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为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近代工业文明，潜移默化着当地乡绅的精神境界和生活习惯。那些受到影响的豪绅，又影响了普通民众，冲击着封闭、保守、狭隘、冷漠、自私的陈旧观念。同时，传统文化赋予枣庄人的豁达、勤劳、简朴、忍让、中庸，也给了立志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的公司领导者以有益的反馈。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由对垒到融合，开放的矿山文化与封闭的农业文化由碰撞到合流，使枣庄的文化形态得以丰富，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枣庄绅商生活方式与心态的转变
  16世纪中叶，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枣庄一带的乡绅发现煤炭行业有利可图，便开矿采煤。到清朝乾嘉年间，枣庄的煤炭外销已成规模，一口中型煤井所获的利润，相当于上千亩土地的收人。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往日斯文谦让的士绅们，为了争夺矿权，经常撕掉面纱，对簿公堂。“峄县八大家”中的崔、王两家，因争夺窑井，经常打斗。山西商人智太祥和程有仁，在清朝嘉庆和光绪年间先后来到枣庄，与当地富户合伙开窑，大获成功。他们在枣庄南头兴建了山西会馆，并塑有刘、关、张金像，招待晋商时提醒同乡要同心抱团发展。道光年间，金家由济南迁至枣庄，与人合伙开设窑井，几年后成为拥有煤窑8座、商业作坊I3家、土地超过千亩的枣庄著名豪绅。到19世纪初，枣庄已有采煤工人数千人，煤炭通过运河船只畅销南北各地。窑主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家财万贯，但生活方式单一，基本上还是土财主做派。中兴公司到枣庄开矿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化采煤设备的引进，不仅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市场竞争力，而且提高了安全系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管理人员工资高，待遇优厚，住小洋楼，有电灯电话，矿里大院一年四季有绿草红花。他们下班之后，坐洋车，进舞场，高质量的生活令人羡慕。即便是下井工人,精神状态也明显超过小煤窑的工人。绅商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一是坚决抵制。有的士绅，在地方上既有影响力也有话语权，用传统的是非标准衡量，属于德高望重之人。但是，这些人对某些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顽固而盲从,甚至誓死桿卫。他们认为中兴公司来枣庄开矿是破了老祖宗坟地的风水，带领百姓抵制。崔姓地主不仅反对在峄县境内开矿，而且抵制修筑台枣铁路，使筑路工程一度停工。因为开办煤矿是发展民族现代工业的历史趋势，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军政势力支持，抵制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是东施效颦。有些富绅，看到别人高品质的生活，萌动了效法的欲望，于是涉足于茶楼、戏院、酒馆，甚至穿上不合体的西装革履，招摇过市。大地主张子贤，卖掉千亩良田，建起了枣庄第一高楼“中原烟厂”，显示自己拥有“实力”。终因缺乏涉足商场的底气，失去土地依托之后，无所适从，投靠了日本人。
  三是与时俱进。那些文化底蕴丰厚的绅商，发现传统的采煤方式无法与中兴公司竞争，自己又没有购买洋设备、雇请洋专家的实力，于是放弃经营不善的小矿井，人股中兴公司，成为股东。有的与中兴公司合作，开办面向矿工的服务业。李松亭开建的面粉厂、龙育道开设的隆丰杂货店、马氏家族开设的万福楼饭店等，效益可观。
  二、现代商业文明的引进与传播
  自泇运河开通，枣庄就借运河之利销售煤炭，销售促进生产，提高了矿工、工头、煤贩、窑主的收人，拉动了消费，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小规模的煤场商号几十家。光绪元年（1875),出现了拥有“隆基”、“万和”、“恒大”、“永顺”等商号的煤贩，所获利润几乎接近窑主。但是，在中兴公司成立之前，无论是煤炭开采还是贩运，业主实行的都是家长式管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占支配地位。业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在履行中带有随意性，基本上是强者主宰弱者的“霸王条款”。
  传统社会，生活在农耕文明中的老百姓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粮食自产自吃，衣服用自家纺织的土布缝制，住宅也是自备建材请邻居帮助建造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消费”的念头和条件。
  煤炭经济刺激了枣庄的消费，家在外地的单身矿工们，下班之后除了吃饭喝酒，也偶尔出人娱乐场合。逢年过节回家，会给家人买回衣物和其他消费品。这样，为矿工服务的商店应运而生。当时的商店统称“店铺”，有门市房和后院。门房为营业区，柜台冲着大门，后面是货架，所售商品，没有类别限制，按照需求供应。被称为“伙计”的售货员负责站台，“账房先生”在一侧“坐账”，老板时常出人于店铺，迎送有身份的顾客。熟悉的顾客可以赊账，甚至不留字据。
  1920年之后，中兴公司投资兴建了拥有320间配套齐全的商业用房，建成了号称为“洋街”的商业街，供客商租用。济南、济宁、章丘、部县、滕县以及江苏、安徽、山西、河北等省外的客商，来此租赁经营。20世纪30年代，“洋街”上的商号店铺发展到50多家。较大规模的有“晋泰桟”杂货店、“增隆昌”布店、“华兴义”百货店、“庆裕”中药店。还有银行、银楼、酒店、酱园店、绸缎庄、照相馆、成衣店等。在这里经营的商户，因为多是外地客商，既要笼络顾客，又要“六亲不认”，遵循现代商业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经营理念逐步为当地顾客认可，本土的商家也纷纷效法，使现代商业文明得以传播。
  三、市民社会的形成对帮会组织的改造
  枣庄的帮会组织由来已久，明初的大移民为帮会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地人，为了相互照应，结拜为仁义兄弟，一家有难，多家支援。伽运河开通之后，从事漕粮运输的船家结成一个个漕帮。这些漕帮，既在运粮途中抱团，也到沿途城镇发展势力，甚至吸收闸官、商贩、纤夫人伙。清朝中叶，枣庄的窑主和煤贩就与漕帮建立了关系。在运河边谋生的商人和艺人，以及船只修补工人、渔民，都要认师傅，加人某个帮会组织。否则，就是“白脖”，受到欺负无处说理。这种风气传到采煤工人之中，得到响应和蔓延。中兴公司之前的煤窑，设施简陋，井下没有坑木支护，事故频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来的矿工通过拜师父或拜师哥学习自保知识。井下作业，若遇到情况，“师父”会及时给“徒儿”提醒，以躲避危险。平时有人“架势”（意思相当于现在的“给力”），受到欺负有人“瞠眼”（瞪眼制止挑衅者）。据统计,95%以上的工人有师父和仁兄把弟，有的不止一伙。这些帮伙已经具有帮会性质。
