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外国传教士在山东的传教如野火燎原，宗教势力迅速推进到枣庄地区。大批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来到峄县和滕县，把枣庄地区建成了传播西方文化的新桥头堡。其时，美国北长老会一共在山东建了9个教区，峄县和滕县教区占据其二，足见美国北长老会对枣庄地区的重视。来到枣庄的传教士们在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还积极兴办各种慈善、教育和医疗事业。此前，作为中华文明一个重要部分,枣庄地区呈现的是一种恬静有序的乡村文化景观，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不受打扰地在自己的轨道上演化。但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介人,存在了几千年的单一文化形态彻底被打破，枣庄文化的内核中，逐渐掺人基因完全不同、没有任何“血缘”的西方文明因子。面对外来文明，具有数千年积淀的枣庄文化并没有沉沦，而是发扬光大其一贯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以穿行数千年历史的生命力积极对西方近代文明予以吸收和转化，成功将西方近代新技术、文化样式移植嫁接到枣庄古老的文化根干之上，从而使枣庄区域文化化蛹成蝶，在继承悠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开放进取、活力四射的多元文化。
第一节美国北长老会在峄县的宗教文化活动峄县与西方的相遇定格在1905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山东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发展进人一个持续繁荣时期，教士们经由青岛、潍县、临沂抵达峄县。在峄县，他们建立了覆盖全县的传教网络，建立了数量众多的中小学校，引进了现代教育制度，开办了现代化的医疗诊所，创办了众多慈善事业。凡此种种，目的在于培养信仰基督教和掌握现代知识的青年人，以便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事业服务。基督教文化通过教育渗透到枣庄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西文明开始在这里进行对话与融合。
一、峄县教区的建立及发展
1903年，北长老会在济南召开会议，决定在莒州、峄县和胶县三地依次设立新的教会。但由于峄县商贾云集，物阜民丰，民风朴实，且境内多煤矿，交通方便，又占据地理要冲，北长老会遂决定调整原先计划，率先在峄县建立教会。最早来峄县传教的是叶克思牧师夫妇、孔维廉牧师以及富维思牧师等人，他们成为峄县教会的开拓者。1905年峄县作为代表参加了在潍县举行的差会年会，正式成为山东北长老会西部差会的一员。随后，黑牧师、高牧师、文加勒牧师、华乐庚牧师、杜牧师、尤牧师、魏云德工程师等大批宗教人士络绎不绝来到峄县，使得峄县很快成为北长老会在山东布道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中心。峄县教会的活动中心是叶克思修建的南关教堂。该教堂始建于1911年，1913年竣工，由美国工程师魏云德督建。教堂建筑面积为900平方米，主楼高2层，西面南侧有四层钟楼1座，上面悬垂1口高达2米的大钟，每当钟声响起，远播10里。教堂北侧有三层书楼1座，下有地下室，楼板及拱架门窗皆由美国槐木制成。整个教堂可容纳2000人左右。教堂历经战火洗礼，据说，1917年奉军孙百万部攻打峄县城时，曾将南关教堂当做司令部。又有独立旅占领峄县时，也将这里当做指挥部。解放战争时期，南关教堂蒙受枪林弹雨，至今墙上仍密布枪炮轰击痕迹。所幸的是，虽经百年沧桑,南关教堂在今天仍坚固如初，巍峨耸立，直插云霄。
基督教会在峄县地区的传播非常迅速，到1921年，峄县基督教总会成立，下设7个分会，遍布峄县市井乡村。峄东支会在兰陵，峄阳支会在台儿庄，运南支会在涧头，运北支会在高皇庙，峄西支会在多义沟，峄北支会在枣庄，另设南关支会,全县信徒达到2000多人。当时正是各地教会自立时期，峄县教会联络了北京、天津的自立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在教会的大门挂上了“中华基督教会峄县总会”的牌子。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势力，其布道过程实乃文化传播的过程。尤其是传教士们在峄县传教过程中采取了“孔子加耶稣”的战略，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思想中某些和基督教相同或类似的东西相互比附，使西方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方式渗透到鲁南区域文化中。来到峄县的传教士们还大量培养和使用当地布道人员，千方百计扩大基督教会的势力和基督教的传播。尤为关键的是，传教组织通过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的开展来扩大教会影响，使更多的人因为获得实利而皈依基督教会。外国宗教势力慢慢打破了儒家独尊地位，渐渐在鲁南扎下根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佛、道等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这是文化上的巨大变迁。
基督教在峄县的传播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带来了乡村社会风俗的变革。传教士们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废除摧残妇女的陈规陋习，诸如缠足等危害妇女的行为皆在弃绝之列。在教徒中，缠脚的比例要大大低于普通妇女。旧的婚姻观念也在教徒内部逐渐发生变化，婚姻自主观念逐渐盛行。“嫁娶都不用媒妁，必须男女私自承诺。”娃娃亲、领童养媳、蓄妾、嫖娼、赌博等乡村陋习亦为教会所禁止。教会要求基督教徒洁身自好，不吸鸦片，不纳妾，不发脾气，还要“待人如己”，相互关心。这些主张和实践都对乡村生活风尚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万美利与峄县孤儿院
在来峄县的众多传教士中，女教士万美利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人物。她在峄县生活了20多年，创办了峄县孤儿院和台儿庄妇科医院，为了维护孤儿院的运转，她还经营着一份在当时来说堪称庞大的产业。1913年2月，万美利受美国医院总会派遣，跟随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临沂基督教医院当护士，并在1920年办起了临沂孤儿院。1931年10月，她将孤儿院迁到峄县，改名为“峄县孤儿院”，并辞去临沂基督教医院护士一职，专心经营峄县孤儿院，任专职院长。万美利信奉独身主义，人们多称其为“老姑”，或叫她“万护士”。
万美利在峄县城南关路东买了30多间破旧民房作为院址。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大量农民破产，致使孤儿院收容的孤儿人数暴增，由30多人急速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晚清民国时外国人在枣庄地区所办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慈善机构。
万美利虽为女性，但具有不同凡俗的经商头脑和管理才能。为了保障办学所需，万美利为孤儿院选择了一条农、工、商、牧多业并举的发展道路。这一举措收效甚著，为孤儿院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其能够在兵荒马乱中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峄县孤儿院的经济支柱之一是兴办医院。1922年，美国传教士叶克思在峄县开办瑞门德医院，后因故停办。万美利来到峄县后，为了筹集开办孤儿院的资金，首先复建瑞门德医院，并亲任院长。该院规模较大，医疗设备先进，医师阵容齐整，医疗质量较高。除此之外，万美利还在峄县南关、台儿庄、周营等地开办了多家诊所，其中台儿庄妇科医院最为有名。该院以妇产科为主，后又增设内科、外科，有医生、护士7人。由于西医面对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时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万美利所办医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收人非常丰厚。
万美利还在北店子和台儿庄开设牛奶场，并雇请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峄城南关、周营两地开办了酱园。酱园规模不大，只有10多名工人，但因产品质量好而闻名遐迩。她聘请临沂的名师做技术指导，以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为原则，产品远销苏皖宁沪等地。据说，酱园生产的酱菜质量堪与名满天下的济宁玉堂酱菜媲美。
在农业上，万美利经营的农场可谓规模庞大。她拥有良田1000多亩，并将这些土地全部租给附近农民耕种，然后与租户平分劳动所得。据资料记载，万美利一年可分得粮食60000余斤。除此之外，万美利还建立了小纺织厂，有织布机10台、纺线车10部、织袜机5台。以上实业和农业的经营，确保了孤儿院大批孤儿衣食无虞。
万美利的孤儿院从生产管理到文化教育都有一套严格完整的制度。孤儿年满7周岁时，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满12岁即实行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则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或自我服务性劳动。孤儿院设有小学和中学，主要学唱《圣经》圣诗，对孤儿进行宗教思想灌输。教师多为神学院毕业，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工头。有些孤儿根据年龄和天资被送到外地继续学习，有的还被送到上海、烟台等地教会学校或医院学习职业技能，毕业后从事护士、技工、会计等项工作。据1951年统计，该院有中学生14人、高级生33人、初级生113人、幼稚生9人。
万美利对孤儿既有疼爱也有虐待。1945年的一天，一名叫金碗男的孤儿因玩火引起火灾，熊熊大火烧毁三间住房，许多人要痛打这个惹祸的孩子,但万美利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说：“不准打我的孩子。”她的这一举动感动了许多人。1946年的一天夜晚，驻扎在峄县的国民党军一个副官用手枪威逼一赵姓孤女，欲施以强奸。接到报信后，万美利火速跑来拉住这位国民党军官的手，并怒斥其卑劣行径，使孤儿得救。但万美利也体罚和虐待孤儿，有的孤儿尿床，不论男女，她都强迫这些孩子头顶湿被在阳光下把被子晒干，以此作为惩戒。对一些调皮的孩子，万美利有时也采用罚跪的手段,让其跪在烈日之下。
1949年6月，峄县解放后，峄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孤儿院，对学校进行了改造，清除宗教影响,将其逐步改造成普通学校。1951年11月，人民政府全面接管了孤儿院，改名为“峄县人民政府生产教养院”。三、峄县教会学校与现代教育的萌芽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进人峄县伊始即着手筹办学校，目的是为教会培养教徒，训练办教人员，表现“基督精神”，并以传布“福音”为名，把教会学校当成“传教的工具和培养教会领袖的场所”。第一所教会学校于1907年开学。1912〜1922年，是峄县基督教及其教会学校发展的盛期。据1922年有关资料统计，其时峄县教会学校中有男子中学1所、女子中学1所、男子高小1所、女子高小1所、国民学校（初小）9所，计13处。在全县教会学校读书的小学生达390人，占全县小学学生总数的14.1%。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民政府取缔私学，要求教会学校按照法令规定的学制、课程教学，不得传教，否则不予备案。因此，乡镇的教会小学大多由政府接管，县城的教会中学，为避政府监督，对外改称“修道院”。
