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在传统社会中，一座城市的形成，既有政治因素，如都城或关隘，又有经济因素，如物产资源或地处交通要道。前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王权文化是其主流，可能在时间的流逝中因功能变化而失去优势甚至衰落；后一种原因形成的城市，商业文化是其主流，只要自然环境不出现大的变化，城市功能一般不会消失。台儿庄在明清时期作为运河商贸城市出现，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衡量，尽管有必然因素，却是一个特例。特殊的机遇提供的惊人商机，吸引了官员、军人、儒生、商贾、僧道、郎中、农夫、匠人、武侠、梨园、术士、杂耍、艺妓、掮客等三教九流来这里发展，形成了独具台儿庄特色的商埠与商旅文化。
  一、辐射苏鲁豫皖的商城
  泇运河幵凿之前，徐州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或毗邻的中心城市。泇运河开通之后，途经徐州的古运河道尽管没有废弃，但南来的漕船均绕开徐州、吕梁而经台儿庄北上。这样，经运河运往这一带批发的南北货品，不再经徐州中转，兴盛了几百年的中心城市，对苏鲁豫皖交界城乡的辐射力明显下降。薪兴的台儿庄，虽然不具政治军事重镇的优势，但在商业辐射功能上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作为运河商城的台儿庄，对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构成辐射功能，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繁荣的运河码头贸易是主要原因。在伽运河开通到北运河断航的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漕粮运输量，形成了“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局面。有据可查的漕粮运输量，每年在420万石左右（折合25万吨），商品货物在250万吨以上。这些货物，有的是专门商船所运，有的是漕船附载。在嘉庆年间，仅此一项就高达150万石（9万吨）。乾嘉年间的台儿庄首富“万老爷”，搭载漕船做生意赚了40万两银子的事实，就是一个佐证。而回空漕船揽载的私货，则是漕粮和附载商品的总和。搭载漕船的货物，往往是违禁商品，利润远远超过普通货物。从江浙北上的商船和漕船，走到台儿庄，因为在通过密集的“运河八闸”时至少要等待十天半月，有些商品，就在台儿庄卸载，卖给“坐地商”批发。从南方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烟草、大米、纸张、木材、毛竹、藤编、桐油等货物，每年从台儿庄下船的不下于10万吨。这些商品，九成转销到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南下的船只，从微山湖口到达台儿庄，也要经过8座船闸。在等待过闸期间，船主往往派人经旱路赶赴台儿庄，预购运往江浙的棉花、苘麻、铁器、农具、皮货、煤炭、石磨等。在滕县和韩庄卸下部分货物的船只，穿越八闸到达台儿庄码头之后，将提前采购的货物上船，运往南方销售。南北方的原料运到台儿庄，催生了这里的制造业，台儿庄及其周边农村生产的铁锅、鏊子、木犁、陶瓷、砖瓦、竹编、条编、粗布、烧酒，也形成气候。这样，台儿庄周边方圆200多里内的商人，把当地的货物送到台儿庄，再从“坐地商”手中批发南方货物，回去批发给零售商，从中牟利。
  为了适应货物装卸的需要，明清两代，台儿庄的“坐地商”在运河沿岸兴建了13座码头。自西向东，依次为典当后码头、四十万码头、天后码头、阎家码头、彭家码头、高家码头、郁家码头、双巷码头、王公桥码头、胳家码头、谢家码头、霍家码头、王家码头。这些码头，满足了大量货物的及时装卸，为码头贸易提供了顺畅通道。台儿庄的码头贸易，辐射到泰安、潍坊、临沂、莒南、日照、郯城、商丘、虞城、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徐州、颍州、涡阳等城镇。商业活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为“淮海文化圈”的形成注人了积极因素。
  二、台儿庄的五大商帮及会馆
  清朝乾嘉年间，是台儿庄商业最兴盛的时期。特殊的机遇提供惊人的商机，吸引了各地客商来这里发展。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组成各自的商会，相互照应。那些实力强、组织紧密的商会，兴建会馆，定期议事。其中，徽商、晋商、赣商、闽商、浙商形成了各自的商帮,影响了台儿庄的商业风气。
  (一）徽商与久和客栈明末清初，徽商就开始到台儿庄落地生根，经营茶叶、竹木、纸张。他们不怕吃苦，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百折不挠。在农民起义军多次攻破台儿庄城的战乱时期，徽]^审时度势，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积极合作，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其他商帮纷纷逃离时，徽商没有离开，继续经营，最终融人台儿庄这块土地，成为这里的老户人家。徽商胡文广经营的久和客栈，曾经是徽商的非正式会馆。后来，又集资在顺河街建了名为“崇华楼”的会馆。
  (二）晋商与山西会馆台儿庄的晋商分两种。一种是明代初年从山西迁来的农民。在伽运河开通之后改农经商，这种晋商，尽管加人山西商会，但是他们的经营理念与鲁南本土的商人没有明显区别。二是伽运河开通之后，从山西闻讯赶来淘金的商人。他们属于正宗的晋商。晋商以关羽为精神偶像，主张见利思义，倡导群体精神，加强合作与协调。他们善于抱团，老乡观念强，同乡之间不展开竞争。台儿庄的晋商有十几家商号，相互之间从不拆台。例如，台儿庄的食盐批发，覆盖周边十几个县，按说能够容纳多家盐业，但是只有一家晋商经营食盐。山西会馆有两处:一是与关帝庙合一的会馆，二是由祁县客商杨明山牵头兴建的“晋元号” 山西会馆。