  随着煤业的兴盛，枣庄的娱乐场所如戏院、赌场、妓院应运而生，为了安全起见，业主或者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帮会，或者寻求其他有实力的帮会保护。在利益驱动下，各种帮会组织由自卫发展为出击，由自发组合到有组织地联合。1900年前后，枣庄有名的帮会组织有“三合会”、“哥老会”等30多家。这些帮会组织，尽管不能左右中兴公司的生产经营，但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那时候,尽管枣庄的矿工已有几千人，但是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他们身在煤窑，心系家乡的土地，其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还保持着封建社会的状态。各帮会头目有着保持家长式权威的精神土壤，产业工人只有加入了帮会或准帮会组织，才有立足之地。
  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不仅吸纳了准备以煤矿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劳工，而且吸引了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商家。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言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底层工人。中兴小学的开办，传播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受家长支配、靠劳动谋生、讲究公平交易的市民社会，在日军占领枣庄之前，就基本形成。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帮会组织的精神基础发生了动摇，活动形式有了改变。
  到20世纪30年代，枣庄最大的帮会头目李学诗已经成为中兴公司的股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帮会组织也顺势成为中兴公司的盟友。日军占领枣庄之后，有些帮会组建武装，成为抗日队伍。许多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和部分领导人，在参加这一抗日游击队之前，就是帮会组织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四、现代交通设施的建设
  早在中兴公司筹建之初，张莲芬就奏请朝廷批准修筑台枣运煤铁路。因为当时产量不多,暂时没把铁路建设列入议程。随着煤炭产量的逐年提高，加强外运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当时，从率庄把煤炭运到台儿庄运河码头，用的是人力车或牛车，成本高，速度慢，影响市场竞争力。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中兴公司多方筹集资金，向德国瑞记洋行商购筑路和行车器材，聘请张炳庚为工程师，对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选线进行勘测。1908年9月动工，1912年1月竣工通车。线路全长50多公里，有机车17辆、运煤车皮123节、头等和普通客车各1辆、守车5辆。这一工程使枣庄成为中国最早拥有铁路的城市之一。1914年，津浦铁路支线临枣铁路建成，与台枣铁路接轨。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活跃在这条铁路线上。1935年，连通陇海铁路干线的台儿庄至赵墩的台赵支线筑成，与台枣铁路贯通。至此，中兴公司构建了东接陇海、西连津浦、水陆贯通的交通运输体系，所产煤炭能够畅通无阻地运往中国和世界各地。
  台枣铁路在外运煤炭的同时，还有客运服务。头等客车内部设施在当时为世界一流，普通客车的设施与今天的普通客车相当。客车在枣庄、十里泉、峄县、乱沟、泥沟、北洛、台儿庄等地设有车站，大大方便了沿途居民的出行。位于台儿庄西郊的火车站，由德国人设计，是台儿庄古城最早出现的欧式建筑。
  军阀混战期间，铁路商运经常受阻，为了保证煤炭的全天候外运，中兴公司先后在台儿庄、连云港、浦口、上海等地兴建了10多处码头，购置先进的港口装卸设备和轮船，组建内河船队和远洋船队，发展水上运输。在1936年1月至1938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建成了完善的内河航运和外海航运体系。
  在清王朝国力衰退，外国列强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百般钳制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排除各种干扰，在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使中兴公司成为中国最早利用机械化采煤的企业、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发行了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大民族资本企业。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煤矿史》一书，对中兴公司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纯由民族资本投资开办的煤矿，在外资人侵、外煤倾销的情况下，未被挤倒，反而逐渐扩大，实有可称道的地方。中兴公司的足迹固然不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道路，最终逃不脱帝国主义的摧残、吞占。但是，中兴公司在1937年以前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发展矿业的措施，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某些做法对后人办企业有借鉴作用。这一评价是客观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中兴公司开采的是煤炭，为民族工业提供能源，体现的是实业救国精神，是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是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对“中体西用”的超越。在这一艰难而悲壮的探索中，立足民族利益，以自信的姿态敞开胸怀，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引入煤炭开采和营销过程，为创造中国现代工业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