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鲁南革命史》记述的是鲁南地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即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为使读者明了鲁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因和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故先追溯一下鲁南的古代文化、五四运动之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一、灿烂辉煌的鲁南古代文明鲁南，顾名思义系指山东省南部地区，但本书所指的鲁南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鲁南战略区，其规模要比现在地理概念所界定的范围大得多。它位于苏鲁两省的结合部，大体南起陇海铁路，北至滋（阳）临（沂）公路，东达沂河、沭河之间，西濒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当时包括隶属山东的峄县、滕县、费县、郞县、苍山、郯城和曲阜、泗水、济宁、兖州（滋阳）、临沂等县的部分地区，以及隶属江苏徐州市的沛（县）东、邳（县）北、铜（山）北地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鲁南行政区划因形势的变化而变更，或大或小，但其基本区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抗战时总人口约350万。
鲁南地形复杂。东部和北部多为丘陵、山地，抱犊崮、天宝山、凤凰山、尼山、峄山连绵起伏数百里，层峦叠嶂，奇峰竞秀，地势险要;西部和南部多为黄河、淮河冲积平原，沃野万顷，坦荡如砥，沂河、沭河、汶河、泗河、京杭大运河穿流其间。因其地形等自然环境的制约，东北部与西南部的交通、经济、文化形成很大的反差：东北部交通闭塞、土地瘠薄，导致经济文化落后，而西南部交通便利，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和临（城）枣（庄）赵（墩）、兖（州）济（宁）铁路支线纵横其间，公路、水路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来经济文化较为发达。鲁南，因其处在苏鲁两省结合部，南北交通要冲，濒临战略要地徐州、兖州、济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因其山岭、平原、湖河港汊皆有，又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进可攻城下镇，退可凭山据守。
鲁南的矿产、农产、水产资源皆很丰富。枣庄、兖州的煤矿，峄城、苍山的石膏中外驰名；平原地区的小麦、大豆、谷子、高粱、花生、棉花，鲁南山区的柿饼、核桃、黄梨、银杏、红枣、金银花、花椒声名远播；南四湖，水面180万亩，芦荡千顷，荷莲遍布，盛产鱼虾、莲藕、菱角、鸡头（芡实米）、芦苇、苦桨（湖草），素有“日出斗金”之称。
鲁南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百王之先一一伏羲（太昊）在此立国生息，因而史称济宁为“青帝(太昊）之墟”。另据史载，神农氏曾迁都于曲阜，黄帝则出生于曲阜附近的寿丘。而五帝之一的少昊亦在曲阜附近建立国都，少昊死后即葬于此地；继唐尧位而开启“天下明德”的虞舜，曾在曲阜、泗水一带的“历山”、“雷泽”从事农耕、渔猎，制作什器。中兴夏朝的少康则出生于仍国（现济宁附近），并在仍国长大成人。史载，商朝前期，曲阜名奄，第18世商王南庚迁都于此。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其弟周公旦于曲阜，国号为鲁，此后770余年，曲阜一直为鲁国国都。西周时期，鲁国与建都临淄的齐国并称“齐鲁文明之邦”，直至今日，山东省仍简称为鲁，足见其传统文化影响之深远。春秋战国时期，鲁南更是名人辈出、群贤争辉。举世闻名、震古烁今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诞生于曲阜尼山，继承光大儒家学说的亚圣孟轲、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伐皆出生活动于鲁南地区。孔孟之乡遂成为儒学圣地，而孔孟之道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尊奉为传统文化的正宗，其影响贯通古今、远播世界。战国初期，与儒家齐名的墨家学说的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墨子，其故里在滕县。主张“法后王”、“制天命而用之”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曾任兰陵令20余年。先后出任齐、秦、魏三国国相的孟尝君田文及其著名门客冯骝的故里皆在古薛国（今薛城北、滕州以南一带）。中国建筑工匠的祖师一一春秋末年鲁国人鲁班，汉高祖刘邦（沛县人），汉丞相萧何（沛县人）和匡衡（峄县人），汉初冶铁致富家财巨万的大工商家鲁丙氏（曲阜人），位列“建安七子”的文学家孔融（曲阜人）和王粲（邹县人），东晋书圣王羲之（临沂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兰陵人），颜体书法创始人颜真卿（临沂人），千古佳作《枫桥夜泊》的作者张继（兖州人），明末学者贾三近（峄县人），剧作家孔尚任（曲阜人），爱国将领左宝贵（费县人）等等，皆出生于鲁南地区。灿若繁星的鲁南名人不胜枚举，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更是比比皆是。鲁国故都，古邾国、薛国、滕国、都国、郯国的遗址，孔府、孔林、孔庙、孟府、孟林、孟庙、少昊陵、周公庙、伏羲庙、颜庙、子路庙、夫子洞、龙泉塔、太白楼、铁塔寺、兴隆塔、石门寺、东大寺、微子墓、张良墓、铁山、岗山摩崖石刻和享有“岱南奇观”的峄山人文群落等等，凡此种种，都标志着鲁南地区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
隋、唐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水运南北交通的贯通，运河文化的潮流逐步注入鲁南这块“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形成了运河文化与孔孟文化的交汇、交融。所谓运河文化，是指运河的开通对其沿岸地区物质生产和人民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以至由此而造成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明、清两朝运河全线开通以后，这条沟通中国南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动脉，一经从鲁南这块有着中华文化厚重沉淀的沃土上流过，它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既承继和保持了封建儒教文化的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是鲁南运河枢纽重镇济宁。经明至清，济宁已经发展为鲁西南水旱码头和商品交换中心，享有“江北小苏州”之誉，且与淮阴、临清并列为运河三大名镇。济宁不仅吸引了大批外地工商业者前来务工经商，而且使更多的济宁人起而效法，形成“舟车云合，商户千家，作坊林立”的繁荣景象。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仅打破了济宁$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使济宁城区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以至整个文化形态，都不可避免地随之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虽然源远流长、深根蒂固的儒教封建文化仍在鲁南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但这种新兴的较为开放、进步的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着济宁周边地区和鲁南运河沿岸地区。
二、鲁南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从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据《大国兴衰》介绍，从1750年至1900年这150年间，中国制造业从占世界份额的32.8%下降为6.8%，其人均工业水平从占世界总份额的8%下降到3%。与此同时，英国制造业从占世界总份额的1.9%上升到62%。延续达两千多年的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严重障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陷入落后被动挨打的境地。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朝政府屈服，从此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至1905年的66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社团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它们管理的港口、“租界”，并且划分势力范围。它们的海军、陆军能够进入和驻扎在中国的领海、领土。它们控制中国财政和经济的命脉，操纵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实权。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掠夺。只是由于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中国才没有被灭亡。