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第九章 鲁南地区的红色文化
内容
鲁南地区的红色文化枣庄是革命老区，无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枣庄人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赴汤蹈火、英勇战斗，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红色文化，这些文化不仅记录了革命先贤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更集中体现了战争年代枣庄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鲁南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反映着枣庄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枣庄儿女为了理想和信仰而拼搏奋斗。鲁南红色文化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成为后来者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枣庄煤矿工人罢工的怒吼、乡民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猎猎大旗、抗日战争时期传遍城市乡村的红色歌谣、妇孺皆知的铁道游击队、威名远播的运河支队、滚滚车轮中的枣庄支前大军，仍然是和平年代枣庄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姿多彩的红色文化，成为枣庄文化构成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第一节马列主义在枣庄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沐浴着马列主义的文明之光，枣庄文化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纪元。马列主义先进文化在枣庄扎根沃土，绽放出绚烂的思维之花。不甘忍受压迫的枣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开始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解放自己的头脑，并成立了自己的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会运动，同各种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列主义新文化在枣庄人民追求民主与进步的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威力。一、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在煤城的传播20世纪一二十年代，枣庄煤矿是国内闻名的第三大煤矿，产业工人达到2万人。当时的枣庄矿区工人，经常挣扎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残酷压榨的人间地狱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工人们在手持皮鞭、木棍等各种凶器的封建包工美子和大小监工的监督下干活，在毫无生命安全保障的险恶矿井下劳动，每天劳动12小时，所得工资寥寥无几。有固定工资的“里工”，高的每月十四五元，低的只有七八元。没有固定工资的“外工”，其工资就更少得可怜。无论“里工”还是“外工”，都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更谈不上养家糊口。无数矿工因惨遭资本家的压榨、封建把头的摧残和井下事故而埋骨于矿井深处，更多矿工被逼得卖儿卖女和家破人亡。当时的枣庄矿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苦工人,真可怜，铺着烂麦草，盖着麻袋片，冬天冻得打战战，夏天热得气难喘，忍饥挨饿真悲惨，卖儿卖女泪涟涟。下矿井如进鬼门关，矿井下就像阎王殿，把头皮鞭打，监工逼着卖命干，工人挖煤流血汗，挨打受骂遭摧残，伤亡事故常出现，惨死井下葬黄泉。”虽然矿工们不断采取自发的斗争方式来反抗剥削和压榨，但这些零星的、分散的自发斗争每每以失败而告终。工人急需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教育和启发。
早在中共建党伊始，就把枣庄当成一个传播革命火种的重点区域。1923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罗章龙来到枣庄、滕县等地进行社会调查，传播马列主义，并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反映山东地方当局横征暴敛、人民奋起反抗的文章。同年冬，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渎书的峄县籍青年学生田厚起（又名田慕寒）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和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回家乡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先后两次遭到反动军警逮捕，但始终英勇顽强，坚持斗争，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幸于1931年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
虽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但在枣庄的地平线上，仍然顽强地出现了新文化的曙光。
据枣庄地区早期革命党人回忆，1926年初，党组织曾派一位李姓地下革命工作者来到枣庄矿区，专程进行革命宣传。这个人身材高大，住在南马道三合庄一个小旅店里。他表面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对工人们的生活和疾苦非常关心。工人们认为他是个体贴自己的好人，许多人下班后都来找他聊天。他经常对工人们说:“工人为什么穷？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为什么富？住洋楼，吃得好，穿得好，洋钱花不了，养得胖胖的，整天花天酒地的享受。这都是由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剥削工人的血汗所造成的。” 他还进一步教育工人们说:“工人们受穷苦的原因，一是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自己的剥削，而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不能很好地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开展斗争。不斗争，永远也改变不了工人的贫穷地位。”他告诉穷苦矿工：“要想过好日子，大家就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起反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和减少劳动时间。” 由于形势紧张，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者在枣庄矿区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对枣庄马列主义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枣庄籍早期共产党人朱道南，又名朱本邵。1902年，朱道南出生在峄县北于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年在北于村读私塾,后到峄县城读小学。1922年,到济南省立师范讲习所学习，不久又转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秋，朱道南在济南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3月，在湖南长沙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后，他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浴血杀敌，屡立战功。1930年秋，朱道南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峄县齐村小学当了教师。他以此身份做掩护，千方百计传播马列主义。在讲课或与师生交谈时，他讲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广州起义的故事，对师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教育。在他的鼓动下，许多人接受了马列主义。1932年秋，朱道南调到了峄县教育局担任教育委员，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发展有生力量，为革命暴动做了大量先期准备工作。1937年，朱道南利用自己发展的力量组织成立了“抗日联庄会”，建起枣庄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这年秋天，朱道南组织策划“邹坞暴动”，打响了枣庄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第一枪。
新中国成立后，朱道南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写成历史小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尔后又改编成电影《大浪淘沙》，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贺龙、徐向前、陶铸等人的充分肯定和关注。影片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前后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细腻刻画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探索、追求、拼搏的成长道路。朱道南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知识青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1931年夏，滕县人王临之在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任图书管理员时，经王溥泉 (后改名刘顺元）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他从济宁回到滕县后，与由他介绍人党的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在滕县南门里创办了一个“国民书店”，不仅出售进步书刊，而且还秘密出售《共产党宣言》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等被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成为滕县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的红色阵地。
二、赛庄矿区党支部和矿区工会的建立1926年春，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纪子瑞来枣庄矿区开展建党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纪子瑞，又名纪济民，1895年生于山东胶县（今胶州市）里岔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0年，他15岁时离开家乡，跟着大哥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做工。目睹青岛遭德、日蹂躏的惨状，逐渐萌发出强烈的反抗意识。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纪子瑞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山东早期共产党活动的重要领导者。
在枣庄矿区，纪子瑞不仅住在穷苦的煤矿工人家里，还经常与工人一起在矿井下劳动，了解中兴公司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工人的残酷压榨，体验工人的疾苦，询问工人的要求。他将马列主义与枣庄矿区实际情况相结合，启发教育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自觉地与资本家、封建把头展开斗争。当工人们有了一定政治觉悟之后，他又对工人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在工人积极分子中积极发展党员。他在枣庄矿区先后发展了张福林等10名共产党员，创建了枣庄矿区乃至整个枣庄市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并组织工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枣庄第一个工会组织——枣庄矿区地下赤色工会。马列主义先进文化在枣庄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堡垒。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鼓舞下，1927年6月27日，在以纪子瑞为首的中共枣庄矿区支部领导下，2000多名矿区工人召开罢工大会，成立了枣庄矿区劳工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六月大罢工。
参加罢工大会的工人代表在大会上控诉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揭露了资本家、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诉说了工人们在物价飞涨、工资低微的情况下的悲惨生活，强烈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改善物质生活待遇和取消封建包工制度。会场上掀起了控诉压迫和剥削的阵阵声浪，发出了“坚决举行大罢工”的怒吼。这次大会，显示了广大工人反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压榨的坚强决心，打击了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大长了工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士气。
在枣庄矿区劳工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踊跃参加大罢工，举行各种集会和群众游行，张贴“劳工神圣”、“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工人与职员平等分花红” 等标语，掀起了大罢工的高潮。这次工人大罢工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它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它使工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伟大力量,并在罢工中也获得了一些斗争成果，因而增强了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胜利信心。这次大罢工还锻炼了一批工人骨干分子，为枣庄矿区今后的工人运动培养了一些优秀的领导干部。
1927年7月，北伐军撤出枣庄矿区，北洋军阀张宗昌部卷土重来。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和劳工会的活动被迫暂时停止，全矿区的工人运动也由高潮转人了低潮。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国民党新军阀开始控制枣庄，施行白色恐怖。纪子瑞按照党的指示离开枣庄矿区，在南京和上海以及山东多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6月，纪子瑞在四方机车车辆厂进行革命活动时不幸被捕，被押送到济南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关押。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受尽种种折磨和酷刑，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1931年4月5日，纪子瑞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等其他21名革命志士被押赴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面对死亡，纪子瑞视死如归，正气凛然，高呼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口号，壮烈牺牲。
纪子瑞是枣庄地区红色文化的播种者和开拓者，他的革命事迹和浩然正气，将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共存。
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枣庄。这时，由于战争，全矿区工人仅剩下几百人。广大失业工人在死亡线上挣扎，迫切要求复工和救济。为了团结工人同资本家、国民党官僚进行斗争，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枣庄矿区外工会，恢复工会的革命活动。1928年7月11日，枣庄矿区外工会正式成立，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工人们同资本家及其豢养的“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又称“里工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枣庄矿区外工会的成立，使资本家、国民党官僚们更加慌张起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批准成立枣庄矿区“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破坏工人运动。在国民党工整会和资本家加强对工人运动镇压和对工人群众统治的情况下，工人们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严重了。根据当时国民党党部不完全统计，当时枣庄失业工人有五六千人，在业工人大部分靠借债维持生活，在1997名工人、职员中，只有4人有储蓄。在调查过的1450名里工工人中，每日固定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占28%，每日工作8~1.2小时的占2〇%;其余的外工工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①生活的困难迫使工人起来和资本家继续进行斗争。1929年3月4日，台儿庄分厂抬煤工人宣布罢工，向中兴公司资本家提出增加收人的要求。由于工整会的破坏，台儿庄抬煤分厂工人的这次罢工只得到了局部的胜利。但它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不仅使拉煤工人的收人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自国民党占领枣庄以后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它向工人宣告：只要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白色恐怖政策所带给工人运动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猖狂进攻是可以打退的。
台儿庄分厂工人的罢工是矿区工人运动从消沉转人复兴的信号，也说明煤矿工人的革命火焰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扑灭不了的。此后，枣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指引下，前仆后继，一直坚持斗争，成为创造枣庄现代历史的主力军。
第二节乡民的反抗与临城劫车案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陷人全面危机，盗匪横行，灾变频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大环境下，枣庄社会也被裹挟到时代的漩涡之中，酝酿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孙美瑶为首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啸聚山林，揭竿而起，通过武装斗争来反抗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他们打击土豪劣绅、劫富济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大案”，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绿林好汉传奇。虽然他们的反抗最终被反动势力绞杀，但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家乡永久流传。
一、民国初年社会乱象与鲁南地区社会矛盾的纠结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自拥兵自重，互相攻伐，整个国家陷入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在山东共统治了16年，其间当权者轮换如走马灯，竟八易督军。这些人在山东大搞专制独裁，致使政治黑暗、民变蜂起。政局不稳必然带来吏治的腐败，大批官员无心政事，只知贪赃枉法、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枣庄作为山东的南大门，也笼罩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
这个时期，枣庄的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酷烈，水、旱、疫、蝗时有发生，使得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1920年，北方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山东灾民连幼儿都卖不出去，只好“投诸井中”，“竟到湮塞”。1927年，山东又经历了大灾，“赤地千里，几无人迹”，枣庄地区有大量人口死于饥荒。
严酷的经济剥削也导致枣庄地区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激化。甲午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深人到农村，破坏了原来的经济结构，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广大农民纷纷卷人贫穷和破产的洪流当中。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剩余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无业流民。尤其是反动军阀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使农业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张宗昌督鲁时期，各种税收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各种名目税捐达52种，甚至还有娼捐、鸡捐、狗捐等名目。有人作了这样一幅戏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张宗昌征税也极苛重，农民根本无法负荷。他还滥发“五票”（奉票、省钞、金库券、军用票、公债票），肆无忌惮对人民搜刮和掠夺，枣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政治的腐败、接连的战乱、沉重的捐税致使社会满目疮痍，越来越多的农民落草为寇，加人打家劫舍的匪营，导致枣庄地区匪患猖獗。他们大股上千，小股成百，少的也是三五成群，拦路行劫，杀人越货，贫苦农民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鲁南地区社会矛盾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化当中。为了反抗黑暗的统治，乡民们纷纷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抗。
二、孙美瑶铤而走险——临城劫车枣庄市东北20公里处，有一高山名曰“抱犊圍”，海拔584米，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以孙美珠、孙美瑶、孙桂枝等为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盘踞在这里。他们因反对官兵和土匪的骚扰而招兵买马，筑寨于抱犊圍，共推孙桂枝为老寨主，孙美珠为大寨主。一时间人众枪多，割据一方。孙桂枝、孙美珠本是叔侄。孙氏祖居峄县白庄，是这一带很有声望的富家大族。孙美珠出身秀才，为人急公好义。孙氏叔侄共为寨主，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也慕名来投，其中包括鲁南著名作家王一民，还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京津学生。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也云集响应，不期而聚者达7000余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有的是从法国归来的华工，有的是来自安武军或河南的退伍军人，更多的则是破产农民。1920年清明节这天，他们宣告成立“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珠任五路联军总司令。
