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四章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反蒋斗争
第一节鲁南七校学生抗日请愿和兖州卧轨截车事件
正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调集兵力大规模 “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在短短4个多月内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震动了全国上下。各阶层爱国人士眼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事变发生后，中共临时中央迅速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9月25日，山东省委下达了《鲁省委通告第一号》，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反日本帝国主义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30日，山东省委又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的宣传大纲，号召工农兵及各界民主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为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东三省，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为积极响应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掀起的赴南京请愿运动，省委指示青岛、济南、曲阜等地的党组织分别组织学生参加请愿行列。一场由青年学生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山东兴起。青岛、济南两地学生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部署，分别组成请愿团于1931年12月上旬乘火车赴南京请愿。但曲阜二师学生却因临时发生重大变故而推迟执行山东省委南下请愿的计划。这个重大变故就是二师校长张郁光被撤职查办。
1931年冬，曲阜、泗水、兖州等数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张郁光校长窝藏、袒护共产党，说二师已成为共产党的大本营，学生都“赤化”了等等，并将攻击传单四处撒贴。寒假前，张郁光从其内兄李澄之处获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要搜捕二师共产党的消息，马上与特支配合做了应变准备：撤离骨干，将任白戈等教师送走，让程照轩、夏天庚、亓善青、管戈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暂到城西一同学家躲避，并一连数夜在学校澡塘焚烧“违禁”书籍。结果，使敌人扑空，一无所获，中共曲阜特支因而未遭破坏。但反动当局并不甘心，旋即宣布将张郁光撤职查办，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迭次传讯，张郁光被迫离校回济南家中，拒不到案。对此，广大进步师生无不愤慨万分，纷纷要求赴济请愿挽留。鉴于这一情势，中共曲阜特支和教务主任陆剑平顺应人心，决定先护校(即挽留张郁光），后南下。随即成立了由戴震之、唐鸿猷（分任正副主席）、朱振清（组织部长）、李佑辰（组织部副部长）、陈善阶（总务部长）、韩连升（今名张天民，宣传部长）、霍杜芬（女，秘书）等学生及附小教师代表张寿民组成的护校委员会。然后，各班选派代表，以学生会名义组织了350人的“挽留张郁光校长赴省请愿团”，提出“不把校长张郁光挽留回来不回学校”。李佑辰任请愿团总指挥。行前，陆剑平找他谈话，一一作了安排，并分析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情况，认为他可能施以武力镇压，大家要准备牺牲;亦可能进行收买，我们要心中有数。请愿团一定要挽留住张校长，以保护二师这块革命阵地。
12月10日，请愿团出发。在姚村车站，李佑辰带领其全班同学卧轨，截下一列火车。站长下令关闭车上门窗，学生们便用砖石将门窗砸开，蜂拥而上并强迫司机开车。
韩复榘闻讯派其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雷太平在济南车站守候。请愿团抵济时，先期到济的朱振清、唐鸿猷告诉大家情况不好，张校长已被通缉，他已避开了。”雷太平要请愿团住车站大楼，并说每人发几毛钱，洗洗澡，下饭馆吃顿饭。但大家不为所动，坚持住省立一师（这时一师学生已南下）。韩复榘派大批军警和宪兵、特务到一师严密监视，并散布流言蜚语，威胁大家。手枪旅的士兵偷偷对学生说：“韩主席给我们一个营发了白腊杆子，叫把你们打出去。”请愿团根据济南的这种形势和张郁光被通缉的新情况，马上开会研究对策，并派纠察队站岗。会议开了一夜，最后决定：取消护校委员会名义，改口号为“南下请愿抗日”，要求省政府派车送他们去南京。
第二天一大早，请愿团全体学生列队到省政府。省府门前，军警荷枪以对，如临大敌。韩复榘派其秘书长张绍堂接见。大家提出 “一定要见韩主席”，并要求：一、挽留校长张郁光；二、释放校抗日救国会李振生、韩传志、单子英三代表（该三位学生在济宁宣传抗日时被捕三、允许赴京请愿。张绍堂拒绝了大家的要求。学生们坚持要见韩复榘。韩复榘无奈，只得接见了学生代表戴震之、唐鸿猷、李佑辰，并假惺惺地答应派车送请愿团南下。然后，在省府大堂接见请愿团全体学生，宣布同意他们去南京，但要到学校整顿整顿再去。学生们见韩已大包大揽地答应，也就同意先回校整顿。这时，韩借口要去西郊阅兵，要在场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CC派大员张華村安排，抽身就走了。张上来假装近乎地说:“我是二师老同学了（张系曲阜二师旧制四级学生——笔者注）……”话未说完，学生们就跺脚表示抗议。张十分尴尬，怕挨打，灰溜溜地坐车跑了。学生们也就整队回了一师。第二天，韩复榘即派雷太平用铁甲列车将他们遣回曲阜。回校后，陆剑平、任白戈等教师已先期转移了。在此形势下，学生会仍不怕困难，积极进行南下请愿的组织发动工作。此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逮捕张郁光，幸有省立高中校长张默生（前任二师校长）从何思源办公室获悉此消息，急告张郁光。张未及返家，即化装逃往北平。当天中午，其家被查抄，张郁光被通缉。不久，张郁光被迫逃往日本。
二师学生返校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胡萍舟即召泰安中心特支负责人到济（曲阜特支属泰安中心特支指导），指示他们，“既已返到曲阜，即在曲阜要车。”①根据中共山东省委这一指示，中共曲阜特支在请愿团返回曲阜后三四天，就发动了南下请愿斗争。为了壮大力量，造成声势，保证胜利，他们决定联合兄弟学校一起行动。于是，以学生会名义发出通知，约请泰安县师、泰安省立三中、兖州第四乡师、济宁第三职业学校、济宁省立七中、曲阜明德中学等校学生齐集兖州共同索车南下。®曲阜二师的请愿队伍有四五百人，每年级一个大队，共5个大队（即后师四、五、六级，前师九、十级）。由学生会及各班代表组成 “南下请愿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次鲁南7校的共同斗争，程照轩、牛振清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设宣传组，以亓善青、夏天庚为主，负责动员发动和对外宣传；外交组（又叫“向站方交涉车辆组”），以裴康增为主，负责与各校联系和交涉车辆。还选拔马宗俊、管毓筠（管戈）、李佑辰、常润山等30多名骨干组成敢死队，准备在向站方交涉车辆不成时夺车南下。15日，宣传组召开了60多人参加的各班积极分子代表会，进一步做思想发动工作。经过三四天的紧张准备和组织发动，大家斗志高昂，热血沸腾，女同学和低年级（十级）小同学也抱定了为国牺牲、为抗日捐躯的决心。
12月16日清晨，请愿队伍启程。他们迎朔风，冒严寒，壮怀激① 见《山东省委三个月份的工作总报告》。
② 见《申报》1931年12月2日《济南通信》烈，徒步30里，浩浩荡荡奔向兖州。傍晚，7校学生共1000多人在兖州车站聚齐。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连菏泽地区的一些学生也来了。津浦路兖州车务分段段长王有容等早已闻风而逃，车站人员和火车司机也跑了。据此，请愿指挥部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申明南下目的，要求派车接请愿团赴京。这时，有人找来了一个副站长，指挥部要他派车，他不敢作主，遂致电请示南京政府铁道部。回电曰：把列车砸了，也不能去（南京）。事已至此，学生们只得决定夺车。当他们看到201次特别快车由北向南驶来时，敢死队全体队员马上勇敢地跑上去卧了轨。在他们带动下，其他同学也趴到冰冷的铁轨上。车被截下了。宣传组立即登车，分头向旅客进行宣传，说明请愿团南下是为了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是爱国的举动，当局不给车，请愿团只有截车。旅客们听后很受感动，纷纷下了车。请愿学生全部登车。但火车却不开。因这列车挂着一节“万国邮车”，站方怕引起国际纠纷，要学生们下车。双方僵持不下。一会儿，那个副站长也跑了。这样，津浦路交通中断，南下列车滞留泰安，北上列车滞留滕县、临城，如此4昼夜。至18日，兖州已滞留旅客四五百人，其中有国民党军上将刘峙的代表刘辉扬。
事情闹大了，韩复榘乃令驻兖州的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派兵乘铁甲车前去弹压。学生们毫不畏惧，趁机向军警们讲演，宣传抗日，并高呼“革命的战士们，掉转你们的枪口，对准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甚至在车站张贴“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标语。同时，指挥部派出部分学生，三五人一组分头去兖州城里和附近乡村宣传南下请愿的意义，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夜晚，大家冒着刺骨寒风，露宿车站。
18日晨，国民党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与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乘专车抵兖。学生们立于路轨上不准开车，并包围了马鸿逵。学生们要他“代为向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交涉，拨给车辆，准其入京。马乃用长途电话与韩谈话，韩答以可在兖州就近设法。马见无办法，乃令学生登其所扣二〇一次平津车。俟彼之专车开出一站后，再行南开，学生当即登车。因车少人多，仅容一半，其余拟俟一次车到兖，再行登车。十二时五分，马之专车开出后，学生专车仍不得开” ®，学生方知上当。
是日晚，韩复榘令泰山号钢甲车于1〇时半开往兖州，接运包括刘辉扬在内的数百名旅客去济南。19日和20日，继续在济南、临城间来回运送滞留各站的旅客，但仍不给学生派车®。
与国民党反动派恰成鲜明对比的是，兖州广大工农群众和工商界人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一连几昼夜主动送饭送水，关心学生生活，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学生。尽管天寒地冻，“风餐露宿苦不堪言”，®病者甚多，但学生们斗志仍旺。
19日，自南京北返的平津和济南请愿学生抵兖，与二师等7校学生会师。双方代表在车厢里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先由平津学生代表报告在京请愿的情况，指出：蒋介石已对请愿学生下了毒手，学生中有的被捕，有的失踪，有的被特务装入麻袋投入长江淹死，“爱国有罪”再次得到证明。和平请愿已无济于事，同学们不必再去南京了，暂且回校休整一下，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斗争。然后，济南代表鹿效曾发言，表示同意，并且说：回到济南后，要到教育厅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示威，砸烂省党部。
会商后，二师请愿指挥部研究决定：中止赴宁，各返本校，准备以后进行其他形式的斗争。当晚，被学生截留之201次列车南开。翌日（20日），除了泰安县师、省立三中学生已于18日先被谷良民遣回外，二师等5校学生亦陆续返校。返校前，二师学生在车站内
①见《申报》931年12月21日《19日济南通信》。
②见《申报》1931年12月19日《济南18日专电》。
③见《申报》1931年以月21日《19日济南通信》。
张贴了“打倒蒋介石”、“拥护苏维埃”等大标语。晚上，乘车到姚村，深夜才回到学校。至此，持续5天4夜的兖州截车斗争宣告结束。
曲阜二师等校学生回校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遏制学生运动，已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一律提前于16日放假。二师学生回校后只好各自返籍，准备开学后再发动新的斗争。
兖州截车斗争是在中共山东省委部署和指导下，由曲阜二师等校党组织具体组织发动的，这是中共领导的进步学生向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尖锐斗争。它虽未达到南下的预期目的，但是宣传了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震惊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揭露了其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和罪恶目的，同时生动地教育了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激励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抗日救国斗争。学生们的爱国壮举，为山东学生运动的历史增添了光荣的一页，与青岛、济南等地的学生斗争一起，成为山东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第二节枣庄煤矿工人大罢工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枣庄中兴煤矿的资本家害怕战争扩大，影响煤炭销路，就压缩生产，减少开支，大量裁减工人。他们用80个人去承担过去140个工人的工作量，用增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维持高额利润，激起了工人的强烈愤慨。4月22日，中共枣庄特委发动4000余名矿工进行罢工。由于资本家的破坏，斗争仅坚持了4天而告结束。后来，资本家又取消了里工每季一吨煤的津贴规定。春季分花红，资本家仅发给里工，外工则没有。一时矿区内外议论纷纷，里工对取消煤炭津贴怨声四起，外工则强烈要求里外工待遇一律平等。
枣庄特委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了矿区形势，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矿工开展争取分花红的罢工斗争。会议号召每个积极分子都要团结三五个工人群众，向他们宣传争取分花红的意义。特委成立了秘密矿区工会，下设17个分会，对全矿工人进行组织发动。工会连夜书写标语、传单。一夜之间，矿区办公大搂门前墙上、井口房、绞车房、连井口大铁架子上也贴满了标语口号。矿工家属也组织了纠察队，全矿大多数外工都行动起来了。
特委决定7月16日上午在峄县城北的十里泉召开工人罢工大会。由于组织严密，反动当局和资本家不了解情况。上午8时许，六七千工人涌向会场，特委书记田位东登台讲话，列举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种种罪恶事实和煤矿的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了要资本家答复的三个条件：（一）减少工作时间，实行8小时工作制；（二）增加工资，里外工平等待遇，取消包工制；（三）要求把多年所欠的红利立即分给外工。会议选出代表与资本家交涉，宣布不答复条件，决不下井。但当工人代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西南门外，却被反动军警持枪拦住，代表队伍被冲散。
特委当即在石碑村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分析了资本家不接见工人代表，表明资本家毫无诚意，可能有新的阴谋，要求继续坚持斗争，并争取里工弟兄的同情和支持。会议还决定，为造成更大的罢工声势，于22日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罢工斗争动员大会，然后进行示威游行，并用两支短枪对付中兴公司门岗，游行队伍冲进公司里，劫走德国矿师柯里克，撤到抱犊圍山区打游击。这是这次罢工的中心目的。会议还研究了会前如何派一批工人化装潜入公司里作内应的有关事宜。
7月22日，数千名工人聚集在枣庄煤矿南部窑神庙广场上，田位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分析了罢工斗争夺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号召里外工弟兄团结起来，共同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坚持到胜利。而后，工人代表一一上台发言。当大会正在紧张进行之际，突然被军警包围，会场一阵大乱。反动军警冲进会场逢人就抓，特委书记田位东和部分工人代表当场被捕。郑乃序等在混乱中冲出敌人的包围。会场被砸，工人四散，枣庄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下午，特委在齐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被捕人员的方案，认为，只有坚持罢工，夺取胜利，才能救出被捕同志。为防止敌人继续破坏，会议决定让身份暴露的人即刻转移，并决定让郑乃序也离开枣庄。郑乃序坚持说:“罢工如同打仗，打仗正在关键时刻，指挥员怎么能离开战场呢?我不能走！ ”他坚持和大家共同斗争。经再三劝说，他才答应转移，工作由朱同云接替，并通知各小组于24日下午6时在十一桶碑处交代工作。
24日下午6时许，当郑乃序往一桶碑处走去时，突然看见佟某和孟某气势汹汹地走来,后面跟着矿警。郑乃序怒骂了一声： “狗杂种，叛徒！”当他想跑开时，一个矿警冲上来刺伤了他的腿，郑乃序不幸被捕。幸好其他人尚未到达，郑乃序为了掩护其他人员，不住地高声叫骂，让前来交接工作的人知道事情突变，以便立即转移，因此其他人才未遭毒手。在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工贼出卖，特委领导人被捕，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遭到失败。
田位东、郑乃序被捕后先关押在中兴公司大楼内。几天后，被押到峄县国民党警备队。国民党峄县县长张裕良几次提审他们，企图劝降，要他们供出党的机密，但每次均遭到义正辞严的回绝。最后敌人又用酷刑拷打，折磨摧残他们的肉体,结果除了得到的是怒骂和痛斥之外，其他一无所获。敌人用尽花招，软硬兼施均遭失败后，只好将他们押往济南。
田位东、郑乃序被押离开峄县时，在大街上、车站上当众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三省，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镇压工农运动，屠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的罪行。许多围观群众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许多人为他们身陷囹圄而痛惜。
到济南后，在敌人法庭上，田位东、郑乃序大义凛然，痛斥敌人,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政府无可奈何，于1932年8月7日，在济南千佛山下将田位东、郑乃序杀害。田位东时年26岁，郑乃序25岁。
1932年8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枣庄这次工运失败的情况。信中写道：“枣庄特支负责的两个同志已于上礼拜牺牲，他们临死时表现得非常坚决，在省政府门前向群众演讲半个小时之久。”
第三节苍山农民暴动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王明'错误路线控制下，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建北方苏维埃》等决议，以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为借口，把那些坚持从实际出发，认为北方不同于经过大革命的南方，不能不顾客观条件随意发动武装起义的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迫使北方各省通过兵变和工农运动全力去搞毫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山东省委和徐州特委在各地发动的十几次农民暴动，均遭受失败。鲁南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鲁南苍山农民暴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32年五一节前后，中共徐州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与鲁南第一支部（马头支部）书记刘之言取得联系，帮助建立了中共郯城县委，刘之言任书记，孙镇国、马叙卿为委员。同年9月，宋鸣时在返回山东省委前，也将在临沂小屯建立的特别支部移交给郯城县委领导。不久，刘之言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将郯城县委改为临郯县委，刘之言任书记，赵叙五、郭云舫、刘谐和、马叙卿为委员。县委下辖4个区委、37个支部、110多个党小组，党员人数发展到350余人。至此，临郯地区的党组织有了统一领导。
中共郯城县委成立之后，于6月上旬，在马头第三完小召开会议，特派员唐东华传达了徐州特委关于迅速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指示，决定于6月25日在离临沂、郯城、费县、邳县县城较远的郯城四哨（今属苍山县）一带举行暴动。这次暴动因筹划过程中发生误会而停止执行。
6月下旬，郯城县委又在马头三小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因意见不一，会议一连开了4天，才通过了组织郯马暴动的决议和具体行动方案。在开会期间，刘之言还组织马头一带小学教师声援了郯城师范讲习所一、二级毕业生向教育局要求保障职业、增加工资的斗争，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倉。一天夜间，郯城警备队突然包围了马头三小，将该校校长宋幼准、刘之言的妹妹刘念熹以及焦矗山等抓走，孙善师、赵昭、王居濯因在校外幸免于难。第二天，敌人又挨家挨户搜查，相继捕去了王居濯、侯品增、胡庆余等人。赵昭虽逃出虎口，但被三乡师开除了学籍。这次暴动由于计划不周，准备不足，又遭反动派镇压，而未能进行。
6月底，郯城县委转移到邳县孟家楼召开会议，总结四哨、郯马暴动未成功的原因，研究新的斗争策略。会上尽管有些人提出，由于前两次暴动都没成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暂时不宜举行暴动的意见。但是唐东华指出，组织暴动是上级党的指示，不能打折扣。接着批判了右倾情绪和等待主义，遂决定在郯城、邳县边的樊家堰再次组织暴动。唐东华要求孟若梦、凌云志、孙镇国、胡维鲁、刘之言及马叙卿去郯邳边的四湖、樊家堰、涝沟和郯城的二区发动群众，在7月15日前各组织起一个大队的武装。结果7月1日，孙镇国、胡维鲁在三捷庄活动时被捕，刘之言、马叙卿等被通缉。11日，唐东华在重坊被捕。®樊家堰暴动夭折。
①唐东华、孙镇国（孙善师）被捕后被押解到济南，不久国民党又逮捕了孙镇国的胞弟、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代理书记孙镇东（孙善帅）。唐东华和孙镇国、孙镇东，以及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等9名党的重要干部于1933年9月18日，在济南洛口被杀害，史称洛口九烈士。樊家堰暴动夭折后，刘谐和到长新桥，马叙卿在临沂北乔家湖一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工作，刘之言在农村隐蔽。几次暴动未能成功，使郯城县委失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郯城县委改建为临郯县委后，刘之言到西大埠（今属苍山县），发展了一批党员。不久，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在西大埠将临郯县委扩建为中共临郯中心县委，领导临沂、郯城、峄县的党组织。
1932年冬，中心县委研究认为：原临郯县委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其下属组织和设在四湖、郯城南关的摩登商店联络点都未被破坏。凌云志在沂武河区组织的秘密武装还得到发展。陈信亭在小屯、颜景伦在芦柞也分别掌握了一部分武器。刘谐和在费县讲习所、临沂板泉崖先后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工作很有成绩。同时，在临费边区的白山、漫溪一带，长城、芦汪子一带的赤色农会会员也发展万余人。因而临郯党组织的主要精力仍是组织农民暴动。
