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枣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薛河流域。这是考古界历来比较重视的地带，也是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较多地区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滕州市安上村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并在薛城区凤凰台发现同时期遗址。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文物部门多次进行调查和发掘，摸清了该区域各时代文化遗址分布概况。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薛河流域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特色，包含有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5种文化类型。
一、北辛文化命名地古老薛河，是条穿越历史时空的母亲河。河流沿岸分布着十分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辛遗址。这处典型遗址延续了较长时期，文化内涵比较单纯，30多年前进行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遗址的内涵与特征。由于代表了海岱地区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因而被考古界命名为“北辛文化”。
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薛河南岸，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东依龙山，三面环水。整个遗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先民从事农耕、渔猎的理想地带。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沿薛河流域考古调查时发现。1978年秋和1979春，与滕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两次发掘。在1900平方米发掘区内清理了一批房址、灰坑、窖穴等遗迹，出土各类文物2000多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生产、生活用品。在遗址采集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7300~6300年。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北辛遗址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遗址出土的农耕和收割工具种类多样，配套齐全，既有石器，又有骨器、角器、蚌器、牙器。在一些窖穴底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粟米颗粒，是目前已知我国北方地区所发现的最早农作物之一。出土了专门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球。在北辛遗址还发掘出半地穴式畜圈和完整猪头骨，经鉴定属于人工饲养型家猪。另外，出土文物中还有不少渔猎工具，说明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兼营伺养业。
北辛文化时期的纺织、缝纫等手工业均有初步发展，在出土的2件残陶器底部，印有清晰规整的席纹。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的出现，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捻线和缝纫技术，懂得利用麻类纤维线织布缝制衣服了。精巧实用的骨锥、骨匕、骨簪等实用器表明，当时骨器加工技术水平较高。据学者研究，北辛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条件有关。北辛遗址存在反映潮湿环境的植物，当时遗址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湿热气候条件。®北辛遗址出土的红陶钵北辛遗址的社会性质，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所有制形式逐渐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北辛文化的发现与确立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的渊源问题，而且对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农业、手工业以及渔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
北辛遗址的发掘和北辛文化的命名，揭示了7000多年前薛河流域的先民在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的生活情形，为中华东方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北辛遗址不但是北辛文化典型遗址，还是薛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趋于繁荣阶段的标志性遗址。除了北辛遗址，在滕州市羊庄镇的前台、孟家庄、土城等地，已陆续发现多处北辛文化类型遗址，集中分布在薛河沿岸。
北辛文化时期的先民经过多次迁徙和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一步步从刀耕火种的时代向原始农耕时代奋进，最后在古薛河边生息、繁衍、开拓。先民们开始了前所朱有的农业、家畜驯养业、手工业生产，并且已初具规模。北辛文化因其独特的内涵、久远的历史以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泣口文化遗址继北辛文化之后兴起的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原始社会后期文化的一个辉煌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间，上与北辛文化晚期衔接，下与龙山文化早期相连，分布区域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以北地区及山东半岛。古老的薛河流域是大汶口文化重要分布区之一,沿岸重要遗址有岗上、建新、西公桥、西康留、前坝陵桥等。