“山东建国自治军”成立之初就拟定了10条山规，包括保护贫苦农民，不准奸盗邪浮淫，公平买卖，不准妄杀一个，不准拉人家的耕牛和扒普通农民的粮食，不准抢劫行旅客商，不准打骂贫苦兄弟，不准欺软凌弱，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等。
他们还曾发表聚义宣言，内称:“官府暴虐不仁，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鱼肉人民。今又大旱，连年失收。资产奸商……剥榨百姓……致使民不聊生，卖儿卖女，流离颠沛，饿殍遍野，惨不可忍。今孙桂枝等联合贫穷兄弟，反抗暴虐的官府，劫富济贫。” ®宣言一出，更多饥民聚集在抱犊崮山上。他们驰骋于胶济、津浦、陇海3条铁路线间，辗转苏鲁豫皖一带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他们打过邹县恶霸十大家、滕县的八大家，在苏北打过东三街、于家庄、南头村等恶霸地主。1922年7月，自治军聚集千人，攻打临沂傅家庄，劫持大恶霸地主赵荣廷等富户数十人，得赎款21万元。“建国自治军”纵横齐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威震全国。
1922年8月，孙美珠在与北洋政府军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孙美瑶继承乃兄遗志，被推为首领。时孙美瑶年仅24岁，虽身材短小，但精明强干。1923年4月间，北洋军阀任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统辖山东第五、第六混成旅和二十旅、老五师等部队对抱犊崮进行围剿，把“自治军”死死围困在抱犊崮山寨之上。山上缺水断粮，“自治军”危在旦夕。为了打退敌人的封锁，孙美瑶想出奇策，那就是劫持津浦线列车上的洋人，以此为质逼迫北洋政府退兵。孙美瑶等人从设在上海、南京等地联络站提供的情报中获知，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上载有大量外国人，于是率领精干力量突出重围，于5月6日清晨，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与沙沟之间的地段拦截了这趟客车，共掳获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在内的外国乘客39人，以及71名中国旅客，全部解往抱樓崮山区。
事件发生后，如巨石击水，引起滔天巨浪，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列强驻华公使纷纷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必须在3日内将全体外国人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赔款若干。16国外交使团还借机提出对中国铁路实行“共管”。小小的枣庄一时成为全世界舆论的焦点，登上了《泰晤士报》等世界大报的头版。北洋政府大员、列强在华外交人员、中外各大通讯社记者、国内各大军政势力代表云集枣庄。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北洋政府被迫撤去重围，将孙美瑶部招抚，“山东建国自治军”被正式编为山东新编旅。不久，在吴佩孚的密令下，北洋军阀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设“鸿门宴”诱杀了孙美瑶，孙部遂解体。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孙美瑶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土匪武装，而临城劫车案纯粹是土匪作乱。其实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误解。1923年5月21曰，《晨报》曾刊登《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通告》，其中写道：溯自近年以来，国事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者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至沓来……劣董恶绅，表里为奸……吾同仁奋然起义……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腐败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
这份通告说明，孙美瑶及其率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有着鲜明的革命旗帜和明确的行动纲领，打击的是反动透顶的北洋军阀政府，掠夺的是巧取豪夺的地主劣绅，实际上是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当时的人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926年12月，在毛泽东和李维汉参加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明确肯定临城劫车案是“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革命的团体”。原籍枣庄的著名爱国人士刘子衡（1905~1981)也在《临城劫车案如是我闻》中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山东建国自治军”从1920年清明节建军到1923年临城劫车，始终与枣庄籍的同盟会员张锦湖、张聘卿、张飞“安清三老”有密切的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聘卿代表孙中山作为招抚使，委任孙美珠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令”。临城劫车案发生时曾亲来枣庄采访的著名记者陈无我在临城劫车案4个月后出版了《临城劫车案记事》，在该书序言中，陈无我写道：“吾人观察此次土匪行为，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一般国民对于政治现状与其生活之关系，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观于匪等迭次之告示与函件可以证之。匪等此种政识大都被世界社会主义之潮流所鼓荡，而同时复为本国政治之现象所压迫，因而出以不中程序之奋斗。其历程乃在苏俄赤化与欧美民治之间。”三、鲁南下层民众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枣庄辈出侠肝义胆之士。枣庄有7300年的原始文化、4300年的城邦文化，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就是在这些文化的濡染中逐渐形成。多样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雕塑着枣庄人的文化精神和意志品格。枣庄位于山东南部，东与临沂平邑、费县、苍山为邻，南与江苏铜山、邳州接壤，西濒微山湖，北与济宁邹城毗连。境内山岳连绵，湖泊星布。境内一半多土地都是丘陵，平原只占总面积的26.6%。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枣庄人既具有山区人的粗矿、好客，又像受海洋文明影响的人一样勇敢和喜欢冒险。枣庄还处在南北方交界处，大运河于境内纵贯而行，三教九流汇聚于此，使得下层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兴公司崛起后,枣庄成为全国著名的煤炭生产中心，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严酷而又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百里矿山上养成了团结协作、互帮互助、扶危救困的文化品格，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的形成增添了新的内涵。从历史渊源上说，墨家学派及孟尝君门客的流风余韵构成了鲁南江湖社会及下层民众文化的基因主干。
枣庄是墨子故里，而墨家理想人格是崇侠尚武。《淮南子•泰族训》就记载，“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新语•思务》也说“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同时还是一个半军事化团体，其内部组织严密，奉行严格的制度或纪律。他们实行巨子制。巨子又称“钜子”，是墨家的最高首领。在墨家内部，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一切事务均由巨子操纵。墨家的这一特点深深影响了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性格的形成。
“义”是墨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所谓“义”就是大不攻小，强不凌弱，富不侮贫，天下诸国不以水火、毒药、兵刃相害，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教化，使天下安定，财用富足。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原则，发动侵略战争，就是“不义”，就需要“以有义征不义”，用正义的武装斗争坚决对抗不义之战。
在墨子的一生中，军事活动占据了重要部分，他利用高超的科学技术，制作了大量先进武器，并培养了大量骁勇善战的弟子来实践他的军事理论。在墨子的率领下，这些人都能勤生薄死，舍身赴义，无怨无悔，在刀光剑影的拼杀中，为实现墨家的社会理想而奋斗。虽然作为一个集团的墨家很快消亡，但墨家给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留下了丰厚的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不畏牺牲、言信行果、先人后己、先天下后个人、一往无前、无私奉献的文化遗产。
鲁南下层民众文化另一个源头起自孟尝君。《史记•孟尝君列传》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人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2000多年前的战国之际即有众多行侠仗义之人浪迹枣庄，对枣庄下层民众心理的塑造及文化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侠客凭借超人的武功、胆识、品质和人格行走于江湖之上，高举“仁”、“信”、“义”、“勇”的大旗，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扶危济弱，抑恶扬善，使得枣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侠客文化。千百年来，这些侠客成为枣庄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偶像，也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注入一种根深蒂固的侠客情结。这使得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常常在粗粝之中闪烁着一种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抗曰战争期间，枣庄人民充分发挥文化活动在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通过组织宣传队、出版报刊书籍、开展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不仅丰富了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极大地焕发了民众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和旺盛斗志。而流传在大街小巷的说唱故事和红色歌谣，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们述说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吟咏着那段烽火连天的艰辛岁月。
―、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枣庄老区的影响抗战时期，随着八路军——五师挺进抱犊崮，建立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朝气蓬勃地传人枣庄，并一跃成为枣庄文化的主流。一一五师师部驻扎抱犊崮山区近2年，抱犊崮根据地也被人们誉为 “鲁南小延安”。
枣庄地区党组织一直比较重视文化工作。抗战初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就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组织宣传队、战地慰问团和编印散发传单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积极抗战。台儿庄战役期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徐州宣传周”活动。徐州失陷后，党的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日部队，宣讲持久抗战思想,坚定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但由于这时的抗日组织力量较为薄弱，宣传文化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当时活跃在鲁南地区的宣传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山东农抗团宣传队，另一支是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两支队伍均组建于1938年8月。宣传队通过口头讲演、张贴抗日标语、编演抗日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宣传群众、活跃军民文化生活、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使鲁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这时，无论是党的各级组织，还是八路军各支部队都建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宣传文化系统。《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被干部群众争相传阅。
1940年7月1日，由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亲笔题写报名的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创刊发行。尽管条件简陋，报纸系油印的8开4版，2〜3天一期，每期发行仅100余份，但该报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11月，由鲁南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抱犊崮报》创刊，第二年改称《战号报》，后又改称《鲁南报》，主要发行于乂民抗日武装部队内部，对于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宣扬部队英模事迹，鼓舞干部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成立旧址战士的斗志等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1940年9月，中共鲁南区党委第三地委机关报《新群众报》创刊。这些党报、军报对指导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教育抗日军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五师抵达鲁南后，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被改编为“苏鲁支队火炬剧社”。1940年初，火炬剧社又改名“苏鲁支队政工队”，以演戏为主。同年11月，鲁南军区以原苏鲁支队政工队为基础，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40余名文艺工作者，创办了“抱犊剧社”，年底，又易名为“鲁南剧社”。1942年又把黎明剧社、沂河剧社等鲁南所有文艺团体都编人抱犊剧社。1940年9月，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文联成立，同时创办了《边联抗战文艺》会刊。这些文化文艺宣传团体，随时创作并演出通俗易懂、短小精彩的文艺节目，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颂扬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到城乡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并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这些文艺活动活跃、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斗志，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对照，充分显示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活力和战斗力。®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还大力发展民众教育事业，积极开办干部学校、骨干训练班、抗日民主小学、识字班、农民夜校等，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及革命理论。
二、说唱故事与红色歌谣
说唱艺术和歌谣创作来自于民间，在市井乡村都受到广泛欢迎。抗战期间，无论是抱犊之巅，还是运河两岸，无论是百里矿区，还是微山湖千顷碧波之上,都流传着数量众多的说唱故事和红色歌谣，它们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优美流畅的韵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讴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枣庄军民如火如荼抗击日军的历史画卷，散发出浓郁的枣庄地方风情。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这些说唱故事和歌谣进行了血泪控诉。《五月》 里唱到：正月里本是新年，日月往返。日本鬼子进中国，一进七八年。天天纳粮，月月报捐，日本鬼¥压迫俺黑暗不见天。
二月里来本是龙抬头，人人犯了愁，日本鬼子压迫俺，不如马和牛。白天看铁道，夜晚去挖沟，北风起，冷飕飕，冻饿实难受。
三月里本是清明，草芽生。日本鬼子下四乡、八乡拔壮丁。壮丁拔了去，发得影无踪。母盼儿，妻盼郎，百盼好苦情。
四月里本是四月八，见了青天。八路军开辟来到咱这边。先杀王子绍，后来又反变。黄衣衫、宁楼城，惊动全峄县。
五月里本是麦子黄，日本鬼子下四乡，四乡来抢粮。粮食抢了去，家家空了仓。日本鬼子压迫俺，黑暗染黄粱。
在这些说唱故事和歌谣当中，描写八路军游击队在枣庄地区打鬼子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打峄县》歌谣中唱到：一更里来黑了天，集合了队伍首长把话谈:今夜晚一定要摸峄县城，去捉鬼子和汉奸。鬼子进峄县，人民不得安，月月拿粮食，天天去报捐，铁路两旁就把高粱砍，抓住妇女就奸淫，抓住男人当汉奸，三岁的儿童都用刺刀穿。
二更里来黑巴巴，集合了队伍就要出发。出发要记住两件事：跟上距离且不把呱拉。
三更里来黑沉沉，一派摸到峄县城西门。可恶的汉奸维持会，加紧排枪打得乱纷纷。他打咱不打了，同志们地下趴，单等城里来人把话答。盒子枪打开象鼻锁，同志们勇猛往里杀。
四更里来鸡乱叫，一派打到峄县城里头。机关枪直对着司令部的大门口，吓得鬼子汉奸交枪聋拉着头。
五更里来天将明，集合队伍回大营。浩浩荡荡真热闹，汉奸鬼子上了绳。义勇队夜袭峄县城，敌人的损失真不轻。劝大家同心来抗战，人民战争一定能成功。
《打颜村》中这样唱道：提起了八路军，一心要打颜家村，郎啦小为奴一听吓掉了魂，啦咦嗨哟，嗨哟。八路行了军，来到了颜家村，郎啦，夜里才把颜村来围，啦咦嗨哟，嗨哟。
长官下命令啊，同志们往里杀，郎啦，一直杀到墙根下，啦咦嗨哟，嗨哟。
炸药一声响，主力往里闯，郎啦，手托着刺刀气吊昂，啦咦嗨哟，嗨哟。跑到南北街，小为奴哭起来，郎啦，叭啕一枪透亮开，啦咦嗨哟，嗨哟。叫声战士们，勇敢向前闯，杀得顽固军不会久长，啦咦嗨哟，嗨哟。骑兵不下马，我洋刀手中拿，学来学去要把人头来杀，啦咦嗨哟，嗨哟。杀了三百多，个个冒鲜血，郎啊，死尸撂了一麦稞，啦咦嗨哟，嗨哟。
这些来自民间的英雄叙事描绘了真实的战斗场景，是最贴近现场的历史记录，为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枣庄人民自古侠义忠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向往革命、支援革命的传统。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后，枣庄人民不甘忍受压迫，纷纷送亲人参加抗日武装。《劝郎参军》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女：姐儿我在房中绣长枝，忽听那个门外有人来叫门，莫非是小郎进那哎咳哟。
男：我到区政府开大会，动员那个青年报名去参军，闪坏了咱二人。女：日本鬼子狠心肠，烧杀那奸淫人民遭了殃，男儿应扛起枪。
男：父母年老无人管，丢下那贤妻我心不安，怎能上前线。
女：家中的二老你放宽心，一切重担我全挑在身，你勇敢杀敌人。
男：丈夫我放心去参军。
女：贤妻我安心搞生产。
(合）胜利了再相见。
这样的歌谣举不胜举，如《打鬼子保家乡》唱到：中华儿女好儿郎，拿起枪杆子上战场。日本鬼子太猖狂，无理侵占我家乡，烧杀掠夺又抢粮。同胞们快起来，齐心协力消灭侵略者，保家乡。《河里有水湾又湾》则唱到：河里有水湾又湾，好青年参加了青抗先。这是为了打鬼子，再打一年就平安。
在这些歌谣的鼓舞下，大批枣庄青壮年走向抗日战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有些歌谣则细腻描写了家中妇女对在前线英勇杀敌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如《郎抗战十二月》就缠绵悱恻地唱到：正月里呀是灯节呀，我郎抗战把家撇呀。一阵雨呀，一阵雪呀，不知我郎冷和热呀。
二月里呀草芽发呀，我郎抗战不在家呀，家中撇下双二老，房中又撇牡丹花。
三月里呀三月三呀，桃花杏花开满山呀。蜜蜂采花扬长去呀，落下花蕊孤单单呀。
四月里呀四月八呀，南园樱桃和黄瓜呀，有心摘给我郎吃呀，我郎抗战不在家呀。
五月里呀五端阳呀，大麦上场二麦黄呀。有人打呀，无人扬呀，手拿簸箕泪汪汪呀。
六月里呀热难当呀，一到黄昏热得慌呀。有心找个树凉阴呀，婶子大娘说张狂呀。 r七月里呀七月七呀，天上牛郎会织女呀。东的东呀，西的西呀，不知我郎在哪里呀。
八月里呀月正圆呀，西瓜月饼敬老天呀。人家有郎郎圆月呀，我郎抗战月不圆呀。
九月里呀九重阳呀，家家户户酿酒浆呀，人家有郎郎吃酒呀，我郎抗战酒不尝呀。
十月里呀十月一呀，南边来个当兵的呀，手拿银钱二百两呀，捎来家里做衣裳呀。
十一月呀下大雪呀，奴的小被暖不热窝呀，蜷腿凉伸腿空呀，红绫小被不压风。十二月呀一整年呀，当兵丈夫把家还呀。进大门呀爹娘好呀，进二门呀问哥嫂呀，进绣房呀问妻子呀，你也好来我也好呀。《郎抗战十二个月》显然是对当地长期流传的《十二个月》的改编，也是八路军文艺战士人乡随俗，利用乡民熟悉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有效形式。
直到今天，这些歌谣仍然为人们所咏唱，成为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第四节铁道游击队与运河支队对许多人来说，提起枣庄，首先想到的就是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堪称枣庄最响亮的一张名片。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战士以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在津浦、临（城）枣（庄）、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打得日军魂飞胆丧，表现出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祖国独立的英雄气概。与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的运河支队也是一支光荣之师。他们南征北战，浴血杀敌，在运河两岸的鲁南、苏北大地上，奏响了一曲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壮的嘹亮战歌。
一、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日军占领枣庄后，煤城人民度日如年。为了反抗民族剥削和压迫，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到临枣铁路和台枣铁路上偷扒煤炭和其他货物。他们身手矫健，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人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1938年5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1月，为了打入敌人心脏地带，已担任抗日义勇总队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经过短期特工培训后潜人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