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主要在城市中，而且很微弱。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为了统治中国，尽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鲁南社会的演变也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德、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了对山东包括对鲁南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它们纷纷在山东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至辛亥革命前，外国在鲁企业多达20多家。德国的“德华山东铁道公司”，从1899年6月到1904年6月修筑竣工了胶济铁路。德、英帝国主义夺取了津浦铁路的修筑权，于1908年开工修筑，至1912年全线竣工通车。铁路的开通，加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山东的经济侵略。它们开始窥探山东的矿产资源，如德国为掠夺山东矿产，设立了“德华山东矿务公司”，下设坊子煤矿、淄川煤矿、金岭镇铁矿3个事务所。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山东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山东的文化侵略。鸦片战争前后，德、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来到山东，到19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设立北、南、东3个教区，分别在济南、兖州、烟台建立了3个总堂，当时山东107个州县中72个州县有教会活动，基层宗教活动据点达1202个，山东境内的教徒达8万人之多。其中鲁南地区各州县皆设有教堂。许多教会还建立了反动武装，教会势力成为西方列强推行奴化教育、施行文化侵略、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一支特殊力量。
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影响下，鲁南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也开始创办新式企业。这样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如1878年，戴华藻集股银2万两在枣庄创办了中兴矿局，有矿工3000余人，是旧中国当时最大的民办煤矿。德国夺取山东特权后，曾一度强占了枣庄的矿权，后经近10年的斗争，终于取消了德商股金与洋总办，将“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商办中兴煤矿公司”，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民族企业。除枣庄煤矿外，徐州、济宁、兖州、滕县、曲阜、邹县、枣庄矿区也兴办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官营、私营近代企业，出现了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据记载，从清末到1919年，仅济宁城区就先后建立了14家近代企业，有2000多名产业工人。再如邹县人、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官僚靳云鹏、潘复等，于1915年在济南设立鲁丰纱厂，实际投入资本为185万元，为山东民族棉纺业之嚆矢。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鲁南入侵的逐步加深和鲁南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增长，打破了鲁南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明显地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状况。其主要表现：一是资本主义的入侵，瓦解了鲁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将鲁南经济部分纳入了殖民经济体系。二是伴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鲁南的半封建经济也在不断扩展。但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受着它们的打击和压抑，又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软弱的，发展是缓慢的，既不能成为主导社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经济主体。三是由于西方列强控制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改变了鲁南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进而影响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曰益贫困化，不仅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而且与官僚买办资本的剥削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残酷地压榨着鲁南人民。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军阀政府，实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的卖国政府。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都须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税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提供大量借款，不仅在财政金融上扼住中国的咽喉，而且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使各国公使团实际上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同时，军阀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特务横行、暗探密布、横征暴敛、税捐繁多，是军阀统治时期又一显著特点。各军阀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彼此之间进行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军阀统治造成的主要祸害之 ―，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北洋政府在山东更换了十几任督军和省长，鲁南地区各县官员也如走马灯似地更迭频繁，直、皖、奉各系军阀部队亦在这里你来我往纷争不息。尤其是，在北洋政府和军阀部队中，有着一些鲁南籍的权要，其中有皖系军阀、两次出任国务总理并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部县人），先后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潘复（部县人），先隶皖系后投直系军阀、曾任河南省省长、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的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直系军阀、曾任直鲁豫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山东省长、河南省长的熊炳琦，在曹锟总统任内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全国烟草事务署督办、币制局副总裁三要职的王毓芝，奉系军阀、曾任军长、直属军务督办兼省长、拥兵十余万的褚玉璞，以及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中央第一旅旅长潘鸿钧等，他们不但争权夺利于北洋军阀派系之间，危害国家、民族，而且拉扰勾结籍地官僚政客、土豪劣绅，聚敛财富，扩充实力，祸及乡里，使鲁南人民遭受战乱、兵祸洗劫。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鲁南经济在鲁南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鲁南社会经济逐步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若干基本特点，这就是：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封建的农业经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显著的地位;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很难独立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而且各地区很不平衡。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这些特点在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鲁南经济仍然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