(一）建新遗址位于山亭区西集镇建新村（原称伏里村）北，总面积约46000平方米。2006年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居住区发掘房址28处，其中25处为地面建筑。房址平面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3种形式，大都保存较好。房屋结构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建筑面积大小不一，多数在10~20平方米之间，小的不足10平方米，大的40平方米左右。灰坑8个，出土了以素面为主的陶器残片及动物骨骼。还挖掘出一眼直径2米、深2.4米的水井，在大汶口文化中属于首次发现，把薛河流域先民饮用井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〇〇〇多年。在墓葬区共发掘成人墓葬、儿童墓葬92座，其中一座为二人合葬墓，头向东，经人骨鉴定为1男1女，应是夫妻合葬。另外还发掘到2座窑址，是当时用来专门烧制陶器的窑炉。®建新遗址处于薛河流域经济较发达地区，当时家族私有制已开始确立，家族与家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已经产生，虽然还不悬殊，但这种状况积蓄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发展逐步向文明过渡的内在动力。
(二）西康留遗址以大汶口文化堆积为主，还有龙山、商、周时代遗存。分布于滕州市官桥镇西康留村北薛河故道北部河畔高地上，处于东南部丘陵与西部平原地区交接地带。遗址西邻小魏河，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接壤，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适宜古代农耕生活。遗址总面积30万平方米，地表和古河断崖暴露较多陶片、灰层、灰坑及红烧土粒、兽骨等。1992年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钻探试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1998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工程，再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东南角和中东部分别发掘出两处夯土台基，面积分别为850平方米、400平方米。显然，这两处大型台基应是中心聚落的殿堂基址，具有宗教礼仪性功能，是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兼军事统帅举行仪式活动以及重大决策的重要场所。西康留遗址是薛河流域一处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中心聚落遗址，历史文化绵延不断。它的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同时期的普通聚落遗址,犹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核心聚落。
薛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靠近河岸两旁的台地上，也有的分布在平原地带的高地。这个时期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类作物，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捞业。畜养家畜以牛、羊、猪、狗等为常见。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还有一些骨器、蚌器和角器。居住房子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面积较前有大幅度增加。制陶工艺由手制发展到轮制，陶质有红、灰、黑、白四大类，纹饰趋于多样化，并出现少量的彩陶。个别陶器上有刻划符号，手工艺装饰品比北辛文化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并出现二次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习俗。三、龙山文化遗址薛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包括后台、西薛河、尤楼、小石楼、庄里西、东小宫、三清阁等遗址。
(一）后台遗址位于滕州羊庄镇后台村西薛河东岸高地上，俗称“望林台”。遗址中心为一台地，高出河床约10米，成梯田状，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河岸断崖及土台阶地断面暴露大量灰坑、灰层、红烧土块以及陶片、兽骨等。采集的标本有白陶鬵把、白陶鬵袋状足、乳丁形鼎足、侧三角形鼎足、鸟喙形鼎足、罐形鼎口沿、覷口沿、残黑陶杯、残黑陶盆和残石器等。陶片以夹砂和泥质黑陶为主，有的饰绳纹。还采集到鹿角器，尖部有明显使用痕迹。1976年夏再次复查时，在东岸断崖高台地偏南处采集到完整陶器3件，有罐形鼎、小陶罐及黑陶杯。根据暴露的文化层和采集的标本分析，这处遗址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另外还有商周时期和汉代文化堆积。
(二）尤楼城址位于滕州市薛国故城内东南部。1994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时发现。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现有台基遗址，边缘用黄土包起并经细致夯打，内部是平坦细沙地。尤楼龙山城址东距西康留大汶口文化遗址仅3公里, 距前掌大商周薛国贵族墓地更近。从地缘文化角度考察，这一带遗址密集，应是原始时代的经济、文化中心。
