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滕县（今滕州市）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建立的最后一个教区，也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繁荣期的一个代表。义和团运动以前，柏德牧师在济宁传教，曾到这一带游历传教，莫约翰牧师也曾到此传教。义和团运动兴起后，美国教会在此的传教活动中断。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北长老会在滕县以南15里的小村庄里设立了一个小教站。继莫约翰牧师之后，魏雅各牧师、魏亚力牧师和罗密阁牧师相继到此传道布教。由于滕县地处济宁和峄县之间，当地教徒多数加人了峄县教会,少数加入了济宁教会。这种情况与滕县众多的人口及发达的经济是不相称的，于是教会组织决定加强滕县的传教活动。大批有影响的传教士开始汇聚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机构。
  一、华北基督教会的成立华北基督教会的开拓者是美国北长老会牧师罗密阁。1913年12月26曰，罗密阁牧师夫妇携全家到达滕县，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的第一个基督教家庭。罗氏1901年来华，曾在山东多地传教，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的重要人物。来到滕县后，他先在仓沟买了数间瓦房，作为布道所，后又在西门里路南买了一所宅院，开办福音堂，进行传教活动。年，罗密阁在县城北关外购置了大片土地，大兴土木，修建教堂等宗教场所,正式建立了华北基督教会。
  继罗密阁之后，1911～1918年，美籍牧师申乐道、道德贞、道雅伯、狄乐播等先后来到滕县,壮大了传教士的队伍，滕县基督教势力不断增长扩张。传教士们在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及慈善机构，除华北基督教会外，显赫一时的还有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它们与华北基督教会一起被称为滕县“五北”。“五北”在当时都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成立的较大宗教机构，在山东传教史上地位卓显，也凸显了滕县教区在整个山东教区所担任角色的重要性。
  华北基督教会在滕县建立了众多教堂和布道所。所设立的教堂包括滕县北关大洋楼、城南仓沟教堂、城西大坞教堂、城东马家河口教堂。这些教堂又下设20多个布道所。各个教堂和布道所都派驻牧师或长老进行传教活动。这一时期，滕县参加基督教活动的教徒最多达4000多人，成员多是贫苦农民。有些地主绅士为了借教会的势力保护财产也加入教会。他们除靠洋人保护外，还借教会传教士的关系送子女到教会办的燕京、清华、南开、复旦、齐鲁、金陵等名牌大学上学。这样,洋人利用当地士绅发展教徒，扩大势力，地主士绅则依靠洋人的保护捞取实利，二者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美国传教士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也非常富裕。他们都是携妻带子，每户都有1座洋房，有佣人3～5个。“五北”相互毗连，共占地300多亩，有楼30多幢，平房几百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宗教特区。这么庞大的一群院落,西式楼宇云集,外表非常壮观。传教士们还在滕县购买了一处30多亩地的墓地，名曰 “耶稣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委派日籍牧师大申接管了滕县基督教会。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北基督教会及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均由中国牧师和长老管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滕县“五北”作为教会附属财产被人民政府接收。教会保留了北关和南关两处房产，继续开展宗教活动。二、由新民学校到华北弘道院新民学校创办于1914年，英文校名为“鲁南圣经班和师范学校”，它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为纪念自己的兄长，美国北长老会山东教区的开拓者狄考文而兴建的。建筑校舍的费用出自狄考文遗款，约合美金1万元，所以该校也被称为“考文学校”。学校坐落在滕县北关外，起初占地80余亩。学校建有礼拜楼、钟楼、藏书楼、课室、女神学院、备课楼、男女学员宿舍和作为教职员住宅的6座西式楼房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共有房舍20多栋，约300余间。其规模在当时的滕县颇为壮观。
