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枣庄矿山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煤窑阶段。这一阶段，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到19世纪末。在这300多年的时间里，窑主多是当地有实力的乡绅，窑工是没有土地的农民。管理是家长式的，工人的身份地位与自我期许，远远低于普通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煤窑文化”，原始思维和封建迷信因素很浓。二是中兴公司阶段。这一阶段，从年戴华藻受命来枣庄组建中兴矿局，到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煤矿。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到中兴公司谋生的几千矿工，置身在中国现代工业的前沿阵地上。他们尽管付出的是原始劳作，接触的却是现代管理和当时最先进的设备，而且有机会跟一流的管理者和工程师见面。扑面而来的现代资讯冲击着他们原有的观念。为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他们一方面坚守传统习惯，一方面正视现实，以适应中兴公司的运行特色。由此而生成的矿山文化，传统与现代自然衔接，性情与理性珠联璧合，展现自我与通力合作并行不悖，矿工所特有的直率、义气，与自律、守纪融为一体。同时，中兴公司成为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发展壮大民族工业的见证。三是接受红色文化滋养阶段。这一阶段，自1938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鹿广连潜人矿区发展地下党组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矿工们以情为重、行侠仗义、吃苦耐劳、宽容大度、粗旷豪放、团结战斗的阶级特点，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吻合，渴望自身安全和全家温饱的产业工人，明白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道理，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
  第一节历史上的煤窑文化历史上在枣庄开煤窑的窑主和采煤工人，最初都是农民。在一定的条件下，身份改变并不意味着观念也随之改变，所以，枣庄历史上的煤窑文化带有明显的农耕文明底色。由于鲁南一带特殊的地理条件，这里发生过多次战争和自然灾害。明初的大移民，许多山西人迁人枣庄定居。伽运河开通之后，各地商人、船家、工匠、艺人汇集台儿庄寻求发展空间，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元素。《中华全国风俗志》对枣庄所在的峄县民风给了这样的评价：“其质直怀义，类鲁;其宽缓阔达,类齐;其轻剽任气，类楚。”由于生产条件差，安全无保障，窑工们求助神灵保佑，并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禁忌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这些在窑工圈子中形成的煤窑文化，渐渐越出煤矿范围，在周边的商业区和农村得以普及。
  一、煤炭生产和窑工生活枣庄窑工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习惯各式各样，他们心中各有神灵，经历过的男婚女嫁、生老病死仪式可谓五花八门，他们带来的方言土语、风俗信仰、游乐习尚也是各有特色。这些异地的风俗文化，在煤窑圈子里传给枣庄本土的窑主和窑工，影响了煤炭生产过程和窑工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窑井选址枣庄最初的煤炭开采，是农民从自家土地里采挖露头煤自用，而后才运到集市出售或以物易物。商业性质的合伙开矿、豪绅霸占、官商合办，到清代雍正年间才渐次出现。在采挖露头煤阶段，没有煤窑，所以不可能形成煤窑文化。当规模开采出现之后，有了职业采煤工人，窑主也以此安身立命，煤窑文化才开始生成。在勘测煤炭资源、确定窑井选址方面，《峄县志•物产略》有这样的记载:“至其辨煤开井，皆贱者为之……其始相地,必审其石何质，土何色。质与色既分，又尝其土与石之臭，而煤之佳恶浅深决焉。故窑有柴炭、大炭、泥炭、碴子、碛石诸名。其煤以大炭为最，碛石次之，碴子又次之，泥与柴最下。至创办之初，深若干尺有何石，又若干尺有何土，又若干尺有何水与泥。至水过大，须若干工可得煤，皆以意命之，不爽铢黍，此其大较也。……盖其精微，虽西国之深于矿务者，不能远过也。” ®这种靠直觉和经验确定打井位置、判断煤层深度和煤质优劣的方法，在早期开窑时，备受推崇。