(三）庄里西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西200米处，是一处高出地面约4~6米的台地，当地俗称“城顶”，亦称“龟城子”，相传为汉代公邱故城。经钻探得知，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近10万平方米，延续时间较长，从龙山文化时期、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1995年10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钻探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200余平方米，清理出龙山文化灰坑、窑穴140余个，房址5座。特别是灰坑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人工栽培的碳化稻米，为研究黄河下游史前时期的农业以友亚洲稻向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考古发现，1997年1月5日的《中国文物报》曾进行了宣传报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龙山文化时期的薛河流域，农产品除了维持人们的最低消费外，已出现了剩余，家畜、生产工具、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逐渐变成家庭的私有财产。聚落首领等少数特权人物开始占有财产、积累财富，贫富分化日益明显。
四、岳石文化薛河流域共发现岳石文化遗址40余处，这类遗存大都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共存，堆积在龙山文化层的上层或商周遗址下层。重要遗址有大康留、庄里西、西康留、时庄、中柴里、前梁、轩辕庄、王马厂、西台、尤楼等，尤以大康留遗址最具代表性。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村东北100米的薛河故道东岸高地上，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根据文物部门历年普查和采集的标本，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期，该村在建砖厂时，曾出土陶器多件，器形与岳石文化遗址同类器物相同。陶质多为灰陶和黑陶，少量为黄褐陶，均为轮制，纹饰流行阴弦纹和突棱纹。在遗址采集的标本有陶器残片和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石铲、半月形石刀等。另外还出土了一批商代的尊、聲、爵、盘等青铜器。
岳石文化是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余波，也是夏商时期人类活动的早期阶段。同其他文化类型相比，岳石文化遗址在薛河流域发现的较少。探究原因有两个: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战争。俞伟超认为：“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过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在那时期，黄河、长江下游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地躲避或是逃往外地。原来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冲毁。” ®但薛河中上游处于山区丘陵地带，为当时的居民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岳石文化遗址在此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与日益加剧的战争有关，折射出东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这一阶段正是历史上少康中兴、夏人征服东夷时期，由于来自中原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致使东夷部族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东方土著文化日渐衰微。自夏启以后，夏王朝和东夷部族之间的战争常年不断。到了少康时，强盛的夏王朝终于将东夷击垮。迫于形势，东夷土著居民有的迁徙、有的融合到中原华夏集团。到了商汤时，薛河流域的任氏薛国已经融合到华夏大一统的格局中。
薛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整个山东而言，发现年代较早，跨越时间最长，遗址分布十分密集，出土文物比较丰富。古老的薛河不但滋润了鲁南农耕文明沃土，还孕育了灿烂的薛河文明，哺育了东夷族系的任薛氏族。这是一条穿越时空的母亲河，一条闪烁着五彩波光的文化河。
一、北辛文化命名地古老薛河，是条穿越历史时空的母亲河。河流沿岸分布着十分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辛遗址。这处典型遗址延续了较长时期，文化内涵比较单纯，30多年前进行的考古发掘，揭示了遗址的内涵与特征。由于代表了海岱地区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因而被考古界命名为“北辛文化”。
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薛河南岸，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东依龙山，三面环水。整个遗址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先民从事农耕、渔猎的理想地带。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沿薛河流域考古调查时发现。1978年秋和1979春，与滕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两次发掘。在1900平方米发掘区内清理了一批房址、灰坑、窖穴等遗迹，出土各类文物2000多件，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生产、生活用品。在遗址采集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7300~6300年。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北辛遗址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遗址出土的农耕和收割工具种类多样，配套齐全，既有石器，又有骨器、角器、蚌器、牙器。在一些窖穴底部发现了已经碳化的粟米颗粒，是目前已知我国北方地区所发现的最早农作物之一。出土了专门用于谷物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球。在北辛遗址还发掘出半地穴式畜圈和完整猪头骨，经鉴定属于人工饲养型家猪。另外，出土文物中还有不少渔猎工具，说明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兼营伺养业。
