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对许多人来说，提起枣庄，首先想到的就是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堪称枣庄最响亮的一张名片。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战士以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在津浦、临（城）枣（庄）、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打得日军魂飞胆丧，表现出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祖国独立的英雄气概。与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的运河支队也是一支光荣之师。他们南征北战，浴血杀敌，在运河两岸的鲁南、苏北大地上，奏响了一曲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壮的嘹亮战歌。
一、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日军占领枣庄后，煤城人民度日如年。为了反抗民族剥削和压迫，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到临枣铁路和台枣铁路上偷扒煤炭和其他货物。他们身手矫健，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人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1938年5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10月，为了打入敌人心脏地带，已担任抗日义勇总队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经过短期特工培训后潜人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
洪振海生于1910年，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他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人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周围弟兄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洪振海和王志胜回枣庄后，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洪振海、王志胜就和伙伴们趁着夜色爬上飞驰的列车，将2挺机枪、12支大盖步枪和2箱子弹掀下火车，送往义勇总队。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颂的“飞车搞机枪”。为更好地隐蔽身份，1939年11月，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人成立了“义和炭场”。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在开炭场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
1940年5月，为了牵制敌人进山扫荡，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袭击日军正泰洋行。铁道队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砍死，共歼灭13名日军和1名翻译，缴获长枪、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著名的“血染洋行”。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便给了敌人沉重打击。
其后，铁道大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3年春，编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队员发展到400余人。他们战斗在津浦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打得鬼子丢盔卸甲、哭爹叫娘。
1942年,抗日战争进人最艰苦的岁月。为了突破日军封锁，中共党组织新开辟了一条由华中经鲁南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铁道队担负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护送任务——横越津浦铁路。刘少奇便是铁道队护送的第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此一时期的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据点、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相连，敌人经常在这里进行残酷的“扫荡”。铁道队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安全护送刘少奇跨越津浦线。自护送刘少奇后，铁道队相继护送了萧华、罗荣桓、朱瑞、陈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横跨津浦铁路去延安。1943年11月下旬，新四军军长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也是由铁道队护送跨越津浦路，西渡微山湖，安全抵达目的地。从1942年7月起到1944年止，鲁南铁道大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因而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在铁道队的包围下，驻枣庄一带的日军1000多人在沙沟车站向铁道队缴械。在铁道线上与日军浴血奋战7年的铁道游击队，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敌人面前。
二、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对铁道游击队的积极改造万里江河总是起源于涓涓细流，声名显赫的铁道游击队最初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工作的具有一定自发性的散漫团体。为了改造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曾先后向铁道游击队派遣6名政委和数十名中下层政工干部，因此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铁道游击队的成长壮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改造下，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引领下，铁道游击队才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举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大纛。
刚成立时的鲁南铁道队，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抢”、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流氓无产者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他们既有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痞子习气。即便大队长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因此，将这支传统绿林好汉一样松散的队伍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铁道队政委杜季伟上任后，首先按照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但收效甚微。于是杜季伟改变单纯说教式的管理，开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做队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杜季伟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季伟常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 ”于是，铁道大队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有很大进步。杜季伟上任后，经过2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等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随着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人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铁道游击队决定将每月收人的50%作为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作为购置武器弹药费，10%作为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1940年4月，为了对骨干成员进行一次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铁道队在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由杜季伟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通过5天的培训，参训队员的军政素质有所提高。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活动区域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在供给上，铁道队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发现这一问题后，铁道大队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要求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的队员分工负责,进行个别教育，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过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