  (二）煤炭开采进人18世纪，枣庄一带的露头煤基本采挖净尽，浅层煤也基本采空。为了继续开采，窑主和技术人员通过不断尝试，使用当时能够制作的提升工具，使煤窑深度由十几米深人到几十米以下。已经采过表层煤的矿井，在井底掘井，常常能够采到更加优质的煤炭。19世纪初，枣庄的煤田大都归峄县崔姓、宋姓、黄姓和梁姓等“八大家”所有。随着煤炭需求量增加，煤田开采范围也不断扩大，工人增加，开始了分工协作生产，管理也随之加强。一般的煤窑，有窑主聘请的 “老总”负总责，井下设“班头”，监督井下工人生产，井上设“筐头”，各负其责。
  (三）月艮饰穿戴在民国之前，老百姓的服饰不能越制，要严格按照等级穿戴。窑主和工头有了钱，如果没有考取功名，必须是“草民”穿着，不许打扮成儒生模样。他们的妻女可以穿金戴银,但是衣服上不能出现黄颜色。一般的工人，不下井的时候，穿戴与普通农民没有明显区别，基本上老粗布缝制的衣服。衣服的颜色，有的是用靛蓝染成的老蓝色,有的是用石榴皮煮水染成的灰黄色。纽扣均为用手工缝制的“绦子”打成的蝴蝶扣，五枚或七枚，忌讳四枚、六枚，因为“四六不上线”，即不走正路。下井时没有统一工作服，而是自己的破烂衣服。在井下，常常是衣不遮体，甚至只穿裤头。清代男子留辫子，下井时，盘在头顶，戴上柳条帽，以防因辫子而引发事故。
  (四）结拜异姓兄弟俗称“拜把子”、“拜仁兄弟”。一伙仁兄弟通常为8人，也有10人甚至更多的。结义之前，已经是性情脾气相投的工友，有了结拜意愿之后，先商定排序，按照年龄排出老大、老二直到老小。同族兄弟不能结拜，但是一伙仁兄弟当中，可以有几位同族兄弟甚至不同辈分的同族人加人。结拜仪式庄严而神圣，要歃血为盟，磕头换帖，对天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不渝。举行仪式之后，信守结义规则，承担相应义务。平时定期聚会，相互照应，共同对外。哪位兄弟的父母过世，所有兄弟都像孝子一样戴孝守灵。有事到一起协商，若有争执，老大有决定权，如果以团体名义与外人打交道，由老大出面或带队。需要互通情况，由老大指使老小跑腿通知。每年，集体出资为老大买一顶礼帽，为老小买一双鞋。如果某位兄弟出现不测，各位弟兄共同负责养活其子女。
  (五）酒菜祭灶祭灶的习俗，遍及祖国各地。枣庄矿工祭灶要大摆酒菜，仪式比农家隆重。农家祭灶在小年，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三，矿工则是二十四。祭灶的程序是：下午，先将“灶老爷”和“灶君奶奶”的画像，贴到厨房的墙壁上。并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春联和“一家之主”的横批。再用高粱杆扎一尊灶老爷偶像和一匹马，供在灶台上。在灶老爷尊前，摆上酒菜，一家人给灶老爷烧香磕头，乞求灶老爷到天宫汇报时，不要说他们的坏话。这个仪式带有年终忏悔的意味。用酒菜贿赂灶老爷，是将其当做家庭成员，也是枣庄一带以酒席笼络感情的民俗表现。祭祀完毕，放一挂鞭炮，把灶老爷放在马上，与纸钱一起点燃。送灶老爷骑着马奔向天庭。因为祭灶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由家长主持。如果这一天赶上夜班，不能在家主持祭灶，就改在次日进行。久而久之，井下工人的祭灶日就改在二十四日，比农家祭灶晚一天。
  二、窑规与禁忌《峄县志》称：“煤井之凿，前此未有也。万历中，游手黯民，簧鼓其说，一时嗜利者懵然信之。掘垂泉，伤地脉，峄之衰微兆于此矣。且聚四方不逞之徒，于荒山广野间，符盗菽逃，榷埋劫杀，往往见告。” ®尽管用语不逊，却为今天研究枣庄煤炭开采史提供了依据。
  有些地主豪绅看到采煤有利可图，便利用各种手段扩大煤田的地权。他们勾结官府，圈占可能有煤或已开采煤炭的土地，将地下煤炭资源据为己有。这样，别人开凿的煤窑就被这些人合法霸占。地主摇身一变成为窑主。靠着经济和人际关系的实力，促成官府认可对豪绅有利的窑规:其一,农民开办小窑，必须得到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土地所有者为窑主，出资开采者只是经营者。外地煤商与当地农民合伙开矿，土地所有者拥有煤窑所有权和停采封井权。其二，窑工必须向窑主宣誓，终生在这一家煤井挖煤，一辈子都不离职。如果逃跑，抓回来进行毒打，然后强迫下井劳动，成为“二工”，工资减半。其三，县衙支持窑主落实窑规，负责打击“犯上作乱”的窑工。逢年过节，窑主要向县衙“送彩”，以取得支持和关照。这些窑规的存在，县官和上面的官员每年受贿几千两白银，而圈占了土地的豪绅，稳固地霸占了煤田所有权。到19世纪初期，枣庄地区的煤田基本被峄县的大地主霸占。
  在矿区，形成了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禁忌，规范着窑工的言行。
  (一）语言禁忌窑工在原始的土井采煤，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为求得平安，窑工们祈求神灵保佑，忌讳不吉利的话语，形成了煤窑所特有的禁忌。
  年轻工友，忌讳称呼老年工人为“老师傅”。其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南大井施工中，挖通了一座废弃的小煤窑，从中扒出几百具尸骨，资方在把这些尸骨运上来为其修建“白骨塔”时，把这些死难者统称为“老师傅”。二是遇难后的矿工尸体上井，提升工作人员喊：“老师傅上井了！ ”提示在等待井上的家属。
