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从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据《大国兴衰》介绍，从1750年至1900年这150年间，中国制造业从占世界份额的32.8%下降为6.8%，其人均工业水平从占世界总份额的8%下降到3%。与此同时，英国制造业从占世界总份额的1.9%上升到62%。延续达两千多年的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严重障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陷入落后被动挨打的境地。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朝政府屈服，从此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至1905年的66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社团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它们管理的港口、“租界”，并且划分势力范围。它们的海军、陆军能够进入和驻扎在中国的领海、领土。它们控制中国财政和经济的命脉，操纵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实权。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掠夺。只是由于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中国才没有被灭亡。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主要在城市中，而且很微弱。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为了统治中国，尽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鲁南社会的演变也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德、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了对山东包括对鲁南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它们纷纷在山东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至辛亥革命前，外国在鲁企业多达20多家。德国的“德华山东铁道公司”，从1899年6月到1904年6月修筑竣工了胶济铁路。德、英帝国主义夺取了津浦铁路的修筑权，于1908年开工修筑，至1912年全线竣工通车。铁路的开通，加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山东的经济侵略。它们开始窥探山东的矿产资源，如德国为掠夺山东矿产，设立了“德华山东矿务公司”，下设坊子煤矿、淄川煤矿、金岭镇铁矿3个事务所。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山东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山东的文化侵略。鸦片战争前后，德、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来到山东，到19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设立北、南、东3个教区，分别在济南、兖州、烟台建立了3个总堂，当时山东107个州县中72个州县有教会活动，基层宗教活动据点达1202个，山东境内的教徒达8万人之多。其中鲁南地区各州县皆设有教堂。许多教会还建立了反动武装，教会势力成为西方列强推行奴化教育、施行文化侵略、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一支特殊力量。
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影响下，鲁南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也开始创办新式企业。这样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如1878年，戴华藻集股银2万两在枣庄创办了中兴矿局，有矿工3000余人，是旧中国当时最大的民办煤矿。德国夺取山东特权后，曾一度强占了枣庄的矿权，后经近1〇年的斗争，终于取消了德商股金与洋总办，将“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商办中兴煤矿公司”，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民族企业。除枣庄煤矿外，徐州、济宁、兖州、滕县、曲阜、邹县、枣庄矿区也兴办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官营、私营近代企业，出现了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据记载，从清末到1919年，仅济宁城区就先后建立了14家近代企业，有2000多名产业工人。再如邹县人、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官僚靳云鹏、潘复等，于1915年在济南设立鲁丰纱厂，实际投入资本为185万元，为山东民族棉纺业之嚆矢。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鲁南入侵的逐步加深和鲁南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增长，打破了鲁南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明显地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状况。其主要表现：一是资本主义的入侵，瓦解了鲁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将鲁南经济部分纳入了殖民经济体系。二是伴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鲁南的半封建经济也在不断扩展。但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受着它们的打击和压抑，又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软弱的，发展是缓慢的，既不能成为主导社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经济主体。三是由于西方列强控制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改变了鲁南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进而影响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曰益贫困化，不仅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而且与官僚买办资本的剥削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残酷地压榨着鲁南人民。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军阀政府，实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的卖国政府。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都须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税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提供大量借款，不仅在财政金融上扼住中国的咽喉，而且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使各国公使团实际上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同时，军阀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特务横行、暗探密布、横征暴敛、税捐繁多，是军阀统治时期又一显著特点。各军阀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彼此之间进行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军阀统治造成的主要祸害之 ―，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北洋政府在山东更换了十几任督军和省长，鲁南地区各县官员也如走马灯似地更迭频繁，直、皖、奉各系军阀部队亦在这里你来我往纷争不息。