庄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鼓舞和振奋了工人的斗志和情绪。同时也锻炼了刚刚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的战斗能力，学会了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正确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本领，这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革命斗争，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分花红斗争胜利后，随着党组织的影响扩大，又新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地下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和加强。6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改组为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任书记，委员有王明增、傅宝兴、褚雅青等。同月，为了以枣庄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开展工作，根据冷启英来枣庄时的指示精神，中共峄县县委在枣庄成立，郭子化任书记，丛林任宣传委员，陈二友任组织委员。
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1933年11月，郭子化派郭日高去西安，找到了郭子化的同乡同学、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当时任杨虎城的秘书兼《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得到宋绮云在经费上的资助。同春堂药店在原来小草屋的基础上，扩建了两间北屋、两间临街的西屋，垒起了院墙，添置了家具、药橱、柜台等。次年5月，宋绮云借来徐州之机，专程到枣庄找郭子化了解情况。宋返回西安后，又资助了部分活动经费，并经常寄赠《西北文化日报》，帮助枣庄党组织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在经济上，枣庄党组织还得到萧县师范学校校长丁毅忱、徐州食品店老板蒋自明、徐州律师公会会长田慰农、沛县二郎庙的闫希烈等人的资助。
为了更好地掩护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1934年同春堂药店扩建后，郭子化将他的夫人曹氏从邳县老家搬来枣庄，加上丛林、郭致远、肖平、王寿山等这些年轻人当司药，真像一家开药店做生意的。曹氏对地下党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掩护作用。
中共峄县县委成立之后，派丛林、陶洪溆至峄县西部农村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在大小吕巷、武穴、香城一带发展党员，于1934年3月建立了大吕巷、武穴党支部，分别由陶洪瀛、杨培芝任支部书记。同年，褚雅青经常以探亲、巡医为名到滕县沙沟、张阿、郗山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于12月间建立了沙沟党支部，褚子方任书记，褚庆林、褚庆云为委员。
1934年秋冬，郭子化多次派丛林去沛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丛林到沛县后，见到了刚从外地回来的原沛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大北区区委书记丛衍瑞。丛衍瑞在敌人大逮捕和国民党搞自首运动时，外逃到连云港、海州、江西苏区等地去找党组织，但因为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又潜回沛县。丛林回枣庄后，向郭子化汇报了丛衍瑞的情况，决定丛衍瑞在沛县进行恢复沛县党的工作。丛衍瑞又找到刚从外地躲避回来不久的张光中，并和他一起来到枣庄，与郭子化研究以后党组织如何继续活动问题。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应以枣庄矿区为基地，逐步恢复发展各县的工作。这时原有矿区党组织已不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
1935年2月，郭子化召集有张光中、丛衍瑞、王明增、陶洪瀛、李韶九、丛林、郭致远、褚雅青等参加的各地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活动。郭子化任特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和与各县党组织及党员的联系。丛衍瑞为组织委员，负责以台儿庄为基点开展微山湖东地区党的工作。张光中为宣传委员，负责江苏沛县党的工作。丛林为特委秘书，肖平为武装队长。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委在认真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隐蔽、积极发展、积蓄力量、恢复发展和重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的工作方针。在发展党员时要注意质量，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在开展工作时，强调公开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要分开，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要结合起来，党员要坚持社会职业化，反对那种四不象的工作方式。在斗争策略上反对盲目乱干。