1938年日军侵占鲁南，峄县地区学校全部停课。战事过后，部分教会学校改由政府办学，另一部分改由教会主持复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冻结了教会学校财产，美国教士成为了战俘。此后，教会学校大部分停办，少数复课的亦由中国教士主持，不受美国接济，自筹经费办学。1945~1948年，教会学校有所恢复，1949年则全部由人民政府接管。
在峄县教会学校中，实业中学最为有名，这是整个山东最早的职业学校之一。该校由美国传教士魏温德于1908年创办，校址初在峄县城南关耶稣堂东边（今枣庄师范内），后迁北店子。人学者均系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且家庭贫寒的男生。每届1班，每班8～10人。1925年前为四年制，其后改为三年制，有初中3个班，预科3个班（相当于高中）。学生约100人，学习绘图、铁工（包括焊工）、木工，以及织地毯、做皮鞋、编藤椅、种地、培植果树等。学校有地300亩，广植各种北方果树，还种有瓜果、蔬菜，一年四季，瓜果满园，蔬菜常青。学校还在地里种植五谷，供师生食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常在其中实习、劳作。办学经费由差会从外国捐募中支付，学生食宿在校，以勤工俭学之报偿抵部分费用。
实业中学的课程体系完全脱离中国传统书院所授四书五经，主要学习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校所授课程包括道学、代数、形学、英语、音乐、形艺等科，教师可谓中西合璧，既有毕业自美国、中国名校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走科举之路选拔出来的秀才,亦有外国牧师兼课者。中国教师由美国人担任的校长选聘。学生多数来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学校开办初期，有的学生生活困难，学校供给吃穿，后期因经费紧张，学生只好自费上学。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地传教或在教会小学任教。师生每天早晨要做礼拜，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校还建有图书室、仪器室等设施。
1928年，北伐军到达峄县，实业中学停办。1929年，实业中学由美国传教士高牧师主持复课，因躲避向政府立案,改称“自助修道院”。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停办。
崇德女校也是峄县名闻遐迩的一所教会学校。该校为美国女教士范珍珠于1908年创办。始称贫儿院，招收贫苦女童入院抚养，达学龄后即授以小学课程。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1916年开办初中班，始称“崇德女校”。全校仅30余人，最多一班7人，半工半读,劳动为织花边，产品可出口。该校门禁森严,10岁以上男子不准人内。1928年，北伐军兵临峄县，崇德女校停办。次年，在刘广志的主持下复课，为避立案，更名为“灵光修道院”。分中学部与小学部，有学生109人、教师6人。1938年，该校有3个初中班、6个小学班。灵光修道院还附设培真女中，收非教徒子弟28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关闭。峄县的这些教会学校在布教的同时，也输人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对当时旧式书院产生了强烈冲击，正是在教会学校的示范下，清末民初，鲁南地区兴起了一股创办新式教育的热潮，推动传统教育逐步向现代教育转型。
第二节北长老会在滕县的宗教文化活动
滕县（今滕州市）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建立的最后一个教区，也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繁荣期的一个代表。义和团运动以前，柏德牧师在济宁传教，曾到这一带游历传教，莫约翰牧师也曾到此传教。义和团运动兴起后，美国教会在此的传教活动中断。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北长老会在滕县以南15里的小村庄里设立了一个小教站。继莫约翰牧师之后，魏雅各牧师、魏亚力牧师和罗密阁牧师相继到此传道布教。由于滕县地处济宁和峄县之间，当地教徒多数加人了峄县教会,少数加入了济宁教会。这种情况与滕县众多的人口及发达的经济是不相称的，于是教会组织决定加强滕县的传教活动。大批有影响的传教士开始汇聚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机构。
一、华北基督教会的成立
华北基督教会的开拓者是美国北长老会牧师罗密阁。1913年12月26曰，罗密阁牧师夫妇携全家到达滕县，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的第一个基督教家庭。罗氏1901年来华，曾在山东多地传教，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的重要人物。来到滕县后，他先在仓沟买了数间瓦房，作为布道所，后又在西门里路南买了一所宅院，开办福音堂，进行传教活动。年，罗密阁在县城北关外购置了大片土地，大兴土木，修建教堂等宗教场所,正式建立了华北基督教会。
继罗密阁之后，1911～1918年，美籍牧师申乐道、道德贞、道雅伯、狄乐播等先后来到滕县,壮大了传教士的队伍，滕县基督教势力不断增长扩张。传教士们在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及慈善机构，除华北基督教会外，显赫一时的还有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它们与华北基督教会一起被称为滕县“五北”。“五北”在当时都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成立的较大宗教机构，在山东传教史上地位卓显，也凸显了滕县教区在整个山东教区所担任角色的重要性。
华北基督教会在滕县建立了众多教堂和布道所。所设立的教堂包括滕县北关大洋楼、城南仓沟教堂、城西大坞教堂、城东马家河口教堂。这些教堂又下设20多个布道所。各个教堂和布道所都派驻牧师或长老进行传教活动。这一时期，滕县参加基督教活动的教徒最多达4000多人，成员多是贫苦农民。有些地主绅士为了借教会的势力保护财产也加入教会。他们除靠洋人保护外，还借教会传教士的关系送子女到教会办的燕京、清华、南开、复旦、齐鲁、金陵等名牌大学上学。这样,洋人利用当地士绅发展教徒，扩大势力，地主士绅则依靠洋人的保护捞取实利，二者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美国传教士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也非常富裕。他们都是携妻带子，每户都有1座洋房，有佣人3-5个。“五北”相互毗连，共占地300多亩，有楼30多幢，平房几百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宗教特区。这么庞大的一群院落,西式楼宇云集,外表非常壮观。传教士们还在滕县购买了一处30多亩地的墓地，名曰 “耶稣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委派日籍牧师大申接管了滕县基督教会。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北基督教会及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均由中国牧师和长老管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滕县“五北”作为教会附属财产被人民政府接收。教会保留了北关和南关两处房产，继续开展宗教活动。
二、由新民学校到华北弘道院
新民学校创办于1914年，英文校名为“鲁南圣经班和师范学校”，它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为纪念自己的兄长，美国北长老会山东教区的开拓者狄考文而兴建的。建筑校舍的费用出自狄考文遗款，约合美金1万元，所以该校也被称为“考文学校”。学校坐落在滕县北关外，起初占地80余亩。学校建有礼拜楼、钟楼、藏书楼、课室、女神学院、备课楼、男女学员宿舍和作为教职员住宅的6座西式楼房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共有房舍20多栋，约300余间。其规模在当时的滕县颇为壮观。
“造就信仰纯正之传道士与教员”是新民学校的办学目标，学生多来自“基督家庭”，不交学费，在校食宿。主要课程包括国文、英文、圣经、代数、几何、史地（西洋史）等，设有圣经科、师范科、神预科，1926年增设高级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到济南齐鲁大学与北京华北工学院等校深造。校董会由6人组成，中方3人，西方3人。由于当时国内“收回教育主权”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呼声甚髙，为掩人耳目，新民学校聘任基督教中国牧师刘廉卿（思义）担任第一任校长。刘思义是当时英美基督教在华所办学校的第一位中国籍校长，但学校实权仍掌握在美国传教士们手中。刘思义本为登州文会馆毕业，是狄考文的学生，曾任青州神道学堂教习、青岛明德书院院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代表，还做过冯玉祥的随军牧师。因新民学校与华北神学院连在一起，两院教师有的双方兼职，故新民学校学生可去华北神学院听自然科学与文学、哲学课程，华北神学院学生亦可来新民学校补习英文与语文等课程。
1927年,新民学校改名“华北弘道院”，名义上进行神学教育，实际上普通高、初中班并未停止授课。
因校风素朴，华北弘道院广受赞誉，一些外地教会组织甚至专门把学生送到这里教育。1944年出版的《华北神学志》（下）记载了这一情况：“南长老会江北差会，向来均送学生到各都邑读书，但学生回来，多习于奢华，南长老会素知北方崇尚俭朴，及本院开办，乃先遣学生来此试读，藉以考察。至1917年南北两会即实行合组。今则南长老会江北区会之人才，大都倾向本院，其子女亦多愿来此深受造就。院址扼津浦之要冲，仰信握纯粹之中，本院前途，将来不免长足进展也。”虽然华北弘道院是外国侵略势力所建，宗教氛围浓厚，但不能阻止青年学生的爱国进步思想。虽然华北弘道院增设高级科以来就规定高中学生必须受洗人教成为正式基督徒，意图控制高年级学生的思想，但学生们并未因此而消减爱国热忱。一些学生不顾美国牧师的阻挡，千方百计阅读进步书籍，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前，当北方学生南下请愿路过滕县时，他们冲出校门到火车站表示声援。每当国内掀起反日高潮时，美国牧师不让出门，他们就在校内游行。1938年春，日军攻打滕县时，弘道院爱国师生掩护川军伤兵多人，并配合共产党人炸毁北河大铁桥，介绍地下人员到滕西“开银楼”工作，又把川军丢掉的十几支枪转交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1938-1945年日军侵占滕县时期，华北弘道院虽然坚持开办，但屡遭破坏，只能惨淡经营。
1947年，华北弘道院改称“私立弘道中学”。1948年5月，滕县解放前夕，私立弘道中学南迁徐州、南京等地，受尽颠沛流离之苦。1糾8年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把鲁南一带私立中学编为“岱南中学”，迁往常州，华北弘道院遂被并人其中。饱经沧桑的新民学校，中间经历华北弘道院、私立弘道中学两个阶段，终于走完了它35年的曲折历程。