  忌讳“死”、“完”、“灭”、“鬼”、“神”、“塌了”、“失火”、“砸死”这些词汇，不仅矿工及其家人不能说，不采煤的邻居也不准说，夫妻争吵或工人之间骂架，也不能出现这些字眼。他们认为，这些与死有关的词汇，能够给窑工带来厄运。有些日常用语，窑工的说法也与农民不同。挖煤用的“铁锨”，窑工叫“铲子”，因为“锨”与“仙”同音，“锨”意味着“仙去”。“木刹”叫“楔子”；顶板塌落叫“冒顶”，出了工伤事故叫“遭着啦”，井下“失火”叫“走水”。
  (二）行为禁忌在日常行为上，忌讳抚摸矿工的头部，有“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许看不许摸”®的说法。忌讳生人下井，严禁女性靠近井口，在下井的路上，忌讳和妇女打招呼。下班之后，换上平时穿的衣服，再与女性交往可以毫无禁忌。矿工吃饭时如果不小心摔了饭碗，当天便不能下井，工头允许旷班。矿工戴的柳条帽（后来改为胶壳帽），忌讳别人敲打或扔在地上，认为亵渎了保护头部的帽子，在井下会遇到危险。下井时忌带任何引火工具，井下照明用的灯具，有专人管理，不许窑工靠近。使用矿灯的人，不许把矿灯直射对面别人脸部，因为在事故中遇难的人，才允许用矿灯直接照射脸部察看是否死亡。忌讳在井口烧纸，因为死了人才烧纸。顽皮孩子如果在井口点燃纸张，除了孩子要受到毒打，家长还要用装死的方式为窑工免灾。
  井下的所有动物都被视为吉祥物，尤其敬畏老鼠，奉为祖师爷，这是因为人们认为人类开窑井，是跟会打洞的老鼠学来的。在井下见到老鼠，忌讳直呼其名，要尊称为“灰八爷”。工人在井下用餐，见到老鼠，要分给它一点吃。据说，有老鼠栖身和自如走动的采面，没有瓦斯、沼气等隐患，给人安全感。如果老鼠在井下惊慌失措，就是不良信号。老鼠搬家，说明要发生冒顶、透水事故。为此，井下形成了不准伤害老鼠的禁令。
  (三）出行禁忌工头或窑主外出，要选择黄道吉日，黑道日不能出门办事。窑工在每月的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不出远门，不能在外住宿。初一、十五，不走亲戚，不看望病人。下午不能去看望伤号。靠煤窑谋生者及其家人，编了出行与回家的顺口溜：“三六九，往外走；要回家，二五八。”三、窑户行话中兴公司来枣庄开矿之前，枣庄一带的窑主，被称为“窑户”。后来，所有以采煤为业的家庭，都被称为“窑户”。后一种是广义的窑户，泛指所有靠煤窑谋生的人。无论窑主还是产业工人，在日常用语中，都使用在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话。比如在生产中，“水鸡子要来”是透水的前兆；“掉渣”指顶板受压，提醒工人立即离开此地。有些行话,在外人听来莫明其妙，但工人们听到提示性的行话，即刻警觉起来，做出反应。
  枣庄矿区的窑户行话很多，使用比较频繁的有：窑：即矿井，引申为整个枣庄矿区及其周边集镇。乡下人去枣庄说是“上窑”。
  煤黑子：旧社会对煤矿工人的称呼，带有贬义性质。而矿工自称煤黑子，则带有自嘲的意味。
  电棒子:监工、把头在井下用的手电筒。
  螺丝镐:井下铁轨使用的弯道器。
  迎头:井下掘进作业的工作面。
  窝棚:也叫“窝铺”，建井时的临时工棚，在地面上挖半米，在上面搭建一个类似茅草屋的屋顶，供窑工临时栖身。这种窝棚也叫“地窨子”。
  窑衣:下井时穿的工作服。
  走钩:绞车开始运行。毒瓦斯:井下有害气体的总称。
  老窑:古时采掘过的废弃矿井。
  老空区：井下采过煤而没有支护的地方。
  过卷:在绞车运行中,该停而没有及时停下，产生钢丝绳过卷事故。
  挂汗:掘进迎头出现透水前兆。见到此状，应及时报告，避免水灾。
  水鸡子叫：采掘工作面在透水前传过来的水声。
  毂辘马:井下使用的简易有轨拖车。
  冒顶:井下的顶板脱落。
  木仨（塞）：加固用的木楔。
  老塘:采空区。
  倒料：回柱作业时，把木料撤回再用。
  躲避峒：井下为避险而开挖的小峒室。
  掉渣:顶板受压的征兆，应马上撤离。
  浮煤:工作面上未运走的剩煤。
  掌子面：井下采掘的工作面。
  矸石：夹在原煤中含有一定可燃成分的石块，与原煤一起运至地面，分拣出来之后，堆积而成矸子山。
  铜蛋:煤层中的硫化铁，可以提炼硫磺。
  罐笼:煤矿上下运输用的容器，用绞车提升。中兴公司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进的提升设备，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
  裸体峒子:采完煤之后没有支护的巷道。
  封井:采空后的矿井,用土石填平或把井口堵上。
  四、窑神崇拜与窑神庙枣庄人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物的构筑物和采煤的矿井都称为“窑”，而且各有自己的“窑神”。砖瓦窑和瓷窑的窑神是太上老君，煤窑的窑神说法不一，不同时期的窑神庙供奉的窑神各不相同。
  枣庄的煤窑神崇拜，应该在打井采煤之后。因为当时没有科学的勘探手段，完全凭感觉确定井口位置，如果该处没有表层煤，往下几十米见不到煤层，就意味着投资落空。有时候找到了煤层，因为水大而无法开采。既有煤又没有水的窑井，在开采过程中可能遇到塌方。井浅、煤优、无水又不塌方的窑井，往往是可遇不可求。于是,人们认为有神灵决定着开窑的成败。因为中国开采煤窑的历史较短，无法将窑神续上传统的神谱，就从民间自然信仰和道教神谱中寻求窑神。
