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三章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英勇斗争
第一节大革命失败后的鲁南党组织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 “分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当时，以陈独秀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味迁就退让，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为处于严重危急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地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根本的转变，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进入徐州、鲁南境内的北伐军南撤，山东仍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直至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张宗昌部溃散，国民党新军阀势力才开始控制山东。但日本帝国主义随即进军济南，阻止国民党军，并于5月3日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的济南“五三惨案”。1929年4月，日军撤走后，国民党政府随之接管山东，加强特务组织，大肆破坏共产党的机关，搜捕共产党人，施行白色恐怖。从1929年初至1933年12月，仅山东省委机关就连续遭到10多次大破坏。但在1928年至193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鲁南的统治相对还比较薄弱，因此鲁南地区的党组织虽在白色恐怖中遭受过许多挫折，但仍能保持增强的趋势，党领导的群众斗争进一步得到发展。
在曲阜。大革命失败后，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范明枢愤而辞职，一批进步师生被迫离校，二师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党的活动转入地下。1928年4月20日，国民党第四军第三师到达曲阜，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暂驻曲阜二师。在此前后，蒋介石也来到曲阜谒孔，6月，他发出尊孔布告，鼓吹以“孔孟之道的传播”来扼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国民党当局发觉二师校内有中共的活动，遂于麦收前的一天傍晚，派二师的国民党员、曲阜县党部委员铉鑫昌和魏毓桂，带领曲阜县警察局局长马寅桥等多人，对二师进步师生进行建校以来的第一次搜捕。这伙暴徒荷枪实弹，踢倒看大门的工人，抓走了共产党员刘德荣、张云汉、王泽新、张育东及张化恪5人。这一天，蒋连萼在城里亲戚家，闻讯逃走，方得幸免。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校园。
第二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会刘子斑，召集二师全校师生训话，大骂共产党，叫嚷“不许搞非法活动”，威胁镇压师生。但是，二师进步师生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冒着风险，自动轮流到关押被捕学生的县公署去送饭，还公推进步学生刘子衡去兖州天主教堂，找 “国民革命军山东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作宾及政治部主任仇鳌、副主任何思源，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国民党省党部后来不得不交保释放被捕学生。
搜捕后，二师内共产党的力量损失严重，又有一些进步学生被迫离校。但校内仍有共产党员在活动，不过活动方式已经转入地下，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了。
8月，左派国民党员宋还吾到曲阜二师任校长，他带来并新聘了一批进步教师，取消了学]组织了进步的学生会，建立了工人夜校、倶乐部、业余剧团和黎明书社。他支持进步活动，提倡学生钻研新文化、新科学。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公开宣讲马列主义，学生可以公开研究学习新文化、新科学。因而二师的进步力量很快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二师再次出现进步思潮荡漾的新局面，遭受破坏的二师党支部重新建立，徐淦田任书记。
1929年6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为打击孔府封建势力，编演了历史讽刺剧《子见南子》，酿成轰动全国的 “子见南子案”。终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校长宋还吾被调离，进步学生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退学，许多进步教师被迫离校，二师进步力量再次遭受摧残，党的组织活动停止。下半年，共产党员楚图南通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丽石与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的关系，到二师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当年秋，曲阜二师学生林传欣，在进步教师倡导下，主办了《狂言》墙报，并在第二期上全文转载了《共产党宣言》。学校国民党当局暴跳如雷，派人揭撕。广大师生被激怒，纷纷出墙报，登载 《狂言无罪》、《吊〈狂言〉》等文章，进步师生还乘势改组了国民党把持的学生会。
1930年2月，张郁光出任曲阜二师校长。他先后聘任了大批进步而有才学的教师，如共产党任白戈、郑韵涛、潘希言、曹靖华、刘砻潮（又名刘弄潮）和进步教师陶钝、尚莫宗、刘盼遂、赵春珊、傅烈等。在他倡导下，学生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进步书刊，创作进步作品蔚然成风。当时，曲阜二师有“红二师”之称，浓厚的进步气氛十分有利于党的活动和发展，因而引起了中共山东省委的关注。1931年6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改组，改组的当日即派人到曲阜二师开展工作，重建党的组织。
1931年夏，中共泰安特支负责人、济南省立高中学生（原二师后师三级学生）鲁宝瑛函约二师学生程照轩和裴康增到泰安，在泰安第二完小他们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同时发展的还有泰安第二完小教师、二师毕业生曹德众。程、裴、曹3人组成了新的中共二师支部，程照轩为负责人。
程、裴两人回校后，征得校长张郁光同意，介绍曹德众任二师图书管理员。他们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8月，首先发展了亓善青等，以后持续不断，很快就发展了10余人。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二师支部领导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二师的进步力量迅速扩大，据11月份中共泰安特支向省委的报告，曲阜已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29人，其中团员有夏天庚等人。当时团员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尚无独立的团组织。
不久，为了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斗争，以中共二师支部为基础，建立了中共曲阜特支（亦即二师特支）。此时曲阜地方上尚无共产党员。二师的共产党员多为学生，如程照轩、裴康增、马宗俊、亓善青、魏钦吾、牛振清、张儒宗、张化恪、徐淦田、孟继朋、柏文达、赵传钵、于明章、夏天庚、石潇江等。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有陆剑平、任白戈、袁效之、纪子培、肖寄语、潘希言、刘弄潮、曹德众、郑韵涛（女）等。其中有些党员如刘弄潮、郑韵涛等，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但与曲阜特支并未发生组织关系。
中共曲阜特支负责人仍为程照轩，其他领导成员有裴康增、曹德众、张儒宗、徐淦田、亓善青等。
中共曲阜特支与莱芜特支均属泰安特支指导。当时全省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的市、县党组织共有15处，党团员450余人。整个鲁南、鲁西南仅有四个特支（泰安、曲阜、莱芜、济宁），党员不足70人。二师的共产党组织，不仅斗争积极活跃，而且力量较大，占鲁南、鲁西南党员数近二分之一。®中共曲阜特支成立后，积极贯彻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将二师十分之七八的同学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在张郁光支持下，改组了学生会，程照轩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取得了学生运动的合法领导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曲阜特支领导下，二师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张彝堂一伙人的干扰和破坏。张彝堂打着“革命”、“抗日”的旗号，把持了学校“抗日会”，公开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并蒙蔽拉扰少数人与进步师生对立。当时，两派的斗争很激烈，除了利用各班的壁报笔战外，还在礼堂开大会公开辩论。教务主任、共产党员陆剑平和张彝堂轮流主持辩论大会，各自演讲，针锋相对。为将抗日救亡斗争引向深入，中共曲阜特支组织一次大会，批驳张彝堂的谬论，使其威风扫地，被迫离校。然后，发动进步师生改组了校抗日会，举行大罢课，走上街头，深入四乡，宣传抗日，并在城北书院和城西北的林西一带，协助农民组织起农民抗日救国会。曲阜二师学生会还联络滋阳乡师、济宁七中、临沂五中、曲阜明德中学等校学生，成立了鲁南学生抗日后援会，并通电呼吁全国各抗日团体团结抗曰。
在济宁。1928年初，中共济宁特支的活动中断。‘8月，中共山东省委又派刘南云到济宁工作。刘南云在山东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发展王殿成、朱化农、周建国等人入党。经省委批准，重新建立了中共济宁特别支部，刘南云任书记，朱化农为组织干事，王殿成为宣传干事。特支重建后，主要活动是在学校和城内的工人、市民以及附近乡村的农民中秘密开展党的宣传工作。1929年6月8日，刘南云到嘉祥县武翟山一带进行宣传，被国民党嘉祥县党部发觉逮捕。刘南云被捕后，济宁特支的其他成员被迫隐蔽起来，特支的活①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1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动再次中断。
1930年，中共山东省委动员共产党员到各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8月，共产党员王溥泉（今名刘顺元）根据省委这一指示，应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校长彭畏三的聘请，到七中任训育主任，以此为掩护，在济宁从事革命活动。王溥泉组织学生先后建立起“课外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些组织形式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还建议并促成学校图书馆购置了许多通俗的社会科学读物及进步的文学作品，订了一些进步报刊和杂志，以此来推动学校政治气氛的活跃和师生思想的进步。到1931年10月，先后发展学校图书馆理员王临之、学生刘庆珊等人入党，11月，经省委批准，再一次建立了中共济宁特别支部（亦称中共山东省立第七中学特别支部），王溥泉任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共济宁特支为了加强对七中学生运动的领导，在彭畏三校长的支持下，调整了校学生会领导成员，充实了党员骨干；同时，另外成立了“抗日救亡运动特别委员会”，作为全校抗日救亡运动的专门领导机构，由共产党员刘庆珊任主席。特支根据省委指示的宣传内容，以“抗日救亡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了《告济宁同胞书》，同时组织力量编写壁报，还创办了抗日油印小报《星期周报》，分发、张贴到城乡各地，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国民党县党部看到七中的这些宣传品之后很惊慌，但又不便公开干涉和制止，于是他们也办起壁报，和七中的对着贴。因为他们的壁报内容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货色，受到群众的唾弃和咒骂。
通过一个阶段的宣传运动，不仅七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且带动了济宁其他学校。第三职业学校由于被一些反动人物把持着，学生运动开展不起来。中共济宁特支就通过七中 “抗日救亡特别委员会”，利用壁报和油印周报批判这些人的反动立场和观点，还通过个别串联，争取第三职业学校的进步学生，再由他们在周围学生中扩大影响，终于把这个学校的师生发动起来了。与此同时，七中“抗日救亡特别委员会”还同泰安三中、曲阜二师、兖州乡师等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建立了联系。