三、华北神学院的建立与迁出华北神学院创办于1919年9月，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赫士。赫士是齐鲁大学教授，曾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因神学观点不同，他率十几名学生另立门户，到潍县创立此校。1922年，华北神学院迁至滕县。
南迁滕县后，得天时地利，华北神学院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所办神学院中最大的一所，为美国教会组织培养了大批中国布道员，对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北神学院以培养中、高级神职人员为目标，教学分为正副两科。正科招收大学或神预科毕业生，修业3年。高中毕业生若在传教中成绩突出，得特别推荐者也可报考，但修业为4年。文化程度达不到高中毕业水平但有志于神职工作的也招收，列人副科。两科学生同堂上课。学生除学习宗教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地质、文学、哲学、希伯来文等课程。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由“各省差会保送，每年招收20~25人”。学生免缴学费,生活费亦由各差会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学生自己在校内做杂工获得。
1934年，华北神学院达到鼎盛，声誉日隆。学生达到149人（男126人，女23人），来自全国16个省区，隶属22个差会。南至海南岛，北至哈尔滨，西至陕西，都有学生慕名前来，甚至还有4位学员来自朝鲜。当时，华北神学院甚至被称为著名的美国普林斯敦神学院的姊妹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神学院遭受沉重打击，处于半停顿状态，英、美籍教师被押往潍县关押，院长改由中国牧师担任。1946年初，华北神学院迁至徐州。1948年，移至无锡。1952年,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华北神学院并人其中。
华北神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与创办人赫士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是分不开的。1882年，他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华，在山东传教。1901年，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赫士前往济南，担任山东高等学堂总教习。他还曾协助袁世凯创办了山东邮政，并上书清廷仿照世界惯例实行星期日休假制度，被清廷采纳。此外，赫士还创办了山东第一家报纸《时报》。他所编写的《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体要》等教材为中国各地新式学堂争相采用，对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年迈的赫士夫妇被日军拘押于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并且放弃国际红十字会主持下的美日两国交换俘虏的机会。1944年，赫士病逝于集中营内，享年87岁。
四、女传教士道德贞与麻风病医院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所创办的各项慈善事业中，医疗卫生事业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美籍女传教士道德贞又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她对民国初年枣庄地区现代医疗技术的引进起了重要作用。
1913年，美国北长老会进人滕县不久，就建立起福音医院，因道德贞来华之前就是护士，该院就由她全面掌理。1929年，该院改称“华北医院”，并聘请齐鲁医学院医学博士于道荣担任院长。华北医院是滕县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时美国传教士在山东所建的有代表性的医院。初始设病床10张，1931年，教会又投资新建门诊楼10余间，设置内科、外科、妇产科、X光室、手术室、化验室、西药房、制剂室等，病床增至20张，有医疗人员18人，能做截肢、阑尾炎、肠梗阻、剖腹产、白内障、眼球摘除等手术，并设暗室验光配眼镜。1935年，因病人增多，病床不够用，又募资进行了扩建，在建筑面积、医疗仪器、病床设备上大加改进。来院就诊病人大增，除滕县外，周边邹县、费县、峄县等地病人也来看病，“就诊者络绎不绝，为基督教华北医院的昌盛时期”不过，最让道德贞倾心的还是她一手创办的滕县麻风病医院。
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麻风病人往往被家庭抛弃而自生自灭，社会上对麻风病人普遍存在广泛的歧视与偏见。
20世纪初，在当时的滕县及周边地区，还有不少麻风病人。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完全被社会驱逐，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了解除这些人的痛苦和绝望，1918年春，在当地乡绅赞助下，道德贞在滕县创办了麻风病医院。医院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有病床110张，办院经费由英国伦敦万国麻风救济会和加拿大麻风救济会定期供给。
这是山东第一所麻风病医院，也是山东最早的专科医院。
在鲁南、苏北一带，道德贞一边传教布道，一边把流落荒野被人遗弃的麻风病人接回自己创办的医院。虽然人员匮乏，只有3名外籍医务人员，但该院收治的麻风病人竟多达百人。麻风病传染性强，含有麻风杆菌的皮肤或黏膜损害后与有破损的健康人皮肤或黏膜接触即可致病，接触传染患者用过的衣物、被褥、手巾、食具等也可传染，但道德贞视病人如兄弟姐妹，不怕传染，常常亲自给麻风病人擦拭溃烂的伤口，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很久以后，一些在该院治愈麻风病的老者提起道德贞来，仍然对她的仁慈与热忱“赞不绝口。
道德贞的麻风病院，从1918年至1%1年，共收容病人1400多人。在道德贞的示范下，济南、青州、兖州、潍县等地的传教士纷纷建起麻风病医院，收治了大量麻风病人。正是在道德贞等教会人士的推动下，麻风病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关注。
日本侵占中国后，1940年，道德贞受日本人威胁,被迫离开中国。回国前，她将从教会筹到的美元换成中国银元，转交给当地的几位士绅，嘱托他们用这笔钱照顾好医院的病人。
一篇文章描述了道德贞离开滕县时的情景：“麻风病人知道道德贞要走了，在她即将离开的那天，在大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她合影时，给她穿上了一件大伙忙活了一夜为她赶制出来的衣服。那件衣服是用很多布条缝制的，每一片布条上，都写着一位麻风病人的名字。”道德贞就是穿着这件“百衲衣”，永远离开了中国。
现今,道德贞建立的麻风病院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残垣断壁之中，仍立有一方石碑，这就是1935年住在医院中的140多名病人集资所立的“纪德碑”。
上面镌刻着这样一段碑文：天下若人，吾等为最贫矣而病病也，而麻风形既可丑，气难触人，人纵怜吾，而吾已拒人于千里之外，夫何望哉！美国道德贞女士哀吾之贫而病也，饮食之，衣服之，医药之；吾之易于传染也，宏其宇，净其地，洁新其床被，使吾聚于一处而不复与人接近；哀吾之无依，举安邱张瑞春长老为院长，经纪之，训海之，而张长老风雨寒暑，昼夜无稍闲，数十年如一日；哀吾之体有养而灵无以培也，举美国道雅伯牧师祈祷研经，而道牧师口讲指画，务为道吾于重生称义成圣之地。是吾不幸于前，今由不幸而得此大幸，岂非上帝之特恩哉！虽然道女士、张长老、道牧师之尽心尽力尽意尽志，而吾等不能生死忘也，爰立碑以纪之。
第三节近代枣庄文化品格的形成
外来文化的冲击给枣庄文化带来了压力，更提供了一种新陈代谢的契机。随着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枣庄文化也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逐渐锻造出新的精神品格。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枣庄人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而是从会通的角度倡导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渗透、重组和再造，对西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走文化整合创新之路。这种方式，不囿于洋，不困于中，避免了单纯从表层来进行中西文化对接，反映了枣庄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袭扰时的智慧。强化趋新与谋求变革的近代意识、主动接受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仿造和创新洋事物、大胆革除陋俗并创造新生活成了近代枣庄文化品格的鲜明特征。
一、近代文明对赛庄城市文化的催生与建构
城市文化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登陆，行进在近代化旅程中的枣庄，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精神和高度的自信接纳了来自异域的文化，并通过融合与对话不断实现自我革新，逐渐脱离了单纯的农耕文明，在丰腴的母体文化中建构起生气勃勃、气象万千的城市文化品格，实现了精神世界的一次彻底蜕变。
大略说来，近代枣庄城市文化的建构主要涵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兼容并包，多元并存。随着1912年津浦线全线通车，再加上原有的运河航运，偏居一隅的枣庄占据了两条贯通南北的水陆交通大动脉，成为华东地区交通最为便利的地区之一。交通能力的腾跃，使枣庄能够更深地参与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中，甚至能够做到与东部最为发达的京津沪等大商埠同步发展。无论是北京、天津的新思想、新观念，还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新风尚，均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枣庄的大街小巷。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中兴公司为代表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后，海内外大批官宦、工商业者、士绅、知识分子及工农大众来到枣庄，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使得枣庄在文化上南北交融、东西杂聚，成为多种地域文化的交流荟萃之所。可以说，复合性、开放性成为近代枣庄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