为掩护工作，当时由党组织开设的药店，除了同春堂药店外，还有邱焕文开设的同顺兴药店，褚雅青开设的广仁医院，李韶九开设的中美商社。根据工作需要，枣庄党组织于1934年4月将同顺兴药店和中美商社合并，成立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有李微冬任董事长、邱焕文任经理。1935年3月又联合枣庄70余家医院、药店，成立了枣庄医药公会，推举中共党员李韶九为会长，邱焕文、李微冬、褚雅青等为理事。不仅有了合法的职业，而且便于广泛联系群众。为了便于工作，张光中扮作肩挑小贩，经常活动在武穴、临城、大北庄一带，还以贩卖烟丝的名义，来往于夏镇、沛县、临城、枣庄之间，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本来是徐州师范学校毕业生，却装成文盲，拿着老头票（纸币）喊：“先生，请看看这是多少线？”像真的一样。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也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在台儿庄、枣庄、大北庄、南泉、高桥等地一带活动。郭子化除本人行医外，还要丛林与郭致远学医，并取得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结业证。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临时特委与周围几个县的一些党员陆续建立了联系，恢复和建立了周围地区的党组织。为了开辟鲁南山区的工作，特委还先后派郭致远、肖平到峄县大北庄开设了天德堂药店；派邱焕文、王寿山到滕县徐庄（现属山亭区）开设了元德堂药店;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开设了广德堂药店；派丛林和陶洪赢、张洪仁到滕县北辛村开设了乾德堂药店，以这些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二、曲阜二师党组织和“五二〇”事件1931年12月，以曲阜二师为主发起的鲁南7校兖州卧轨截车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恐和注意，遂下决心镇压曲阜二师党的活动。破坏其组织，为达此目的，1932年2月，任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复兴社分子杨书田为二师校长。阴险毒辣的杨书田，到曲阜后先未入校，而是居于校外，匿名暗访，了解二师学生与什么人往来，平时读什么书等等，刺探师生动态。入校后，他表面上维持学校现状，续聘原有教师，甚至打电报从上海请回他在武昌时的老师刘弄潮，还听任学生阅读各类书刊；而暗中却让他带来的训育主任孟心平(学生称其为“老法”，即法西斯）、训育员毛务斋（学生称其为“毛误人”）、军事教官王鲁天等反动党棍，把一批特务冒充学生插入各班，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还在学生宿舍钉上床头牌，写上姓名，早点名，晚查号，以便于控制或逮捕。
这样，他到职后，校内表面上风平浪静，教学正常。在这虚假的“平静”下，学校进步活动仍很活跃，共产党的组织也继续发展。开学不久，中共曲阜特支在曲阜明德中学新建一个支部，指定亓善青负责同该支部联络。亓善青曾两次传达特支指示，沟通情况，指导斗争。明德中学支部负责接头联络的是一个名叫李广春的泰安籍学生。
鉴于杨书田到校后形成的复杂斗争形势，中共曲阜特支重新部署了工作，提出应提高警惕，分散隐蔽活动，谨防敌人破坏；趁杨书田对环境的陌生，积极发展党团员。不久，党员增至30人。
3月，二师共青团小组成立，由孟宪禹、管戈、李杰3人组成，孟宪禹任组长。后又吸收倪培荣、杜效鹏等人入团，团小组遂扩大为团支部，管戈为负责人。
这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曲阜二师支部宣告成立。盟员除部分党团员外，还有一些进步师生。后来，有的非党盟员成为中共党员。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二师支部也同时成立。
3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一姓张的同志到二师检查工作。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孔林孔子墓围墙北面的密林深处，召开了中共曲阜特支扩大会议。程照轩、徐淦田、马宗俊、亓善青、张儒宗、夏天庚、魏钦吾等7人参加。张同志谈了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胶济铁路沿线对敌斗争情况，提出党的工作要打破知识分子圈子，向农村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据此，除了先已在曲阜东南乡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小刀会”外，特支又通过当地同学在城东北书院村和城西北一带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并与邹县的农民协会、兖州的铁路工人密切联系，开展工农运动，其影响远及临沂。
随着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壮大，二师校内举行了一些进步活动。如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纪念大会上，新任音乐教师王云阶（王雪林）指挥全校师生高唱《国际歌》。五一劳动节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召开了纪念大会。进步与反动两派的代表人物在大会上发表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演说，形成了激烈的大辩论，代表进步师生发言的是社会科学教师刘弄潮和国文教师纪子培等。会后，又整队上街，高唱《国际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这些革命活动，虽然打击了反动当局，但也暴露了党的力量。很快，杨书田掌握了曲阜二师共产党的活动和组织状况。