洪振海生于1910年，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他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人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周围弟兄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洪振海和王志胜回枣庄后，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洪振海、王志胜就和伙伴们趁着夜色爬上飞驰的列车，将2挺机枪、12支大盖步枪和2箱子弹掀下火车，送往义勇总队。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颂的“飞车搞机枪”。为更好地隐蔽身份，1939年11月，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人成立了 “义和炭场”。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在开炭场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
1940年5月，为了牵制敌人进山扫荡，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袭击日军正泰洋行。铁道队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砍死，共歼灭13名日军和1名翻译，缴获长枪、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著名的“血染洋行”。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便给了敌人沉重打击。
其后，铁道大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3年春，编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队员发展到400余人。他们战斗在津浦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打得鬼子丢盔卸甲、哭爹叫娘。
1942年,抗日战争进人最艰苦的岁月。为了突破日军封锁，中共党组织新开辟了一条由华中经鲁南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铁道队担负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护送任务——横越津浦铁路。刘少奇便是铁道队护送的第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此一时期的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据点、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相连，敌人经常在这里进行残酷的“扫荡”。铁道队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安全护送刘少奇跨越津浦线。自护送刘少奇后，铁道队相继护送了萧华、罗荣桓、朱瑞、陈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横跨津浦铁路去延安。1943年11月下旬，新四军军长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也是由铁道队护送跨越津浦路，西渡微山湖，安全抵达目的地。从1942年7月起到1944年止，鲁南铁道大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因而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在铁道队的包围下，驻枣庄一带的日军1000多人在沙沟车站向铁道队缴械。在铁道线上与日军浴血奋战7年的铁道游击队，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敌人面前。
二、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对铁道游击队的积极改造万里江河总是起源于涓涓细流，声名显赫的铁道游击队最初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工作的具有一定自发性的散漫团体。为了改造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曾先后向铁道游击队派遣6名政委和数十名中下层政工干部，因此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铁道游击队的成长壮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改造下，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引领下，铁道游击队才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举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大纛。
刚成立时的鲁南铁道队，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抢”、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流氓无产者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他们既有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痞子习气。即便大队长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因此，将这支传统绿林好汉一样松散的队伍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铁道队政委杜季伟上任后，首先按照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但收效甚微。于是杜季伟改变单纯说教式的管理，开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做队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杜季伟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季伟常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 ”于是，铁道大队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有很大进步。杜季伟上任后，经过2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等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随着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人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铁道游击队决定将每月收人的50%作为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作为购置武器弹药费，10%作为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1940年4月，为了对骨干成员进行一次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铁道队在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由杜季伟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通过5天的培训，参训队员的军政素质有所提高。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活动区域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在供给上，铁道队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发现这一问题后，铁道大队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要求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的队员分工负责,进行个别教育，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过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
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武装下，铁道游击队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成为让敌酋闻风丧胆的一支革命队伍‘。三、铁道游击队传奇的精神文化影响随着刘知侠创作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以及同名电影的流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早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像浮雕一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1953年《铁道游击队》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8种语言流传海内外，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经典。特别是随着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更是传遍华夏大地，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铁道游击队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这是整个枣庄人的骄傲。作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铁道游击队抵御外敌、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枣庄人，成为枣庄市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70年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直回响在枣庄大地的上空，洪振海、杜季伟、刘金山等铁道游击队英雄的名字更是被争相传颂。人们到铁道游击队的发源地陈庄去探寻他们的足迹，到老临城去感受那曾经的枪林弹雨，到微山湖畔去重温铁道游击队的丰功伟绩。铁道游击队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战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自强信念，已经内化为枣庄人的精神气质，在枣庄薪火相传。
今天，走在枣庄的大街上，铁道游击队的影响触目皆是。这里有铁道游击队广场、铁道游击队公园，还有其他林林总总以铁道游击队命名的单位和机构。枣庄人就生活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当中。
最能体现枣庄人对铁道游击队魂牵梦绕之情的是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建立。这座碑于199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竣工揭幕，坐落在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旧地薛城东郊、临山西麓，高33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将军红花岗岩贴面，碑体正面为竖起的铁轨造型，50根枕木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写了“铁道游击队纪念碑”8个大字。碑座的正面镌刻着记述铁道游击队丰功伟绩的碑文，两边则是再现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浮雕，碑顶则矗立着一尊手持驳壳枪的勇士铜像。这座碑不仅是铁道游击队那些可歌可泣传奇的见证，更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铁道游击队无限怀念与敬慕。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铁道游击队舍身杀敌的不屈浩然正气已经凝固成枣庄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忘却。
为了更好地弘扬铁道游击队红色文化,2004年，枣庄人民又开始在薛城临山投资兴建铁道游击队影视城。影视城占地500亩，依山而建的“南圩子”、“大兵营”、“枣庄东升武馆”、“大茶坊”、“鸽子楼”、“德顺兴药店”、“西门”、“三星楼”、“正泰国际洋行”、“万福楼”、“太史第”、“大东旅社”、“义和炭场”、“同乐戏院”、“落子圆”、“炮楼”、“大牌坊”等承载着铁道游击队历史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供人们瞻仰追忆。置身影视城，人们仿若又回到了那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这里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这里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忠魂绕故里，纵死铁骨香”，铁道游击队的精神必将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指引着年轻一代奋勇前进。
四、运河支队与运河女侠运河支队由罗荣桓亲自主持成立并命名。1939年9月，八路军——五师到达鲁南后，决定将活动在运河两岸的几支地方部队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于1940年1月1日在周营镇（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正式成立“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下设2个大队，初创时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运河支队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运河支队屡仆屡起、愈挫愈奋。1940年是运河支队的大发展时期，在经历了1940年秋季日伪大扫荡后，部队损失一部分，大部编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糾1年又从200人发展到近千人，1942年春季反对敌蚕食斗争中又遭挫折，仅剩下500人。部队按照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指示，改穿便衣，在敌占区转入隐蔽游击战。1944年又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到1945年8月进行对日大反攻时，部队发展到3000人，其中2000人编人山东军区警备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部队主力。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罗荣桓称誉运河支队是“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陈毅也赞扬“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运河支队骁勇善战、神出鬼没，对日本侵略军多次进行沉重打击。直至今曰，英雄们刀劈黉学兵营的故事仍是运河两岸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黉学是峄县城东关的一个学堂，院墙高耸，易守难攻，被日伪改成了兵营。伪峄县警备大队长龙希贞带着近200人武装驻扎在这里。运河支队在详细侦察情况之后，决定攻打黉学兵营。1945年6月18日夜，战斗打响，运河支队调集7个连的兵力对黉学展开强攻。队员们个个手挥大刀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纷纷做了刀下之鬼。此次战斗，主要发挥了大刀的作用，战士们用习练的32套刀法，如砍瓜切菜一般制伏了敌人，院内敌兵除少数漏网外，皆被歼灭。共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80余枝，活捉敌兵近80人，打出了运河支队的威风。
运河支队里涌现出许多彪炳千古的英雄人物，当时运河支队唯一的女性梁巾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有胆有识、才貌双全、能文能武、威震敌胆，直到今天仍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运河女侠”。
1916年，梁巾侠出生于峄县张林一户地主家庭，自幼随外祖母识字，受民主思想影响，为妇女解放而刻苦自学。上学时在母亲的鼓励下熟读鲁迅作品，广泛涉猎革命读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她通过朱道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朱道南的指导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初冬，她离开家乡到抱樓崮山区参加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从事戏剧创作，写了《夺枪》等活报剧，演出大受欢迎。后跟随朱道南从事运河支队的组建工作。梁巾侠曾为动员国民党张里元部所辖特务旅旅长孙伯龙（曾任她所任教的文庙小学校长）参加八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底，运河支队建立后，梁巾侠任支队政治处宣传股长。她常把战斗编成鼓儿词，由原为说书人的副队长演唱，极大地鼓舞了运河沿岸军民的斗志。1940年10月，运河支队在朱阳沟被敌人包围，梁巾侠第一次参加战斗，她手拿步枪，一面学习射击，一面进行宣传鼓动，毫无惧色。1941年1月，梁巾侠被调往鲁南军区机关工作。当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她创作了话剧《骨肉恩》，对国民党破坏抗战残杀同胞的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该剧由鲁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公演后大受好评。1942年1月，梁巾侠改任峄山支队秘书。同月，峄山支队被千余日伪军包围在毛楼村。战斗中支队长牺牲，梁巾侠临危不惧，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击毙敌军100余人。敌人最后施放毒气,也未能突破防守阵地。梁巾侠率领战士们同日伪军激战到傍晚，直到援军到来，迫使敌人撤退。®日本投降后，梁巾侠被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江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她曾为运河支队抗日烈士纪念碑亭撰写楹联：“遏津浦而踞陇海扼敌冲要，迎苏皖以朝延安卫我通途。”并在《诉衷情》词中写到：“承伟业，卫乡关,挽狂澜。拼将热血，荐彼轩辕，奠此江山。”一代女杰的豪迈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第五节鲁南大捷与淮海战役支前枣庄是块革命的热土，枣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了解放全中国，枣庄人民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满腔热情倾注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勒紧腰带，推着独轮小车，抬着担架，穿行在硝烟战火之中，为前线将士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持。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枣庄人民奉献了巨大物力、财力、人力，谱写了全力支援前线的动人篇章，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鲁南战役与鲁南大捷鲁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枣庄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亦称“峄枣战役”。
1946年12月中旬结束的宿北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六十九师。由峄县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被迫在临沂西南30余公里今苍山县一带转入防御。其左翼整编五十一师驻扎在枣庄、齐村地区，右翼整编五十九师、七十七师驻扎在台儿庄以北地区。.中共中央军委在宿北战役即将结束时就发出指示，下一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相机收复枣庄、台儿庄，打一个比宿北战役更大的歼灭战。据此，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率两野战军主力从苏北迅速移师鲁南，准备发动鲁南战役，全歼峄县、枣庄之敌。
按照战斗部署，1947年1月1日，各参战部队秘密进人集结地域，进行战斗动员和准备。国民党军队对我军行动毫无察觉。乘敌不备,2日晚，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整编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发起攻击，打响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甚至在元旦那天离开指挥位置去峄县县城过年未归。3日夜，我军全面展开攻击，气势如虹，接连歼灭数股敌军。4日10时，第一快速纵队及整编二十六师余部以坦克开路向峄县方面突围，时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行动十分困难。我指战员冒着寒风雨雪，穿着湿透的棉衣，不顾敌人火力拦阻，奋勇地冲人敌阵，与敌短兵相接，近战格斗，用炸药包、手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用燃烧手榴弹和秫秸烧坦克，有些战士则干脆爬上坦克用铁锹、洋镐砸电台天线，短短几个小时，就把由美军装备训练、蒋纬国苦心经营的这支坦克部队打成了瞎子、聋子、瘫子。到下午3时，敌军除7辆坦克乘隙逃往峄县外，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3万余人全部覆灭。
第一阶段作战取得胜利后，我军决定乘胜追击，发起第二阶段作战，攻取峄县、枣庄。1月9日晚，右纵队向峄县县城发起攻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歼灭敌军7000余人，俘获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缴获逃入峄县的7辆坦克。与此同时，左纵队向枣庄方向发起进攻，经过浴血奋战，连克枣庄外围郭里集、齐村等据点，然后在右纵队配合下，与坚固筑垒之枣庄矿区守敌展开逐堡逐屋争夺，战至20日下午，将整编五十一师师部和2个团歼灭，俘虏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胜利结束。
2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枣庄攻克，五十一师全歼，甚好甚慰。”鲁南战役共历时18天，是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进行的第二个大歼灭战，是役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3万余人，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纪录，缴获坦克24辆、各种火炮200余门、汽车474辆，挫败了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军首府临沂的计划，获得了对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并为组建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奠定了基础。战役结束后，陈毅元帅挥笔写下了《鲁南大捷》的诗篇:“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变成废铁堆。快速纵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首豪气干云的诗篇，充分表达了鲁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大无畏气概。陈毅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坦克上留影二、赛庄解放与红色政权建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的时候，内战的乌云已笼罩在中国上空。为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粉碎其进攻，先期到达山东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四、第五旅，第四师第九旅和第七师，山东解放区的鲁中、鲁南、滨海及冀鲁豫解放区的湖西、泰西主力部队共10万大军，组成津浦前线阻击兵团，沿津浦路驻防。1945年10月17日，津浦路战役打响，历时3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战役中，我军在枣庄、滕县、官桥、临城、界河、韩庄等地重创敌军，枣庄地区大部分得到解放。在战役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在柏山战役中，机枪班长陈金合舍身炸碉堡。在解放滕县的战役中，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也光荣牺牲，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枣庄地区革命史上谱写出壮丽的诗篇。