1931年12月初，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请愿，极大地影响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学生运动。根据这一形势，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青岛、济南、曲阜、济宁等地党组织，把握时机，组织学生到南京请愿。中共济宁特支遵照省委指示，在济宁七中、第三职业学校发动和组织起由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南下请愿团，12月16日清晨，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 ”等大幅标语，高呼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学生们直奔国民党济宁县党部，要求给予支持。县党部听到消息，紧闭大门。学生们就翻墙进去，一怒之下捣毁了县党部。接着又到了县政府，县长被迫出来与学生们见面，学生们要求县长命令火车站开车送学生南下。县长推托无由，只得答应。到达兖州，学生们下了火车，会同曲阜二师、兖州乡师等学校的学生，在兖州站卧轨截车，坚持斗争4天，震动了全国。
请愿团学生返校后，在中共济宁特支的领导下，纷纷到工厂、农村发动工农群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中共济宁特支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周蓝田、吴承光等人。
在兖州（滋阳）。共产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
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正式成立于1930年11月。1933年改为山东省立滋阳乡村师范学校。人们习称其为四乡师或滋阳乡师。
四乡师建立后，一些从事革命活动较早的北大、北师大等校毕业的进步学生，陆续来到这里任教。他们当中的谷静默、孙铁夫、张永年、段雪笙等人在此之前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四乡师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的组织，这些共产党员以组织学生学习社会科学为名，倡导成立了四乡师“社会科学研究会”，利用合法的公开的形式，组织学生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纲领、主张，启发学生走革命道路。很快，“社会科学研究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参加进来，谷静默、孙铁夫等共产党员先后从这些进步学生中发展渠玉柏、程念慈等人入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乡师广大师生在一些共产党员的带动和影响下，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特别是积极参加了在兖州车站卧轨截车、争取南下请愿的斗争。他们还发动兖州的工农群众和工商界人士，一连几昼夜给坚持斗争的学生送水送饭，热情慰问，大力支援，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形成强烈对比，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兖州卧轨截车斗争结束后不久，进步学生中又有乔尚涵（乔海秋）、丁九荣（丁景宇、李又邨）等人加入共产党。到1932年下半年，四乡师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10余人。于是，成立了中共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支部，乔尚涵任支部书记，单绍曾为组织干事，丁九荣为宣传干事。1933年，党支部又吸收秦和珍、高明宇等进步学生入党。1934年底，乔尚涵离校，秦和珍继任党支部书记;1935年7月秦和珍亦毕业离校，孔繁阁继任党支部书记。
在徐州。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徐州地委部分党员，与成立不久的中共江苏省行动委员会接上关系。该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徐州县委，由李丹夏（李广琛）任县委负责人。次年1月，该县委一度被破坏，部分县委负责人被捕。1928年春，县委恢复，张瑞甫任书记。8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董畏民任中共徐州县委书记，徐州县委除负责本市党组织的工作之外，还负责领导徐属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中共江苏省委为了加强徐州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于9月20日建立了中共徐海特委，委派罗世藩为特委负责人。又于同年10月改组为中共徐海蚌特委，江苏省委委派蒋云任书记，罗世藩、董畏民为常委。特委所领导的地区除徐属8县外，还有海州所属4县和安徽的蚌埠、宿县及河南的永城、夏邑等地。是年12月5日，徐海蚌特委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对革命的认识和任务问题。这时，徐海蚌地区共有党支部145个，党员1600余人,党及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
1929年上半年，国民党在徐州地区“清党”，对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进步人士实行大搜捕，共产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转移，有的互相调换工作地区，一部分可以隐蔽的党员到农村继续活动。5月间，团徐海蚌特委在徐州枫林旅部召开团县委书记会议时，被敌特发现，出席会议的成员大部被捕，中共徐海蚌特委转入农村继续活动。特委书记蒋云赴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后，为避免党的组织遭受大的破坏，省委决定将中央徐海蚌特委负责人调回上海，并撤销徐海蚌特委。同年夏，江苏省委派陈资平任徐州临时县委书记并负责巡视和指导周围各县党的工作。以后，江苏省委又派陈履真、秦雅芬夫妇到徐州参加恢复徐海蚌特委的工作。1930年3月，再次成立了中共徐海蚌特委，陈资平任书记，孔子寿任组织部长，陈履真任宣传部长，孙叔平任委员兼秘书。之后，在中共徐海蚌特委的领导下，徐州周围地区党的组织再度恢复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徐海蚌特委先后组织了铜山县吴窑暴动、萧县黄口暴动等。各个暴动均因反动当局的重兵镇压而失败。由于各地暴动的失败，使党的力量过早地暴露，以至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和群众中的革命骨干，不少人遭到敌人逮捕和杀害，党的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30年底，中共徐海蚌特委一方面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一面调整党的组织。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使党的组织更好地接近基层，江苏省委决定将徐海蚌特委分为徐州、海州、蚌埠三个特委，孙叔平任徐州特委代理书记。此后的一个时期，党的组织恢复发展较快，党的影响逐步扩大。1931年春，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又将徐州特委分为铜山、宿迁、宿县三个中心县委，由孙叔平、孔子寿、任训常分别任书记。1932年6月，江苏省委又将铜山、宿迁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徐州特委。吴国治、万金培、孙叔平、冷启英先后任代理书记或书记。
在枣庄矿区。1928年初，随国民党军南下的枣庄矿区铁道工程营解散后，张福林等从南京回到枣庄矿区，继续开展工人运动。同年8月，枣庄矿区工人运动被镇压，张福林等被捕，矿区党支部和工会同时遭受破坏，党的活动被迫中止。
中共中央十分注重开展枣庄矿区的工作，曾多次指示江苏、山东两省委迅速派员恢复枣庄的组织。山东省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枣庄矿区工作。1930年7月，山东省委就鲁南、鲁西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恢复和创建鲁南党的组织，为目前重要任务。若臣（张若臣，山东省委常委）同志在沪与江苏行动委员会面商的结果，除一面由鲁委派人赴鲁南工作外，一面由苏行委在徐海区调大批人赴鲁南工作，此种办法确为目前需要”。1931年3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江苏行动委员会分别派员抵达徐州，通过裁缝、共产党员步雪樵的关系，邀枣庄进步青年邱焕文到徐州，经过考查，由田位东、郑乃序在徐州东骆驼山上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就如何开展枣庄矿区的工作召开了会议，山东省委程季平介绍了山东开展工运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决定成立中共枣庄特委，田位东任书记，郑乃序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邱焕文为委员。特委隶属山东省委领导。会议还研究了开展枣庄矿工运动的工作方案，利用关系深入矿区，接触工人，发动工人罢工，而后建立革命武装，转移到抱犊崮山区成立红色游击队，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以牵制敌人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会后，田位东、郑乃序由邱焕文陪同到达枣庄，特委机关设在齐村邱焕文家中。特委立即着手工作，很快在棠阴发展了孙伯英、王子刚入党，并于1932年春建立了峄西工委，由孙伯英任工委书记，王子刚任副书记。峄西工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矿区特委开展工人运动，并在广大农村发展党员，支援策应工人斗争。为救济枣庄煤矿失业工人，团结广大工人开展斗争，并为特委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协调对农村党的工作的开展，特委研究决定于4月成立枣庄矿区互济会，由田位东任主任，邱焕文、孙伯英、王子刚、吴洪起(女）为委员。齐村在枣庄西约8里，邮政局就是特委的“传达处”，与省委来往信函都用化学药水秘密书写。在白色恐怖下，特委不但开展工作十分困难，而且生活也非常艰苦。特委每月仅有5元钱的活动经费，除办公外，吃用都在内。邱焕文、孙伯英、王子刚这些本地党员都先后卖掉土地用作革命经费。田位东、郑乃序通过关系到齐家包工柜下并干工。这样，一方面可以用所挣工资解决经费紧张问题，更重要的是便于接触煤矿工人，组织他们开展斗争。
在郯城。就读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之言于1927年夏，受中共山东地区执委会的派遣，回到家乡郯城马头第三小学任教。他团结广大进步教师组织了小学教员联合会；在农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创办了《农民》、《红色鲁南》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并领导教职员进行为争取待遇平等的罢教斗争。通过斗争，发展进步教师刘谐和入党。1929年秋，共产党员孙镇国（孙善师）由济南来郯城第一小学任教，刘之言设法把他聘到郯城第三小学任教，建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 (指临郯地区），刘之言任书记兼宣传委员，刘谐和任副书记，孙镇国任组织委员。之后，又发展了校长宋幼准，教员马叙卿，学生刘盛华（刘德生、刘道生）、张慧一（女）、柏敬贞（女）、焦矗山等人入党。马头完小变成了党的地下机关，第一支部积极向临郯城乡发展党员，临沂省立第五中学、临沂省立第三乡师、郯城师范讲习所的党组织都是他们发展建立起来的。在临郯地区的许多农村也发展了党员，如四哨的朱次彭、白山的宋宜安、褚墩的危益民等。
1930年10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派唐东华（邳县人）为中共鲁南特派员，由邳县孟楼进入临郯地区，在涝沟一带发展胡维鲁、张鲁峰等入党，年底又在重坊、归昌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不久建立了涝沟区委和城关区委，各辖两个支部，胡维鲁、蒋印善分别任区委书记。