5月20日，韩复榘派其“特别侦谍队”，在第三路军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率领的两个连配合下，于下午3时乘铁甲列车驰赴曲阜。下车后跑步入城，会同兖州的孙桐萱第二十师部分军队及曲阜警备队，在当夜11时突然把二师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空前大逮捕开始了。
这时，多数师生已入睡，只有少数学生还滞留在自.修室。学生寝室及部分教师的宿舍门被猛然踢开，士兵们几人一组，手持大刀把着门，乌黑的枪口指着学生们，谁都不准动，被迫伸出手来，躺在床上听任士兵们乱翻乱搜。毛务斋等训育员，带领一个个穿黑衣的特务，按着黑名单，对照床头牌，逐屋逐床搜查。凡被捕者皆被捆押至校长室，轮番审讯。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共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师生24人。其中有教师刘弄潮、肖寄语、潘希言、郑韻涛、王云阶、尚莫宗6人，学生程照轩、夏天庚、魏钦吾、裴康增、管戈、吴茂橹、毕德湘、李观亭、温如刚、李彩亭（现名李华舫）、张子明、宋广吉、李振明、沈统、李振宇、韩传态、毕儒英、李仲馨18人。
牛振清、徐淦田、亓善青等仅以偶然原因幸免。
清晨，反动派把被捕师生一个个五花大绑，又用绳子连成一串，押赴姚村火车站，关进事先等候在那里的铁甲车转押济南。5月20日后，敌人又在校内外捕人。国文教师纪子培和上年底已离校的陆剑平，以及学生唐德文、刘毓琳、戴子英等被捕。在滨县任教的四级学生李介人亦被追踪逮捕。
据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资料证实，在这次对二师的大逮捕中，共捕去师生50余人，列在黑名单上的人很少有幸免者。
后来，反动派又在青州省立十中、潍县中学、泰安省立三中、济宁省立七中搞了第三次大逮捕，被捕师生亦押济南。
对二师的大逮捕，使反动派得意忘形。侦谍队员们到处宣扬“曲阜二师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曲阜二师的案件是极重要的破获”。敌人对被捕师生施以种种酷刑，如鞭抽、压杠子、火钳烙等。绝大多数师生咬紧牙关，威武不屈。如程照轩被铁钳铬得遍体鱗伤，17岁的管戈被车轮式的审讯和拷打摧残得皮开肉绽，他们都没有吐露一个字。连同狱的刑事犯及刑讯的老法警对他们都十分钦佩和同情。
在监狱中，一个老法警曾教给管戈两句话以对付过堂拷问： “一问三不_，神仙制不得。”管戈抄递另一牢房的夏天庚，夏在后边添了两句：“肉是他们的，骨头是自己的。”转递给程照轩，程又加了一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样，这首狱中明志诗就成了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座右铭和豪迈誓言。教师们被单独关押，以防“赤化”学生。他们也历尽折磨，16斤重的铁脚镣戴了一年半。
被捕的师生绝大数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直至后来，在党组织和各方进步力量营救下出狱。
但也有个别人，如教师肖寄语、学生裴康增，在国民党山东省公安局初审时即变节，肖寄语还在《国民日报》发表《自入共至出共》的叛党文章，出版反动的《曲阜》一书，向敌人献媚。
五二〇大逮捕的第二天，未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百余人被迫离校，其余200多名学生一天没吃饭，感觉前途渺茫，无法安心读书，也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学校只好放假。但杨书田却趁此机会玩弄卑劣手段，突然宣布“闪电式开学”，即通知学生限于某日返校报到复课，规定的时间期限很短。当时学生来自全省各地，有些根本不可能如期返校，而通知却规定误期就取消入学资格。这样，实际上又有计划有目的地变相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开学后，杨书田一反往昔虚伪的姿态，公然在校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这次大逮捕，使中共曲阜特支遭到彻底破坏，仅存的个别党员活动极困难，二师进步学生运动转入低潮。
1934年底，共产党员周蓝田（周传基），由于在菏泽中学被敌人严密监视，学习和工作均非常困难，遂由党组织派回原籍泗水县。为便于开展工作，次年，即1935年，周蓝田考入曲阜师范，入十级三班，边学习边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逐步成为进步师生中的核心人物。随之，曲阜师范亦成为曲阜、泗水一带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同时，教师中的进步力量也在逐步发展。一些教师在课堂上下敢于公开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授和宣传。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陈会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教学。附小主任兼地理教师赵春珊讲课时介绍说，苏联十月革命很彻底，“一下子就搞成社会主义了”。他公开表示赞成十月革命。每周讲课时他都讲中国工农红军打到哪里了，打了胜仗还是败仗，进还是退……他的讲授，极大地吸引了学生。语文教师张士维，在课堂上不仅讲革命文学和有人民性的作品，还公开赞扬共产党，劝学生们不要悲观，说中国人民有希望，希望就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课下他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如《丰收》、《阿Q正传》、《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奴隶丛书”中出的新书等。比较进步的教师还有理化教师葛干昌、女生指导员石佩英（陈会文夫人）、事务主任兼美术教师崔祝生、历史教师杜某、音乐教师张某等。