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停战协定后，枣庄地区军民真诚拥护并严格执行。此时枣庄城区的中兴公司为王继美部控制。王继美本是日本汉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收编，任少将司令。王继美无视停战协定，不断向人民军队进行挑衅，制造事端。1946年6月9日，遵照陈毅的命令，山东野战军以新四军七师、鲁南八师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向盘踞在中兴公司内的王继美部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中兴公司被攻克，罪恶累累的汉奸王继美被击毙。至此，枣庄地区首次获得解放。
枣庄矿区解放后，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准备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尽快恢复已被王继美中断了3年的煤炭生产。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解放枣庄后两次到枣庄矿区检查指导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中共枣庄矿区党委成立。就在全矿职工在中共矿区党委和复工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热火朝天的复工生产之时，国民党却桿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致使刚刚得到新生的枣庄煤矿又落到国民党手中，直至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动了鲁南战役，枣庄才获得第二次解放。不久，为了战略需要，野战军主力又主动转移，枣庄复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枣庄又几次解放，几次失陷。直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枣庄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枣庄才彻底回到了人民手中。
枣庄解放后，部分国民党溃兵,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还乡团分子和零散土匪仍活动猖獗，频繁进行隐蔽的甚至是公开的破坏活动。他们勾结地主、恶霸、流氓、道会门头子，组建反动组织，策划武装暴动，破坏生产建设。有的甚至冒充解放军战士抢掠物资，截杀我零散外出人员；有的偷摸岗哨，打冷枪，掷黑石，甚至割电线，放火，投毒，拉拢收买村干部、民兵；有的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残杀革命干部群众。这些匪特人数虽然不多，但给人民的生产建设、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危害。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8年7月鲁中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成立后，组建了剿匪指挥部，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剿匪活动。1948年6月，将盘踞在九山一带300余人的土匪全部歼灭。8月，对盘踞在微山湖、南阳湖等地的匪特进行清剿。1949年4月，分别破获了国民党“峄县大队”、“健康大队”、“中统局枣庄站”、“国防部人民服务队”等特务组织，把为首分子逮捕归案。同时，在矿区成立了护矿队，加强治安管理，为煤矿复工生产奠定了基础。
三、车轮滚滚——淮海战役的赛庄支前大军1948年10月，国民党在徐州周围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企图通过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挽回败局。为了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进行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经艰苦作战，取得了空前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此役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灭国民党军最多的一个战役。
同史诗般的淮海战役一样壮丽的，是人民群众对前线的支援。淮海战役战场辽阔，解放军参战部队人数众多。支援前线的地区除由鲁南、鲁中合并而成的鲁中南区为临战区外，其余都远离战场，因此，鲁中南区承担了最为繁重的支前任务。处在淮海战场前沿的枣庄人民，成为这只支前大军的中坚力量。枣庄人民除地方武装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还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动员组织起各方面的力量，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建立了有组织的支前体系，以极大的热情全力支前、全面支前和全程支前。
战役期间，每天需筹粮300万斤，任务极其艰巨。为了完成筹粮任务，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先从接近战区的鲁中南第四（尼山）、第五（台枣）、第六（滨海） 地区征调1亿斤粮食作为一线用粮，然后再从渤海、胶东后方调运。战役一开始，华东g战军大部及支前的几十万民工由鲁南开赴前线，鲁中南第五地区有2.5万人的队伍过境，每天需准备粮食76万斤。当时,枣庄水灾严重，但人民群众勒紧腰带，宁肯自己煮野菜、吃树叶甚至饿肚皮，也要把粮食一碗一瓢地节省下来支援前线。在筹集粮食的同时，解放区的广大妇女还夜以继日地为部队磨面、碾米、做熟食。
1948年12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在春节期间慰劳前线将士每人1斤猪肉，以鼓舞部队士气。华东局将征调86万斤猪肉的任务全部交给了鲁中南区。鲁中南区党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给各地委分配任务，抓紧从群众手里收购，一面组织力量由集市上直接收购。当群众听说收购猪肉慰劳前线将士时，自己宁愿不吃，也要将猪肉送到征购站。从开始征购到猪肉送到部队，前后仅用了8天时间。
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使得战役期间解放军指战员菜美饭香、斗志高昂。国民党军则恰恰相反，在解放军重围之下缺粮断草、人困马乏，且常因争粮发生殴斗火并，甚至掘棺木为柴，杀战马充饥。解放军趁机展开政治攻势，有效地动摇瓦解了对方的军心。
战役期间，广大妇女除了担负起加工军粮的重要任务外，还承担了部队的被服供应任务，日夜不停地为部队赶制军衣、鞋袜。每到夜晚，妇女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聚在月光下或油灯前，通宵达旦赶制军鞋。
支前群众还承担了抢救、运送和护理伤员的任务。担架队冒着风雪严寒和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日夜不停地抢运伤员。
淮海战役前,鲁中南军区医院由临沂迁驻台儿庄。为及时接纳、救治伤员，满足前线需要，鲁中南区党委还在台儿庄建立了淮海战役后方医院。医院附近的妇女们主动组织起来，协助医院护理伤员。她们轮流到医院做饭，为伤员喂饭、拆洗缝补衣服、洗伤口等。另外，住到群众家里的伤员也得到了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了照顾南方籍伤员的生活习惯，群众还把战场上缴获来的大米、面粉运到医院。当伤员们吃上用红枣、板栗、银杏等掺在一起熬成的米粥时，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淮海战役结束时正值春节，为了让伤员过好春节,各机关、团体、村庄组织的慰问团拉着慰问品、带着慰问信和文艺节目接连不断地到医院慰问。各医院都收到了大批猪肉、羊肉，宰好的鸡、鸭，白面馒头和炸好的油条、馓子等年货。春节那天，好多群众在天刚亮时就把热腾腾的铰子送到了伤员们的床前。
战役期间，枣庄人民还积极抢修道路，架设桥梁，保证了交通线路的畅通。战役打响后，驻韩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七十八师闻风向南溃逃，并烧毁了通往徐州的木桥，大批支前物资被阻于运河北岸。峄县县委决定立即抢修木桥，他们组织木匠和民工奋战半日，终于将5米宽、65米长的木桥修复,保证了支前物资及时运往淮海战场。在修复津浦铁路兖（州）临（城）段时,需枕木17万根、夹板2.5万副、道钉7500个、螺丝5万个、土方2万多。因材料匮乏，工程技术人员难为无米之炊。第四地委就发动群众和铁路工人，提出了“快修铁路，支援前线”的口号，为了凑齐枕木，有的群众主动将自家准备盖房的木料献出来，有的则把自家的树木伐掉，不到20天，就将17万根枕木凑齐，并加工好送到工地。为了完成制作夹板、道钉等任务，铁路沿线的铁匠全部组织起来，夜以继日打夹板、道钉，10余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所需物料备齐后，男女老少齐上阵，修路基，垫石子，填土方，铺道床，扛枕木，不分昼夜地苦干起来。铁路工人和沿线群众奋战33天，终于将长达220里、有大小桥梁47座的兖（州）临（城）段铁路修复通车。
除修复铁路外，从1948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鲁中南地区共修通滋 (阳）、临（沂）、台（儿庄）、潍（县）等公路31条，全长2650里。修大路195里，新修公路2条共220里，整修路面940里，建桥梁297座。整个鲁中南区的主要公路干线全部修复，畅通无阻。枣庄人民也为之作出了巨大贡献。
淮海战役中，枣庄还抽调选拔了一批优秀民兵，组成子弟兵团开赴前线，担任火线抢救、押解战俘、保护交通、看守仓库、打扫战场等任务。另外，还承担了开辟支援前线基地的任务，协助新区政府组织、教育群众，开展反封建和剿匪斗争。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对于人民群众的支援给予了崇高评价。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对包括枣庄人民在内的革命群众最高的褒奖。®第六节《白毛女》的鲁南元素贺敬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剧作家，现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部长。作为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他杰出的文学成就激励着家乡一代一代年轻人，成为枣庄永远的骄傲和自豪。1942年，贺敬之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新歌剧《白毛女》，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成为解放区最受欢迎的剧目，家喻户晓，观者如潮。1951年，该剧获得著名的斯大林文学奖。他还写作了《回延安》《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
一、贺敬之的家世与少年启蒙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峄县贺窑村一个贫寒家庭里。“敬之”这个名字，取自《孟子》“晏平仲善人交，久而敬之”。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2个弟弟、1个妹妹，7口之家只有不到1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贺敬之很小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靠着亲友救济，幼小的贺敬之进人小学读书。学校里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老师，经常用进步书籍来熏陶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贺敬之读了鲁迅的《故乡》《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小说。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教师们还教学生拉丁化新文字，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由老师兼任会长，贺敬之任副会长。班上订了一些刊物，刊物上有反映阶级对立的诗歌，还时常刊登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因此，贺敬之从少年时代就知道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开始尝试写作，在作文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抒发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和阶级压迫的憎恨。诗歌更能让他i区歌与控诉，所以他渐渐爱上了诗歌。
1937年，贺敬之小学毕业。由于家里太穷，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只能到离家18里的台儿庄当学徒，或者去当神父传教。贺敬之的家庭笃信天主教，要他走后一条路。贺敬之坚决反抗父亲的安排，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周围亲友的资助下，贺敬之背负行囊，到离家200多里路的兖州去报考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该校不仅不收学费，还补助学生生活费，所以来报考的人特别多。聪慧的贺敬之不负众望，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他名列第四。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被迫南迁。学校决定让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贺敬之被迫回家。但读书的强烈愿望让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他联合了5个同学，一同踏上了南寻学校之路。从此，贺敬之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将自己的一生汇人了波涛滚滚的时代洪流之中。历经千难万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在学校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出墙报，搞歌咏，到街头去演讲。
1938年秋，武汉沦陷。贺敬之又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办起了小型诗刊《诗星》。贺敬之特别喜欢田间和艾青的诗，田间的《我在大风沙中奔走》以及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爱国诗篇时刻激荡着他年轻的心灵，鼓舞他奋进。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小说和诗歌。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都能背下来。山河破碎，国仇家恨，贺敬之心中澎0着滚滚创作热情，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给重庆、成都的一些报刊投稿，并有多篇作品被采用刊登。
贺敬之的人生轨迹在1940年发生了大转折。这年4月，怀抱着追求真理的梦想和对革命的憧憬，不满16岁的贺敬之和3名同学一起跋山涉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他的生命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到延安以后，贺敬之被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坚决要求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携带着在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他信心满满地赶考文学系。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考试成绩自然不理想,但最后竟然被录取了。原来文学系主任何其芳看了他写的作品，认为他的诗有艺术感觉，就把他收下来了。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大家云集，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都在这里执掌教鞭，何其芳更是对他爱护有加。何其芳曾在系列抒情长诗《夜歌》中称赞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不胫而走。
二、《白毛女》的鲁南元素贺敬之创作《白毛女》时刚刚20岁，仅凭这一作品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讲述一个遭受地主欺凌的农村少女只身逃人深山，在山洞中生活多年，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果，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她得到了解放。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宣传作用，又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教育意义，很适合改写为歌剧，为党的“七大”献礼，于是邀人创作。一稿出来后,没有得到认可，于是贺敬之被委以重任。贺敬之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连续奋战8个日夜，全身心投人到剧本的创作。在写作时，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他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他想起了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困苦，想起了中国整个农村悲苦现状，更加深了他对喜儿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恶霸地主的痛恨, 这一切都使他的创作激情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该剧在延安连演30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1946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曾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 “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世人都知道，《白毛女》是以流传在河北的民间传说为底本创作的，但很少有人了解，贺敬之在这部剧作中掺人了大量的鲁南元素。据当地人说,《白毛女》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喜儿和黄世仁的原型，都在贺敬之的家乡。正是因为他把亲身经历的生活积累应用到创作当中，喜儿和黄世仁两个人物形象才会如此丰满，栩栩如生。
与贺敬之家所住贺窑村五里之遥、一山之隔，有一个黄楼村，村里有户大地主黄诗仁。据说，黄诗仁霸占土地20多顷，周围很多农民都是他的佃户。黄诗仁家里有个女仆范妮天生丽质，被黄诗仁强行霸占。《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的原型就是黄诗仁，喜儿的原型就是范妮。黄楼村旁边有一座山叫“寨山”，山南坡旧寨遗址有一座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碧霞宫，俗称“奶奶庙”。《白毛女》剧中的奶奶庙，就是根据寨山上的这座“奶奶庙”来描写的。现在，这座“奶奶庙”遗址犹存。
贺敬之在家乡生活了14年，对黄诗仁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恶行非常熟悉，他在接受了创作歌剧《白毛女》的任务之后，就把家乡的故事和河北“白毛仙姑”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塑造了黄世仁和喜儿两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形象。家乡的生活经历，独特的鲁南文化，给予贺敬之文学创作最丰富的营养。
三、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是革命诗人，更是人民的诗人，他的作品总能通过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表现时代精神，既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又高亢豪迈，激情奔放，他的心中总是充满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对黑暗的控诉、对光明的歌颂、对真理的渴望永远都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正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才写出了歌剧《白毛女》和那些激情澎湃、感情真挚的浪漫主义诗歌。在《白毛女》剧本中，贺敬之通过女主人公喜儿悲惨的遭遇，无情地揭露了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及他们阴险、凶残、毒辣、丑恶的本性，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地主阶级欺压下被侮辱与被蹂躏的悲惨命运，同时通过喜儿的善良和美丽，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旧社会的反抗和斗争。
正是胸中激荡着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的作品才时常散发着逼人的审美效应。有人认为，《白毛女》剧本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剧作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使剧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悲壮美。剧中以细腻的笔法、生动的情节、朴实传神的语言，动人肺腑地描写了老实、忠厚、善良的杨白劳被活活逼死的凄惨情景，描写了年轻、淳朴、温顺的喜儿被一步步逼成 “鬼”的苦难历程，可谓写出了人间悲剧的极致。这种大悲大难并未让人感到悲观、消沉与绝望，始终流贯着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奔腾着抗拒邪恶的浩然正气，窜动着穿透黑暗的生命火焰。当喜儿同乡亲们一起满腔激愤、怒火冲天地对黄世仁进行血泪控诉时，又火山喷发般地倾泻出人民大众积压于胸间的对地主阶级和黑暗旧社会的愤怒与仇恨的激情。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和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使得剧中的整体格调和气氛深沉厚重，浩阔雄浑，高亢激越，昂扬奋发，悲而不伤，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悲壮美。®贺敬之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那些气势雄壮、大气镑礴的抒情诗创作。他的诗被评论家们称为“时代的颂歌”，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捕捉时代的重大政治题材，以满腔的热情讴歌重大的政治主题。他的每首政治抒情诗都内含着巨大艺术感染力。在脍炙人口的《回延安》中，他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整首诗的情感朴素而深沉真挚，酣畅地抒发了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充分表现了在延安成长起来的广大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对延安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向往的真挚情感，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的重要篇章。
贺敬之在另外一首长诗《放声歌唱》也采用口语化的形式，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动人场景。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 /啊，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啊，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 /啊啊！是何等壮丽的景象——/我们祖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光华灿烂的/天空！这首诗慷慨豪迈、意气风发，也曾鼓舞了不止一代人。