二是竞争进取，不甘人后。鸦片战争的屈辱，甲午战争的伤痛，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在救国图强的思潮中，面对严酷的生存危机，枣庄人也一改“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价值观，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引人西方的竞争进取思想，用“竞争生存”的理念来取代不思进取的中庸之道，西方进化论思想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从此，崇尚竞争、重“力”轻“命”、勇于冒险和标新立异成为枣庄文化的主基调。
三是摆脱“重农抑商”的精神桎梏，大力弘扬工商文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枣庄的落地生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受到挑战。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等陈腐观念逐渐被枣庄人所抛弃, 求利、重商、富国之风逐渐深人人心。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成为枣庄人的共同追求。187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诞生在枣庄绝不是偶然，它是枣庄人解放思想、奋发图强、救亡兴国精神的最好写照。以中兴公司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在枣庄地区的崛起，奏响了中国近代化交响乐章的最强音。
二、枣庄地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吸纳与融合西方近代文明对枣庄地方文化的渗透是全方位的。随着报刊的传播、学堂的设立以及人员的交流，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社会风尚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文明因素揉合进枣庄地方文化当中，促使枣庄地区的饮食、衣着、装饰、建筑等市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变迁。
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兴公司“飞机楼”的建造了。
所谓“飞机楼”，其实是中兴公司的办公楼，因其外形酷似飞机，故得此名。这座楼不仅是中兴公司胼手砥足、沐风栉雨发展民族工业的见证，也是中西文化交融汇合一个杰出代表。
“飞机楼”始建于1923年，由德国设计师设计，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东西走向的两层建筑。大楼层高4米，总建筑面积2813平方米，共投资144万元。大楼东部有地下室，高3米，通地下室有3处出人口。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两根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楼内中间门厅由4根花岗岩圆柱拱托，两端与楼梯间相连，长12米，宽11米。门厅北单体建筑为会议室，门厅两侧有东西走廊，宽2.2米。走廊两侧为办公室，宽敞明亮。水刷石外墙，混凝土沿口，大坡度起脊红瓦屋面，衬托着突出房顶的塔楼。正楼中央全高15.6米。整座建筑物层次错落有致，格外雄伟壮观。“飞机楼”的东西两侧50米外各建有配楼1座，红砖墙身，大红瓦屋面，均为两层砖木结构，东楼面积1734平方米，西楼面积1176平方米，与主楼整体呈象征胜利的英文字母“V”形。大楼被设计成飞机形状，寓意着中兴公司事业的腾飞。
单看外表，这座建筑没有任何中国文化的影子，但实际上，大楼的设计却是中欧文化结合的产物。整个大楼主体坐北朝南，但偏西5度。之所以采取这种设计，恰恰是对枣庄传统习俗的尊重。“飞机楼”南边，有条正南正北的中新街(今中心街），而枣庄当地建房有个规矩，即房门不能正对着路，否则不吉不利。为了不让房门正对着马路，所以才出现了偏西的这一设计。“飞机楼”的设计还加人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仪观念。因为当时中兴公司的两位董事会长徐世昌和黎元洪都是国家总统，应享“九五至尊”，所以正门台阶被设计为9级。据说，当年中兴公司大股东张学良到中兴公司视察时，坚决不中兴公司老办公大楼“飞机楼”从正门人，而是从侧面楼梯走进大楼，体现了张学良虚怀若谷的精神。®时至今日，虽历经战乱，“飞机楼”仍然屹立在中兴公司原址上，被誉为“鲁南煤城第一楼”。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该楼成为枣庄煤矿的办公大楼。大楼正面上方“枣庄煤矿”4个大字，是由著名学者郭沫若题写的。
正是因为“飞机楼”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该楼已被山东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枣庄市人民政府即将在此大楼内部建立中国煤炭历史博物馆，向世人讲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风雨历程。
三、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新风经济的兴盛必定带来文化的繁荣。工业文明的发展给枣庄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诸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尤其是维新思潮的传播更加深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大大促进了枣庄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近代化历程。古老的枣庄文化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新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提倡和引进近代科技，二是积极发展新式教育。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兴公司都可以算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代表。早在1906年，为了修建台枣铁路，中兴公司远赴德国采购了全套机器设备，包括火车头3辆，载重50吨的煤斗车50辆，以及钢轨、钢枕、起重车、平板车、客车等设备。在煤矿建设方面，中兴公司也瞄准世界最先进技术，所用设备如锅炉、大绞车、井架、煤楼、煤筛、煤斗、电动提升机、排水机等也全由德国西门子等公司进口。舍得在技术装备上花大价钱，使得中兴公司成为全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煤矿之一，在规模上仅次于抚顺（中日合资）、开滦（中英合办）两大煤矿，成为全国第三大煤矿。
除此之外，中兴公司还积极引进国外人力资源。开办伊始，中兴公司就延聘外国专家担任总矿师，负责全矿的技术保障。1929年初，中兴公司敦聘德国人克礼柯为总矿师。克礼柯履任后，大张旗鼓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举措之一就是在主要石门安装无极绳运输，彻底改变了井下用骡马和人力运输的落后局面。这“在当时的中国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克礼柯还主持了作业方式的改进，由殊柱式采煤改为长壁式采煤。1930年和1931年，中兴公司从德国先后购进2台当时世畀上最先进的簸煤机（运煤机）、2台刈煤机和爬煤机，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从1931年起，中兴公司的煤炭产量平均以每年18万多吨的速度上升，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大型工业企业。科学技术是近代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它不仅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产工具，用新知识、新技能武装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推动社会观念的更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守成、轻改革的倾向，科学技术常常被作为“奇技淫巧”来加以否定。因此，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低下的地位。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枣庄民族工业中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对枣庄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强大冲击，中兴公司等民族工业的崛起使枣庄人认识到，要想自强求富，就必须掌握科学技术，崇尚科学、追求技术遂成为枣庄文化新风。近代科技的威力在中兴公司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引进，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掌握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于是，兴办新式学校在枣庄一时蔚然成风。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科学知识的熏陶和启发下，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经过近代科学知识的洗礼，他们不再相信星命风水、巫觋谶纬，而是相信科学、信赖科学，旧的迷信思想受到强有力冲击。而且，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科技应用于日常生活，使生活设施变得更加舒适与便捷，让原来较为单调的生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科技的帮助下，新生活方式表现出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剪辫、易服、洋楼、电灯、火车、轮船、自行车、照相机等新事物的出现，改变了枣庄人在衣食住行方面传统的生活习惯，促使人们有意识地追求科学、卫生、有品位的生活。戒除鸦片、废除缠足、改良婚丧祭葬成为风俗革新的主要内容。
作为民族工业的领跑者，中兴公司也通过大力兴办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工人补习学校为文化新风尚推波助澜。1923年3月，中兴公司创办中兴小学，到1936年，发展到18个班，在校学生912人，成为当时鲁南规模最大的小学。该校开设训练、国语、自然、算术、美术、体育等课程，师资优良，所聘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及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教学质量冠盖苏北、鲁南。中兴小学以“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为办学宗旨，既注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又强化对他们强学力行素质的培养，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亲善精诚、奉公守法、爱国爱民的大批毕业生。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就曾在中兴小学台儿庄分校就读。