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武装下，铁道游击队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成为让敌酋闻风丧胆的一支革命队伍。三、铁道游击队传奇的精神文化影响随着刘知侠创作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以及同名电影的流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早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像浮雕一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1953年《铁道游击队》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8种语言流传海内外，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经典。特别是随着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更是传遍华夏大地，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铁道游击队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这是整个枣庄人的骄傲。作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铁道游击队抵御外敌、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枣庄人，成为枣庄市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70年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直回响在枣庄大地的上空，洪振海、杜季伟、刘金山等铁道游击队英雄的名字更是被争相传颂。人们到铁道游击队的发源地陈庄去探寻他们的足迹，到老临城去感受那曾经的枪林弹雨，到微山湖畔去重温铁道游击队的丰功伟绩。铁道游击队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战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自强信念，已经内化为枣庄人的精神气质，在枣庄薪火相传。
今天，走在枣庄的大街上，铁道游击队的影响触目皆是。这里有铁道游击队广场、铁道游击队公园，还有其他林林总总以铁道游击队命名的单位和机构。枣庄人就生活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当中。
最能体现枣庄人对铁道游击队魂牵梦绕之情的是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建立。这座碑于199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竣工揭幕，坐落在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旧地薛城东郊、临山西麓，高33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将军红花岗岩贴面，碑体正面为竖起的铁轨造型，50根枕木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写了“铁道游击队纪念碑”8个大字。碑座的正面镌刻着记述铁道游击队丰功伟绩的碑文，两边则是再现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浮雕，碑顶则矗立着一尊手持驳壳枪的勇士铜像。这座碑不仅是铁道游击队那些可歌可泣传奇的见证，更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铁道游击队无限怀念与敬慕。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铁道游击队舍身杀敌的不屈浩然正气已经凝固成枣庄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忘却。
为了更好地弘扬铁道游击队红色文化,2004年，枣庄人民又开始在薛城临山投资兴建铁道游击队影视城。影视城占地500亩，依山而建的“南圩子”、“大兵营”、“枣庄东升武馆”、“大茶坊”、“鸽子楼”、“德顺兴药店”、“西门”、“三星楼”、“正泰国际洋行”、“万福楼”、“太史第”、“大东旅社”、“义和炭场”、“同乐戏院”、“落子圆”、“炮楼”、“大牌坊”等承载着铁道游击队历史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供人们瞻仰追忆。置身影视城，人们仿若又回到了那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这里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这里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忠魂绕故里，纵死铁骨香”，铁道游击队的精神必将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指引着年轻一代奋勇前进。
四、运河支队与运河女侠运河支队由罗荣桓亲自主持成立并命名。1939年9月，八路军——五师到达鲁南后，决定将活动在运河两岸的几支地方部队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于1940年1月1日在周营镇（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正式成立“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下设2个大队，初创时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运河支队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运河支队屡仆屡起、愈挫愈奋。1940年是运河支队的大发展时期，在经历了1940年秋季日伪大扫荡后，部队损失一部分，大部编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糾1年又从200人发展到近千人，1942年春季反对敌蚕食斗争中又遭挫折，仅剩下500人。部队按照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指示，改穿便衣，在敌占区转入隐蔽游击战。1944年又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到1945年8月进行对日大反攻时，部队发展到3000人，其中2000人编人山东军区警备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部队主力。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罗荣桓称誉运河支队是“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陈毅也赞扬“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运河支队骁勇善战、神出鬼没，对日本侵略军多次进行沉重打击。直至今曰，英雄们刀劈黉学兵营的故事仍是运河两岸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黉学是峄县城东关的一个学堂，院墙高耸，易守难攻，被日伪改成了兵营。伪峄县警备大队长龙希贞带着近200人武装驻扎在这里。运河支队在详细侦察情况之后，决定攻打黉学兵营。1945年6月18日夜，战斗打响，运河支队调集7个连的兵力对黉学展开强攻。队员们个个手挥大刀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纷纷做了刀下之鬼。此次战斗，主要发挥了大刀的作用，战士们用习练的32套刀法，如砍瓜切菜一般制伏了敌人，院内敌兵除少数漏网外，皆被歼灭。共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80余枝，活捉敌兵近80人，打出了运河支队的威风。
运河支队里涌现出许多彪炳千古的英雄人物，当时运河支队唯一的女性梁巾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有胆有识、才貌双全、能文能武、威震敌胆，直到今天仍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运河女侠”。
1916年，梁巾侠出生于峄县张林一户地主家庭，自幼随外祖母识字，受民主思想影响，为妇女解放而刻苦自学。上学时在母亲的鼓励下熟读鲁迅作品，广泛涉猎革命读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她通过朱道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朱道南的指导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初冬，她离开家乡到抱樓崮山区参加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从事戏剧创作，写了《夺枪》等活报剧，演出大受欢迎。后跟随朱道南从事运河支队的组建工作。梁巾侠曾为动员国民党张里元部所辖特务旅旅长孙伯龙（曾任她所任教的文庙小学校长）参加八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底，运河支队建立后，梁巾侠任支队政治处宣传股长。她常把战斗编成鼓儿词，由原为说书人的副队长演唱，极大地鼓舞了运河沿岸军民的斗志。1940年10月，运河支队在朱阳沟被敌人包围，梁巾侠第一次参加战斗，她手拿步枪，一面学习射击，一面进行宣传鼓动，毫无惧色。1941年1月，梁巾侠被调往鲁南军区机关工作。当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她创作了话剧《骨肉恩》，对国民党破坏抗战残杀同胞的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该剧由鲁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公演后大受好评。1942年1月，梁巾侠改任峄山支队秘书。同月，峄山支队被千余日伪军包围在毛楼村。战斗中支队长牺牲，梁巾侠临危不惧，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击毙敌军100余人。敌人最后施放毒气,也未能突破防守阵地。梁巾侠率领战士们同日伪军激战到傍晚，直到援军到来，迫使敌人撤退。®日本投降后，梁巾侠被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江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她曾为运河支队抗日烈士纪念碑亭撰写楹联：“遏津浦而踞陇海扼敌冲要，迎苏皖以朝延安卫我通途。”并在《诉衷情》词中写到：“承伟业，卫乡关,挽狂澜。拼将热血，荐彼轩辕，奠此江山。”一代女杰的豪迈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