在20世纪初叶，鲁南的农业生产是极其落后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除个别地主雇工经营(称为经营地主）外，一般是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称为佃农）耕种。自己拥有少量土地、自行耕种的农民只占少数，其中有一部分由于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较多，还雇用少量雇工(后来称为富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几乎完全用旧式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鲁南没有任何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农场，耕牛是农民唯一的帮手，因此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清末主要粮食作物亩产仅有50〜100公斤。1936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62公斤，是民国时期单产最高的一年。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倚仗政治和军事力量，抢占或强买大量土地。由于地租剥削率很高，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兴起，土地有更加集中的趋势。据抗日战争之前的调查：滕县共有51.4万人，土地150万亩，地富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52%，竟占有72%的土地。苍山县共计44.2万人，土地141.6万亩，地富人口占总人口的8.4%，却占有69.9%的土地。鲁南其他各县的土地占有情况也大抵如此，即占总人口8.5%左右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左右的土地；占总人口35%左右的贫农和中农只占有土地的30%左右；占人口56%以上的佃农、雇农和游民则完全没有土地。这虽是抗日战争前的调查材料，但也可大体反映出军阀统治时期鲁南土地严重集中的基本情况。在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居住的地方，土地更是高度集中。如枣庄齐村崔家、兰陵王家、苍山车辋长辛桥宋家、曲阜孔家、郎县的靳家、费县东埤王家等，周围村庄的农民没有一亩土地，都是佃户或雇农。清末，曲阜全县有耕地60余万亩，仅孔府就有5.82万亩，占全县总耕地的9_7%。邹县的靳云鸽（女，绰号张大脚），倚仗其兄靳云鹏、靳云鹗权势及钱财广置田产，20余年间就兼并土地2万余亩。
地主阶级凭借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对贫雇农进行封建的雇工、地租、放债等多种形式的剥削。雇工所创造价值的左右为雇主占有，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五成以上。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等额外剥削，以至各种超经济剥削。封建剥削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放债，俗称高利贷。穷人每遇青黄不接、天灾人祸，缺粮断炊，无以纳租，或者无力消灾弥难，举世无助，只得向地主借债。或粮或款，利率往往高达100%以上，而且到期不还，还要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使广大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地进行简单生产，很少有能力扩大再生产。一遇水涝干旱和军阀内战等天灾人祸，更是大批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农民终年辛苦，却不得温饱，每遇天灾人祸，大批破产农民，有的携儿带女下关东，有的流入城镇卖苦力，有的沿街乞讨成为无业游民，也有的结伙成帮为匪盗或卖身当兵充炮灰。官僚地主则趁机兼并土地，兼营工商业者则廉价雇佣劳力，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的局面0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论及了苏北铜山人民的痛苦。文中说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这是1926年发表在《向导周报》（179期） 上的文章，是当时苏北鲁南农民艰难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工业生产方面，早在明、清两朝，鲁南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并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尤其是鲁南重镇济宁，因得运河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为邻近各县之冠，曾有“500名竹匠，600名木匠，700名铜匠，800名皮匠，1500名铁匠”之说。济宁的竹杆巷、扁担街、油篓巷、打铜街、炉坊街、篦子市、剪子股等街巷，均因相关手工业集中于此而得名。滕县、邹县、曲阜、兖州、临沂、峄县等城镇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相当的发展。皮毛、纺织、酿造、建筑、造船、食品、铜、铁、竹、木等手工业遍布鲁南各地。当时，济宁玉堂酱园的酱菜和济宁的皮毛制品驰名全国；兰陵美酒享誉国内外，1915年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鲁南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美、英、德、法、日等国工商资本家也纷纷来到鲁南地区。他们修铁路，开煤矿，建工厂，办商行，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一时洋布（细纱机织布）、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面（机器加工的精细面粉）等洋货渐次充斥垄断市场，工业资源遭受野蛮掠夺，当地手工业和初兴的近代民族工业遭到无情打击。仅济宁州皮毛市场就有犹太人、白俄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开办的多家洋庄皮行，整个皮毛业被洋人垄断，皮革年外流量达200万张之多，造成皮张紧张，价格暴涨。当时，一张青猾皮售价30块银元，一张马驹皮售价60块银元。民族小型皮庄纷纷倒闭，世代以皮毛业为生的从业人员被迫另谋生计。鲁南的土纺土织行业也受洋人洋货的挤压而趋于衰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互相争斗，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趁机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另外，津浦铁路以及究济铁路、临枣铁路支线的通车，客观上也为鲁南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据记载，从清末至1919年鲁南地区各县先后建立煤炭、食品、酿造、面粉、制蛋、榨油、皮革、火柴、铁业等民族近代工业20余家。一些手工业作坊、小煤窑等，通过技术改造，发展成为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如，中国最大的民办煤矿一枣庄中兴煤矿，由1911年年产煤25万吨，到1920年.就迅速增加到年产69万吨。该公司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自己修建了从枣庄至赵墩的铁路，客货兼营。枣赵铁路是完全由民族资本修建的山东最早的一条商办铁路。这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同时，鲁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也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与工业相关的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邮电业、饮食服务业也都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重又加紧对鲁南的资本入侵和资源掠夺。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各路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地方官府和豪强劣绅也趁火打劫，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造成农业破产，工商业萧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在外国资本倾压和军阀战乱双重摧残之下，鲁南许多民族工业出现危机，或停产歇业或被外国资本吞并、控制。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充分发展。
就鲁南的整个经济情况来看，这时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无论是与农业总产值相比，还是与手工业总产值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除铁路沿线重要城镇之外，鲁南其他广大地区没有任何近代产业。