多年以后，贺敬之曾这样评价这两首诗，他说：“这两首诗是我真情实感的流露，正如同其他的诗也是一样的。这两首诗特别流露的是我对参加革命的回忆，那种对祖国、对人民是这样的一种真情的一种抒发。后来《放声歌唱》的时候，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时期那种翻身感、胜利感和对未来的信心，那是满腔热情写的，这一点是有自信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深挚情感，成为贺敬之文学创作中汩汩而流的不竭源泉。
第一节马列主义在枣庄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沐浴着马列主义的文明之光，枣庄文化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纪元。马列主义先进文化在枣庄扎根沃土，绽放出绚烂的思维之花。不甘忍受压迫的枣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开始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解放自己的头脑，并成立了自己的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会运动，同各种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列主义新文化在枣庄人民追求民主与进步的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威力。一、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在煤城的传播20世纪一二十年代，枣庄煤矿是国内闻名的第三大煤矿，产业工人达到2万人。当时的枣庄矿区工人，经常挣扎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残酷压榨的人间地狱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工人们在手持皮鞭、木棍等各种凶器的封建包工美子和大小监工的监督下干活，在毫无生命安全保障的险恶矿井下劳动，每天劳动12小时，所得工资寥寥无几。有固定工资的“里工”，高的每月十四五元，低的只有七八元。没有固定工资的“外工”，其工资就更少得可怜。无论“里工”还是“外工”，都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更谈不上养家糊口。无数矿工因惨遭资本家的压榨、封建把头的摧残和井下事故而埋骨于矿井深处，更多矿工被逼得卖儿卖女和家破人亡。当时的枣庄矿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苦工人,真可怜，铺着烂麦草，盖着麻袋片，冬天冻得打战战，夏天热得气难喘，忍饥挨饿真悲惨，卖儿卖女泪涟涟。下矿井如进鬼门关，矿井下就像阎王殿，把头皮鞭打，监工逼着卖命干，工人挖煤流血汗，挨打受骂遭摧残，伤亡事故常出现，惨死井下葬黄泉。”虽然矿工们不断采取自发的斗争方式来反抗剥削和压榨，但这些零星的、分散的自发斗争每每以失败而告终。工人急需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教育和启发。
早在中共建党伊始，就把枣庄当成一个传播革命火种的重点区域。1923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罗章龙来到枣庄、滕县等地进行社会调查，传播马列主义，并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反映山东地方当局横征暴敛、人民奋起反抗的文章。同年冬，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渎书的峄县籍青年学生田厚起（又名田慕寒）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和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回家乡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先后两次遭到反动军警逮捕，但始终英勇顽强，坚持斗争，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幸于1931年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
虽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但在枣庄的地平线上，仍然顽强地出现了新文化的曙光。
据枣庄地区早期革命党人回忆，1926年初，党组织曾派一位李姓地下革命工作者来到枣庄矿区，专程进行革命宣传。这个人身材高大，住在南马道三合庄一个小旅店里。他表面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对工人们的生活和疾苦非常关心。工人们认为他是个体贴自己的好人，许多人下班后都来找他聊天。他经常对工人们说:“工人为什么穷？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为什么富？住洋楼，吃得好，穿得好，洋钱花不了，养得胖胖的，整天花天酒地的享受。这都是由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剥削工人的血汗所造成的。” 他还进一步教育工人们说:“工人们受穷苦的原因，一是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自己的剥削，而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不能很好地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开展斗争。不斗争，永远也改变不了工人的贫穷地位。”他告诉穷苦矿工：“要想过好日子，大家就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起反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和减少劳动时间。” 由于形势紧张，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者在枣庄矿区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对枣庄马列主义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枣庄籍早期共产党人朱道南，又名朱本邵。1902年，朱道南出生在峄县北于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年在北于村读私塾,后到峄县城读小学。1922年,到济南省立师范讲习所学习，不久又转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秋，朱道南在济南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3月，在湖南长沙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后，他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浴血杀敌，屡立战功。1930年秋，朱道南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峄县齐村小学当了教师。他以此身份做掩护，千方百计传播马列主义。在讲课或与师生交谈时，他讲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广州起义的故事，对师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教育。在他的鼓动下，许多人接受了马列主义。1932年秋，朱道南调到了峄县教育局担任教育委员，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发展有生力量，为革命暴动做了大量先期准备工作。1937年，朱道南利用自己发展的力量组织成立了“抗日联庄会”，建起枣庄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这年秋天，朱道南组织策划“邹坞暴动”，打响了枣庄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第一枪。
新中国成立后，朱道南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写成历史小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尔后又改编成电影《大浪淘沙》，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贺龙、徐向前、陶铸等人的充分肯定和关注。影片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前后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细腻刻画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探索、追求、拼搏的成长道路。朱道南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知识青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1931年夏，滕县人王临之在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任图书管理员时，经王溥泉 (后改名刘顺元）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他从济宁回到滕县后，与由他介绍人党的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在滕县南门里创办了一个“国民书店”，不仅出售进步书刊，而且还秘密出售《共产党宣言》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等被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成为滕县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的红色阵地。
二、赛庄矿区党支部和矿区工会的建立1926年春，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纪子瑞来枣庄矿区开展建党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纪子瑞，又名纪济民，1895年生于山东胶县（今胶州市）里岔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0年，他15岁时离开家乡，跟着大哥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做工。目睹青岛遭德、日蹂躏的惨状，逐渐萌发出强烈的反抗意识。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纪子瑞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山东早期共产党活动的重要领导者。
在枣庄矿区，纪子瑞不仅住在穷苦的煤矿工人家里，还经常与工人一起在矿井下劳动，了解中兴公司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工人的残酷压榨，体验工人的疾苦，询问工人的要求。他将马列主义与枣庄矿区实际情况相结合，启发教育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自觉地与资本家、封建把头展开斗争。当工人们有了一定政治觉悟之后，他又对工人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在工人积极分子中积极发展党员。他在枣庄矿区先后发展了张福林等10名共产党员，创建了枣庄矿区乃至整个枣庄市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并组织工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枣庄第一个工会组织——枣庄矿区地下赤色工会。马列主义先进文化在枣庄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堡垒。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鼓舞下，1927年6月27日，在以纪子瑞为首的中共枣庄矿区支部领导下，2000多名矿区工人召开罢工大会，成立了枣庄矿区劳工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六月大罢工。
参加罢工大会的工人代表在大会上控诉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揭露了资本家、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诉说了工人们在物价飞涨、工资低微的情况下的悲惨生活，强烈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改善物质生活待遇和取消封建包工制度。会场上掀起了控诉压迫和剥削的阵阵声浪，发出了“坚决举行大罢工”的怒吼。这次大会，显示了广大工人反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压榨的坚强决心，打击了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大长了工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士气。
在枣庄矿区劳工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踊跃参加大罢工，举行各种集会和群众游行，张贴“劳工神圣”、“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工人与职员平等分花红” 等标语，掀起了大罢工的高潮。这次工人大罢工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它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它使工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伟大力量,并在罢工中也获得了一些斗争成果，因而增强了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胜利信心。这次大罢工还锻炼了一批工人骨干分子，为枣庄矿区今后的工人运动培养了一些优秀的领导干部。
1927年7月，北伐军撤出枣庄矿区，北洋军阀张宗昌部卷土重来。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和劳工会的活动被迫暂时停止，全矿区的工人运动也由高潮转人了低潮。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国民党新军阀开始控制枣庄，施行白色恐怖。纪子瑞按照党的指示离开枣庄矿区，在南京和上海以及山东多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6月，纪子瑞在四方机车车辆厂进行革命活动时不幸被捕，被押送到济南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关押。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受尽种种折磨和酷刑，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1931年4月5日，纪子瑞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等其他21名革命志士被押赴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面对死亡，纪子瑞视死如归，正气凛然，高呼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口号，壮烈牺牲。
纪子瑞是枣庄地区红色文化的播种者和开拓者，他的革命事迹和浩然正气，将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共存。
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枣庄。这时，由于战争，全矿区工人仅剩下几百人。广大失业工人在死亡线上挣扎，迫切要求复工和救济。为了团结工人同资本家、国民党官僚进行斗争，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枣庄矿区外工会，恢复工会的革命活动。1928年7月11日，枣庄矿区外工会正式成立，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工人们同资本家及其豢养的“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又称“里工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枣庄矿区外工会的成立，使资本家、国民党官僚们更加慌张起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批准成立枣庄矿区“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破坏工人运动。在国民党工整会和资本家加强对工人运动镇压和对工人群众统治的情况下，工人们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严重了。根据当时国民党党部不完全统计，当时枣庄失业工人有五六千人，在业工人大部分靠借债维持生活，在1997名工人、职员中，只有4人有储蓄。在调查过的1450名里工工人中，每日固定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占28%，每日工作8~1.2小时的占2〇%;其余的外工工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①生活的困难迫使工人起来和资本家继续进行斗争。1929年3月4日，台儿庄分厂抬煤工人宣布罢工，向中兴公司资本家提出增加收人的要求。由于工整会的破坏，台儿庄抬煤分厂工人的这次罢工只得到了局部的胜利。但它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不仅使拉煤工人的收人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自国民党占领枣庄以后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它向工人宣告：只要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白色恐怖政策所带给工人运动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猖狂进攻是可以打退的。
台儿庄分厂工人的罢工是矿区工人运动从消沉转人复兴的信号，也说明煤矿工人的革命火焰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扑灭不了的。此后，枣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指引下，前仆后继，一直坚持斗争，成为创造枣庄现代历史的主力军。
第二节乡民的反抗与临城劫车案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陷人全面危机，盗匪横行，灾变频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大环境下，枣庄社会也被裹挟到时代的漩涡之中，酝酿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孙美瑶为首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啸聚山林，揭竿而起，通过武装斗争来反抗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他们打击土豪劣绅、劫富济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大案”，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绿林好汉传奇。虽然他们的反抗最终被反动势力绞杀，但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家乡永久流传。
一、民国初年社会乱象与鲁南地区社会矛盾的纠结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自拥兵自重，互相攻伐，整个国家陷入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在山东共统治了16年，其间当权者轮换如走马灯，竟八易督军。这些人在山东大搞专制独裁，致使政治黑暗、民变蜂起。政局不稳必然带来吏治的腐败，大批官员无心政事，只知贪赃枉法、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枣庄作为山东的南大门，也笼罩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
这个时期，枣庄的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酷烈，水、旱、疫、蝗时有发生，使得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1920年，北方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山东灾民连幼儿都卖不出去，只好“投诸井中”，“竟到湮塞”。1927年，山东又经历了大灾，“赤地千里，几无人迹”，枣庄地区有大量人口死于饥荒。
严酷的经济剥削也导致枣庄地区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激化。甲午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深人到农村，破坏了原来的经济结构，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广大农民纷纷卷人贫穷和破产的洪流当中。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剩余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无业流民。尤其是反动军阀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使农业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张宗昌督鲁时期，各种税收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各种名目税捐达52种，甚至还有娼捐、鸡捐、狗捐等名目。有人作了这样一幅戏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张宗昌征税也极苛重，农民根本无法负荷。他还滥发“五票”（奉票、省钞、金库券、军用票、公债票），肆无忌惮对人民搜刮和掠夺，枣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政治的腐败、接连的战乱、沉重的捐税致使社会满目疮痍，越来越多的农民落草为寇，加人打家劫舍的匪营，导致枣庄地区匪患猖獗。他们大股上千，小股成百，少的也是三五成群，拦路行劫，杀人越货，贫苦农民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鲁南地区社会矛盾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化当中。为了反抗黑暗的统治，乡民们纷纷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抗。
二、孙美瑶铤而走险——临城劫车枣庄市东北20公里处，有一高山名曰“抱犊圍”，海拔584米，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以孙美珠、孙美瑶、孙桂枝等为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盘踞在这里。他们因反对官兵和土匪的骚扰而招兵买马，筑寨于抱犊圍，共推孙桂枝为老寨主，孙美珠为大寨主。一时间人众枪多，割据一方。孙桂枝、孙美珠本是叔侄。孙氏祖居峄县白庄，是这一带很有声望的富家大族。孙美珠出身秀才，为人急公好义。孙氏叔侄共为寨主，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也慕名来投，其中包括鲁南著名作家王一民，还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京津学生。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也云集响应，不期而聚者达7000余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有的是从法国归来的华工，有的是来自安武军或河南的退伍军人，更多的则是破产农民。1920年清明节这天，他们宣告成立“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珠任五路联军总司令。
“山东建国自治军”成立之初就拟定了10条山规，包括保护贫苦农民，不准奸盗邪浮淫，公平买卖，不准妄杀一个，不准拉人家的耕牛和扒普通农民的粮食，不准抢劫行旅客商，不准打骂贫苦兄弟，不准欺软凌弱，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等。