1930年，中兴公司又兴建了中兴学校职业部。学校坚持训育与教学合一，学生思想进步,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枣庄教育界成立了中共第一个党支部。大批学生加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战地服务团”，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大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年，中兴公司还斥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以“启发工人觉悟，提高工人技艺,增进工作效率，完成国民资格”。
第一节美国北长老会在峄县的宗教文化活动峄县与西方的相遇定格在1905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山东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发展进人一个持续繁荣时期，教士们经由青岛、潍县、临沂抵达峄县。在峄县，他们建立了覆盖全县的传教网络，建立了数量众多的中小学校，引进了现代教育制度，开办了现代化的医疗诊所，创办了众多慈善事业。凡此种种，目的在于培养信仰基督教和掌握现代知识的青年人，以便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事业服务。基督教文化通过教育渗透到枣庄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西文明开始在这里进行对话与融合。
一、峄县教区的建立及发展
1903年，北长老会在济南召开会议，决定在莒州、峄县和胶县三地依次设立新的教会。但由于峄县商贾云集，物阜民丰，民风朴实，且境内多煤矿，交通方便，又占据地理要冲，北长老会遂决定调整原先计划，率先在峄县建立教会。最早来峄县传教的是叶克思牧师夫妇、孔维廉牧师以及富维思牧师等人，他们成为峄县教会的开拓者。1905年峄县作为代表参加了在潍县举行的差会年会，正式成为山东北长老会西部差会的一员。随后，黑牧师、高牧师、文加勒牧师、华乐庚牧师、杜牧师、尤牧师、魏云德工程师等大批宗教人士络绎不绝来到峄县，使得峄县很快成为北长老会在山东布道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中心。峄县教会的活动中心是叶克思修建的南关教堂。该教堂始建于1911年，1913年竣工，由美国工程师魏云德督建。教堂建筑面积为900平方米，主楼高2层，西面南侧有四层钟楼1座，上面悬垂1口高达2米的大钟，每当钟声响起，远播10里。教堂北侧有三层书楼1座，下有地下室，楼板及拱架门窗皆由美国槐木制成。整个教堂可容纳2000人左右。教堂历经战火洗礼，据说，1917年奉军孙百万部攻打峄县城时，曾将南关教堂当做司令部。又有独立旅占领峄县时，也将这里当做指挥部。解放战争时期，南关教堂蒙受枪林弹雨，至今墙上仍密布枪炮轰击痕迹。所幸的是，虽经百年沧桑,南关教堂在今天仍坚固如初，巍峨耸立，直插云霄。
基督教会在峄县地区的传播非常迅速，到1921年，峄县基督教总会成立，下设7个分会，遍布峄县市井乡村。峄东支会在兰陵，峄阳支会在台儿庄，运南支会在涧头，运北支会在高皇庙，峄西支会在多义沟，峄北支会在枣庄，另设南关支会,全县信徒达到2000多人。当时正是各地教会自立时期，峄县教会联络了北京、天津的自立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在教会的大门挂上了“中华基督教会峄县总会”的牌子。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势力，其布道过程实乃文化传播的过程。尤其是传教士们在峄县传教过程中采取了“孔子加耶稣”的战略，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思想中某些和基督教相同或类似的东西相互比附，使西方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方式渗透到鲁南区域文化中。来到峄县的传教士们还大量培养和使用当地布道人员，千方百计扩大基督教会的势力和基督教的传播。尤为关键的是，传教组织通过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的开展来扩大教会影响，使更多的人因为获得实利而皈依基督教会。外国宗教势力慢慢打破了儒家独尊地位，渐渐在鲁南扎下根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佛、道等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这是文化上的巨大变迁。
基督教在峄县的传播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带来了乡村社会风俗的变革。传教士们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废除摧残妇女的陈规陋习，诸如缠足等危害妇女的行为皆在弃绝之列。在教徒中，缠脚的比例要大大低于普通妇女。旧的婚姻观念也在教徒内部逐渐发生变化，婚姻自主观念逐渐盛行。“嫁娶都不用媒妁，必须男女私自承诺。”娃娃亲、领童养媳、蓄妾、嫖娼、赌博等乡村陋习亦为教会所禁止。教会要求基督教徒洁身自好，不吸鸦片，不纳妾，不发脾气，还要“待人如己”，相互关心。这些主张和实践都对乡村生活风尚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万美利与峄县孤儿院
在来峄县的众多传教士中，女教士万美利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人物。她在峄县生活了20多年，创办了峄县孤儿院和台儿庄妇科医院，为了维护孤儿院的运转，她还经营着一份在当时来说堪称庞大的产业。1913年2月，万美利受美国医院总会派遣，跟随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临沂基督教医院当护士，并在1920年办起了临沂孤儿院。1931年10月，她将孤儿院迁到峄县，改名为“峄县孤儿院”，并辞去临沂基督教医院护士一职，专心经营峄县孤儿院，任专职院长。万美利信奉独身主义，人们多称其为“老姑”，或叫她“万护士”。
万美利在峄县城南关路东买了30多间破旧民房作为院址。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大量农民破产，致使孤儿院收容的孤儿人数暴增，由30多人急速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晚清民国时外国人在枣庄地区所办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慈善机构。
万美利虽为女性，但具有不同凡俗的经商头脑和管理才能。为了保障办学所需，万美利为孤儿院选择了一条农、工、商、牧多业并举的发展道路。这一举措收效甚著，为孤儿院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其能够在兵荒马乱中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峄县孤儿院的经济支柱之一是兴办医院。1922年，美国传教士叶克思在峄县开办瑞门德医院，后因故停办。万美利来到峄县后，为了筹集开办孤儿院的资金，首先复建瑞门德医院，并亲任院长。该院规模较大，医疗设备先进，医师阵容齐整，医疗质量较高。除此之外，万美利还在峄县南关、台儿庄、周营等地开办了多家诊所，其中台儿庄妇科医院最为有名。该院以妇产科为主，后又增设内科、外科，有医生、护士7人。由于西医面对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时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万美利所办医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收人非常丰厚。
万美利还在北店子和台儿庄开设牛奶场，并雇请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峄城南关、周营两地开办了酱园。酱园规模不大，只有10多名工人，但因产品质量好而闻名遐迩。她聘请临沂的名师做技术指导，以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为原则，产品远销苏皖宁沪等地。据说，酱园生产的酱菜质量堪与名满天下的济宁玉堂酱菜媲美。
在农业上，万美利经营的农场可谓规模庞大。她拥有良田1000多亩，并将这些土地全部租给附近农民耕种，然后与租户平分劳动所得。据资料记载，万美利一年可分得粮食60000余斤。除此之外，万美利还建立了小纺织厂，有织布机10台、纺线车10部、织袜机5台。以上实业和农业的经营，确保了孤儿院大批孤儿衣食无虞。
万美利的孤儿院从生产管理到文化教育都有一套严格完整的制度。孤儿年满7周岁时，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满12岁即实行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则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或自我服务性劳动。孤儿院设有小学和中学，主要学唱《圣经》圣诗，对孤儿进行宗教思想灌输。教师多为神学院毕业，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工头。有些孤儿根据年龄和天资被送到外地继续学习，有的还被送到上海、烟台等地教会学校或医院学习职业技能，毕业后从事护士、技工、会计等项工作。据1951年统计，该院有中学生14人、高级生33人、初级生113人、幼稚生9人。
万美利对孤儿既有疼爱也有虐待。1945年的一天，一名叫金碗男的孤儿因玩火引起火灾，熊熊大火烧毁三间住房，许多人要痛打这个惹祸的孩子,但万美利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说：“不准打我的孩子。”她的这一举动感动了许多人。1946年的一天夜晚，驻扎在峄县的国民党军一个副官用手枪威逼一赵姓孤女，欲施以强奸。接到报信后，万美利火速跑来拉住这位国民党军官的手，并怒斥其卑劣行径，使孤儿得救。但万美利也体罚和虐待孤儿，有的孤儿尿床，不论男女，她都强迫这些孩子头顶湿被在阳光下把被子晒干，以此作为惩戒。对一些调皮的孩子，万美利有时也采用罚跪的手段,让其跪在烈日之下。
1949年6月，峄县解放后，峄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孤儿院，对学校进行了改造，清除宗教影响,将其逐步改造成普通学校。1951年11月，人民政府全面接管了孤儿院，改名为“峄县人民政府生产教养院”。三、峄县教会学校与现代教育的萌芽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进人峄县伊始即着手筹办学校，目的是为教会培养教徒，训练办教人员，表现“基督精神”，并以传布“福音”为名，把教会学校当成“传教的工具和培养教会领袖的场所”。第一所教会学校于1907年开学。1912〜1922年，是峄县基督教及其教会学校发展的盛期。据1922年有关资料统计，其时峄县教会学校中有男子中学1所、女子中学1所、男子高小1所、女子高小1所、国民学校（初小）9所，计13处。在全县教会学校读书的小学生达390人，占全县小学学生总数的14.1%。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民政府取缔私学，要求教会学校按照法令规定的学制、课程教学，不得传教，否则不予备案。因此，乡镇的教会小学大多由政府接管，县城的教会中学，为避政府监督，对外改称“修道院”。
1938年日军侵占鲁南，峄县地区学校全部停课。战事过后，部分教会学校改由政府办学，另一部分改由教会主持复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冻结了教会学校财产，美国教士成为了战俘。此后，教会学校大部分停办，少数复课的亦由中国教士主持，不受美国接济，自筹经费办学。1945~1948年，教会学校有所恢复，1949年则全部由人民政府接管。