无论是外国资本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企业，资本家对工人像牛马一样役使。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所得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生老病死一切自负，资本家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草芥。例如，枣庄中兴煤矿，1895年，一次因缺乏安全措施而造成的水患就淹死300多名矿工。1912年至1914年，该矿因各种事故致死工人853人，致伤工人竟达26044人次。死亡一个工人只发给200文铜钱抚恤费。许多矿工住在窑户铺，他们平时披着麻袋片，出门下井时去当铺临时租裤子。遇到冰雪天，常有矿工冻饿而死。中兴矿局设立“路矿巡警局”，有600人的巡警队伍。资本家将煤矿工人置于巡警的严密监视下，对所谓越轨工人，或送官府惩治，或押解示众。煤矿变成了一座地狱。再如当时的济宁玉堂酱园和兰陵酒厂的工人每天都要劳动18个小时以上。资本家为追逐高额利润，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剥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四、辛亥革命前后的鲁南革命运动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天灾人祸摧残的鲁南农民，为生存而被迫起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
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军北伐的声浪中，鲁南苏北的峄县、郯城、费县、邳县爆发了幅军起义。1858年捻军入鲁，幅军乘势大举，发展到十几万人，打败了沂州（今临沂）知府成善、道员李麟遇和副都统德楞额部。幅军与捻军配合作战，在鲁南直至鲁西的运河两岸坚持斗争十多年，给清王朝及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1861年，宋继鹏在邹县发动文贤教起义，攻克邹县城，并联合幅军大败僧格林沁部，震撼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899年，发生于峄县逍遥村的“劫皇纲”，其斗争的矛头直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
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鲁南之后，鲁南人民在进行反清斗争的同时，也展开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甲午战争前后，美、德、英、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攫取的“自由传教”特权，在鲁南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甚至把一些地痞、流氓无赖之徒也拉入教会。这些人以教民为头衔，以教会为靠山，挟势逞强，欺压百姓。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名为传教士，实则是特务、洋货商人兼恶棍”，他们仅在峄县、滕县即霸占土地300余亩。1896年，德国传教士柏德华在费县塔山之阳占用寺庙建别墅，又用低价收买强占和向教徒宗族索取等手段把寺庙周围的庙产和农民山场7000余亩据为己有，建造大教堂、黑松林、葡萄园、奶牛场，成为他在国外穷奢极欲的乐园。教会诸多罪行，引起鲁南民众对洋教的憎恶和仇恨，从而导致民众起来开展反洋教斗争。1898年，鲁南地区先后爆发了苍山“神山教案”、枣庄“太平庄教案”、微山“北薄教案”等等。这些都是鲁南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事例。
以上这些以农民为主力的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予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并且阻碍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伐。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既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又没有先进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仅以封建迷信帮会为号召，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鲁南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行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著名漫画家、《神州画报》的主编马星驰（济宁人），早在1895年就亲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加入刚刚建立的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流亡西欧，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一中国同盟会后，鲁南籍的在日留学生李小岩、孔繁爾、吴绍麟、崔遽庵、渠有润、尤吉三等纷纷加入同盟会，在国内的鲁南籍知识分子尤民、颜兰亭、李天倪、张文源、刘干臣等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入会后，分别投身军、政、教育、文化各界，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会员。山东的同盟会员徐镜心、刘冠三、丁惟汾、李小岩等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主盟人徐镜心，思想激进，识见广远，在反清斗争中胆识非凡，被誉为“鲁省革命巨子”，成为与黄兴齐名的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以致有“南黄北徐”之称。在徐镜心等人的组织下，山东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到民国初年，山东同盟会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在许多县里还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李小岩在临沂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临沂分会。尤吉三在峄县高小发展梁西美、张捷三等20余名师生加入同盟会，并于1912年6月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峄县分会，公推张文源为会长。峄县分会与峄县城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王宝田（清末进士、御史）相抗衡，不料当年10月张勋复辟，将张文源等逮捕杀害于兖州，分会负责人王介修等亦被逮捕入狱。孔繁勝从日本回国后去山西投身军旅，1911年协同闫锡山策动新军起义，宣布山西独立。尤民也曾多方活动组建新军，起兵反袁，并于1916年策划了“江阴独立”，1917年被张勋杀害于徐州。
在反对满清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许多同盟会员不屈不挠，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许多人为国牺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不少人逐渐消沉，甚至走向反面，事实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重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只是一个幻想，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过分软弱，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战胜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中和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鲁南的无产阶级只是追随者，还没有认识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在此期间，鲁南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在这个时期，鲁南的农民也自发地进行了许多斗争，如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但是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被各种旧势力镇压下去。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不能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并且害怕群众，不能承担起领导农民斗争的任务。
综上所述，鲁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无力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寻找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解放。后来，他们在苦苦的探索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这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自然地落到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身上。