  传统中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度，老百姓一直保持着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枣庄早期从事采煤的窑主，文化水准不高，没有立足历史文献确立窖神的学养。他们敬畏神秘因素，相信有窑神的存在，但是不能确定到底是哪尊神灵。于是从原始思维出发，凭着直觉认为，窑神与水和火有关。在民间，龙王神通广大，司掌雨水，可以作为窑神;雷电能够生火，雷神也能充当窑神。但是，在枣庄一带特别是运河沿岸，已经有龙王庙，雷神庙和火神庙遍及乡村。如果把龙王、雷神或者火神作为窑神，就彰显不出煤窑的特点。
  清嘉庆元年（1796)，山西煤商智太祥来到枣庄，与枣庄乡绅王琢合伙投资采煤。因为开井不见煤，就到附近的龙窝寺（今甘泉寺）烧香，许愿只要能够得到窑神保佑，找到煤层，就重建龙窝寺的殿宇，并在旁边建窑神庙。不久，打出了有煤的窑井，获利可观。嘉庆六年（1801),王琛和智泰祥履行承诺，重建了龙窝寺的大殿，又为寺僧赎回30多亩庙地。在龙窝寺旁边建了窑神庙，请当地文人孙镇撰写了碑文。碑文道：“至问窑神为谁？则曰：老君也。夫老君之为窑神，余不得而知也。然人心之所向在，是神即在是矣。”孙镇引用四句诗表明自己的立场：“乃知人心幻，事多凭虚构。及夫意造成，鬼神亦俯就。”®由此证明，受请为窑神庙撰写碑文的孙镇,也不知道窑主为什么把“老君”作为窑神供奉。
  枣庄有4座供奉煤窑神的窑神庙:一是甘泉寺旁边的窑神庙，民国年间已经不存，只保留下来庙碑。二是位于今立新小区内的窑神庙，把龙王和关羽作为窑神供奉,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毁。三是位于今枣庄市防疫站院内的窑神庙，占地百余亩，有3座殿宇，塑有窑神金身，每年农历腊月十八有窖神庙会，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四是雷村窑神庙，位于中兴公司东井以东的雷村，占地百亩，供奉火神和太上老君。每年农历正月初七,煤窑和瓷窑的窑主都来进香祭祀。
  历史上的煤窑文化，带有迷信色彩，是窑工在特殊环境下生存而形成的习惯。这种具有原始思维余韵的生活诉求，在一定条件下对窑工的言行形成固化效应，拥有锁定功能。但是，一旦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窑工对自然现象有了科学认识，多年形成的煤窑文化则发生变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矿区能够成功开展工人运动、建立根据地的重要原因。
  1899年，张莲芬在米协麟、戴华藻1878年创建的中兴矿局旧基上，创办了“商办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公司”。中兴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主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引进、消化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壮大公司综合实力。在1938年枣庄被日军占领之前的近40年发展历程中，中兴公司始终置身于中国煤炭开采技术的前沿，不仅引进了西方的先进设备，而且借鉴并消化西方的管理模式，在为民族工业提供了1914万吨优质燃料的同时，为农耕文明的旧中国步入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日军占领的7年多时间里，侵略者从枣庄掠采煤炭1295万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兴公司成为我国华东地区最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国家建设和出口创汇贡献了4亿吨原煤。到1999年，因资源枯竭而转产改制，不再进行煤炭开采。但是，中兴公司留在枣庄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一笔有待开发的珍贵财富。
  一、中兴公司矿山遗址中兴公司的矿山遗址，包括旧矿井、矸石山、矿区运输系统、白骨塔、大坟子等。
  (一）矿井1878年，中兴矿局试开小矿井3座，当年投产。尽管这些矿井采用抽水机排水，但是本质上与传统的土矿井没有什么区别。1910年春，中兴公司从德国购进提升设备和井架、煤楼，开工兴建第一大井（南大井），1913年建成投产。这是枣庄境内第一座现代化的采煤矿井。1920年2月，在小槽煤平巷安装无级绳绞车®，这是中国最早引进的井下运输设备。1921年，动工兴建第二大井（北大井），次年春建成出煤。1931年，井下工作面使用割煤机采煤，筹议兴建第三大井（东大井）。中兴公司在20多年的时间里，建成3座现代化矿井。这些矿井，均为双井口，有着良好的通风、排水、井下运输、提升设备，以及在当时最先进的安全保障。现在，南大井已经填埋，北大井和东大井的井口及部分巷道，得以保留。
