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在鲁南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鲁南社会经济逐步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若干基本特点，这就是：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封建的农业经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显著的地位;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很难独立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而且各地区很不平衡。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这些特点在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鲁南经济仍然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
在20世纪初叶，鲁南的农业生产是极其落后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除个别地主雇工经营(称为经营地主）外，一般是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称为佃农）耕种。自己拥有少量土地、自行耕种的农民只占少数，其中有一部分由于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较多，还雇用少量雇工(后来称为富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几乎完全用旧式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鲁南没有任何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农场，耕牛是农民唯一的帮手，因此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清末主要粮食作物亩产仅有50〜100公斤。1936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62公斤，是民国时期单产最高的一年。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倚仗政治和军事力量，抢占或强买大量土地。由于地租剥削率很高，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兴起，土地有更加集中的趋势。据抗日战争之前的调查：滕县共有51.4万人，土地150万亩，地富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52%，竟占有72%的土地。苍山县共计44.2万人，土地141.6万亩，地富人口占总人口的8.4%，却占有69.9%的土地。鲁南其他各县的土地占有情况也大抵如此，即占总人口8.5%左右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左右的土地；占总人口35%左右的贫农和中农只占有土地的30%左右；占人口56%以上的佃农、雇农和游民则完全没有土地。这虽是抗日战争前的调查材料，但也可大体反映出军阀统治时期鲁南土地严重集中的基本情况。在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居住的地方，土地更是高度集中。如枣庄齐村崔家、兰陵王家、苍山车辋长辛桥宋家、曲阜孔家、郎县的靳家、费县东埤王家等，周围村庄的农民没有一亩土地，都是佃户或雇农。清末，曲阜全县有耕地60余万亩，仅孔府就有5.82万亩，占全县总耕地的9.7%。邹县的靳云鸽（女，绰号张大脚），倚仗其兄靳云鹏、靳云鹗权势及钱财广置田产，20余年间就兼并土地2万余亩。
地主阶级凭借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对贫雇农进行封建的雇工、地租、放债等多种形式的剥削。雇工所创造价值的左右为雇主占有，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五成以上。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等额外剥削，以至各种超经济剥削。封建剥削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放债，俗称高利贷。穷人每遇青黄不接、天灾人祸，缺粮断炊，无以纳租，或者无力消灾弥难，举世无助，只得向地主借债。或粮或款，利率往往高达100%以上，而且到期不还，还要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使广大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地进行简单生产，很少有能力扩大再生产。一遇水涝干旱和军阀内战等天灾人祸，更是大批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农民终年辛苦，却不得温饱，每遇天灾人祸，大批破产农民，有的携儿带女下关东，有的流入城镇卖苦力，有的沿街乞讨成为无业游民，也有的结伙成帮为匪盗或卖身当兵充炮灰。官僚地主则趁机兼并土地，兼营工商业者则廉价雇佣劳力，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的局面0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论及了苏北铜山人民的痛苦。文中说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这是1926年发表在《向导周报》（179期） 上的文章，是当时苏北鲁南农民艰难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工业生产方面，早在明、清两朝，鲁南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并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尤其是鲁南重镇济宁，因得运河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为邻近各县之冠，曾有“500名竹匠，600名木匠，7〇〇名铜匠，800名皮匠，1500名铁匠”之说。济宁的竹杆巷、扁担街、油篓巷、打铜街、炉坊街、篦子市、剪子股等街巷，均因相关手工业集中于此而得名。滕县、邹县、曲阜、兖州、临沂、峄县等城镇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相当的发展。皮毛、纺织、酿造、建筑、造船、食品、铜、铁、竹、木等手工业遍布鲁南各地。当时，济宁玉堂酱园的酱菜和济宁的皮毛制品驰名全国；兰陵美酒享誉国内外，1915年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鲁南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美、英、德、法、日等国工商资本家也纷纷来到鲁南地区。他们修铁路，开煤矿，建工厂，办商行，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一时洋布（细纱机织布）、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面（机器加工的精细面粉）等洋货渐次充斥垄断市场，工业资源遭受野蛮掠夺，当地手工业和初兴的近代民族工业遭到无情打击。仅济宁州皮毛市场就有犹太人、白俄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开办的多家洋庄皮行，整个皮毛业被洋人垄断，皮革年外流量达200万张之多，造成皮张紧张，价格暴涨。