一、灿烂辉煌的鲁南古代文明鲁南，顾名思义系指山东省南部地区，但本书所指的鲁南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鲁南战略区，其规模要比现在地理概念所界定的范围大得多。它位于苏鲁两省的结合部，大体南起陇海铁路，北至滋（阳）临（沂）公路，东达沂河、沭河之间，西濒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当时包括隶属山东的峄县、滕县、费县、郞县、苍山、郯城和曲阜、泗水、济宁、兖州（滋阳）、临沂等县的部分地区，以及隶属江苏徐州市的沛（县）东、邳（县）北、铜（山）北地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鲁南行政区划因形势的变化而变更，或大或小，但其基本区总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抗战时总人口约350万。
鲁南地形复杂。东部和北部多为丘陵、山地，抱犊崮、天宝山、凤凰山、尼山、峄山连绵起伏数百里，层峦叠嶂，奇峰竞秀，地势险要;西部和南部多为黄河、淮河冲积平原，沃野万顷，坦荡如砥，沂河、沭河、汶河、泗河、京杭大运河穿流其间。因其地形等自然环境的制约，东北部与西南部的交通、经济、文化形成很大的反差：东北部交通闭塞、土地瘠薄，导致经济文化落后，而西南部交通便利，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和临（城）枣（庄）赵（墩）、兖（州）济（宁）铁路支线纵横其间，公路、水路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来经济文化较为发达。鲁南，因其处在苏鲁两省结合部，南北交通要冲，濒临战略要地徐州、兖州、济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因其山岭、平原、湖河港汊皆有，又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进可攻城下镇，退可凭山据守。
鲁南的矿产、农产、水产资源皆很丰富。枣庄、兖州的煤矿，峄城、苍山的石膏中外驰名；平原地区的小麦、大豆、谷子、高粱、花生、棉花，鲁南山区的柿饼、核桃、黄梨、银杏、红枣、金银花、花椒声名远播；南四湖，水面180万亩，芦荡千顷，荷莲遍布，盛产鱼虾、莲藕、菱角、鸡头（芡实米）、芦苇、苦桨（湖草），素有“日出斗金”之称。
鲁南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百王之先一一伏羲（太昊）在此立国生息，因而史称济宁为“青帝(太昊）之墟”。另据史载，神农氏曾迁都于曲阜，黄帝则出生于曲阜附近的寿丘。而五帝之一的少昊亦在曲阜附近建立国都，少昊死后即葬于此地；继唐尧位而开启“天下明德”的虞舜，曾在曲阜、泗水一带的“历山”、“雷泽”从事农耕、渔猎，制作什器。中兴夏朝的少康则出生于仍国（现济宁附近），并在仍国长大成人。史载，商朝前期，曲阜名奄，第18世商王南庚迁都于此。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其弟周公旦于曲阜，国号为鲁，此后770余年，曲阜一直为鲁国国都。西周时期，鲁国与建都临淄的齐国并称“齐鲁文明之邦”，直至今日，山东省仍简称为鲁，足见其传统文化影响之深远。春秋战国时期，鲁南更是名人辈出、群贤争辉。举世闻名、震古烁今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诞生于曲阜尼山，继承光大儒家学说的亚圣孟轲、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伐皆出生活动于鲁南地区。孔孟之乡遂成为儒学圣地，而孔孟之道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尊奉为传统文化的正宗，其影响贯通古今、远播世界。战国初期，与儒家齐名的墨家学说的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墨子，其故里在滕县。主张“法后王”、“制天命而用之”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曾任兰陵令20余年。先后出任齐、秦、魏三国国相的孟尝君田文及其著名门客冯骝的故里皆在古薛国（今薛城北、滕州以南一带）。中国建筑工匠的祖师一一春秋末年鲁国人鲁班，汉高祖刘邦（沛县人），汉丞相萧何（沛县人）和匡衡（峄县人），汉初冶铁致富家财巨万的大工商家鲁丙氏（曲阜人），位列“建安七子”的文学家孔融（曲阜人）和王粲（邹县人），东晋书圣王羲之（临沂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兰陵人），颜体书法创始人颜真卿（临沂人），千古佳作《枫桥夜泊》的作者张继（兖州人），明末学者贾三近（峄县人），剧作家孔尚任（曲阜人），爱国将领左宝贵（费县人）等等，皆出生于鲁南地区。灿若繁星的鲁南名人不胜枚举，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更是比比皆是。鲁国故都，古邾国、薛国、滕国、都国、郯国的遗址，孔府、孔林、孔庙、孟府、孟林、孟庙、少昊陵、周公庙、伏羲庙、颜庙、子路庙、夫子洞、龙泉塔、太白楼、铁塔寺、兴隆塔、石门寺、东大寺、微子墓、张良墓、铁山、岗山摩崖石刻和享有“岱南奇观”的峄山人文群落等等，凡此种种，都标志着鲁南地区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
隋、唐以来，随着京杭大运河水运南北交通的贯通，运河文化的潮流逐步注入鲁南这块“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形成了运河文化与孔孟文化的交汇、交融。所谓运河文化，是指运河的开通对其沿岸地区物质生产和人民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以至由此而造成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明、清两朝运河全线开通以后，这条沟通中国南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动脉，一经从鲁南这块有着中华文化厚重沉淀的沃土上流过，它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既承继和保持了封建儒教文化的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是鲁南运河枢纽重镇济宁。经明至清，济宁已经发展为鲁西南水旱码头和商品交换中心，享有“江北小苏州”之誉，且与淮阴、临清并列为运河三大名镇。济宁不仅吸引了大批外地工商业者前来务工经商，而且使更多的济宁人起而效法，形成“舟车云合，商户千家，作坊林立”的繁荣景象。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仅打破了济宁$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使济宁城区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以至整个文化形态，都不可避免地随之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虽然源远流长、深根蒂固的儒教封建文化仍在鲁南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但这种新兴的较为开放、进步的经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着济宁周边地区和鲁南运河沿岸地区。
二、鲁南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从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据《大国兴衰》介绍，从1750年至1900年这150年间，中国制造业从占世界份额的32.8%下降为6.8%，其人均工业水平从占世界总份额的8%下降到3%。与此同时，英国制造业从占世界总份额的1.9%上升到62%。延续达两千多年的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制度严重障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中国陷入落后被动挨打的境地。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朝政府屈服，从此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至1905年的66年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它们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社团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它们管理的港口、“租界”，并且划分势力范围。它们的海军、陆军能够进入和驻扎在中国的领海、领土。它们控制中国财政和经济的命脉，操纵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实权。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掠夺。只是由于外国侵略者之间存在着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中国才没有被灭亡。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际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前，中国封建社会里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主要在城市中，而且很微弱。