一、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日军占领枣庄后，煤城人民度日如年。为了反抗民族剥削和压迫，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到临枣铁路和台枣铁路上偷扒煤炭和其他货物。他们身手矫健，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人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1938年5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10月，为了打入敌人心脏地带，已担任抗日义勇总队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经过短期特工培训后潜人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
洪振海生于1910年，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他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人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周围弟兄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洪振海和王志胜回枣庄后，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洪振海、王志胜就和伙伴们趁着夜色爬上飞驰的列车，将2挺机枪、12支大盖步枪和2箱子弹掀下火车，送往义勇总队。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颂的“飞车搞机枪”。为更好地隐蔽身份，1939年11月，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人成立了“义和炭场”。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在开炭场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
1940年5月，为了牵制敌人进山扫荡，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袭击日军正泰洋行。铁道队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砍死，共歼灭13名日军和1名翻译，缴获长枪、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著名的“血染洋行”。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便给了敌人沉重打击。
其后，铁道大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3年春，编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队员发展到400余人。他们战斗在津浦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打得鬼子丢盔卸甲、哭爹叫娘。
1942年,抗日战争进人最艰苦的岁月。为了突破日军封锁，中共党组织新开辟了一条由华中经鲁南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铁道队担负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护送任务——横越津浦铁路。刘少奇便是铁道队护送的第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此一时期的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据点、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相连，敌人经常在这里进行残酷的“扫荡”。铁道队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安全护送刘少奇跨越津浦线。自护送刘少奇后，铁道队相继护送了萧华、罗荣桓、朱瑞、陈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横跨津浦铁路去延安。1943年11月下旬，新四军军长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也是由铁道队护送跨越津浦路，西渡微山湖，安全抵达目的地。从1942年7月起到1944年止，鲁南铁道大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因而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在铁道队的包围下，驻枣庄一带的日军1000多人在沙沟车站向铁道队缴械。在铁道线上与日军浴血奋战7年的铁道游击队，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敌人面前。
二、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对铁道游击队的积极改造万里江河总是起源于涓涓细流，声名显赫的铁道游击队最初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工作的具有一定自发性的散漫团体。为了改造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曾先后向铁道游击队派遣6名政委和数十名中下层政工干部，因此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铁道游击队的成长壮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改造下，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引领下，铁道游击队才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举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大纛。
刚成立时的鲁南铁道队，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抢”、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流氓无产者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他们既有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痞子习气。即便大队长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因此，将这支传统绿林好汉一样松散的队伍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铁道队政委杜季伟上任后，首先按照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但收效甚微。于是杜季伟改变单纯说教式的管理，开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做队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杜季伟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季伟常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 ”于是，铁道大队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有很大进步。杜季伟上任后，经过2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等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随着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人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铁道游击队决定将每月收人的50%作为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作为购置武器弹药费，10%作为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1940年4月，为了对骨干成员进行一次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铁道队在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由杜季伟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通过5天的培训，参训队员的军政素质有所提高。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活动区域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在供给上，铁道队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发现这一问题后，铁道大队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要求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的队员分工负责,进行个别教育，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过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