北辛文化时期的纺织、缝纫等手工业均有初步发展，在出土的2件残陶器底部，印有清晰规整的席纹。磨制精细的骨针和陶纺轮的出现，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捻线和缝纫技术，懂得利用麻类纤维线织布缝制衣服了。精巧实用的骨锥、骨匕、骨簪等实用器表明，当时骨器加工技术水平较高。据学者研究，北辛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环境条件有关。北辛遗址存在反映潮湿环境的植物，当时遗址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湿热气候条件。®北辛遗址出土的红陶钵北辛遗址的社会性质，处于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所有制形式逐渐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北辛文化的发现与确立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的渊源问题，而且对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农业、手工业以及渔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线索。
北辛遗址的发掘和北辛文化的命名，揭示了7000多年前薛河流域的先民在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的生活情形，为中华东方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北辛遗址不但是北辛文化典型遗址，还是薛河流域母系氏族社会趋于繁荣阶段的标志性遗址。除了北辛遗址，在滕州市羊庄镇的前台、孟家庄、土城等地，已陆续发现多处北辛文化类型遗址，集中分布在薛河沿岸。
北辛文化时期的先民经过多次迁徙和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一步步从刀耕火种的时代向原始农耕时代奋进，最后在古薛河边生息、繁衍、开拓。先民们开始了前所朱有的农业、家畜驯养业、手工业生产，并且已初具规模。北辛文化因其独特的内涵、久远的历史以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泣口文化遗址继北辛文化之后兴起的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原始社会后期文化的一个辉煌发展阶段。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600年间，上与北辛文化晚期衔接，下与龙山文化早期相连，分布区域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下游和淮河中下游以北地区及山东半岛。古老的薛河流域是大汶口文化重要分布区之一,沿岸重要遗址有岗上、建新、西公桥、西康留、前坝陵桥等。
(一）建新遗址位于山亭区西集镇建新村（原称伏里村）北，总面积约46000平方米。2006年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居住区发掘房址28处，其中25处为地面建筑。房址平面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3种形式，大都保存较好。房屋结构以单间为主，个别为双间。建筑面积大小不一，多数在10~20平方米之间，小的不足10平方米，大的40平方米左右。灰坑8个，出土了以素面为主的陶器残片及动物骨骼。还挖掘出一眼直径2米、深2.4米的水井，在大汶口文化中属于首次发现，把薛河流域先民饮用井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〇〇〇多年。在墓葬区共发掘成人墓葬、儿童墓葬92座，其中一座为二人合葬墓，头向东，经人骨鉴定为1男1女，应是夫妻合葬。另外还发掘到2座窑址，是当时用来专门烧制陶器的窑炉。®建新遗址处于薛河流域经济较发达地区，当时家族私有制已开始确立，家族与家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已经产生，虽然还不悬殊，但这种状况积蓄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发展逐步向文明过渡的内在动力。
(二）西康留遗址以大汶口文化堆积为主，还有龙山、商、周时代遗存。分布于滕州市官桥镇西康留村北薛河故道北部河畔高地上，处于东南部丘陵与西部平原地区交接地带。遗址西邻小魏河，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接壤，土地平整肥沃，非常适宜古代农耕生活。遗址总面积30万平方米，地表和古河断崖暴露较多陶片、灰层、灰坑及红烧土粒、兽骨等。1992年春，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工作队对遗址进行了钻探试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1998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配合京福高速公路工程，再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东南角和中东部分别发掘出两处夯土台基，面积分别为850平方米、400平方米。显然，这两处大型台基应是中心聚落的殿堂基址，具有宗教礼仪性功能，是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兼军事统帅举行仪式活动以及重大决策的重要场所。西康留遗址是薛河流域一处北辛文化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中心聚落遗址，历史文化绵延不断。它的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同时期的普通聚落遗址,犹如众星拱月般簇拥着核心聚落。
薛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大都分布在靠近河岸两旁的台地上，也有的分布在平原地带的高地。这个时期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类作物，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捞业。畜养家畜以牛、羊、猪、狗等为常见。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还有一些骨器、蚌器和角器。居住房子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面积较前有大幅度增加。制陶工艺由手制发展到轮制，陶质有红、灰、黑、白四大类，纹饰趋于多样化，并出现少量的彩陶。个别陶器上有刻划符号，手工艺装饰品比北辛文化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并出现二次葬，随葬品多寡不一。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习俗。三、龙山文化遗址薛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存，主要包括后台、西薛河、尤楼、小石楼、庄里西、东小宫、三清阁等遗址。