1933年2月，刘之言派陈信亭到济南向山东省委请示，因省委遭受破坏，未能接上关系而返回。5月底，沂水农民暴动的消息传来，刘之言认为应互相配合，随即在尚岩小学召开临、郯、邳党的代表会议，佯称省委已批准了暴动，决定以苍山为中心举行暴动。恰好此时中共临时山东省委书记张恩堂（张北华）亲到临郯巡视，听取了刘之言的汇报，并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时间他表示须待他回省委把沂水暴动情况弄清后再作决定。这次会议对暴动计划进行了具体研究。在张恩堂走后不久，发生了尚岩、向城的国民党军队换防去枣庄准备上车，接防部队尚未到来的新情况，刘之言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尚岩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7月10日举行暴动，并对暴动行动又作了具体分工。
为统一公路南北的行动，尚岩会议后，刘之言又到郯城二区郭家楼召开了路南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危益民、郭谋增、王托山、凌云志、徐腾蚊等。会议制定了暴动十大纲领。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没收外国企业、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四）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五）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政权；（六）改善人民生活；（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实行统一累进税；（九)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的苏联；（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平等的新社会。会议还确定了暴动的策略：抓住上层，团结中层，依靠下层，打击坏蛋。口号是: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坤！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强行派款修城等等。
会后，正当处处抓紧进行准备之际，7月2日，赵家楼地下交通员不慎被涝沟反动武装捕去，凌云志怕交通员暴露目标，就组织武装前去夺人，但人没夺来反而暴露了目标。为防止不测，路南只好提前暴动。凌云志率领起义武装收缴了赵家楼、滩头村地主家的40多支枪支，然后过河找到徐腾蚊、李锡麟，很快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而后暴动队伍攻打了圈子庄。郯城南部的张鲁峰闻讯后也提前行动。四哨、孙庄、司家、凌庄、宋庄、芦柞、沙沟、赵庄、傅家村、前土头、芦汪子等10几个村庄的党员群众，也相继夺取了北哨完小的枪支，连夜南进加入徐腾蚊指挥的暴动队伍。起义队伍很快聚集到300余人。暴动队伍集合后，首先东进仇殷家场，打开了地主刘子钤的粮仓，赈济给贫苦农民，然后又东进围攻张家庄。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家庄地主沈宗珩不支弃圩逃走，起义武装乘胜占领了张家庄。
刘之言听到路南起义武装已提前行动，7月5日，立即在西大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起义。6日黎明，刘之言、刘文漪、王士一、杨冠五、马瑞图等率领西大埠、迷龙一带暴动武装30余人到达苍山，在苍山顶鸣枪3响，竖起分别绣有镰刀斧头标志和“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队”的两面红旗，宣示起义。接着刘之言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成立。誓师大会后，暴动武装下山一举攻占了苍山大圩子、周庄、马巷等村,夺取地主武装，将暴动指挥司令部设在苍山地主刘翔臣家里。这时附近各村的暴动人员陆续聚集到这里，报到编队。
这一天，路南起义队伍返回傅家村，要与路北暴动队伍在苍山会师，在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李占标部和反动民团的截击，起义队伍被打散。
中路暴动开始后，郭云舫去小岭地主赵仲言家中搞枪，被地主关在炮楼里，幸亏田英将赵仲言的儿子赵津衡打伤扣留，赵仲言才被迫拿出3支长枪，一支短枪，并交出郭云舫。田杰等去夏庄搞到地主几支土枪，姜保恩带人打死了恶霸地主刘三，也缴获了几支长枪。刘之言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由苏维埃政府宣布刘三父子的罪恶，宣布没收刘三父子的土地分给农民所有。同时宣布，只要地主不对抗农民武装起义，采取一律给生路政策。随后即开仓放粮，附近农民纷纷前来领粮食，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暴动迅速发展，盛况空前，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暴动队伍迅速聚集到200余人，130余支枪。7、8两日，暴动武装击退了反动地主纠集的民团多次进攻。
9日，国民党第八十一师唐邦植旅到枣庄换防过境于此，其先头部队已到向城，闻苍山暴动，遂奉命回师包围苍山。这时，起义队伍因有很多人外出联络，圩内抵抗力量减弱，大军压境，一些人主张突围转移，但刘之言认为，苍山是暴动队伍的汇合点，如果过早转移，使外地前来集合的暴动队伍扑空，会造成更大损失，不同意马上转移，从而失去了转移的有利时机。因此，起义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10曰晨，唐旅围攻苍山。面对几十倍的强敌，暴动人员毫无惧色，他们提出“革命战士不充孬”的口号，在刘之言、郭云舫的指挥下，拼死拒敌。有的战士赤手空拳与敌人博斗，击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刘之言、郭云舫在敌人攻上来的时候，向敌阵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给蒋介石当炮灰”等口号瓦解敌人士气。起义队伍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下午三四点钟，苍山圩西南角炮楼被敌人炮火轰塌，当场牺牲了5名战士。在战斗中刘之言身负重伤，刘文漪在北门中弹牺牲。组织突围时，郭云舫在突出北门时被俘，刘之言、杨冠五、田英、田杰、张星率领队伍突至秦庄，又从秦庄向小城东方向突围，敌兵•仍紧追不舍。为掩护其他人员突围，刘之言高呼“共产党在这里！ ”把敌人吸引过去，其他人员得以脱险。刘之言被俘，被押送卞庄，在刑场上，他神色自若，痛斥国民党残害人民的罪行，与其他6名战士一起英勇就义。
郭云舫被俘后，国民党八十一师旅长唐邦植亲自审问，威胁利诱没有使他屈服，就义前，沿途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壮烈牺牲。田英转移到金乡，被地主出卖遇害。张星在苍山红花埠被捕，在赴刑场途中反复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到刑场立而不跪，面对刽子手说:“站着砍吧！”然后英勇就义。被杀害的还有共产党人颜承志等53人。
苍山暴动的失败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造成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显示了鲁南人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
第四节邹县党组织及其革命活动
早在1928年冬，邹县进步青年冯起、彭建华、步云亭、王文清、刘仲民等，就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马怀礼(邹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委）领导的邹县农民运动，经受了锻炼。1929年春，部县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冯起等进步青年大部考入国民党邹县县党部举办的“三民主义小学教师训练班”。他们在曲阜二师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倾向共产党。同年冬，训练班结业后，他们大多分配在本县各地小学任教，并经常互相联系，互相勉励，相约积极寻找共产党。
1930年夏，韩维密考取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彭建华考中了聊城三师。分手前，他们又秘密聚会，约法三章：（一)无论身处何境，须以找党为己任；（二）投身革命，永不变心；（三）万一暴露，宁可身死，决不牵连他人。
他们经过多方联系，积极寻觅，终于找到了党组织。1930年韩维密于济南一乡师加入了共青团；翌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校第三任党支部书记和团省委的领导工作。这期间彭建华也在聊城三师由唐健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暑假前，韩维密奉党组织指示，回邹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回到邹县，便匆匆赶到二小找到冯起，畅谈别后的情形和找党的经过，从傍晚一直谈到黎明。几天后便准备介绍冯起、岳春霆、步云亭、吴化民入党，后因吴化民、步云亭外出，未履行组织手续，只有冯起、岳春霆办理了手续，举行了入党仪式，在画的党旗下面庄严宣了誓。7月间，在县立第一小学建立了邹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岳春霆任书记，冯起任组织干事。月底，韩维密因接到一乡师同学的来信，返回济南，同时将邹县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情况报告给省委。从这时起，他负责省委和邹县党组织间的联络工作，直到1933年2月27日被捕。1932年暑假，彭建华因在聊城三师闹学潮，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由此失掉党的关系，返邹后即到邢家村小学教书。冯起得悉后，写信派王文清将其邀来二小任教。不久，彭建华由冯起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了党支部宣传干事。
党支部研究决定：以二小共产党员冯起和进步教师孔香蒲为主，发动一小、二小和三小的进步教师，自己筹集资金，创办《反日救国小传单》。他们自己编写、刻印，以学生会的名义印发，每5天印一期，每期约500份左右。冯起、彭建华等人经常带领学生到集市讲演、散发传单，一直坚持到1933年2月。
同时，冯起和部分进步教师还自筹资金在二小开办了一处“合作书店”。1932年上半年，他们同保定二师和保定“群玉山房书店” 挂上钩，以给小学生购书为名，从保定二师搞书，再通过“群玉山房书店”直接寄给邹县二小冯起。他们采取多种秘密的形式，大力推销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小说，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把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
党支部成立不久，省委派交通员林萍波到邹县指导工作，接头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发展党的组织和整理农协问题。会后，党支部利用冯起、岳春霆于1930年击败竞选对手国民党员韩淑明，当选为县农会干事的合法身份，挂上了县农会的牌子，并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他们先后发展刘仲民、吴化民、盛铁如、张文香、董仪亭等加入了党的组织。
1932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遵照中央关于“党的斗争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指示，派共产党员李益民、于镇泉 (二人均由韩维密在济南介绍入党），随同林萍波一起到邹县开展党的活动。12月，在二小宿舍召开了党员会，以原来的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共邹县委员会，岳春霆任县委书记，冯起任组织委员，李益民任宣传委员，彭建华为委员。林萍波参加指导。同时会议作出了下乡开展农村工作的决议，并按四个地区对党员进行了分工： 彭建华负责城东北，于镇泉以在香城教学为掩护负责城东南，刘仲民、吴化民负责城西南，县委直接负责城里和邹西地区。林萍波也亲自到薄梁、盛楼一带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不久，县委又在城北岗山前的小沙河里召开会议，会上作出三条决定：（一)积极慎重有计划地发展党员，着重吸收工人与贫雇农入党，并建立交通网；(二）确定彭建华、于镇泉以教学为掩护作边区工作；（三）以多样化的艺术的方式向国民党党部作不调和的斗争。事后向省委写了工作报告，由林萍波于春节前回济南时转给省委。此后，冯起、彭建华又发展了董玉炳等3名学生入党，并在二小建立了5人党小组。到党组织遭受破坏时为止，全县共产党员发展到19名，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力量。
1933年2月，山东省委又遭破坏。由于叛徒交出了邹县党组织成员名单，3月间，国民党山东清共委员会特务窜到邹县，逮捕了县委书记岳春霆。冯起、李益民等两次设法营救，皆未成功。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李益民外出，于镇泉逃跑后叛变投敌。从此，部县党组织中断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县委转移到乡村。在此之前，彭建华由于在革命斗争中积极活跃，于1932年寒假被二小辞退。他根据县委指示，通过关系，到城东颜母庄小学任校长。这时候，冯起和进步青年王文清，也先后以新聘教师的身份到该校任教。他们一边教学，一边工作，探听省委的下落。很快结识了当时邹东的进步人士聂秀轩、张景州和县教育委员王绍武等人，并依靠他们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展了学生宋秀生等人入党。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仍得不到省委的音信。而且，冯起到颜母庄后，又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冯起和彭建华不得不分别于暑假前后辞去教师、校长职务，返回邹西家乡。两个月后王文清也离开了颜母庄。
为了寻找省委，冯起、彭建华先后几次到曲阜、泗水秘密探访，但是一直未能找到，他们坚持在邹县开展地下斗争。不久，彭建华和蒋丹亭联络了几个人，在邹城北门里办起了“铭新书店”，李兰亭 (后叛变）当经理，彭建华以店员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冯起也经常到“铭新书店”和彭建华一起阅读进步书籍，研究政治时局。11月，他们再次到曲阜，试图通过省立二师找到省委，结果仍然未能如愿。
第五节夏镇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斗争
夏镇，地处苏鲁两省交界处，当时属江苏沛县和山东滕县所辖。1932年1月，中共沛县县委派张光中@到夏镇一带开辟党的工作。张光中的合法身份是夏镇民众教育馆（国民党办的）庶务。通过民教馆的各种文体活动，张光中广泛接触群众，和进步青年交朋友，培养建党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考验，于1932年的三四月间，先后发展民教馆馆长苗敬一、馆员张素兰(女）、李本智、李善林和炊事员刘洪喜入党，与大庙小学的几名党员一起，建立了中共夏镇支部，张光中任支部书记。5月，张光中又发展“青年读书会” 成员郑安良（又名郑一鸣）入党，并布置郑安良在会员中培养建党对象。6月，发展读书会成员李成祥、张运海（现名张新华）、张建基、金子良、林福荣、姜有吉6人入党，遂建立中共三孔桥支部（读书会成员大多是夏镇南三孔桥人），李成祥任支部书记。7月，发展单兴志、沈光伦、鞠学伦、张绍明、杨传珍、王维新、常德方、王金玉、鲍成瑾、王西元、俞锡涛、潘绍功入党。8月，通过张天刍的关系，张运海考取了沙沟铁路警察。到当年年底，张运海发展铁警申立功、刘玉恒、耿继法、马文香、张子善等8人入党。10月，由张光中主持，分别在夏镇的三八街、盐当街、部城里建立了党支部。三八街党支部书记王维新，副书记沈光伦；盐当街党支部书记金子良，副书记张绍明；部城里党支部书记鞠学伦，副书记常德方。1933年1月，为了领导夏镇地区党组织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和建党工作，张光中在三孔桥召开各党支部正副书记会议，成立了中共夏镇总支部，郑安良当选为辱支书记，下辖三孔桥、盐当街、三八街、部城里、①张光中，当时又名张新亭，1901年生，江苏沛县人，1931年入党。民教馆5个支部，共有党员56人。1933年3月，张中光利用民教馆的合法名义，组织“乡村改进会”，很快发展会员600多人，在大庙小学召开“夏镇乡村改进总会”成立大会，民主选举郑安良为总会长，下设8个分会。共产党组织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对会员进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领导会员向反动政府开展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斗争。1932年秋至1933年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夏镇党组织领导群众先后开展了反高利贷斗争、反封湖斗争、反挖河斗争、反警察迫害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反高利贷斗争。1932年秋后，微山湖一带遭受水灾。灾民饥馑冻馁，生活更加凄苦。国民党沛县县政府发放了一批二分息贷款和救济粮度荒。部城乡乡长庄兴志和夏镇镇长郭成瑾，私吞了救济粮，又将二分息贷款转手以八分息贷给群众，从中渔利。灾民为了活命，不得不贷款，以卖青苗方式折价归还。当时在沛县县政府供职的张天刍将底细透给了张光中，张光中立即召集总支成员商讨对策，决定发动一场反高利贷斗争。夏镇党组织先派鞠学伦、王金安、李保义去乡公所找庄兴志追查救济粮，清算低利变高利贷款。庄兴志耍赖，强调这开支那公用，不愿交待救济粮款的去向，庄的态度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党组织因势利导，动员几百债民拥向乡公所，砸烂了乡公所的牌子，声称要庄的狗命，庄不住地磕头求饶。接着几百人拥向区公所，要求区长刘皋民严惩乡长庄兴志。刘皋民表示答应群众要求：（一）要庄兴志交出救济粮，分给群众；（二）灾民借庄兴志的高利贷，谁借归谁，本息分文不要；（三）罢免庄兴志，由群众另选乡长。斗争结果，庄兴志下了台，官、钱两空。据了解，这笔救济粮款并非庄一人独吞，而是和区、乡、镇长合伙瓜分。于是，张光中、郑安良等又发动了反夏镇镇长郭成瑾（外号郭黑子）贪污的斗争，强令郭清算镇公所帐目。郭成瑾是个流氓无赖，自谓是个穷光蛋，钱被他花光，粮被他耗尽，无力偿还。区长刘皋民害怕引火烧身，即刻答应群众要求，呈报县政府，罢免了郭成瑾镇长职务。反封湖斗争。1933年6月，国民党沛县县政府为霸占湖产，强令封湖，并以区长刘皋民的名义布告沿湖村庄，激起了湖、渔民的强烈不满。夏镇共产党组织为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封湖斗争。党总支书记郑安良和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王志成（人称王老大)具体领导了这场斗争。郑、王组织发动群众，联合开明士绅、社会名流，也成立了一个“封湖委员会”，和反动官府针锋相对，寸草必争。王志成三弟王志美和沛七区通运乡^^一保 (南庄)保长黄建文的弟弟黄建章带船数百只，各架鸭枪、鱼叉伏击沛七区水警队、乡丁的搜查船,迫使区长刘皋民不得不取消封湖命令。
反警察迫害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一面把人民推入内战的血海，一面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夏镇地区反动当局，为迎合上峰，经常派爪牙沿街寻衅，动辄以违警规为借口，刁难、凌辱群众。轻者罚款，重者殴打、关押。
1933年盛夏的一天，沛七区警察分局的警察发现三八街居民安继才门口有块西瓜皮，认为捞钱的机会到了，以违反生活卫生规则的罪名罚安继才大洋5块。不容安继才申辩，破口大骂，拳脚交加，大打出手◊安继才一边挣扎，一边痛斥警察。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大家见理不顺，纷纷指责警察。警察转而威吓群众。被激怒的群众七嘴八舌，一片喊打声。警察见众怒难犯，连忙抱头鼠窜。群众尾追到警察分局门口，吓得警察闭门不出。夏镇党组织得知消息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派人动员各商户罢市，一面派人同警察分局谈判，要求惩办打人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随便打骂群众，无故对群众罚款。夏镇大小商户程度不同地都受过警察的欺侮、勒索，听说罢市惩治警察，无不赞成。于是，所有店门一齐关闭。谈判代表数百人去警察分局，局长赵子勤慑于群众威力，当场赔礼道歉，把警长和肇事警察开除，并答应其他各项要求。翌日，区长刘皋民带人沿街鸣放鞭炮，各商户这才重新开市。反挖河斗争。1933年汛期，大雨倾泻，河水猛涨，大捐河、十字河淤泥积高，挡住了上游常口、汇子湾、沙固堆一带下泻的洪水，不仅淹了湖田，还将影响高坡地的秋种。汇子乡乡长王兆义，袁庄大地主袁某，计划开挖大捐河，排水种麦。王、袁征得沛七区区长刘皋民的同意，并经沛县县政府批准，拨下了以工代赈款若干，用作挖河费用。只挖大捐河，不挖南庄河（庙头河）、十字河。这样，湖水便会积到大捐、南庄一带，使这里的群众深受其害。这就引起了南庄、大捐以北和夏镇以南的群众不满。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挖大捐河的斗争。由王志成、王志美兄弟领头，并得到夏镇的名流士绅张世昌的支持，同区长刘皋民再次展开了斗争。一天，刘皋民乘船到大捐进行鼓动，他的话刚讲了个开头，就被王志美回敬过去：“挖通了大捐河，不挖南庄河、十字河，想把我们这一带人饿死？！ ”众人也齐声呐喊：“要挖三条河都挖，要么都不挖！ ”一群光腚半大孩子，钻到水底，挖出烂泥，扔向刘皋民乘坐的大船。刘皋民气得暴跳如雷，刚要令水警队行凶，忽然从華荡里划出数百只小溜 (木船），鸭枪对准了刘皋民的水警队。刘皋民见状急忙钻进船舱，连喊：“开船！开船！ ”在一片呼喊声中逃回夏镇。大捐河终于没有挖成。
正当夏镇党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1933年夏徐州特委和所属各县党组织相继被破坏，很快波及到夏镇。国民党反动当局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大肆搜捕共产党人。8月，张运海在沙沟车站被捕。9月，夏镇党总支决定让张光中离开夏镇，到外地暂避。10月，夏镇民众教育馆被查封，苗敬一、张素兰逃走，刘洪喜被解雇回家。敌人采取密捕、密放和诱骗自首等手段，使沛县及夏镇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夏镇的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逃往外地躲避，也有的被诱骗自首，党的活动被迫停止。
第六节鲁南党组织独立坚持斗争
一、枣庄矿区及其周围党组织的恢复1932年7月，枣庄煤矿工人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党的组织遭受破坏之后，工人情绪低落，工贼活动猖狂，资方加强了对工人的监视和控制。韩复榘派第八十一师展书堂部杨传森团驻扎枣庄，配合矿警实行全矿戒严。不仅不准群众集会，就连两三个人在一起聚谈也被当作嫌疑追踪。对旅馆、客栈和来往行人的检查更严，规定凡没有保人者，住店不得超过三天。因此，中共山东省委和徐州特委曾经几次派人到枣庄矿区，都因为没有社会关系无法存身而被迫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徐州特委决定派郭子化®到枣庄，化名庞沛霖，以行医卖药作为职业掩护，恢复和发展枣庄党组织及开展工运工作。他于1932年10月同其七叔父郭春湖，挑着两只小药箱，来到枣庄。经他在枣庄当裁缝学徒的本家侄子郭光耀介绍，住在洋街南门外路西的宋家店。店主宋二，内联警察，外通江湖，在枣庄有些小名气，免去许多检查的麻烦。郭子化初到枣庄，既无上级党组织拨给的活动经费，也没有亲戚朋友接济，完全靠给人看病卖药挣几个钱糊口，生活十分窘困。
1933年1月下旬，沛县的党员丛林（1930年郭子化在沛县孔庄小学任教时发展丛林等七八人入党）接到郭子化调他到枣庄工作的信，并附有给二郎庙杨德斋先生的信。丛林找到杨先生，杨先生看信后，取出十块银元交给丛林，让他转交郭子化。郭子化以此为本钱，于2月间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房开办“同①郭子化，1926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安徽泗县、灵璧，江苏沛县和河南永城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春堂”药店，这才算有了存身之处。后来，此处便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和活动地点。