  (二）矸石山1938年之前，中兴公司对原煤和矸石实行井下分拣,将煤矸石填充到采空面，既节约提升成本，又减少了地面塌陷和矸石占用土地。1938年，日军抢占枣庄矿区之后，侵略者为了疯狂掠夺煤炭资源，提高生产率,不再遵循中兴公司的环境保护做法，取消了井下分拣矸石的工序，将夹杂矸石的原煤提升到地面。分拣之后，把原煤运走，矸石就近堆积。在7年的时间里，堆成矸石山。战后，中兴公司收回矿井，因为当时煤炭需求量大，顾不得恢复战前的生产工序，效法日本人在井上分拣煤矸石的方式。致使矸石山越堆越高，最终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矸石山，成为煤城枣庄的标志。
  (三）运输系统1912~1914年，中兴公司先后修通了台枣铁路和津浦路临枣支线。1934年，又修通了从台儿庄连通陇海线的台赵支线。鼎盛时期，拥有连云港码头、中兴码头（今上海码头）、浦口码头、江阴码头、武汉码头等五大码头，以及37艘远洋轮船，形成了现代化的运输系统。这些运输设施，有的至今仍在运营。
  (四）白骨塔1909年9月，中兴公司在一口旧井的基础上扩建南大井，挖出了无数死难矿工的遗骨，紧接着又在挖通的其他旧窑中发现骨骸。公司的管理者没有随意掩埋或丢弃这些白骨，而是以敬畏之心，把这些死难者的骨骸收捡起来，于1911年将其合葬，用青砖修了一座6米高的六角白骨塔，以表达对这些死难者的哀思，并立碑记其经过。白骨塔建成后，中兴公司经理张莲芬、协理戴绪万逢年过节必到塔前祭奠亡灵。
  (五）大坟子1884年，戴睿藻接任中兴矿局总办，因急欲提高煤炭产量，除购买了4台提升机械外，在开采方法和事故预防上没有采取改进措施。由于枣庄地区采煤历白骨塔史长，废弃老井多，井中存有大量积水。矿局当时既无存水探测仪，也无抽水机器，更没有应对井患的预案。1893年6月24日，早班工人在半截筒子小窑采煤，打透老井，老井的积水汹涌而出，势不可挡。在井下挖煤的工人乱作一团，拼命挤向井口，抢抓拉煤的绳子向上攀爬。由于人多拥挤，四股拉煤绳索有两股坠断，百余名矿工淹死在矿井中。限于当时的条件，公司没有能力抽空积水寻找死难者遗体，只能填埋这座小窑，在上面修了一座坟墓，寄托哀思。后来，人们把这座埋葬了百名矿工的集体坟墓称作“大坟子”。
  二、中兴公司矿区建筑群中兴公司的矿区建筑，包括办公大楼及其配楼、机务处厂房、矿师公寓、过车门、中兴公司大门、国际洋行等。其中，最典型的建筑是中兴公司办公大楼。
  1923年，中兴公司办公大楼竣工，成为中兴公司的标志性建筑。因大楼的平面形状似飞机，俗称“飞机楼”。
  这座大楼由德国建筑师根据中兴公司的要求设计，砖混结构，墙体用红砖砌成，大坡度大红瓦屋面，门厅外廊采用哥特式的拱形支撑。屋顶、墙体、拱门对比明显，却又自然和谐。东西方向的正楼主体为两层建筑，层高4米。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上有阁楼式钟楼。北面向后延伸的单层建筑为会议室，大楼东部有地下室，层高3米，有3处通往地下室的出人口。正楼中央高15.6米，门厅内有4根花岗岩圆柱,厅堂长12米，宽11米，两端与楼梯间相连。两侧有东西走廊，宽2.2米，走廊两侧为办公室。这座主体建筑为两层的办公楼，事实上拥有五层空间，自下而上依次为：地下室、一楼办公室、二楼办公室、半圆形雨篷和阁楼式钟楼。足见设计者在空间利用上的良苦用心。以大楼为圆心，周围修筑了内侧半径为48米的环形水泥路，路宽5米。大楼四周，用红砖墙围成一个正方形的大院，围墙四边各留一个大门。整座建筑为欧式建筑的空间格局，外形上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实现了成功的中西合璧。
  中兴公司办公大楼是公司走向辉煌的象征，透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胸襟、“谦让而不自卑，自信而不自满”的追求、“实事求是，不慕虚荣”的底气。这座办公大楼与东西两侧的辅助办公楼，以及周边的外国矿师公寓，构成民国风情建筑群。
  这些建筑，组成了中西合璧的民国风格中兴公司建筑群，成为有别于鲁南传统建筑的景观，影响了当地人的建筑审美取向，为枣庄的民居和商铺注人了新的建筑元素。
  三、中兴公司的历史档案中兴公司从1899年正式成立，到1938年被日本人抢占的将近40年时间里，制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形成了人事、设备、建设、管理、培训、财务、后勤、事故、伤亡、勘探、气候等方面的档案材料。这些历史资料，经历了多场战乱，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因为这些原始档案目前保存在枣庄矿业集团库房里，尚未对社会开放，外人只能从《枣庄煤矿志》中公布的有限文献中窥其一斑。
  (一）文书档案清光绪九年（1883)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给朝廷的奏折副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品候补道张莲芬的奏折副本以及民国初年公司董事会关于煤矿勘界的报告，记述了枣庄煤炭开采的历程。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史，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二）各项章程1924年修订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19M年《中兴煤矿公司工人服务规则》J931年核定的《中兴煤矿办事规则》、1932年修订的《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公司的性质、权限、资本来源、股份额度、股票发行管理、股东会的权力与义务、董事及监察人的权力、总公司、总矿及分厂的关系、财务制度、奖惩标准及其落实措施、假期及其请假制度、工伤抚恤标准、薪金津贴和旅费，都做了详细规定。