在峄县教会学校中，实业中学最为有名，这是整个山东最早的职业学校之一。该校由美国传教士魏温德于1908年创办，校址初在峄县城南关耶稣堂东边（今枣庄师范内），后迁北店子。人学者均系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且家庭贫寒的男生。每届1班，每班8～10人。1925年前为四年制，其后改为三年制，有初中3个班，预科3个班（相当于高中）。学生约100人，学习绘图、铁工（包括焊工）、木工，以及织地毯、做皮鞋、编藤椅、种地、培植果树等。学校有地300亩，广植各种北方果树，还种有瓜果、蔬菜，一年四季，瓜果满园，蔬菜常青。学校还在地里种植五谷，供师生食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常在其中实习、劳作。办学经费由差会从外国捐募中支付，学生食宿在校，以勤工俭学之报偿抵部分费用。
实业中学的课程体系完全脱离中国传统书院所授四书五经，主要学习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校所授课程包括道学、代数、形学、英语、音乐、形艺等科，教师可谓中西合璧，既有毕业自美国、中国名校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走科举之路选拔出来的秀才,亦有外国牧师兼课者。中国教师由美国人担任的校长选聘。学生多数来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学校开办初期，有的学生生活困难，学校供给吃穿，后期因经费紧张，学生只好自费上学。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地传教或在教会小学任教。师生每天早晨要做礼拜，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校还建有图书室、仪器室等设施。
1928年，北伐军到达峄县，实业中学停办。1929年，实业中学由美国传教士高牧师主持复课，因躲避向政府立案,改称“自助修道院”。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停办。
崇德女校也是峄县名闻遐迩的一所教会学校。该校为美国女教士范珍珠于1908年创办。始称贫儿院，招收贫苦女童入院抚养，达学龄后即授以小学课程。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1916年开办初中班，始称“崇德女校”。全校仅30余人，最多一班7人，半工半读,劳动为织花边，产品可出口。该校门禁森严,10岁以上男子不准人内。1928年，北伐军兵临峄县，崇德女校停办。次年，在刘广志的主持下复课，为避立案，更名为“灵光修道院”。分中学部与小学部，有学生109人、教师6人。1938年，该校有3个初中班、6个小学班。灵光修道院还附设培真女中，收非教徒子弟28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关闭。峄县的这些教会学校在布教的同时，也输人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对当时旧式书院产生了强烈冲击，正是在教会学校的示范下，清末民初，鲁南地区兴起了一股创办新式教育的热潮，推动传统教育逐步向现代教育转型。
第二节北长老会在滕县的宗教文化活动
滕县（今滕州市）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建立的最后一个教区，也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繁荣期的一个代表。义和团运动以前，柏德牧师在济宁传教，曾到这一带游历传教，莫约翰牧师也曾到此传教。义和团运动兴起后，美国教会在此的传教活动中断。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北长老会在滕县以南15里的小村庄里设立了一个小教站。继莫约翰牧师之后，魏雅各牧师、魏亚力牧师和罗密阁牧师相继到此传道布教。由于滕县地处济宁和峄县之间，当地教徒多数加人了峄县教会,少数加入了济宁教会。这种情况与滕县众多的人口及发达的经济是不相称的，于是教会组织决定加强滕县的传教活动。大批有影响的传教士开始汇聚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机构。
一、华北基督教会的成立
华北基督教会的开拓者是美国北长老会牧师罗密阁。1913年12月26曰，罗密阁牧师夫妇携全家到达滕县，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的第一个基督教家庭。罗氏1901年来华，曾在山东多地传教，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的重要人物。来到滕县后，他先在仓沟买了数间瓦房，作为布道所，后又在西门里路南买了一所宅院，开办福音堂，进行传教活动。年，罗密阁在县城北关外购置了大片土地，大兴土木，修建教堂等宗教场所,正式建立了华北基督教会。
继罗密阁之后，1911～1918年，美籍牧师申乐道、道德贞、道雅伯、狄乐播等先后来到滕县,壮大了传教士的队伍，滕县基督教势力不断增长扩张。传教士们在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及慈善机构，除华北基督教会外，显赫一时的还有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它们与华北基督教会一起被称为滕县“五北”。“五北”在当时都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成立的较大宗教机构，在山东传教史上地位卓显，也凸显了滕县教区在整个山东教区所担任角色的重要性。
华北基督教会在滕县建立了众多教堂和布道所。所设立的教堂包括滕县北关大洋楼、城南仓沟教堂、城西大坞教堂、城东马家河口教堂。这些教堂又下设20多个布道所。各个教堂和布道所都派驻牧师或长老进行传教活动。这一时期，滕县参加基督教活动的教徒最多达4000多人，成员多是贫苦农民。有些地主绅士为了借教会的势力保护财产也加入教会。他们除靠洋人保护外，还借教会传教士的关系送子女到教会办的燕京、清华、南开、复旦、齐鲁、金陵等名牌大学上学。这样,洋人利用当地士绅发展教徒，扩大势力，地主士绅则依靠洋人的保护捞取实利，二者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美国传教士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也非常富裕。他们都是携妻带子，每户都有1座洋房，有佣人3-5个。“五北”相互毗连，共占地300多亩，有楼30多幢，平房几百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宗教特区。这么庞大的一群院落,西式楼宇云集,外表非常壮观。传教士们还在滕县购买了一处30多亩地的墓地，名曰 “耶稣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委派日籍牧师大申接管了滕县基督教会。1945年日本投降后，华北基督教会及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均由中国牧师和长老管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滕县“五北”作为教会附属财产被人民政府接收。教会保留了北关和南关两处房产，继续开展宗教活动。
二、由新民学校到华北弘道院
新民学校创办于1914年，英文校名为“鲁南圣经班和师范学校”，它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为纪念自己的兄长，美国北长老会山东教区的开拓者狄考文而兴建的。建筑校舍的费用出自狄考文遗款，约合美金1万元，所以该校也被称为“考文学校”。学校坐落在滕县北关外，起初占地80余亩。学校建有礼拜楼、钟楼、藏书楼、课室、女神学院、备课楼、男女学员宿舍和作为教职员住宅的6座西式楼房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共有房舍20多栋，约300余间。其规模在当时的滕县颇为壮观。
“造就信仰纯正之传道士与教员”是新民学校的办学目标，学生多来自“基督家庭”，不交学费，在校食宿。主要课程包括国文、英文、圣经、代数、几何、史地（西洋史）等，设有圣经科、师范科、神预科，1926年增设高级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到济南齐鲁大学与北京华北工学院等校深造。校董会由6人组成，中方3人，西方3人。由于当时国内“收回教育主权”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呼声甚髙，为掩人耳目，新民学校聘任基督教中国牧师刘廉卿（思义）担任第一任校长。刘思义是当时英美基督教在华所办学校的第一位中国籍校长，但学校实权仍掌握在美国传教士们手中。刘思义本为登州文会馆毕业，是狄考文的学生，曾任青州神道学堂教习、青岛明德书院院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代表，还做过冯玉祥的随军牧师。因新民学校与华北神学院连在一起，两院教师有的双方兼职，故新民学校学生可去华北神学院听自然科学与文学、哲学课程，华北神学院学生亦可来新民学校补习英文与语文等课程。
1927年,新民学校改名“华北弘道院”，名义上进行神学教育，实际上普通高、初中班并未停止授课。
因校风素朴，华北弘道院广受赞誉，一些外地教会组织甚至专门把学生送到这里教育。1944年出版的《华北神学志》（下）记载了这一情况：“南长老会江北差会，向来均送学生到各都邑读书，但学生回来，多习于奢华，南长老会素知北方崇尚俭朴，及本院开办，乃先遣学生来此试读，藉以考察。至1917年南北两会即实行合组。今则南长老会江北区会之人才，大都倾向本院，其子女亦多愿来此深受造就。院址扼津浦之要冲，仰信握纯粹之中，本院前途，将来不免长足进展也。”虽然华北弘道院是外国侵略势力所建，宗教氛围浓厚，但不能阻止青年学生的爱国进步思想。虽然华北弘道院增设高级科以来就规定高中学生必须受洗人教成为正式基督徒，意图控制高年级学生的思想，但学生们并未因此而消减爱国热忱。一些学生不顾美国牧师的阻挡，千方百计阅读进步书籍，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前，当北方学生南下请愿路过滕县时，他们冲出校门到火车站表示声援。每当国内掀起反日高潮时，美国牧师不让出门，他们就在校内游行。1938年春，日军攻打滕县时，弘道院爱国师生掩护川军伤兵多人，并配合共产党人炸毁北河大铁桥，介绍地下人员到滕西“开银楼”工作，又把川军丢掉的十几支枪转交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1938-1945年日军侵占滕县时期，华北弘道院虽然坚持开办，但屡遭破坏，只能惨淡经营。
1947年，华北弘道院改称“私立弘道中学”。1948年5月，滕县解放前夕，私立弘道中学南迁徐州、南京等地，受尽颠沛流离之苦。1糾8年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把鲁南一带私立中学编为“岱南中学”，迁往常州，华北弘道院遂被并人其中。饱经沧桑的新民学校，中间经历华北弘道院、私立弘道中学两个阶段，终于走完了它35年的曲折历程。
三、华北神学院的建立与迁出华北神学院创办于1919年9月，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赫士。赫士是齐鲁大学教授，曾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因神学观点不同，他率十几名学生另立门户，到潍县创立此校。1922年，华北神学院迁至滕县。