郭子化认真总结了过去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在枣庄开展工作之初，他就十分注意地下秘密斗争的特点和方法，强调要采取 “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掌握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情况下，他广泛地接触劳动群众，多方了解情况，遇到生活困难的人来看病，就少收或不收钱。他常说:“看病是穷汉吃药，富汉拿钱。”因而团结了许多工人和基本群众。他还利用教育青年工人识字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且通过他们串联、团结、联系更多的群众。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先后发展了李长庚、陈二友、梁允才、傅宝兴、王明增、王宝学等十几个工人加入共产党，并于1932年底重新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支部。1933年春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
在恢复和重建中共组织工作中，郭子化坚持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同时也注意在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教育界、医药界、商业界和军政界以及部分农村先后发展了党员。在枣庄警察局里的党员，不断向党组织传送情报，帮助掩护革命同志，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医药界，基本上由党组织掌握。
1933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矿区，指示郭子化今后要以枣庄矿区为中心向外地发展，并根据徐州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负责恢复重建徐州及苏鲁边区党的工作。
冷启英回徐州后的七八月间，由于徐州团特委书记练育才和特委巡视员朱大同被捕叛变，徐州党、团特委负责人孙叔平、冷启英、周斌、孔子寿等先后被捕，徐州特委和所属各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特别是沛县党组织的损失更加惨重。沛县县委书记苗宗藩被捕后，在国民党的诱骗下，同意了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实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登记自首的主张，结果使沛县党组织自上而下遭到严重破坏。从此，郭子化和枣庄矿区党组织就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担当起重建苏鲁边区党组织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当年5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领导矿工再次开展了争取“花红”斗争。矿区工委鉴于上年大罢工争取“花红”斗争失败的教训，决定依靠外工，团结里工，争取矿警，利用资本家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矛盾，开展争取“花红”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尽量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即推动黄色工会出面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以避免军警干预；党的负责人尽量隐蔽，主要让有威望的党外工人作代表出面交涉。因此，党内进行了明确分工和具体组织工作，由王明增、傅宝兴、梁允才、周宗勤、李殿臣、马文元、陈二友等人负责外工的动员发动；王宝增、李长庚、王宝亮等负责向里工的宣传教育；郭日高、李殿臣等负责对矿警的宣传；邱焕文、褚雅青负责社会宣传，争取各界人士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事先进行深入发动群众和周密细致的安排，从而保证了枣庄矿工争花红斗争的顺利进行。
到正式行动这一天，矿工们聚集起来，提出“里外工平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口号和条件，选派出53名代表同中兴公司资方交涉。资本家先是想设宴收买代表,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接着又勾结国民党驻军，以商谈条件为名，将工人代表骗进倶乐部逮捕，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工人们越聚越多，群情激愤。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工人代表，并且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每个外工发给半吨煤作为花红。这是枣庄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分花红斗争的胜利。
这次矿工斗争的胜利，不仅使一两万名外工直接得到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近一年来枣庄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鼓舞和振奋了工人的斗志和情绪。同时也锻炼了刚刚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的战斗能力，学会了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正确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本领，这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革命斗争，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分花红斗争胜利后，随着党组织的影响扩大，又新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地下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和加强。6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改组为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任书记，委员有王明增、傅宝兴、褚雅青等。同月，为了以枣庄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开展工作，根据冷启英来枣庄时的指示精神，中共峄县县委在枣庄成立，郭子化任书记，丛林任宣传委员，陈二友任组织委员。
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1933年11月，郭子化派郭日高去西安，找到了郭子化的同乡同学、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当时任杨虎城的秘书兼《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得到宋绮云在经费上的资助。同春堂药店在原来小草屋的基础上，扩建了两间北屋、两间临街的西屋，垒起了院墙，添置了家具、药橱、柜台等。次年5月，宋绮云借来徐州之机，专程到枣庄找郭子化了解情况。宋返回西安后，又资助了部分活动经费，并经常寄赠《西北文化日报》，帮助枣庄党组织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在经济上，枣庄党组织还得到萧县师范学校校长丁毅忱、徐州食品店老板蒋自明、徐州律师公会会长田慰农、沛县二郎庙的闫希烈等人的资助。
为了更好地掩护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1934年同春堂药店扩建后，郭子化将他的夫人曹氏从邳县老家搬来枣庄，加上丛林、郭致远、肖平、王寿山等这些年轻人当司药，真像一家开药店做生意的。曹氏对地下党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掩护作用。
中共峄县县委成立之后，派丛林、陶洪溆至峄县西部农村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在大小吕巷、武穴、香城一带发展党员，于1934年3月建立了大吕巷、武穴党支部，分别由陶洪瀛、杨培芝任支部书记。同年，褚雅青经常以探亲、巡医为名到滕县沙沟、张阿、郗山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于12月间建立了沙沟党支部，褚子方任书记，褚庆林、褚庆云为委员。
1934年秋冬，郭子化多次派丛林去沛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丛林到沛县后，见到了刚从外地回来的原沛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大北区区委书记丛衍瑞。丛衍瑞在敌人大逮捕和国民党搞自首运动时，外逃到连云港、海州、江西苏区等地去找党组织，但因为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又潜回沛县。丛林回枣庄后，向郭子化汇报了丛衍瑞的情况，决定丛衍瑞在沛县进行恢复沛县党的工作。丛衍瑞又找到刚从外地躲避回来不久的张光中，并和他一起来到枣庄，与郭子化研究以后党组织如何继续活动问题。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应以枣庄矿区为基地，逐步恢复发展各县的工作。这时原有矿区党组织已不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
1935年2月，郭子化召集有张光中、丛衍瑞、王明增、陶洪瀛、李韶九、丛林、郭致远、褚雅青等参加的各地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活动。郭子化任特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和与各县党组织及党员的联系。丛衍瑞为组织委员，负责以台儿庄为基点开展微山湖东地区党的工作。张光中为宣传委员，负责江苏沛县党的工作。丛林为特委秘书，肖平为武装队长。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委在认真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隐蔽、积极发展、积蓄力量、恢复发展和重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的工作方针。在发展党员时要注意质量，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在开展工作时，强调公开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要分开，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要结合起来，党员要坚持社会职业化，反对那种四不象的工作方式。在斗争策略上反对盲目乱干。为掩护工作，当时由党组织开设的药店，除了同春堂药店外，还有邱焕文开设的同顺兴药店，褚雅青开设的广仁医院，李韶九开设的中美商社。根据工作需要，枣庄党组织于1934年4月将同顺兴药店和中美商社合并，成立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有李微冬任董事长、邱焕文任经理。1935年3月又联合枣庄70余家医院、药店，成立了枣庄医药公会，推举中共党员李韶九为会长，邱焕文、李微冬、褚雅青等为理事。不仅有了合法的职业，而且便于广泛联系群众。为了便于工作，张光中扮作肩挑小贩，经常活动在武穴、临城、大北庄一带，还以贩卖烟丝的名义，来往于夏镇、沛县、临城、枣庄之间，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本来是徐州师范学校毕业生，却装成文盲，拿着老头票（纸币）喊：“先生，请看看这是多少线？”像真的一样。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也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在台儿庄、枣庄、大北庄、南泉、高桥等地一带活动。郭子化除本人行医外，还要丛林与郭致远学医，并取得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结业证。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临时特委与周围几个县的一些党员陆续建立了联系，恢复和建立了周围地区的党组织。为了开辟鲁南山区的工作，特委还先后派郭致远、肖平到峄县大北庄开设了天德堂药店；派邱焕文、王寿山到滕县徐庄（现属山亭区）开设了元德堂药店;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开设了广德堂药店；派丛林和陶洪赢、张洪仁到滕县北辛村开设了乾德堂药店，以这些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二、曲阜二师党组织和“五二〇”事件1931年12月，以曲阜二师为主发起的鲁南7校兖州卧轨截车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恐和注意，遂下决心镇压曲阜二师党的活动。破坏其组织，为达此目的，1932年2月，任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复兴社分子杨书田为二师校长。阴险毒辣的杨书田，到曲阜后先未入校，而是居于校外，匿名暗访，了解二师学生与什么人往来，平时读什么书等等，刺探师生动态。入校后，他表面上维持学校现状，续聘原有教师，甚至打电报从上海请回他在武昌时的老师刘弄潮，还听任学生阅读各类书刊；而暗中却让他带来的训育主任孟心平(学生称其为“老法”，即法西斯）、训育员毛务斋（学生称其为“毛误人”）、军事教官王鲁天等反动党棍，把一批特务冒充学生插入各班，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还在学生宿舍钉上床头牌，写上姓名，早点名，晚查号，以便于控制或逮捕。
这样，他到职后，校内表面上风平浪静，教学正常。在这虚假的 “平静”下，学校进步活动仍很活跃，共产党的组织也继续发展。开学不久，中共曲阜特支在曲阜明德中学新建一个支部，指定亓善青负责同该支部联络。亓善青曾两次传达特支指示，沟通情况，指导斗争。明德中学支部负责接头联络的是一个名叫李广春的泰安籍学生。
鉴于杨书田到校后形成的复杂斗争形势，中共曲阜特支重新部署了工作，提出应提高警惕，分散隐蔽活动，谨防敌人破坏；趁杨书田对环境的陌生，积极发展党团员。不久，党员增至30人。
3月，二师共青团小组成立，由孟宪禹、管戈、李杰3人组成，孟宪禹任组长。后又吸收倪培荣、杜效鹏等人入团，团小组遂扩大为团支部，管戈为负责人。
这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曲阜二师支部宣告成立。盟员除部分党团员外，还有一些进步师生。后来，有的非党盟员成为中共党员。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二师支部也同时成立。
3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一姓张的同志到二师检查工作。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孔林孔子墓围墙北面的密林深处，召开了中共曲阜特支扩大会议。程照轩、徐淦田、马宗俊、亓善青、张儒宗、夏天庚、魏钦吾等7人参加。张同志谈了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胶济铁路沿线对敌斗争情况，提出党的工作要打破知识分子圈子，向农村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据此，除了先已在曲阜东南乡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小刀会”外，特支又通过当地同学在城东北书院村和城西北一带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并与邹县的农民协会、兖州的铁路工人密切联系，开展工农运动，其影响远及临沂。
随着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壮大，二师校内举行了一些进步活动。如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纪念大会上，新任音乐教师王云阶（王雪林）指挥全校师生高唱《国际歌》。五一劳动节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召开了纪念大会。进步与反动两派的代表人物在大会上发表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演说，形成了激烈的大辩论，代表进步师生发言的是社会科学教师刘弄潮和国文教师纪子培等。会后，又整队上街，高唱《国际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这些革命活动，虽然打击了反动当局，但也暴露了党的力量。很快，杨书田掌握了曲阜二师共产党的活动和组织状况。
5月20日，韩复榘派其“特别侦谍队”，在第三路军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率领的两个连配合下，于下午3时乘铁甲列车驰赴曲阜。下车后跑步入城，会同兖州的孙桐萱第二十师部分军队及曲阜警备队，在当夜11时突然把二师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空前大逮捕开始了。
这时，多数师生已入睡，只有少数学生还滞留在自.修室。学生寝室及部分教师的宿舍门被猛然踢开，士兵们几人一组，手持大刀把着门，乌黑的枪口指着学生们，谁都不准动，被迫伸出手来，躺在床上听任士兵们乱翻乱搜。毛务斋等训育员，带领一个个穿黑衣的特务，按着黑名单，对照床头牌，逐屋逐床搜查。凡被捕者皆被捆押至校长室，轮番审讯。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共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师生24人。其中有教师刘弄潮、肖寄语、潘希言、郑韻涛、王云阶、尚莫宗6人，学生程照轩、夏天庚、魏钦吾、裴康增、管戈、吴茂橹、毕德湘、李观亭、温如刚、李彩亭（现名李华舫）、张子明、宋广吉、李振明、沈统、李振宇、韩传态、毕儒英、李仲馨18人。
牛振清、徐淦田、亓善青等仅以偶然原因幸免。
清晨，反动派把被捕师生一个个五花大绑，又用绳子连成一串，押赴姚村火车站，关进事先等候在那里的铁甲车转押济南。5月20日后，敌人又在校内外捕人。国文教师纪子培和上年底已离校的陆剑平，以及学生唐德文、刘毓琳、戴子英等被捕。在滨县任教的四级学生李介人亦被追踪逮捕。
据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资料证实，在这次对二师的大逮捕中，共捕去师生50余人，列在黑名单上的人很少有幸免者。
后来，反动派又在青州省立十中、潍县中学、泰安省立三中、济宁省立七中搞了第三次大逮捕，被捕师生亦押济南。
对二师的大逮捕，使反动派得意忘形。侦谍队员们到处宣扬 “曲阜二师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曲阜二师的案件是极重要的破获”。敌人对被捕师生施以种种酷刑，如鞭抽、压杠子、火钳烙等。绝大多数师生咬紧牙关，威武不屈。如程照轩被铁钳铬得遍体鱗伤，17岁的管戈被车轮式的审讯和拷打摧残得皮开肉绽，他们都没有吐露一个字。连同狱的刑事犯及刑讯的老法警对他们都十分钦佩和同情。
在监狱中，一个老法警曾教给管戈两句话以对付过堂拷问： “一问三不_，神仙制不得。”管戈抄递另一牢房的夏天庚，夏在后边添了两句：“肉是他们的，骨头是自己的。”转递给程照轩，程又加了一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这样，这首狱中明志诗就成了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座右铭和豪迈誓言。
教师们被单独关押，以防“赤化”学生。他们也历尽折磨，16斤重的铁脚镣戴了一年半。
被捕的师生绝大数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直至后来，在党组织和各方进步力量营救下出狱。
但也有个别人，如教师肖寄语、学生裴康增，在国民党山东省公安局初审时即变节，肖寄语还在《国民日报》发表《自入共至出共》的叛党文章，出版反动的《曲阜》一书，向敌人献媚。
五二〇大逮捕的第二天，未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百余人被迫离校，其余200多名学生一天没吃饭，感觉前途渺茫，无法安心读书，也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学校只好放假。但杨书田却趁此机会玩弄卑劣手段，突然宣布“闪电式开学”，即通知学生限于某日返校报到复课，规定的时间期限很短。当时学生来自全省各地，有些根本不可能如期返校，而通知却规定误期就取消入学资格。这样，实际上又有计划有目的地变相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
开学后，杨书田一反往昔虚伪的姿态，公然在校内实行法西斯统治。
这次大逮捕，使中共曲阜特支遭到彻底破坏，仅存的个别党员活动极困难，二师进步学生运动转入低潮。
1934年底，共产党员周蓝田（周传基），由于在菏泽中学被敌人严密监视，学习和工作均非常困难，遂由党组织派回原籍泗水县。为便于开展工作，次年，即1935年，周蓝田考入曲阜师范，入十级三班，边学习边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逐步成为进步师生中的核心人物。随之，曲阜师范亦成为曲阜、泗水一带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同时，教师中的进步力量也在逐步发展。一些教师在课堂上下敢于公开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授和宣传。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陈会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教学。附小主任兼地理教师赵春珊讲课时介绍说，苏联十月革命很彻底，“一下子就搞成社会主义了”。他公开表示赞成十月革命。每周讲课时他都讲中国工农红军打到哪里了，打了胜仗还是败仗，进还是退……他的讲授，极大地吸引了学生。语文教师张士维，在课堂上不仅讲革命文学和有人民性的作品，还公开赞扬共产党，劝学生们不要悲观，说中国人民有希望，希望就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课下他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如《丰收》、《阿Q正传》、《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奴隶丛书”中出的新书等。比较进步的教师还有理化教师葛干昌、女生指导员石佩英（陈会文夫人）、事务主任兼美术教师崔祝生、历史教师杜某、音乐教师张某等。
这些进步教师，不但教学受学生欢迎，而且在实际斗争中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如陈会文就曾暗中帮助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员进行反对杨书田的斗争。有的教师与学生互通声息，彼此鼓励，如周蓝田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来曲师前，听人家说二师多好多好，可是来了后一看并不是这样，荷花池及池边垂柳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美，而是死气沉沉。国文教师对这篇文章作了这样一段批语：大自然的春天，是要等待的，而人类的春天，却要我们去创造。周蓝田看后很受启发，从此，这对师生成了思想共鸣、志道同合的挚友。
三、邹县党组织的恢复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1935年春，彭建华和冯起一起把20来名单线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邹县工委。彭建华任工委书记，冯起任组织部长。鉴于严酷的斗争现实，工委一成立就研究确定了“防止破坏，保存力量，慎重发展组织，多搞一些救亡活动”的方针。按照分工，彭建华以到邹西冯庄小学任校长为掩护，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农民贷款合作社”，从事创建武装的准备工作。冯起在县城东门里开办了一处“教育用品合作社”，并以此为基础秘密组织了“读书会”、“救国会”，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培训党的干部，并筹措活动经费。这时保定“群玉山房书店”已被破坏，他们又与曲阜二师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秘密建立了联系，互相传递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小说。“教育用品合作社”除了《团结》、《长城》、《火线》等党内刊物外，还订有20多种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刊物。