  (三）设备说明书从公司成立到日军侵华前夕，中兴公司先后从德国和美国进口了大宗发电、抽水、通风、采煤、提升、运输、通讯设备。这些设备均有德文、英文和中文说明书。这些说明书的中文，尽管由供应设备的外国企业翻译，但是明白晓畅，没有歧义，用语富有美感，是说明文的典范。
  (四）股票1881年，中兴公司的前身中兴矿局发行了中国第一只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华民国政府的许多政要，如徐世昌、黎元洪、钱新之、朱启钤、张学良等人，人股中兴公司，成为大股东或董事会长、总经理。现在，当年发行的股票，还完好地保存在档案库房中，成为中国民族股份制企业发展的见证。
  在百余年时间里，枣庄老矿区采空了地下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工业贡献了大约5亿吨原煤。而中兴公司留下的精神资源，则是对枣庄的回馈。这些档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民族企业家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这些资源，等待着后人开采，挖掘比煤炭资源含金量更高的精神财富。
  第三节矿工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方式煤矿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矿工是没有土地的穷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是迫不得已才冒险到井下采煤谋生的，有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情感。另一方面，在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之后，还摆脱了对家族权威的依赖，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开阔了眼界。相对“可观”的收人和“见多识广”的经历，又使他们比普通农民多出几分自豪。他们是“无产者”，却比“土财主”的精神境界高；是手里“有活钱”的人，也是“有今天不一定有明天”、得过且过的“煤黑子”。他们在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行侠仗义的性格和协作精神，同时也有胆大泼皮、不计后果的非理性处世习惯。他们大方而豪爽，为朋友两肋插刀，不惧流血牺牲，而精神深处又极其脆弱，有时候为了争夺小利而大打出手。这种社会地位和心态的两重性，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建立党组织这后，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将许多工人发展为党员，为鲁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一、矿工组成的移民社会枣庄矿工的来源，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渠道和比例。在1878年成立中兴矿局到1948年的70年间，枣庄矿工的来源有四个渠道：一是没有土地又做不成佃户的农村青壮年男性;二是农闲时期到煤矿挣钱贴补家用的农民；三是从河南、安徽农村骗来的劳工；四是招聘的铁匠、木匠、石匠和井下技术工人。光绪四年（1878)，戴华藻等人集资创办中兴矿局时期，矿工没有固定数目，依据生产情况而定。最初用数百名，后逐渐增多，最多时达到3000人。中兴公司的兴盛时期，煤矿用工达到8500多人。光绪年间任峄县知县的朱采,对用工情况作过调查，在《禀丁宫保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一文中，列举了某些煤窑用工情况。指出崔姓煤窑用工200余人；梁姓、王姓的两处煤窑，用工不过千人。至光绪九年，全枣庄矿工总数约4000人。
  中兴矿局把工人划分为“正掘班”和“公令班”两种。“正掘班”是长工，按月开工资;“公令班”是按日按量计工付酬，挖煤一斗®给制钱45文。此外，还有“拉筐”和“拉滑车”的杂工，每天给制钱140文（当时一块银元能够兑换1000文）。到中兴公司时期，工人分为“里工”和“外工”，实际上是“正掘班”与“公令班”制度的延续。“里工”按月领工资，年终分“花红”，而“外工”则由包工头雇用，直接计工发薪酬。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兴煤矿工人大罢工，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16条要求，关于增加工资的内容是：原工资5~10元者加倍;20元以下者加七成;30元以下者加四成;40元以下者加二成五;50元以下者加一成五;50~100元者加一成。1931年1月制定的薪俸标准，工人最高月薪为160元，最低25元，平均60元。当时的原煤价格是每吨10元，一个工人的平均月薪,相当于6吨煤的价钱，高于一个小学教师的薪水。