(一）后台遗址位于滕州羊庄镇后台村西薛河东岸高地上，俗称“望林台”。遗址中心为一台地，高出河床约10米，成梯田状，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河岸断崖及土台阶地断面暴露大量灰坑、灰层、红烧土块以及陶片、兽骨等。采集的标本有白陶鬵把、白陶鬵袋状足、乳丁形鼎足、侧三角形鼎足、鸟喙形鼎足、罐形鼎口沿、覷口沿、残黑陶杯、残黑陶盆和残石器等。陶片以夹砂和泥质黑陶为主，有的饰绳纹。还采集到鹿角器，尖部有明显使用痕迹。1976年夏再次复查时，在东岸断崖高台地偏南处采集到完整陶器3件，有罐形鼎、小陶罐及黑陶杯。根据暴露的文化层和采集的标本分析，这处遗址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另外还有商周时期和汉代文化堆积。
(二）尤楼城址位于滕州市薛国故城内东南部。1994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时发现。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现有台基遗址，边缘用黄土包起并经细致夯打，内部是平坦细沙地。尤楼龙山城址东距西康留大汶口文化遗址仅3公里, 距前掌大商周薛国贵族墓地更近。从地缘文化角度考察，这一带遗址密集，应是原始时代的经济、文化中心。
(三）庄里西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西200米处，是一处高出地面约4~6米的台地，当地俗称“城顶”，亦称“龟城子”，相传为汉代公邱故城。经钻探得知，遗址平面呈椭圆形，面积近10万平方米，延续时间较长，从龙山文化时期、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1995年10月，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钻探和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200余平方米，清理出龙山文化灰坑、窑穴140余个，房址5座。特别是灰坑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人工栽培的碳化稻米，为研究黄河下游史前时期的农业以友亚洲稻向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考古发现，1997年1月5日的《中国文物报》曾进行了宣传报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龙山文化时期的薛河流域，农产品除了维持人们的最低消费外，已出现了剩余，家畜、生产工具、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逐渐变成家庭的私有财产。聚落首领等少数特权人物开始占有财产、积累财富，贫富分化日益明显。
四、岳石文化薛河流域共发现岳石文化遗址40余处，这类遗存大都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共存，堆积在龙山文化层的上层或商周遗址下层。重要遗址有大康留、庄里西、西康留、时庄、中柴里、前梁、轩辕庄、王马厂、西台、尤楼等，尤以大康留遗址最具代表性。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村东北100米的薛河故道东岸高地上，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根据文物部门历年普查和采集的标本，这是一处原始社会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期，该村在建砖厂时，曾出土陶器多件，器形与岳石文化遗址同类器物相同。陶质多为灰陶和黑陶，少量为黄褐陶，均为轮制，纹饰流行阴弦纹和突棱纹。在遗址采集的标本有陶器残片和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石铲、半月形石刀等。另外还出土了一批商代的尊、聲、爵、盘等青铜器。
岳石文化是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余波，也是夏商时期人类活动的早期阶段。同其他文化类型相比，岳石文化遗址在薛河流域发现的较少。探究原因有两个:一是自然灾害，二是战争。俞伟超认为：“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过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在那时期，黄河、长江下游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地躲避或是逃往外地。原来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冲毁。” ®但薛河中上游处于山区丘陵地带，为当时的居民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岳石文化遗址在此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与日益加剧的战争有关，折射出东方社会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这一阶段正是历史上少康中兴、夏人征服东夷时期，由于来自中原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致使东夷部族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东方土著文化日渐衰微。自夏启以后，夏王朝和东夷部族之间的战争常年不断。到了少康时，强盛的夏王朝终于将东夷击垮。迫于形势，东夷土著居民有的迁徙、有的融合到中原华夏集团。到了商汤时，薛河流域的任氏薛国已经融合到华夏大一统的格局中。
薛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整个山东而言，发现年代较早，跨越时间最长，遗址分布十分密集，出土文物比较丰富。古老的薛河不但滋润了鲁南农耕文明沃土，还孕育了灿烂的薛河文明，哺育了东夷族系的任薛氏族。这是一条穿越时空的母亲河，一条闪烁着五彩波光的文化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