四、济宁党组织遭受破坏济宁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恼恨和对济宁七中的注意。1932年2月，国民党济宁县党部派人到七中抓捕进步学生，由于王溥泉的警觉，及时采取了措施，反动派扑了空。国民党县党部就以故意放跑学生的罪名将王溥泉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七中读书会成员刘兴汉。王溥泉被解押到济南。但是敌人这时候并不知道王溥泉是共产党员，也不晓得中共济宁特支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彭畏三校长和党组织多方营救，一个月后王溥泉获释出狱。1932年6月，王溥泉奉省委调遣赴外地工作，刘庆珊接任中共济宁特支书记。刘庆珊根据省委“到工农中去，到城乡中去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暑期毕业后主动到济宁城南大流店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时候，济宁七中校内因党员人数减少，就组建了一个党小组，由颜道东任组长。10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后，刘庆珊在大流店小学被捕。在此前后，还有 —些共产党员分别在七中和外地被捕。中共济宁特支的活动又一次中断。此后，仍有个别党员在济宁坚持斗争，但是党的组织直到抗曰战争爆发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
五、滕县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1931年夏，在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任图书管理员的共产党员王临之，利用暑假回家乡滕县开展活动，并发展了李景黄、李叔铭等人入党。10月，奉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滕县特别支部（简称特支） 在滕县城徐家花园正式建立，王临之任书记，李景黄任组织委员，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特支机关设在国民书店内。
1932年初，大坞、峄庄一带的地主武装，逼迫农民缴“团捐”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中共滕县特支当即组织30余个农民代表，到滕县国民党县政府进行“抗捐”请愿。反动当局虽然将农民代表队伍逐散,但终没有收成，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6月，特支又领导了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下令镶修微山湖东大堰，费用全由沿湖百姓负担。湖东每亩地需分摊2〜3块银元。镶修湖堰不仅费用太大，而且直接给湖东农民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引起沿湖30多个乡广大农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滕县特支决定派王临之、刘炳文因势利导去发动、组织沿湖一带农民，开展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停止了这一工程。为此，滕县特支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表扬。7月，在兖州省立四乡师入党的学生渠玉柏，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学籍，回到家乡滕县，参与了中共滕县特支的领导工作。同时，在曲阜省立二师毕业的共产党员马秀三、韩洪叶、李雪斋等也都返回故乡滕县，参加滕县特支领导的活动。
同年夏，特支以国民书店的名义成立了读书会，以掩护党的活动。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青年进步师生及知识分子通过读书会团结在党的周围，从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参加读书会的有董开夫、王右池、黄化民、彭协典、生碧泉、刘守环、马仲川、李湘远、刘干卿、李季民、李文甫等，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先后加入了中共组织。
特支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以合法的形式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开展的，但还是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和警觉。1932年10月13曰，反动当局突然调兵包围了“国民书店”，逮捕了在场的党员渠玉柏和店员雷新修，查封了书店。随之又全城戒严，妄图一网打尽特支全体成员。幸好特支领导闻讯及时转移撤出，并在南阳镇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商定由韩洪业去向山东省委汇报，王临之、李景黄、刘炳文、李雪斋去上海找滕县籍的地下党员李乐平。会后马上疏散了人员，至此，中共滕县特支停止了工作。
王临之等4人到上海找到李乐平后，通过李乐平与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党组织遂与山东党组织联系，证实情况后，即安排他们参加党在上海举办的特别训练班。年底训练结束后，李景黄被派往汉中做兵运工作，因情况有变，辗转于次年2月返回滕县。王临之、李雪斋赴温州做刘珍年部的兵运工作，因刘部哗变，被迫返沪。刘炳文在上海闸北做兵运工作。1933年4月，李乐平被捕入狱，因单线联系中断，王临之、刘炳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被迫返回滕县。此时，滕县军队换防，县长换任，“国民书店”案已无人问及了。
中共滕县特支被破坏后，党在滕县的活动处于低潮。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张学周、李叔铭、李#黄和王右池等，大都在小学任教，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活动。
六、沛县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斗争沛县是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领导下的、特委领导人联系较多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的活动，曾遭到国民党的几次破坏。1935年，郭子化秘密到沛县，恢复建立了中共沛县县委，张光中任县委书记。在特委领导下，不仅积极地开展了武装斗争，而且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1935年5月初，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强征全县民工疏浚大沙河，限期50天完成，规定麦收大忙时也不准回家，并借机搜刮民财，激起全县人民反对。中共沛县县委因势利导，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抗挖大沙河的围城斗争。12日，各乡群众代表集合于沛城开会研究抗工措施。国民党沛县县政府立即出动军警，荷枪实弹，无理逮捕了群众代表赵厚吉、封绪升、刘开业、王孝庄、李善林等，并准备解往徐州。消息传出后，全县人民无不愤慨。13日，各乡群众代表在沛城附近的三教堂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营救被押代表。下午4时许，两万多名群众手持杈把、扫帚、扬场锨，从四面八方汇集于三教堂村举行大会，组织了纠察队，推举了赵剑卿为总指挥。农民队伍打着“大沙河停工请愿团”横幅标语，按照商定的围城范围，把沛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城群众自带干粮，风餐露宿，坚持斗争三天三夜，造成城内缺粮断水，一片混乱。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惊慌失措，忙下令严闭城门，急调各分局的警察前来镇压。前来救援的龙固集分局警察，途中被群众团团围住，收缴了枪支。从沛县到徐州的公路上，堆满了犁、耙、耩子、大车等障碍物。苏民被迫派人与农民代表谈判。在群众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县政府最后不得不答应释放被押的代表和停挖大沙河等项要求。接着，党组织又领导围城群众一面派代表去徐州专署请愿，一面上书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告发苏民在沛县的种种罪行，致使苏民被迫调离沛县，使这次围城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年秋，黄河在山东鄄城县决口。水势汹涌，直入微山湖，造成湖水上涨，沿湖周围一片汪洋，许多村庄墙倒屋塌，庄稼淹没，地主逼粮要债，受灾农民走投无路，纷纷外出讨荒要饭，甚至卖儿卖女。而不法商贩却不顾人民死活，套购大批粮食外运发财。临近年关，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丛衍瑞到沛县巡视工作，调查了解灾情。沿湖一带党员纷纷反映缺粮农民非常痛恨地主和粮商的不法行为，坚决反对他们外运粮食，要求党组织领导他们把地主粮商囤积外运的粮食夺回来分给缺粮群众。丛衍瑞向郭子化汇报了这一情况，郭子化当即派他回沛县领导扒粮斗争，并指示沛县县委坚决支持群众的扒粮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群众饿死。沛县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先后两次领导群众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扒粮斗争，特别是第二次在大屯扒粮的规模更大。当时无锡大粮商与大屯村地主唐庆昌等勾结，收购了十几万斤粮食，装满了十几只大船，准备外运。因天寒封湖未能启程，停泊在苏北堤河的河沟里。沛县县委得悉后，决定发动群众截下这批粮食分给群众，并计划派县委委员王润生率领武装队，保护中心区委和大北区委发动群众。一切准备就绪后，按照预定的时间，男女老少数千人，携麻袋、口袋、箩筐等一齐涌向粮船，用肩扛，用担子挑，扒的扒，运的运，不一会就把十几只船上的粮食扒光运走。驻大屯的警察分局闻讯后前往镇压，预伏的特委武装队予以阻击，掩护扒粮农民安全转移，使这次扒粮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敌人将共产党员韩应玉、丛继谦等人逮捕入狱，以作报复。粮商和地主连遭两次严重打击也不甘心，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报告，说沛县有共产党武装掩护农民扒粮。为此受到追查的沛县国民党当局害怕承认在沛县有共产党武装，只得编造了所谓“镇压饥民扒粮时与土匪武装相遇”的谎言，以此推御责任，敷衍了事。
七、临沂党组织遭受挫折1932年7月，因中共临郯县委的孙镇国等被捕，很快波及到临沂五中党组织的安危。中共山东省委立即派巡视员徐森到临沂五中和其他学校，布置应变计划，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王孝先、戚铭离开学校到沂水南乡苏村一带开展活动。在苏村发展了王光伟、李子仲等入党，建立了苏村交通点。他们经常来往于临沂、沂水之间从事党的活动。调刘盛华、周素芬等去济南，准备送江西苏区学习。临沂五中的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2年10月，展书堂的两个连突然包围了临沂五中，捕去了共产党员刘向正和进步学生陈希洵。王孝先、威铭、何秀芝因事先离校幸免。顿时白色恐怖笼罩全校，大批学生离校出走，五中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6月，赵昭因参加郯马暴动暴露身份，被迫离校，鲁先潮接任书记，陈向道、主继先为委员。1933年9月1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突然包围了三乡师，幸亏支部成员均在校外，敌人没有抓到。事后，校方将鲁先潮、主继先、陈向道、张百川、马培卿等30余名学生以“危险分子”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党的组织在三乡师的活动又一次受到挫折。1934年秋，中共沂水县委委员王涛考入三乡师,1935年春，他先后发展了刘箴厚、马自治、王元本、周锡禧等入党，重建了第三乡师党支部，王涛任书记，并与沂水县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八、费县党组织独立坚持斗争1932年，刘谐和在费县师范讲习所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之后，又把活动的重点转向农村，发展了一些党员。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5月，成立了仲村党支部，鲍天仇任书记，唐军、李祖恩为委员。党员有尚明、商向前、刘子峨、郭华、诸葛昌林、诸葛锦亭、孙宝壁等数十名党员。1933年，临郯县委在尚岩召开会议决定发动苍山暴动后，刘谐和在临沂板泉崖向费县党组织负责人尚明交代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费县党组织直接归临郯县委领导，以后可以建立费县县委。（二)要积极动员费县党员掌握好枪支，了解清楚费县和郯城周围驻军情况，只做预备，不派人直接参加暴动。（三）在费县准备一个掩护点，以备暴动后来此隐蔽。（四）找一名联系临沂、郯城、费县间的交通员。（五)搞好暴动宣传工作。根据刘夫平的指示，尚明决定派朱志诚为交通员，商向前、郭华、李伯瑾、刘子峨去完成其他各项工作任务。7月10日，苍山暴动失败后，刘夫平、马叙卿由朱志诚带领，自临沂船流连夜来到费县城北荣和庄朱志诚家隐蔽，后又转移到大埠村刘子峨家隐蔽3个多月。此间，他们考察了蒙山前的地形，研究了费县党组织建设和组织武装暴动的情况。刘夫平、马叙卿的活动引起费县反动当局察觉，遂决定迅速离开费县，分头寻找上级党组织。临行前，刘夫平、马叙卿在西皋村召开会议，主持成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尚明任书记，陈子未、李伯瑾为委员。刘夫平走后，新成立的临时县委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各领导成员只好分散到各地进行独立活动。
总而言之，1932年至1935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鲁南各地党组织屡受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白色恐怖中，鲁南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人仍独立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鲁南人民的觉醒。
第七节开辟抱犊崮山区党的活动基地
抱犊崮山区位于临沂、费县、峄县、滕县接壤处，主峰海拔580米，是鲁南山区的制高点，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国民党政府统治比较薄弱，利于党组织的活动。1935年3月，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根据这里的特点，提出在抱犊崮山区开辟党的工作，建立活动基地，以便党的组织一旦在枣庄矿区站不住脚时，及时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还考虑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需要建立和发展地下秘密武装，而抱犊圍山区地理环境条件，有利于游击武装的隐蔽和开展活动。
1935年4月，郭子化派李韶九和郭致远进入抱犊圍山区了解情况。临行前，郭子化还教给郭致远38个药方，指示他们以行医卖药为掩护，了解山区社会情况，选择党在山区的工作基地。李韶九是费县信行庄人，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曾任临沂第十一区区农会主任委员，组织农民参加1933年的苍山暴动。暴动失败后，农民协会被解散，他又在费县办小学，任小学校长。后因领导群众斗争，被费县反动政府撤职和通缉，来到枣庄。李韶九在魏立久、马伯华和万国华的帮助下，开办了一处药房（中美商社），1934年，经李微冬介绍认识了郭子化，接上了组织关系。特委让李微冬找到在峄县任督学的朱道南，通过朱道南的疏通，使李韶九躲过了通缉，在枣庄站住了脚。同年冬，李韶九就利用费县、临沂边区的社会关系，不断回山区开展工作。他在山区地理人情较熟，临沂大炉（现属苍山县）的万春圃、万国华，杨庄（现属苍山县）的杨茂彬，埠阳（现属苍山县）的刘清如，费县梁邱的魏立久等地方上层人物，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他们这次进山第一个落脚点，选在临沂县大炉万春圃的家。万春圃当时是抱犊崮山区一位有影响的进步士绅，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家有200多亩土地，40多支枪，是个比较有势力的地方首领。做好万春圃的工作，对于共产党在山区的工作开展至关重要。万春圃的几个儿女，思想也都很进步。他大儿子万国华与李韶九是结义兄弟。郭致远戴着上海东亚医学院的徽章，自称是从上海来的医生。他们来到大炉，受到万家的盛情接待。李韶九、郭致远向他们宣传了革命道理，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对内镇压革命、屠杀人民，对外奴颜婢膝，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等罪恶，使万春圃父子耳目一新。他们在返回枣庄路经抱犊崗附近大北庄时，调查了群众的情绪和要求，认为这里适合开展工作。特委经过研究，决定派郭致远、肖平（化名高志成）二人以开药店、行医治病作掩护，先在大北庄建立党的地下活动基点。5月，郭致远和肖平到了大北庄，开始住在一家客栈里。后来因为经费困难，肖平只好又返回枣庄。郭致远住在村南头杨九龄老道士观里，一面给群众治病，一面调查了解情况。以后，经过杨九龄道士介绍，租了两间靠街的房子，开起了天德堂药店，以此团结了村里20多名青年，发展了陈继全、姚洪义等人入党。1935年秋天，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来此巡视工作，帮助正式建立了大北庄党支部，支部书记陈继全，组织委员姚洪义，宣传委员郭致远。大北庄党支部成立后，在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在大北庄建立反共自卫团和反对圣贤道势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后来，特委又派张光中到大北庄工作，在青年中发展了姚立声、陈继胜、秦继才等人入党。后来特委又相继派丛衍瑞、郭怀远（李士亨）、张明德、吕金枢等进入抱犊崮山区，在大北庄一带和郭致远一起开展党的工作。此后湖西和苏北地区，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因工作暴露，不便工作，即转移到鲁南山区大北庄、高桥、大炉等地，继续工作，保存了革命力量。
同年5月，特委又派李韶九到临（沂）费（县）边的大炉、埠阳、高桥、梁邱一带开展工作，陆续发展了刘清如、万国华、葛成俊、李焕成、沈廷信、沈学仁、沈宝玲、王福田等人入党，并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此基础上，至1936年，先后在许多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其中有信行庄党支部，沈学仁任书记；侯家庄党支部，李焕成任书记；大炉党支部，万国华任书记；沙家店党支部，周荣太任书记；王家庄党支部，杨进美任书记；埠阳党支部，刘清如任书记；齐家峪党支部，霍玉成任书记；南庄党支部，李明法任书记；兴明庄党支部，王福田任书记；滕县徐庄党支部，陈永元任书记；南泉党支部，刘炳文任书记。在费县高桥镇于1936年6月建立党支部，葛成俊、秦继友先后任书记；同年9月建立了中共区委，沈廷信任区委书记，葛成俊、秦继友等任委员；1937年2月，成立高桥党总支，葛成俊任书记。1936年夏，特委决定建立了中共临沂中心县委，负责开展临、滕、费、峄山区党的工作，李韶九任县委书记。
抱犊圍山区党的活动基地的开辟，不仅为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因而在1936年夏，郭子化被捕又脱险后，他和特委机关才能立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高桥镇。
第八节组建共产党秘密武装
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建立党的地下秘密武装，是在总结了无数艰难的斗争经验和经历了许多血的教训后，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后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开展了对敌武装斗争。
早在1932年秋，沛县县委就按徐州特委的指示组建了地下秘密武装。开始由县委委员丛衍瑞通过社会关系，搞到一支“七子钢”手枪，这是沛县党组织地下武装的第一支手枪，交给肖平使用。后来刘昭仁、张善恭、丛继谦、王学然等又搞到三四支长枪，加上从渔民手中搞到的一些土枪、鸭枪共有十几支。
1935年夏，根据中共苏鲁临时特委的指示，在特委宣传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张光中的领导下，组建了沛县工农红军第一大队湖上游击队，肖平任队长，丛衍瑞兼政治指导员。为支持这支武装，丛林的父亲丛继禹卖了5亩地，将钱交给了党组织供买枪之用。西区区委书记燕克岭也买了一支枪交给党。张光中暗中支持沛县县委向自己岳父强行要款1300元，用来购买武器。这支武装，活动在微山湖内外、运河两岸，昼伏夜出，时聚时散，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成为一支惩处叛徒特务和恶霸地主，保护党组织、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武装。
沛北魏营村恶霸地主魏以礼与反动官府勾结，欺压乡里，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沛县县委决定除掉他，以平民愤。1935年7月一天上午，县委军事委员李公俭和张训福、张友亭等人，化装成缉拿吸大烟的国民党警察，闯入魏家。当时魏以礼正躺在床上吸大烟，即被抓获拉到村外枪毙，并缴获匣枪一支，子弹20多发。当国民党沛县警察局闻讯派骑兵赶来时，武装队员已安全转移。枪毙了恶霸地主魏以礼，为人民除了一害，打击了周围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广大贫苦农民拍手称快，受到很大鼓舞。
这年秋天，党组织通过调查，摸清沛县敬安集牙税局有一笔款子要送往徐州。.县委经过研究和周密安排，派肖平、王宪云埋伏在途中，将牙税局送往徐州的2000多块银元全部截获。用这笔款买了棉线、布匹，救济了贫苦农民和生活无着的党员。另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购买了枪支弹药。
1936年春，夏镇党的联络员姜友吉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极大地威胁着湖东、湖西交通线的安全。特委决定立即除掉他，可是他住在夏镇街三孔桥，附近有国民党的警备中队和一个水警队，不好下手。特委和沛县县委经过研究和布置，派肖平、王学然、张友亭、赵广福等4人，在6月7日（农历四月十八日）趁夏镇逢奶奶庙会之机，在姜友吉看洋片时，肖平冲上去将其击毙。姜友吉被击毙后，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国民党徐州特务室主任庄世荣和特务头子傅谦之特地赶到沛县，侦破姜友吉被杀案件和了解共产党的活动情况。6月11日夜，国民党徐州保安部队头子邵汉元率领一个团的兵力，配合沛县警备队，采取突然袭击，同时包围了沛南魏宅子、沛北宋庄和沛县中学，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逮捕，共捕去1〇〇多人。除将沛县县委委员王润生和党员郭影秋、苗宗藩、苗宗屏、赵广福等人押往徐州监狱外，其余人都被关押在沛县监狱里。为了营救这些人，特委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砸监反狱，让狱中同志冲出牢笼。由党员李世亨利用送饭的机会，将越狱计划安排通知狱中同志。经过充分准备，利用当时敌人允许狱中犯人自炊的规定，把一支“七子钢”手枪拆开裹藏在芹菜里送进狱中。狱中的同志用碗碴子、小钢锉磨断镣铐，一天下午，乘警备队出巡未回和监狱放风之机，强行越狱。党员张训福首先开枪打死了狱卒，袁成贵夺取了敌人枪支，遂率领80多人冲出监牢。敌人发现后派骑兵紧跟追击，袁成贵、李正连开枪射击，掩护越狱同志脱险。由于狱中同志长期受刑，身体虚弱，行走困难，加上又值大雨之后，道路泥泞，只有张训福率领十几人逃出，分别转移到湖东，袁成贵等大部分人不幸又落入敌手。