  枣庄的矿工来自四面八方，以枣庄为圆心，向四周覆盖的范围为200里左右的半径。绝大多数矿工没在附近安家，单身汉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窑户铺”，多为包工头的亲朋所办。1931年改为8小时工作制之后,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单身汉，下班之后无所事事，喝酒神聊，投机的时候亲如兄弟，一旦冲突就拳脚相见。那些过了成家年龄的单身汉，自己吃饱全家不饿，余下的钱或者用来资助其他弟兄，或者用来嫖娼。在这样的环境下，矿区中形成了特殊的移民社会。
  二、抱团结伙的生死兄弟在戴华藻和张莲芬奉命来枣庄开办“官窑”之前，枣庄的煤炭开采被地方窑主把持。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窑主和把头对矿工层层盘剥，他们制订的“霸王条款”异常苛刻，工人的积怨越来越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最初为友谊和安全而结拜的弟兄，利用抱团所形成的合力，反抗工头的奴役和盘剥。在一伙结拜兄弟与窑主或工头发生冲突时，为了共同利益，其他团伙也站出来声援。于是，不同团伙相互结盟，甚至多帮团体宣誓“归伙”。这样的抱团，就形成了与工头抗衡的力量。1912年，窑工和当地民众在公司南门外修建了“结义庙”，大殿正堂有刘备、关羽、张飞三尊塑像。逢年过节，矿工们就到结义庙祭拜。在祭拜过程中，不同团伙如果觉得“对脾气”，再结成更大的团伙，扩大势力。
  应当指出，中兴公司的高管人员，尽管也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对工人并不苛刻。然而，他们对工头的行为则是睁只眼闭只眼，默认工头克扣工人。正常情况下，工头按照合同从公司财务领取工人的全部薪水，至多发给工人90%，自己从中赚取10%的差额。如果一个工头包揽200名工人，每年领取的薪水总额约在10万元以上，能够赚取1万元差额，比公司高管还多。工人心知肚明，于是进行抗议，由消极怠工到罢工。哪位兄弟受到欺负，大家一起上前保护。一个姓俞的监工，负责东井南二段采区。有一次到井下检查，遇到一位工人打吨，对其进行一顿毒打。工人们将矿灯熄灭，把一包屎扔到他的脸上。从此，这个监工再也不敢随意打骂工人了。
  矿工们结义抱团，发誓同生死共患难，言必信行必果。哪位兄弟遇难，大家联合起来，给资方谈判，尽量多争取伤亡赔偿。在资方不答应他们提出的合理条件之前，绝不恢复生产。后来，公司形成决议，因公死亡，7年以下工龄者给1年薪金总额的抚恤，7年以上工龄者给2年薪金总额的抚恤，安葬费一律50块银元。
  三、粗矿侠义的矿工性格1938年枣庄沦陷之前，中兴公司的矿工总数已达到8500人，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社会地位低下，后顾之忧较少。在特殊的环境里，矿工接受的“武化”影响比“文化”要多，即使是下班后听人“讲古”，也是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水浒英雄杀人如麻的内容为主。他们尽管有能够“果腹”的薪水，但是安全没有保障，每天都遭受压迫与剥削。为此，他们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枣庄煤矿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赵德荣的把头，对工人特别苛刻，动辄又打又骂，工人对他恨之人骨。有一次,工人杨邦因一件小事被吊起来毒打。为人刚强的杨邦，卷起行李走人，并跺着脚留下一句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一天夜里，赵德荣突然被杀。工友们都估计这是杨邦所为。
  开始，窑工反对把头的斗争是单独而零星的，后来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大家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团结一致开展斗争。他们发出呐喊：“此处不容爷，自有容爷处。处处不容爷，爷到梁山住。”大部分工人体质强健，力大无穷，好说粗话，不畏强暴。他们不仅是煤炭生产的主力，也是历次罢工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深入矿区成立地下组织之后，利用工人们的这一性格，通过各种形式与资方和工头进行顽强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在日军抢占的7年多时间里，除了铁道游击队不断给侵略者以致命打击，煤矿工人还用破坏机器的方式与侵略者开展斗争，干扰日本人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为朋友能够两肋插刀，是矿工性格光明的一面。中国共产党派往枣庄矿区的早期领导者，首先与粗犷豪放的矿工交上朋友，立住脚跟之后，再开展工作。在与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依靠的也是工人兄弟的支持和掩护。