在费县。中共组织早在1929年2月就开始活动。原中共沂水县委负责人张希周自泰安上河桥国民党党务训练班毕业后，与袁时若、李天钧、杜方伟一些跨党党员以费县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到费县开展工作，建立了中共费县党小组，并领导农民运动，成立了费县农民协会，创办了《血花报》。6月底，发展了王兰斋、杨占升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又发展李韶九为中共党员。当年，中共沂水、费县组织遭受破坏，革命活动暂时停止。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把费县作为重要工作基点，于1932年2月派刘谐和利用创办费县师范教习所之机，到该所任语文教员。他先后发展了尚明、刘子峨、陈子齐、李伯瑾、诸葛昌林等人入党，建立了两个党小组。同时创办了革命刊物《突变》、《费县大众》，在广大教师和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之后又在学生中间先后发展了商向前、张传义、陈传贤、张传一、孙玉才、王启让等入党。刘谐和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费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保存力量，7月，刘谐和离开费县，其工作由尚明接任，由临沂第三乡师党支部负责领导费县党组织，赵子育为临郯与费县的党组织交通员。自刘谐和离去后，国民党右翼势力逐渐统治了费县师范讲习所。党组织领导学生对所长刘元善任人唯亲的做法展开斗争，要求辞掉两名水平低的教师，刘元善不但不予辞退反而以开除李伯瑾、李立志、商向前相恐吓，矛盾更加激化。为此，学生罢课，教师罢教。费县党组织广造舆论，印刷传单，并到临沂等地散发，还派部分学生到教育局和县政府请愿，另派商向前到临沂板泉崖向刘谐和汇报。通过各方压力，刘元善被迫撤换了两名教员，恢复了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临沂。担任国民党河南鹿邑县长的中共党员孙金宣于1928年8月弃职返回家乡临沂，先后在傅家庄、老屯、小屯和郯城华岩寺一带开展工作。他结识了临沂民团首领王伯英，在王的支持下，创办了 “松山学社”，讲授政治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学员40余人。他首先发展了学员陈耀贤（陈希堂）入党，后又发展王以仁、吴敬坡入党。同年冬建立以吴敬坡为组长的中共临沂县老屯村（现属苍山县）党小组。1929年秋，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党小组扩建为中共老屯支部，吴敬坡任支部书记。到1930年底，老屯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总支下辖西官庄、道庄、孙家庄、王家庄、官家庄、小屯等党支部，共发展党员二三百名。
1930年9月，刘盛华考入临沂省立第五中学，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春，刘根据中共鲁南第一支部的指示，在该校介绍王孝先、胡威廉、刘向正（刘玉莹）等入党，成立了临沂第五中学党支部，刘盛华任书记。到翌年夏，该支部又发展了何秀芝（女）、刘瑞芝（女）、周素芬（女）、戚铭、王景朋、刘泽昌、曹敬如、徐联五、王钦瑞等入党。这时，以陈希洵、王鸿祺、张肇敏等为骨干的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已发展四五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镇国、刘盛华介绍临沂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学生赵昭（赵德修，字子平）入党，随后建立了三乡师党支部，赵昭任书记，陈向道、王居濯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在此后不到一年里，先后发展了十几名党员。
1931年9月初，中共山东省委派宋鸣时（1933年7月叛变） 到临沂傅家庄、卞庄一带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很快发展了陈信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发展了刘永祥、姚锡贞等人入党。9月下旬，成立了中共临沂县特别支部，宋鸣时任特支书记。
第二节枣庄煤矿失业工会与工整会的斗争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再度占领鲁南地区。18日，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十军杨胜治部包围峄县，鲁军孙百万部曾多次突围，均被击回。孙军遂伪装投诚，密通土匪，困扰杨军，试图再次突围后被截击，死伤惨重而逃走。是日，国民党杨军占领峄县。从此，国民党先后建立起峄县县政府、县党部，枣庄区政府、区党部。国民党政府急于搜刮民财以充军饷，以战地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了整理中兴煤矿公司委员会，委派俞飞鹏、陈家栋等5人为委员。整理委员会成立后，几次电令中兴公司派代表谈判，并且以高压手段接收了中兴公司的营业管理权，使中兴资本家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一度紧张起来。
从南京返回枣庄的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郭长清等借此时机，向刚刚成立的国民党峄县政府提出了组织枣庄中兴煤矿工会的书面要求，很快得到答复，取得了合法地位。4月底，枣庄中兴煤矿失业工会筹备处（又称外工会）成立，由张福林、蒋福义、郭长清、王文彬等领导。不久，四五千名失业工人参加了失业工会筹备处，由筹备处向中兴资本家提出复工、救济并发放积欠工资的要求。
筹备处成立后，到处散发传单，召开会议，广造舆论，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中兴资本家为破坏失业工会，曾三次派人送钱给张福林，要他停止组织工会，并扬言张福林复工后工资可优厚，遭到张福林的怒斥。
资本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工贼马保才等人又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又称里工会），与失业工会相抗衡。里工会在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中称：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以谋劳资协作及其平均发展为宗旨。里工会千方百计拉拢工人，四处探听外工会的工作^0活动，破坏工人团结，充当了国民党新军阀和资本家的鹰犬。
外工会为了和里工会斗争，一方面在工人中揭露里工会出卖工人利益的丑恶嘴脸，发动工人捣毁里工会办公室；另一方面争取合法斗争，上告峄县国民党党部，要求封闭里工会。.7月11日，外工会召开了全矿工人大会，宣布了枣庄矿区劳动工会（外工会）正式成立。会上民主选举了张福林、蒋福义、郭长清、王文彬、陈亚伦等9人为执行委员。外工会的正式建立，鼓舞了工人的斗志。第二天，数百名工人在井口开会演说，要求资本家尽快补发工资，如不答应就举行罢工。就这样，失业工人用自己的英勇行动，粉碎了资本家的破坏，维护了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团结。
刚刚恢复生产的煤矿又遭到工潮的冲击，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僚极为恐慌。双方协议由国民党整理中兴委员会立即电报南京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下令给国民党峄县党部，立即封闭外工会，由中央党部直接派人来控制矿区工会活动，并下令给当地驻军随时给外工会以“紧急处分”的权利。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根据俞飞鹏的请求，派周学昌等三人成立枣庄矿区“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直接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镇压工人运动的老手周学昌在南大井矿办公处门前，几次召集工人大会，故意把自己装扮成局外人，把里、外工会的原则斗争说成无理取闹，以各打50大板的办法破坏工人运动，打算将里、外工会同时取消，成立新的工会取而代之。
正当外工会负责人张福林揭穿周学昌破坏工运的阴谋、发动工人准备新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周学昌以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答应工人要求为名，于8月17日中午诱捕了外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彬、郭长清4人。外工会领导发动的工人运动就这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
张福林等在狱中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绝食、越狱等英勇不屈的斗争。在斗争中，郭长清因病逝世，张福林、蒋福义、王文彬直到1934年后才陆续出狱，继续革命活动。
第三节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1929年6月8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曲阜二师）演出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受到孔府封建势力的控告和攻击，酿成震动中外的一个大事件，即所谓“《子见南子》案”（下简称“子案”），在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
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仰其宗祖“灵光”，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培植起来的封建贵族庄园。自西汉以降，备受殊荣、恩宠，权势赫奕，历两千年而不衰，俨然一独立小朝廷。在曲阜，它更是霸气森森，凌驾于一切之上。因而，不仅“五四”运动以它为“的”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且曲阜民主革命的矛头也始终指向它。二师进步力量，也是在与孔府为代表的各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二师与孔府的矛盾斗争，成为二师革命斗争史的重要特点和内容。长期以来，孔府对二师恨之入骨，几次欲逐出曲阜，均未得逞。因此，虽切齿痛恨二师“人多势强，暴力堪虞”，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隐忍至今”®。
1928年4月，蒋介石到曲阜谒孔，6月，发布尊孔布告，叫嚷以 “孔孟之道的传播”，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由此，孔府犹如注入强心剂，重又骄横肆虐，气焰嚣张。
蒋介石离开曲阜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孔府封建势力的斗争爆发了。其主力，便是二师进步师生。他们散发传单，编印小册子，向广大佃户、庙户进行宣传，并同他们一起上街游行，声讨孔府罪恶。“打倒残无人道的衍圣公府制，解放百户可待”、“打倒旧道德”、“打①见孔府档案0008307号倒旧礼教”、“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查办反革命的衍圣公府制”等口号声响遍全城。“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势力”的标语（一张大红纸一个字）贴到孔府门口。
这场斗争持续不断地搞了一年。为了将这一斗争引向深入，共产党员马宗俊、张凤来向学生会建议，排演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公开演出，给予孔府封建势力以更沉重的打击。学生会开会研究，一致通过，广大师生也热烈拥护。然后，学生会向学校当局汇报，校长宋还吾、训育主任李灿浮、总务主任陈登民、代理教务主任兼附小主任王祝晨等均表同意。这样，事情就决定了。
《子见南子》一剧取材于《论语•雍也》篇，系林语堂1928年10月所作，载《奔流》月刊一卷六号。原剧尚欠彻底反封建的战斗性，但在排练中几经修改，登台演出时，有的演员又临时增删，即兴作戏，所以，已非林氏原作的本来面目，而成为一出辛辣讽刺孔“圣人”、深刻批判旧礼教的战斗性很强的讽刺喜剧了。
由于演剧的反封建目的十分明确，因此大家千劲十足，不舍昼夜，突击排练，数日即成。决定暑假前在招待学生家长的游艺会上公演。
为扩大影响，给孔府封建势力以狠狠打击，学生会将演剧消息广为宣传，海报贴遍大街小巷。还特意向孔府、颜回后裔颜翰博府、周公后裔周翰博府等强宗豪族及城里几乎所有孔姓大地主发票，邀请观看。
演《子见南子》的消息，轰动了曲阜城。因为孔夫子虽受崇两千余年，但请上戏台供大家观瞻却是首次；再加上在“圣地”演“圣人”，更是亘古未有，所以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
1929年6月8日晚，正式演出。观众如潮，偌大个二师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在曲阜可谓盛况空前。
《子见南子》的演出，教育和鼓励了广大群众，却深深激怒了孔府“圣裔”们。演出结束了，更加激烈的斗争也就开始了。适在这年6月，孙中山先生奉安，日本前首相犬养毅来华送葬。事毕，由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陪同，于6月18日到曲阜谒孔，深居孔府。孔府接待堪称殷勤，“出入皆乘八抬大轿”，并“馈以古玩玉器等物，每人十数色”®。双方打得火热，相互勾结，进行着肮脏的交易。经过一番策划，犬养毅、张继以演讲为名，带宪兵闯进二师，对师生施以威吓。张继在演讲中鼓吹“旧礼教不能反对”，“学生应该好好读书”;犬养毅则叫嚷“孔子的仁是治国的根本”，威胁学生要 “安分守己严防赤色分子活动”。对他们的威胁，师生们群起反击，会场上，有人递纸条，有人鼓反掌，有的跺脚，有的吹口哨，群情激愤，秩序大乱。犬养毅、张继十分狼狠，草草收场，在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西山会议反动分子张继”、“打倒犬养毅”、“狗娘养的滚出去”的口号声中，被轰了出来。后来，犬养毅和张继离开曲阜时，学生们又沿通往姚村和兖州两个方向的公路，将“打倒犬养毅和张继”、“打倒‘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等标语，连夜贴出20里外。