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遭到破坏，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为了统治中国，尽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而是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鲁南社会的演变也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德、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了对山东包括对鲁南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它们纷纷在山东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至辛亥革命前，外国在鲁企业多达20多家。德国的“德华山东铁道公司”，从1899年6月到1904年6月修筑竣工了胶济铁路。德、英帝国主义夺取了津浦铁路的修筑权，于1908年开工修筑，至1912年全线竣工通车。铁路的开通，加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山东的经济侵略。它们开始窥探山东的矿产资源，如德国为掠夺山东矿产，设立了“德华山东矿务公司”，下设坊子煤矿、淄川煤矿、金岭镇铁矿3个事务所。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山东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山东的文化侵略。鸦片战争前后，德、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来到山东，到19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设立北、南、东3个教区，分别在济南、兖州、烟台建立了3个总堂，当时山东107个州县中72个州县有教会活动，基层宗教活动据点达1202个，山东境内的教徒达8万人之多。其中鲁南地区各州县皆设有教堂。许多教会还建立了反动武装，教会势力成为西方列强推行奴化教育、施行文化侵略、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一支特殊力量。
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影响下，鲁南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也开始创办新式企业。这样逐渐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如1878年，戴华藻集股银2万两在枣庄创办了中兴矿局，有矿工3000余人，是旧中国当时最大的民办煤矿。德国夺取山东特权后，曾一度强占了枣庄的矿权，后经近10年的斗争，终于取消了德商股金与洋总办，将“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商办中兴煤矿公司”，成为中国人自办的民族企业。除枣庄煤矿外，徐州、济宁、兖州、滕县、曲阜、邹县、枣庄矿区也兴办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官营、私营近代企业，出现了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据记载，从清末到1919年，仅济宁城区就先后建立了14家近代企业，有2000多名产业工人。再如邹县人、北洋军阀政府的大官僚靳云鹏、潘复等，于1915年在济南设立鲁丰纱厂，实际投入资本为185万元，为山东民族棉纺业之嚆矢。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鲁南入侵的逐步加深和鲁南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增长，打破了鲁南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明显地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状况。其主要表现：一是资本主义的入侵，瓦解了鲁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将鲁南经济部分纳入了殖民经济体系。二是伴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鲁南的半封建经济也在不断扩展。但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的，受着它们的打击和压抑，又与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鲁南的民族资本主义是软弱的，发展是缓慢的，既不能成为主导社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经济主体。三是由于西方列强控制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改变了鲁南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进而影响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曰益贫困化，不仅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依旧保持着，而且与官僚买办资本的剥削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残酷地压榨着鲁南人民。
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
从袁世凯到段祺瑞的历届北京军阀政府，实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的卖国政府。它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政府的财政，都须依赖外国政府的借款来维持。为了借到外债，他们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权益，包括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内河航运权，以及关税、盐税、烟酒茶税、米税等大宗财政收入，都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提供大量借款，不仅在财政金融上扼住中国的咽喉，而且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使各国公使团实际上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同时，军阀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特务横行、暗探密布、横征暴敛、税捐繁多，是军阀统治时期又一显著特点。各军阀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彼此之间进行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这是军阀统治造成的主要祸害之 ―，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北洋政府在山东更换了十几任督军和省长，鲁南地区各县官员也如走马灯似地更迭频繁，直、皖、奉各系军阀部队亦在这里你来我往纷争不息。尤其是，在北洋政府和军阀部队中，有着一些鲁南籍的权要，其中有皖系军阀、两次出任国务总理并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部县人），先后任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的潘复（部县人），先隶皖系后投直系军阀、曾任河南省省长、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的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直系军阀、曾任直鲁豫巡阅使署总参谋长、山东省长、河南省长的熊炳琦，在曹锟总统任内曾任总统府秘书长、全国烟草事务署督办、币制局副总裁三要职的王毓芝，奉系军阀、曾任军长、直属军务督办兼省长、拥兵十余万的褚玉璞，以及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中央第一旅旅长潘鸿钧等，他们不但争权夺利于北洋军阀派系之间，危害国家、民族，而且拉扰勾结籍地官僚政客、土豪劣绅，聚敛财富，扩充实力，祸及乡里，使鲁南人民遭受战乱、兵祸洗劫。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鲁南经济在鲁南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鲁南社会经济逐步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若干基本特点，这就是：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封建的农业经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显著的地位;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很难独立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而且各地区很不平衡。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这些特点在辛亥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鲁南经济仍然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