这些进步教师，不但教学受学生欢迎，而且在实际斗争中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如陈会文就曾暗中帮助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员进行反对杨书田的斗争。有的教师与学生互通声息，彼此鼓励，如周蓝田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来曲师前，听人家说二师多好多好，可是来了后一看并不是这样，荷花池及池边垂柳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美，而是死气沉沉。国文教师对这篇文章作了这样一段批语：大自然的春天，是要等待的，而人类的春天，却要我们去创造。周蓝田看后很受启发，从此，这对师生成了思想共鸣、志道同合的挚友。
三、邹县党组织的恢复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1935年春，彭建华和冯起一起把20来名单线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邹县工委。彭建华任工委书记，冯起任组织部长。鉴于严酷的斗争现实，工委一成立就研究确定了“防止破坏，保存力量，慎重发展组织，多搞一些救亡活动”的方针。按照分工，彭建华以到邹西冯庄小学任校长为掩护，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农民贷款合作社”，从事创建武装的准备工作。冯起在县城东门里开办了一处“教育用品合作社”，并以此为基础秘密组织了“读书会”、“救国会”，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培训党的干部，并筹措活动经费。这时保定“群玉山房书店”已被破坏，他们又与曲阜二师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秘密建立了联系，互相传递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小说。“教育用品合作社”除了《团结》、《长城》、《火线》等党内刊物外，还订有20多种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刊物。
四、济宁党组织遭受破坏济宁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恼恨和对济宁七中的注意。1932年2月，国民党济宁县党部派人到七中抓捕进步学生，由于王溥泉的警觉，及时采取了措施，反动派扑了空。国民党县党部就以故意放跑学生的罪名将王溥泉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七中读书会成员刘兴汉。王溥泉被解押到济南。但是敌人这时候并不知道王溥泉是共产党员，也不晓得中共济宁特支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彭畏三校长和党组织多方营救，一个月后王溥泉获释出狱。1932年6月，王溥泉奉省委调遣赴外地工作，刘庆珊接任中共济宁特支书记。刘庆珊根据省委“到工农中去，到城乡中去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暑期毕业后主动到济宁城南大流店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时候，济宁七中校内因党员人数减少，就组建了一个党小组，由颜道东任组长。10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后，刘庆珊在大流店小学被捕。在此前后，还有 —些共产党员分别在七中和外地被捕。中共济宁特支的活动又一次中断。此后，仍有个别党员在济宁坚持斗争，但是党的组织直到抗曰战争爆发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
五、滕县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1931年夏，在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任图书管理员的共产党员王临之，利用暑假回家乡滕县开展活动，并发展了李景黄、李叔铭等人入党。10月，奉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滕县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在滕县城徐家花园正式建立，王临之任书记，李景黄任组织委员，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特支机关设在国民书店内。
1932年初，大坞、峄庄一带的地主武装，逼迫农民缴“团捐”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中共滕县特支当即组织30余个农民代表，到滕县国民党县政府进行“抗捐”请愿。反动当局虽然将农民代表队伍逐散,但终没有收成，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6月，特支又领导了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下令镶修微山湖东大堰，费用全由沿湖百姓负担。湖东每亩地需分摊2〜3块银元。镶修湖堰不仅费用太大，而且直接给湖东农民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引起沿湖30多个乡广大农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滕县特支决定派王临之、刘炳文因势利导去发动、组织沿湖一带农民，开展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停止了这一工程。为此，滕县特支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表扬。7月，在兖州省立四乡师入党的学生渠玉柏，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学籍，回到家乡滕县，参与了中共滕县特支的领导工作。同时，在曲阜省立二师毕业的共产党员马秀三、韩洪叶、李雪斋等也都返回故乡滕县，参加滕县特支领导的活动。