这一时期，苏鲁边区临时特委还在峄县吕巷陶洪瀛的家乡和大北庄等地方，建立和发展秘密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在保护党组织和配合群众革命斗争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和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积极开展工作，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左”倾错误，提出和实行“积蓄力量、隐蔽斗争”的正确方针，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视和积极建立秘密武装，把党组织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这种创建性的举措在当时北方白区工作中是难能可贵的。郭子化为鲁南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保存和发展了一支较强的革命力量和党的组织。
第一节鲁南七校学生抗日请愿和兖州卧轨截车事件
正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调集兵力大规模 “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在短短4个多月内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震动了全国上下。各阶层爱国人士眼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事变发生后，中共临时中央迅速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9月25日，山东省委下达了《鲁省委通告第一号》，要求各级党组织建立反日本帝国主义委员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30日，山东省委又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的宣传大纲，号召工农兵及各界民主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为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东三省，拯救民族危亡而斗争。为积极响应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掀起的赴南京请愿运动，省委指示青岛、济南、曲阜等地的党组织分别组织学生参加请愿行列。一场由青年学生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山东兴起。青岛、济南两地学生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部署，分别组成请愿团于1931年12月上旬乘火车赴南京请愿。但曲阜二师学生却因临时发生重大变故而推迟执行山东省委南下请愿的计划。这个重大变故就是二师校长张郁光被撤职查办。
1931年冬，曲阜、泗水、兖州等数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张郁光校长窝藏、袒护共产党，说二师已成为共产党的大本营，学生都“赤化”了等等，并将攻击传单四处撒贴。寒假前，张郁光从其内兄李澄之处获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要搜捕二师共产党的消息，马上与特支配合做了应变准备：撤离骨干，将任白戈等教师送走，让程照轩、夏天庚、亓善青、管戈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暂到城西一同学家躲避，并一连数夜在学校澡塘焚烧“违禁”书籍。结果，使敌人扑空，一无所获，中共曲阜特支因而未遭破坏。但反动当局并不甘心，旋即宣布将张郁光撤职查办，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迭次传讯，张郁光被迫离校回济南家中，拒不到案。对此，广大进步师生无不愤慨万分，纷纷要求赴济请愿挽留。鉴于这一情势，中共曲阜特支和教务主任陆剑平顺应人心，决定先护校(即挽留张郁光），后南下。随即成立了由戴震之、唐鸿猷（分任正副主席）、朱振清（组织部长）、李佑辰（组织部副部长）、陈善阶（总务部长）、韩连升（今名张天民，宣传部长）、霍杜芬（女，秘书）等学生及附小教师代表张寿民组成的护校委员会。然后，各班选派代表，以学生会名义组织了350人的“挽留张郁光校长赴省请愿团”，提出“不把校长张郁光挽留回来不回学校”。李佑辰任请愿团总指挥。行前，陆剑平找他谈话，一一作了安排，并分析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情况，认为他可能施以武力镇压，大家要准备牺牲;亦可能进行收买，我们要心中有数。请愿团一定要挽留住张校长，以保护二师这块革命阵地。
12月10日，请愿团出发。在姚村车站，李佑辰带领其全班同学卧轨，截下一列火车。站长下令关闭车上门窗，学生们便用砖石将门窗砸开，蜂拥而上并强迫司机开车。
韩复榘闻讯派其手枪旅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雷太平在济南车站守候。请愿团抵济时，先期到济的朱振清、唐鸿猷告诉大家情况不好，张校长已被通缉，他已避开了。”雷太平要请愿团住车站大楼，并说每人发几毛钱，洗洗澡，下饭馆吃顿饭。但大家不为所动，坚持住省立一师（这时一师学生已南下）。韩复榘派大批军警和宪兵、特务到一师严密监视，并散布流言蜚语，威胁大家。手枪旅的士兵偷偷对学生说：“韩主席给我们一个营发了白腊杆子，叫把你们打出去。”请愿团根据济南的这种形势和张郁光被通缉的新情况，马上开会研究对策，并派纠察队站岗。会议开了一夜，最后决定：取消护校委员会名义，改口号为“南下请愿抗日”，要求省政府派车送他们去南京。
第二天一大早，请愿团全体学生列队到省政府。省府门前，军警荷枪以对，如临大敌。韩复榘派其秘书长张绍堂接见。大家提出 “一定要见韩主席”，并要求：一、挽留校长张郁光；二、释放校抗日救国会李振生、韩传志、单子英三代表（该三位学生在济宁宣传抗日时被捕三、允许赴京请愿。张绍堂拒绝了大家的要求。学生们坚持要见韩复榘。韩复榘无奈，只得接见了学生代表戴震之、唐鸿猷、李佑辰，并假惺惺地答应派车送请愿团南下。然后，在省府大堂接见请愿团全体学生，宣布同意他们去南京，但要到学校整顿整顿再去。学生们见韩已大包大揽地答应，也就同意先回校整顿。这时，韩借口要去西郊阅兵，要在场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CC派大员张華村安排，抽身就走了。张上来假装近乎地说:“我是二师老同学了（张系曲阜二师旧制四级学生——笔者注）……”话未说完，学生们就跺脚表示抗议。张十分尴尬，怕挨打，灰溜溜地坐车跑了。学生们也就整队回了一师。第二天，韩复榘即派雷太平用铁甲列车将他们遣回曲阜。回校后，陆剑平、任白戈等教师已先期转移了。在此形势下，学生会仍不怕困难，积极进行南下请愿的组织发动工作。此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逮捕张郁光，幸有省立高中校长张默生（前任二师校长）从何思源办公室获悉此消息，急告张郁光。张未及返家，即化装逃往北平。当天中午，其家被查抄，张郁光被通缉。不久，张郁光被迫逃往日本。
二师学生返校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胡萍舟即召泰安中心特支负责人到济（曲阜特支属泰安中心特支指导），指示他们，“既已返到曲阜，即在曲阜要车。”①根据中共山东省委这一指示，中共曲阜特支在请愿团返回曲阜后三四天，就发动了南下请愿斗争。为了壮大力量，造成声势，保证胜利，他们决定联合兄弟学校一起行动。于是，以学生会名义发出通知，约请泰安县师、泰安省立三中、兖州第四乡师、济宁第三职业学校、济宁省立七中、曲阜明德中学等校学生齐集兖州共同索车南下。®曲阜二师的请愿队伍有四五百人，每年级一个大队，共5个大队（即后师四、五、六级，前师九、十级）。由学生会及各班代表组成 “南下请愿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次鲁南7校的共同斗争，程照轩、牛振清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设宣传组，以亓善青、夏天庚为主，负责动员发动和对外宣传；外交组（又叫“向站方交涉车辆组”），以裴康增为主，负责与各校联系和交涉车辆。还选拔马宗俊、管毓筠（管戈）、李佑辰、常润山等30多名骨干组成敢死队，准备在向站方交涉车辆不成时夺车南下。15日，宣传组召开了60多人参加的各班积极分子代表会，进一步做思想发动工作。经过三四天的紧张准备和组织发动，大家斗志高昂，热血沸腾，女同学和低年级（十级）小同学也抱定了为国牺牲、为抗日捐躯的决心。
12月16日清晨，请愿队伍启程。他们迎朔风，冒严寒，壮怀激① 见《山东省委三个月份的工作总报告》。
② 见《申报》1931年12月2日《济南通信》烈，徒步30里，浩浩荡荡奔向兖州。傍晚，7校学生共1000多人在兖州车站聚齐。后来，又陆续来了一些，连菏泽地区的一些学生也来了。津浦路兖州车务分段段长王有容等早已闻风而逃，车站人员和火车司机也跑了。据此，请愿指挥部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申明南下目的，要求派车接请愿团赴京。这时，有人找来了一个副站长，指挥部要他派车，他不敢作主，遂致电请示南京政府铁道部。回电曰：把列车砸了，也不能去（南京）。事已至此，学生们只得决定夺车。当他们看到201次特别快车由北向南驶来时，敢死队全体队员马上勇敢地跑上去卧了轨。在他们带动下，其他同学也趴到冰冷的铁轨上。车被截下了。宣传组立即登车，分头向旅客进行宣传，说明请愿团南下是为了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是爱国的举动，当局不给车，请愿团只有截车。旅客们听后很受感动，纷纷下了车。请愿学生全部登车。但火车却不开。因这列车挂着一节“万国邮车”，站方怕引起国际纠纷，要学生们下车。双方僵持不下。一会儿，那个副站长也跑了。这样，津浦路交通中断，南下列车滞留泰安，北上列车滞留滕县、临城，如此4昼夜。至18日，兖州已滞留旅客四五百人，其中有国民党军上将刘峙的代表刘辉扬。
事情闹大了，韩复榘乃令驻兖州的二十二师师长谷良民派兵乘铁甲车前去弹压。学生们毫不畏惧，趁机向军警们讲演，宣传抗日，并高呼“革命的战士们，掉转你们的枪口，对准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甚至在车站张贴“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标语。同时，指挥部派出部分学生，三五人一组分头去兖州城里和附近乡村宣传南下请愿的意义，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夜晚，大家冒着刺骨寒风，露宿车站。
18日晨，国民党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与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乘专车抵兖。学生们立于路轨上不准开车，并包围了马鸿逵。学生们要他“代为向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交涉，拨给车辆，准其入京。马乃用长途电话与韩谈话，韩答以可在兖州就近设法。马见无办法，乃令学生登其所扣二〇一次平津车。俟彼之专车开出一站后，再行南开，学生当即登车。因车少人多，仅容一半，其余拟俟一次车到兖，再行登车。十二时五分，马之专车开出后，学生专车仍不得开” ®，学生方知上当。
是日晚，韩复榘令泰山号钢甲车于1〇时半开往兖州，接运包括刘辉扬在内的数百名旅客去济南。19日和20日，继续在济南、临城间来回运送滞留各站的旅客，但仍不给学生派车®。
与国民党反动派恰成鲜明对比的是，兖州广大工农群众和工商界人士，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一连几昼夜主动送饭送水，关心学生生活，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学生。尽管天寒地冻，“风餐露宿苦不堪言”，®病者甚多，但学生们斗志仍旺。
19日，自南京北返的平津和济南请愿学生抵兖，与二师等7校学生会师。双方代表在车厢里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先由平津学生代表报告在京请愿的情况，指出：蒋介石已对请愿学生下了毒手，学生中有的被捕，有的失踪，有的被特务装入麻袋投入长江淹死，“爱国有罪”再次得到证明。和平请愿已无济于事，同学们不必再去南京了，暂且回校休整一下，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斗争。然后，济南代表鹿效曾发言，表示同意，并且说：回到济南后，要到教育厅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示威，砸烂省党部。
会商后，二师请愿指挥部研究决定：中止赴宁，各返本校，准备以后进行其他形式的斗争。当晚，被学生截留之201次列车南开。翌日（20日），除了泰安县师、省立三中学生已于18日先被谷良民遣回外，二师等5校学生亦陆续返校。返校前，二师学生在车站内
①见《申报》931年12月21日《19日济南通信》。
②见《申报》1931年12月19日《济南18日专电》。
③见《申报》1931年以月21日《19日济南通信》。
张贴了“打倒蒋介石”、“拥护苏维埃”等大标语。晚上，乘车到姚村，深夜才回到学校。至此，持续5天4夜的兖州截车斗争宣告结束。
曲阜二师等校学生回校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遏制学生运动，已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一律提前于16日放假。二师学生回校后只好各自返籍，准备开学后再发动新的斗争。
兖州截车斗争是在中共山东省委部署和指导下，由曲阜二师等校党组织具体组织发动的，这是中共领导的进步学生向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尖锐斗争。它虽未达到南下的预期目的，但是宣传了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震惊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揭露了其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和罪恶目的，同时生动地教育了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激励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抗日救国斗争。学生们的爱国壮举，为山东学生运动的历史增添了光荣的一页，与青岛、济南等地的学生斗争一起，成为山东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第二节枣庄煤矿工人大罢工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枣庄中兴煤矿的资本家害怕战争扩大，影响煤炭销路，就压缩生产，减少开支，大量裁减工人。他们用80个人去承担过去140个工人的工作量，用增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维持高额利润，激起了工人的强烈愤慨。4月22日，中共枣庄特委发动4000余名矿工进行罢工。由于资本家的破坏，斗争仅坚持了4天而告结束。后来，资本家又取消了里工每季一吨煤的津贴规定。春季分花红，资本家仅发给里工，外工则没有。一时矿区内外议论纷纷，里工对取消煤炭津贴怨声四起，外工则强烈要求里外工待遇一律平等。
枣庄特委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了矿区形势，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矿工开展争取分花红的罢工斗争。会议号召每个积极分子都要团结三五个工人群众，向他们宣传争取分花红的意义。特委成立了秘密矿区工会，下设17个分会，对全矿工人进行组织发动。工会连夜书写标语、传单。一夜之间，矿区办公大搂门前墙上、井口房、绞车房、连井口大铁架子上也贴满了标语口号。矿工家属也组织了纠察队，全矿大多数外工都行动起来了。
特委决定7月16日上午在峄县城北的十里泉召开工人罢工大会。由于组织严密，反动当局和资本家不了解情况。上午8时许，六七千工人涌向会场，特委书记田位东登台讲话，列举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种种罪恶事实和煤矿的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了要资本家答复的三个条件：（一）减少工作时间，实行8小时工作制；（二）增加工资，里外工平等待遇，取消包工制；（三）要求把多年所欠的红利立即分给外工。会议选出代表与资本家交涉，宣布不答复条件，决不下井。但当工人代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西南门外，却被反动军警持枪拦住，代表队伍被冲散。
特委当即在石碑村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分析了资本家不接见工人代表，表明资本家毫无诚意，可能有新的阴谋，要求继续坚持斗争，并争取里工弟兄的同情和支持。会议还决定，为造成更大的罢工声势，于22日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罢工斗争动员大会，然后进行示威游行，并用两支短枪对付中兴公司门岗，游行队伍冲进公司里，劫走德国矿师柯里克，撤到抱犊圍山区打游击。这是这次罢工的中心目的。会议还研究了会前如何派一批工人化装潜入公司里作内应的有关事宜。
7月22日，数千名工人聚集在枣庄煤矿南部窑神庙广场上，田位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分析了罢工斗争夺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号召里外工弟兄团结起来，共同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坚持到胜利。而后，工人代表一一上台发言。当大会正在紧张进行之际，突然被军警包围，会场一阵大乱。反动军警冲进会场逢人就抓，特委书记田位东和部分工人代表当场被捕。郑乃序等在混乱中冲出敌人的包围。会场被砸，工人四散，枣庄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下午，特委在齐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被捕人员的方案，认为，只有坚持罢工，夺取胜利，才能救出被捕同志。为防止敌人继续破坏，会议决定让身份暴露的人即刻转移，并决定让郑乃序也离开枣庄。郑乃序坚持说:“罢工如同打仗，打仗正在关键时刻，指挥员怎么能离开战场呢?我不能走！ ”他坚持和大家共同斗争。经再三劝说，他才答应转移，工作由朱同云接替，并通知各小组于24日下午6时在十一桶碑处交代工作。
24日下午6时许，当郑乃序往一桶碑处走去时，突然看见佟某和孟某气势汹汹地走来,后面跟着矿警。郑乃序怒骂了一声： “狗杂种，叛徒！”当他想跑开时，一个矿警冲上来刺伤了他的腿，郑乃序不幸被捕。幸好其他人尚未到达，郑乃序为了掩护其他人员，不住地高声叫骂，让前来交接工作的人知道事情突变，以便立即转移，因此其他人才未遭毒手。在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工贼出卖，特委领导人被捕，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遭到失败。
田位东、郑乃序被捕后先关押在中兴公司大楼内。几天后，被押到峄县国民党警备队。国民党峄县县长张裕良几次提审他们，企图劝降，要他们供出党的机密，但每次均遭到义正辞严的回绝。最后敌人又用酷刑拷打，折磨摧残他们的肉体,结果除了得到的是怒骂和痛斥之外，其他一无所获。敌人用尽花招，软硬兼施均遭失败后，只好将他们押往济南。
田位东、郑乃序被押离开峄县时，在大街上、车站上当众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三省，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镇压工农运动，屠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的罪行。许多围观群众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许多人为他们身陷囹圄而痛惜。
到济南后，在敌人法庭上，田位东、郑乃序大义凛然，痛斥敌人,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政府无可奈何，于1932年8月7日，在济南千佛山下将田位东、郑乃序杀害。田位东时年26岁，郑乃序25岁。
1932年8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枣庄这次工运失败的情况。信中写道：“枣庄特支负责的两个同志已于上礼拜牺牲，他们临死时表现得非常坚决，在省政府门前向群众演讲半个小时之久。”
第三节苍山农民暴动
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王明'错误路线控制下，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建北方苏维埃》等决议，以批判所谓“北方落后论”为借口，把那些坚持从实际出发，认为北方不同于经过大革命的南方，不能不顾客观条件随意发动武装起义的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迫使北方各省通过兵变和工农运动全力去搞毫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立即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在这种“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山东省委和徐州特委在各地发动的十几次农民暴动，均遭受失败。鲁南地区的党组织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鲁南苍山农民暴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32年五一节前后，中共徐州特委鲁南特派员唐东华与鲁南第一支部（马头支部）书记刘之言取得联系，帮助建立了中共郯城县委，刘之言任书记，孙镇国、马叙卿为委员。同年9月，宋鸣时在返回山东省委前，也将在临沂小屯建立的特别支部移交给郯城县委领导。不久，刘之言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将郯城县委改为临郯县委，刘之言任书记，赵叙五、郭云舫、刘谐和、马叙卿为委员。县委下辖4个区委、37个支部、110多个党小组，党员人数发展到350余人。至此，临郯地区的党组织有了统一领导。
中共郯城县委成立之后，于6月上旬，在马头第三完小召开会议，特派员唐东华传达了徐州特委关于迅速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指示，决定于6月25日在离临沂、郯城、费县、邳县县城较远的郯城四哨（今属苍山县）一带举行暴动。这次暴动因筹划过程中发生误会而停止执行。
6月下旬，郯城县委又在马头三小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因意见不一，会议一连开了4天，才通过了组织郯马暴动的决议和具体行动方案。在开会期间，刘之言还组织马头一带小学教师声援了郯城师范讲习所一、二级毕业生向教育局要求保障职业、增加工资的斗争，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倉。一天夜间，郯城警备队突然包围了马头三小，将该校校长宋幼准、刘之言的妹妹刘念熹以及焦矗山等抓走，孙善师、赵昭、王居濯因在校外幸免于难。第二天，敌人又挨家挨户搜查，相继捕去了王居濯、侯品增、胡庆余等人。赵昭虽逃出虎口，但被三乡师开除了学籍。这次暴动由于计划不周，准备不足，又遭反动派镇压，而未能进行。
6月底，郯城县委转移到邳县孟家楼召开会议，总结四哨、郯马暴动未成功的原因，研究新的斗争策略。会上尽管有些人提出，由于前两次暴动都没成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暂时不宜举行暴动的意见。但是唐东华指出，组织暴动是上级党的指示，不能打折扣。接着批判了右倾情绪和等待主义，遂决定在郯城、邳县边的樊家堰再次组织暴动。唐东华要求孟若梦、凌云志、孙镇国、胡维鲁、刘之言及马叙卿去郯邳边的四湖、樊家堰、涝沟和郯城的二区发动群众，在7月15日前各组织起一个大队的武装。结果7月1日，孙镇国、胡维鲁在三捷庄活动时被捕，刘之言、马叙卿等被通缉。11日，唐东华在重坊被捕。®樊家堰暴动夭折。
①唐东华、孙镇国（孙善师）被捕后被押解到济南，不久国民党又逮捕了孙镇国的胞弟、共青团山东省特委代理书记孙镇东（孙善帅）。唐东华和孙镇国、孙镇东，以及青岛市委书记李春亭等9名党的重要干部于1933年9月18日，在济南洛口被杀害，史称洛口九烈士。樊家堰暴动夭折后，刘谐和到长新桥，马叙卿在临沂北乔家湖一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工作，刘之言在农村隐蔽。几次暴动未能成功，使郯城县委失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郯城县委改建为临郯县委后，刘之言到西大埠（今属苍山县），发展了一批党员。不久，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在西大埠将临郯县委扩建为中共临郯中心县委，领导临沂、郯城、峄县的党组织。