他们还曾发表聚义宣言，内称:“官府暴虐不仁，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鱼肉人民。今又大旱，连年失收。资产奸商……剥榨百姓……致使民不聊生，卖儿卖女，流离颠沛，饿殍遍野，惨不可忍。今孙桂枝等联合贫穷兄弟，反抗暴虐的官府，劫富济贫。” ®宣言一出，更多饥民聚集在抱犊崮山上。他们驰骋于胶济、津浦、陇海3条铁路线间，辗转苏鲁豫皖一带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他们打过邹县恶霸十大家、滕县的八大家，在苏北打过东三街、于家庄、南头村等恶霸地主。1922年7月，自治军聚集千人，攻打临沂傅家庄，劫持大恶霸地主赵荣廷等富户数十人，得赎款21万元。“建国自治军”纵横齐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威震全国。
1922年8月，孙美珠在与北洋政府军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孙美瑶继承乃兄遗志，被推为首领。时孙美瑶年仅24岁，虽身材短小，但精明强干。1923年4月间，北洋军阀任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统辖山东第五、第六混成旅和二十旅、老五师等部队对抱犊崮进行围剿，把“自治军”死死围困在抱犊崮山寨之上。山上缺水断粮，“自治军”危在旦夕。为了打退敌人的封锁，孙美瑶想出奇策，那就是劫持津浦线列车上的洋人，以此为质逼迫北洋政府退兵。孙美瑶等人从设在上海、南京等地联络站提供的情报中获知，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上载有大量外国人，于是率领精干力量突出重围，于5月6日清晨，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与沙沟之间的地段拦截了这趟客车，共掳获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在内的外国乘客39人，以及71名中国旅客，全部解往抱樓崮山区。
事件发生后，如巨石击水，引起滔天巨浪，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列强驻华公使纷纷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必须在3日内将全体外国人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赔款若干。16国外交使团还借机提出对中国铁路实行“共管”。小小的枣庄一时成为全世界舆论的焦点，登上了《泰晤士报》等世界大报的头版。北洋政府大员、列强在华外交人员、中外各大通讯社记者、国内各大军政势力代表云集枣庄。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北洋政府被迫撤去重围，将孙美瑶部招抚，“山东建国自治军”被正式编为山东新编旅。不久，在吴佩孚的密令下，北洋军阀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设“鸿门宴”诱杀了孙美瑶，孙部遂解体。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孙美瑶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土匪武装，而临城劫车案纯粹是土匪作乱。其实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误解。1923年5月21曰，《晨报》曾刊登《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通告》，其中写道：溯自近年以来，国事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者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至沓来……劣董恶绅，表里为奸……吾同仁奋然起义……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腐败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
这份通告说明，孙美瑶及其率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有着鲜明的革命旗帜和明确的行动纲领，打击的是反动透顶的北洋军阀政府，掠夺的是巧取豪夺的地主劣绅，实际上是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当时的人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926年12月，在毛泽东和李维汉参加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明确肯定临城劫车案是“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革命的团体”。原籍枣庄的著名爱国人士刘子衡（1905~1981)也在《临城劫车案如是我闻》中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山东建国自治军”从1920年清明节建军到1923年临城劫车，始终与枣庄籍的同盟会员张锦湖、张聘卿、张飞“安清三老”有密切的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聘卿代表孙中山作为招抚使，委任孙美珠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令”。临城劫车案发生时曾亲来枣庄采访的著名记者陈无我在临城劫车案4个月后出版了《临城劫车案记事》，在该书序言中，陈无我写道：“吾人观察此次土匪行为，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一般国民对于政治现状与其生活之关系，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观于匪等迭次之告示与函件可以证之。匪等此种政识大都被世界社会主义之潮流所鼓荡，而同时复为本国政治之现象所压迫，因而出以不中程序之奋斗。其历程乃在苏俄赤化与欧美民治之间。”三、鲁南下层民众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枣庄辈出侠肝义胆之士。枣庄有7300年的原始文化、4300年的城邦文化，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就是在这些文化的濡染中逐渐形成。多样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雕塑着枣庄人的文化精神和意志品格。枣庄位于山东南部，东与临沂平邑、费县、苍山为邻，南与江苏铜山、邳州接壤，西濒微山湖，北与济宁邹城毗连。境内山岳连绵，湖泊星布。境内一半多土地都是丘陵，平原只占总面积的26.6%。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枣庄人既具有山区人的粗矿、好客，又像受海洋文明影响的人一样勇敢和喜欢冒险。枣庄还处在南北方交界处，大运河于境内纵贯而行，三教九流汇聚于此，使得下层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兴公司崛起后,枣庄成为全国著名的煤炭生产中心，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严酷而又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百里矿山上养成了团结协作、互帮互助、扶危救困的文化品格，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的形成增添了新的内涵。从历史渊源上说，墨家学派及孟尝君门客的流风余韵构成了鲁南江湖社会及下层民众文化的基因主干。
枣庄是墨子故里，而墨家理想人格是崇侠尚武。《淮南子•泰族训》就记载，“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新语•思务》也说“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同时还是一个半军事化团体，其内部组织严密，奉行严格的制度或纪律。他们实行巨子制。巨子又称“钜子”，是墨家的最高首领。在墨家内部，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一切事务均由巨子操纵。墨家的这一特点深深影响了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性格的形成。
“义”是墨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所谓“义”就是大不攻小，强不凌弱，富不侮贫，天下诸国不以水火、毒药、兵刃相害，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教化，使天下安定，财用富足。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原则，发动侵略战争，就是“不义”，就需要“以有义征不义”，用正义的武装斗争坚决对抗不义之战。
在墨子的一生中，军事活动占据了重要部分，他利用高超的科学技术，制作了大量先进武器，并培养了大量骁勇善战的弟子来实践他的军事理论。在墨子的率领下，这些人都能勤生薄死，舍身赴义，无怨无悔，在刀光剑影的拼杀中，为实现墨家的社会理想而奋斗。虽然作为一个集团的墨家很快消亡，但墨家给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留下了丰厚的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不畏牺牲、言信行果、先人后己、先天下后个人、一往无前、无私奉献的文化遗产。
鲁南下层民众文化另一个源头起自孟尝君。《史记•孟尝君列传》写道：“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人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2000多年前的战国之际即有众多行侠仗义之人浪迹枣庄，对枣庄下层民众心理的塑造及文化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侠客凭借超人的武功、胆识、品质和人格行走于江湖之上，高举“仁”、“信”、“义”、“勇”的大旗，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扶危济弱，抑恶扬善，使得枣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侠客文化。千百年来，这些侠客成为枣庄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偶像，也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注入一种根深蒂固的侠客情结。这使得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常常在粗粝之中闪烁着一种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抗曰战争期间，枣庄人民充分发挥文化活动在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通过组织宣传队、出版报刊书籍、开展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不仅丰富了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极大地焕发了民众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和旺盛斗志。而流传在大街小巷的说唱故事和红色歌谣，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们述说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吟咏着那段烽火连天的艰辛岁月。
―、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枣庄老区的影响抗战时期，随着八路军——五师挺进抱犊崮，建立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朝气蓬勃地传人枣庄，并一跃成为枣庄文化的主流。一一五师师部驻扎抱犊崮山区近2年，抱犊崮根据地也被人们誉为 “鲁南小延安”。
枣庄地区党组织一直比较重视文化工作。抗战初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就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组织宣传队、战地慰问团和编印散发传单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积极抗战。台儿庄战役期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徐州宣传周”活动。徐州失陷后，党的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日部队，宣讲持久抗战思想,坚定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但由于这时的抗日组织力量较为薄弱，宣传文化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当时活跃在鲁南地区的宣传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山东农抗团宣传队，另一支是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两支队伍均组建于1938年8月。宣传队通过口头讲演、张贴抗日标语、编演抗日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宣传群众、活跃军民文化生活、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使鲁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这时，无论是党的各级组织，还是八路军各支部队都建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宣传文化系统。《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被干部群众争相传阅。
1940年7月1日，由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亲笔题写报名的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创刊发行。尽管条件简陋，报纸系油印的8开4版，2〜3天一期，每期发行仅100余份，但该报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11月，由鲁南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抱犊崮报》创刊，第二年改称《战号报》，后又改称《鲁南报》，主要发行于乂民抗日武装部队内部，对于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宣扬部队英模事迹，鼓舞干部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成立旧址战士的斗志等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1940年9月，中共鲁南区党委第三地委机关报《新群众报》创刊。这些党报、军报对指导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教育抗日军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五师抵达鲁南后，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被改编为“苏鲁支队火炬剧社”。1940年初，火炬剧社又改名“苏鲁支队政工队”，以演戏为主。同年11月，鲁南军区以原苏鲁支队政工队为基础，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40余名文艺工作者，创办了“抱犊剧社”，年底，又易名为“鲁南剧社”。1942年又把黎明剧社、沂河剧社等鲁南所有文艺团体都编人抱犊剧社。1940年9月，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文联成立，同时创办了《边联抗战文艺》会刊。这些文化文艺宣传团体，随时创作并演出通俗易懂、短小精彩的文艺节目，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颂扬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到城乡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并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这些文艺活动活跃、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斗志，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对照，充分显示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活力和战斗力。®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还大力发展民众教育事业，积极开办干部学校、骨干训练班、抗日民主小学、识字班、农民夜校等，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及革命理论。
二、说唱故事与红色歌谣
说唱艺术和歌谣创作来自于民间，在市井乡村都受到广泛欢迎。抗战期间，无论是抱犊之巅，还是运河两岸，无论是百里矿区，还是微山湖千顷碧波之上,都流传着数量众多的说唱故事和红色歌谣，它们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优美流畅的韵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讴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枣庄军民如火如荼抗击日军的历史画卷，散发出浓郁的枣庄地方风情。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这些说唱故事和歌谣进行了血泪控诉。《五月》 里唱到：正月里本是新年，日月往返。日本鬼子进中国，一进七八年。天天纳粮，月月报捐，日本鬼¥压迫俺黑暗不见天。
二月里来本是龙抬头，人人犯了愁，日本鬼子压迫俺，不如马和牛。白天看铁道，夜晚去挖沟，北风起，冷飕飕，冻饿实难受。
三月里本是清明，草芽生。日本鬼子下四乡、八乡拔壮丁。壮丁拔了去，发得影无踪。母盼儿，妻盼郎，百盼好苦情。
四月里本是四月八，见了青天。八路军开辟来到咱这边。先杀王子绍，后来又反变。黄衣衫、宁楼城，惊动全峄县。
五月里本是麦子黄，日本鬼子下四乡，四乡来抢粮。粮食抢了去，家家空了仓。日本鬼子压迫俺，黑暗染黄粱。
在这些说唱故事和歌谣当中，描写八路军游击队在枣庄地区打鬼子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打峄县》歌谣中唱到：一更里来黑了天，集合了队伍首长把话谈:今夜晚一定要摸峄县城，去捉鬼子和汉奸。鬼子进峄县，人民不得安，月月拿粮食，天天去报捐，铁路两旁就把高粱砍，抓住妇女就奸淫，抓住男人当汉奸，三岁的儿童都用刺刀穿。
二更里来黑巴巴，集合了队伍就要出发。出发要记住两件事：跟上距离且不把呱拉。
三更里来黑沉沉，一派摸到峄县城西门。可恶的汉奸维持会，加紧排枪打得乱纷纷。他打咱不打了，同志们地下趴，单等城里来人把话答。盒子枪打开象鼻锁，同志们勇猛往里杀。
四更里来鸡乱叫，一派打到峄县城里头。机关枪直对着司令部的大门口，吓得鬼子汉奸交枪聋拉着头。
五更里来天将明，集合队伍回大营。浩浩荡荡真热闹，汉奸鬼子上了绳。义勇队夜袭峄县城，敌人的损失真不轻。劝大家同心来抗战，人民战争一定能成功。
《打颜村》中这样唱道：提起了八路军，一心要打颜家村，郎啦小为奴一听吓掉了魂，啦咦嗨哟，嗨哟。八路行了军，来到了颜家村，郎啦，夜里才把颜村来围，啦咦嗨哟，嗨哟。
长官下命令啊，同志们往里杀，郎啦，一直杀到墙根下，啦咦嗨哟，嗨哟。
炸药一声响，主力往里闯，郎啦，手托着刺刀气吊昂，啦咦嗨哟，嗨哟。跑到南北街，小为奴哭起来，郎啦，叭啕一枪透亮开，啦咦嗨哟，嗨哟。叫声战士们，勇敢向前闯，杀得顽固军不会久长，啦咦嗨哟，嗨哟。骑兵不下马，我洋刀手中拿，学来学去要把人头来杀，啦咦嗨哟，嗨哟。杀了三百多，个个冒鲜血，郎啊，死尸撂了一麦稞，啦咦嗨哟，嗨哟。
这些来自民间的英雄叙事描绘了真实的战斗场景，是最贴近现场的历史记录，为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枣庄人民自古侠义忠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向往革命、支援革命的传统。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后，枣庄人民不甘忍受压迫，纷纷送亲人参加抗日武装。《劝郎参军》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女：姐儿我在房中绣长枝，忽听那个门外有人来叫门，莫非是小郎进那哎咳哟。
男：我到区政府开大会，动员那个青年报名去参军，闪坏了咱二人。女：日本鬼子狠心肠，烧杀那奸淫人民遭了殃，男儿应扛起枪。
男：父母年老无人管，丢下那贤妻我心不安，怎能上前线。
女：家中的二老你放宽心，一切重担我全挑在身，你勇敢杀敌人。
男：丈夫我放心去参军。
女：贤妻我安心搞生产。
(合）胜利了再相见。
这样的歌谣举不胜举，如《打鬼子保家乡》唱到：中华儿女好儿郎，拿起枪杆子上战场。日本鬼子太猖狂，无理侵占我家乡，烧杀掠夺又抢粮。同胞们快起来，齐心协力消灭侵略者，保家乡。《河里有水湾又湾》则唱到：河里有水湾又湾，好青年参加了青抗先。这是为了打鬼子，再打一年就平安。
在这些歌谣的鼓舞下，大批枣庄青壮年走向抗日战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有些歌谣则细腻描写了家中妇女对在前线英勇杀敌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如《郎抗战十二月》就缠绵悱恻地唱到：正月里呀是灯节呀，我郎抗战把家撇呀。一阵雨呀，一阵雪呀，不知我郎冷和热呀。
二月里呀草芽发呀，我郎抗战不在家呀，家中撇下双二老，房中又撇牡丹花。
三月里呀三月三呀，桃花杏花开满山呀。蜜蜂采花扬长去呀，落下花蕊孤单单呀。
四月里呀四月八呀，南园樱桃和黄瓜呀，有心摘给我郎吃呀，我郎抗战不在家呀。
五月里呀五端阳呀，大麦上场二麦黄呀。有人打呀，无人扬呀，手拿簸箕泪汪汪呀。
六月里呀热难当呀，一到黄昏热得慌呀。有心找个树凉阴呀，婶子大娘说张狂呀。 r七月里呀七月七呀，天上牛郎会织女呀。东的东呀，西的西呀，不知我郎在哪里呀。
八月里呀月正圆呀，西瓜月饼敬老天呀。人家有郎郎圆月呀，我郎抗战月不圆呀。
九月里呀九重阳呀，家家户户酿酒浆呀，人家有郎郎吃酒呀，我郎抗战酒不尝呀。
十月里呀十月一呀，南边来个当兵的呀，手拿银钱二百两呀，捎来家里做衣裳呀。
十一月呀下大雪呀，奴的小被暖不热窝呀，蜷腿凉伸腿空呀，红绫小被不压风。十二月呀一整年呀，当兵丈夫把家还呀。进大门呀爹娘好呀，进二门呀问哥嫂呀，进绣房呀问妻子呀，你也好来我也好呀。《郎抗战十二个月》显然是对当地长期流传的《十二个月》的改编，也是八路军文艺战士人乡随俗，利用乡民熟悉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有效形式。
直到今天，这些歌谣仍然为人们所咏唱，成为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第四节铁道游击队与运河支队对许多人来说，提起枣庄，首先想到的就是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堪称枣庄最响亮的一张名片。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战士以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在津浦、临（城）枣（庄）、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打得日军魂飞胆丧，表现出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祖国独立的英雄气概。与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的运河支队也是一支光荣之师。他们南征北战，浴血杀敌，在运河两岸的鲁南、苏北大地上，奏响了一曲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壮的嘹亮战歌。
一、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日军占领枣庄后，煤城人民度日如年。为了反抗民族剥削和压迫，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到临枣铁路和台枣铁路上偷扒煤炭和其他货物。他们身手矫健，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人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1938年5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1月，为了打入敌人心脏地带，已担任抗日义勇总队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经过短期特工培训后潜人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
洪振海生于1910年，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他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人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周围弟兄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洪振海和王志胜回枣庄后，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洪振海、王志胜就和伙伴们趁着夜色爬上飞驰的列车，将2挺机枪、12支大盖步枪和2箱子弹掀下火车，送往义勇总队。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颂的“飞车搞机枪”。为更好地隐蔽身份，1939年11月，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人成立了 “义和炭场”。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在开炭场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
