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贺敬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剧作家，现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部长。作为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他杰出的文学成就激励着家乡一代一代年轻人，成为枣庄永远的骄傲和自豪。1942年，贺敬之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新歌剧《白毛女》，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成为解放区最受欢迎的剧目，家喻户晓，观者如潮。
  1951年，该剧获得著名的斯大林文学奖。他还写作了《回延安》《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
  一、贺敬之的家世与少年启蒙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峄县贺窑村一个贫寒家庭里。“敬之”这个名字，取自《孟子》“晏平仲善人交，久而敬之”。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2个弟弟、1个妹妹，7口之家只有不到1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贺敬之很小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靠着亲友救济，幼小的贺敬之进人小学读书。学校里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老师，经常用进步书籍来熏陶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贺敬之读了鲁迅的《故乡》《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小说。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教师们还教学生拉丁化新文字，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由老师兼任会长，贺敬之任副会长。班上订了一些刊物，刊物上有反映阶级对立的诗歌，还时常刊登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因此，贺敬之从少年时代就知道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开始尝试写作，在作文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抒发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和阶级压迫的憎恨。诗歌更能让他i区歌与控诉，所以他渐渐爱上了诗歌。
  1937年，贺敬之小学毕业。由于家里太穷，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只能到离家18里的台儿庄当学徒，或者去当神父传教。贺敬之的家庭笃信天主教，要他走后一条路。贺敬之坚决反抗父亲的安排，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周围亲友的资助下，贺敬之背负行囊，到离家200多里路的兖州去报考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该校不仅不收学费，还补助学生生活费，所以来报考的人特别多。聪慧的贺敬之不负众望，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他名列第四。“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被迫南迁。学校决定让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贺敬之被迫回家。但读书的强烈愿望让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他联合了5个同学，一同踏上了南寻学校之路。从此，贺敬之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将自己的一生汇人了波涛滚滚的时代洪流之中。历经千难万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在学校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出墙报，搞歌咏，到街头去演讲。
  1938年秋，武汉沦陷。贺敬之又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办起了小型诗刊《诗星》。贺敬之特别喜欢田间和艾青的诗，田间的《我在大风沙中奔走》以及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爱国诗篇时刻激荡着他年轻的心灵，鼓舞他奋进。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小说和诗歌。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都能背下来。山河破碎，国仇家恨，贺敬之心中澎着滚滚创作热情，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给重庆、成都的一些报刊投稿，并有多篇作品被采用刊登。
  贺敬之的人生轨迹在1940年发生了大转折。这年4月，怀抱着追求真理的梦想和对革命的憧憬，不满16岁的贺敬之和3名同学一起跋山涉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他的生命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到延安以后，贺敬之被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坚决要求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携带着在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他信心满满地赶考文学系。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考试成绩自然不理想,但最后竟然被录取了。原来文学系主任何其芳看了他写的作品，认为他的诗有艺术感觉，就把他收下来了。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大家云集，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都在这里执掌教鞭，何其芳更是对他爱护有加。何其芳曾在系列抒情长诗《夜歌》中称赞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不胫而走。