1932年冬，中心县委研究认为：原临郯县委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其下属组织和设在四湖、郯城南关的摩登商店联络点都未被破坏。凌云志在沂武河区组织的秘密武装还得到发展。陈信亭在小屯、颜景伦在芦柞也分别掌握了一部分武器。刘谐和在费县讲习所、临沂板泉崖先后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工作很有成绩。同时，在临费边区的白山、漫溪一带，长城、芦汪子一带的赤色农会会员也发展万余人。因而临郯党组织的主要精力仍是组织农民暴动。
1933年2月，刘之言派陈信亭到济南向山东省委请示，因省委遭受破坏，未能接上关系而返回。5月底，沂水农民暴动的消息传来，刘之言认为应互相配合，随即在尚岩小学召开临、郯、邳党的代表会议，佯称省委已批准了暴动，决定以苍山为中心举行暴动。恰好此时中共临时山东省委书记张恩堂（张北华）亲到临郯巡视，听取了刘之言的汇报，并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同意举行暴动，但对暴动时间他表示须待他回省委把沂水暴动情况弄清后再作决定。这次会议对暴动计划进行了具体研究。在张恩堂走后不久，发生了尚岩、向城的国民党军队换防去枣庄准备上车，接防部队尚未到来的新情况，刘之言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在尚岩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7月10日举行暴动，并对暴动行动又作了具体分工。
为统一公路南北的行动，尚岩会议后，刘之言又到郯城二区郭家楼召开了路南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危益民、郭谋增、王托山、凌云志、徐腾蚊等。会议制定了暴动十大纲领。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没收外国企业、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四）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五）建立代表工农利益的苏维埃政权；（六）改善人民生活；（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八)实行统一累进税；（九)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的苏联；（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平等的新社会。会议还确定了暴动的策略：抓住上层，团结中层，依靠下层，打击坏蛋。口号是: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坤！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强行派款修城等等。
会后，正当处处抓紧进行准备之际，7月2日，赵家楼地下交通员不慎被涝沟反动武装捕去，凌云志怕交通员暴露目标，就组织武装前去夺人，但人没夺来反而暴露了目标。为防止不测，路南只好提前暴动。凌云志率领起义武装收缴了赵家楼、滩头村地主家的40多支枪支，然后过河找到徐腾蚊、李锡麟，很快成立了临时指挥部，而后暴动队伍攻打了圈子庄。郯城南部的张鲁峰闻讯后也提前行动。四哨、孙庄、司家、凌庄、宋庄、芦柞、沙沟、赵庄、傅家村、前土头、芦汪子等10几个村庄的党员群众，也相继夺取了北哨完小的枪支，连夜南进加入徐腾蚊指挥的暴动队伍。起义队伍很快聚集到300余人。暴动队伍集合后，首先东进仇殷家场，打开了地主刘子钤的粮仓，赈济给贫苦农民，然后又东进围攻张家庄。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家庄地主沈宗珩不支弃圩逃走，起义武装乘胜占领了张家庄。
刘之言听到路南起义武装已提前行动，7月5日，立即在西大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起义。6日黎明，刘之言、刘文漪、王士一、杨冠五、马瑞图等率领西大埠、迷龙一带暴动武装30余人到达苍山，在苍山顶鸣枪3响，竖起分别绣有镰刀斧头标志和“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队”的两面红旗，宣示起义。接着刘之言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成立。誓师大会后，暴动武装下山一举攻占了苍山大圩子、周庄、马巷等村,夺取地主武装，将暴动指挥司令部设在苍山地主刘翔臣家里。这时附近各村的暴动人员陆续聚集到这里，报到编队。
这一天，路南起义队伍返回傅家村，要与路北暴动队伍在苍山会师，在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李占标部和反动民团的截击，起义队伍被打散。
中路暴动开始后，郭云舫去小岭地主赵仲言家中搞枪，被地主关在炮楼里，幸亏田英将赵仲言的儿子赵津衡打伤扣留，赵仲言才被迫拿出3支长枪，一支短枪，并交出郭云舫。田杰等去夏庄搞到地主几支土枪，姜保恩带人打死了恶霸地主刘三，也缴获了几支长枪。刘之言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由苏维埃政府宣布刘三父子的罪恶，宣布没收刘三父子的土地分给农民所有。同时宣布，只要地主不对抗农民武装起义，采取一律给生路政策。随后即开仓放粮，附近农民纷纷前来领粮食，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暴动迅速发展，盛况空前，广大农民扬眉吐气。暴动队伍迅速聚集到200余人，130余支枪。7、8两日，暴动武装击退了反动地主纠集的民团多次进攻。
9日，国民党第八十一师唐邦植旅到枣庄换防过境于此，其先头部队已到向城，闻苍山暴动，遂奉命回师包围苍山。这时，起义队伍因有很多人外出联络，圩内抵抗力量减弱，大军压境，一些人主张突围转移，但刘之言认为，苍山是暴动队伍的汇合点，如果过早转移，使外地前来集合的暴动队伍扑空，会造成更大损失，不同意马上转移，从而失去了转移的有利时机。因此，起义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10曰晨，唐旅围攻苍山。面对几十倍的强敌，暴动人员毫无惧色，他们提出“革命战士不充孬”的口号，在刘之言、郭云舫的指挥下，拼死拒敌。有的战士赤手空拳与敌人博斗，击退了一次又一次进攻。刘之言、郭云舫在敌人攻上来的时候，向敌阵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给蒋介石当炮灰”等口号瓦解敌人士气。起义队伍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下午三四点钟，苍山圩西南角炮楼被敌人炮火轰塌，当场牺牲了5名战士。在战斗中刘之言身负重伤，刘文漪在北门中弹牺牲。组织突围时，郭云舫在突出北门时被俘，刘之言、杨冠五、田英、田杰、张星率领队伍突至秦庄，又从秦庄向小城东方向突围，敌兵•仍紧追不舍。为掩护其他人员突围，刘之言高呼“共产党在这里！ ”把敌人吸引过去，其他人员得以脱险。刘之言被俘，被押送卞庄，在刑场上，他神色自若，痛斥国民党残害人民的罪行，与其他6名战士一起英勇就义。
郭云舫被俘后，国民党八十一师旅长唐邦植亲自审问，威胁利诱没有使他屈服，就义前，沿途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壮烈牺牲。田英转移到金乡，被地主出卖遇害。张星在苍山红花埠被捕，在赴刑场途中反复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到刑场立而不跪，面对刽子手说:“站着砍吧！”然后英勇就义。被杀害的还有共产党人颜承志等53人。
苍山暴动的失败是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造成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显示了鲁南人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
第四节邹县党组织及其革命活动
早在1928年冬，邹县进步青年冯起、彭建华、步云亭、王文清、刘仲民等，就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马怀礼(邹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委）领导的邹县农民运动，经受了锻炼。1929年春，部县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冯起等进步青年大部考入国民党邹县县党部举办的“三民主义小学教师训练班”。他们在曲阜二师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倾向共产党。同年冬，训练班结业后，他们大多分配在本县各地小学任教，并经常互相联系，互相勉励，相约积极寻找共产党。
1930年夏，韩维密考取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彭建华考中了聊城三师。分手前，他们又秘密聚会，约法三章：（一)无论身处何境，须以找党为己任；（二）投身革命，永不变心；（三）万一暴露，宁可身死，决不牵连他人。
他们经过多方联系，积极寻觅，终于找到了党组织。1930年韩维密于济南一乡师加入了共青团；翌年上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校第三任党支部书记和团省委的领导工作。这期间彭建华也在聊城三师由唐健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暑假前，韩维密奉党组织指示，回邹县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回到邹县，便匆匆赶到二小找到冯起，畅谈别后的情形和找党的经过，从傍晚一直谈到黎明。几天后便准备介绍冯起、岳春霆、步云亭、吴化民入党，后因吴化民、步云亭外出，未履行组织手续，只有冯起、岳春霆办理了手续，举行了入党仪式，在画的党旗下面庄严宣了誓。7月间，在县立第一小学建立了邹县第一个中共支部，岳春霆任书记，冯起任组织干事。月底，韩维密因接到一乡师同学的来信，返回济南，同时将邹县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情况报告给省委。从这时起，他负责省委和邹县党组织间的联络工作，直到1933年2月27日被捕。1932年暑假，彭建华因在聊城三师闹学潮，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由此失掉党的关系，返邹后即到邢家村小学教书。冯起得悉后，写信派王文清将其邀来二小任教。不久，彭建华由冯起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了党支部宣传干事。
党支部研究决定：以二小共产党员冯起和进步教师孔香蒲为主，发动一小、二小和三小的进步教师，自己筹集资金，创办《反日救国小传单》。他们自己编写、刻印，以学生会的名义印发，每5天印一期，每期约500份左右。冯起、彭建华等人经常带领学生到集市讲演、散发传单，一直坚持到1933年2月。
同时，冯起和部分进步教师还自筹资金在二小开办了一处“合作书店”。1932年上半年，他们同保定二师和保定“群玉山房书店” 挂上钩，以给小学生购书为名，从保定二师搞书，再通过“群玉山房书店”直接寄给邹县二小冯起。他们采取多种秘密的形式，大力推销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小说，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把一些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
党支部成立不久，省委派交通员林萍波到邹县指导工作，接头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发展党的组织和整理农协问题。会后，党支部利用冯起、岳春霆于1930年击败竞选对手国民党员韩淑明，当选为县农会干事的合法身份，挂上了县农会的牌子，并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他们先后发展刘仲民、吴化民、盛铁如、张文香、董仪亭等加入了党的组织。
1932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遵照中央关于“党的斗争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指示，派共产党员李益民、于镇泉 (二人均由韩维密在济南介绍入党），随同林萍波一起到邹县开展党的活动。12月，在二小宿舍召开了党员会，以原来的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共邹县委员会，岳春霆任县委书记，冯起任组织委员，李益民任宣传委员，彭建华为委员。林萍波参加指导。同时会议作出了下乡开展农村工作的决议，并按四个地区对党员进行了分工： 彭建华负责城东北，于镇泉以在香城教学为掩护负责城东南，刘仲民、吴化民负责城西南，县委直接负责城里和邹西地区。林萍波也亲自到薄梁、盛楼一带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不久，县委又在城北岗山前的小沙河里召开会议，会上作出三条决定：（一)积极慎重有计划地发展党员，着重吸收工人与贫雇农入党，并建立交通网；(二）确定彭建华、于镇泉以教学为掩护作边区工作；（三）以多样化的艺术的方式向国民党党部作不调和的斗争。事后向省委写了工作报告，由林萍波于春节前回济南时转给省委。此后，冯起、彭建华又发展了董玉炳等3名学生入党，并在二小建立了5人党小组。到党组织遭受破坏时为止，全县共产党员发展到19名，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力量。
1933年2月，山东省委又遭破坏。由于叛徒交出了邹县党组织成员名单，3月间，国民党山东清共委员会特务窜到邹县，逮捕了县委书记岳春霆。冯起、李益民等两次设法营救，皆未成功。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李益民外出，于镇泉逃跑后叛变投敌。从此，部县党组织中断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县委转移到乡村。在此之前，彭建华由于在革命斗争中积极活跃，于1932年寒假被二小辞退。他根据县委指示，通过关系，到城东颜母庄小学任校长。这时候，冯起和进步青年王文清，也先后以新聘教师的身份到该校任教。他们一边教学，一边工作，探听省委的下落。很快结识了当时邹东的进步人士聂秀轩、张景州和县教育委员王绍武等人，并依靠他们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展了学生宋秀生等人入党。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仍得不到省委的音信。而且，冯起到颜母庄后，又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冯起和彭建华不得不分别于暑假前后辞去教师、校长职务，返回邹西家乡。两个月后王文清也离开了颜母庄。
为了寻找省委，冯起、彭建华先后几次到曲阜、泗水秘密探访，但是一直未能找到，他们坚持在邹县开展地下斗争。不久，彭建华和蒋丹亭联络了几个人，在邹城北门里办起了“铭新书店”，李兰亭 (后叛变）当经理，彭建华以店员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工作。冯起也经常到“铭新书店”和彭建华一起阅读进步书籍，研究政治时局。11月，他们再次到曲阜，试图通过省立二师找到省委，结果仍然未能如愿。
第五节夏镇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斗争
夏镇，地处苏鲁两省交界处，当时属江苏沛县和山东滕县所辖。1932年1月，中共沛县县委派张光中@到夏镇一带开辟党的工作。张光中的合法身份是夏镇民众教育馆（国民党办的）庶务。通过民教馆的各种文体活动，张光中广泛接触群众，和进步青年交朋友，培养建党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考验，于1932年的三四月间，先后发展民教馆馆长苗敬一、馆员张素兰(女）、李本智、李善林和炊事员刘洪喜入党，与大庙小学的几名党员一起，建立了中共夏镇支部，张光中任支部书记。5月，张光中又发展“青年读书会” 成员郑安良（又名郑一鸣）入党，并布置郑安良在会员中培养建党对象。6月，发展读书会成员李成祥、张运海（现名张新华）、张建基、金子良、林福荣、姜有吉6人入党，遂建立中共三孔桥支部（读书会成员大多是夏镇南三孔桥人），李成祥任支部书记。7月，发展单兴志、沈光伦、鞠学伦、张绍明、杨传珍、王维新、常德方、王金玉、鲍成瑾、王西元、俞锡涛、潘绍功入党。8月，通过张天刍的关系，张运海考取了沙沟铁路警察。到当年年底，张运海发展铁警申立功、刘玉恒、耿继法、马文香、张子善等8人入党。10月，由张光中主持，分别在夏镇的三八街、盐当街、部城里建立了党支部。三八街党支部书记王维新，副书记沈光伦；盐当街党支部书记金子良，副书记张绍明；部城里党支部书记鞠学伦，副书记常德方。1933年1月，为了领导夏镇地区党组织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和建党工作，张光中在三孔桥召开各党支部正副书记会议，成立了中共夏镇总支部，郑安良当选为辱支书记，下辖三孔桥、盐当街、三八街、部城里、①张光中，当时又名张新亭，1901年生，江苏沛县人，1931年入党。民教馆5个支部，共有党员56人。1933年3月，张中光利用民教馆的合法名义，组织“乡村改进会”，很快发展会员600多人，在大庙小学召开“夏镇乡村改进总会”成立大会，民主选举郑安良为总会长，下设8个分会。共产党组织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对会员进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领导会员向反动政府开展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斗争。1932年秋至1933年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夏镇党组织领导群众先后开展了反高利贷斗争、反封湖斗争、反挖河斗争、反警察迫害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反高利贷斗争。1932年秋后，微山湖一带遭受水灾。灾民饥馑冻馁，生活更加凄苦。国民党沛县县政府发放了一批二分息贷款和救济粮度荒。部城乡乡长庄兴志和夏镇镇长郭成瑾，私吞了救济粮，又将二分息贷款转手以八分息贷给群众，从中渔利。灾民为了活命，不得不贷款，以卖青苗方式折价归还。当时在沛县县政府供职的张天刍将底细透给了张光中，张光中立即召集总支成员商讨对策，决定发动一场反高利贷斗争。夏镇党组织先派鞠学伦、王金安、李保义去乡公所找庄兴志追查救济粮，清算低利变高利贷款。庄兴志耍赖，强调这开支那公用，不愿交待救济粮款的去向，庄的态度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党组织因势利导，动员几百债民拥向乡公所，砸烂了乡公所的牌子，声称要庄的狗命，庄不住地磕头求饶。接着几百人拥向区公所，要求区长刘皋民严惩乡长庄兴志。刘皋民表示答应群众要求：（一）要庄兴志交出救济粮，分给群众；（二）灾民借庄兴志的高利贷，谁借归谁，本息分文不要；（三）罢免庄兴志，由群众另选乡长。斗争结果，庄兴志下了台，官、钱两空。据了解，这笔救济粮款并非庄一人独吞，而是和区、乡、镇长合伙瓜分。于是，张光中、郑安良等又发动了反夏镇镇长郭成瑾（外号郭黑子）贪污的斗争，强令郭清算镇公所帐目。郭成瑾是个流氓无赖，自谓是个穷光蛋，钱被他花光，粮被他耗尽，无力偿还。区长刘皋民害怕引火烧身，即刻答应群众要求，呈报县政府，罢免了郭成瑾镇长职务。反封湖斗争。1933年6月，国民党沛县县政府为霸占湖产，强令封湖，并以区长刘皋民的名义布告沿湖村庄，激起了湖、渔民的强烈不满。夏镇共产党组织为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封湖斗争。党总支书记郑安良和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王志成（人称王老大)具体领导了这场斗争。郑、王组织发动群众，联合开明士绅、社会名流，也成立了一个“封湖委员会”，和反动官府针锋相对，寸草必争。王志成三弟王志美和沛七区通运乡^^一保 (南庄)保长黄建文的弟弟黄建章带船数百只，各架鸭枪、鱼叉伏击沛七区水警队、乡丁的搜查船,迫使区长刘皋民不得不取消封湖命令。
反警察迫害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一面把人民推入内战的血海，一面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夏镇地区反动当局，为迎合上峰，经常派爪牙沿街寻衅，动辄以违警规为借口，刁难、凌辱群众。轻者罚款，重者殴打、关押。
1933年盛夏的一天，沛七区警察分局的警察发现三八街居民安继才门口有块西瓜皮，认为捞钱的机会到了，以违反生活卫生规则的罪名罚安继才大洋5块。不容安继才申辩，破口大骂，拳脚交加，大打出手◊安继才一边挣扎，一边痛斥警察。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大家见理不顺，纷纷指责警察。警察转而威吓群众。被激怒的群众七嘴八舌，一片喊打声。警察见众怒难犯，连忙抱头鼠窜。群众尾追到警察分局门口，吓得警察闭门不出。夏镇党组织得知消息后，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派人动员各商户罢市，一面派人同警察分局谈判，要求惩办打人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随便打骂群众，无故对群众罚款。夏镇大小商户程度不同地都受过警察的欺侮、勒索，听说罢市惩治警察，无不赞成。于是，所有店门一齐关闭。谈判代表数百人去警察分局，局长赵子勤慑于群众威力，当场赔礼道歉，把警长和肇事警察开除，并答应其他各项要求。翌日，区长刘皋民带人沿街鸣放鞭炮，各商户这才重新开市。反挖河斗争。1933年汛期，大雨倾泻，河水猛涨，大捐河、十字河淤泥积高，挡住了上游常口、汇子湾、沙固堆一带下泻的洪水，不仅淹了湖田，还将影响高坡地的秋种。汇子乡乡长王兆义，袁庄大地主袁某，计划开挖大捐河，排水种麦。王、袁征得沛七区区长刘皋民的同意，并经沛县县政府批准，拨下了以工代赈款若干，用作挖河费用。只挖大捐河，不挖南庄河（庙头河）、十字河。这样，湖水便会积到大捐、南庄一带，使这里的群众深受其害。这就引起了南庄、大捐以北和夏镇以南的群众不满。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挖大捐河的斗争。由王志成、王志美兄弟领头，并得到夏镇的名流士绅张世昌的支持，同区长刘皋民再次展开了斗争。一天，刘皋民乘船到大捐进行鼓动，他的话刚讲了个开头，就被王志美回敬过去：“挖通了大捐河，不挖南庄河、十字河，想把我们这一带人饿死？！ ”众人也齐声呐喊：“要挖三条河都挖，要么都不挖！ ”一群光腚半大孩子，钻到水底，挖出烂泥，扔向刘皋民乘坐的大船。刘皋民气得暴跳如雷，刚要令水警队行凶，忽然从華荡里划出数百只小溜 (木船），鸭枪对准了刘皋民的水警队。刘皋民见状急忙钻进船舱，连喊：“开船！开船！ ”在一片呼喊声中逃回夏镇。大捐河终于没有挖成。
正当夏镇党组织领导群众斗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1933年夏徐州特委和所属各县党组织相继被破坏，很快波及到夏镇。国民党反动当局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大肆搜捕共产党人。8月，张运海在沙沟车站被捕。9月，夏镇党总支决定让张光中离开夏镇，到外地暂避。10月，夏镇民众教育馆被查封，苗敬一、张素兰逃走，刘洪喜被解雇回家。敌人采取密捕、密放和诱骗自首等手段，使沛县及夏镇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夏镇的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逃往外地躲避，也有的被诱骗自首，党的活动被迫停止。
第六节鲁南党组织独立坚持斗争
一、枣庄矿区及其周围党组织的恢复1932年7月，枣庄煤矿工人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党的组织遭受破坏之后，工人情绪低落，工贼活动猖狂，资方加强了对工人的监视和控制。韩复榘派第八十一师展书堂部杨传森团驻扎枣庄，配合矿警实行全矿戒严。不仅不准群众集会，就连两三个人在一起聚谈也被当作嫌疑追踪。对旅馆、客栈和来往行人的检查更严，规定凡没有保人者，住店不得超过三天。因此，中共山东省委和徐州特委曾经几次派人到枣庄矿区，都因为没有社会关系无法存身而被迫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徐州特委决定派郭子化®到枣庄，化名庞沛霖，以行医卖药作为职业掩护，恢复和发展枣庄党组织及开展工运工作。他于1932年10月同其七叔父郭春湖，挑着两只小药箱，来到枣庄。经他在枣庄当裁缝学徒的本家侄子郭光耀介绍，住在洋街南门外路西的宋家店。店主宋二，内联警察，外通江湖，在枣庄有些小名气，免去许多检查的麻烦。郭子化初到枣庄，既无上级党组织拨给的活动经费，也没有亲戚朋友接济，完全靠给人看病卖药挣几个钱糊口，生活十分窘困。
1933年1月下旬，沛县的党员丛林（1930年郭子化在沛县孔庄小学任教时发展丛林等七八人入党）接到郭子化调他到枣庄工作的信，并附有给二郎庙杨德斋先生的信。丛林找到杨先生，杨先生看信后，取出十块银元交给丛林，让他转交郭子化。郭子化以此为本钱，于2月间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草房开办“同①郭子化，1926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安徽泗县、灵璧，江苏沛县和河南永城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春堂”药店，这才算有了存身之处。后来，此处便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和活动地点。