在20世纪初叶，鲁南的农业生产是极其落后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除个别地主雇工经营(称为经营地主）外，一般是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称为佃农）耕种。自己拥有少量土地、自行耕种的农民只占少数，其中有一部分由于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较多，还雇用少量雇工(后来称为富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几乎完全用旧式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鲁南没有任何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农场，耕牛是农民唯一的帮手，因此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清末主要粮食作物亩产仅有50〜100公斤。1936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62公斤，是民国时期单产最高的一年。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倚仗政治和军事力量，抢占或强买大量土地。由于地租剥削率很高，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兴起，土地有更加集中的趋势。据抗日战争之前的调查：滕县共有51.4万人，土地150万亩，地富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52%，竟占有72%的土地。苍山县共计44.2万人，土地141.6万亩，地富人口占总人口的8.4%，却占有69.9%的土地。鲁南其他各县的土地占有情况也大抵如此，即占总人口8.5%左右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左右的土地；占总人口35%左右的贫农和中农只占有土地的30%左右；占人口56%以上的佃农、雇农和游民则完全没有土地。这虽是抗日战争前的调查材料，但也可大体反映出军阀统治时期鲁南土地严重集中的基本情况。在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居住的地方，土地更是高度集中。如枣庄齐村崔家、兰陵王家、苍山车辋长辛桥宋家、曲阜孔家、郎县的靳家、费县东埤王家等，周围村庄的农民没有一亩土地，都是佃户或雇农。清末，曲阜全县有耕地60余万亩，仅孔府就有5.82万亩，占全县总耕地的9_7%。邹县的靳云鸽（女，绰号张大脚），倚仗其兄靳云鹏、靳云鹗权势及钱财广置田产，20余年间就兼并土地2万余亩。
地主阶级凭借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对贫雇农进行封建的雇工、地租、放债等多种形式的剥削。雇工所创造价值的左右为雇主占有，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五成以上。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等额外剥削，以至各种超经济剥削。封建剥削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放债，俗称高利贷。穷人每遇青黄不接、天灾人祸，缺粮断炊，无以纳租，或者无力消灾弥难，举世无助，只得向地主借债。或粮或款，利率往往高达100%以上，而且到期不还，还要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使广大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地进行简单生产，很少有能力扩大再生产。一遇水涝干旱和军阀内战等天灾人祸，更是大批破产流亡，在死亡线上挣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穷人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农民终年辛苦，却不得温饱，每遇天灾人祸，大批破产农民，有的携儿带女下关东，有的流入城镇卖苦力，有的沿街乞讨成为无业游民，也有的结伙成帮为匪盗或卖身当兵充炮灰。官僚地主则趁机兼并土地，兼营工商业者则廉价雇佣劳力，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的局面0毛泽东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中，论及了苏北铜山人民的痛苦。文中说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陡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空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灾之外，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这是1926年发表在《向导周报》（179期） 上的文章，是当时苏北鲁南农民艰难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工业生产方面，早在明、清两朝，鲁南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并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尤其是鲁南重镇济宁，因得运河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为邻近各县之冠，曾有“500名竹匠，600名木匠，700名铜匠，800名皮匠，1500名铁匠”之说。济宁的竹杆巷、扁担街、油篓巷、打铜街、炉坊街、篦子市、剪子股等街巷，均因相关手工业集中于此而得名。滕县、邹县、曲阜、兖州、临沂、峄县等城镇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相当的发展。皮毛、纺织、酿造、建筑、造船、食品、铜、铁、竹、木等手工业遍布鲁南各地。当时，济宁玉堂酱园的酱菜和济宁的皮毛制品驰名全国；兰陵美酒享誉国内外，1915年在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牌奖。
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鲁南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美、英、德、法、日等国工商资本家也纷纷来到鲁南地区。他们修铁路，开煤矿，建工厂，办商行，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一时洋布（细纱机织布）、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面（机器加工的精细面粉）等洋货渐次充斥垄断市场，工业资源遭受野蛮掠夺，当地手工业和初兴的近代民族工业遭到无情打击。仅济宁州皮毛市场就有犹太人、白俄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开办的多家洋庄皮行，整个皮毛业被洋人垄断，皮革年外流量达200万张之多，造成皮张紧张，价格暴涨。当时，一张青猾皮售价30块银元，一张马驹皮售价60块银元。民族小型皮庄纷纷倒闭，世代以皮毛业为生的从业人员被迫另谋生计。鲁南的土纺土织行业也受洋人洋货的挤压而趋于衰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互相争斗，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趁机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另外，津浦铁路以及究济铁路、临枣铁路支线的通车，客观上也为鲁南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据记载，从清末至1919年鲁南地区各县先后建立煤炭、食品、酿造、面粉、制蛋、榨油、皮革、火柴、铁业等民族近代工业20余家。一些手工业作坊、小煤窑等，通过技术改造，发展成为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如，中国最大的民办煤矿一枣庄中兴煤矿，由1911年年产煤25万吨，到1920年.就迅速增加到年产69万吨。该公司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自己修建了从枣庄至赵墩的铁路，客货兼营。枣赵铁路是完全由民族资本修建的山东最早的一条商办铁路。这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同时，鲁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也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与工业相关的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邮电业、饮食服务业也都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重又加紧对鲁南的资本入侵和资源掠夺。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各路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地方官府和豪强劣绅也趁火打劫，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造成农业破产，工商业萧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在外国资本倾压和军阀战乱双重摧残之下，鲁南许多民族工业出现危机，或停产歇业或被外国资本吞并、控制。这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充分发展。
就鲁南的整个经济情况来看，这时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无论是与农业总产值相比，还是与手工业总产值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除铁路沿线重要城镇之外，鲁南其他广大地区没有任何近代产业。