南迁滕县后，得天时地利，华北神学院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所办神学院中最大的一所，为美国教会组织培养了大批中国布道员，对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北神学院以培养中、高级神职人员为目标，教学分为正副两科。正科招收大学或神预科毕业生，修业3年。高中毕业生若在传教中成绩突出，得特别推荐者也可报考，但修业为4年。文化程度达不到高中毕业水平但有志于神职工作的也招收，列人副科。两科学生同堂上课。学生除学习宗教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地质、文学、哲学、希伯来文等课程。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由“各省差会保送，每年招收20~25人”。学生免缴学费,生活费亦由各差会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学生自己在校内做杂工获得。
1934年，华北神学院达到鼎盛，声誉日隆。学生达到149人（男126人，女23人），来自全国16个省区，隶属22个差会。南至海南岛，北至哈尔滨，西至陕西，都有学生慕名前来，甚至还有4位学员来自朝鲜。当时，华北神学院甚至被称为著名的美国普林斯敦神学院的姊妹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神学院遭受沉重打击，处于半停顿状态，英、美籍教师被押往潍县关押，院长改由中国牧师担任。1946年初，华北神学院迁至徐州。1948年，移至无锡。1952年,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华北神学院并人其中。
华北神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与创办人赫士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是分不开的。1882年，他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华，在山东传教。1901年，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赫士前往济南，担任山东高等学堂总教习。他还曾协助袁世凯创办了山东邮政，并上书清廷仿照世界惯例实行星期日休假制度，被清廷采纳。此外，赫士还创办了山东第一家报纸《时报》。他所编写的《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体要》等教材为中国各地新式学堂争相采用，对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年迈的赫士夫妇被日军拘押于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并且放弃国际红十字会主持下的美日两国交换俘虏的机会。1944年，赫士病逝于集中营内，享年87岁。
四、女传教士道德贞与麻风病医院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所创办的各项慈善事业中，医疗卫生事业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美籍女传教士道德贞又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她对民国初年枣庄地区现代医疗技术的引进起了重要作用。
1913年，美国北长老会进人滕县不久，就建立起福音医院，因道德贞来华之前就是护士，该院就由她全面掌理。1929年，该院改称“华北医院”，并聘请齐鲁医学院医学博士于道荣担任院长。华北医院是滕县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时美国传教士在山东所建的有代表性的医院。初始设病床10张，1931年，教会又投资新建门诊楼10余间，设置内科、外科、妇产科、X光室、手术室、化验室、西药房、制剂室等，病床增至20张，有医疗人员18人，能做截肢、阑尾炎、肠梗阻、剖腹产、白内障、眼球摘除等手术，并设暗室验光配眼镜。1935年，因病人增多，病床不够用，又募资进行了扩建，在建筑面积、医疗仪器、病床设备上大加改进。来院就诊病人大增，除滕县外，周边邹县、费县、峄县等地病人也来看病，“就诊者络绎不绝，为基督教华北医院的昌盛时期”不过，最让道德贞倾心的还是她一手创办的滕县麻风病医院。
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麻风病人往往被家庭抛弃而自生自灭，社会上对麻风病人普遍存在广泛的歧视与偏见。
20世纪初，在当时的滕县及周边地区，还有不少麻风病人。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完全被社会驱逐，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了解除这些人的痛苦和绝望，1918年春，在当地乡绅赞助下，道德贞在滕县创办了麻风病医院。医院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有病床110张，办院经费由英国伦敦万国麻风救济会和加拿大麻风救济会定期供给。
这是山东第一所麻风病医院，也是山东最早的专科医院。
在鲁南、苏北一带，道德贞一边传教布道，一边把流落荒野被人遗弃的麻风病人接回自己创办的医院。虽然人员匮乏，只有3名外籍医务人员，但该院收治的麻风病人竟多达百人。麻风病传染性强，含有麻风杆菌的皮肤或黏膜损害后与有破损的健康人皮肤或黏膜接触即可致病，接触传染患者用过的衣物、被褥、手巾、食具等也可传染，但道德贞视病人如兄弟姐妹，不怕传染，常常亲自给麻风病人擦拭溃烂的伤口，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很久以后，一些在该院治愈麻风病的老者提起道德贞来，仍然对她的仁慈与热忱“赞不绝口。
道德贞的麻风病院，从1918年至1%1年，共收容病人1400多人。在道德贞的示范下，济南、青州、兖州、潍县等地的传教士纷纷建起麻风病医院，收治了大量麻风病人。正是在道德贞等教会人士的推动下，麻风病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关注。
日本侵占中国后，1940年，道德贞受日本人威胁,被迫离开中国。回国前，她将从教会筹到的美元换成中国银元，转交给当地的几位士绅，嘱托他们用这笔钱照顾好医院的病人。
一篇文章描述了道德贞离开滕县时的情景：“麻风病人知道道德贞要走了，在她即将离开的那天，在大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她合影时，给她穿上了一件大伙忙活了一夜为她赶制出来的衣服。那件衣服是用很多布条缝制的，每一片布条上，都写着一位麻风病人的名字。”道德贞就是穿着这件“百衲衣”，永远离开了中国。
现今,道德贞建立的麻风病院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残垣断壁之中，仍立有一方石碑，这就是1935年住在医院中的140多名病人集资所立的“纪德碑”。
上面镌刻着这样一段碑文：天下若人，吾等为最贫矣而病病也，而麻风形既可丑，气难触人，人纵怜吾，而吾已拒人于千里之外，夫何望哉！美国道德贞女士哀吾之贫而病也，饮食之，衣服之，医药之；吾之易于传染也，宏其宇，净其地，洁新其床被，使吾聚于一处而不复与人接近；哀吾之无依，举安邱张瑞春长老为院长，经纪之，训海之，而张长老风雨寒暑，昼夜无稍闲，数十年如一日；哀吾之体有养而灵无以培也，举美国道雅伯牧师祈祷研经，而道牧师口讲指画，务为道吾于重生称义成圣之地。是吾不幸于前，今由不幸而得此大幸，岂非上帝之特恩哉！虽然道女士、张长老、道牧师之尽心尽力尽意尽志，而吾等不能生死忘也，爰立碑以纪之。
第三节近代枣庄文化品格的形成
外来文化的冲击给枣庄文化带来了压力，更提供了一种新陈代谢的契机。随着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枣庄文化也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逐渐锻造出新的精神品格。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枣庄人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而是从会通的角度倡导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渗透、重组和再造，对西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走文化整合创新之路。这种方式，不囿于洋，不困于中，避免了单纯从表层来进行中西文化对接，反映了枣庄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袭扰时的智慧。强化趋新与谋求变革的近代意识、主动接受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仿造和创新洋事物、大胆革除陋俗并创造新生活成了近代枣庄文化品格的鲜明特征。
一、近代文明对赛庄城市文化的催生与建构
城市文化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登陆，行进在近代化旅程中的枣庄，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精神和高度的自信接纳了来自异域的文化，并通过融合与对话不断实现自我革新，逐渐脱离了单纯的农耕文明，在丰腴的母体文化中建构起生气勃勃、气象万千的城市文化品格，实现了精神世界的一次彻底蜕变。
大略说来，近代枣庄城市文化的建构主要涵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兼容并包，多元并存。随着1912年津浦线全线通车，再加上原有的运河航运，偏居一隅的枣庄占据了两条贯通南北的水陆交通大动脉，成为华东地区交通最为便利的地区之一。交通能力的腾跃，使枣庄能够更深地参与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中，甚至能够做到与东部最为发达的京津沪等大商埠同步发展。无论是北京、天津的新思想、新观念，还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新风尚，均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枣庄的大街小巷。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中兴公司为代表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后，海内外大批官宦、工商业者、士绅、知识分子及工农大众来到枣庄，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使得枣庄在文化上南北交融、东西杂聚，成为多种地域文化的交流荟萃之所。可以说，复合性、开放性成为近代枣庄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
二是竞争进取，不甘人后。鸦片战争的屈辱，甲午战争的伤痛，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在救国图强的思潮中，面对严酷的生存危机，枣庄人也一改“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价值观，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引人西方的竞争进取思想，用“竞争生存”的理念来取代不思进取的中庸之道，西方进化论思想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从此，崇尚竞争、重“力”轻“命”、勇于冒险和标新立异成为枣庄文化的主基调。