犬养毅和张继离开曲阜后，孔府又策划以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育、孔庙首领执事官孔继伦为首，笼络几个青皮讼棍，借“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以“侮辱宗祖孔子”、“反对日宾”罪名，具呈越级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后来，又通过南京政府工商部部长、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于6月26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了《八五五号训令》，称：“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令行山东教育厅查明，核办”。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赴曲阜查办。
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又召何思①见宋还吾《答辩书》。源到火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其对二师“严究”。
这时，何思源进退维谷。他与宋还吾是山东曹州同乡，又是菏泽六中和北大的同学，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山东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校长皆属何思源体系。蒋介石、孔祥熙逼何思源严究“子案”，实为借机整何。对此，何思源自然明白，为保自己，何思源自然先要拼命保住宋还吾。另外，何思源对孔府勾挂蒋介石嫡系，轻慢、傲视山东地方实力派也久存不满，早想借二师学生“压一压孔府”，打打它的霸气。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明顺暗抗;对宋还吾，则明批暗保。从火车站回来，何思源马上召集亲信人员开会，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对“子案”不能处理，一处理，蒋介石嫡系势力必然会乘虚而入，而自己就要垮台。会议决定，对宋还吾要明撤暗升。后来再次开会，一起研究了宋还吾的《答辩书》，为宋还吾撑了腰。®国民党中常委、国府委员兼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均同情、支持二师师生。上年初，蔡元培就提议废止祀孔，没收孔府财产，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子案”爆发的诱因之一。“子案”发生后，蔡、蒋二氏认为学生排演新剧，未有侮辱孔子情事，孔氏不应小题大作。7月初，当何思源以商量筹办青岛大学为名邀请其师蔡元培、蒋梦麟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对“子案”的应付办法时，蔡元培又对何思源说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坚持抵抗，决不让步至于国民党曲阜县党部，虽然与二师进步师生对立已非一曰，但因久被孔府藐视，也耿耿于怀，所以也想借二师力量打下孔府霸气，出出怨气。因此在“子案”的处理上听何思源的。
因何思源对“子案”拖着不办，几天后，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
①据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査国华1975年访问何思源记录。
②冷铨清、唐询：《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一一访杨晦教授、赵西持教授、何思源先生》，198〇年3月5日《光明日报》。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
在此形势下，何思源只得委派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以他的名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调查。朱、张二人本系进步人士，又受教育部、厅影响，到曲阜后，只到学校调查，不去孔府。调查结果，认为孔氏所控三点，均查无实据。据此调查，教育部发出第九五二号训令，指出宋还吾及学生“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于置议”。对此，孔府不服，再次具呈上告，并连朱葆勤、张郁光一并告发。
面对严重形势，二师师生毫不退缩，坚决还击。先是宋还吾在7月8日发表了《答辩书》（由陈登民起草）；7月28日又发表《答〈大公报〉记者》，披露事件真相，驳斥孔府及《大公报》的污蔑，揭露孔府对曲阜人民和二师师生的长期迫害以及与犬养毅一行的勾结。宋还吾在《答辩书》中尖锐指出“孔氏六十户”实乃特殊之封建组织，其家长、户首横暴虐民，包揽诉讼，勒捐功名，杀人行凶，霸道乡里，害及邻村。学生演剧，“得罪巨室”，遂致孔氏“夤缘权要，越级呈控”，使法规为之混乱，“教育无法进行”。7月中旬，二师学生会又通电全国，坚决表示对“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呼吁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给予声援、支持。附小教员李广田也为学生草拟宣言，指名斥责孔繁璞等人。
上述文电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进步团体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贺电、慰问电或撰写文章，予以声援。同时，抨击反动政府和孔府封建势力。全国报刊竞相出社评、发消息，左右互袒。少数国民党御用刊物和封建卫道者流，为孔府张目，多数舆论站在二师进步师生一边。舆论界俨然形成旗鼓鲜明的两大营垒。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是袒的，亦排演《子见南子》一剧，参与反封建斗争，旋被省党部解散。®天津《大公报》在关于“子案”的报道中，立论右袒，并于7月23日发社评《近日曲阜之辱孔问题》，攻击宋还吾。宋①见张默生著《王大牛传》，1947年上海东方书社版。还吾当即撰《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一文痛加驳斥。济南 《民国日报》有署名“觉吾”者，撰文推崇孔子的崇高伟大有六十端，对二师演《子见南子》剧予以非议。王祝晨即作文《为〈子见南子〉答觉吾》，署名“东乙”，在济南市党部《新闻日报》发表，予以针锋相对。天津有一自谓“孔氏七H世传”孔鼎诒者，以洋洋数千言快电呈教育部，提出关于处理“子案”的7条意见，首要一条即追究宋还吾和编剧人上海北新书局林语堂的法律责任。还有辽宁一个叫张振九的，竟下流地函骂宋还吾及南子的扮演者陈箴泗，他还呈请教育部及各省教育会群起而攻之。®但更强大的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舆论。它们从各个方面论及这场反封建斗争的意义，揭露了反动政府对进步思想的禁锢和镇压。曲阜县各机关、团体，如县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等均发宣言、呈文，联合驳斥孔传育等，支持二师师生。
孔府一面呈控宋还吾，一面又到县政府状告二师学生，妄图上下夹攻。县政府开庭审理此案，判决孔府败诉。
败诉后，孔府便使出最毒辣的一手：调集反动会道门“红枪会”武装，企图血洗二师。消息传来，二师师生做好迎击准备，誓死保卫学校，桿卫真理。
到了约定时间，“红枪会”武装集结于城南二三里地沂河边的一片树林中，只待令下，就入城屠杀。城内孔氏地主武装也纠集于孔庙南院做内应。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县党部怕事态扩大，吃罪不起，遂紧急警告孔府:如闹出大乱子，一切后果由孔府承担。孔府也胆怯了，被迫假称“二师已认罪服软”，遂取消屠杀令。“红枪会”队伍开入城内，围着二师虚张声势游行一周，至西关离去。
面对二师进步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下毒手。何思源本欲借学生压孔府以泄愤，但真①见孔府档案0008307号。闹大了，他也害怕，怕闹到他头上来，所以，也想从速了结此案，以图自保。最后，8月1日，由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一二〇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实际就是撤职。训令一下，群情激愤。全校师生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公推学生会会长刘子衡、学术部部长王宗佩（原任会长，后因“子案”受反动势力夹攻，呕血成疾，于演剧后不久改任部长）为代表，赴济挽留宋还吾，未果。
9月9日，学生会会长刘子衡和王宗佩被开除。®二人离校时，与同学们一起满怀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在学校所在的“考棚街”头，用特大字体刷上了“新文化街”四个字（此街名沿用至今），表示了与反动势力及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到底的决心。当晚，大家又为刘、王二人送行，赋诗高歌，慷慨陈词，相互勉励，依依惜别。从城里到姚村火车站，18里路整整走了一夜。同时，又派人连夜将“打倒孔老二”、“打倒衍圣公府”、“严办反动分子孔传育”等大标语，从曲阜一直贴到兖州和姚村。
孔府封建势力对“子案”的处理犹嫌不足，难解心头之恨，于是，唆使走狗爪牙、恶棍流氓不断围攻、谩骂二师进步学生，蓄意挑起事端。尤其是对仇森林、陈箴泗等演员学生，造谣中伤，围攻迫害，污辱入格，甚至晚上打黑石头，无所不用其极。不久陈箴泗就被逼辍学离校。
面对封建势力的挑衅，二师学生继续进行斗争。九十月间，他们又多次上街游行，尤其是“双十节”提灯会上，他们又高呼口号，冲垮了专事招收孔府及其支脉十二府豪族子弟的贵族学校明德中学的队伍，砸了其领队大灯，还冲进孔府大门，砸烂了大堂两侧的虎头牌。“打倒孔老二”、“打倒封建特权”的口号声震撼着曲阜古城，吓得孔府一连几天大门紧闭。至此，“子案”的轩然大波最后平息。
①见1929年9月《济南'党报》。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着“子案”事态的发展，极为同情二师进步师生的斗争。他将全案过程中11篇公私文字收集起来，加上《结语》，于当年8月21日在《语丝》发表，作为揭露反动派镇压革命的生动材料。正如鲁迅在《结语》中指出的：国民党政府对“子案”的最后处置，表面是“息事宁人”之举，其实还是校长“撤差”，学生开除，依然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
此外，林语堂也发表《关于〈子见南子〉的话》一文，对宋校长被撤深致惋惜和歉意。
《子见南子》案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为主力军，以孔府封建势力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
在这期间，二师校内受到严重破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其组织领导力量，因而未能直接领导这一场斗争。但是当时在校的几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积极投入了斗争，并且成为骨干。如共产党员马宗俊，与学生会会长王宗佩、刘子衡关系十分密切，有事不时磋商，共同谋划，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场斗争，矛头始终主要指向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同时也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诚如当年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指出的：正是由于“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由于“圣裔”们的特权的压迫，“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出《子见南子》”。该剧的演出，是蒋介石到曲阜谒孔、发布尊孔布告之后，进步力量同封建卫道者之间激烈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且由于矛盾各方的态度、举措而使这场斗争达到了高潮。斗争既由蒋介石谒孔而激起，那么，它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政治斗争的色彩，而到《子见南子》演出后，更因张继、犬养毅的卷入，孔府的越级呈控，孔祥熙的插手，蒋介石的亲责“严办”，而使斗争逐步升级和更趋尖锐、复杂。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曾以“史梯耳”的笔名，在同年7月26日的《华北日报》发表文章，尖锐指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要尊孔，要对“子案”小题大做，同历代“万岁皇爷”一样，“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民’们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乱’而已！”政权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他们和孔府封建势力沆瀣一气，维护的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抗争者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教师和学生，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二师进步师生的这场斗争失败了，然而，它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诚然，学生们在斗争中曾不时喊出“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演剧时，某些言词和举动亦不无过激之处，但这是基于对孔府腐朽封建势力的憎恶而发，是把孔子作为旧道德、旧礼教的代表和反动统治阶级树立的偶像而予抨击，是对蒋介石之流“尊孔”丑行的愤怒声讨和针锋相对的抗争。