  (三）闽商与福建会馆闽商做过海外贸易，眼界开阔，来台儿庄经商的闽南商人，即便没有海外贸易的经历，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他们遵守“惯例”，善于在不同人群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契合点。闽商讲排场，他们的会馆建得富丽堂皇，以此显示与众不同。福建会馆一是天后宫，始建于清朝初年，有5间大殿，东西厢房各3间，前有门楼。整个建筑气势恢宏，美轮美奂，是旧城区比较抢眼的建筑。二是位于顺河街的“闽丰号”，由泉州客商黄汝文所建，也是闽商议事的地方。
  (四）江右商人与江西会馆来台儿庄发展的江右商人多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坚毅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江右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不卖假货，不抬物价，不欺行霸市。严格遵守“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道德准则，并以此为“经营公约”。他们在台儿庄没有专门会馆，从山西迁来的万家曾经在江西呆过几年，与江右商人交情深厚，“江西老表”们经常到万家大院的西跨院议事，这里成为事实上的江西会馆。
  (五）浙商与浙人会馆浙商精明能干，善于算计，在交易场上不感情用事，也不结交官员，不找政治靠山，全凭商品的质优价廉在台儿庄立足。他们善于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随时调整经营理念，与时俱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浙商信奉金龙四大王，他们先是在城外建了大王庙，作为自己的会馆，后来又在顺河街建了浙人会馆。
  台儿庄的山东商人不少，但是鲁商没有形成商帮。原因是，作为东道主，他们不需要以帮派立身，仅凭质朴单纯、豪爽诚实的品行，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自觉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不欺负外地人，“而吾乡之商于斯者，犹循旧规，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显示出东道主的泱泱大气。
  三、丰厚的商贸文化传承
  从明末到清季，台儿庄作为运河枢纽城镇而存在，同时也是苏鲁豫皖交界处的商贸城市，前后繁盛了大约300年。咸丰五年（1855)之前，台儿庄大约有1万户人家，其中三分之一为商人，近三分之二为商铺的雇员、纤夫、小贩和手艺人，另有少部分菜农（俗称“园户”），几乎没有纯粹耕作农田的农民。因为台儿庄是因运而兴的城市，原先的农耕文化被迅速涌人的商业文明所覆盖，台儿庄成为商贸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商城。十几代人的传承，经商成为台儿庄人的“集体无意识”。
  历史上的台儿庄有多少商号，已经无法统计。明代商号的名称，保存下来的很少。清代的文献,也没有多少有关商号的记载。今天，健在老人能够回忆起来的商号，也就是上百个。因为，咸丰年间的黄河改道和捻军、幅军袭城，使得许多商家破产，经过劫后余生继续开业坚持到民国时期的，有幸留下了商号名字，而破产商号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台儿庄比较著名的商号有：“老诚茂”、“东诚永”、“泰山堂”、“谢裕大茶行”、“道升酒坊”、“会宾楼”、“聚奎楼”、“孙玉园酒店”、“豫祥酱园”、“保寿堂”、“醴泉酒店”、“中和堂”、“德和祥”、“陈万祥”、“恒济永钱庄”、“满家典当行”、“王德兴茶食”、“胡家竹条店”、“许家银楼”等。据商号创建者的后人讲述，有些商号创建于明末清初，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时期。这些商号之所以跨越两三个世纪仍具生命力，根本原因是商业文化的传承。
  在台儿庄商界，商业文化的传承有三种方式：一是诚信经营的训诫。开设“陈万祥”商号的陈家，留给后人的训诫故事是:有个布店老板，把通用的尺子锉掉一点，用这样的尺子量布，一丈布就能少给半寸。店主用这种方式，日积月累，赚了不少黑心钱。有一天，他的宝贝儿子爬墙掏麻雀，张大嘴对着墙窟窿，这时一条蛇从麻雀洞里窜出来，钻进他的嘴里。孩子受到惊吓，掉lT来摔死了。老板恨透了那条蛇，剖开儿子的肚子，要找出那条蛇，杀掉报仇。结果，从肚里找到的不是蛇，而是他使用了多年的尺子。二是做买卖要先有合约，逐条履行，亲兄弟之间也要“各账各清”。这样有规则的商业行为，有别于传统交易中受血缘、亲缘、地缘因素左右，一切按照规矩来。事先斤斤计较，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一旦达成共识，形成了合约，就规规矩矩遵守，事后不发生任何争执，不存在赖账行为。外地人初来台儿庄做生意，认为这里的人不好处，几笔买卖下来，认为台儿庄才是生意人的天堂。这实际上拥有了现代贸易的规则。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防止上当受骗。繁盛时期的台儿庄，是一个三教九流聚会的城市，不乏道貌岸然的骗子。在这个大熔炉之中，台儿庄的坐地商人首先不行骗，同时严防自己上当受骗。他们时时刻刻告诫子孙，在做大宗生意时，“不见兔子不撒鹰”。小笔生意中，如果发现对方有意装糊涂给你让利，就锁定他是骗子，敬而远之。
  台儿庄的商贸文化传承，植根于传统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但是，已经拥有了现代商业的萌芽，成为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