  四、矿山文化与奉庄传统民风的互动枣庄矿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滕县、峄县的传统民风交织在一起。既有矿工特色，又融合了当地民风。来自四面八方的煤窑工人，相互来往，相互关心，营造了矿山特有的生存环境。
  官办的中兴矿局和中兴公司成立之后，分散的煤窑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走向没落。中兴公司的办公区、生活区、矿井区、原煤堆放区，被称作“矿里”，与周边的农村和集镇，形成两个世界。矿工来自各地，他们对峄县、滕县的本土工人礼让三分，但是不失各自固有脾性。这样，“矿里”就成了一座文化熔炉，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融汇到一起，生成了丰富多彩的矿山文化。
  枣庄的矿山文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超越了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朋友以情义为基础。这种交往关系，因缺乏稳固的纽带，结盟之后一旦发现貌合神离，可随时解除关系，甚至反目成仇。因此，朋友之间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虚假和无奈地向下延续的成分。二是吃饭穿衣与农民不同，花钱大方。矿工的劳动量大,井下环境恶劣，为了保证体力，必须吃饱喝足，甚至今日有酒今日醉，不像农民那样省吃俭用。矿工的妻子儿女都是衣着鲜艳，让乡下人羡慕不已。三是有时间观念，有团队精神，说话直来直去，不吞吞吐吐，一诺千金，敢恨敢爱，没有虚情假意。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正常的表现，在传统农村是没有得到发育的。传统农民中兴公司俱乐部讲究“干活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族权在人际关系中起主导地位。亲属之间，有了隔阂，心里有怨气，表面上仍然保持一团和气。遇到儿娶女嫁和老人葬礼，完全按照血缘亲疏标准行事。农民的生活来源，完全依赖土地里的收成，粮食人仓，一家之主就开始计算能不能吃到下一年，有没有剩余。如果歉收，就要在“囤尖上节省”，农闲时不敢吃饱，也不敢添新衣服。农民种地讲究农时，除了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其他时间没有多少农活可干，一年当中，有七八个月时间生活散漫，时间与金钱没有直接关系。人际交往讲究含蓄，说话留有余地，表达意愿时很少明说，而是让对方“意会”。
  农民成为矿工之后，必须适应新环境，改变原先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偶尔回到农村老家，不能随之改变已经形成的做派，亲邻的第一反应是此人成为“忘本”、“烧包”的怪物。几次见面，认为这种做派并不伤害他人。这样，由讨厌到认可、接受，甚至效仿。外籍矿工来到枣庄，开始时对异乡的某些风俗看不惯，久而久之，人乡随俗，甚至成为当地农民的女婿，渐渐增多的姻亲关系，促使矿里与农村有了积极而友好的互动。
  枣庄的矿山文化，是有别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接受移民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西方文化、红色文化的滋养，生成了新的文化元素，成为构建现代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枣庄矿山文化是创造过程中的活文化，有着民族文化传统根基，是农耕文化、矿山文化与革命文化有机结合的先进文化。窑主和窑工对窑神的崇拜，记录着人们对安全的诉求。中兴公司在枣庄成立之后，管理者的观念影响了产业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矿山文化面貌也随之发生积极改变。中兴公司留下的矿山文化遗产，既有象征成功的办公大楼，也有记录工人惨死的“大坟子”；有物质形态的矸石山，也有中兴公司档案这笔无价的精神财富。矿工们在艰苦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行侠仗义、结伙抱团、爱憎分明、不畏强暴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在矿区发展地下组织提供了群众基础。矿山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的互动，为枣庄步人现代社会做了准备。枣庄矿山文化是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是等待文化学者开采的一座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