这个“打倒”，其实是打倒封建主义，打倒仗恃宗祖幽灵为非作歹的孔府小朝廷，而不能单纯视为“反孔”，也不应混同于学术界的孔子毁誉之争。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恰在于进步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在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圣人之居”，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和教育了人民群众，对山东乃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大革命失败后的鲁南党组织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 “分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当时，以陈独秀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味迁就退让，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全国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召开的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次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为处于严重危急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地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了根本的转变，使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进入徐州、鲁南境内的北伐军南撤，山东仍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之下，直至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张宗昌部溃散，国民党新军阀势力才开始控制山东。但日本帝国主义随即进军济南，阻止国民党军，并于5月3日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6000余人的济南“五三惨案”。1929年4月，日军撤走后，国民党政府随之接管山东，加强特务组织，大肆破坏共产党的机关，搜捕共产党人，施行白色恐怖。从1929年初至1933年12月，仅山东省委机关就连续遭到10多次大破坏。但在1928年至193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内，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对鲁南的统治相对还比较薄弱，因此鲁南地区的党组织虽在白色恐怖中遭受过许多挫折，但仍能保持增强的趋势，党领导的群众斗争进一步得到发展。
在曲阜。大革命失败后，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范明枢愤而辞职，一批进步师生被迫离校，二师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党的活动转入地下。1928年4月20日，国民党第四军第三师到达曲阜，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暂驻曲阜二师。在此前后，蒋介石也来到曲阜谒孔，6月，他发出尊孔布告，鼓吹以“孔孟之道的传播”来扼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国民党当局发觉二师校内有中共的活动，遂于麦收前的一天傍晚，派二师的国民党员、曲阜县党部委员铉鑫昌和魏毓桂，带领曲阜县警察局局长马寅桥等多人，对二师进步师生进行建校以来的第一次搜捕。这伙暴徒荷枪实弹，踢倒看大门的工人，抓走了共产党员刘德荣、张云汉、王泽新、张育东及张化恪5人。这一天，蒋连萼在城里亲戚家，闻讯逃走，方得幸免。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校园。
第二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会刘子斑，召集二师全校师生训话，大骂共产党，叫嚷“不许搞非法活动”，威胁镇压师生。但是，二师进步师生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冒着风险，自动轮流到关押被捕学生的县公署去送饭，还公推进步学生刘子衡去兖州天主教堂，找 “国民革命军山东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蒋作宾及政治部主任仇鳌、副主任何思源，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国民党省党部后来不得不交保释放被捕学生。
搜捕后，二师内共产党的力量损失严重，又有一些进步学生被迫离校。但校内仍有共产党员在活动，不过活动方式已经转入地下，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了。
8月，左派国民党员宋还吾到曲阜二师任校长，他带来并新聘了一批进步教师，取消了学]组织了进步的学生会，建立了工人夜校、倶乐部、业余剧团和黎明书社。他支持进步活动，提倡学生钻研新文化、新科学。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公开宣讲马列主义，学生可以公开研究学习新文化、新科学。因而二师的进步力量很快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二师再次出现进步思潮荡漾的新局面，遭受破坏的二师党支部重新建立，徐淦田任书记。
1929年6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为打击孔府封建势力，编演了历史讽刺剧《子见南子》，酿成轰动全国的 “子见南子案”。终因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校长宋还吾被调离，进步学生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退学，许多进步教师被迫离校，二师进步力量再次遭受摧残，党的组织活动停止。下半年，共产党员楚图南通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丽石与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的关系，到二师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当年秋，曲阜二师学生林传欣，在进步教师倡导下，主办了《狂言》墙报，并在第二期上全文转载了《共产党宣言》。学校国民党当局暴跳如雷，派人揭撕。广大师生被激怒，纷纷出墙报，登载 《狂言无罪》、《吊〈狂言〉》等文章，进步师生还乘势改组了国民党把持的学生会。
1930年2月，张郁光出任曲阜二师校长。他先后聘任了大批进步而有才学的教师，如共产党任白戈、郑韵涛、潘希言、曹靖华、刘砻潮（又名刘弄潮）和进步教师陶钝、尚莫宗、刘盼遂、赵春珊、傅烈等。在他倡导下，学生学习马列主义，阅读进步书刊，创作进步作品蔚然成风。当时，曲阜二师有“红二师”之称，浓厚的进步气氛十分有利于党的活动和发展，因而引起了中共山东省委的关注。1931年6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改组，改组的当日即派人到曲阜二师开展工作，重建党的组织。
1931年夏，中共泰安特支负责人、济南省立高中学生（原二师后师三级学生）鲁宝瑛函约二师学生程照轩和裴康增到泰安，在泰安第二完小他们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同时发展的还有泰安第二完小教师、二师毕业生曹德众。程、裴、曹3人组成了新的中共二师支部，程照轩为负责人。
程、裴两人回校后，征得校长张郁光同意，介绍曹德众任二师图书管理员。他们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8月，首先发展了亓善青等，以后持续不断，很快就发展了10余人。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二师支部领导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二师的进步力量迅速扩大，据11月份中共泰安特支向省委的报告，曲阜已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29人，其中团员有夏天庚等人。当时团员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尚无独立的团组织。
不久，为了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斗争，以中共二师支部为基础，建立了中共曲阜特支（亦即二师特支）。此时曲阜地方上尚无共产党员。二师的共产党员多为学生，如程照轩、裴康增、马宗俊、亓善青、魏钦吾、牛振清、张儒宗、张化恪、徐淦田、孟继朋、柏文达、赵传钵、于明章、夏天庚、石潇江等。教师中的共产党员有陆剑平、任白戈、袁效之、纪子培、肖寄语、潘希言、刘弄潮、曹德众、郑韵涛（女）等。其中有些党员如刘弄潮、郑韵涛等，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但与曲阜特支并未发生组织关系。
中共曲阜特支负责人仍为程照轩，其他领导成员有裴康增、曹德众、张儒宗、徐淦田、亓善青等。
中共曲阜特支与莱芜特支均属泰安特支指导。当时全省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的市、县党组织共有15处，党团员450余人。整个鲁南、鲁西南仅有四个特支（泰安、曲阜、莱芜、济宁），党员不足70人。二师的共产党组织，不仅斗争积极活跃，而且力量较大，占鲁南、鲁西南党员数近二分之一。®中共曲阜特支成立后，积极贯彻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将二师十分之七八的同学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在张郁光支持下，改组了学生会，程照轩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取得了学生运动的合法领导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曲阜特支领导下，二师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张彝堂一伙人的干扰和破坏。张彝堂打着“革命”、“抗日”的旗号，把持了学校“抗日会”，公开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并蒙蔽拉扰少数人与进步师生对立。当时，两派的斗争很激烈，除了利用各班的壁报笔战外，还在礼堂开大会公开辩论。教务主任、共产党员陆剑平和张彝堂轮流主持辩论大会，各自演讲，针锋相对。为将抗日救亡斗争引向深入，中共曲阜特支组织一次大会，批驳张彝堂的谬论，使其威风扫地，被迫离校。然后，发动进步师生改组了校抗日会，举行大罢课，走上街头，深入四乡，宣传抗日，并在城北书院和城西北的林西一带，协助农民组织起农民抗日救国会。曲阜二师学生会还联络滋阳乡师、济宁七中、临沂五中、曲阜明德中学等校学生，成立了鲁南学生抗日后援会，并通电呼吁全国各抗日团体团结抗曰。
在济宁。1928年初，中共济宁特支的活动中断。‘8月，中共山东省委又派刘南云到济宁工作。刘南云在山东省立第三职业学校发展王殿成、朱化农、周建国等人入党。经省委批准，重新建立了中共济宁特别支部，刘南云任书记，朱化农为组织干事，王殿成为宣传干事。特支重建后，主要活动是在学校和城内的工人、市民以及附近乡村的农民中秘密开展党的宣传工作。1929年6月8日，刘南云到嘉祥县武翟山一带进行宣传，被国民党嘉祥县党部发觉逮捕。刘南云被捕后，济宁特支的其他成员被迫隐蔽起来，特支的活①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辑第1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动再次中断。
1930年，中共山东省委动员共产党员到各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8月，共产党员王溥泉（今名刘顺元）根据省委这一指示，应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校长彭畏三的聘请，到七中任训育主任，以此为掩护，在济宁从事革命活动。王溥泉组织学生先后建立起“课外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些组织形式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还建议并促成学校图书馆购置了许多通俗的社会科学读物及进步的文学作品，订了一些进步报刊和杂志，以此来推动学校政治气氛的活跃和师生思想的进步。到1931年10月，先后发展学校图书馆理员王临之、学生刘庆珊等人入党，11月，经省委批准，再一次建立了中共济宁特别支部（亦称中共山东省立第七中学特别支部），王溥泉任书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共济宁特支为了加强对七中学生运动的领导，在彭畏三校长的支持下，调整了校学生会领导成员，充实了党员骨干；同时，另外成立了“抗日救亡运动特别委员会”，作为全校抗日救亡运动的专门领导机构，由共产党员刘庆珊任主席。特支根据省委指示的宣传内容，以“抗日救亡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了《告济宁同胞书》，同时组织力量编写壁报，还创办了抗日油印小报《星期周报》，分发、张贴到城乡各地，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国民党县党部看到七中的这些宣传品之后很惊慌，但又不便公开干涉和制止，于是他们也办起壁报，和七中的对着贴。因为他们的壁报内容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货色，受到群众的唾弃和咒骂。