同年夏，特支以国民书店的名义成立了读书会，以掩护党的活动。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青年进步师生及知识分子通过读书会团结在党的周围，从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参加读书会的有董开夫、王右池、黄化民、彭协典、生碧泉、刘守环、马仲川、李湘远、刘干卿、李季民、李文甫等，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先后加入了中共组织。
特支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以合法的形式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开展的，但还是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和警觉。1932年10月13曰，反动当局突然调兵包围了“国民书店”，逮捕了在场的党员渠玉柏和店员雷新修，查封了书店。随之又全城戒严，妄图一网打尽特支全体成员。幸好特支领导闻讯及时转移撤出，并在南阳镇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商定由韩洪业去向山东省委汇报，王临之、李景黄、刘炳文、李雪斋去上海找滕县籍的地下党员李乐平。会后马上疏散了人员，至此，中共滕县特支停止了工作。
王临之等4人到上海找到李乐平后，通过李乐平与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党组织遂与山东党组织联系，证实情况后，即安排他们参加党在上海举办的特别训练班。年底训练结束后，李景黄被派往汉中做兵运工作，因情况有变，辗转于次年2月返回滕县。王临之、李雪斋赴温州做刘珍年部的兵运工作，因刘部哗变，被迫返沪。刘炳文在上海闸北做兵运工作。1933年4月，李乐平被捕入狱，因单线联系中断，王临之、刘炳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被迫返回滕县。此时，滕县军队换防，县长换任，“国民书店”案已无人问及了。
中共滕县特支被破坏后，党在滕县的活动处于低潮。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张学周、李叔铭、李#黄和王右池等，大都在小学任教，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活动。
六、沛县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斗争沛县是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领导下的、特委领导人联系较多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的活动，曾遭到国民党的几次破坏。1935年，郭子化秘密到沛县，恢复建立了中共沛县县委，张光中任县委书记。在特委领导下，不仅积极地开展了武装斗争，而且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1935年5月初，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强征全县民工疏浚大沙河，限期50天完成，规定麦收大忙时也不准回家，并借机搜刮民财，激起全县人民反对。中共沛县县委因势利导，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抗挖大沙河的围城斗争。12日，各乡群众代表集合于沛城开会研究抗工措施。国民党沛县县政府立即出动军警，荷枪实弹，无理逮捕了群众代表赵厚吉、封绪升、刘开业、王孝庄、李善林等，并准备解往徐州。消息传出后，全县人民无不愤慨。13日，各乡群众代表在沛城附近的三教堂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营救被押代表。下午4时许，两万多名群众手持杈把、扫帚、扬场锨，从四面八方汇集于三教堂村举行大会，组织了纠察队，推举了赵剑卿为总指挥。农民队伍打着“大沙河停工请愿团”横幅标语，按照商定的围城范围，把沛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城群众自带干粮，风餐露宿，坚持斗争三天三夜，造成城内缺粮断水，一片混乱。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惊慌失措，忙下令严闭城门，急调各分局的警察前来镇压。前来救援的龙固集分局警察，途中被群众团团围住，收缴了枪支。从沛县到徐州的公路上，堆满了犁、耙、耩子、大车等障碍物。苏民被迫派人与农民代表谈判。在群众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县政府最后不得不答应释放被押的代表和停挖大沙河等项要求。接着，党组织又领导围城群众一面派代表去徐州专署请愿，一面上书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告发苏民在沛县的种种罪行，致使苏民被迫调离沛县，使这次围城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年秋，黄河在山东鄄城县决口。水势汹涌，直入微山湖，造成湖水上涨，沿湖周围一片汪洋，许多村庄墙倒屋塌，庄稼淹没，地主逼粮要债，受灾农民走投无路，纷纷外出讨荒要饭，甚至卖儿卖女。而不法商贩却不顾人民死活，套购大批粮食外运发财。