  “造就信仰纯正之传道士与教员”是新民学校的办学目标，学生多来自“基督家庭”，不交学费，在校食宿。主要课程包括国文、英文、圣经、代数、几何、史地（西洋史）等，设有圣经科、师范科、神预科，1926年增设高级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到济南齐鲁大学与北京华北工学院等校深造。校董会由6人组成，中方3人，西方3人。由于当时国内“收回教育主权”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呼声甚髙，为掩人耳目，新民学校聘任基督教中国牧师刘廉卿（思义）担任第一任校长。刘思义是当时英美基督教在华所办学校的第一位中国籍校长，但学校实权仍掌握在美国传教士们手中。刘思义本为登州文会馆毕业，是狄考文的学生，曾任青州神道学堂教习、青岛明德书院院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代表，还做过冯玉祥的随军牧师。因新民学校与华北神学院连在一起，两院教师有的双方兼职，故新民学校学生可去华北神学院听自然科学与文学、哲学课程，华北神学院学生亦可来新民学校补习英文与语文等课程。
  1927年,新民学校改名“华北弘道院”，名义上进行神学教育，实际上普通高、初中班并未停止授课。
  因校风素朴，华北弘道院广受赞誉，一些外地教会组织甚至专门把学生送到这里教育。1944年出版的《华北神学志》（下）记载了这一情况：“南长老会江北差会，向来均送学生到各都邑读书，但学生回来，多习于奢华，南长老会素知北方崇尚俭朴，及本院开办，乃先遣学生来此试读，藉以考察。至1917年南北两会即实行合组。今则南长老会江北区会之人才，大都倾向本院，其子女亦多愿来此深受造就。院址扼津浦之要冲，仰信握纯粹之中，本院前途，将来不免长足进展也。”虽然华北弘道院是外国侵略势力所建，宗教氛围浓厚，但不能阻止青年学生的爱国进步思想。虽然华北弘道院增设高级科以来就规定高中学生必须受洗人教成为正式基督徒，意图控制高年级学生的思想，但学生们并未因此而消减爱国热忱。一些学生不顾美国牧师的阻挡，千方百计阅读进步书籍，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前，当北方学生南下请愿路过滕县时，他们冲出校门到火车站表示声援。每当国内掀起反日高潮时，美国牧师不让出门，他们就在校内游行。1938年春，日军攻打滕县时，弘道院爱国师生掩护川军伤兵多人，并配合共产党人炸毁北河大铁桥，介绍地下人员到滕西“开银楼”工作，又把川军丢掉的十几支枪转交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1938~1945年日军侵占滕县时期，华北弘道院虽然坚持开办，但屡遭破坏，只能惨淡经营。
  1947年，华北弘道院改称“私立弘道中学”。1948年5月，滕县解放前夕，私立弘道中学南迁徐州、南京等地，受尽颠沛流离之苦。1糾8年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把鲁南一带私立中学编为“岱南中学”，迁往常州，华北弘道院遂被并人其中。饱经沧桑的新民学校，中间经历华北弘道院、私立弘道中学两个阶段，终于走完了它35年的曲折历程。®三、华北神学院的建立与迁出华北神学院创办于1919年9月，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赫士。赫士是齐鲁大学教授，曾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因神学观点不同，他率十几名学生另立门户，到潍县创立此校。1922年，华北神学院迁至滕县。
  南迁滕县后，得天时地利，华北神学院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所办神学院中最大的一所，为美国教会组织培养了大批中国布道员，对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北神学院以培养中、高级神职人员为目标，教学分为正副两科。正科招收大学或神预科毕业生，修业3年。高中毕业生若在传教中成绩突出，得特别推荐者也可报考，但修业为4年。文化程度达不到高中毕业水平但有志于神职工作的也招收，列人副科。两科学生同堂上课。学生除学习宗教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地质、文学、哲学、希伯来文等课程。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由“各省差会保送，每年招收20~25人”。学生免缴学费,生活费亦由各差会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学生自己在校内做杂工获得。
  1934年，华北神学院达到鼎盛，声誉日隆。学生达到149人（男126人，女23人），来自全国16个省区，隶属22个差会。南至海南岛，北至哈尔滨，西至陕西，都有学生慕名前来，甚至还有4位学员来自朝鲜。当时，华北神学院甚至被称为著名的美国普林斯敦神学院的姊妹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神学院遭受沉重打击，处于半停顿状态，英、美籍教师被押往潍县关押，院长改由中国牧师担任。1946年初，华北神学院迁至徐州。1948年，移至无锡。1952年,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华北神学院并人其中。
  华北神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与创办人赫士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是分不开的。1882年，他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华，在山东传教。1901年，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赫士前往济南，担任山东高等学堂总教习。他还曾协助袁世凯创办了山东邮政，并上书清廷仿照世界惯例实行星期日休假制度，被清廷采纳。