三是摆脱“重农抑商”的精神桎梏，大力弘扬工商文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枣庄的落地生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受到挑战。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等陈腐观念逐渐被枣庄人所抛弃, 求利、重商、富国之风逐渐深人人心。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成为枣庄人的共同追求。187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诞生在枣庄绝不是偶然，它是枣庄人解放思想、奋发图强、救亡兴国精神的最好写照。以中兴公司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在枣庄地区的崛起，奏响了中国近代化交响乐章的最强音。
二、枣庄地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吸纳与融合西方近代文明对枣庄地方文化的渗透是全方位的。随着报刊的传播、学堂的设立以及人员的交流，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社会风尚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文明因素揉合进枣庄地方文化当中，促使枣庄地区的饮食、衣着、装饰、建筑等市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变迁。
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兴公司“飞机楼”的建造了。
所谓“飞机楼”，其实是中兴公司的办公楼，因其外形酷似飞机，故得此名。这座楼不仅是中兴公司胼手砥足、沐风栉雨发展民族工业的见证，也是中西文化交融汇合一个杰出代表。
“飞机楼”始建于1923年，由德国设计师设计，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东西走向的两层建筑。大楼层高4米，总建筑面积2813平方米，共投资144万元。大楼东部有地下室，高3米，通地下室有3处出人口。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两根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楼内中间门厅由4根花岗岩圆柱拱托，两端与楼梯间相连，长12米，宽11米。门厅北单体建筑为会议室，门厅两侧有东西走廊，宽2.2米。走廊两侧为办公室，宽敞明亮。水刷石外墙，混凝土沿口，大坡度起脊红瓦屋面，衬托着突出房顶的塔楼。正楼中央全高15.6米。整座建筑物层次错落有致，格外雄伟壮观。“飞机楼”的东西两侧50米外各建有配楼1座，红砖墙身，大红瓦屋面，均为两层砖木结构，东楼面积1734平方米，西楼面积1176平方米，与主楼整体呈象征胜利的英文字母“V”形。大楼被设计成飞机形状，寓意着中兴公司事业的腾飞。
单看外表，这座建筑没有任何中国文化的影子，但实际上，大楼的设计却是中欧文化结合的产物。整个大楼主体坐北朝南，但偏西5度。之所以采取这种设计，恰恰是对枣庄传统习俗的尊重。“飞机楼”南边，有条正南正北的中新街(今中心街），而枣庄当地建房有个规矩，即房门不能正对着路，否则不吉不利。为了不让房门正对着马路，所以才出现了偏西的这一设计。“飞机楼”的设计还加人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仪观念。因为当时中兴公司的两位董事会长徐世昌和黎元洪都是国家总统，应享“九五至尊”，所以正门台阶被设计为9级。据说，当年中兴公司大股东张学良到中兴公司视察时，坚决不中兴公司老办公大楼“飞机楼”从正门人，而是从侧面楼梯走进大楼，体现了张学良虚怀若谷的精神。®时至今日，虽历经战乱，“飞机楼”仍然屹立在中兴公司原址上，被誉为“鲁南煤城第一楼”。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该楼成为枣庄煤矿的办公大楼。大楼正面上方“枣庄煤矿”4个大字，是由著名学者郭沫若题写的。
正是因为“飞机楼”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该楼已被山东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枣庄市人民政府即将在此大楼内部建立中国煤炭历史博物馆，向世人讲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风雨历程。
三、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新风经济的兴盛必定带来文化的繁荣。工业文明的发展给枣庄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诸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尤其是维新思潮的传播更加深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大大促进了枣庄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近代化历程。古老的枣庄文化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新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提倡和引进近代科技，二是积极发展新式教育。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兴公司都可以算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代表。早在1906年，为了修建台枣铁路，中兴公司远赴德国采购了全套机器设备，包括火车头3辆，载重50吨的煤斗车50辆，以及钢轨、钢枕、起重车、平板车、客车等设备。在煤矿建设方面，中兴公司也瞄准世界最先进技术，所用设备如锅炉、大绞车、井架、煤楼、煤筛、煤斗、电动提升机、排水机等也全由德国西门子等公司进口。舍得在技术装备上花大价钱，使得中兴公司成为全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煤矿之一，在规模上仅次于抚顺（中日合资）、开滦（中英合办）两大煤矿，成为全国第三大煤矿。
除此之外，中兴公司还积极引进国外人力资源。开办伊始，中兴公司就延聘外国专家担任总矿师，负责全矿的技术保障。1929年初，中兴公司敦聘德国人克礼柯为总矿师。克礼柯履任后，大张旗鼓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举措之一就是在主要石门安装无极绳运输，彻底改变了井下用骡马和人力运输的落后局面。这“在当时的中国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克礼柯还主持了作业方式的改进，由殊柱式采煤改为长壁式采煤。1930年和1931年，中兴公司从德国先后购进2台当时世畀上最先进的簸煤机（运煤机）、2台刈煤机和爬煤机，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从1931年起，中兴公司的煤炭产量平均以每年18万多吨的速度上升，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大型工业企业。科学技术是近代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它不仅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产工具，用新知识、新技能武装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推动社会观念的更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守成、轻改革的倾向，科学技术常常被作为“奇技淫巧”来加以否定。因此，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低下的地位。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枣庄民族工业中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对枣庄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强大冲击，中兴公司等民族工业的崛起使枣庄人认识到，要想自强求富，就必须掌握科学技术，崇尚科学、追求技术遂成为枣庄文化新风。近代科技的威力在中兴公司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引进，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掌握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于是，兴办新式学校在枣庄一时蔚然成风。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科学知识的熏陶和启发下，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经过近代科学知识的洗礼，他们不再相信星命风水、巫觋谶纬，而是相信科学、信赖科学，旧的迷信思想受到强有力冲击。而且，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科技应用于日常生活，使生活设施变得更加舒适与便捷，让原来较为单调的生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科技的帮助下，新生活方式表现出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剪辫、易服、洋楼、电灯、火车、轮船、自行车、照相机等新事物的出现，改变了枣庄人在衣食住行方面传统的生活习惯，促使人们有意识地追求科学、卫生、有品位的生活。戒除鸦片、废除缠足、改良婚丧祭葬成为风俗革新的主要内容。
作为民族工业的领跑者，中兴公司也通过大力兴办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工人补习学校为文化新风尚推波助澜。1923年3月，中兴公司创办中兴小学，到1936年，发展到18个班，在校学生912人，成为当时鲁南规模最大的小学。该校开设训练、国语、自然、算术、美术、体育等课程，师资优良，所聘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及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教学质量冠盖苏北、鲁南。中兴小学以“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为办学宗旨，既注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又强化对他们强学力行素质的培养，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亲善精诚、奉公守法、爱国爱民的大批毕业生。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就曾在中兴小学台儿庄分校就读。
1930年，中兴公司又兴建了中兴学校职业部。学校坚持训育与教学合一，学生思想进步,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枣庄教育界成立了中共第一个党支部。大批学生加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战地服务团”，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大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年，中兴公司还斥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以“启发工人觉悟，提高工人技艺,增进工作效率，完成国民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