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陷人全面危机，盗匪横行，灾变频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大环境下，枣庄社会也被裹挟到时代的漩涡之中，酝酿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孙美瑶为首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啸聚山林，揭竿而起，通过武装斗争来反抗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他们打击土豪劣绅、劫富济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大案”，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绿林好汉传奇。虽然他们的反抗最终被反动势力绞杀，但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家乡永久流传。
  一、民国初年社会乱象与鲁南地区社会矛盾的纠结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自拥兵自重，互相攻伐，整个国家陷入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在山东共统治了16年，其间当权者轮换如走马灯，竟八易督军。这些人在山东大搞专制独裁，致使政治黑暗、民变蜂起。政局不稳必然带来吏治的腐败，大批官员无心政事，只知贪赃枉法、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枣庄作为山东的南大门，也笼罩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
  这个时期，枣庄的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酷烈，水、旱、疫、蝗时有发生，使得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1920年，北方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山东灾民连幼儿都卖不出去，只好“投诸井中”，“竟到湮塞”。1927年，山东又经历了大灾，“赤地千里，几无人迹”，枣庄地区有大量人口死于饥荒。
  严酷的经济剥削也导致枣庄地区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激化。甲午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深人到农村，破坏了原来的经济结构，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广大农民纷纷卷人贫穷和破产的洪流当中。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剩余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无业流民。尤其是反动军阀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使农业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张宗昌督鲁时期，各种税收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各种名目税捐达52种，甚至还有娼捐、鸡捐、狗捐等名目。有人作了这样一幅戏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张宗昌征税也极苛重，农民根本无法负荷。他还滥发“五票”（奉票、省钞、金库券、军用票、公债票），肆无忌惮对人民搜刮和掠夺，枣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政治的腐败、接连的战乱、沉重的捐税致使社会满目疮痍，越来越多的农民落草为寇，加人打家劫舍的匪营，导致枣庄地区匪患猖獗。他们大股上千，小股成百，少的也是三五成群，拦路行劫，杀人越货，贫苦农民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鲁南地区社会矛盾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化当中。为了反抗黑暗的统治，乡民们纷纷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抗。
  二、孙美瑶铤而走险——临城劫车枣庄市东北20公里处，有一高山名曰“抱犊圍”，海拔584米，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以孙美珠、孙美瑶、孙桂枝等为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盘踞在这里。他们因反对官兵和土匪的骚扰而招兵买马，筑寨于抱犊圍，共推孙桂枝为老寨主，孙美珠为大寨主。一时间人众枪多，割据一方。孙桂枝、孙美珠本是叔侄。孙氏祖居峄县白庄，是这一带很有声望的富家大族。孙美珠出身秀才，为人急公好义。孙氏叔侄共为寨主，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也慕名来投，其中包括鲁南著名作家王一民，还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京津学生。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也云集响应，不期而聚者达7000余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有的是从法国归来的华工，有的是来自安武军或河南的退伍军人，更多的则是破产农民。1920年清明节这天，他们宣告成立“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珠任五路联军总司令。
  “山东建国自治军”成立之初就拟定了10条山规，包括保护贫苦农民，不准奸盗邪浮淫，公平买卖，不准妄杀一个，不准拉人家的耕牛和扒普通农民的粮食，不准抢劫行旅客商，不准打骂贫苦兄弟，不准欺软凌弱，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等。
  他们还曾发表聚义宣言，内称:“官府暴虐不仁，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鱼肉人民。今又大旱，连年失收。资产奸商……剥榨百姓……致使民不聊生，卖儿卖女，流离颠沛，饿殍遍野，惨不可忍。今孙桂枝等联合贫穷兄弟，反抗暴虐的官府，劫富济贫。” ®宣言一出，更多饥民聚集在抱犊崮山上。他们驰骋于胶济、津浦、陇海3条铁路线间，辗转苏鲁豫皖一带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他们打过邹县恶霸十大家、滕县的八大家，在苏北打过东三街、于家庄、南头村等恶霸地主。1922年7月，自治军聚集千人，攻打临沂傅家庄，劫持大恶霸地主赵荣廷等富户数十人，得赎款21万元。“建国自治军”纵横齐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威震全国。
  1922年8月，孙美珠在与北洋政府军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孙美瑶继承乃兄遗志，被推为首领。时孙美瑶年仅24岁，虽身材短小，但精明强干。1923年4月间，北洋军阀任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统辖山东第五、第六混成旅和二十旅、老五师等部队对抱犊崮进行围剿，把“自治军”死死围困在抱犊崮山寨之上。山上缺水断粮，“自治军”危在旦夕。为了打退敌人的封锁，孙美瑶想出奇策，那就是劫持津浦线列车上的洋人，以此为质逼迫北洋政府退兵。孙美瑶等人从设在上海、南京等地联络站提供的情报中获知，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上载有大量外国人，于是率领精干力量突出重围，于5月6日清晨，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与沙沟之间的地段拦截了这趟客车，共掳获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在内的外国乘客39人，以及71名中国旅客，全部解往抱樓崮山区。