通过一个阶段的宣传运动，不仅七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且带动了济宁其他学校。第三职业学校由于被一些反动人物把持着，学生运动开展不起来。中共济宁特支就通过七中 “抗日救亡特别委员会”，利用壁报和油印周报批判这些人的反动立场和观点，还通过个别串联，争取第三职业学校的进步学生，再由他们在周围学生中扩大影响，终于把这个学校的师生发动起来了。与此同时，七中“抗日救亡特别委员会”还同泰安三中、曲阜二师、兖州乡师等校的进步学生组织建立了联系。
1931年12月初，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请愿，极大地影响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学生运动。根据这一形势，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青岛、济南、曲阜、济宁等地党组织，把握时机，组织学生到南京请愿。中共济宁特支遵照省委指示，在济宁七中、第三职业学校发动和组织起由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南下请愿团，12月16日清晨，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 ”等大幅标语，高呼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学生们直奔国民党济宁县党部，要求给予支持。县党部听到消息，紧闭大门。学生们就翻墙进去，一怒之下捣毁了县党部。接着又到了县政府，县长被迫出来与学生们见面，学生们要求县长命令火车站开车送学生南下。县长推托无由，只得答应。到达兖州，学生们下了火车，会同曲阜二师、兖州乡师等学校的学生，在兖州站卧轨截车，坚持斗争4天，震动了全国。
请愿团学生返校后，在中共济宁特支的领导下，纷纷到工厂、农村发动工农群众，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中共济宁特支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周蓝田、吴承光等人。
在兖州（滋阳）。共产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
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正式成立于1930年11月。1933年改为山东省立滋阳乡村师范学校。人们习称其为四乡师或滋阳乡师。
四乡师建立后，一些从事革命活动较早的北大、北师大等校毕业的进步学生，陆续来到这里任教。他们当中的谷静默、孙铁夫、张永年、段雪笙等人在此之前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四乡师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的组织，这些共产党员以组织学生学习社会科学为名，倡导成立了四乡师“社会科学研究会”，利用合法的公开的形式，组织学生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纲领、主张，启发学生走革命道路。很快，“社会科学研究会”吸引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参加进来，谷静默、孙铁夫等共产党员先后从这些进步学生中发展渠玉柏、程念慈等人入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乡师广大师生在一些共产党员的带动和影响下，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特别是积极参加了在兖州车站卧轨截车、争取南下请愿的斗争。他们还发动兖州的工农群众和工商界人士，一连几昼夜给坚持斗争的学生送水送饭，热情慰问，大力支援，同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形成强烈对比，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兖州卧轨截车斗争结束后不久，进步学生中又有乔尚涵（乔海秋）、丁九荣（丁景宇、李又邨）等人加入共产党。到1932年下半年，四乡师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已经发展到10余人。于是，成立了中共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支部，乔尚涵任支部书记，单绍曾为组织干事，丁九荣为宣传干事。1933年，党支部又吸收秦和珍、高明宇等进步学生入党。1934年底，乔尚涵离校，秦和珍继任党支部书记;1935年7月秦和珍亦毕业离校，孔繁阁继任党支部书记。
在徐州。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徐州地委部分党员，与成立不久的中共江苏省行动委员会接上关系。该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共徐州县委，由李丹夏（李广琛）任县委负责人。次年1月，该县委一度被破坏，部分县委负责人被捕。1928年春，县委恢复，张瑞甫任书记。8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董畏民任中共徐州县委书记，徐州县委除负责本市党组织的工作之外，还负责领导徐属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中共江苏省委为了加强徐州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于9月20日建立了中共徐海特委，委派罗世藩为特委负责人。又于同年10月改组为中共徐海蚌特委，江苏省委委派蒋云任书记，罗世藩、董畏民为常委。特委所领导的地区除徐属8县外，还有海州所属4县和安徽的蚌埠、宿县及河南的永城、夏邑等地。是年12月5日，徐海蚌特委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对革命的认识和任务问题。这时，徐海蚌地区共有党支部145个，党员1600余人,党及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
1929年上半年，国民党在徐州地区“清党”，对政府机关和学校的进步人士实行大搜捕，共产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转移，有的互相调换工作地区，一部分可以隐蔽的党员到农村继续活动。5月间，团徐海蚌特委在徐州枫林旅部召开团县委书记会议时，被敌特发现，出席会议的成员大部被捕，中共徐海蚌特委转入农村继续活动。特委书记蒋云赴上海向江苏省委汇报后，为避免党的组织遭受大的破坏，省委决定将中央徐海蚌特委负责人调回上海，并撤销徐海蚌特委。同年夏，江苏省委派陈资平任徐州临时县委书记并负责巡视和指导周围各县党的工作。以后，江苏省委又派陈履真、秦雅芬夫妇到徐州参加恢复徐海蚌特委的工作。1930年3月，再次成立了中共徐海蚌特委，陈资平任书记，孔子寿任组织部长，陈履真任宣传部长，孙叔平任委员兼秘书。之后，在中共徐海蚌特委的领导下，徐州周围地区党的组织再度恢复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徐海蚌特委先后组织了铜山县吴窑暴动、萧县黄口暴动等。各个暴动均因反动当局的重兵镇压而失败。由于各地暴动的失败，使党的力量过早地暴露，以至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和群众中的革命骨干，不少人遭到敌人逮捕和杀害，党的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930年底，中共徐海蚌特委一方面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一面调整党的组织。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使党的组织更好地接近基层，江苏省委决定将徐海蚌特委分为徐州、海州、蚌埠三个特委，孙叔平任徐州特委代理书记。此后的一个时期，党的组织恢复发展较快，党的影响逐步扩大。1931年春，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又将徐州特委分为铜山、宿迁、宿县三个中心县委，由孙叔平、孔子寿、任训常分别任书记。1932年6月，江苏省委又将铜山、宿迁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徐州特委。吴国治、万金培、孙叔平、冷启英先后任代理书记或书记。
在枣庄矿区。1928年初，随国民党军南下的枣庄矿区铁道工程营解散后，张福林等从南京回到枣庄矿区，继续开展工人运动。同年8月，枣庄矿区工人运动被镇压，张福林等被捕，矿区党支部和工会同时遭受破坏，党的活动被迫中止。
中共中央十分注重开展枣庄矿区的工作，曾多次指示江苏、山东两省委迅速派员恢复枣庄的组织。山东省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枣庄矿区工作。1930年7月，山东省委就鲁南、鲁西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恢复和创建鲁南党的组织，为目前重要任务。若臣（张若臣，山东省委常委）同志在沪与江苏行动委员会面商的结果，除一面由鲁委派人赴鲁南工作外，一面由苏行委在徐海区调大批人赴鲁南工作，此种办法确为目前需要”。1931年3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江苏行动委员会分别派员抵达徐州，通过裁缝、共产党员步雪樵的关系，邀枣庄进步青年邱焕文到徐州，经过考查，由田位东、郑乃序在徐州东骆驼山上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就如何开展枣庄矿区的工作召开了会议，山东省委程季平介绍了山东开展工运工作的经验教训，讨论决定成立中共枣庄特委，田位东任书记，郑乃序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邱焕文为委员。特委隶属山东省委领导。会议还研究了开展枣庄矿工运动的工作方案，利用关系深入矿区，接触工人，发动工人罢工，而后建立革命武装，转移到抱犊崮山区成立红色游击队，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以牵制敌人对江西红军的“围剿”。会后，田位东、郑乃序由邱焕文陪同到达枣庄，特委机关设在齐村邱焕文家中。特委立即着手工作，很快在棠阴发展了孙伯英、王子刚入党，并于1932年春建立了峄西工委，由孙伯英任工委书记，王子刚任副书记。峄西工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矿区特委开展工人运动，并在广大农村发展党员，支援策应工人斗争。为救济枣庄煤矿失业工人，团结广大工人开展斗争，并为特委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协调对农村党的工作的开展，特委研究决定于4月成立枣庄矿区互济会，由田位东任主任，邱焕文、孙伯英、王子刚、吴洪起(女）为委员。齐村在枣庄西约8里，邮政局就是特委的“传达处”，与省委来往信函都用化学药水秘密书写。在白色恐怖下，特委不但开展工作十分困难，而且生活也非常艰苦。特委每月仅有5元钱的活动经费，除办公外，吃用都在内。邱焕文、孙伯英、王子刚这些本地党员都先后卖掉土地用作革命经费。田位东、郑乃序通过关系到齐家包工柜下并干工。这样，一方面可以用所挣工资解决经费紧张问题，更重要的是便于接触煤矿工人，组织他们开展斗争。
在郯城。就读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之言于1927年夏，受中共山东地区执委会的派遣，回到家乡郯城马头第三小学任教。他团结广大进步教师组织了小学教员联合会；在农村组织了农民协会，创办了《农民》、《红色鲁南》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并领导教职员进行为争取待遇平等的罢教斗争。通过斗争，发展进步教师刘谐和入党。1929年秋，共产党员孙镇国（孙善师）由济南来郯城第一小学任教，刘之言设法把他聘到郯城第三小学任教，建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 (指临郯地区），刘之言任书记兼宣传委员，刘谐和任副书记，孙镇国任组织委员。之后，又发展了校长宋幼准，教员马叙卿，学生刘盛华（刘德生、刘道生）、张慧一（女）、柏敬贞（女）、焦矗山等人入党。马头完小变成了党的地下机关，第一支部积极向临郯城乡发展党员，临沂省立第五中学、临沂省立第三乡师、郯城师范讲习所的党组织都是他们发展建立起来的。在临郯地区的许多农村也发展了党员，如四哨的朱次彭、白山的宋宜安、褚墩的危益民等。
1930年10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派唐东华（邳县人）为中共鲁南特派员，由邳县孟楼进入临郯地区，在涝沟一带发展胡维鲁、张鲁峰等入党，年底又在重坊、归昌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不久建立了涝沟区委和城关区委，各辖两个支部，胡维鲁、蒋印善分别任区委书记。