临近年关，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丛衍瑞到沛县巡视工作，调查了解灾情。沿湖一带党员纷纷反映缺粮农民非常痛恨地主和粮商的不法行为，坚决反对他们外运粮食，要求党组织领导他们把地主粮商囤积外运的粮食夺回来分给缺粮群众。丛衍瑞向郭子化汇报了这一情况，郭子化当即派他回沛县领导扒粮斗争，并指示沛县县委坚决支持群众的扒粮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群众饿死。沛县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先后两次领导群众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扒粮斗争，特别是第二次在大屯扒粮的规模更大。当时无锡大粮商与大屯村地主唐庆昌等勾结，收购了十几万斤粮食，装满了十几只大船，准备外运。因天寒封湖未能启程，停泊在苏北堤河的河沟里。沛县县委得悉后，决定发动群众截下这批粮食分给群众，并计划派县委委员王润生率领武装队，保护中心区委和大北区委发动群众。一切准备就绪后，按照预定的时间，男女老少数千人，携麻袋、口袋、箩筐等一齐涌向粮船，用肩扛，用担子挑，扒的扒，运的运，不一会就把十几只船上的粮食扒光运走。驻大屯的警察分局闻讯后前往镇压，预伏的特委武装队予以阻击，掩护扒粮农民安全转移，使这次扒粮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敌人将共产党员韩应玉、丛继谦等人逮捕入狱，以作报复。粮商和地主连遭两次严重打击也不甘心，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报告，说沛县有共产党武装掩护农民扒粮。为此受到追查的沛县国民党当局害怕承认在沛县有共产党武装，只得编造了所谓“镇压饥民扒粮时与土匪武装相遇”的谎言，以此推御责任，敷衍了事。
七、临沂党组织遭受挫折1932年7月，因中共临郯县委的孙镇国等被捕，很快波及到临沂五中党组织的安危。中共山东省委立即派巡视员徐森到临沂五中和其他学校，布置应变计划，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王孝先、戚铭离开学校到沂水南乡苏村一带开展活动。在苏村发展了王光伟、李子仲等入党，建立了苏村交通点。他们经常来往于临沂、沂水之间从事党的活动。调刘盛华、周素芬等去济南，准备送江西苏区学习。临沂五中的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2年10月，展书堂的两个连突然包围了临沂五中，捕去了共产党员刘向正和进步学生陈希洵。王孝先、威铭、何秀芝因事先离校幸免。顿时白色恐怖笼罩全校，大批学生离校出走，五中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6月，赵昭因参加郯马暴动暴露身份，被迫离校，鲁先潮接任书记，陈向道、主继先为委员。1933年9月1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突然包围了三乡师，幸亏支部成员均在校外，敌人没有抓到。事后，校方将鲁先潮、主继先、陈向道、张百川、马培卿等30余名学生以“危险分子”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党的组织在三乡师的活动又一次受到挫折。1934年秋，中共沂水县委委员王涛考入三乡师,1935年春，他先后发展了刘箴厚、马自治、王元本、周锡禧等入党，重建了第三乡师党支部，王涛任书记，并与沂水县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八、费县党组织独立坚持斗争1932年，刘谐和在费县师范讲习所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之后，又把活动的重点转向农村，发展了一些党员。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5月，成立了仲村党支部，鲍天仇任书记，唐军、李祖恩为委员。党员有尚明、商向前、刘子峨、郭华、诸葛昌林、诸葛锦亭、孙宝壁等数十名党员。1933年，临郯县委在尚岩召开会议决定发动苍山暴动后，刘谐和在临沂板泉崖向费县党组织负责人尚明交代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费县党组织直接归临郯县委领导，以后可以建立费县县委。（二)要积极动员费县党员掌握好枪支，了解清楚费县和郯城周围驻军情况，只做预备，不派人直接参加暴动。（三）在费县准备一个掩护点，以备暴动后来此隐蔽。（四）找一名联系临沂、郯城、费县间的交通员。（五)搞好暴动宣传工作。根据刘夫平的指示，尚明决定派朱志诚为交通员，商向前、郭华、李伯瑾、刘子峨去完成其他各项工作任务。7月10日，苍山暴动失败后，刘夫平、马叙卿由朱志诚带领，自临沂船流连夜来到费县城北荣和庄朱志诚家隐蔽，后又转移到大埠村刘子峨家隐蔽3个多月。此间，他们考察了蒙山前的地形，研究了费县党组织建设和组织武装暴动的情况。刘夫平、马叙卿的活动引起费县反动当局察觉，遂决定迅速离开费县，分头寻找上级党组织。临行前，刘夫平、马叙卿在西皋村召开会议，主持成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尚明任书记，陈子未、李伯瑾为委员。刘夫平走后，新成立的临时县委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各领导成员只好分散到各地进行独立活动。
总而言之，1932年至1935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鲁南各地党组织屡受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白色恐怖中，鲁南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人仍独立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鲁南人民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