  事件发生后，如巨石击水，引起滔天巨浪，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列强驻华公使纷纷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必须在3日内将全体外国人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赔款若干。16国外交使团还借机提出对中国铁路实行“共管”。小小的枣庄一时成为全世界舆论的焦点，登上了《泰晤士报》等世界大报的头版。北洋政府大员、列强在华外交人员、中外各大通讯社记者、国内各大军政势力代表云集枣庄。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北洋政府被迫撤去重围，将孙美瑶部招抚，“山东建国自治军”被正式编为山东新编旅。不久，在吴佩孚的密令下，北洋军阀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设“鸿门宴”诱杀了孙美瑶，孙部遂解体。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孙美瑶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土匪武装，而临城劫车案纯粹是土匪作乱。其实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误解。1923年5月21曰，《晨报》曾刊登《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通告》，其中写道：溯自近年以来，国事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者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至沓来……劣董恶绅，表里为奸……吾同仁奋然起义……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腐败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
  这份通告说明，孙美瑶及其率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有着鲜明的革命旗帜和明确的行动纲领，打击的是反动透顶的北洋军阀政府，掠夺的是巧取豪夺的地主劣绅，实际上是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当时的人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926年12月，在毛泽东和李维汉参加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明确肯定临城劫车案是“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革命的团体”。原籍枣庄的著名爱国人士刘子衡（1905~1981)也在《临城劫车案如是我闻》中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山东建国自治军”从1920年清明节建军到1923年临城劫车，始终与枣庄籍的同盟会员张锦湖、张聘卿、张飞“安清三老”有密切的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聘卿代表孙中山作为招抚使，委任孙美珠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令”。临城劫车案发生时曾亲来枣庄采访的著名记者陈无我在临城劫车案4个月后出版了《临城劫车案记事》，在该书序言中，陈无我写道：“吾人观察此次土匪行为，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一般国民对于政治现状与其生活之关系，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观于匪等迭次之告示与函件可以证之。匪等此种政识大都被世界社会主义之潮流所鼓荡，而同时复为本国政治之现象所压迫，因而出以不中程序之奋斗。其历程乃在苏俄赤化与欧美民治之间。”三、鲁南下层民众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枣庄辈出侠肝义胆之士。枣庄有7300年的原始文化、4300年的城邦文化，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就是在这些文化的濡染中逐渐形成。多样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雕塑着枣庄人的文化精神和意志品格。枣庄位于山东南部，东与临沂平邑、费县、苍山为邻，南与江苏铜山、邳州接壤，西濒微山湖，北与济宁邹城毗连。境内山岳连绵，湖泊星布。境内一半多土地都是丘陵，平原只占总面积的26.6%。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枣庄人既具有山区人的粗矿、好客，又像受海洋文明影响的人一样勇敢和喜欢冒险。枣庄还处在南北方交界处，大运河于境内纵贯而行，三教九流汇聚于此，使得下层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兴公司崛起后,枣庄成为全国著名的煤炭生产中心，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严酷而又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百里矿山上养成了团结协作、互帮互助、扶危救困的文化品格，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的形成增添了新的内涵。从历史渊源上说，墨家学派及孟尝君门客的流风余韵构成了鲁南江湖社会及下层民众文化的基因主干。
  枣庄是墨子故里，而墨家理想人格是崇侠尚武。《淮南子•泰族训》就记载，“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新语•思务》也说“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同时还是一个半军事化团体，其内部组织严密，奉行严格的制度或纪律。他们实行巨子制。巨子又称“钜子”，是墨家的最高首领。在墨家内部，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一切事务均由巨子操纵。墨家的这一特点深深影响了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性格的形成。
  “义”是墨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所谓“义”就是大不攻小，强不凌弱，富不侮贫，天下诸国不以水火、毒药、兵刃相害，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教化，使天下安定，财用富足。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原则，发动侵略战争，就是“不义”，就需要“以有义征不义”，用正义的武装斗争坚决对抗不义之战。
  在墨子的一生中，军事活动占据了重要部分，他利用高超的科学技术，制作了大量先进武器，并培养了大量骁勇善战的弟子来实践他的军事理论。在墨子的率领下，这些人都能勤生薄死，舍身赴义，无怨无悔，在刀光剑影的拼杀中，为实现墨家的社会理想而奋斗。虽然作为一个集团的墨家很快消亡，但墨家给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留下了丰厚的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不畏牺牲、言信行果、先人后己、先天下后个人、一往无前、无私奉献的文化遗产。
  鲁南下层民众文化另一个源头起自孟尝君。《史记•孟尝君列传》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人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2000多年前的战国之际即有众多行侠仗义之人浪迹枣庄，对枣庄下层民众心理的塑造及文化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侠客凭借超人的武功、胆识、品质和人格行走于江湖之上，高举“仁”、“信”、“义”、“勇”的大旗，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扶危济弱，抑恶扬善，使得枣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侠客文化。千百年来，这些侠客成为枣庄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偶像，也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注入一种根深蒂固的侠客情结。这使得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常常在粗粝之中闪烁着一种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