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万里江河总是起源于涓涓细流，声名显赫的铁道游击队最初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工作的具有一定自发性的散漫团体。为了改造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曾先后向铁道游击队派遣6名政委和数十名中下层政工干部，因此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铁道游击队的成长壮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改造下，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引领下，铁道游击队才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举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大纛。
  刚成立时的鲁南铁道队，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抢”、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流氓无产者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他们既有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痞子习气。即便大队长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因此，将这支传统绿林好汉一样松散的队伍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铁道队政委杜季伟上任后，首先按照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但收效甚微。于是杜季伟改变单纯说教式的管理，开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做队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杜季伟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季伟常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 ”于是，铁道大队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有很大进步。
  杜季伟上任后，经过2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等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随着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人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铁道游击队决定将每月收人的50%作为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作为购置武器弹药费，10%作为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1940年4月，为了对骨干成员进行一次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铁道队在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由杜季伟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通过5天的培训，参训队员的军政素质有所提高。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活动区域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在供给上，铁道队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发现这一问题后，铁道大队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要求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的队员分工负责,进行个别教育，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过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
  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武装下，铁道游击队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成为让敌酋闻风丧胆的一支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