尤其是，在北洋政府和军阀部队中，有着一些鲁南籍的权要，其中有皖系军阀、两次出任国务总理并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部县人），先后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潘复（部县人），先隶皖系后投直系军阀、曾任河南省省长、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的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直系军阀、曾任直鲁豫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山东省长、河南省长的熊炳琦，在曹锟总统任内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全国烟草事务署督办、币制局副总裁三要职的王毓芝，奉系军阀、曾任军长、直属军务督办兼省长、拥兵十余万的褚玉璞，以及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中央第一旅旅长潘鸿钧等，他们不但争权夺利于北洋军阀派系之间，危害国家、民族，而且拉扰勾结籍地官僚政客、土豪劣绅，聚敛财富，扩充实力，祸及乡里，使鲁南人民遭受战乱、兵祸洗劫。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主要在城市中，而且很微弱。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为了统治中国，尽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鲁南社会的演变也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德、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了对山东包括对鲁南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它们纷纷在山东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至辛亥革命前，外国在鲁企业多达20多家。德国的“德华山东铁道公司”，从1899年6月到1904年6月修筑竣工了胶济铁路。德、英帝国主义夺取了津浦铁路的修筑权，于1908年开工修筑，至1912年全线竣工通车。铁路的开通，加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山东的经济侵略。它们开始窥探山东的矿产资源，如德国为掠夺山东矿产，设立了“德华山东矿务公司”，下设坊子煤矿、淄川煤矿、金岭镇铁矿3个事务所。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山东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山东的文化侵略。鸦片战争前后，德、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来到山东，到19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设立北、南、东3个教区，分别在济南、兖州、烟台建立了3个总堂，当时山东107个州县中72个州县有教会活动，基层宗教活动据点达1202个，山东境内的教徒达8万人之多。其中鲁南地区各州县皆设有教堂。许多教会还建立了反动武装，教会势力成为西方列强推行奴化教育、施行文化侵略、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一支特殊力量。
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影响下，鲁南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也开始创办新式企业。这样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如1878年，戴华藻集股银2万两在枣庄创办了中兴矿局，有矿工3000余人，是旧中国当时最大的民办煤矿。德国夺取山东特权后，曾一度强占了枣庄的矿权，后经近1〇年的斗争，终于取消了德商股金与洋总办，将“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商办中兴煤矿公司”，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民族企业。除枣庄煤矿外，徐州、济宁、兖州、滕县、曲阜、邹县、枣庄矿区也兴办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官营、私营近代企业，出现了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据记载，从清末到1919年，仅济宁城区就先后建立了14家近代企业，有2000多名产业工人。再如邹县人、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官僚靳云鹏、潘复等，于1915年在济南设立鲁丰纱厂，实际投入资本为185万元，为山东民族棉纺业之嚆矢。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鲁南入侵的逐步加深和鲁南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增长，打破了鲁南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明显地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状况。其主要表现：一是资本主义的入侵，瓦解了鲁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将鲁南经济部分纳入了殖民经济体系。二是伴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鲁南的半封建经济也在不断扩展。但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受着它们的打击和压抑，又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软弱的，发展是缓慢的，既不能成为主导社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经济主体。三是由于西方列强控制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改变了鲁南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进而影响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曰益贫困化，不仅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而且与官僚买办资本的剥削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残酷地压榨着鲁南人民。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军阀政府，实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的卖国政府。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都须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税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提供大量借款，不仅在财政金融上扼住中国的咽喉，而且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使各国公使团实际上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同时，军阀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特务横行、暗探密布、横征暴敛、税捐繁多，是军阀统治时期又一显著特点。各军阀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彼此之间进行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军阀统治造成的主要祸害之 ―，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北洋政府在山东更换了十几任督军和省长，鲁南地区各县官员也如走马灯似地更迭频繁，直、皖、奉各系军阀部队亦在这里你来我往纷争不息。尤其是，在北洋政府和军阀部队中，有着一些鲁南籍的权要，其中有皖系军阀、两次出任国务总理并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部县人），先后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潘复（部县人），先隶皖系后投直系军阀、曾任河南省省长、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的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直系军阀、曾任直鲁豫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山东省长、河南省长的熊炳琦，在曹锟总统任内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全国烟草事务署督办、币制局副总裁三要职的王毓芝，奉系军阀、曾任军长、直属军务督办兼省长、拥兵十余万的褚玉璞，以及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中央第一旅旅长潘鸿钧等，他们不但争权夺利于北洋军阀派系之间，危害国家、民族，而且拉扰勾结籍地官僚政客、土豪劣绅，聚敛财富，扩充实力，祸及乡里，使鲁南人民遭受战乱、兵祸洗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