  二、《白毛女》的鲁南元素贺敬之创作《白毛女》时刚刚20岁，仅凭这一作品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讲述一个遭受地主欺凌的农村少女只身逃人深山，在山洞中生活多年，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果，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她得到了解放。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宣传作用，又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教育意义，很适合改写为歌剧，为党的“七大”献礼，于是邀人创作。一稿出来后,没有得到认可，于是贺敬之被委以重任。贺敬之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连续奋战8个日夜，全身心投人到剧本的创作。在写作时，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他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他想起了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困苦，想起了中国整个农村悲苦现状，更加深了他对喜儿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恶霸地主的痛恨，这一切都使他的创作激情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该剧在延安连演30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1946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曾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世人都知道，《白毛女》是以流传在河北的民间传说为底本创作的，但很少有人了解，贺敬之在这部剧作中掺人了大量的鲁南元素。据当地人说,《白毛女》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喜儿和黄世仁的原型，都在贺敬之的家乡。正是因为他把亲身经历的生活积累应用到创作当中，喜儿和黄世仁两个人物形象才会如此丰满，栩栩如生。
  与贺敬之家所住贺窑村五里之遥、一山之隔，有一个黄楼村，村里有户大地主黄诗仁。据说，黄诗仁霸占土地20多顷，周围很多农民都是他的佃户。黄诗仁家里有个女仆范妮天生丽质，被黄诗仁强行霸占。《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的原型就是黄诗仁，喜儿的原型就是范妮。黄楼村旁边有一座山叫“寨山”，山南坡旧寨遗址有一座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碧霞宫，俗称“奶奶庙”。《白毛女》剧中的奶奶庙，就是根据寨山上的这座“奶奶庙”来描写的。现在，这座“奶奶庙”遗址犹存。
  贺敬之在家乡生活了14年，对黄诗仁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恶行非常熟悉，他在接受了创作歌剧《白毛女》的任务之后，就把家乡的故事和河北“白毛仙姑”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塑造了黄世仁和喜儿两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形象。家乡的生活经历，独特的鲁南文化，给予贺敬之文学创作最丰富的营养。
  三、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是革命诗人，更是人民的诗人，他的作品总能通过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表现时代精神，既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又高亢豪迈，激情奔放，他的心中总是充满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对黑暗的控诉、对光明的歌颂、对真理的渴望永远都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正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才写出了歌剧《白毛女》和那些激情澎湃、感情真挚的浪漫主义诗歌。在《白毛女》剧本中，贺敬之通过女主人公喜儿悲惨的遭遇，无情地揭露了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及他们阴险、凶残、毒辣、丑恶的本性，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地主阶级欺压下被侮辱与被蹂躏的悲惨命运，同时通过喜儿的善良和美丽，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旧社会的反抗和斗争。
  正是胸中激荡着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的作品才时常散发着逼人的审美效应。有人认为，《白毛女》剧本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剧作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使剧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悲壮美。剧中以细腻的笔法、生动的情节、朴实传神的语言，动人肺腑地描写了老实、忠厚、善良的杨白劳被活活逼死的凄惨情景，描写了年轻、淳朴、温顺的喜儿被一步步逼成“鬼”的苦难历程，可谓写出了人间悲剧的极致。这种大悲大难并未让人感到悲观、消沉与绝望，始终流贯着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奔腾着抗拒邪恶的浩然正气，窜动着穿透黑暗的生命火焰。当喜儿同乡亲们一起满腔激愤、怒火冲天地对黄世仁进行血泪控诉时，又火山喷发般地倾泻出人民大众积压于胸间的对地主阶级和黑暗旧社会的愤怒与仇恨的激情。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和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使得剧中的整体格调和气氛深沉厚重，浩阔雄浑，高亢激越，昂扬奋发，悲而不伤，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悲壮美。®贺敬之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那些气势雄壮、大气镑礴的抒情诗创作。他的诗被评论家们称为“时代的颂歌”，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捕捉时代的重大政治题材，以满腔的热情讴歌重大的政治主题。他的每首政治抒情诗都内含着巨大艺术感染力。在脍炙人口的《回延安》中，他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整首诗的情感朴素而深沉真挚，酣畅地抒发了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充分表现了在延安成长起来的广大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对延安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向往的真挚情感，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的重要篇章。
  贺敬之在另外一首长诗《放声歌唱》也采用口语化的形式，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动人场景。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 /啊，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啊，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 /啊啊！是何等壮丽的景象——/我们祖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光华灿烂的/天空！这首诗慷慨豪迈、意气风发，也曾鼓舞了不止一代人。
  多年以后，贺敬之曾这样评价这两首诗，他说：“这两首诗是我真情实感的流露，正如同其他的诗也是一样的。这两首诗特别流露的是我对参加革命的回忆，那种对祖国、对人民是这样的一种真情的一种抒发。后来《放声歌唱》的时候，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时期那种翻身感、胜利感和对未来的信心，那是满腔热情写的，这一点是有自信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深挚情感，成为贺敬之文学创作中汩汩而流的不竭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