在费县。中共组织早在1929年2月就开始活动。原中共沂水县委负责人张希周自泰安上河桥国民党党务训练班毕业后，与袁时若、李天钧、杜方伟一些跨党党员以费县指导委员会的名义到费县开展工作，建立了中共费县党小组，并领导农民运动，成立了费县农民协会，创办了《血花报》。6月底，发展了王兰斋、杨占升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又发展李韶九为中共党员。当年，中共沂水、费县组织遭受破坏，革命活动暂时停止。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把费县作为重要工作基点，于1932年2月派刘谐和利用创办费县师范教习所之机，到该所任语文教员。他先后发展了尚明、刘子峨、陈子齐、李伯瑾、诸葛昌林等人入党，建立了两个党小组。同时创办了革命刊物《突变》、《费县大众》，在广大教师和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之后又在学生中间先后发展了商向前、张传义、陈传贤、张传一、孙玉才、王启让等入党。刘谐和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费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为保存力量，7月，刘谐和离开费县，其工作由尚明接任，由临沂第三乡师党支部负责领导费县党组织，赵子育为临郯与费县的党组织交通员。自刘谐和离去后，国民党右翼势力逐渐统治了费县师范讲习所。党组织领导学生对所长刘元善任人唯亲的做法展开斗争，要求辞掉两名水平低的教师，刘元善不但不予辞退反而以开除李伯瑾、李立志、商向前相恐吓，矛盾更加激化。为此，学生罢课，教师罢教。费县党组织广造舆论，印刷传单，并到临沂等地散发，还派部分学生到教育局和县政府请愿，另派商向前到临沂板泉崖向刘谐和汇报。通过各方压力，刘元善被迫撤换了两名教员，恢复了被开除学生的学籍，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临沂。担任国民党河南鹿邑县长的中共党员孙金宣于1928年8月弃职返回家乡临沂，先后在傅家庄、老屯、小屯和郯城华岩寺一带开展工作。他结识了临沂民团首领王伯英，在王的支持下，创办了 “松山学社”，讲授政治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学员40余人。他首先发展了学员陈耀贤（陈希堂）入党，后又发展王以仁、吴敬坡入党。同年冬建立以吴敬坡为组长的中共临沂县老屯村（现属苍山县）党小组。1929年秋，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党小组扩建为中共老屯支部，吴敬坡任支部书记。到1930年底，老屯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总支下辖西官庄、道庄、孙家庄、王家庄、官家庄、小屯等党支部，共发展党员二三百名。
1930年9月，刘盛华考入临沂省立第五中学，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春，刘根据中共鲁南第一支部的指示，在该校介绍王孝先、胡威廉、刘向正（刘玉莹）等入党，成立了临沂第五中学党支部，刘盛华任书记。到翌年夏，该支部又发展了何秀芝（女）、刘瑞芝（女）、周素芬（女）、戚铭、王景朋、刘泽昌、曹敬如、徐联五、王钦瑞等入党。这时，以陈希洵、王鸿祺、张肇敏等为骨干的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已发展四五十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镇国、刘盛华介绍临沂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学生赵昭（赵德修，字子平）入党，随后建立了三乡师党支部，赵昭任书记，陈向道、王居濯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在此后不到一年里，先后发展了十几名党员。
1931年9月初，中共山东省委派宋鸣时（1933年7月叛变） 到临沂傅家庄、卞庄一带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很快发展了陈信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发展了刘永祥、姚锡贞等人入党。9月下旬，成立了中共临沂县特别支部，宋鸣时任特支书记。
第二节枣庄煤矿失业工会与工整会的斗争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再度占领鲁南地区。18日，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十军杨胜治部包围峄县，鲁军孙百万部曾多次突围，均被击回。孙军遂伪装投诚，密通土匪，困扰杨军，试图再次突围后被截击，死伤惨重而逃走。是日，国民党杨军占领峄县。从此，国民党先后建立起峄县县政府、县党部，枣庄区政府、区党部。国民党政府急于搜刮民财以充军饷，以战地政务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了整理中兴煤矿公司委员会，委派俞飞鹏、陈家栋等5人为委员。整理委员会成立后，几次电令中兴公司派代表谈判，并且以高压手段接收了中兴公司的营业管理权，使中兴资本家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一度紧张起来。
从南京返回枣庄的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郭长清等借此时机，向刚刚成立的国民党峄县政府提出了组织枣庄中兴煤矿工会的书面要求，很快得到答复，取得了合法地位。4月底，枣庄中兴煤矿失业工会筹备处（又称外工会）成立，由张福林、蒋福义、郭长清、王文彬等领导。不久，四五千名失业工人参加了失业工会筹备处，由筹备处向中兴资本家提出复工、救济并发放积欠工资的要求。
筹备处成立后，到处散发传单，召开会议，广造舆论，很快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中兴资本家为破坏失业工会，曾三次派人送钱给张福林，要他停止组织工会，并扬言张福林复工后工资可优厚，遭到张福林的怒斥。
资本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派工贼马保才等人又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又称里工会），与失业工会相抗衡。里工会在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中称：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以谋劳资协作及其平均发展为宗旨。里工会千方百计拉拢工人，四处探听外工会的工作^0活动，破坏工人团结，充当了国民党新军阀和资本家的鹰犬。
外工会为了和里工会斗争，一方面在工人中揭露里工会出卖工人利益的丑恶嘴脸，发动工人捣毁里工会办公室；另一方面争取合法斗争，上告峄县国民党党部，要求封闭里工会。.7月11日，外工会召开了全矿工人大会，宣布了枣庄矿区劳动工会（外工会）正式成立。会上民主选举了张福林、蒋福义、郭长清、王文彬、陈亚伦等9人为执行委员。外工会的正式建立，鼓舞了工人的斗志。第二天，数百名工人在井口开会演说，要求资本家尽快补发工资，如不答应就举行罢工。就这样，失业工人用自己的英勇行动，粉碎了资本家的破坏，维护了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团结。
刚刚恢复生产的煤矿又遭到工潮的冲击，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僚极为恐慌。双方协议由国民党整理中兴委员会立即电报南京蒋介石，要求蒋介石下令给国民党峄县党部，立即封闭外工会，由中央党部直接派人来控制矿区工会活动，并下令给当地驻军随时给外工会以“紧急处分”的权利。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根据俞飞鹏的请求，派周学昌等三人成立枣庄矿区“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直接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镇压工人运动的老手周学昌在南大井矿办公处门前，几次召集工人大会，故意把自己装扮成局外人，把里、外工会的原则斗争说成无理取闹，以各打50大板的办法破坏工人运动，打算将里、外工会同时取消，成立新的工会取而代之。
正当外工会负责人张福林揭穿周学昌破坏工运的阴谋、发动工人准备新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周学昌以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答应工人要求为名，于8月17日中午诱捕了外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张福林、蒋福义、王文彬、郭长清4人。外工会领导发动的工人运动就这样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
张福林等在狱中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绝食、越狱等英勇不屈的斗争。在斗争中，郭长清因病逝世，张福林、蒋福义、王文彬直到1934年后才陆续出狱，继续革命活动。
第三节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1929年6月8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曲阜二师）演出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受到孔府封建势力的控告和攻击，酿成震动中外的一个大事件，即所谓“《子见南子》案”（下简称“子案”），在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
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仰其宗祖“灵光”，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培植起来的封建贵族庄园。自西汉以降，备受殊荣、恩宠，权势赫奕，历两千年而不衰，俨然一独立小朝廷。在曲阜，它更是霸气森森，凌驾于一切之上。因而，不仅“五四”运动以它为“的”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且曲阜民主革命的矛头也始终指向它。二师进步力量，也是在与孔府为代表的各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二师与孔府的矛盾斗争，成为二师革命斗争史的重要特点和内容。长期以来，孔府对二师恨之入骨，几次欲逐出曲阜，均未得逞。因此，虽切齿痛恨二师“人多势强，暴力堪虞”，但又无可奈何，不得不“隐忍至今”®。
1928年4月，蒋介石到曲阜谒孔，6月，发布尊孔布告，叫嚷以 “孔孟之道的传播”，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由此，孔府犹如注入强心剂，重又骄横肆虐，气焰嚣张。
蒋介石离开曲阜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孔府封建势力的斗争爆发了。其主力，便是二师进步师生。他们散发传单，编印小册子，向广大佃户、庙户进行宣传，并同他们一起上街游行，声讨孔府罪恶。“打倒残无人道的衍圣公府制，解放百户可待”、“打倒旧道德”、“打①见孔府档案0008307号倒旧礼教”、“铲除封建余孽衍圣公府制”、“查办反革命的衍圣公府制”等口号声响遍全城。“打倒孔家店”、“打倒封建势力”的标语（一张大红纸一个字）贴到孔府门口。
这场斗争持续不断地搞了一年。为了将这一斗争引向深入，共产党员马宗俊、张凤来向学生会建议，排演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公开演出，给予孔府封建势力以更沉重的打击。学生会开会研究，一致通过，广大师生也热烈拥护。然后，学生会向学校当局汇报，校长宋还吾、训育主任李灿浮、总务主任陈登民、代理教务主任兼附小主任王祝晨等均表同意。这样，事情就决定了。
《子见南子》一剧取材于《论语•雍也》篇，系林语堂1928年10月所作，载《奔流》月刊一卷六号。原剧尚欠彻底反封建的战斗性，但在排练中几经修改，登台演出时，有的演员又临时增删，即兴作戏，所以，已非林氏原作的本来面目，而成为一出辛辣讽刺孔“圣人”、深刻批判旧礼教的战斗性很强的讽刺喜剧了。
由于演剧的反封建目的十分明确，因此大家千劲十足，不舍昼夜，突击排练，数日即成。决定暑假前在招待学生家长的游艺会上公演。
为扩大影响，给孔府封建势力以狠狠打击，学生会将演剧消息广为宣传，海报贴遍大街小巷。还特意向孔府、颜回后裔颜翰博府、周公后裔周翰博府等强宗豪族及城里几乎所有孔姓大地主发票，邀请观看。
演《子见南子》的消息，轰动了曲阜城。因为孔夫子虽受崇两千余年，但请上戏台供大家观瞻却是首次；再加上在“圣地”演“圣人”，更是亘古未有，所以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
1929年6月8日晚，正式演出。观众如潮，偌大个二师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在曲阜可谓盛况空前。
《子见南子》的演出，教育和鼓励了广大群众，却深深激怒了孔府“圣裔”们。演出结束了，更加激烈的斗争也就开始了。适在这年6月，孙中山先生奉安，日本前首相犬养毅来华送葬。事毕，由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陪同，于6月18日到曲阜谒孔，深居孔府。孔府接待堪称殷勤，“出入皆乘八抬大轿”，并“馈以古玩玉器等物，每人十数色”®。双方打得火热，相互勾结，进行着肮脏的交易。经过一番策划，犬养毅、张继以演讲为名，带宪兵闯进二师，对师生施以威吓。张继在演讲中鼓吹“旧礼教不能反对”，“学生应该好好读书”;犬养毅则叫嚷“孔子的仁是治国的根本”，威胁学生要 “安分守己严防赤色分子活动”。对他们的威胁，师生们群起反击，会场上，有人递纸条，有人鼓反掌，有的跺脚，有的吹口哨，群情激愤，秩序大乱。犬养毅、张继十分狼狠，草草收场，在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西山会议反动分子张继”、“打倒犬养毅”、“狗娘养的滚出去”的口号声中，被轰了出来。后来，犬养毅和张继离开曲阜时，学生们又沿通往姚村和兖州两个方向的公路，将“打倒犬养毅和张继”、“打倒‘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等标语，连夜贴出20里外。
犬养毅和张继离开曲阜后，孔府又策划以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育、孔庙首领执事官孔继伦为首，笼络几个青皮讼棍，借“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以“侮辱宗祖孔子”、“反对日宾”罪名，具呈越级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后来，又通过南京政府工商部部长、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于6月26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了《八五五号训令》，称：“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本旨大相违反”，“令行山东教育厅查明，核办”。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赴曲阜查办。