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武装下，铁道游击队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成为让敌酋闻风丧胆的一支革命队伍。三、铁道游击队传奇的精神文化影响随着刘知侠创作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以及同名电影的流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早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像浮雕一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1953年《铁道游击队》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8种语言流传海内外，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经典。特别是随着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更是传遍华夏大地，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铁道游击队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这是整个枣庄人的骄傲。作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铁道游击队抵御外敌、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枣庄人，成为枣庄市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70年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直回响在枣庄大地的上空，洪振海、杜季伟、刘金山等铁道游击队英雄的名字更是被争相传颂。人们到铁道游击队的发源地陈庄去探寻他们的足迹，到老临城去感受那曾经的枪林弹雨，到微山湖畔去重温铁道游击队的丰功伟绩。铁道游击队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战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自强信念，已经内化为枣庄人的精神气质，在枣庄薪火相传。
今天，走在枣庄的大街上，铁道游击队的影响触目皆是。这里有铁道游击队广场、铁道游击队公园，还有其他林林总总以铁道游击队命名的单位和机构。枣庄人就生活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当中。
最能体现枣庄人对铁道游击队魂牵梦绕之情的是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建立。这座碑于199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竣工揭幕，坐落在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旧地薛城东郊、临山西麓，高33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将军红花岗岩贴面，碑体正面为竖起的铁轨造型，50根枕木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写了“铁道游击队纪念碑”8个大字。碑座的正面镌刻着记述铁道游击队丰功伟绩的碑文，两边则是再现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浮雕，碑顶则矗立着一尊手持驳壳枪的勇士铜像。这座碑不仅是铁道游击队那些可歌可泣传奇的见证，更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铁道游击队无限怀念与敬慕。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铁道游击队舍身杀敌的不屈浩然正气已经凝固成枣庄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忘却。
为了更好地弘扬铁道游击队红色文化,2004年，枣庄人民又开始在薛城临山投资兴建铁道游击队影视城。影视城占地500亩，依山而建的“南圩子”、“大兵营”、“枣庄东升武馆”、“大茶坊”、“鸽子楼”、“德顺兴药店”、“西门”、“三星楼”、“正泰国际洋行”、“万福楼”、“太史第”、“大东旅社”、“义和炭场”、“同乐戏院”、“落子圆”、“炮楼”、“大牌坊”等承载着铁道游击队历史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供人们瞻仰追忆。置身影视城，人们仿若又回到了那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这里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这里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忠魂绕故里，纵死铁骨香”，铁道游击队的精神必将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指引着年轻一代奋勇前进。
四、运河支队与运河女侠运河支队由罗荣桓亲自主持成立并命名。1939年9月，八路军——五师到达鲁南后，决定将活动在运河两岸的几支地方部队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于1940年1月1日在周营镇（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正式成立“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下设2个大队，初创时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运河支队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运河支队屡仆屡起、愈挫愈奋。1940年是运河支队的大发展时期，在经历了1940年秋季日伪大扫荡后，部队损失一部分，大部编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糾1年又从200人发展到近千人，1942年春季反对敌蚕食斗争中又遭挫折，仅剩下500人。部队按照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指示，改穿便衣，在敌占区转入隐蔽游击战。1944年又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到1945年8月进行对日大反攻时，部队发展到3000人，其中2000人编人山东军区警备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部队主力。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罗荣桓称誉运河支队是“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陈毅也赞扬“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运河支队骁勇善战、神出鬼没，对日本侵略军多次进行沉重打击。直至今曰，英雄们刀劈黉学兵营的故事仍是运河两岸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黉学是峄县城东关的一个学堂，院墙高耸，易守难攻，被日伪改成了兵营。伪峄县警备大队长龙希贞带着近200人武装驻扎在这里。运河支队在详细侦察情况之后，决定攻打黉学兵营。1945年6月18日夜，战斗打响，运河支队调集7个连的兵力对黉学展开强攻。队员们个个手挥大刀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纷纷做了刀下之鬼。此次战斗，主要发挥了大刀的作用，战士们用习练的32套刀法，如砍瓜切菜一般制伏了敌人，院内敌兵除少数漏网外，皆被歼灭。共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80余枝，活捉敌兵近80人，打出了运河支队的威风。
运河支队里涌现出许多彪炳千古的英雄人物，当时运河支队唯一的女性梁巾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有胆有识、才貌双全、能文能武、威震敌胆，直到今天仍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运河女侠”。
1916年，梁巾侠出生于峄县张林一户地主家庭，自幼随外祖母识字，受民主思想影响，为妇女解放而刻苦自学。上学时在母亲的鼓励下熟读鲁迅作品，广泛涉猎革命读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她通过朱道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朱道南的指导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初冬，她离开家乡到抱樓崮山区参加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从事戏剧创作，写了《夺枪》等活报剧，演出大受欢迎。后跟随朱道南从事运河支队的组建工作。梁巾侠曾为动员国民党张里元部所辖特务旅旅长孙伯龙（曾任她所任教的文庙小学校长）参加八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底，运河支队建立后，梁巾侠任支队政治处宣传股长。她常把战斗编成鼓儿词，由原为说书人的副队长演唱，极大地鼓舞了运河沿岸军民的斗志。1940年10月，运河支队在朱阳沟被敌人包围，梁巾侠第一次参加战斗，她手拿步枪，一面学习射击，一面进行宣传鼓动，毫无惧色。1941年1月，梁巾侠被调往鲁南军区机关工作。当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她创作了话剧《骨肉恩》，对国民党破坏抗战残杀同胞的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该剧由鲁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公演后大受好评。1942年1月，梁巾侠改任峄山支队秘书。同月，峄山支队被千余日伪军包围在毛楼村。战斗中支队长牺牲，梁巾侠临危不惧，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击毙敌军100余人。敌人最后施放毒气,也未能突破防守阵地。梁巾侠率领战士们同日伪军激战到傍晚，直到援军到来，迫使敌人撤退。®日本投降后，梁巾侠被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江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她曾为运河支队抗日烈士纪念碑亭撰写楹联：“遏津浦而踞陇海扼敌冲要，迎苏皖以朝延安卫我通途。”并在《诉衷情》词中写到：“承伟业，卫乡关,挽狂澜。拼将热血，荐彼轩辕，奠此江山。”一代女杰的豪迈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