无论是外国资本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企业，资本家对工人像牛马一样役使。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所得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生老病死一切自负，资本家视中国工人的生命如草芥。例如，枣庄中兴煤矿，1895年，一次因缺乏安全措施而造成的水患就淹死300多名矿工。1912年至1914年，该矿因各种事故致死工人853人，致伤工人竟达26044人次。死亡一个工人只发给200文铜钱抚恤费。许多矿工住在窑户铺，他们平时披着麻袋片，出门下井时去当铺临时租裤子。遇到冰雪天，常有矿工冻饿而死。中兴矿局设立“路矿巡警局”，有600人的巡警队伍。资本家将煤矿工人置于巡警的严密监视下，对所谓越轨工人，或送官府惩治，或押解示众。煤矿变成了一座地狱。再如当时的济宁玉堂酱园和兰陵酒厂的工人每天都要劳动18个小时以上。资本家为追逐高额利润，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剥削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四、辛亥革命前后的鲁南革命运动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天灾人祸摧残的鲁南农民，为生存而被迫起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
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军北伐的声浪中，鲁南苏北的峄县、郯城、费县、邳县爆发了幅军起义。1858年捻军入鲁，幅军乘势大举，发展到十几万人，打败了沂州（今临沂）知府成善、道员李麟遇和副都统德楞额部。幅军与捻军配合作战，在鲁南直至鲁西的运河两岸坚持斗争十多年，给清王朝及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1861年，宋继鹏在邹县发动文贤教起义，攻克邹县城，并联合幅军大败僧格林沁部，震撼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899年，发生于峄县逍遥村的“劫皇纲”，其斗争的矛头直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
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鲁南之后，鲁南人民在进行反清斗争的同时，也展开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甲午战争前后，美、德、英、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攫取的“自由传教”特权，在鲁南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甚至把一些地痞、流氓无赖之徒也拉入教会。这些人以教民为头衔，以教会为靠山，挟势逞强，欺压百姓。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名为传教士，实则是特务、洋货商人兼恶棍”，他们仅在峄县、滕县即霸占土地300余亩。1896年，德国传教士柏德华在费县塔山之阳占用寺庙建别墅，又用低价收买强占和向教徒宗族索取等手段把寺庙周围的庙产和农民山场7000余亩据为己有，建造大教堂、黑松林、葡萄园、奶牛场，成为他在国外穷奢极欲的乐园。教会诸多罪行，引起鲁南民众对洋教的憎恶和仇恨，从而导致民众起来开展反洋教斗争。1898年，鲁南地区先后爆发了苍山“神山教案”、枣庄“太平庄教案”、微山“北薄教案”等等。这些都是鲁南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事例。
以上这些以农民为主力的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予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并且阻碍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伐。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既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又没有先进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仅以封建迷信帮会为号召，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鲁南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行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著名漫画家、《神州画报》的主编马星驰（济宁人），早在1895年就亲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加入刚刚建立的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流亡西欧，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一中国同盟会后，鲁南籍的在日留学生李小岩、孔繁爾、吴绍麟、崔遽庵、渠有润、尤吉三等纷纷加入同盟会，在国内的鲁南籍知识分子尤民、颜兰亭、李天倪、张文源、刘干臣等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入会后，分别投身军、政、教育、文化各界，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会员。山东的同盟会员徐镜心、刘冠三、丁惟汾、李小岩等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主盟人徐镜心，思想激进，识见广远，在反清斗争中胆识非凡，被誉为“鲁省革命巨子”，成为与黄兴齐名的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以致有“南黄北徐”之称。在徐镜心等人的组织下，山东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到民国初年，山东同盟会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在许多县里还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李小岩在临沂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临沂分会。尤吉三在峄县高小发展梁西美、张捷三等20余名师生加入同盟会，并于1912年6月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峄县分会，公推张文源为会长。峄县分会与峄县城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王宝田（清末进士、御史）相抗衡，不料当年10月张勋复辟，将张文源等逮捕杀害于兖州，分会负责人王介修等亦被逮捕入狱。孔繁勝从日本回国后去山西投身军旅，1911年协同闫锡山策动新军起义，宣布山西独立。尤民也曾多方活动组建新军，起兵反袁，并于1916年策划了“江阴独立”，1917年被张勋杀害于徐州。
在反对满清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许多同盟会员不屈不挠，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许多人为国牺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不少人逐渐消沉，甚至走向反面，事实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重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只是一个幻想，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过分软弱，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战胜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中和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鲁南的无产阶级只是追随者，还没有认识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在此期间，鲁南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在这个时期，鲁南的农民也自发地进行了许多斗争，如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但是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被各种旧势力镇压下去。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不能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并且害怕群众，不能承担起领导农民斗争的任务。
综上所述，鲁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无力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寻找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解放。后来，他们在苦苦的探索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这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自然地落到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