1940年5月，为了牵制敌人进山扫荡，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袭击日军正泰洋行。铁道队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砍死，共歼灭13名日军和1名翻译，缴获长枪、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著名的“血染洋行”。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便给了敌人沉重打击。
其后，铁道大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3年春，编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队员发展到400余人。他们战斗在津浦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打得鬼子丢盔卸甲、哭爹叫娘。
1942年,抗日战争进人最艰苦的岁月。为了突破日军封锁，中共党组织新开辟了一条由华中经鲁南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铁道队担负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护送任务——横越津浦铁路。刘少奇便是铁道队护送的第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此一时期的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据点、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相连，敌人经常在这里进行残酷的“扫荡”。铁道队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安全护送刘少奇跨越津浦线。自护送刘少奇后，铁道队相继护送了萧华、罗荣桓、朱瑞、陈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横跨津浦铁路去延安。1943年11月下旬，新四军军长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也是由铁道队护送跨越津浦路，西渡微山湖，安全抵达目的地。从1942年7月起到1944年止，鲁南铁道大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因而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在铁道队的包围下，驻枣庄一带的日军1000多人在沙沟车站向铁道队缴械。在铁道线上与日军浴血奋战7年的铁道游击队，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敌人面前。
二、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对铁道游击队的积极改造万里江河总是起源于涓涓细流，声名显赫的铁道游击队最初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工作的具有一定自发性的散漫团体。为了改造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曾先后向铁道游击队派遣6名政委和数十名中下层政工干部，因此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铁道游击队的成长壮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改造下，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引领下，铁道游击队才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举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大纛。
刚成立时的鲁南铁道队，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抢”、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流氓无产者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他们既有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痞子习气。即便大队长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因此，将这支传统绿林好汉一样松散的队伍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铁道队政委杜季伟上任后，首先按照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但收效甚微。于是杜季伟改变单纯说教式的管理，开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做队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杜季伟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季伟常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 ”于是，铁道大队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有很大进步。杜季伟上任后，经过2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等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随着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人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铁道游击队决定将每月收人的50%作为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作为购置武器弹药费，10%作为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1940年4月，为了对骨干成员进行一次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铁道队在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由杜季伟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通过5天的培训，参训队员的军政素质有所提高。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活动区域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在供给上，铁道队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发现这一问题后，铁道大队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要求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的队员分工负责,进行个别教育，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过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
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武装下，铁道游击队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成为让敌酋闻风丧胆的一支革命队伍‘。三、铁道游击队传奇的精神文化影响随着刘知侠创作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以及同名电影的流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早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像浮雕一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1953年《铁道游击队》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8种语言流传海内外，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经典。特别是随着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更是传遍华夏大地，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铁道游击队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这是整个枣庄人的骄傲。作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铁道游击队抵御外敌、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枣庄人，成为枣庄市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70年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直回响在枣庄大地的上空，洪振海、杜季伟、刘金山等铁道游击队英雄的名字更是被争相传颂。人们到铁道游击队的发源地陈庄去探寻他们的足迹，到老临城去感受那曾经的枪林弹雨，到微山湖畔去重温铁道游击队的丰功伟绩。铁道游击队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战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自强信念，已经内化为枣庄人的精神气质，在枣庄薪火相传。
今天，走在枣庄的大街上，铁道游击队的影响触目皆是。这里有铁道游击队广场、铁道游击队公园，还有其他林林总总以铁道游击队命名的单位和机构。枣庄人就生活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当中。
最能体现枣庄人对铁道游击队魂牵梦绕之情的是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建立。这座碑于199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竣工揭幕，坐落在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旧地薛城东郊、临山西麓，高33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将军红花岗岩贴面，碑体正面为竖起的铁轨造型，50根枕木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写了“铁道游击队纪念碑”8个大字。碑座的正面镌刻着记述铁道游击队丰功伟绩的碑文，两边则是再现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浮雕，碑顶则矗立着一尊手持驳壳枪的勇士铜像。这座碑不仅是铁道游击队那些可歌可泣传奇的见证，更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铁道游击队无限怀念与敬慕。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铁道游击队舍身杀敌的不屈浩然正气已经凝固成枣庄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忘却。
为了更好地弘扬铁道游击队红色文化,2004年，枣庄人民又开始在薛城临山投资兴建铁道游击队影视城。影视城占地500亩，依山而建的“南圩子”、“大兵营”、“枣庄东升武馆”、“大茶坊”、“鸽子楼”、“德顺兴药店”、“西门”、“三星楼”、“正泰国际洋行”、“万福楼”、“太史第”、“大东旅社”、“义和炭场”、“同乐戏院”、“落子圆”、“炮楼”、“大牌坊”等承载着铁道游击队历史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供人们瞻仰追忆。置身影视城，人们仿若又回到了那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这里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这里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忠魂绕故里，纵死铁骨香”，铁道游击队的精神必将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指引着年轻一代奋勇前进。
四、运河支队与运河女侠运河支队由罗荣桓亲自主持成立并命名。1939年9月，八路军——五师到达鲁南后，决定将活动在运河两岸的几支地方部队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于1940年1月1日在周营镇（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正式成立“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下设2个大队，初创时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运河支队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运河支队屡仆屡起、愈挫愈奋。1940年是运河支队的大发展时期，在经历了1940年秋季日伪大扫荡后，部队损失一部分，大部编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糾1年又从200人发展到近千人，1942年春季反对敌蚕食斗争中又遭挫折，仅剩下500人。部队按照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指示，改穿便衣，在敌占区转入隐蔽游击战。1944年又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到1945年8月进行对日大反攻时，部队发展到3000人，其中2000人编人山东军区警备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部队主力。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罗荣桓称誉运河支队是“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陈毅也赞扬“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运河支队骁勇善战、神出鬼没，对日本侵略军多次进行沉重打击。直至今曰，英雄们刀劈黉学兵营的故事仍是运河两岸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黉学是峄县城东关的一个学堂，院墙高耸，易守难攻，被日伪改成了兵营。伪峄县警备大队长龙希贞带着近200人武装驻扎在这里。运河支队在详细侦察情况之后，决定攻打黉学兵营。1945年6月18日夜，战斗打响，运河支队调集7个连的兵力对黉学展开强攻。队员们个个手挥大刀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纷纷做了刀下之鬼。此次战斗，主要发挥了大刀的作用，战士们用习练的32套刀法，如砍瓜切菜一般制伏了敌人，院内敌兵除少数漏网外，皆被歼灭。共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80余枝，活捉敌兵近80人，打出了运河支队的威风。
运河支队里涌现出许多彪炳千古的英雄人物，当时运河支队唯一的女性梁巾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有胆有识、才貌双全、能文能武、威震敌胆，直到今天仍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运河女侠”。
1916年，梁巾侠出生于峄县张林一户地主家庭，自幼随外祖母识字，受民主思想影响，为妇女解放而刻苦自学。上学时在母亲的鼓励下熟读鲁迅作品，广泛涉猎革命读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她通过朱道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朱道南的指导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初冬，她离开家乡到抱樓崮山区参加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从事戏剧创作，写了《夺枪》等活报剧，演出大受欢迎。后跟随朱道南从事运河支队的组建工作。梁巾侠曾为动员国民党张里元部所辖特务旅旅长孙伯龙（曾任她所任教的文庙小学校长）参加八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底，运河支队建立后，梁巾侠任支队政治处宣传股长。她常把战斗编成鼓儿词，由原为说书人的副队长演唱，极大地鼓舞了运河沿岸军民的斗志。1940年10月，运河支队在朱阳沟被敌人包围，梁巾侠第一次参加战斗，她手拿步枪，一面学习射击，一面进行宣传鼓动，毫无惧色。1941年1月，梁巾侠被调往鲁南军区机关工作。当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她创作了话剧《骨肉恩》，对国民党破坏抗战残杀同胞的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该剧由鲁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公演后大受好评。1942年1月，梁巾侠改任峄山支队秘书。同月，峄山支队被千余日伪军包围在毛楼村。战斗中支队长牺牲，梁巾侠临危不惧，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击毙敌军100余人。敌人最后施放毒气,也未能突破防守阵地。梁巾侠率领战士们同日伪军激战到傍晚，直到援军到来，迫使敌人撤退。®日本投降后，梁巾侠被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江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她曾为运河支队抗日烈士纪念碑亭撰写楹联：“遏津浦而踞陇海扼敌冲要，迎苏皖以朝延安卫我通途。”并在《诉衷情》词中写到：“承伟业，卫乡关,挽狂澜。拼将热血，荐彼轩辕，奠此江山。”一代女杰的豪迈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第五节鲁南大捷与淮海战役支前枣庄是块革命的热土，枣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了解放全中国，枣庄人民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满腔热情倾注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勒紧腰带，推着独轮小车，抬着担架，穿行在硝烟战火之中，为前线将士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持。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枣庄人民奉献了巨大物力、财力、人力，谱写了全力支援前线的动人篇章，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鲁南战役与鲁南大捷鲁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枣庄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亦称“峄枣战役”。
1946年12月中旬结束的宿北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六十九师。由峄县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被迫在临沂西南30余公里今苍山县一带转入防御。其左翼整编五十一师驻扎在枣庄、齐村地区，右翼整编五十九师、七十七师驻扎在台儿庄以北地区。.中共中央军委在宿北战役即将结束时就发出指示，下一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相机收复枣庄、台儿庄，打一个比宿北战役更大的歼灭战。据此，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率两野战军主力从苏北迅速移师鲁南，准备发动鲁南战役，全歼峄县、枣庄之敌。
按照战斗部署，1947年1月1日，各参战部队秘密进人集结地域，进行战斗动员和准备。国民党军队对我军行动毫无察觉。乘敌不备,2日晚，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整编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发起攻击，打响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甚至在元旦那天离开指挥位置去峄县县城过年未归。3日夜，我军全面展开攻击，气势如虹，接连歼灭数股敌军。4日10时，第一快速纵队及整编二十六师余部以坦克开路向峄县方面突围，时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行动十分困难。我指战员冒着寒风雨雪，穿着湿透的棉衣，不顾敌人火力拦阻，奋勇地冲人敌阵，与敌短兵相接，近战格斗，用炸药包、手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用燃烧手榴弹和秫秸烧坦克，有些战士则干脆爬上坦克用铁锹、洋镐砸电台天线，短短几个小时，就把由美军装备训练、蒋纬国苦心经营的这支坦克部队打成了瞎子、聋子、瘫子。到下午3时，敌军除7辆坦克乘隙逃往峄县外，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3万余人全部覆灭。
第一阶段作战取得胜利后，我军决定乘胜追击，发起第二阶段作战，攻取峄县、枣庄。1月9日晚，右纵队向峄县县城发起攻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歼灭敌军7000余人，俘获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缴获逃入峄县的7辆坦克。与此同时，左纵队向枣庄方向发起进攻，经过浴血奋战，连克枣庄外围郭里集、齐村等据点，然后在右纵队配合下，与坚固筑垒之枣庄矿区守敌展开逐堡逐屋争夺，战至20日下午，将整编五十一师师部和2个团歼灭，俘虏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胜利结束。
2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枣庄攻克，五十一师全歼，甚好甚慰。”鲁南战役共历时18天，是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进行的第二个大歼灭战，是役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3万余人，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纪录，缴获坦克24辆、各种火炮200余门、汽车474辆，挫败了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军首府临沂的计划，获得了对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并为组建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奠定了基础。战役结束后，陈毅元帅挥笔写下了《鲁南大捷》的诗篇:“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变成废铁堆。快速纵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首豪气干云的诗篇，充分表达了鲁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大无畏气概。陈毅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坦克上留影二、赛庄解放与红色政权建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的时候，内战的乌云已笼罩在中国上空。为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粉碎其进攻，先期到达山东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四、第五旅，第四师第九旅和第七师，山东解放区的鲁中、鲁南、滨海及冀鲁豫解放区的湖西、泰西主力部队共10万大军，组成津浦前线阻击兵团，沿津浦路驻防。1945年10月17日，津浦路战役打响，历时3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战役中，我军在枣庄、滕县、官桥、临城、界河、韩庄等地重创敌军，枣庄地区大部分得到解放。在战役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在柏山战役中，机枪班长陈金合舍身炸碉堡。在解放滕县的战役中，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也光荣牺牲，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枣庄地区革命史上谱写出壮丽的诗篇。