当时，一张青猾皮售价30块银元，一张马驹皮售价60块银元。民族小型皮庄纷纷倒闭，世代以皮毛业为生的从业人员被迫另谋生计。鲁南的土纺土织行业也受洋人洋货的挤压而趋于衰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互相争斗，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趁机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另外，津浦铁路以及究济铁路、临枣铁路支线的通车，客观上也为鲁南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据记载，从清末至1919年鲁南地区各县先后建立煤炭、食品、酿造、面粉、制蛋、榨油、皮革、火柴、铁业等民族近代工业20余家。一些手工业作坊、小煤窑等，通过技术改造，发展成为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如，中国最大的民办煤矿一枣庄中兴煤矿，由1911年年产煤25万吨，到1920年.就迅速增加到年产69万吨。该公司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自己修建了从枣庄至赵墩的铁路，客货兼营。枣赵铁路是完全由民族资本修建的山东最早的一条商办铁路。这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同时，鲁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也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与工业相关的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邮电业、饮食服务业也都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重又加紧对鲁南的资本入侵和资源掠夺。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各路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地方官府和豪强劣绅也趁火打劫，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造成农业破产，工商业萧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在外国资本倾压和军阀战乱双重摧残之下，鲁南许多民族工业出现危机，或停产歇业或被外国资本吞并、控制。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充分发展。
就鲁南的整个经济情况来看，这时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无论是与农业总产值相比，还是与手工业总产值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除铁路沿线重要城镇之外，鲁南其他广大地区没有任何近代产业。
无论是外国资本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企业，资本家对工人像牛马一样役使。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所得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生老病死一切自负，资本家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草芥。例如，枣庄中兴煤矿，1895年，一次因缺乏安全措施而造成的水患就淹死300多名矿工。1912年至1914年，该矿因各种事故致死工人853人，致伤工人竟达26044人次。死亡一个工人只发给200文铜钱抚恤费。许多矿工住在窑户铺，他们平时披着麻袋片，出门下井时去当铺临时租裤子。遇到冰雪天，常有矿工冻饿而死。中兴矿局设立“路矿巡警局”，有600人的巡警队伍。资本家将煤矿工人置于巡警的严密监视下，对所谓越轨工人，或送官府惩治，或押解示众。煤矿变成了一座地狱。再如当时的济宁玉堂酱园和兰陵酒厂的工人每天都要劳动18个小时以上。资本家为追逐高额利润，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剥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20世纪初叶，鲁南的农业生产是极其落后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除个别地主雇工经营(称为经营地主）外，一般是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称为佃农）耕种。自己拥有少量土地、自行耕种的农民只占少数，其中有一部分由于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较多，还雇用少量雇工(后来称为富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几乎完全用旧式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鲁南没有任何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农场，耕牛是农民唯一的帮手，因此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清末主要粮食作物亩产仅有50〜100公斤。1936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62公斤，是民国时期单产最高的一年。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倚仗政治和军事力量，抢占或强买大量土地。由于地租剥削率很高，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兴起，土地有更加集中的趋势。据抗日战争之前的调查：滕县共有51.4万人，土地150万亩，地富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52%，竟占有72%的土地。苍山县共计44.2万人，土地141.6万亩，地富人口占总人口的8.4%，却占有69.9%的土地。鲁南其他各县的土地占有情况也大抵如此，即占总人口8.5%左右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左右的土地；占总人口35%左右的贫农和中农只占有土地的30%左右；占人口56%以上的佃农、雇农和游民则完全没有土地。这虽是抗日战争前的调查材料，但也可大体反映出军阀统治时期鲁南土地严重集中的基本情况。在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居住的地方，土地更是高度集中。如枣庄齐村崔家、兰陵王家、苍山车辋长辛桥宋家、曲阜孔家、郎县的靳家、费县东埤王家等，周围村庄的农民没有一亩土地，都是佃户或雇农。清末，曲阜全县有耕地60余万亩，仅孔府就有5.82万亩，占全县总耕地的9.7%。邹县的靳云鸽（女，绰号张大脚），倚仗其兄靳云鹏、靳云鹗权势及钱财广置田产，20余年间就兼并土地2万余亩。