郭子化认真总结了过去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在枣庄开展工作之初，他就十分注意地下秘密斗争的特点和方法，强调要采取 “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掌握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情况下，他广泛地接触劳动群众，多方了解情况，遇到生活困难的人来看病，就少收或不收钱。他常说:“看病是穷汉吃药，富汉拿钱。”因而团结了许多工人和基本群众。他还利用教育青年工人识字的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且通过他们串联、团结、联系更多的群众。经过不长的时间，就先后发展了李长庚、陈二友、梁允才、傅宝兴、王明增、王宝学等十几个工人加入共产党，并于1932年底重新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支部。1933年春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
在恢复和重建中共组织工作中，郭子化坚持以工农基本群众为主，同时也注意在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教育界、医药界、商业界和军政界以及部分农村先后发展了党员。在枣庄警察局里的党员，不断向党组织传送情报，帮助掩护革命同志，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医药界，基本上由党组织掌握。
1933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矿区，指示郭子化今后要以枣庄矿区为中心向外地发展，并根据徐州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负责恢复重建徐州及苏鲁边区党的工作。
冷启英回徐州后的七八月间，由于徐州团特委书记练育才和特委巡视员朱大同被捕叛变，徐州党、团特委负责人孙叔平、冷启英、周斌、孔子寿等先后被捕，徐州特委和所属各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特别是沛县党组织的损失更加惨重。沛县县委书记苗宗藩被捕后，在国民党的诱骗下，同意了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实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登记自首的主张，结果使沛县党组织自上而下遭到严重破坏。从此，郭子化和枣庄矿区党组织就同上级党失掉了联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担当起重建苏鲁边区党组织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
当年5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领导矿工再次开展了争取“花红”斗争。矿区工委鉴于上年大罢工争取“花红”斗争失败的教训，决定依靠外工，团结里工，争取矿警，利用资本家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矛盾，开展争取“花红”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尽量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即推动黄色工会出面代表工人向资本家交涉，以避免军警干预；党的负责人尽量隐蔽，主要让有威望的党外工人作代表出面交涉。因此，党内进行了明确分工和具体组织工作，由王明增、傅宝兴、梁允才、周宗勤、李殿臣、马文元、陈二友等人负责外工的动员发动；王宝增、李长庚、王宝亮等负责向里工的宣传教育；郭日高、李殿臣等负责对矿警的宣传；邱焕文、褚雅青负责社会宣传，争取各界人士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党组织采取了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灵活的斗争策略，事先进行深入发动群众和周密细致的安排，从而保证了枣庄矿工争花红斗争的顺利进行。
到正式行动这一天，矿工们聚集起来，提出“里外工平等待遇，同样分花红”的口号和条件，选派出53名代表同中兴公司资方交涉。资本家先是想设宴收买代表,遭到工人代表的拒绝，接着又勾结国民党驻军，以商谈条件为名，将工人代表骗进倶乐部逮捕，准备押送济南。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工人们越聚越多，群情激愤。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工人代表，并且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每个外工发给半吨煤作为花红。这是枣庄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分花红斗争的胜利。
这次矿工斗争的胜利，不仅使一两万名外工直接得到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近一年来枣庄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鼓舞和振奋了工人的斗志和情绪。同时也锻炼了刚刚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的战斗能力，学会了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正确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本领，这对于党组织的发展和群众革命斗争，都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分花红斗争胜利后，随着党组织的影响扩大，又新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地下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和加强。6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改组为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任书记，委员有王明增、傅宝兴、褚雅青等。同月，为了以枣庄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开展工作，根据冷启英来枣庄时的指示精神，中共峄县县委在枣庄成立，郭子化任书记，丛林任宣传委员，陈二友任组织委员。
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1933年11月，郭子化派郭日高去西安，找到了郭子化的同乡同学、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当时任杨虎城的秘书兼《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得到宋绮云在经费上的资助。同春堂药店在原来小草屋的基础上，扩建了两间北屋、两间临街的西屋，垒起了院墙，添置了家具、药橱、柜台等。次年5月，宋绮云借来徐州之机，专程到枣庄找郭子化了解情况。宋返回西安后，又资助了部分活动经费，并经常寄赠《西北文化日报》，帮助枣庄党组织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在经济上，枣庄党组织还得到萧县师范学校校长丁毅忱、徐州食品店老板蒋自明、徐州律师公会会长田慰农、沛县二郎庙的闫希烈等人的资助。
为了更好地掩护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1934年同春堂药店扩建后，郭子化将他的夫人曹氏从邳县老家搬来枣庄，加上丛林、郭致远、肖平、王寿山等这些年轻人当司药，真像一家开药店做生意的。曹氏对地下党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掩护作用。
中共峄县县委成立之后，派丛林、陶洪溆至峄县西部农村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在大小吕巷、武穴、香城一带发展党员，于1934年3月建立了大吕巷、武穴党支部，分别由陶洪瀛、杨培芝任支部书记。同年，褚雅青经常以探亲、巡医为名到滕县沙沟、张阿、郗山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于12月间建立了沙沟党支部，褚子方任书记，褚庆林、褚庆云为委员。
1934年秋冬，郭子化多次派丛林去沛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丛林到沛县后，见到了刚从外地回来的原沛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大北区区委书记丛衍瑞。丛衍瑞在敌人大逮捕和国民党搞自首运动时，外逃到连云港、海州、江西苏区等地去找党组织，但因为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又潜回沛县。丛林回枣庄后，向郭子化汇报了丛衍瑞的情况，决定丛衍瑞在沛县进行恢复沛县党的工作。丛衍瑞又找到刚从外地躲避回来不久的张光中，并和他一起来到枣庄，与郭子化研究以后党组织如何继续活动问题。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应以枣庄矿区为基地，逐步恢复发展各县的工作。这时原有矿区党组织已不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
1935年2月，郭子化召集有张光中、丛衍瑞、王明增、陶洪瀛、李韶九、丛林、郭致远、褚雅青等参加的各地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活动。郭子化任特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和与各县党组织及党员的联系。丛衍瑞为组织委员，负责以台儿庄为基点开展微山湖东地区党的工作。张光中为宣传委员，负责江苏沛县党的工作。丛林为特委秘书，肖平为武装队长。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委在认真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隐蔽、积极发展、积蓄力量、恢复发展和重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的工作方针。在发展党员时要注意质量，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在开展工作时，强调公开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要分开，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要结合起来，党员要坚持社会职业化，反对那种四不象的工作方式。在斗争策略上反对盲目乱干。为掩护工作，当时由党组织开设的药店，除了同春堂药店外，还有邱焕文开设的同顺兴药店，褚雅青开设的广仁医院，李韶九开设的中美商社。根据工作需要，枣庄党组织于1934年4月将同顺兴药店和中美商社合并，成立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有李微冬任董事长、邱焕文任经理。1935年3月又联合枣庄70余家医院、药店，成立了枣庄医药公会，推举中共党员李韶九为会长，邱焕文、李微冬、褚雅青等为理事。不仅有了合法的职业，而且便于广泛联系群众。为了便于工作，张光中扮作肩挑小贩，经常活动在武穴、临城、大北庄一带，还以贩卖烟丝的名义，来往于夏镇、沛县、临城、枣庄之间，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本来是徐州师范学校毕业生，却装成文盲，拿着老头票（纸币）喊：“先生，请看看这是多少线？”像真的一样。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也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在台儿庄、枣庄、大北庄、南泉、高桥等地一带活动。郭子化除本人行医外，还要丛林与郭致远学医，并取得上海东亚医学院函授结业证。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临时特委与周围几个县的一些党员陆续建立了联系，恢复和建立了周围地区的党组织。为了开辟鲁南山区的工作，特委还先后派郭致远、肖平到峄县大北庄开设了天德堂药店；派邱焕文、王寿山到滕县徐庄（现属山亭区）开设了元德堂药店;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开设了广德堂药店；派丛林和陶洪赢、张洪仁到滕县北辛村开设了乾德堂药店，以这些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扩大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二、曲阜二师党组织和“五二〇”事件1931年12月，以曲阜二师为主发起的鲁南7校兖州卧轨截车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恐和注意，遂下决心镇压曲阜二师党的活动。破坏其组织，为达此目的，1932年2月，任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复兴社分子杨书田为二师校长。阴险毒辣的杨书田，到曲阜后先未入校，而是居于校外，匿名暗访，了解二师学生与什么人往来，平时读什么书等等，刺探师生动态。入校后，他表面上维持学校现状，续聘原有教师，甚至打电报从上海请回他在武昌时的老师刘弄潮，还听任学生阅读各类书刊；而暗中却让他带来的训育主任孟心平(学生称其为“老法”，即法西斯）、训育员毛务斋（学生称其为“毛误人”）、军事教官王鲁天等反动党棍，把一批特务冒充学生插入各班，监视进步学生的活动，还在学生宿舍钉上床头牌，写上姓名，早点名，晚查号，以便于控制或逮捕。
这样，他到职后，校内表面上风平浪静，教学正常。在这虚假的 “平静”下，学校进步活动仍很活跃，共产党的组织也继续发展。开学不久，中共曲阜特支在曲阜明德中学新建一个支部，指定亓善青负责同该支部联络。亓善青曾两次传达特支指示，沟通情况，指导斗争。明德中学支部负责接头联络的是一个名叫李广春的泰安籍学生。
鉴于杨书田到校后形成的复杂斗争形势，中共曲阜特支重新部署了工作，提出应提高警惕，分散隐蔽活动，谨防敌人破坏；趁杨书田对环境的陌生，积极发展党团员。不久，党员增至30人。
3月，二师共青团小组成立，由孟宪禹、管戈、李杰3人组成，孟宪禹任组长。后又吸收倪培荣、杜效鹏等人入团，团小组遂扩大为团支部，管戈为负责人。
这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曲阜二师支部宣告成立。盟员除部分党团员外，还有一些进步师生。后来，有的非党盟员成为中共党员。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二师支部也同时成立。
3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一姓张的同志到二师检查工作。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孔林孔子墓围墙北面的密林深处，召开了中共曲阜特支扩大会议。程照轩、徐淦田、马宗俊、亓善青、张儒宗、夏天庚、魏钦吾等7人参加。张同志谈了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胶济铁路沿线对敌斗争情况，提出党的工作要打破知识分子圈子，向农村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据此，除了先已在曲阜东南乡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小刀会”外，特支又通过当地同学在城东北书院村和城西北一带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并与邹县的农民协会、兖州的铁路工人密切联系，开展工农运动，其影响远及临沂。
随着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壮大，二师校内举行了一些进步活动。如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纪念大会上，新任音乐教师王云阶（王雪林）指挥全校师生高唱《国际歌》。五一劳动节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召开了纪念大会。进步与反动两派的代表人物在大会上发表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演说，形成了激烈的大辩论，代表进步师生发言的是社会科学教师刘弄潮和国文教师纪子培等。会后，又整队上街，高唱《国际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这些革命活动，虽然打击了反动当局，但也暴露了党的力量。很快，杨书田掌握了曲阜二师共产党的活动和组织状况。
5月20日，韩复榘派其“特别侦谍队”，在第三路军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率领的两个连配合下，于下午3时乘铁甲列车驰赴曲阜。下车后跑步入城，会同兖州的孙桐萱第二十师部分军队及曲阜警备队，在当夜11时突然把二师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空前大逮捕开始了。
这时，多数师生已入睡，只有少数学生还滞留在自.修室。学生寝室及部分教师的宿舍门被猛然踢开，士兵们几人一组，手持大刀把着门，乌黑的枪口指着学生们，谁都不准动，被迫伸出手来，躺在床上听任士兵们乱翻乱搜。毛务斋等训育员，带领一个个穿黑衣的特务，按着黑名单，对照床头牌，逐屋逐床搜查。凡被捕者皆被捆押至校长室，轮番审讯。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共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师生24人。其中有教师刘弄潮、肖寄语、潘希言、郑韻涛、王云阶、尚莫宗6人，学生程照轩、夏天庚、魏钦吾、裴康增、管戈、吴茂橹、毕德湘、李观亭、温如刚、李彩亭（现名李华舫）、张子明、宋广吉、李振明、沈统、李振宇、韩传态、毕儒英、李仲馨18人。
牛振清、徐淦田、亓善青等仅以偶然原因幸免。
清晨，反动派把被捕师生一个个五花大绑，又用绳子连成一串，押赴姚村火车站，关进事先等候在那里的铁甲车转押济南。5月20日后，敌人又在校内外捕人。国文教师纪子培和上年底已离校的陆剑平，以及学生唐德文、刘毓琳、戴子英等被捕。在滨县任教的四级学生李介人亦被追踪逮捕。
据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资料证实，在这次对二师的大逮捕中，共捕去师生50余人，列在黑名单上的人很少有幸免者。
后来，反动派又在青州省立十中、潍县中学、泰安省立三中、济宁省立七中搞了第三次大逮捕，被捕师生亦押济南。
对二师的大逮捕，使反动派得意忘形。侦谍队员们到处宣扬 “曲阜二师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曲阜二师的案件是极重要的破获”。敌人对被捕师生施以种种酷刑，如鞭抽、压杠子、火钳烙等。绝大多数师生咬紧牙关，威武不屈。如程照轩被铁钳铬得遍体鱗伤，17岁的管戈被车轮式的审讯和拷打摧残得皮开肉绽，他们都没有吐露一个字。连同狱的刑事犯及刑讯的老法警对他们都十分钦佩和同情。
在监狱中，一个老法警曾教给管戈两句话以对付过堂拷问： “一问三不_，神仙制不得。”管戈抄递另一牢房的夏天庚，夏在后边添了两句：“肉是他们的，骨头是自己的。”转递给程照轩，程又加了一句：“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这样，这首狱中明志诗就成了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座右铭和豪迈誓言。
教师们被单独关押，以防“赤化”学生。他们也历尽折磨，16斤重的铁脚镣戴了一年半。
被捕的师生绝大数在狱中坚持斗争，坚贞不屈，直至后来，在党组织和各方进步力量营救下出狱。
但也有个别人，如教师肖寄语、学生裴康增，在国民党山东省公安局初审时即变节，肖寄语还在《国民日报》发表《自入共至出共》的叛党文章，出版反动的《曲阜》一书，向敌人献媚。
五二〇大逮捕的第二天，未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百余人被迫离校，其余200多名学生一天没吃饭，感觉前途渺茫，无法安心读书，也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学校只好放假。但杨书田却趁此机会玩弄卑劣手段，突然宣布“闪电式开学”，即通知学生限于某日返校报到复课，规定的时间期限很短。当时学生来自全省各地，有些根本不可能如期返校，而通知却规定误期就取消入学资格。这样，实际上又有计划有目的地变相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
开学后，杨书田一反往昔虚伪的姿态，公然在校内实行法西斯统治。
这次大逮捕，使中共曲阜特支遭到彻底破坏，仅存的个别党员活动极困难，二师进步学生运动转入低潮。
1934年底，共产党员周蓝田（周传基），由于在菏泽中学被敌人严密监视，学习和工作均非常困难，遂由党组织派回原籍泗水县。为便于开展工作，次年，即1935年，周蓝田考入曲阜师范，入十级三班，边学习边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逐步成为进步师生中的核心人物。随之，曲阜师范亦成为曲阜、泗水一带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同时，教师中的进步力量也在逐步发展。一些教师在课堂上下敢于公开进行进步思想的传授和宣传。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师陈会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教学。附小主任兼地理教师赵春珊讲课时介绍说，苏联十月革命很彻底，“一下子就搞成社会主义了”。他公开表示赞成十月革命。每周讲课时他都讲中国工农红军打到哪里了，打了胜仗还是败仗，进还是退……他的讲授，极大地吸引了学生。语文教师张士维，在课堂上不仅讲革命文学和有人民性的作品，还公开赞扬共产党，劝学生们不要悲观，说中国人民有希望，希望就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课下他经常向学生们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如《丰收》、《阿Q正传》、《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奴隶丛书”中出的新书等。比较进步的教师还有理化教师葛干昌、女生指导员石佩英（陈会文夫人）、事务主任兼美术教师崔祝生、历史教师杜某、音乐教师张某等。
这些进步教师，不但教学受学生欢迎，而且在实际斗争中同情和支持进步学生，如陈会文就曾暗中帮助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员进行反对杨书田的斗争。有的教师与学生互通声息，彼此鼓励，如周蓝田曾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来曲师前，听人家说二师多好多好，可是来了后一看并不是这样，荷花池及池边垂柳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美，而是死气沉沉。国文教师对这篇文章作了这样一段批语：大自然的春天，是要等待的，而人类的春天，却要我们去创造。周蓝田看后很受启发，从此，这对师生成了思想共鸣、志道同合的挚友。
三、邹县党组织的恢复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1935年春，彭建华和冯起一起把20来名单线联系的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邹县工委。彭建华任工委书记，冯起任组织部长。鉴于严酷的斗争现实，工委一成立就研究确定了“防止破坏，保存力量，慎重发展组织，多搞一些救亡活动”的方针。按照分工，彭建华以到邹西冯庄小学任校长为掩护，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农民贷款合作社”，从事创建武装的准备工作。冯起在县城东门里开办了一处“教育用品合作社”，并以此为基础秘密组织了“读书会”、“救国会”，传播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培训党的干部，并筹措活动经费。这时保定“群玉山房书店”已被破坏，他们又与曲阜二师党组织和进步师生秘密建立了联系，互相传递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小说。“教育用品合作社”除了《团结》、《长城》、《火线》等党内刊物外，还订有20多种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刊物。