  此外，赫士还创办了山东第一家报纸《时报》。他所编写的《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体要》等教材为中国各地新式学堂争相采用，对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年迈的赫士夫妇被日军拘押于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并且放弃国际红十字会主持下的美日两国交换俘虏的机会。1944年，赫士病逝于集中营内，享年87岁。
  四、女传教士道德贞与麻风病医院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所创办的各项慈善事业中，医疗卫生事业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美籍女传教士道德贞又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她对民国初年枣庄地区现代医疗技术的引进起了重要作用。
  1913年，美国北长老会进人滕县不久，就建立起福音医院，因道德贞来华之前就是护士，该院就由她全面掌理。1929年，该院改称“华北医院”，并聘请齐鲁医学院医学博士于道荣担任院长。华北医院是滕县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时美国传教士在山东所建的有代表性的医院。初始设病床10张，1931年，教会又投资新建门诊楼10余间，设置内科、外科、妇产科、X光室、手术室、化验室、西药房、制剂室等，病床增至20张，有医疗人员18人，能做截肢、阑尾炎、肠梗阻、剖腹产、白内障、眼球摘除等手术，并设暗室验光配眼镜。1935年，因病人增多，病床不够用，又募资进行了扩建，在建筑面积、医疗仪器、病床设备上大加改进。来院就诊病人大增，除滕县外，周边邹县、费县、峄县等地病人也来看病，“就诊者络绎不绝，为基督教华北医院的昌盛时期”不过，最让道德贞倾心的还是她一手创办的滕县麻风病医院。
  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麻风病人往往被家庭抛弃而自生自灭，社会上对麻风病人普遍存在广泛的歧视与偏见。
  20世纪初，在当时的滕县及周边地区，还有不少麻风病人。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完全被社会驱逐，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了解除这些人的痛苦和绝望，1918年春，在当地乡绅赞助下，道德贞在滕县创办了麻风病医院。医院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有病床110张，办院经费由英国伦敦万国麻风救济会和加拿大麻风救济会定期供给。
  这是山东第一所麻风病医院，也是山东最早的专科医院。
  在鲁南、苏北一带，道德贞一边传教布道，一边把流落荒野被人遗弃的麻风病人接回自己创办的医院。虽然人员匮乏，只有3名外籍医务人员，但该院收治的麻风病人竟多达百人。麻风病传染性强，含有麻风杆菌的皮肤或黏膜损害后与有破损的健康人皮肤或黏膜接触即可致病，接触传染患者用过的衣物、被褥、手巾、食具等也可传染，但道德贞视病人如兄弟姐妹，不怕传染，常常亲自给麻风病人擦拭溃烂的伤口，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很久以后，一些在该院治愈麻风病的老者提起道德贞来，仍然对她的仁慈与热忱“赞不绝口。
  道德贞的麻风病院，从1918年至1%1年，共收容病人1400多人。在道德贞的示范下，济南、青州、兖州、潍县等地的传教士纷纷建起麻风病医院，收治了大量麻风病人。正是在道德贞等教会人士的推动下，麻风病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关注。
  日本侵占中国后，1940年，道德贞受日本人威胁,被迫离开中国。回国前，她将从教会筹到的美元换成中国银元，转交给当地的几位士绅，嘱托他们用这笔钱照顾好医院的病人。
  一篇文章描述了道德贞离开滕县时的情景：“麻风病人知道道德贞要走了，在她即将离开的那天，在大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她合影时，给她穿上了一件大伙忙活了一夜为她赶制出来的衣服。那件衣服是用很多布条缝制的，每一片布条上，都写着一位麻风病人的名字。”道德贞就是穿着这件“百衲衣”，永远离开了中国。
  现今,道德贞建立的麻风病院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残垣断壁之中，仍立有一方石碑，这就是1935年住在医院中的140多名病人集资所立的“纪德碑”。
  上面镌刻着这样一段碑文：天下若人，吾等为最贫矣而病病也，而麻风形既可丑，气难触人，人纵怜吾，而吾已拒人于千里之外，夫何望哉！美国道德贞女士哀吾之贫而病也，饮食之，衣服之，医药之；吾之易于传染也，宏其宇，净其地，洁新其床被，使吾聚于一处而不复与人接近；哀吾之无依，举安邱张瑞春长老为院长，经纪之，训海之，而张长老风雨寒暑，昼夜无稍闲，数十年如一日；哀吾之体有养而灵无以培也，举美国道雅伯牧师祈祷研经，而道牧师口讲指画，务为道吾于重生称义成圣之地。是吾不幸于前，今由不幸而得此大幸，岂非上帝之特恩哉！虽然道女士、张长老、道牧师之尽心尽力尽意尽志，而吾等不能生死忘也，爰立碑以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