地主阶级凭借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对贫雇农进行封建的雇工、地租、放债等多种形式的剥削。雇工所创造价值的左右为雇主占有，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五成以上。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等额外剥削，以至各种超经济剥削。封建剥削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放债，俗称高利贷。穷人每遇青黄不接、天灾人祸，缺粮断炊，无以纳租，或者无力消灾弥难，举世无助，只得向地主借债。或粮或款，利率往往高达100%以上，而且到期不还，还要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使广大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地进行简单生产，很少有能力扩大再生产。一遇水涝干旱和军阀内战等天灾人祸，更是大批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农民终年辛苦，却不得温饱，每遇天灾人祸，大批破产农民，有的携儿带女下关东，有的流入城镇卖苦力，有的沿街乞讨成为无业游民，也有的结伙成帮为匪盗或卖身当兵充炮灰。官僚地主则趁机兼并土地，兼营工商业者则廉价雇佣劳力，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的局面0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论及了苏北铜山人民的痛苦。文中说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这是1926年发表在《向导周报》（179期） 上的文章，是当时苏北鲁南农民艰难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工业生产方面，早在明、清两朝，鲁南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并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尤其是鲁南重镇济宁，因得运河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为邻近各县之冠，曾有“500名竹匠，600名木匠，7〇〇名铜匠，800名皮匠，1500名铁匠”之说。济宁的竹杆巷、扁担街、油篓巷、打铜街、炉坊街、篦子市、剪子股等街巷，均因相关手工业集中于此而得名。滕县、邹县、曲阜、兖州、临沂、峄县等城镇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相当的发展。皮毛、纺织、酿造、建筑、造船、食品、铜、铁、竹、木等手工业遍布鲁南各地。当时，济宁玉堂酱园的酱菜和济宁的皮毛制品驰名全国；兰陵美酒享誉国内外，1915年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鲁南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美、英、德、法、日等国工商资本家也纷纷来到鲁南地区。他们修铁路，开煤矿，建工厂，办商行，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一时洋布（细纱机织布）、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面（机器加工的精细面粉）等洋货渐次充斥垄断市场，工业资源遭受野蛮掠夺，当地手工业和初兴的近代民族工业遭到无情打击。仅济宁州皮毛市场就有犹太人、白俄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开办的多家洋庄皮行，整个皮毛业被洋人垄断，皮革年外流量达200万张之多，造成皮张紧张，价格暴涨。当时，一张青猾皮售价30块银元，一张马驹皮售价60块银元。民族小型皮庄纷纷倒闭，世代以皮毛业为生的从业人员被迫另谋生计。鲁南的土纺土织行业也受洋人洋货的挤压而趋于衰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互相争斗，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趁机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另外，津浦铁路以及究济铁路、临枣铁路支线的通车，客观上也为鲁南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据记载，从清末至1919年鲁南地区各县先后建立煤炭、食品、酿造、面粉、制蛋、榨油、皮革、火柴、铁业等民族近代工业20余家。一些手工业作坊、小煤窑等，通过技术改造，发展成为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如，中国最大的民办煤矿一枣庄中兴煤矿，由1911年年产煤25万吨，到1920年.就迅速增加到年产69万吨。该公司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自己修建了从枣庄至赵墩的铁路，客货兼营。枣赵铁路是完全由民族资本修建的山东最早的一条商办铁路。这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同时，鲁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也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与工业相关的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邮电业、饮食服务业也都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重又加紧对鲁南的资本入侵和资源掠夺。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各路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地方官府和豪强劣绅也趁火打劫，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造成农业破产，工商业萧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在外国资本倾压和军阀战乱双重摧残之下，鲁南许多民族工业出现危机，或停产歇业或被外国资本吞并、控制。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充分发展。
就鲁南的整个经济情况来看，这时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无论是与农业总产值相比，还是与手工业总产值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除铁路沿线重要城镇之外，鲁南其他广大地区没有任何近代产业。
无论是外国资本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企业，资本家对工人像牛马一样役使。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所得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生老病死一切自负，资本家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草芥。例如，枣庄中兴煤矿，1895年，一次因缺乏安全措施而造成的水患就淹死300多名矿工。1912年至1914年，该矿因各种事故致死工人853人，致伤工人竟达26044人次。死亡一个工人只发给200文铜钱抚恤费。许多矿工住在窑户铺，他们平时披着麻袋片，出门下井时去当铺临时租裤子。遇到冰雪天，常有矿工冻饿而死。中兴矿局设立“路矿巡警局”，有600人的巡警队伍。资本家将煤矿工人置于巡警的严密监视下，对所谓越轨工人，或送官府惩治，或押解示众。煤矿变成了一座地狱。再如当时的济宁玉堂酱园和兰陵酒厂的工人每天都要劳动18个小时以上。资本家为追逐高额利润，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剥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