四、济宁党组织遭受破坏济宁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恼恨和对济宁七中的注意。1932年2月，国民党济宁县党部派人到七中抓捕进步学生，由于王溥泉的警觉，及时采取了措施，反动派扑了空。国民党县党部就以故意放跑学生的罪名将王溥泉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七中读书会成员刘兴汉。王溥泉被解押到济南。但是敌人这时候并不知道王溥泉是共产党员，也不晓得中共济宁特支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彭畏三校长和党组织多方营救，一个月后王溥泉获释出狱。1932年6月，王溥泉奉省委调遣赴外地工作，刘庆珊接任中共济宁特支书记。刘庆珊根据省委“到工农中去，到城乡中去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暑期毕业后主动到济宁城南大流店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时候，济宁七中校内因党员人数减少，就组建了一个党小组，由颜道东任组长。10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遭受破坏后，刘庆珊在大流店小学被捕。在此前后，还有 —些共产党员分别在七中和外地被捕。中共济宁特支的活动又一次中断。此后，仍有个别党员在济宁坚持斗争，但是党的组织直到抗曰战争爆发之后才重新建立起来。
五、滕县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1931年夏，在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任图书管理员的共产党员王临之，利用暑假回家乡滕县开展活动，并发展了李景黄、李叔铭等人入党。10月，奉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滕县特别支部（简称特支） 在滕县城徐家花园正式建立，王临之任书记，李景黄任组织委员，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特支机关设在国民书店内。
1932年初，大坞、峄庄一带的地主武装，逼迫农民缴“团捐”引起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中共滕县特支当即组织30余个农民代表，到滕县国民党县政府进行“抗捐”请愿。反动当局虽然将农民代表队伍逐散,但终没有收成，斗争取得了胜利。同年6月，特支又领导了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下令镶修微山湖东大堰，费用全由沿湖百姓负担。湖东每亩地需分摊2〜3块银元。镶修湖堰不仅费用太大，而且直接给湖东农民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引起沿湖30多个乡广大农民群众的坚决反对。滕县特支决定派王临之、刘炳文因势利导去发动、组织沿湖一带农民，开展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停止了这一工程。为此，滕县特支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表扬。7月，在兖州省立四乡师入党的学生渠玉柏，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学籍，回到家乡滕县，参与了中共滕县特支的领导工作。同时，在曲阜省立二师毕业的共产党员马秀三、韩洪叶、李雪斋等也都返回故乡滕县，参加滕县特支领导的活动。
同年夏，特支以国民书店的名义成立了读书会，以掩护党的活动。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将青年进步师生及知识分子通过读书会团结在党的周围，从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参加读书会的有董开夫、王右池、黄化民、彭协典、生碧泉、刘守环、马仲川、李湘远、刘干卿、李季民、李文甫等，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先后加入了中共组织。
特支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以合法的形式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开展的，但还是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和警觉。1932年10月13曰，反动当局突然调兵包围了“国民书店”，逮捕了在场的党员渠玉柏和店员雷新修，查封了书店。随之又全城戒严，妄图一网打尽特支全体成员。幸好特支领导闻讯及时转移撤出，并在南阳镇临时召集紧急会议，商定由韩洪业去向山东省委汇报，王临之、李景黄、刘炳文、李雪斋去上海找滕县籍的地下党员李乐平。会后马上疏散了人员，至此，中共滕县特支停止了工作。
王临之等4人到上海找到李乐平后，通过李乐平与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党组织遂与山东党组织联系，证实情况后，即安排他们参加党在上海举办的特别训练班。年底训练结束后，李景黄被派往汉中做兵运工作，因情况有变，辗转于次年2月返回滕县。王临之、李雪斋赴温州做刘珍年部的兵运工作，因刘部哗变，被迫返沪。刘炳文在上海闸北做兵运工作。1933年4月，李乐平被捕入狱，因单线联系中断，王临之、刘炳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被迫返回滕县。此时，滕县军队换防，县长换任，“国民书店”案已无人问及了。
中共滕县特支被破坏后，党在滕县的活动处于低潮。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张学周、李叔铭、李#黄和王右池等，大都在小学任教，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活动。
六、沛县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斗争沛县是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领导下的、特委领导人联系较多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就有共产党的活动，曾遭到国民党的几次破坏。1935年，郭子化秘密到沛县，恢复建立了中共沛县县委，张光中任县委书记。在特委领导下，不仅积极地开展了武装斗争，而且还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斗争，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及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1935年5月初，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强征全县民工疏浚大沙河，限期50天完成，规定麦收大忙时也不准回家，并借机搜刮民财，激起全县人民反对。中共沛县县委因势利导，组织领导群众进行了反抗挖大沙河的围城斗争。12日，各乡群众代表集合于沛城开会研究抗工措施。国民党沛县县政府立即出动军警，荷枪实弹，无理逮捕了群众代表赵厚吉、封绪升、刘开业、王孝庄、李善林等，并准备解往徐州。消息传出后，全县人民无不愤慨。13日，各乡群众代表在沛城附近的三教堂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营救被押代表。下午4时许，两万多名群众手持杈把、扫帚、扬场锨，从四面八方汇集于三教堂村举行大会，组织了纠察队，推举了赵剑卿为总指挥。农民队伍打着“大沙河停工请愿团”横幅标语，按照商定的围城范围，把沛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城群众自带干粮，风餐露宿，坚持斗争三天三夜，造成城内缺粮断水，一片混乱。国民党沛县县长苏民惊慌失措，忙下令严闭城门，急调各分局的警察前来镇压。前来救援的龙固集分局警察，途中被群众团团围住，收缴了枪支。从沛县到徐州的公路上，堆满了犁、耙、耩子、大车等障碍物。苏民被迫派人与农民代表谈判。在群众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县政府最后不得不答应释放被押的代表和停挖大沙河等项要求。接着，党组织又领导围城群众一面派代表去徐州专署请愿，一面上书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告发苏民在沛县的种种罪行，致使苏民被迫调离沛县，使这次围城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年秋，黄河在山东鄄城县决口。水势汹涌，直入微山湖，造成湖水上涨，沿湖周围一片汪洋，许多村庄墙倒屋塌，庄稼淹没，地主逼粮要债，受灾农民走投无路，纷纷外出讨荒要饭，甚至卖儿卖女。而不法商贩却不顾人民死活，套购大批粮食外运发财。临近年关，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丛衍瑞到沛县巡视工作，调查了解灾情。沿湖一带党员纷纷反映缺粮农民非常痛恨地主和粮商的不法行为，坚决反对他们外运粮食，要求党组织领导他们把地主粮商囤积外运的粮食夺回来分给缺粮群众。丛衍瑞向郭子化汇报了这一情况，郭子化当即派他回沛县领导扒粮斗争，并指示沛县县委坚决支持群众的扒粮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群众饿死。沛县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先后两次领导群众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扒粮斗争，特别是第二次在大屯扒粮的规模更大。当时无锡大粮商与大屯村地主唐庆昌等勾结，收购了十几万斤粮食，装满了十几只大船，准备外运。因天寒封湖未能启程，停泊在苏北堤河的河沟里。沛县县委得悉后，决定发动群众截下这批粮食分给群众，并计划派县委委员王润生率领武装队，保护中心区委和大北区委发动群众。一切准备就绪后，按照预定的时间，男女老少数千人，携麻袋、口袋、箩筐等一齐涌向粮船，用肩扛，用担子挑，扒的扒，运的运，不一会就把十几只船上的粮食扒光运走。驻大屯的警察分局闻讯后前往镇压，预伏的特委武装队予以阻击，掩护扒粮农民安全转移，使这次扒粮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敌人将共产党员韩应玉、丛继谦等人逮捕入狱，以作报复。粮商和地主连遭两次严重打击也不甘心，向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报告，说沛县有共产党武装掩护农民扒粮。为此受到追查的沛县国民党当局害怕承认在沛县有共产党武装，只得编造了所谓“镇压饥民扒粮时与土匪武装相遇”的谎言，以此推御责任，敷衍了事。
七、临沂党组织遭受挫折1932年7月，因中共临郯县委的孙镇国等被捕，很快波及到临沂五中党组织的安危。中共山东省委立即派巡视员徐森到临沂五中和其他学校，布置应变计划，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王孝先、戚铭离开学校到沂水南乡苏村一带开展活动。在苏村发展了王光伟、李子仲等入党，建立了苏村交通点。他们经常来往于临沂、沂水之间从事党的活动。调刘盛华、周素芬等去济南，准备送江西苏区学习。临沂五中的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2年10月，展书堂的两个连突然包围了临沂五中，捕去了共产党员刘向正和进步学生陈希洵。王孝先、威铭、何秀芝因事先离校幸免。顿时白色恐怖笼罩全校，大批学生离校出走，五中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6月，赵昭因参加郯马暴动暴露身份，被迫离校，鲁先潮接任书记，陈向道、主继先为委员。1933年9月1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突然包围了三乡师，幸亏支部成员均在校外，敌人没有抓到。事后，校方将鲁先潮、主继先、陈向道、张百川、马培卿等30余名学生以“危险分子”的罪名开除了学籍，党的组织在三乡师的活动又一次受到挫折。1934年秋，中共沂水县委委员王涛考入三乡师,1935年春，他先后发展了刘箴厚、马自治、王元本、周锡禧等入党，重建了第三乡师党支部，王涛任书记，并与沂水县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八、费县党组织独立坚持斗争1932年，刘谐和在费县师范讲习所发展了十几名党员之后，又把活动的重点转向农村，发展了一些党员。在此基础上，于1933年5月，成立了仲村党支部，鲍天仇任书记，唐军、李祖恩为委员。党员有尚明、商向前、刘子峨、郭华、诸葛昌林、诸葛锦亭、孙宝壁等数十名党员。1933年，临郯县委在尚岩召开会议决定发动苍山暴动后，刘谐和在临沂板泉崖向费县党组织负责人尚明交代了以下几项工作：（一）费县党组织直接归临郯县委领导，以后可以建立费县县委。（二)要积极动员费县党员掌握好枪支，了解清楚费县和郯城周围驻军情况，只做预备，不派人直接参加暴动。（三）在费县准备一个掩护点，以备暴动后来此隐蔽。（四）找一名联系临沂、郯城、费县间的交通员。（五)搞好暴动宣传工作。根据刘夫平的指示，尚明决定派朱志诚为交通员，商向前、郭华、李伯瑾、刘子峨去完成其他各项工作任务。7月10日，苍山暴动失败后，刘夫平、马叙卿由朱志诚带领，自临沂船流连夜来到费县城北荣和庄朱志诚家隐蔽，后又转移到大埠村刘子峨家隐蔽3个多月。此间，他们考察了蒙山前的地形，研究了费县党组织建设和组织武装暴动的情况。刘夫平、马叙卿的活动引起费县反动当局察觉，遂决定迅速离开费县，分头寻找上级党组织。临行前，刘夫平、马叙卿在西皋村召开会议，主持成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尚明任书记，陈子未、李伯瑾为委员。刘夫平走后，新成立的临时县委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各领导成员只好分散到各地进行独立活动。
总而言之，1932年至1935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党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鲁南各地党组织屡受破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白色恐怖中，鲁南各地党组织和共产党人仍独立坚持英勇不屈的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鲁南人民的觉醒。
第七节开辟抱犊崮山区党的活动基地
抱犊崮山区位于临沂、费县、峄县、滕县接壤处，主峰海拔580米，是鲁南山区的制高点，地形险要，交通不便，国民党政府统治比较薄弱，利于党组织的活动。1935年3月，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根据这里的特点，提出在抱犊崮山区开辟党的工作，建立活动基地，以便党的组织一旦在枣庄矿区站不住脚时，及时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还考虑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需要建立和发展地下秘密武装，而抱犊圍山区地理环境条件，有利于游击武装的隐蔽和开展活动。
1935年4月，郭子化派李韶九和郭致远进入抱犊圍山区了解情况。临行前，郭子化还教给郭致远38个药方，指示他们以行医卖药为掩护，了解山区社会情况，选择党在山区的工作基地。李韶九是费县信行庄人，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曾任临沂第十一区区农会主任委员，组织农民参加1933年的苍山暴动。暴动失败后，农民协会被解散，他又在费县办小学，任小学校长。后因领导群众斗争，被费县反动政府撤职和通缉，来到枣庄。李韶九在魏立久、马伯华和万国华的帮助下，开办了一处药房（中美商社），1934年，经李微冬介绍认识了郭子化，接上了组织关系。特委让李微冬找到在峄县任督学的朱道南，通过朱道南的疏通，使李韶九躲过了通缉，在枣庄站住了脚。同年冬，李韶九就利用费县、临沂边区的社会关系，不断回山区开展工作。他在山区地理人情较熟，临沂大炉（现属苍山县）的万春圃、万国华，杨庄（现属苍山县）的杨茂彬，埠阳（现属苍山县）的刘清如，费县梁邱的魏立久等地方上层人物，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他们这次进山第一个落脚点，选在临沂县大炉万春圃的家。万春圃当时是抱犊崮山区一位有影响的进步士绅，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家有200多亩土地，40多支枪，是个比较有势力的地方首领。做好万春圃的工作，对于共产党在山区的工作开展至关重要。万春圃的几个儿女，思想也都很进步。他大儿子万国华与李韶九是结义兄弟。郭致远戴着上海东亚医学院的徽章，自称是从上海来的医生。他们来到大炉，受到万家的盛情接待。李韶九、郭致远向他们宣传了革命道理，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对内镇压革命、屠杀人民，对外奴颜婢膝，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等罪恶，使万春圃父子耳目一新。他们在返回枣庄路经抱犊崗附近大北庄时，调查了群众的情绪和要求，认为这里适合开展工作。特委经过研究，决定派郭致远、肖平（化名高志成）二人以开药店、行医治病作掩护，先在大北庄建立党的地下活动基点。5月，郭致远和肖平到了大北庄，开始住在一家客栈里。后来因为经费困难，肖平只好又返回枣庄。郭致远住在村南头杨九龄老道士观里，一面给群众治病，一面调查了解情况。以后，经过杨九龄道士介绍，租了两间靠街的房子，开起了天德堂药店，以此团结了村里20多名青年，发展了陈继全、姚洪义等人入党。1935年秋天，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来此巡视工作，帮助正式建立了大北庄党支部，支部书记陈继全，组织委员姚洪义，宣传委员郭致远。大北庄党支部成立后，在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在大北庄建立反共自卫团和反对圣贤道势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后来，特委又派张光中到大北庄工作，在青年中发展了姚立声、陈继胜、秦继才等人入党。后来特委又相继派丛衍瑞、郭怀远（李士亨）、张明德、吕金枢等进入抱犊崮山区，在大北庄一带和郭致远一起开展党的工作。此后湖西和苏北地区，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因工作暴露，不便工作，即转移到鲁南山区大北庄、高桥、大炉等地，继续工作，保存了革命力量。
同年5月，特委又派李韶九到临（沂）费（县）边的大炉、埠阳、高桥、梁邱一带开展工作，陆续发展了刘清如、万国华、葛成俊、李焕成、沈廷信、沈学仁、沈宝玲、王福田等人入党，并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此基础上，至1936年，先后在许多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其中有信行庄党支部，沈学仁任书记；侯家庄党支部，李焕成任书记；大炉党支部，万国华任书记；沙家店党支部，周荣太任书记；王家庄党支部，杨进美任书记；埠阳党支部，刘清如任书记；齐家峪党支部，霍玉成任书记；南庄党支部，李明法任书记；兴明庄党支部，王福田任书记；滕县徐庄党支部，陈永元任书记；南泉党支部，刘炳文任书记。在费县高桥镇于1936年6月建立党支部，葛成俊、秦继友先后任书记；同年9月建立了中共区委，沈廷信任区委书记，葛成俊、秦继友等任委员；1937年2月，成立高桥党总支，葛成俊任书记。1936年夏，特委决定建立了中共临沂中心县委，负责开展临、滕、费、峄山区党的工作，李韶九任县委书记。
抱犊圍山区党的活动基地的开辟，不仅为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提供了保障，也为后来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因而在1936年夏，郭子化被捕又脱险后，他和特委机关才能立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高桥镇。
第八节组建共产党秘密武装
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建立党的地下秘密武装，是在总结了无数艰难的斗争经验和经历了许多血的教训后，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后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开展了对敌武装斗争。
早在1932年秋，沛县县委就按徐州特委的指示组建了地下秘密武装。开始由县委委员丛衍瑞通过社会关系，搞到一支“七子钢”手枪，这是沛县党组织地下武装的第一支手枪，交给肖平使用。后来刘昭仁、张善恭、丛继谦、王学然等又搞到三四支长枪，加上从渔民手中搞到的一些土枪、鸭枪共有十几支。
1935年夏，根据中共苏鲁临时特委的指示，在特委宣传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张光中的领导下，组建了沛县工农红军第一大队湖上游击队，肖平任队长，丛衍瑞兼政治指导员。为支持这支武装，丛林的父亲丛继禹卖了5亩地，将钱交给了党组织供买枪之用。西区区委书记燕克岭也买了一支枪交给党。张光中暗中支持沛县县委向自己岳父强行要款1300元，用来购买武器。这支武装，活动在微山湖内外、运河两岸，昼伏夜出，时聚时散，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成为一支惩处叛徒特务和恶霸地主，保护党组织、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武装。
沛北魏营村恶霸地主魏以礼与反动官府勾结，欺压乡里，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沛县县委决定除掉他，以平民愤。1935年7月一天上午，县委军事委员李公俭和张训福、张友亭等人，化装成缉拿吸大烟的国民党警察，闯入魏家。当时魏以礼正躺在床上吸大烟，即被抓获拉到村外枪毙，并缴获匣枪一支，子弹20多发。当国民党沛县警察局闻讯派骑兵赶来时，武装队员已安全转移。枪毙了恶霸地主魏以礼，为人民除了一害，打击了周围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广大贫苦农民拍手称快，受到很大鼓舞。
这年秋天，党组织通过调查，摸清沛县敬安集牙税局有一笔款子要送往徐州。.县委经过研究和周密安排，派肖平、王宪云埋伏在途中，将牙税局送往徐州的2000多块银元全部截获。用这笔款买了棉线、布匹，救济了贫苦农民和生活无着的党员。另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购买了枪支弹药。
1936年春，夏镇党的联络员姜友吉叛变，当了国民党特务，极大地威胁着湖东、湖西交通线的安全。特委决定立即除掉他，可是他住在夏镇街三孔桥，附近有国民党的警备中队和一个水警队，不好下手。特委和沛县县委经过研究和布置，派肖平、王学然、张友亭、赵广福等4人，在6月7日（农历四月十八日）趁夏镇逢奶奶庙会之机，在姜友吉看洋片时，肖平冲上去将其击毙。姜友吉被击毙后，使敌人受到很大震动，国民党徐州特务室主任庄世荣和特务头子傅谦之特地赶到沛县，侦破姜友吉被杀案件和了解共产党的活动情况。6月11日夜，国民党徐州保安部队头子邵汉元率领一个团的兵力，配合沛县警备队，采取突然袭击，同时包围了沛南魏宅子、沛北宋庄和沛县中学，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逮捕，共捕去1〇〇多人。除将沛县县委委员王润生和党员郭影秋、苗宗藩、苗宗屏、赵广福等人押往徐州监狱外，其余人都被关押在沛县监狱里。为了营救这些人，特委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砸监反狱，让狱中同志冲出牢笼。由党员李世亨利用送饭的机会，将越狱计划安排通知狱中同志。经过充分准备，利用当时敌人允许狱中犯人自炊的规定，把一支“七子钢”手枪拆开裹藏在芹菜里送进狱中。狱中的同志用碗碴子、小钢锉磨断镣铐，一天下午，乘警备队出巡未回和监狱放风之机，强行越狱。党员张训福首先开枪打死了狱卒，袁成贵夺取了敌人枪支，遂率领80多人冲出监牢。敌人发现后派骑兵紧跟追击，袁成贵、李正连开枪射击，掩护越狱同志脱险。由于狱中同志长期受刑，身体虚弱，行走困难，加上又值大雨之后，道路泥泞，只有张训福率领十几人逃出，分别转移到湖东，袁成贵等大部分人不幸又落入敌手。
这一时期，苏鲁边区临时特委还在峄县吕巷陶洪瀛的家乡和大北庄等地方，建立和发展秘密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在保护党组织和配合群众革命斗争方面，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在严重的白色恐怖和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积极开展工作，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左”倾错误，提出和实行“积蓄力量、隐蔽斗争”的正确方针，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视和积极建立秘密武装，把党组织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这种创建性的举措在当时北方白区工作中是难能可贵的。郭子化为鲁南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保存和发展了一支较强的革命力量和党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