7月11日，蒋介石由孔祥熙陪同赴青岛，路过济南，又召何思①见宋还吾《答辩书》。源到火车站，当面训斥，并令其对二师“严究”。
这时，何思源进退维谷。他与宋还吾是山东曹州同乡，又是菏泽六中和北大的同学，关系非同一般。当时，山东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校长皆属何思源体系。蒋介石、孔祥熙逼何思源严究“子案”，实为借机整何。对此，何思源自然明白，为保自己，何思源自然先要拼命保住宋还吾。另外，何思源对孔府勾挂蒋介石嫡系，轻慢、傲视山东地方实力派也久存不满，早想借二师学生“压一压孔府”，打打它的霸气。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明顺暗抗;对宋还吾，则明批暗保。从火车站回来，何思源马上召集亲信人员开会，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对“子案”不能处理，一处理，蒋介石嫡系势力必然会乘虚而入，而自己就要垮台。会议决定，对宋还吾要明撤暗升。后来再次开会，一起研究了宋还吾的《答辩书》，为宋还吾撑了腰。®国民党中常委、国府委员兼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均同情、支持二师师生。上年初，蔡元培就提议废止祀孔，没收孔府财产，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子案”爆发的诱因之一。“子案”发生后，蔡、蒋二氏认为学生排演新剧，未有侮辱孔子情事，孔氏不应小题大作。7月初，当何思源以商量筹办青岛大学为名邀请其师蔡元培、蒋梦麟及马寅初到青岛共商对“子案”的应付办法时，蔡元培又对何思源说反动势力很难消灭，处处都能遇到，你应该下决心坚持抵抗，决不让步至于国民党曲阜县党部，虽然与二师进步师生对立已非一曰，但因久被孔府藐视，也耿耿于怀，所以也想借二师力量打下孔府霸气，出出怨气。因此在“子案”的处理上听何思源的。
因何思源对“子案”拖着不办，几天后，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
①据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査国华1975年访问何思源记录。
②冷铨清、唐询：《忆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一一访杨晦教授、赵西持教授、何思源先生》，198〇年3月5日《光明日报》。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
在此形势下，何思源只得委派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以他的名义陪同朱葆勤赴曲阜调查。朱、张二人本系进步人士，又受教育部、厅影响，到曲阜后，只到学校调查，不去孔府。调查结果，认为孔氏所控三点，均查无实据。据此调查，教育部发出第九五二号训令，指出宋还吾及学生“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于置议”。对此，孔府不服，再次具呈上告，并连朱葆勤、张郁光一并告发。
面对严重形势，二师师生毫不退缩，坚决还击。先是宋还吾在7月8日发表了《答辩书》（由陈登民起草）；7月28日又发表《答〈大公报〉记者》，披露事件真相，驳斥孔府及《大公报》的污蔑，揭露孔府对曲阜人民和二师师生的长期迫害以及与犬养毅一行的勾结。宋还吾在《答辩书》中尖锐指出“孔氏六十户”实乃特殊之封建组织，其家长、户首横暴虐民，包揽诉讼，勒捐功名，杀人行凶，霸道乡里，害及邻村。学生演剧，“得罪巨室”，遂致孔氏“夤缘权要，越级呈控”，使法规为之混乱，“教育无法进行”。7月中旬，二师学生会又通电全国，坚决表示对“腐恶封建势力绝不低首降伏”，呼吁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给予声援、支持。附小教员李广田也为学生草拟宣言，指名斥责孔繁璞等人。
上述文电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进步团体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贺电、慰问电或撰写文章，予以声援。同时，抨击反动政府和孔府封建势力。全国报刊竞相出社评、发消息，左右互袒。少数国民党御用刊物和封建卫道者流，为孔府张目，多数舆论站在二师进步师生一边。舆论界俨然形成旗鼓鲜明的两大营垒。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是袒的，亦排演《子见南子》一剧，参与反封建斗争，旋被省党部解散。®天津《大公报》在关于“子案”的报道中，立论右袒，并于7月23日发社评《近日曲阜之辱孔问题》，攻击宋还吾。宋①见张默生著《王大牛传》，1947年上海东方书社版。还吾当即撰《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一文痛加驳斥。济南 《民国日报》有署名“觉吾”者，撰文推崇孔子的崇高伟大有六十端，对二师演《子见南子》剧予以非议。王祝晨即作文《为〈子见南子〉答觉吾》，署名“东乙”，在济南市党部《新闻日报》发表，予以针锋相对。天津有一自谓“孔氏七H世传”孔鼎诒者，以洋洋数千言快电呈教育部，提出关于处理“子案”的7条意见，首要一条即追究宋还吾和编剧人上海北新书局林语堂的法律责任。还有辽宁一个叫张振九的，竟下流地函骂宋还吾及南子的扮演者陈箴泗，他还呈请教育部及各省教育会群起而攻之。®但更强大的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舆论。它们从各个方面论及这场反封建斗争的意义，揭露了反动政府对进步思想的禁锢和镇压。曲阜县各机关、团体，如县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等均发宣言、呈文，联合驳斥孔传育等，支持二师师生。
孔府一面呈控宋还吾，一面又到县政府状告二师学生，妄图上下夹攻。县政府开庭审理此案，判决孔府败诉。
败诉后，孔府便使出最毒辣的一手：调集反动会道门“红枪会”武装，企图血洗二师。消息传来，二师师生做好迎击准备，誓死保卫学校，桿卫真理。
到了约定时间，“红枪会”武装集结于城南二三里地沂河边的一片树林中，只待令下，就入城屠杀。城内孔氏地主武装也纠集于孔庙南院做内应。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县党部怕事态扩大，吃罪不起，遂紧急警告孔府:如闹出大乱子，一切后果由孔府承担。孔府也胆怯了，被迫假称“二师已认罪服软”，遂取消屠杀令。“红枪会”队伍开入城内，围着二师虚张声势游行一周，至西关离去。
面对二师进步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下毒手。何思源本欲借学生压孔府以泄愤，但真①见孔府档案0008307号。闹大了，他也害怕，怕闹到他头上来，所以，也想从速了结此案，以图自保。最后，8月1日，由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一二〇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实际就是撤职。训令一下，群情激愤。全校师生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公推学生会会长刘子衡、学术部部长王宗佩（原任会长，后因“子案”受反动势力夹攻，呕血成疾，于演剧后不久改任部长）为代表，赴济挽留宋还吾，未果。
9月9日，学生会会长刘子衡和王宗佩被开除。®二人离校时，与同学们一起满怀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在学校所在的“考棚街”头，用特大字体刷上了“新文化街”四个字（此街名沿用至今），表示了与反动势力及旧思想、旧文化斗争到底的决心。当晚，大家又为刘、王二人送行，赋诗高歌，慷慨陈词，相互勉励，依依惜别。从城里到姚村火车站，18里路整整走了一夜。同时，又派人连夜将“打倒孔老二”、“打倒衍圣公府”、“严办反动分子孔传育”等大标语，从曲阜一直贴到兖州和姚村。
孔府封建势力对“子案”的处理犹嫌不足，难解心头之恨，于是，唆使走狗爪牙、恶棍流氓不断围攻、谩骂二师进步学生，蓄意挑起事端。尤其是对仇森林、陈箴泗等演员学生，造谣中伤，围攻迫害，污辱入格，甚至晚上打黑石头，无所不用其极。不久陈箴泗就被逼辍学离校。
面对封建势力的挑衅，二师学生继续进行斗争。九十月间，他们又多次上街游行，尤其是“双十节”提灯会上，他们又高呼口号，冲垮了专事招收孔府及其支脉十二府豪族子弟的贵族学校明德中学的队伍，砸了其领队大灯，还冲进孔府大门，砸烂了大堂两侧的虎头牌。“打倒孔老二”、“打倒封建特权”的口号声震撼着曲阜古城，吓得孔府一连几天大门紧闭。至此，“子案”的轩然大波最后平息。
①见1929年9月《济南'党报》。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着“子案”事态的发展，极为同情二师进步师生的斗争。他将全案过程中11篇公私文字收集起来，加上《结语》，于当年8月21日在《语丝》发表，作为揭露反动派镇压革命的生动材料。正如鲁迅在《结语》中指出的：国民党政府对“子案”的最后处置，表面是“息事宁人”之举，其实还是校长“撤差”，学生开除，依然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
此外，林语堂也发表《关于〈子见南子〉的话》一文，对宋校长被撤深致惋惜和歉意。
《子见南子》案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曲阜二师进步师生为主力军，以孔府封建势力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学生运动。
在这期间，二师校内受到严重破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其组织领导力量，因而未能直接领导这一场斗争。但是当时在校的几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积极投入了斗争，并且成为骨干。如共产党员马宗俊，与学生会会长王宗佩、刘子衡关系十分密切，有事不时磋商，共同谋划，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场斗争，矛头始终主要指向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同时也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诚如当年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指出的：正是由于“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由于“圣裔”们的特权的压迫，“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出《子见南子》”。该剧的演出，是蒋介石到曲阜谒孔、发布尊孔布告之后，进步力量同封建卫道者之间激烈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并且由于矛盾各方的态度、举措而使这场斗争达到了高潮。斗争既由蒋介石谒孔而激起，那么，它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政治斗争的色彩，而到《子见南子》演出后，更因张继、犬养毅的卷入，孔府的越级呈控，孔祥熙的插手，蒋介石的亲责“严办”，而使斗争逐步升级和更趋尖锐、复杂。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曾以“史梯耳”的笔名，在同年7月26日的《华北日报》发表文章，尖锐指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要尊孔，要对“子案”小题大做，同历代“万岁皇爷”一样，“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民’们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乱’而已！”政权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他们和孔府封建势力沆瀣一气，维护的是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抗争者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教师和学生，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二师进步师生的这场斗争失败了，然而，它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诚然，学生们在斗争中曾不时喊出“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演剧时，某些言词和举动亦不无过激之处，但这是基于对孔府腐朽封建势力的憎恶而发，是把孔子作为旧道德、旧礼教的代表和反动统治阶级树立的偶像而予抨击，是对蒋介石之流“尊孔”丑行的愤怒声讨和针锋相对的抗争。这个“打倒”，其实是打倒封建主义，打倒仗恃宗祖幽灵为非作歹的孔府小朝廷，而不能单纯视为“反孔”，也不应混同于学术界的孔子毁誉之争。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恰在于进步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在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圣人之居”，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和教育了人民群众，对山东乃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