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停战协定后，枣庄地区军民真诚拥护并严格执行。此时枣庄城区的中兴公司为王继美部控制。王继美本是日本汉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收编，任少将司令。王继美无视停战协定，不断向人民军队进行挑衅，制造事端。1946年6月9日，遵照陈毅的命令，山东野战军以新四军七师、鲁南八师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向盘踞在中兴公司内的王继美部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中兴公司被攻克，罪恶累累的汉奸王继美被击毙。至此，枣庄地区首次获得解放。
枣庄矿区解放后，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准备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尽快恢复已被王继美中断了3年的煤炭生产。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解放枣庄后两次到枣庄矿区检查指导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中共枣庄矿区党委成立。就在全矿职工在中共矿区党委和复工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热火朝天的复工生产之时，国民党却桿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致使刚刚得到新生的枣庄煤矿又落到国民党手中，直至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动了鲁南战役，枣庄才获得第二次解放。不久，为了战略需要，野战军主力又主动转移，枣庄复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枣庄又几次解放，几次失陷。直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枣庄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枣庄才彻底回到了人民手中。
枣庄解放后，部分国民党溃兵,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还乡团分子和零散土匪仍活动猖獗，频繁进行隐蔽的甚至是公开的破坏活动。他们勾结地主、恶霸、流氓、道会门头子，组建反动组织，策划武装暴动，破坏生产建设。有的甚至冒充解放军战士抢掠物资，截杀我零散外出人员；有的偷摸岗哨，打冷枪，掷黑石，甚至割电线，放火，投毒，拉拢收买村干部、民兵；有的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残杀革命干部群众。这些匪特人数虽然不多，但给人民的生产建设、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危害。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8年7月鲁中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成立后，组建了剿匪指挥部，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剿匪活动。1948年6月，将盘踞在九山一带300余人的土匪全部歼灭。8月，对盘踞在微山湖、南阳湖等地的匪特进行清剿。1949年4月，分别破获了国民党“峄县大队”、“健康大队”、“中统局枣庄站”、“国防部人民服务队”等特务组织，把为首分子逮捕归案。同时，在矿区成立了护矿队，加强治安管理，为煤矿复工生产奠定了基础。
三、车轮滚滚——淮海战役的赛庄支前大军1948年10月，国民党在徐州周围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企图通过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挽回败局。为了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进行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经艰苦作战，取得了空前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此役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灭国民党军最多的一个战役。
同史诗般的淮海战役一样壮丽的，是人民群众对前线的支援。淮海战役战场辽阔，解放军参战部队人数众多。支援前线的地区除由鲁南、鲁中合并而成的鲁中南区为临战区外，其余都远离战场，因此，鲁中南区承担了最为繁重的支前任务。处在淮海战场前沿的枣庄人民，成为这只支前大军的中坚力量。枣庄人民除地方武装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还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动员组织起各方面的力量，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建立了有组织的支前体系，以极大的热情全力支前、全面支前和全程支前。
战役期间，每天需筹粮300万斤，任务极其艰巨。为了完成筹粮任务，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先从接近战区的鲁中南第四（尼山）、第五（台枣）、第六（滨海） 地区征调1亿斤粮食作为一线用粮，然后再从渤海、胶东后方调运。战役一开始，华东g战军大部及支前的几十万民工由鲁南开赴前线，鲁中南第五地区有2.5万人的队伍过境，每天需准备粮食76万斤。当时,枣庄水灾严重，但人民群众勒紧腰带，宁肯自己煮野菜、吃树叶甚至饿肚皮，也要把粮食一碗一瓢地节省下来支援前线。在筹集粮食的同时，解放区的广大妇女还夜以继日地为部队磨面、碾米、做熟食。
1948年12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在春节期间慰劳前线将士每人1斤猪肉，以鼓舞部队士气。华东局将征调86万斤猪肉的任务全部交给了鲁中南区。鲁中南区党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给各地委分配任务，抓紧从群众手里收购，一面组织力量由集市上直接收购。当群众听说收购猪肉慰劳前线将士时，自己宁愿不吃，也要将猪肉送到征购站。从开始征购到猪肉送到部队，前后仅用了8天时间。
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使得战役期间解放军指战员菜美饭香、斗志高昂。国民党军则恰恰相反，在解放军重围之下缺粮断草、人困马乏，且常因争粮发生殴斗火并，甚至掘棺木为柴，杀战马充饥。解放军趁机展开政治攻势，有效地动摇瓦解了对方的军心。
战役期间，广大妇女除了担负起加工军粮的重要任务外，还承担了部队的被服供应任务，日夜不停地为部队赶制军衣、鞋袜。每到夜晚，妇女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聚在月光下或油灯前，通宵达旦赶制军鞋。
支前群众还承担了抢救、运送和护理伤员的任务。担架队冒着风雪严寒和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日夜不停地抢运伤员。
淮海战役前,鲁中南军区医院由临沂迁驻台儿庄。为及时接纳、救治伤员，满足前线需要，鲁中南区党委还在台儿庄建立了淮海战役后方医院。医院附近的妇女们主动组织起来，协助医院护理伤员。她们轮流到医院做饭，为伤员喂饭、拆洗缝补衣服、洗伤口等。另外，住到群众家里的伤员也得到了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了照顾南方籍伤员的生活习惯，群众还把战场上缴获来的大米、面粉运到医院。当伤员们吃上用红枣、板栗、银杏等掺在一起熬成的米粥时，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淮海战役结束时正值春节，为了让伤员过好春节,各机关、团体、村庄组织的慰问团拉着慰问品、带着慰问信和文艺节目接连不断地到医院慰问。各医院都收到了大批猪肉、羊肉，宰好的鸡、鸭，白面馒头和炸好的油条、馓子等年货。春节那天，好多群众在天刚亮时就把热腾腾的铰子送到了伤员们的床前。
战役期间，枣庄人民还积极抢修道路，架设桥梁，保证了交通线路的畅通。战役打响后，驻韩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七十八师闻风向南溃逃，并烧毁了通往徐州的木桥，大批支前物资被阻于运河北岸。峄县县委决定立即抢修木桥，他们组织木匠和民工奋战半日，终于将5米宽、65米长的木桥修复,保证了支前物资及时运往淮海战场。在修复津浦铁路兖（州）临（城）段时,需枕木17万根、夹板2.5万副、道钉7500个、螺丝5万个、土方2万多。因材料匮乏，工程技术人员难为无米之炊。第四地委就发动群众和铁路工人，提出了“快修铁路，支援前线”的口号，为了凑齐枕木，有的群众主动将自家准备盖房的木料献出来，有的则把自家的树木伐掉，不到20天，就将17万根枕木凑齐，并加工好送到工地。为了完成制作夹板、道钉等任务，铁路沿线的铁匠全部组织起来，夜以继日打夹板、道钉，10余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所需物料备齐后，男女老少齐上阵，修路基，垫石子，填土方，铺道床，扛枕木，不分昼夜地苦干起来。铁路工人和沿线群众奋战33天，终于将长达220里、有大小桥梁47座的兖（州）临（城）段铁路修复通车。
除修复铁路外，从1948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鲁中南地区共修通滋 (阳）、临（沂）、台（儿庄）、潍（县）等公路31条，全长2650里。修大路195里，新修公路2条共220里，整修路面940里，建桥梁297座。整个鲁中南区的主要公路干线全部修复，畅通无阻。枣庄人民也为之作出了巨大贡献。
淮海战役中，枣庄还抽调选拔了一批优秀民兵，组成子弟兵团开赴前线，担任火线抢救、押解战俘、保护交通、看守仓库、打扫战场等任务。另外，还承担了开辟支援前线基地的任务，协助新区政府组织、教育群众，开展反封建和剿匪斗争。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对于人民群众的支援给予了崇高评价。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对包括枣庄人民在内的革命群众最高的褒奖。®第六节《白毛女》的鲁南元素贺敬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剧作家，现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部长。作为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他杰出的文学成就激励着家乡一代一代年轻人，成为枣庄永远的骄傲和自豪。1942年，贺敬之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新歌剧《白毛女》，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成为解放区最受欢迎的剧目，家喻户晓，观者如潮。1951年，该剧获得著名的斯大林文学奖。他还写作了《回延安》《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
一、贺敬之的家世与少年启蒙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峄县贺窑村一个贫寒家庭里。“敬之”这个名字，取自《孟子》“晏平仲善人交，久而敬之”。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2个弟弟、1个妹妹，7口之家只有不到1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贺敬之很小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靠着亲友救济，幼小的贺敬之进人小学读书。学校里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老师，经常用进步书籍来熏陶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贺敬之读了鲁迅的《故乡》《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小说。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教师们还教学生拉丁化新文字，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由老师兼任会长，贺敬之任副会长。班上订了一些刊物，刊物上有反映阶级对立的诗歌，还时常刊登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因此，贺敬之从少年时代就知道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开始尝试写作，在作文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抒发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和阶级压迫的憎恨。诗歌更能让他i区歌与控诉，所以他渐渐爱上了诗歌。
1937年，贺敬之小学毕业。由于家里太穷，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只能到离家18里的台儿庄当学徒，或者去当神父传教。贺敬之的家庭笃信天主教，要他走后一条路。贺敬之坚决反抗父亲的安排，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周围亲友的资助下，贺敬之背负行囊，到离家200多里路的兖州去报考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该校不仅不收学费，还补助学生生活费，所以来报考的人特别多。聪慧的贺敬之不负众望，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他名列第四。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被迫南迁。学校决定让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贺敬之被迫回家。但读书的强烈愿望让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他联合了5个同学，一同踏上了南寻学校之路。从此，贺敬之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将自己的一生汇人了波涛滚滚的时代洪流之中。历经千难万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在学校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出墙报，搞歌咏，到街头去演讲。
1938年秋，武汉沦陷。贺敬之又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办起了小型诗刊《诗星》。贺敬之特别喜欢田间和艾青的诗，田间的《我在大风沙中奔走》以及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爱国诗篇时刻激荡着他年轻的心灵，鼓舞他奋进。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小说和诗歌。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都能背下来。山河破碎，国仇家恨，贺敬之心中澎0着滚滚创作热情，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给重庆、成都的一些报刊投稿，并有多篇作品被采用刊登。
贺敬之的人生轨迹在1940年发生了大转折。这年4月，怀抱着追求真理的梦想和对革命的憧憬，不满16岁的贺敬之和3名同学一起跋山涉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他的生命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到延安以后，贺敬之被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坚决要求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携带着在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他信心满满地赶考文学系。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考试成绩自然不理想,但最后竟然被录取了。原来文学系主任何其芳看了他写的作品，认为他的诗有艺术感觉，就把他收下来了。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大家云集，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都在这里执掌教鞭，何其芳更是对他爱护有加。何其芳曾在系列抒情长诗《夜歌》中称赞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不胫而走。
二、《白毛女》的鲁南元素贺敬之创作《白毛女》时刚刚20岁，仅凭这一作品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讲述一个遭受地主欺凌的农村少女只身逃人深山，在山洞中生活多年，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果，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她得到了解放。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宣传作用，又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教育意义，很适合改写为歌剧，为党的“七大”献礼，于是邀人创作。一稿出来后,没有得到认可，于是贺敬之被委以重任。贺敬之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连续奋战8个日夜，全身心投人到剧本的创作。在写作时，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他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他想起了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困苦，想起了中国整个农村悲苦现状，更加深了他对喜儿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恶霸地主的痛恨, 这一切都使他的创作激情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该剧在延安连演30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1946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曾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 “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世人都知道，《白毛女》是以流传在河北的民间传说为底本创作的，但很少有人了解，贺敬之在这部剧作中掺人了大量的鲁南元素。据当地人说,《白毛女》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喜儿和黄世仁的原型，都在贺敬之的家乡。正是因为他把亲身经历的生活积累应用到创作当中，喜儿和黄世仁两个人物形象才会如此丰满，栩栩如生。
与贺敬之家所住贺窑村五里之遥、一山之隔，有一个黄楼村，村里有户大地主黄诗仁。据说，黄诗仁霸占土地20多顷，周围很多农民都是他的佃户。黄诗仁家里有个女仆范妮天生丽质，被黄诗仁强行霸占。《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的原型就是黄诗仁，喜儿的原型就是范妮。黄楼村旁边有一座山叫“寨山”，山南坡旧寨遗址有一座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碧霞宫，俗称“奶奶庙”。《白毛女》剧中的奶奶庙，就是根据寨山上的这座“奶奶庙”来描写的。现在，这座“奶奶庙”遗址犹存。
贺敬之在家乡生活了14年，对黄诗仁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恶行非常熟悉，他在接受了创作歌剧《白毛女》的任务之后，就把家乡的故事和河北“白毛仙姑”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塑造了黄世仁和喜儿两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形象。家乡的生活经历，独特的鲁南文化，给予贺敬之文学创作最丰富的营养。
三、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是革命诗人，更是人民的诗人，他的作品总能通过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表现时代精神，既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又高亢豪迈，激情奔放，他的心中总是充满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对黑暗的控诉、对光明的歌颂、对真理的渴望永远都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正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才写出了歌剧《白毛女》和那些激情澎湃、感情真挚的浪漫主义诗歌。在《白毛女》剧本中，贺敬之通过女主人公喜儿悲惨的遭遇，无情地揭露了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及他们阴险、凶残、毒辣、丑恶的本性，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地主阶级欺压下被侮辱与被蹂躏的悲惨命运，同时通过喜儿的善良和美丽，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旧社会的反抗和斗争。
正是胸中激荡着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的作品才时常散发着逼人的审美效应。有人认为，《白毛女》剧本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剧作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使剧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悲壮美。剧中以细腻的笔法、生动的情节、朴实传神的语言，动人肺腑地描写了老实、忠厚、善良的杨白劳被活活逼死的凄惨情景，描写了年轻、淳朴、温顺的喜儿被一步步逼成 “鬼”的苦难历程，可谓写出了人间悲剧的极致。这种大悲大难并未让人感到悲观、消沉与绝望，始终流贯着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奔腾着抗拒邪恶的浩然正气，窜动着穿透黑暗的生命火焰。当喜儿同乡亲们一起满腔激愤、怒火冲天地对黄世仁进行血泪控诉时，又火山喷发般地倾泻出人民大众积压于胸间的对地主阶级和黑暗旧社会的愤怒与仇恨的激情。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和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使得剧中的整体格调和气氛深沉厚重，浩阔雄浑，高亢激越，昂扬奋发，悲而不伤，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悲壮美。®贺敬之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那些气势雄壮、大气镑礴的抒情诗创作。他的诗被评论家们称为“时代的颂歌”，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捕捉时代的重大政治题材，以满腔的热情讴歌重大的政治主题。他的每首政治抒情诗都内含着巨大艺术感染力。在脍炙人口的《回延安》中，他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整首诗的情感朴素而深沉真挚，酣畅地抒发了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充分表现了在延安成长起来的广大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对延安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向往的真挚情感，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的重要篇章。
贺敬之在另外一首长诗《放声歌唱》也采用口语化的形式，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动人场景。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 /啊，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啊，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 /啊啊！是何等壮丽的景象——/我们祖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光华灿烂的/天空！这首诗慷慨豪迈、意气风发，也曾鼓舞了不止一代人。
多年以后，贺敬之曾这样评价这两首诗，他说：“这两首诗是我真情实感的流露，正如同其他的诗也是一样的。这两首诗特别流露的是我对参加革命的回忆，那种对祖国、对人民是这样的一种真情的一种抒发。后来《放声歌唱》的时候，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时期那种翻身感、胜利感和对未来的信心，那是满腔热情写的，这一点是有自信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深挚情感，成为贺敬之文学创作中汩汩而流的不竭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